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一九三七年以前原长清县共有十个区，河东为一至七区，河西为八至十区，潘家店是当时十区区公所所在地。抗日胜利后，潘家店为河西县三区区政府所在地。
设立联络点，组织抗日宣传。“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山东，九月底德州失守，十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退出黄河北岸，十二月二十四日济南失守，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鲁西北党的组织帮助范筑先开辟了鲁西北三十多个县和由一个营发展到三十六个支队的抗日武装。就在一九三八年夏天，范筑先部东进抗战，我参加了范部东进的战地服务团，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活。
范筑先部东进失败，潘家店一批知识青年，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不同的职业作掩护，宣传抗战，组织抗战，慰问伤员。如：张干卿、阎慎杰、张成明三同志在潘家店西街设了“三友文具社”，以此联系文教界人士，宣传抗战，发动群众。
李祥同志（家庭是世代中医）在东街开了一个中药铺，并以此为社会职业救护伤员等。范筑先部退下来的伤员开始都在此治疗。
我在北街设了一个杂货铺，作为联系群众，传送情报的联络点，开展革命活动。
一九三九年十月由吴民泉同志在田庄介绍我入党，并决定由我担任潘家店北街的党支部书记。
赶跑李长依。一九三七年阳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兵占领了长清县城。国民党县长李长依跑到潘家店，和地方武装国民党区队长孙曰兰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李长依来潘店当了县长后便委任孙曰兰为县大队长，依靠孙曰兰的武装力量（几十条枪）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孙曰兰不甘心李长依压在头上，两人矛盾逐渐暴露。当时吴新泉、王新民、齐林山、李祥、吴孟观等同志分析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后决定：①李祥直接出面和国民党县长李长依斗，同时做孙曰兰的工作，从实力上孤立李长依。②组织并通过教员联合会（我参加了教员联合会），宣传、公布李长依的罪恶事实，造舆论。③以齐林山，王贵显的“红枪会”为主，积极组织民众力量。
一九三八年秋，那一天是潘店大集，我们带领部分群众和教员联合会、红枪会、学生等都集合到潘家店来了，当场揭露了他们的罪恶事实，群众要求解散国民党县政府，声讨的呼声鼎沸。李长依脸色苍白，不寒而栗，见大势不妙，当天就溜之大吉。这位曾不可一世的“县太爷”、“父母官”，第一次被扛木枪的人民群众打倒了，消息传出，人民欢呼雀跃。
活报剧作用大。那时我们进行宣传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配合抗敌文工团组织演出活报剧，趁赶集日组织讲演等。我记忆中搞的最红火的是潘店街头上演活报剧。那是一九三八年深秋的一天，潘家店赶大集的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就在赶集的人群中，那个“鬼头鬼脑”的人买东西时，掉在地上几张“准备票”。这时，旁边一个人便当场大叫：“哟！鬼子票”、“汉奸”！“快来抓汉奸啊！”。随后来了一批学生、教员、“红枪会”的人员。在集上拉开了一个场子，一群青年拉出丢“准备票”的人来当场批斗，最后有个青年上台讲演，宣传抗战必胜投敌可耻。这种现场活报剧不仅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也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斗争的积极性。
一年来，我们的宣传工作收到良好的效果，在潘家店，讲共产党主张的舆论妇孺皆是。甚至连过去在国民党里混事的旧军人，也背地里向我讲些“打土豪，分田地”的见闻。当过国民党，不愿剿共从江西前方跑回来的木工高连孔，就是其中的一个。
打进伪区政府。一九三九年阴历正月十五日上午，日本兵进驻潘家店。日本人进潘家店后在挖战壕、修“皇军府”的同时，极力组织伪政权，把潘家店南街张家的大烟鬼张秋元拉去当区长。我们为了争夺区政权，让第十高小的教员张汉民同志打入了进去，担任了副区长，后又根据党组织研究的方案选用了教员联合会的张承明、阎承鹤，张益卿等三位同志到区公所工作，担任文书助理员等等。十区伪政权就这样正式成立了。实际上是在我们武装力量不强的形势下的“地下政权”。为了人民的利益，张汉民同志从一九三九年起在虎口中一直斗争到一九四五年胜利的前夕。
