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学生纷纷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这时我们长清县中的全体同学立即组织起来，发出通电，要求校长停课，下乡宣传抗日。校长很反动，骂学生是胡闹捣乱。我们把校长包围起来和他讲理，校长大喊：“你们造反了”，急忙跑到警察局，要军队来镇压。我们随后追到警察局要他出来讲理。以后警察局护送他回校，学生反而关了校门拒不收留，警察局又把他带回去了。当时也有几个反动教员阻止我们下乡宣传，便把他们关到屋里限制了自由。下乡宣传回来以后，学生自己组织上课（高年级教低年级）坚持了三个月的斗争，终于把校长赶走了，取得了胜利。这一爱国活动在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长清县中毕业后，考入曲阜二师。那时同学们听说二师很好，是进步的学校。我去之前，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军队在一天晚上突然包围了学校，逮捕了一批学生，党组织遭到破坏，大量的进步书刊被没收或烧毁。长清县早在二师的同学有田墨森（潘北田庄人）、孟昭德（赵官镇人），王晋三（崮山人）等人。遭到破坏后学生虽然不能公开看革命书刊，但偷偷地还能看到各种马列主义书籍，因为同学们自己还藏着一些书。我那时除喜欢学数理化课外，还偷看了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在二师读了两年，就因病回家了。
  西安事变时，我正在济南检查肺病。听到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要求蒋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共产党大公无私为了团结抗日主张和平解决，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消息传到济南，人们非常高兴，大街上有的放鞭炮表示庆祝。许多书店摆出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等革命书刊。我买了《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等书带回家。在养病期间一面自己阅读，一面宣传。
  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向芦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八月十三日日军又进攻上海，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开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九月二十五日，一一五师在晋西北平型关首战告捷，歼灭日军三千人。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大胜利。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指导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中心。十一月起，八路军三大主力逐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执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我们多么盼望八路军到我们这里来啊！那时我们这个地区还没有八路军活动，党的活动也没有展开。当日军南进到德州、平原时，韩复渠不去抵抗，只调兵守齐河守徒骇河。十二月中旬，日军进攻济南，韩带部队一气跑到鲁南韩庄和临城一带。国民党各级官员也纷纷南逃。地方上原来土匪很多，这时的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各村的学校都散了学。人们听说鬼子烧杀奸淫无恶不作都惶惶不安，感到走投无路。我当时在潘店养病，便和张汉民、王新民、张秋民等召集了各村的小学教员和同学商议组织抗日的事。到会的有二十多人，大家意见不统一，少数人想联合起来搞个组织，多数人是看看情况再说，鬼子来了就躲一躲，不来就算了。正开着会外面有人说：“鬼子特务来了”，大家就跑散了。这次会没有结果，只是作了一次酝酿，发现了部分进步分子。这时长清县十区区公所（住潘店）还没有解散，区长是孙曰兰。我和张汉民、王新民等又找孙曰兰商量组织抗日的事。我们提出为了保护家乡维持治安，把民间的枪支集中起来，区里成立自卫团，由孙曰兰领导；乡里成立自卫队，各设队长。孙同意后，召集了各乡长开会决定动员有枪的拿出来，自己带枪来参加也行。结果区、乡都搞起来了，共有四百多条枪。我是三乡，自卫队就设在我们村里，张秋民任队长，我给他们上课。搞了一段，我们想集中起来进行训练，准备将来参加八路军。区里孙曰兰一伙人反对我们的意见，他把持了区里的武装，后来投靠了顽固派县政府。各乡也就松散下来。这些事是自发的，没有党的领导，我们又没有经验，又没有搞好。这时，我肺病又犯了，便停止了活动。
  （二）
  一九三八年党的工作在我地区开始了活动。这年春，八路军和地方党组织结合，在冀鲁豫地区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范筑先在我党的领导下，在聊城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这时长清县河西党组织的活动和抗日工作也初步展开。我因肺病不好又吐血，在潘店开设了中西小药房，一方面养病行医，一方面联络抗日工作。聊城的、一二九师工作团的同志经常到我处活动。五月间吴力践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便在党的领导下，做地方党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春，吴力践、吴梦观等同志发起“教联会”，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及在乡的小学教员参加抗战。不久，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长清县动员委员会”（动委会），以赵官镇为中心进行活动。“动委会”主任是张澄秋（张耀南的弟弟），后吴雨农任主任。中共长清县委以“动委会”的名义进行活动。这年秋我参加了县委召开的活动分子大会。县委会成立后进行了有效的工作，到三九年各区也成立了动委会。党的分区委也是以区动委会的名义进行活动，我在三九年任分区书记时也是区动委会主任。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县、区、乡的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自卫队、儿童团都成立起来，动委会的同志都到各地开展工作了，动委会完成了任务。
