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是1972年调县文化组工作的，任组长。1975年10月，文化组改文化局，任局长。1988年到政协工作。在我主持县文化局工作的十七个春秋里，对章丘的文化事业作了些工作。总的来说，有的是我亲身主办，有的是同有关单位协作，有些则是接受前人“遗产”巩固、发展。现就我亲历、亲见、亲闻，谈谈章丘的电影和戏剧事业的发展状况，不当之处，请知情者斧正。
  电影
  被人们誉为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的电影，是1921年（民国十年）才开始进入章丘的，首次放影是在旧章丘（今绣惠镇）北马道（今章丘一中操场）大场，系无声电影，内容多是些飞禽、走兽、虫鱼、花鸟之类。1928年之后，影片内容由物到人，如《荒江女侠》、《火烧红莲寺》、《女侠宝凤珠》、《西游记》等，有故事情节、有人物活动，看后能给人以思想教育和艺术享受。
  1936年，黑白有声电影首次出现在章丘县衙，放映了《姊妹花》和《再生花》。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曾于1938年在伪县府门前和城隍庙附近，连续上映了《东亚共荣圈》这一为侵略魔鬼涂脂抹粉的故事片。据说，影片映出时，有的中国观众当场义愤填膺骂道：“东洋鬼子一手舞着带血的屠刀，一手摇曳着‘橄榄枝’，真是挂羊头卖狗肉，明明是杀人恶魔，却偏偏戴上救世主的光洁圣圈”。不少人影片未终便纷纷离去。
  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解放军某野战医院驻在翟家庄和东、西鹅庄，部队电影不断前来慰问演出。这是有声电影第一次出现在章丘农村。银幕架在村头空旷的场地上，光荣负伤的战士坐在正面，他们的周围挤满了男女群众。放映前，战士与群众互相拉歌，犹如军民联欢晚会。翻身农民大开眼界。
  新中国诞生后，章丘人民对电影这个亲切的名子，不再感到陌生，但毕竟少见，有时听到某地有电影，往往外出四、五十里去看。1951年春，山东电影教育工作总队第五小队来章丘，在黄家湾、埠村镇演出苏联影片《玛丽黛传》和《青年近卫军》等，据埠村镇一场约计观众达万人，太阳未落，四外八乡的群众象赶山会似的朝埠村放映场地涌来。
  1953年，泰安地区电影放映中队第51小分队分工负责章丘县的电影放映工作，全县较大的村镇，每年都能看到电影。1955年，我省电影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根据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艺需求，这个电影小队便下放到章丘，使我县具备了组建电影队的条件。在县文化村的具体领导下，正式建起了章丘县电影队，队部设在章丘城东关，队长车耀华，放影员吴乃臣，发电员赵宗臣，运输员袁玉明。那时下乡放映是非常辛苦的。行路靠马车，发电靠自摩，山道崎岖怪石嶙峋（如胡山区、垛庄区），洼路坎坷雨泥风沙（如高官寨区、黄河区）。晴天干道还好，能日行几十华里，如遇阴雨风沙，那就苦不可言了。一般情况下，爬山或路过沙滩时，全体队员都要下车，绳子套在肩膀上，帮牲口拉车。一到放映地，来不及休息，便分头活动起来，直到银幕挂好、麦克风响了，队员们才进村公所或学校开饭。吃的是面条和馍头，菜以豆腐、鸡蛋为主，很少吃肉，根本就不动酒，更无村干部奉陪。当降下银幕、骡马喂饱，这才洗洗脸，松松腰，打开铺盖卷，挺身一倒，十分舒服。这样的下乡放映生活持续了十多年。
  1965年，在县文教局直接领导下组建了“章丘县电影放映队县队部”，下辖3个分队：
  第一分队，队长庞传文。
  第二分队，队长吴乃臣。
  第三分队，队长孙永生。
  县队部设副队长、会计各1人，副队长车耀华负责全部工作。1958年，队部随政府迁至明水，先在明水剧场后去章丘四中。1959年，本县组建了第一个35毫米移动式提包机放影队，序为第四分队，队长张振海。该机组的诞生，将章丘县的电影事业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同时也相应地提高了各分队的放映质量。1965年，电影队建立了党支部，由张振海任支部书记，直属县委领导。从此，章丘县的电影事业不论在政治上还是业务上，都有了极大的提高。支书张振海为人思想进步，精细过人，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在他积极领导下，电影分队于1966年由原来的4个发展到11个。各分队队长姓名如下：
