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清廉正直 洁身育人——忆伯父刘冠九
刘培云
伯父名甲字冠九，生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卒于1967年，享年81岁。他大半生是在混乱龌龊的旧社会度过的，然他处污泥而不染，慎独处世洁身育人，因而有桃李满天下之誉。又因他反对私塾提倡学校，被人称为“城南教育之光”。
伯父幼读私塾，经课之外常读史传、朝典之类的书，先生发现后，教他多留心“八股”和制艺时文，以求举业。伯父对这样的劝导，总是“口是心非”。他常说读书是为了明理做人，上致国家，下泽黎民。如果只为中举做官，那不成了“国盗”、“禄贼”了吗？
弱冠前，经先生推荐，去危山圣泉书院攻读。1901年，慈禧太后明令废八股，办学堂，1905年，“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经山长传示后，许多学子感到举业无望，断塞仕途，便无意进取，然伯父却十分高兴，读书更勤。此时，省城济南已办起了师范学堂。据有关史料介绍：“济南师范创建于1902年，历经师范馆、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师范学校、省立一师、省立济南师范等历史阶段”。伯父心向往之。经举人名儒王伯平（今埠西村人）先生的引荐，终于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进了济南师范。
1915年（民国四年），章丘县为废私塾设学校，培养小学教员，成立了小学教员养成所（单级教员养成所），校址在城关文庙。所长张砚台（济南师范毕业生），伯父任教务主任兼国文、图画。从此，伯父开始了他的杏坛生涯。1919年，章丘单级养成所改为章丘县师范讲习所，培养小学正、副教员。这期间伯父依然任教务主任兼体操和图画课。
正当伯父大展宏猷、为国育才的时候，卢沟桥传来日本大举进犯我国的炮声，接着章丘沦陷，民族涂炭，国民身陷水火。伯父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离校回家，归田隐居。约在1938年秋，时局稍定，地方伪政权恢复学校，动员伯父出面组织埠村完全小学，当时埠村处在日伪统治之下，伯父坚守民族气节，决心不为日伪办事，托故不出，后经族长刘岱东（宿儒、饱学，思想进步，1939年就与我党地下人员秘密接触）以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为重不使家乡儿童、少年失学为由，终于说动了伯父，以他为中心联络了孙伯衡、马希文、张〓峰、刘真一（我的父亲）、刘岱东、黄淑贞等，组建了章丘县第九区区立第一完全小学，伯父任校长，两班高小四班初小。一年后，伯父辞去校长职务（由郭恒璋接替），自愿任两个高级班的国语课。内容凡涉“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圈”、“同文同种”、“中日亲善”、“明治维新”等方面的，他便对学生说“这是挂羊头卖狗肉，老虎脖子上戴捻珠，一派欺骗谎言”。当堂删掉，往往代之以历史故事，如“岳飞大败金兀术”、“荆轲刺秦王”、“苏武牧羊”、“忠臣宋季文天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国父伦敦遇难”等等，声情并茂、神态活现、生动有趣，潜移默化地向学生贯输了抗日爱国的思想教育。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伯父已近花甲之年，用他当时的话说，“八年中吃够了窝囊气，现在该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了，孰料国民党又挑起内战，埠村一隅成了国共两党敌来我往的“拉锯”地带，伯父与其他进步人士一样，又陷入闷葫芦之中。
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伯父年届六十二岁，他精神焕发，兴奋异常，见人就讲，国民党政权即将结束，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失道寡助，手中无真理；共产党坐天下，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代表正义，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从今后，中国就要成为真正的民国了，人民就要过上真正的民主自由生活了，他多次受到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接待。建国后，按他的年龄不宜再工作了，可他欣逢盛世，愿为国家献余热，毅然接受了三德范村的邀请，以六十五岁高龄重返课堂。直到年逾古稀，才光荣退休。当他第一次领到退休金时，心情激动地对我（当时本人在埠村完小工作）说，咱们的祖先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唱了几千年的《大同篇》，什么“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均无成效。只有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我才亲身尝到了“老有所终”的幸福。
