山东省图书馆

我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由长清县三区皇姑井情报站站长奉命调二区武委会任副主任。其成员是：武委会主任董予健、区抗联主任王雨村、区委书记张振峰、干事魏建国、刘瑞华、唐俊亭、区长李文东、副区长李振太、董新亭、财政助理员李德恒、区政委李刚。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随后，日本侵略者则把政权交给国民党来统治。因此，这些地方始终未得到解放，伪军变成国民党的部队。作为长清县全境来说，原长清的一、四、五区及三区六区的铁路沿线的一部份，可以说始终被敌人占领着。长清城内的敌人，经常到二区沙河以南地区进行骚扰，敌人虽不在此驻防，他们却经常到那里抢劫财物。日本投降后，县委指示：在二区沙河以南进行反奸诉苦斗争。一九四六年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即土改政策，曾有一段时间，反奸诉苦，并在一起进行。区委书记张振峰同志主持开会并决定二区分西北（国庄）、东北（万庄）、西南、东南（翟庄）、中心（归德）五个小区进行土改。由李刚带领区武工队封锁十里铺以北地带，他们日夜活动在城南，监视与打击并扰乱敌人。区长李文东在大觉寺蹲点。区委决定叫我到路家庄、房家庄发动群众。我到该村后，就发现这两个村的特点是：路家庄全村200余户，房家庄150余户，路家庄全村姓路，房家庄全村姓房，基本上没有其它别姓。由于家族观念，族长的统治，再加上敌人经常骚扰，造谣惑众，群众情绪时好时坏，群众和积极分子思想顾虑重重。经过一个多月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了，由群众大会决定路家庄斗争恶霸地主路玉晋。斗争开始，群众气愤极了，在斗争会上一个接一个地控诉恶霸地主路玉晋强奸妇女、霸占民财、打伤群众致死的条条罪状，群众在控诉中，回想过去几十年的悲惨伤心事，越诉越有气，越哭越急，在这种气愤之中，群众当场就把地主路玉晋打死在斗争会上。这时，我一面向区委报告恶霸地主路玉晋被群众打死，另一方面我又教育说服群众，路玉晋的死是罪有应得的。虽然做了工作，但群众仍有顾虑，议论很多，如“路玉晋有两个儿子，他们会报复”，“敌人来了会找积极分子算帐”，骨干分子和群众担心政府不能给自己撑腰等等。第二天区委书记张振峰同志，抗联主任王雨村同志、区长李文东、区政委李刚同志都来到路家庄，并召开群众大会，由区委书记张振峰同志和区长李文东同志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县委指示：“恶霸地主路玉晋的死，是死有余辜……”群众听后由低潮转为高潮，情绪振奋。路家庄和房家庄的群众一致要求建立党支部，建立农会，建立村政权，组织民兵联防，群众组织都先后建立起来，归德镇这个小区的群众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天天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庆祝农民当家作主。当时的土改工作，记得长清县二区只沙河以南开始进行，沙河以北因驻有敌人，形势动荡而未进行。
  一九四七年元月，当时国民党新五军北上，长清敌人也活跃起来，为了应付敌人大举进攻的形势，地委决定组织基层干部、民兵、积极分子大转移到河西去。一面组织转移，一面到处开大会宣布“坚持阵地，区不离区，县不离县”。随着形势逐渐恶化，敌人力量继续增加，据点越增越多，我们无法坚持了。旧历九月初五日，我们一团驻军在七区尹庄，县大队驻傅家庄，天未亮数倍的敌人向我们合围，敌人企图围歼我们。我们被迫突围，部队在二区沙河滩遭受了几十人伤亡的损失。我们随县大队突围，经过三区池子、崮山，冲过铁路。我随军在铁路以东驻两天后，县委书记高逢五同志动员各区武工队返回各区坚持斗争，我仍回二区坚持对敌斗争，环境恶化时，经区委决定：“我仍任区武委会副主任兼任二区情报站长”。我因有特殊任务搞敌情活动，我和二区的同志时分时合。当时，白天敌人扫荡，地主恶霸还乡团进行坐剿和搜捕我军政人员，特务白天任意活动，气势非常猖狂。我们白天确实无法活动，我们就躺在群众挖的密洞中或者藏在山洞内，晚上坚持对敌斗争。这时，我们区区委书记孙枫林同志，一区区委书记孙仲三，三区区委书记张振华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三区五峰山战斗中因子弹打光而跳崖壮烈牺牲。