  袁士奎 苗秀海
  张玉利 王绍海
  王恒岭 袁方庭
  李金祥 张思柱
  吴乃臣 崔国岭
  尹延东
  至此，这个面积约一千七百平方公里、一千多个自然村、人口近百万的章丘县，达到了村村挂过银幕、人人看过电影、山山水水留有电影队员足迹的程度。在文祖公社（现文祖镇）三德范村的西南面，是风景幽美的锦屏山，上面住有一户人家，是清代道士李华南的后人。他们年年岁岁与山峦、松柏、仙云、野鹤为友，除当家的男子下山购买点生产用具和生活必需品外，其他成员特别是妇女，几乎是与社会隔绝，即使象新中国诞生、大跃进、大搞钢铁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时代变动，似乎也和他们无关。我们的电影队员为使这个深山中的一家人能看上电影，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抬机器上山，终于使他们全家人饱尝了银幕艺术的幸福。
  正当章丘电影事业朝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长足前进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席卷而至，电影也将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被视为封资修“黑货”，要接受这场风暴的洗礼。1968年，电影体制改革，国办16毫米放映队分别下放到各公社。县电影队部改为县电影站，1972年又改为县电影管理站。这年我任县文化组（文化局前身）长，直接参与电影工作的管理，因此对这时期电影事业的发展变化更为了解。
  为了更好地发挥电影这一别具艺术特点的宣传功能，我们密切配合时事以及全县广大农民的需求，绘制了许多科技与文艺相结合的幻灯片，在宣传政策、提高农民靠科技致富思想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如《防治棉蛉虫》、《家庭养鸡》、《关于二胎生育政策的暂行规定》等，曾多次获奖并受到县委、县府领导的好评。1979年和1981年两次被评为省电影宣传先进单位。1982年，县电影管理站改为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隶属县文化局领导。
  下面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关于电影院的建立、农村电影放映事业和科教电影放映方面的情况。
  ①1963年，在明水汇泉路北，建立了一处露天电影院，由县第四放映分队负责放映。设备简陋，如遇风雪阴雨，只好停放。虽如此，但它毕竟是章丘有史以来第一所露天影院。1974年，国家投资44万元，在露天影院原地动工兴建明水影院，到1977年10月1日落成，面积2270平方米，内设1154个座席，使用“松花江”5501型座机。1985年，购置了宽银幕立体电影设备。自此，章丘电影事业跨入现代化先进行列。
  ②在国办电影放映事业的带动和影响下，1958年绣惠公社（今绣惠镇）建立了全县第一个社办16毫米电影队，业务上归县电影队领导，到1964年收归国营，编为县第六分队。进入七十年代以来，我县农村电影事业有了迅速发展，宁家埠、垛庄、普集等公社相继建立了8.75毫米电影队。嗣后，许多村队也建起了8.75毫米放映队，既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又起到了特殊功能的宣传作用。据1985年统计，全县共有乡（镇）电影放映队18个，村办电影放映队118个，乡（镇）影剧院7个。
  ③1963年，电影队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由县科协、电影队、供销社、农业局、林业局、卫生局、变电所、文化馆等单位组成科技宣传放映队，到各乡村演出。影片有《颗粒剂防治玉米螟》、《甘薯储藏》、《节制生育》、《棉花红蛉虫》、《消灭地瓜黑斑病》，很受群众欢迎。1965年，县电影队作为先进代表出席了全国科学、教育、电影工作会议。对章丘科教电影放映的事迹和经验，《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大众日报》都先后作了报道。新闻电影制片厂为此特拍了《活跃在农村科技战线上的轻骑兵》的记录片，宣传了章丘科教电影的活动情况。1975年，苗秀海编写了《科教电影放映宣传中的几个问题》，对我县历年来科教电影放映情况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受到各方面的关注。拔乱反正后的1978年、1982年，两次出席全国科技大会，两次参加全国、全省农村文化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章丘县的电影事业，从无到有、从城镇到农村、从一般到先进，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