大闹红五月。一九四○年三月的一天，十区区委在小村开会，共产党员孙明通知我参加了。会议内容是借红五月安排全区暴动，配合主力部队攻取潘家店。我的任务是：在潘家店组织内应，散发传单，放火，在围子外张贴标语，时间是一九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晚上。联络的方式是左臂缠红布，规定了口令和行动暗语。选定在主力部队攻围子突破口处，内应人员用红布将手电筒蒙住照亮作信号；同时又做了退一步的打算，即便打不下潘家店也要造成声势，把大闹红五月的活动搞的热火朝天，造成革命的气势，令敌人胆战心惊。
我家住在北门外小村。贴标语、宣传品等是由我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带进“小杂货店”的。当天，我安排高连孔同志负责放火，张某负责北门一带的传单散发，吴丙茂负责东西两街的传单散发，伪军内部的反汉奸同盟会员负责灯的暗号。安排完毕我回到家中，夜里我和吴民泉在小村四周贴标语时，潘家店四周的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围子外群众口号连天，围子内喊声和救火呼叫声不绝，汇同枪声、土炮声、铁桶内的鞭炮声响成一片，其势之汹涌如同排山倒海，鬼子兵紧闭四门，一连几天不敢出门。红五月运动轰轰烈烈，大快人心。
高连孔获释。那次高连孔同志刚点着火，发觉日本鬼子的巡逻队来了，他忙跑回木工房，日本人赶来将火扑灭后顺着掉有刨花的路线找到木工房，将高连孔五花大绑地捆起来，推到镇内西街的耶稣教堂，严刑拷打，追问逼供。而高连孔一字不讲，却和敌人辩理。他说：如果是我放的火，还把刨花撒了一路，这不是自己暴露自己吗？弄的敌人没了法。后来，鬼子只好以“查无实据，取保释放”了之。群众称他是好汉子，硬骨头。
张秋元泄气。一九四一年的深秋，我河西县三区区委决定，“给张秋元一沉重打击”。我当时参与了这一复杂的任务。任务提出后，我们采取“诱虎出洞”的办法，让张秋元到了高连孔同志的伯父的家。这时，我区手枪队（五人）按预定时间赶来，二话没说就抓住了张秋元，拖到石桥边时，他喊着救命抱头逃进寨里。后来，为了教训他，我区政府又让高长友同志转去一信说：“要杀你，信手可杀，希望你今后以人民的苦难为重，收敛你的罪恶活动”。从此张秋元泄了气，再不象以前那样为所欲为了。
（党史办供稿，本会有删改）
设立联络点，组织抗日宣传。“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山东，九月底德州失守，十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退出黄河北岸，十二月二十四日济南失守，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鲁西北党的组织帮助范筑先开辟了鲁西北三十多个县和由一个营发展到三十六个支队的抗日武装。就在一九三八年夏天，范筑先部东进抗战，我参加了范部东进的战地服务团，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活。
范筑先部东进失败，潘家店一批知识青年，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不同的职业作掩护，宣传抗战，组织抗战，慰问伤员。如：张干卿、阎慎杰、张成明三同志在潘家店西街设了“三友文具社”，以此联系文教界人士，宣传抗战，发动群众。
李祥同志（家庭是世代中医）在东街开了一个中药铺，并以此为社会职业救护伤员等。范筑先部退下来的伤员开始都在此治疗。
我在北街设了一个杂货铺，作为联系群众，传送情报的联络点，开展革命活动。
一九三九年十月由吴民泉同志在田庄介绍我入党，并决定由我担任潘家店北街的党支部书记。
赶跑李长依。一九三七年阳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兵占领了长清县城。国民党县长李长依跑到潘家店，和地方武装国民党区队长孙曰兰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李长依来潘店当了县长后便委任孙曰兰为县大队长，依靠孙曰兰的武装力量（几十条枪）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孙曰兰不甘心李长依压在头上，两人矛盾逐渐暴露。当时吴新泉、王新民、齐林山、李祥、吴孟观等同志分析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后决定：①李祥直接出面和国民党县长李长依斗，同时做孙曰兰的工作，从实力上孤立李长依。②组织并通过教员联合会（我参加了教员联合会），宣传、公布李长依的罪恶事实，造舆论。③以齐林山，王贵显的“红枪会”为主，积极组织民众力量。