1967年，伯父染疾，虽值“文革动乱”，但党政领导依然对他关怀备至，多方求治无效，于是年寿终正寝。伯父一生，据我亲聆其教，亲见其行。有这样几件事，对我影响极大，教育颇深。
教子侄以正
伯父兄弟二人居长，子侄群从数人。我们从小就受着他的教诲：尊敬父母和长辈，兄弟之间要讲信修睦，做到兄友弟恭。他教我们人人要背诵《朱子治家格言》，并用之于言行，从小养成勤俭朴实、谨言慎行及与人为善的好品行。及长，便教我们立身处世要正直。他常说正直是做人的根本，“政者正也”，首先要做到身正心正。古往今来，从未听到过正直的人做了败家、伤身、害人、误国的事。有一次，我们问伯父：为什么历史上正直的人往往会遭不幸？他慈祥的脸上堆着笑容诵诗般地道：“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我们不解其意，于是他引史据典列举了许多正直人物的悲惨下场，然后肯定了正是这些身遭不幸的正直之士才给人们留下了正气、正义等精神财富。当我入党、提干以后，伯父不只一次地对我谈心，他总是披肝沥胆语重心长地教诲我：“培云，你现在是党员、学校领导，你只有事事带头身先士卒做好教学工作的义务，没有当官在上以权谋私的权利。‘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做人民的公朴，不当官做老爷，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过去多少人拉我进国民党，我都谢绝了。为什么？就因为我看透了国民党内部腐败，祸国殃民。我为了保持咱刘家的清廉正直，宁贫也不向国民党催眉折腰”。伯父这些话，至今犹言在耳。
为共产党员郭恒祥鸣冤
1928年，郭恒祥在埠西村领导农民成立贫民协会，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和“耕者有其田”这两个革命口号，直接威胁和触犯了埠村区长兼义务团团长李延煜。1929年初，李将郭恒祥骗至埠村镇三清观杀害。事件发生后，立即在埠村镇引起轩然大波。先是郭恒祥家属投诉无门，有冤难伸，接着便是黄福田、刘岱东等正直人士支持郭恒祥家属到省政府告状。伯父一向遇事镇之再三，此时他也按不住胸中的义愤之火，毅然投入了这场诉讼斗争。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受害者一边，认为郭恒祥的被杀是千古奇冤。此案历经波折，为时二年有余，最后以李延煜病死原告胜诉结束。这就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人们所传的“山东第一民案”，伯父是案中所谓“五刘”中的一员。
为官容易做人难
约在1940年，名为章丘抗日游击队司令的程学通，率队来埠村看望伯父，因他曾是伯父的学生，以探望为名，实则想拉伯父出山，委以虚衔，借重伯父声望，以壮其军声。伯父知其来意后，便以年老体弱、德辁才薄为由，委婉谢绝。程礼貌甚恭地说老师年高是实，德铨才薄未免过谦。老师学深养厚，德高望重，若肯顾念师生之谊，曲身低就，那将是学生不胜荣幸。伯父恐程纠缠，便开门见山地说：“自古情重莫若师徒，我本人只是粗通文墨，至于为官之道是一窍不通。但有你作靠山谋个一官半职看来垂手可得，不过以我之为人只宜教书育人，不宜居官谋政，况且‘宦海风波，仕途机阱，兔起鹘落，少纵即逝’，总之为官容易做人难。岂不闻‘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治其国，先齐其家’。能胡里胡涂地做官，绝不能胡里胡涂地做人。咱们还是各全其志吧！”程学通听出伯父话外之音，愠之于心喜之于容地说：“老师所言极是，学通告辞”！这就是人们传说的程司令带领千军看老师的真实经过。
哭李子荣
程学通拉伯父碰壁后，一直怀恨在心，认为伯父有“通共”之嫌，于是密令驻埠村之部严加窥察埠村完小教职工的活动。时有进步教师李子荣（名志高），奉我章丘县工委书记张游的嘱托，策动埠村驻敌中队长王蜃楼（程学通部下）反正，不幸被程残酷杀害。
当李子荣被捕押走之后，伯父同父亲、刘岱东当即联名具保，誓死要回李子荣，不料程当夜就把李子荣处决。伯父闻噩耗，立即给程学通写信质问。伯父是个有泪不轻弹的人，对此是失声痛哭。说李子荣性敏学勤，品优德高，是学生的好师长，是民众的好先生。是乡人的好后生。他壮年为贼所害，真令人伤痛！伤痛。
以教为业以农为友