  戏剧
  建国前，章丘无职业剧团，更无官办剧团。据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明代嘉靖年间，李开先罢归闲居乡里，终日以词曲自娱。他曾将家中歌童舞女组成小戏班，所谓“歌擅新声四十人”。这是章丘最早见之于史籍的“剧团”。清代“徽班”进京后形成的京戏。，为士人所喜爱。而向有名士之乡雅称的章丘，一时兴起了京剧。辛寨、刁镇、明水、相公、城关、大冶、杨家巷等村镇，都有业余爱好者，他们组成规模不等的小戏班，每届春节、庙会时登台演出。
  此外，“周姑子”、“梆腔”等地方小戏尤为群众喜闻乐见。较有影响的戏班如：文祖镇青野村马夫远创办的“周姑子”班；财主朱凤集建立的“小阳春班”（莱芜梆子）；陈家庄陈振花建立的“章丘梆子”戏班等。上述各种戏班都是私人业余性质的，而规模大、行当全、行头齐的官办（国营）剧团则是“章丘吕剧团”了。
  章丘县吕剧团成立于1956年4月，它是在中共章丘县委和章丘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建立的，是章丘有史以来第一个官办职业剧团。建团开始，首先选拨演员。第一批12人，他（她）们都是五官端正，身形颀秀、容貌俊俏、能歌善舞、年在二十岁以下的知识青年；第二批14人，连同第一批共26人，经短时间的学习后，便由文化舘的李玉迅同志带队去滕县（今滕州市）吕剧团拜师学艺。后又到山东省吕剧团培训。当演员们能登台演出《刘海砍樵》、《龙凤面》、《小姑贤》、《王定保借当》等剧目时，省文化局向剧团颁发了登记证，给剧团命名为“民间职业剧团”，并选出陈文法为首任团长。
  1957年，剧团建立健全了组织，除剧团团长外，还委张良弼为副团长，王文娟为教戏老师，武志声任导演。主要演员有李佩霞、李佩莲（人称李氏二姊妹）、魏洪美、韩继荣、梁文生、李宗菊、郭松田等。为提高演出效果，购置了新戏衣、行头、灯光、布景、道具、音响，使剧团初具规模。同年，排演了大型古装戏《宝玉与黛玉》、《卖油郎独占花魁》。精彩的演出，摄人魂魄的艺术效果，感染了许许多多的观众。
  1959年6月，省文化局正式批准章丘吕剧团为国营章丘吕剧团。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济南市吕剧团与章丘吕剧团联袂演出传统戏剧《武则天》。在训练和演出中，县剧团不少演员开始崭露头角，无论是唱念还是做打，都有独到之处。因此，市吕剧团从县吕剧团挑选了张万真、赵世荣、卢翠芳、刘凤良、宋少珍、杨春林、高秀文、焦方忠、温毕泉九名演员到市吕剧团，以加强其演出阵容。这九名演员是县吕剧团的骨干，他（她）们的表演艺术均有相当功底，造诣颇深。如男角演员张万真，在电影《逼婚记》中，所扮演的文丑历城知县，很有独创性，演出十分成功，受到观众的好评。同年11月，章丘县政府为培植新生力量，又招收新学员34名，经短期训练后，即边学习边演出。
  1963年，为了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剧团开始上演革命现代戏，如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夺印》、《社长的女儿》、《杨立贝》，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朝阳沟》，表现战争年代军民鱼水情的《红嫂》，他如《洪湖赤卫队》、《李二嫂改嫁》、《李双双》等等。这些戏剧的演出，对提高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教育人们热爱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十年动乱，剧团遭到冲击，1969年，章丘县吕剧团被撤销，演职人员少数分配到厂矿，大多数则迁回农村。