  这年夏天，同国民党顽固派长清县政府进行了斗争。顽固派长清县县长李长依来到潘店和孙日兰结合起来，孙当了大队长，把县政府安到潘店高级小学里，孙仍在原区公所（王家祠堂）。他们互相勾结，积极反共，破坏抗战，和我党对立。我们那时没有建立政权，也没有武装。我们同他们进行政治斗争，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同时进行争取工作。我那时常利用给他们看病的机会到县政府了解情况，搞点统战工作，李长依还给我药房送了对联。当时还有张干青、张明远、阎承鹤在西街开了三友文具社也对他们进行一些工作。他们是有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支持的，争取他们是无效的。他们给各村要人要枪，横征暴敛，引起群众不满。
  七月间，时机已经成熟，由吴梦观同志和齐令山、王桂贤等发动各村群众组成红枪队，在一天上午齐集潘店，贴标语、喊口号，突然包围了顽固派县政府，抓了一些人，教育后放了。李长依跑掉，顽固派县政府被搞垮了。在这次行动中没有搞孙曰兰，孙就搬到他老家小杨庄，筑起土围子，不断扩充人马，收容土匪发展势力，土匪头子姜玉和当了大队长，仍然是我们开展工作的障碍。到了秋天，我平原纵队由司令员袁仲贤、管大同率领，从大峰山过来，夜间速行军突然包围了小杨庄，打开了土围子，活捉了孙曰兰，把他们全部俘获缴了械。把姜玉和枪决，其他人都教育释放了，孙曰兰本人劣迹不多，决定宽大处理，我作为保人就放了他。
  这年秋天，范筑先率部进攻济南，冬季聊城失守。范筑先是山东馆陶县人，原在西北军，后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行政公署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一九三七年与我党就有联系，七七事变后，在张霖之、张承先同志帮助下建立了抗日武装，拒绝韩复榘南撤的命令，坚持鲁西抗战。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曾打退敌人数次进犯，部队发展到五万多人。八九月间范筑先亲率部队进攻济南，司令部后方设在潘店。我们发动群众欢迎、参军、支前。在齐河坡赵庄战斗中，范筑先的次子、抗日挺进队队长范树民牺牲，战斗结束仍回聊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互相勾结，千方百计想消灭这支抗日力量，一方面离间分化，一方面策划军事打击。十一月间山东省主席沈洪烈与济南日军共谋对聊城进行了突然袭击。范筑先率护城部队英勇抗击，在飞机滥炸大炮轰击之下，范筑先、张郁光等领导人阵亡，终因孤军作战外无援兵，守城部队七百余人壮烈牺牲。聊城抗战对我县影响很大，有许多青年参加了部队，有的到聊城受了政治军事训练。聊城失守以后，有些人回到地方参加了工作。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一二九师工作团在齐河、长清、茌平、禹城结合部开始了活动，团长是于蔓青，潘店北各村有田畔、张洁泉、吴欣斋等参加了工作团。三九年初在焦庙同日寇战斗中于蔓青同志牺牲，田畔同志也受了伤。之后田畔、张洁泉、吴欣斋的组织关系转到我这里来。这支队伍后由王克寇同志带领，逐步发展壮大为我区主力团之一。
  一九三八年底，日军由济南津浦线各大站分数路对我地区进行扫荡。我八路军一部在潘店南祁家河口与敌人遭遇，我们的一些伤员都抬到潘店我的药房来。正在给伤员治疗的时候，敌人来了，幸由潘店街的群众把伤员都送到潘店周围村庄安置到安全地方，未受损失。这次敌人只在潘店停留一夜就走了。一九三九年初我军平原纵队住在大吕庄时，敌人又扫荡合围我军住地后，就在潘店安了据点。潘店正处在济南聊城中间，敌人为了保护通鲁西的公路，加强对我区控制，在潘店驻了重兵。从此开始了对潘店据点日伪军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国民党丢掉了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国土，日军进攻的重点已转向扫荡我解放区。国民党顽固派也在敌后勾结日伪压迫、限制我党我军的发展，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毛主席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五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九月又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及时地给我们指明了抗日战争的前途和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人们看到这些文件如获至宝，反复阅读学习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抗战必胜信心百倍，革命干劲十足。冬季听到中央要派八路军主力挺进山东、冀鲁豫区时，更是欢欣鼓舞迎接主力到来。
  （三）
  一九三九年，长清县山区和河西地区的工作已全面开展起来。一九三八年冬，我一一五师主力由罗荣桓同志率领，从晋西出发，经过冀南平原，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到达鲁西。在郓城打了一个歼灭战。四月日军集中泰安、充州、济南、东阿等十七个县的守备兵力六千余人，配有装甲汽车、坦克百辆、大炮百门，分九路向我军驻地泰肥山区陆房围攻，我军坚守阵地，连续打退敌人进攻，于天黑从小路分兵突围，使敌扑空，惶惑无措。八月间，一一五师又在梁山泊打了一个歼灭战。五月间一一五师一部路经我河西地区时，在连王庄、枣杨庄、桑家海子一带解决了红会，扫除了开展工作的障碍。这一连串的胜利，鼓舞了我区广大群众。