  旧历十二月四日，我和通讯员曹世贵同志住在七区北坦山村，夜间一点钟左右，二区王雨村同志，翟家庄镇长赵友顺同志，副区长董新亭同志从二区来到七区北坦山后，他们三位同志把我房东×××的秘密洞口拉开，从洞内把我叫出来，王雨村同志对我说：“你给我们找点饭来吃”。我叫开房东的门，给了我几斤煎饼，他们三人吃过饭后，王雨村同志对我说：“你和通信员还有董新亭同志另外找个秘密洞去住，我和赵友顺同志住这个洞。”我和副区长董新亭同志还有通信员曹世贵同志就到北坦山东头房东×××家去隐蔽。我们叫开房东的大门，说明来意后，房东就把我们三个同志送进秘密洞内。第二天天亮时，就听到枪响，到中午时刻，房东装做到厕所解手，便对我说：“你们在洞内别闹出响声，敌人还在大搜查呢，你们二区王老头（王雨村）、赵镇长（赵友顺）死了，他们死得很惨呀！敌人找到两个同志的洞口后，便喊话叫他们两位同志出来，他们坚持不出洞。敌人就向洞内开枪，而后再向洞内灌水，两位同志还是执意不出来，最后敌人向洞内放火，就这样活活地把王雨村、赵友顺烧死，两位同志壮烈牺牲了。”这天敌人在北坦山村坐剿时，就杀死我革命同志三十余人，其中有我们二区的同志，还有七区和县人民政府的同志。我认为这次事件应该为坦山村惨案。到晚上八点左右，房东给我们几斤煎饼，告诉我们三人：“你们快走，怕敌人再回来”。这时，我告诉房东派人到二区告诉王雨村和赵友顺同志的家属，请他们的家属把尸体拉回去安葬。王雨村同志抗战开始就任抗联主任，他对同志态度和蔼，平等待人，我永远怀念王雨村和赵友顺两位同志。
  我们三人离开坦山村快到牛角沟村时，通信员曹世贵同志突然提出请假回家探亲，我答应了。我去了姑母家，姑母告诉我说：“你父亲被还乡团杀害了”。我当即告别姑母到高家崖去了，我找到李志仁，他对我说：“还乡团每天都来坐剿，并诱骗共产党员向敌人自首，乡村干部都要向敌人保证永远不干共产党。三区区干部李延昌、徐化明同志被人密告，让还乡团扔到房内的手榴弹炸死啦！高家崖村农会主席周文玉同志被马东还乡团用铡刀铡去一条胳膊致死。”还告诉我：父亲李志彬早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入党，曾任二乡乡长，领导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如雇工增资，减租，土地改革、斗争恶霸地主，为此，国民党还乡团对他怀恨在心。地方顽军、地主还乡团搞反革命活动很猖狂，乡村党的组织被破坏，乡村干部被杀，家属被摧残的很历害，为了保存干部，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把三区二乡一带的乡村干部，组织起来，由当时的县委敌工部的高国璋同志（现在浙江温州市经委工作），武装护送到泰山后（历城山区），到同年腊月，上级指示：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坚持本地工作，父亲同本村李惠东、李恒春、李老法、李志菊、李庆文于一九四七年腊月二十六日返回本地，因父亲时年六十岁，在返回途中，至南张家庄（原先太平）不幸被国民党长清县大队抓住，当场被敌人毒打，用刺刀刺伤全身，裤里装满雪，抬到高家崖村交给还乡团联保主任高庆生，还乡团还把同时逮捕住高家崖村的积极分子李庆连，一同绑到黑峪村南沙河枪杀，父亲没有向敌人屈服，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我听李志仁叔讲了我父亲壮烈牺牲的经过后，我是万分悲痛和仇恨国民党，这使我更加敬佩和永远怀念父亲，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我的家乡三区确实环境恶化了，敌人坐剿到了冬天，我还没有穿上棉衣，我们过着“天当被、地当床”，整天吃住在山头和山洞内的生活。七区也是如此，敌人还乡团在马东、马西、崮头、小邹庄、尹庄等数处都建了据点，我就直插敌人心脏，回到二区路家庄黄河沿岸一带。我听到群众对我说：“房家庄农会主席房世喜和路家庄的农会主席路××被还乡团惨杀，另一方面确实想念我们，非常热情，问长问短，给我们找秘密洞藏起来，给我们送情报、送饭吃，他们见到我们谈当时敌情，忆过去之事，敌我界线非常清楚。晚上我们到村里与党员群众见面，党组织始终与人民在一起坚持对敌斗争，这一点也是当地人民群众所共知而深有体会的，形势再严重也没有跑掉。当时，我们那种不怕牺牲，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指示精神是值得赞颂的。可以这样说：人民群众是好的，革命干部是有骨气的，干部没有离开人民，人民始终保护干部。
  一九四八年元月二十九日，国民党七十三军15旅突然袭击我七区根据地后，在马东、段家店、东西坦、小邹庄一带坐剿，敌人坐剿四十五天中，我们没见过太阳，其间，敌人大肆破坏我地方政权和基层组织，还乡团还疯狂地抢粮，惨杀我革命干部、民兵、积积分子，据不完全统计，敌人坐剿的四十五天中，我县被杀死的革命同志的数量相当于八年抗战的总和。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我一分区十五团、七团、二团夜袭段家店，小邹庄一带坐剿之敌。因情况突变，此次战斗，我虽未获胜，但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给人民很大的鼓舞。时隔不久，我县大队都可以在长清七、八、三区分开活动，形势逐渐好转。我在路家庄和黄河沿岸一带，就听说区委让我到党校学习，我就摸清楚黄河沿岸的敌情，除黄河几个渡口外，其他村庄都没有驻敌军，我通过党员和基本群众护送，渡过黄河。参加聊城区党委整党后，就把我分配到一分区支前司令部。济南战役时，我任材料站总站长。淮海战役时，我任担架团政委。淮海战役后，地委决定调我参加西南服务团，南下到云南至今。
  作者：李岱东，男，长清五峰山乡高家崖村人，离休前任云南省水利厅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