1970年，章丘县革命委员会在原章丘吕剧团的基础上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主要大唱革命歌曲，伴之舞蹈，演出“京剧样板戏”如《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杜鹃山》等，有时也演小吕剧如《半蓝花生》、《都愿意》。1977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改为“章丘县吕剧团。除吸收部分原吕剧团老演员外，又招收学员22名，不久赴各地演出。1981年，参加了济南市文化局举办的青年会演，有6人获奖。当历史车轮转到1990年的时候，我县有史以来第一个官办职业剧团，经历了34个春秋，结束了它的舞台活动。
  章丘县吕剧团，演出时间虽短，但在我县戏剧史上，却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应将它载之青史，供后人评说。
  周姑子戏著名演员李德兴
  陈天富
  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在济南新市场风顺茶园，有一位特别招观众喜欢的周姑子戏旦角演员，他的名子叫李德兴，乳名跟住子。人们把“跟住子”这个名子叫常了，它逐渐变成了李德兴的艺名。只要“跟住子”的戏报一贴出，观众就会蜂拥而至，剧场暴满。当时，在济南、历城、章丘、淄川一带曾流行着这样几句话：“待要听，李德兴；做得好，鲜樱桃（邓洪山）；闹得奇，自来喜（王焕魁）；唱、做细，半碗蜜（高柱坊）。四位旦角，各有特点。其中李德兴尤为观众喜爱。
  李德兴，章丘县龙山镇大官庄人，成名后定居济南市奎文街。他幼时生性顽皮，不爱读书。其父是一位私塾先生，耳提面命，严训诱导，小德兴就是不听，父母无奈，只好由他了。
  彼时，村里有一“子弟玩友”班，聘外地老艺人来教唱小戏，李德兴天天在窗外偷学，人家唱一句他跟着哼一句，人家咋表演，他就学着咋比划。时间久了，被教戏的师傅靳成花看在眼里。一次，李德兴正在窗外边唱边表演，靳成花走到他跟前，问他叫什么名子，他说俺叫“跟住子”。又问他愿意唱戏吗？他连声说愿意愿意。于是靳成花把他叫到戏房里，让他演唱一段。小跟住大大方方地唱了一段《祝英台》中的十八相送，大家不禁为之一怔，他小小年纪，未经师傅指教，怎么唱得这么板正腔圆，有声有情？一致认为他是个戏坯子，于是吸收他入班学戏。孰料他父亲恪守儒道，执意不允，说什么唱戏的属下九流，败坏门风，为人看不起。但德兴意志坚强，不让在家学戏，他到外边去闯。不久，一伙变戏法（现在叫魔术）的进村卖艺，他暗地与人说好，便随这伙人天南海北学艺去了。
  李德兴的出走，引起家中和邻居们的不安，到处寻找均不见影。母亲天天哭得泪人似的，父亲也终日长嘘短叹懊悔不已。后来，本村有经济人来往于天津，在河北省的沧州无意中发现了他，经一番疏通，才把他领回家。
  父母见到儿子不忍心责备，便细心耐心地劝他要读书上进。父亲本是私塾先生就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道理，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儿子听，并顿足捶胸地说，当了“戏子”，代代不能进仕途呵！见人也得矮三分啊！甭管怎样说，小跟住仍然如痴如迷地学戏。他反复对父母说，你们放心，我一定学好唱戏，要唱很多的钱来孝敬二老。父亲知道儿子志不可违，只好由他去了。
  李德兴先拜靳成章、靳成花为师，起早睡晚，孜孜矻矻，潜心学艺。半年之后，便登台出演了。头一出就是《双下山》，来了个开门红，连演六场，场场是人山人海。观众们都说，这小旦真漂亮，唱做俱佳，声情并茂，叫人越看越爱看。
  李德兴，不高不矮的身材，天庭饱满，地颏方圆，明眸皓齿，面若傅粉。化妆以后，言语行止宛若一个美貌的少女。当他唱红了以后，每到一地，只要“跟住子”的牌子一挂，群众闻讯就会从四面八方拥来。他一卸装，大男小女就会立刻围上去，从头到足看个不够。当时流传着这样两句话：“跟住子下了台，大闺女小媳妇围上来。”
  有一次到外地演出，第一天演完戏，他到街上闲步，忽然被一群妇女围住，七嘴八舌地说，他就是唱祝英台的小旦；他就是跟住子。人越来越多，真象“潘安走进洛阳道”。机智的李德兴为大家变了个“小戏法”，这才挤出人围。恰在这天晚上，一位俊秀的姑娘，走进他的住处，俏声说，跟住哥俺想跟你学唱戏行吗？李德兴将姑娘上下打量了一下，黑亮的头发，长长的辫子，白皙的面庞，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怪精神的。便说，唱戏可挺苦啊，你受得了吗？姑娘说，俺不怕苦。他又问姑娘你爹娘愿意吗？姑娘说这不用你管。李德兴拗不过姑娘，只好把他收下，嗣后，两人终成眷属。这就是后来的李德兴夫人，两人常搭档演出。她常对师弟明鸿钧、赵明玉、明先柱等人说：“要好生唱戏，要唱上个媳妇，当年我就是看着你德兴哥唱戏唱得好，才当卓文君跟他私奔的嘛”？