  敌人对我们这个地区更加注意了，一九三九年初潘店安据点，夏季又在赵官镇安了据点，加紧了对我区的控制和掠夺。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日益加紧反共，不断地制造磨擦，勾结敌伪进攻我解放区根据地。在河西地区的顽匪李连祥，盘据在长清、齐河、禹城结合部与我尖锐对立，不断向我区窜扰。斗争形势更加复杂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
  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广泛深入的开展了宣传工作，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阴谋，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在同敌、伪、顽、匪和反动道会门的斗争中，推动了我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一九三九年在中共长清县委的领导下，河西四个区和全县一样，党的组织发展很快。
  中共长清县委归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泰西地委领导，泰西地委（一地委）书记是袁振同志，长清县委书记是崔健，后来是吴力践。在河西八、九、十这三个区和肥城九区开始发展党组织工作，是有吴力践、吴雨农同志负责的。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四个区都先后成立了分区委。八分区由吴雨农同志任书记，后来顾汝桥、胡小农接任。九区由孔赤光任书记，王雨三接任。十区王少游任书记，李祥接任，肥九区由朱迪任书记。
  下半年各区乡村党的组织都有很大发展。发展党员的对象多是贫雇农和乡村知识分子。
  十区党的发展是在潘店安了据点后开始的。在这以前只是进行了个别培养教育工作，没有正式发展党员。三九年初我在潘店周围开展工作，建立了潘北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张洁泉、张秋民、田畔、吴欣斋、张干卿均系支委。建立了潘店的党组织，开展了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不久县委派王少游同志负责开展十区、九区的工作，建立了分区委，少游同志任分委书记，我任副书记。为了便于工作，在辛店屯开药房作掩护，我和吴欣斋、张干卿同志在药房负责联系各方面的工作，八区区委书记吴雨农介绍辛店屯王佐舟（党员）帮助在东街找的房子。我发展了三个党员，建立了东街支部。夏季敌人扫荡，在赵官镇安了据点，辛店屯的掩护职业点就撤销了。在这时王少游同志在潘店西朱庄保卫麦收时，与敌人战斗中牺牲。我任分区书记。委员有张洁泉、张邱民、吴欣斋等同志。这一年在十区党的组织发展比较快。潘北、潘西、潘南比较好，潘东差一些。入党较早的党员，在潘北葛靖庄有张秋民、吴欣斋、葛香斋、张峰泉（女）、吴登禄、吴登仙、吴登杨、吴登雨、吴丙金、葛怀岗、葛怀诚、吴存褥等。潘店街有张汉民、张干卿、张义卿、张明远、阎慎杰、阎承鹤、阎承祥等。马庄有马清汝、马建村。姚庄有张洁泉、张建元。田庄有田畔、田洪臣。潘庄有潘子忠、潘长安、潘玉藻、潘任宪。十里雾有李世兴、李风桥、李风珠等。林汗武庄有王殿卿等。潘西朱庄有朱生，蜂王庄有张法潘。潘南有李采庭、周长清、王新民、赵常文、郑×之、刚五等。潘东有王仲翼、王桂庭等。在九区有刘江、孔赤光、王雨三、肖光、孔苑农、陶云萍、王赤山、王文波、彭名川、孙××、朱尚木（回忆的很不完全也可能有错误）。其他村就不清楚了。
  一九三九年冬，河西工作委员会成立了。长清县委为了方便领导河西的工作决定建立河西工委会，由吴雨农任书记。后我任书记，工委委员还有张洁泉（组织部长），孔赤光（宣传部长），张秋民（政府工作部长），吴欣斋。在河西工委工作的还有陶云萍、孔华轩、胡小民、孟铁平、孟洪晓（女）、张维新（女）等。工委机关对外叫河西工作队，经常活动在赵官镇以西、仁里集以南、潘南、潘北和朱楼、陶孙府一带。工委主要任务是：领导河西四个区的党政军民各项工作。工委同志都经常到各区帮助开展工作，把各区的区长、区队长、农会长、妇会长、青救会长等干部选配齐全。工委开办了党员短训班，十天到十五天，每期十多个人，大部分党员都受过训练。工委同志给党员上课，学习党的建设，《论新阶段》、《论持久战》、《共产主义》、当前形势和建设抗日根据地各项政策等。时间虽短，对提高党员觉悟作用很大。长清县委办的小报发到支部作为学习资料。那时主要干部还能学到联共党史，斯大林写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资料。在执行政策方面特别贯彻了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政府实行三三制的政策，取得了各阶层的拥护，加强了团结。还贯彻执行了保障人权的政策，禁止乱捕乱杀，杀人必须经过上级政府批准。纠正了反奸斗争中随便捕人杀人的现象。一九四○年七月我调任长清县委组织部长，工委书记由张洁泉担任。直到四一年下半年河西县委建立，撤销了工委。
  一九三九年六月间成立了长清县抗日政府。第一任县长是张耀南。张耀南调任一专署任专员后，由韩培城任县长。县府各科比较齐全，民政科长吴梦观，财政科长孟琴轩、王克，教育科长田墨森（田畔），指导是陈杰生。随后成立办事处，由曹鲁光任主任，后是刘江。各区都建立了区人民政府，河西八区李正任区长，九区刘江任区长（后来是孔苑农），十区李采庭任区长，后来王克、葛香斋、王仲翼任区长。肥九区区长是谁记不清了。各区区队亦随之建立，由区长带领，设专职队长，均有四十至五十人，经常在敌人据点周围进行游击活动，公安局有短枪队保护县政府，配合各区进行除奸工作。