一九三八年秋，那一天是潘店大集，我们带领部分群众和教员联合会、红枪会、学生等都集合到潘家店来了，当场揭露了他们的罪恶事实，群众要求解散国民党县政府，声讨的呼声鼎沸。李长依脸色苍白，不寒而栗，见大势不妙，当天就溜之大吉。这位曾不可一世的“县太爷”、“父母官”，第一次被扛木枪的人民群众打倒了，消息传出，人民欢呼雀跃。
活报剧作用大。那时我们进行宣传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配合抗敌文工团组织演出活报剧，趁赶集日组织讲演等。我记忆中搞的最红火的是潘店街头上演活报剧。那是一九三八年深秋的一天，潘家店赶大集的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就在赶集的人群中，那个“鬼头鬼脑”的人买东西时，掉在地上几张“准备票”。这时，旁边一个人便当场大叫：“哟！鬼子票”、“汉奸”！“快来抓汉奸啊！”。随后来了一批学生、教员、“红枪会”的人员。在集上拉开了一个场子，一群青年拉出丢“准备票”的人来当场批斗，最后有个青年上台讲演，宣传抗战必胜投敌可耻。这种现场活报剧不仅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也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斗争的积极性。
一年来，我们的宣传工作收到良好的效果，在潘家店，讲共产党主张的舆论妇孺皆是。甚至连过去在国民党里混事的旧军人，也背地里向我讲些“打土豪，分田地”的见闻。当过国民党，不愿剿共从江西前方跑回来的木工高连孔，就是其中的一个。
打进伪区政府。一九三九年阴历正月十五日上午，日本兵进驻潘家店。日本人进潘家店后在挖战壕、修“皇军府”的同时，极力组织伪政权，把潘家店南街张家的大烟鬼张秋元拉去当区长。我们为了争夺区政权，让第十高小的教员张汉民同志打入了进去，担任了副区长，后又根据党组织研究的方案选用了教员联合会的张承明、阎承鹤，张益卿等三位同志到区公所工作，担任文书助理员等等。十区伪政权就这样正式成立了。实际上是在我们武装力量不强的形势下的“地下政权”。为了人民的利益，张汉民同志从一九三九年起在虎口中一直斗争到一九四五年胜利的前夕。
大闹红五月。一九四○年三月的一天，十区区委在小村开会，共产党员孙明通知我参加了。会议内容是借红五月安排全区暴动，配合主力部队攻取潘家店。我的任务是：在潘家店组织内应，散发传单，放火，在围子外张贴标语，时间是一九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晚上。联络的方式是左臂缠红布，规定了口令和行动暗语。选定在主力部队攻围子突破口处，内应人员用红布将手电筒蒙住照亮作信号；同时又做了退一步的打算，即便打不下潘家店也要造成声势，把大闹红五月的活动搞的热火朝天，造成革命的气势，令敌人胆战心惊。
我家住在北门外小村。贴标语、宣传品等是由我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带进“小杂货店”的。当天，我安排高连孔同志负责放火，张某负责北门一带的传单散发，吴丙茂负责东西两街的传单散发，伪军内部的反汉奸同盟会员负责灯的暗号。安排完毕我回到家中，夜里我和吴民泉在小村四周贴标语时，潘家店四周的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围子外群众口号连天，围子内喊声和救火呼叫声不绝，汇同枪声、土炮声、铁桶内的鞭炮声响成一片，其势之汹涌如同排山倒海，鬼子兵紧闭四门，一连几天不敢出门。红五月运动轰轰烈烈，大快人心。
高连孔获释。那次高连孔同志刚点着火，发觉日本鬼子的巡逻队来了，他忙跑回木工房，日本人赶来将火扑灭后顺着掉有刨花的路线找到木工房，将高连孔五花大绑地捆起来，推到镇内西街的耶稣教堂，严刑拷打，追问逼供。而高连孔一字不讲，却和敌人辩理。他说：如果是我放的火，还把刨花撒了一路，这不是自己暴露自己吗？弄的敌人没了法。后来，鬼子只好以“查无实据，取保释放”了之。群众称他是好汉子，硬骨头。
张秋元泄气。一九四一年的深秋，我河西县三区区委决定，“给张秋元一沉重打击”。我当时参与了这一复杂的任务。任务提出后，我们采取“诱虎出洞”的办法，让张秋元到了高连孔同志的伯父的家。这时，我区手枪队（五人）按预定时间赶来，二话没说就抓住了张秋元，拖到石桥边时，他喊着救命抱头逃进寨里。后来，为了教训他，我区政府又让高长友同志转去一信说：“要杀你，信手可杀，希望你今后以人民的苦难为重，收敛你的罪恶活动”。从此张秋元泄了气，再不象以前那样为所欲为了。
（党史办供稿，本会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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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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