  约在民国七年（1918），李德兴已是艺技斐然享誉遐迩。他自己购置戏厢，领班去济南新市场卖艺，不久，被风顺茶园老板张凤池看中，于是和他签订合同，进园售票演出。他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雪梅吊孝》，使广大青年观众着了情动于衷，柔肠欲断，泫然泪下。产生了与封建包办婚姻作斗争的勇气和力量。总之，他演喜剧，能使人捧腹大笑；演悲剧，能叫人泣不成声；演正剧，能让人爱憎分明，为善行义。当他戏艺蜚声泉城之后，许多乡下戏友纷纷来投。如济阳的冯孝德、杨廷富；艺名自来喜的王焕奎兄弟；名扬邹平、齐东的高柱坊（艺名半碗蜜），还有一艺名叫四季花的。更多的则是章丘人，如靳成章、靳成花、陈承业、明鸿钧、明先柱、刘芳玉、赵明玉等。之后的邓洪山（鲜樱桃）也常来与之搭班。自此，各路“周姑子戏”艺人，咸集泉城，其中名流，标新立异，各树一帜，逐渐形成了以李德兴为首的周姑子戏四大名旦（王焕奎、高柱坊、邓洪山）。在当时曾一度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凡是青衣、花旦演员，都怵头和李德兴同台出演，因为别人费九牛二虎之力唱半天来，李德兴轻启朱唇唱两三句，就使别人黯然失色。但李德兴并无故弄绝技出人头地之心，他总是认认真真地唱戏，本本分分地做人。
  约在张宗昌主鲁时期，曾有一贵妇人，看了李德兴的《秦雪梅吊孝》后，一病恹然，卧床不起，既不吃药，也不用针，只是恍迷间常问“那个秦雪梅呢？我能再见见他吗？”家人无奈，只好托人将李德兴请到府中。他对病妇说，那是做戏，不是真的。病妇目不转睛地盯着德兴：李先生，“吊孝”一段您唱得太令人伤感了。据说，此后那贵妇人的病不久就好了。
  一些行家们对李德兴舞台艺术的评价是：低回婉转不乏活泼俏丽；典雅大方之中又见刚健婀娜，吐字如珠，音正腔圆。他不但艺佳，而且品德高尚，心地善良，热于助人。旧社会同行是冤家，可李德兴不是这样。据老艺人明鸿钧先生当年的切身感受，说师兄李德兴是他一生中的恩人。每当他身处逆境遇到困难时，李德兴总是慷慨相助。1920年，明鸿钧才11岁，跟老师初次进济演出，住在师兄李德兴家里，他对来者嘘寒问暖，使人备感亲切。他有时挨了师傅的打，师兄抚慰劝解。有一次，戏班去王讷公馆唱堂会，他与李德兴合演的《庵庵送米》，东主开了不少单赏。李德兴问明鸿钧：“有你的单赏吗”？明说没有（那时明鸿钧正在学徒期间，只管吃饭和小费），李德兴立即找到明所在的戏班班主马夫远，为他争出了单赏五块现洋，小鸿钧感动的哭了。
  明鸿钧十四岁时，刚满徒谢师完毕，老母病故。回家料理丧事。因年幼的弟弟无人照养，兄弟二人只好相依为命，另谋生计。为赚钱糊口，跟人到济南卖鸡蛋，恰好被李德兴碰见，备叙原委，李要鸿钧再进班唱戏，鸿钧蒙情不尽。可班里的份股人员甚至连明鸿钧的师傅靳成章也不同意，因时值八月节，正是唱戏的黄金时期，有道是“金正月，银二月，不好不歹七、八月”。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李德兴力排众意，说什么咱们都是讨乞混穷的“戏化”子，鸿钧兄弟二人年小无依，正是困难的时候，慢说他还是咱班里的人，有师徒之情，师兄弟之意，就是别的同行到了这个地步，也得拉他一把。就这样李德兴将明鸿钧留在班里。他对明鸿钧是这样，对其他人也是如此。
  李德兴成名发迹后不忘乡亲，每年春节大官庄唱戏、扮玩，凡乡亲们有要他帮忙的事，他总是有求必应，宁愿自己作难，也要乡亲们满意而归。
  晚年，他患痔疮，登台演出有困难，急需班里照顾，不料个别嫉妒成性、视财如命的份股头头，竟不念旧情，非但不照顾，反而把他排出戏班。德高艺精的李德兴，在病、气交加之下自缢身亡。
  他死后，凤顺茶园封闭消息，仍挂“跟住子”的戏牌，以招徕观众，如是两年不衰。
  （明兆乙整理）
  龙山镇政协供稿
  周姑子戏艺人师明春
  孙澍之 张景谱
  曾名扬一方的“周姑子”（亦名“肘鼓子”）戏艺人师明春，他的名子伴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推移，在人们的忆念中早已淡漠，可他那情湛的艺术表演和天真烂漫庄谐兼容的舞台形象，却深深刻印在当年广大观众的心坎里，我们就是其中的见证者。