  县大队（也叫独立营）开始有朱××任营长，负责政治工作的有张友壬、石中白、窦秀岩等。后来朱投敌叛变，由王月亭、王省三任正副大队长。县大队和县政府一起活动，大队有三四百人，都是夜间活动。每年采取升级办法扩大武装。县大队一部分升到军分区，区队一部分升到县大队，各区再从民兵中动员参加区队。动员参军是党组织的经常任务之一。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薛官屯的红会，不让军队、工作人员进驻，不交公粮，经过教育仍然坚持对抗。县委决定采取武装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办法解决，禁止烧房子，少捉人。朱营长带县大队去执行任务，结果未按县委决议办，烧了一些房子，造成严重后果，受县委批评，朱很不满意，后来怕环境艰苦，跑到济南投敌了。
  （四）
  一九三九年，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加强了对日寇的斗争。敌人很注意河西地区，一九三九年在潘店、赵官镇和济聊公路上相继安了据点。潘店是济聊公路上的交通要道，赵官镇在黄河西岸也是敌人控制黄河水路交通的要冲。河西地区对敌人来说是守卫济南的西大门；对我们来说是进攻济南和保卫解放区的前哨阵地。在这里除去日伪军外，还有地方顽固势力经常和我们作对。西边北部有李连祥，西南边有齐子修（叫三支队）等土匪。在内地有赵传晋操纵的红会，勾结潘店日伪还在暗地活动。我们面临的敌人有日、伪、匪和反动会道门。另外还有许多地方劣绅和坏分子,明里暗的勾结敌伪进行汉奸活动。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们，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在这些敌人当中，自然主要是日伪汉奸特务。我们开始同敌人斗争盲目性很大，政策思想不明确，凭革命热情只知道干，不知道怎样干好。敌人怎样整我们，我们就想办法对付他们，是针锋相对的。敌人一安据点就要依靠地方坏人靠汉奸替他们办事，我们首先进行反奸活动，除掉了一些通敌分子。非经允许不准到据点里去。敌人在附近村庄设村长，设情报员，都经我们批准。否则以通敌论罪。敌人要建立伪区公所，伪镇公所，我们就立即选择适当人打进去控制在我们手中。潘店安了据点，开始敌人叫潘店街一个坏蛋张秋元当区长，我们为控制伪区公所，派了张汉民同志打入进去当了副区长，并派了几个办事员，孤立了张秋元，把伪公所完全掌握起来。敌人修围墙修房子要民伕，我们就有计划地派人去一方面了解敌人情况，一方面拖延时间。敌人修公路、挖封锁沟、架电线，要公路附近各村派民夫，白天给他修，晚上又给他们扒掉。敌人扫荡，我们就发动群众大破袭，割电线、锯电线杆，把公路挖断。通过伪军家属争取伪人员为我工作。把敌人情报人员控制在我们手里。有时送假情报迷惑敌人，制造敌人内部混乱。敌人经常到各村催粮催款，我们就反对催粮催款，人少就打回去，送粮送款我们控制，有的截了回来，再叫人去报告，有的借送粮做情报工作。秋收、麦收的时候敌人出来抢粮，我们组织群众快收快打快藏。为了反扫荡，我们把村与村之间的道路挖成沟，后来挖地道，便于阻止敌人前进，掩护部队打游击和群众转移。敌人扫荡解放区中心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留下民兵打麻雀战，部队转移到靠据点的村子，扰敌后方或隐蔽起来寻机打击敌人，使敌人扑空。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干部和群众得到了锻炼，党政军民团结一致亲如一家，就是在最艰苦的年代里，照样坚持，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敌伪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对敌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潘店是敌人最早的一个大据点，因为是济聊公路上重镇，日伪军驻的比较多。后来伪县长（长清县）冯寿彭（也叫冯二皮）的主力部队就驻潘店，有五百余人。对我们威胁很大。这里对敌斗争的任务很重，敌伪工作开展的也早。前边说过，敌人在这安下据点，要一个坏蛋张秋元当区长，我们想干掉他。在一天晚上，已经把他弄到据点外边枪毙他，结果打伤了没有打死，又爬起来跑回据点里去了。我们为了孤立张秋元，把区公所完全掌握起来，派了张汉民同志打入进去当了副区长，还派了张义卿、张明远、阎承鹤还有张彬卿等当了助理员。他们都是潘店的人，便于掩护，又熟悉街里的情况，这些同志都有办事能力，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利用这个合法地位，公开掩护，长期坚持，为党工作。不幸的是张汉民同志在潘店解放前不久，由于张秋元的疑忌而遭到敌人的暗害。张汉民同志牺牲由张义卿任副区长，仍然坚持工作直到抗战胜利，潘店解放。为了加强敌伪工作，中共长清县委设了敌工部，当时敌工部长是李文博。在潘店设立了敌工站由张干青、阎慎杰同志负责与据点内线联系。他们在敌人内部工作是绝对秘密的，长期的站稳了脚不被敌人发觉是不容易的。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首先是对敌人的一举一动掌握的准确，送出情报非常及时。例如红会头子赵传晋要和敌人扫荡到仁里集一带安据点，因事急张汉民同志送出情报。当时我正回到十区，我们立即采取了措施。一方面在外边作了打击敌人的布置，一方面在内部破坏了他们的行动，结果使敌人阴谋未得实现。后来赵传晋不敢在潘店，又跑到赵官镇去，仍然企图实现他的阴谋，也是他们送出的情报。伪县长冯二皮到潘店，回济南时，及时送出情报，我军及时布置去公路上截击，取得了很大胜利，冯二皮扮作商人跑了，没有捉住。此后冯二皮再也没有敢到潘店来，这对争取冯部伪军起了很大作用。潘店周围的汉奸特务活动根本没有活动起来，是与潘店街里和附近村的政权基本掌握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掌握伪区公所来控制分不开的。我们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还利用日军打击外边顽匪的活动，争取其内部可争取的人员的工作。敌人要粮要钱抓夫逮人是经常的事，我们敌工人员妥善地应付敌人，减少了群众的损失，营救了很多的干部、群众。
  我们地区的敌伪工作都很有成绩，做到对敌人了如指掌，情报灵通准确。在抗战极困难的时候，仍然坚持岗位有效的配合武工队的活动，开展对敌斗争。
  （五）
  一九四○年，敌后斗争有新的变化。这一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上半年蒋军数次进攻我八路军总部太行山区，我党坚持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击败了数次进攻，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抗战以来，我党我军有很大发展，共产党员发展到8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50万人。特别是下半年百团大战，毙伤日伪军四万六千余人，摧毁了大量敌堡和据点，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这些消息不断传来，干群情绪大为振奋。在这种形势之下，日军对华北解放区实行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又在冬季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四一年一月七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我们地区虽然各种抗日组织已经普遍建立，各种工作也有广泛的发展，但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发动群众工作做的很差，我们抗日根据地还很不巩固。为了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我们围绕对敌斗争这个中心，进行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在青黄不接时发动借粮，农忙季节组织群众搞生产，收获时保卫麦收、秋收，快收、快打、快藏，收获后发动减租减息，春节前后发动增资，平时组织群众搞副业生产，办小学、办识字班、开展宣传教育、动员参军、拥军优属等。农、工、青、妇农救会和儿童团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通过这些工作帮助群众解决了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扩大了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壮大了武装力量，党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同日、伪、顽、匪、道会门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一九四○年春荒严重，青黄不接的时候，贫苦农民、基本群众不少户缺粮断炊生活困难，单凭政府救济不行，农救会普遍发动各村贫雇农群众向富户借粮，宣传抗日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互助互济，有借有还，说服他们自动借出粮食，帮助贫农渡过春荒，搞好生产，抗日工作。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在四月间开展了借粮运动，解决了贫苦群众的生活困难，大大提高了群众抗日、生产的积极性。另外，有些贫农春荒时借了富户的粮食，下来粮食后，借一还三，甚至借一还五，到了麦收，还了帐，仍然没有吃的；还不了帐，还得驴打滚长利息，这种高利贷使贫苦农民越来越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麦收或秋收后，进行了减息工作，有的还了本就算，有的低利息偿还。借粮也好，减息也好，确实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是在借粮工作中，有的工作做的不好，政策界限不清，不讲方式。有的借的过多，斗的过火；有的只借不还；伤害了部分上中农。也有的分粮不合理，引起群众不满，留下了后遗症。
  在借粮运动之后，搞了红五月运动。主要是针对敌人的，向敌据点内散发传单进行宣传。组织民兵向敌人发动了政治攻势，进行示威，开展对伪人员家属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同时广泛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和动员参军等工作。此外，儿童团开展了破除迷信，宣传戒烟戒酒，破除旧风俗等活动。有的地方拔烟苗撅烟袋，搞的过“左”脱离了群众。
  大峰山发生了“红会事变”。由于我们对敌斗争的胜利，党的力量的发展，根据地的日益扩大，敌人感到更大的威胁。地方上的一些反动的顽固分子也蠢蠢欲动。他们互相勾结，阴谋策划利用红会到处安据点来加强他们的统治。
  一九四○年六、七月间日军扫荡我大峰山区，长清县七区坦山一带反动头子朱存祯（朱小辫）趁机配合日军搞起了红会，长清城南整个山区由红会占据，使大峰山区根据地变了天。同红会作斗争，成了我们的中心，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终于把红会搞垮，恢复了大峰山根据地。
  当时中共长清县委在大峰山区坦山活动，机关常住在坦山，县委书记是尹笠夫同志，我刚到县委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周海舟，政府工作部长王伯炎（孟庆华），县长是韩培城，公安局长是石绍九。七月初的一天晚上，敌人开始扫荡，一路来到坦山西边与民兵打起来。我和周海舟同志带几位机关的同志迅速转移到坦山北边一个村子。恰巧敌人路过那里，我们就停下看动静。黎明时山区枪炮就响起来，敌人已进入山区里边了。我们派通讯员去坦山联系，看到红会起来了，往回跑时，一伙持红缨枪带红兜兜的人蜂拥赶来，我们喊话他们不理，打他几枪就停停，我们一走，他们又追，一直追了很远才回去。就在这天，我县大队一个连被红会围到马山上，在这次战斗中，连长孔庆太同志受了重伤。
  敌人支持红会头子朱存祯，在坦山成立了红会总部，发给他们几百支枪，搞了四、五百人的队伍，很快在各区、乡成立红会局子，也强迫各村成立红会。他们喊口号是：“不反张（专员），不反韩（县长），只反工作员。”到处捉人、牵牛，要钱、要粮。我们的干部积极分子转入地下，部分区干部不能存在，转移到河西。县委机关也转到河西。黄河被他们封锁了。县委和河东各区断了联系，和地委也断了联系。