  师明春于1886年，出生在白云湖乡石珩村的一个贫苦家庭里。自幼聪明伶俐，爱好说唱，颇显艺术才华。生活拮据的父母无力供他上学，十五岁就外出投师学艺，三年艺满，搭班唱戏，以艺会友，足迹遍章丘、历城、济阳、邹平、淄川、博山、济南、周村等地。他工于花旦娴于青衣，唱腔婉美、表演细腻、声情并茂、形神兼备，所到之处，给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由于师明春生长在农村，活动于民间，对乡闾群众的忧喜苦乐体会深刻，特别是那些受治于父权、夫权、族权、神权，桎梏于“三从、四德”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妇女，所以能塑造出一个个别具特色为观众所喜爱的妇女形象，使其维肖维妙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舞台上。
  按说一个男性演员扮女角，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处处如意，会时多时少地露出男性的破绽。可在明春来说，不但不露男性破绽，而且一粉墨登台，用农民观众的话说“比女人还女人”。人们说他是男身女性，更有甚者干脆赐他一个很不雅的绰号“浪妮子”。对此他并不介意，欣然以之作为自己的艺名流传于社会。
  他所塑造的女性舞台形象，真是各尽其妙，演谁是谁。他演大家闺秀，是那样的温文尔雅；扮小家碧玉是那样的忸怩羞怯；饰农姑蚕妇又是那样的大方泼辣。他的演出，不管是庙会还是堂会，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不管是登戏台，还是“盘凳子”，只要他一出场，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随之即把视线投向他的表演，目不转睛凝神谛听。
  在一次石珩村举办的春季庙会上，明春主演《小寡妇上坟》，他把一个旧社会失去丈夫的年轻妇女的孤单无依、惆怅郁闷、忍辱含诟的痛苦心情，通过细腻逼真的表演，抒发得淋漓尽致，从而将无数观众的心情吸引到剧中人身上，随着“小寡妇”的寂寞徬徨而伤心，伴着“小寡妇”的哭声而落泪。人群中有一位姓赵的寡妇开始暗自流泪，继而痛哭失声，怕人笑话，戏未终退场离去。她回到家大病一场，思前想后，与其守寡活受罪，不如跳出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火坑。于是鼓足了勇气，下定了决心，终于改嫁他人了。这不能不说《小寡妇上坟》一剧在这方面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再如，他在某地演《双下山》，明春扮祝英台，连演三场，场场暴满。据说有一李家女，看戏着了迷，在去戏场的路上，到南瓜地里小便，将怀中的孩子放在地上，这时传来戏场的锣鼓声，她急想着看戏，竟把一个大南瓜当孩子抱在怀中撒腿就跑。当孩子的哭声送进她的耳鼓时，她这才发现自己抱的是个大南瓜。这事是真是假，反正石珩一带的群众大都是这样说的。事到如今，姑且不去追求它的真假，这里说明一个问题，“浪妮子”的艺术表演能使观众达到入痴忘我的境界，可见他艺术功底之深、魅力之大。
  那时，以他为首所带领的小戏班，少则三至五人，多则十几人，于春冬两闲或山会、庙会、堂会，出门唱戏，收入微薄只能糊口。农忙季节便停下来，演员们各回各村自谋生计。据老年人回忆，明春牵头领班的时间不多，一般是与外地同行搿夥搭班。经常在一起的有邓洪山（艺名鲜樱桃）父母兄弟、靳成章兄弟、明鸿钧、赵明玉、李德兴、胡志武等等。他们人少戏小，行头简单（伴奏只有一鼓、一锣、一〓，没有丝竹笙簧），所以易聚易散，今天在这村，明天到那村。某某有事空角，用时可随时找人顶替。他们所到之处，不仅给人们留下欢语笑声，还平添上一些酸甜苦辣；不仅给人们以美好的艺术享受，还给人们带来思想的启迪和人生哲理的思索。
  1948年，在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要到来的时候，这位饱经风霜、久历忧患、土生土长深受百姓爱戴的庄户演员，告别了人世，享年62岁。他生有二男，长子顺盛，少年夭折；次子顺合，忠厚传家，现在已经是子孙满堂，全家幸福。
  凡看过师明春演出的老观众，至今每每谈起，思念犹深，都说，师明春是咱家乡人培育出来的一株“蚕豆花”，它的缕缕清香永远飘洒在家乡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