  这次“红会事变”来的非常突然，事前我们没有情报，毫无准备。反动分子竟然在县委机关所在地搞起红会，真是太麻痹了。红会所以起来这样快，主要是日伪搞的。但从主观上看，在借粮斗争中犯了“左”的错误，脱离了部分群众；对各阶层的思想动态不了解，对地方反动分子勾结敌人的情况不了解。为此，我们县委专门拿出时间认真地学习了唯物辩证法和各项政策，检查工作，吸取教训，研究了对策。在工作上采取了纠正错误，争取广大群众，掌握基层，孤立上层的办法，千方百计派干部分头打通各村联系。我们县委的同志也扮作红会，拿上红枪，带上红会袖章，到各村支部，研究办法，尽可能打入红会，掌握基层组织，争取合法地位，同红会作斗争。这样一来，不久把基层红会大部分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的活动逐渐开展起来，进行宣传政策，纠正了“左”的错误做法，揭露了朱存祯罪恶阴谋，广泛开展了争取分化工作。坦山及区乡的红会天天到各村乱捕、乱罚、乱抢，闹得人心慌慌，民不聊生，群众恨之入骨，盼着八路军赶快回来收拾他们。我们进一步对上层区乡开展争取工作。乡的红会基本上掌握起来之后，我们又派武装工作队到河东活动了。区红会的工作比较难做，多是伪顽分子掌握的，他们又有长枪队。在重点突破打掉几个以后，整个形势就好转了。经过半年多的工作，坦山红会总部已完全孤立。到了一九四一年初我们的军分区部队专门到大峰山把坦山红会消灭，朱存祯被打死。大峰山根据地重新恢复建设起来。
  消灭红会头子赵传晋，巩固了河西根据地。赵传晋是河西红会的头子，一九三九年春在枣杨庄一带，被我们打垮之后，赵传晋跑到潘店据点里，勾结日伪，继续秘密组织红会的活动，时时准备出来安据点。我们地下工作者，设法破坏了他们的阴谋。在河东的红会搞起来之后，他就跑到赵官镇和朱存祯勾结，打算配合敌人扫荡，在仁里集一带安据点。如果让他搞成，河西根据地也将受到破坏，因此，必须除掉这一祸根。一九四○年十月间，掌握了确实情报，摸清了他的住址和行动规律，在一天夜里，派精干武工队十多人，化装进入赵官镇据点，把赵传晋捉出来，在赵官镇南边枪决了。在他的住所里搜出了在各地安红会据点的名单，有八十多人。当夜县委有韩培诚（县长）、王月亭、石中白、张友壬等同志研究，当机立断，立即组织了若干小组分头把八十多人一齐捉了来。韩培成同志给他们讲了话，讲明赵传晋的罪恶活动，已经枪决；揭露他们勾结日伪安据点的阴谋，摆出他们罪证，指出了他们的出路，宣布宽大释放；约法三章：一不准通敌投敌，二不准搞红会，三不准做破坏抗日的事，要帮助抗日，如有违反以赵传晋为例。他们个个叩头感谢政府宽大，一一应★做出保证。当时正值冬季来临，我们部队冬衣无法解决，他们承担了制做冬衣的任务。这样做的结果很好，从此以后，河西再也没有闹过红会。河西这块根据地更加巩固了。
  这一年有胜利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为什么犯了错误之后又能够转败为胜，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党的领导，是党的政策的胜利。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三月，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在指示中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三月，毛主席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阐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在反对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还有毛主席写的《共产党员发刊词》。学习了这些著作，干部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政策策略思想更加明确。也正是因为认真学习贯彻执行这些指示，才纠正了我们在工作中“左”的偏差，在同敌人作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广大干部对于革命的性质、三大法宝和胜利的道路更加明确了，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六）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三年。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之后，我们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这年六月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了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和“蚕食”，到处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同时对国民党继续诱降。敌后解放区在日军、伪军和顽军夹攻和封锁之下，进入
  了空前困难的时期。日军对我泰西根据地也没有放过，不断地进行“清乡”、“扫荡”。二月间我泰西军分区部队消灭了大峰山红会，打死朱存祯之后，接着同敌人在肥城山区进行了莲花峪战斗。此后“清乡”、“扫荡”愈来愈多。我河西平原地区的斗争同样紧张起来，敌伪据点大量增加，公路上碉堡林立，到处是封锁沟，仁里集、马集等大的集镇都安了据点。西北边有李连祥顽匪不断窜扰，西南边有齐子修匪军天天捉人抢东西；伪军冯二皮以潘店为中心，从齐河县到潘店的公路上，碉堡均是冯二皮的伪军驻守。敌人对黄河两岸控制的更加严密。济南和津浦线上敌人常采取远途奔袭，数路合围进攻我区。对敌斗争十分尖锐，工作极为艰苦。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长清县为了便于开展对敌斗争，分了家，河东叫峰山县，河西叫长清县。不久河东仍为长清县，河西改叫河西县。河西县委书记是周海舟，县长是孟可铭，后来是孙照寰，公安局长是张秋民。河西县划分七个区。河西广大群众在地、县委（这时属聊城地委）的领导下，对日伪开展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抗日沟村村挖通，进行地道战、麻雀战的破袭战、围困战。各区组织了精干的武装工作队，穿插活动在碉堡据点之间，冲破公路深沟的封锁，机动灵活地开展了游击战，采取武装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办法，有效地控制了据点和碉堡，使日伪憋死在“乌龟壳”里不敢外出活动。经过艰苦斗争，直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打下了反动分子的气焰，我冀鲁豫军民又粉碎了日寇九月大扫荡，形势开始好转。
  整个形势好转了，潘店据点的敌人还是很疯狂的。一九四四年初在我村里又安了据点，我父亲被捕押在地窖里，家里的东西被抢走。我们趁敌人慌恐不安，由民兵监视敌人，发动群众把粮食衣物在一夜之间运出来，接着我军分区二团，给敌人一次打击，以后一直在我民兵游击队的包围中，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
  在这段时间里，我是在养伤中渡过的。一九四一年二月在大峰山消灭了红会之后，我到地委开会，在泰肥山区莲花峪战斗中受了重伤，右臂被打伤，腰部被穿透。敌人又不断扫荡，天天转移，钻山洞，进地窖，同志们抬着我在肥城山区转了半年。后来敌人要清乡，环境恶化，由肥城山区转到大峰山区，又转到河西，住到潘店东小庄张干卿同志的家里，他在家里开杂货铺，作为敌工站的掩护。一九四二年敌人搞强化治安运动，对附近村反复搞清查，对中心区常突然袭击，地委叫我转移到晏城以北的苏官屯亲戚家去疗养。在苏官屯一方面养伤，一方面在南北庄子、安头、油房一带，利用一贯道做掩护，结识了当地一些进步分子和开明人士，还发展了几个党员。这年生活是艰苦的，在敌占区野菜、树皮、树叶都吃光了。我的伤长期不好是因为伤道长、肠穿孔（蛔虫从伤口爬出来），漏水出气不好愈合。是自己查医书，同当地中医研究用土办法治好的。一九四三年秋伤好后，我到河西县委帮助秋征工作，十月日军大扫荡中被捕，经党组织通过敌伪工作营救出狱。在渡过艰苦的年月中，不仅战胜了困难，身体恢复了健康，还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在思想上是提高，在意志上是磨炼。回忆这段历史，无论在养伤期间，还是在被捕的时候，无不受到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群众的爱护，不管住在哪家都是亲如家人。深厚的革命感情、无产阶级的感情，实在铭心难忘。
  （七）
  一九四四年七月间，中共聊城地委派我到齐禹县委任书记。齐禹县包括津浦路西的齐河禹城的结合部，南邻是河西县，有六个区。县委组织部长刘诚，宣传部长鲁林，抗联主任王家仁（原名聂××），妇联主任王飞，敌工部长王建（杨健），县长杨诚，（代）公安局长雷光，县大队政委由县委书记兼任，副政委张治安，副大队长谢光临。一区是大夫营一带，区委书记是刘学敏，区长朱海林。二区是焦庙一带，区委书记汤申涛，区长吕振芝。三区刘桥一带，区委书记是路程远，区长李森。四区化店一带，区委书记苏世涛，区长郑克东。五区区委书记刘清英，区长肖拾零。六区莒镇一带，区委书记鲁林，区长宋巨涛。经常在敌区活动的武工队长白光。我们的活动中心，东有大夫营，中有刘桥；西有莒镇、徐集等地。当时的工作除了经常准备反扫荡，加强党政军民组织工作以外，主要贯彻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指示，发动群众组织互助组发展生产，实行减租减息。还在征收公粮时实行累进法，发动组织群众评议等级和减免。
  齐禹地区北靠津浦铁路，南靠济聊公路，如同河西县一样，敌人是非常注意的，对我区经常窜扰，常有突然袭击和大的扫荡。一九四四年冬敌人大肆抢粮，从西北和东南两路长途奔袭合围我中心区刘桥。在大马张战斗中，我大队奋勇突围，我公安局战士和在押犯人及很多群众，被敌人包围，死伤干部群众七十多人。有的同志在敌人扫射时迅速卧倒被死人压在下面，幸免伤害。这次扫荡，东起铁路，西至徐集，反复拉锯一个多月，我县大队紧追敌后，寻机打击敌人。在大夫营一带我大队配合军分区二团向敌人发起攻击，激战一小时，敌人返回铁路线，从而粉碎了这次扫荡。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区最后的一次反扫荡。在这次战斗中我双腿被炮弹炸伤。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我们向敌据点开展了攻势。我县大队活动在潘北。一天晚上包围毛庄（即葛靖庄）据点，向伪军喊话争取他们放下武器，同时挖坑道炸碉堡，将要通到围墙时，迫使敌人放弃据点，越墙逃窜，跑回潘店。
  一九四五年六月党的七大闭幕以后，毛主席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朱总司令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同志的修改党章报告，都发下来。我们组织了学习，特别是党章明确规定了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一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以及“七大”规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对党员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极大地鼓舞着我们为争取抗战胜利，建设新中国而斗争。
  八月八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接着苏军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八月九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八月十日、十一日朱总、彭副总司令发布七道命令，命各解放区人民军队向日伪军开展全面大反攻。进攻济南是我区的任务之一，聊城地委为此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我到地委后，地委书记彭天奇同志说地委决定我任城工部副部长，要立即组织进行济南的工作，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内部，发动济南地下党组织，广泛开展对工人、学生工作，组织护厂、护校，组织地下军，争取伪军起义，准备里应外合，配合我大军解放济南。我没有回齐禹，也没有参加会议，就和孟庆华、张洁泉等同志立即把各县原做敌工及情报工作的同志调集到济南工作站，开展济南市的工作。与此同时，齐河、长清县城及我区各据点均在我军攻势下解放了。
  在我军开展大反攻的同时，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不准日伪投降我军。国民党不顾我朱总、彭副总司令的抗议，国民党军抢先开入济南。此后我们的工作改变为隐蔽精干、长期打算、等待时机的方针，继续在济南开展广泛交朋友，争取瓦解敌人和做战略情报工作。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是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伪合流不断进攻解放区，使我国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我党经过努力，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不久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协议，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大举全面进攻解放区，伟大的自卫战争开始了。
  （八）
  解放战争时期的片断回忆。
  日寇投降后，我在济南工作不到一年，调我到冀鲁豫区党委社会部搞外线工作，主要对济南一徐州一郑州一安阳铁路沿线上重要敌占城市的党政军特的战略情报工作。济南站在冀鲁豫区党委社会部领导下，由邵万春同志、孟庆华、张洁泉等同志负责开展济南的工作。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解放。
  在自卫战争中，我解放军在冀鲁豫区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消灭了大量蒋军，主要有一九四五年十月邯郸战役高树勋起义。一九四六年九月的定陶战役。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在三、四、五月进行豫北战役，歼敌四万五千多人。七月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进行了鲁西南战役，歼敌五万六千多人。一九四八年六月进行了睢杞战役，歼敌九万多人。在这些战役中我解放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河西齐禹的无数青年参军、支前，有的远到陇海路、平汉路长期随大军负责担架运输工作。一九四八年睢杞战役之后，七、八月间我到湖西地委徐州工作站了解徐州内部敌人情况，正遇敌人窜入我解放区单县一带，我被蒋军（整编八三师）逮捕。被捕后，对我进行吊打、压杠子、上电刑，我承认是看病的医生。后来通讯员受刑不过坚持供认我是指导员，为了避免暴露真实身份，我承认是指导员说：“干八路不怕死，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们说：“何苦呢，为什么干八路，受这么大罪？”我趁此机会讲为什么干八路，向他们宣传我党的主张，周围的士兵都很爱听。他们把我押送到八三师师部特务营营长黄幼衡那里。黄问我：你为什么干八路？你们能不能胜利？我一一详细回答了他的问题。他只点头静听，不加可否。我看他态度还好，我说“希望继续谈话”。次日在行军途中给我解了绳子，与他谈了一路。驻在丰县城（徐州西北）他叫我住在警卫班。每天晚上我到他屋里找他谈话，从革命理论、现行政策、战争形势及个人前途，都讲到了。在谈话中他屡次表示对国民党不满，说戴笠坏（他入过戴笠的特务训练班），对国民党杀害闻一多表示愤慨（他是闻一多的学生），看到前线打败仗，对国民党很失望。但对我党政策有顾虑，对我军能否最后胜利有怀疑。我从士兵中了解到他是正派人，有正义感。我打定主意要尽量进行说服工作。一夭晚上敌师长叫黄幼衡把我送到师部去。师长（姓周）、副师长、政训处长等同我谈话。这个师长大肆辱骂我们“赤色走狗”、“杀人放火”、“共产主义行不通”、“你们破枪破炮嘴硬腿长，你们不行”等，我一一驳斥了他，我和师长辩论了两个小时。这个师长说：“我看你不象是指导员，还有点学问哩”，我说“我们的战士都懂得这些道理！”他说“你打算怎么办”，我说“随你们的便，革命战士是不怕死的”，他说“我也学你们八路，不杀战俘，要释放你，不然给我练练兵，学学你们八路军的办法”，我说“希望你象高树勋一样起义，别无出路”。我回到特务营，黄说：“你给他讲什么也没有用，这些大官光知道升官发财”！经过对他进一步教育，黄幼衡打破了对我党的疑虑，表示坚决起义。我们商量了把队伍拉出去的办法：一、请示师长允许打野外；二、请求把武器换成新式装备；三、对连排长进行服从命令的教育；四、让参谋和我军联系（这个参谋是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受过国民党训练的）。还要到徐州把他未婚妻接来一同走。这一切正在准备的时候，突然政训处把我要去，“好”，又给他谈了统战、起义等政策。一两天以后，把逮来的人全都释放。看押我的士兵是南方人，被抓来的，很希望参加解放军。我们谈的很好，请他带我去特务营找营长。通讯班长说“营长到城外等你去了”，我出城后没有见到他。我连夜赶到金乡（已解放）县政府，他们派骑兵送我到湖西军分区，汇报了情况，黄已派参谋来联系好刚回去，并作了详细布置。第二天黄率全营四百余人以打野外的名义出了丰县城，我军在他们后边布置了保卫部队，安全到达解放区，在鸡秫集宣布全营官兵起义，一开了欢迎大会。我带着起义部队过了黄河到达军区驻地，冀鲁豫军区司令赵健民同志接见了起义军官，举行了盛大欢迎会。后来把他们编成一个支队，黄任支队长，经过整训以后随野战军南下了。
  济南一九四八年九月解放，接着于十一月进行了淮海战役，冀鲁豫区全部解放。此后我一直做公安工作。
  （党史办公室供稿，本会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