伯父生于末世，长于变乱，无情的现实使他慎独处世，洁身自好，“足不践朱门，口不向官开”，而是以农为友。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伯父身边总断不了街坊邻舍叔伯兄弟（他们大都是农民），品茗谈天，啦家常，话桑麻。伯父往往提出些稻粱黍麦菽稷以及年景丰歉的许多问题，虚心请教，人们则说，你是有大学问的人，什么事不知道，怎么还问我们这些庄稼腿子。伯父就把“耕当问农，学当问士”的俗谚讲给他们听。有时，某些有社会阅历的老人推心置腹地与伯父交谈：刘先生，凭你的学问和声望，应该出府入衙同有权有势的人来往，这样对你和你的子侄们都有好处。譬如说你们刘家是书香门第，如今到哪个部门、哪处衙门谋个职位，不比当这教书匠吃香。伯父先是一笑接着就严肃地指出：我和农民兄弟父老相善是有“圣训”根据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至于卑躬屈膝进衙门混阔事的问题，那是我刘家所不为。事实上，我们兄弟群从数人，大都当教师，伯父、父亲可以说是老在课堂的。在那混乱的旧社会，没有一人染指官场。
综其终生，澹泊名利，矢身教育，独善其身，关心民事。他不但是我的亲长，而且是我的良师。
刘培云：埠东村人。年71岁，离休教师。
埠村镇政协供稿
忆父亲王鹤亭
王秀明 口述
明兆乙 记录
我的父亲王向斋字公群号鹤亭，他去世迄今算来已整整四十个年头。而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历历在目，对我的悉心教诲，无时不在心底翻腾。
1883年，父亲出生在西彩石村（今属历城区）的一户农民家庭里。他自幼勤奋好学，弱冠之年，于青州四师毕业，回乡任教员，后去章丘县教育局工作，不久，提升为教育局长。
1930年秋，县师范讲习所经整顿重新开学，由父亲任所长。招收二年制师范科学生一班50多人。校址在青龙街路北，全是民房。这年我刚9岁，父亲严嘱母亲：“不准向我贯输《女儿经》和“三从、四德”之类的教育；不准为我缠足。要我剪发，要我象男孩一样自由自在地上学读书。这说明那时父亲的思想是非常进步的，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不但上了学，而且还当了小学教师（现离休在家）。
约在1931年，讲习所来了一对夫妻教员，男的叫崔杰千。记得父亲常对母亲谈起崔老师夫妇，说崔老师知识渊博，工作有魄力，崔的夫人（忆不起姓名），精灵秀气，举止文雅，他俩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崔杰千任教务主任，主讲语文、数学，同时还为附小兼课。他利用课堂向学生讲述满清腐败、民国名不副实。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九·一八”事变，东北同胞无家可归。政府不抗战，致使日寇长驱直入。使学生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那时我在附小读书，崔老师经常到我们班替课。他高高的个子，梳着分头，面颜和善，衣着朴素。有一次，教唱歌的老师请了假，他来到课堂，教我们一支歌，名子是《可怜的秋香》。他先介绍了一下歌的内容，接着自己唱了一遍。他边唱边表演，悠扬动人的歌声把全班同学紧紧吸引住了。记的歌词的第一段大致是“和暧的太阳，照过金姐的脸，照过银姐的衣裳，又照过幼年时代的秋香。金姐有爸爸爱，银姐有妈妈爱，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他呀！每天只在草场上牧羊……可怜的秋香……”当他叠唱“可怜的秋香”这句时，声音发颤，眼角上溢出泪珠。之后，崔老师身上就象有磁石一样，我们见了他就往他身边跑。他特别喜欢我，尤其是他的夫人。每逢见了我，总是抚摸不够。由于他们和父亲的关系，经常到我家来玩，父母也拎我常到他们家去。关系处的简直成了一家人。记的在暮春的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崔老师夫妇、爸爸、妈妈和我一同郊游，在一座大桥上，崔老师把我抱上栏杆，我们偎在一起，拍了一张合照，可惜后来丢失了。打这以后，崔老师夫妇视我如同生女，我也就改口叫他们爸、妈了（那时他们还未有子女）。每当崔老师与我在一块看到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穷家小姐妹时，他就情不自禁的哼起“可怜的秋香”，同时叫我不要看不起她们，要和她们交朋友。
一天晚上，父亲从教育局回来，面沉似水，喘不续声，对母亲说，我去学校，晚饭不吃了，不等母亲开口，他的身影已消失在暮霭里。他找到崔老师，把县衙要逮捕他夫妇的消息如实讲了一下，催促他们立即出走。崔老师说什么“张伯融是逮捕共产党，我有何罪？我不能走！”父亲坚决地说“我不管这些，今晚你一定要走，夫人我暂先设法保护，你的课由我上”。崔老师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由父亲安排。
就在当天晚上，四门紧闭，任何人没有政府的凭证不准出入。父亲把崔夫人交给我母亲，他就和崔老师出去了。父亲和守卫南门的王大爷交情颇厚，于是崔老师顺利地脱离了脸境。
次日一早，县党部没抓到人，便派人找父亲问话。张伯融详细询问崔杰千夫妇在学校的表现和失踪情况，父亲作了巧妙的回答。在谈到崔杰千出走时，父亲说：“昨天上午，他们还在学校上课、批改作业，毫无异象。午饭后，我去教育局开会，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因感疲劳就睡下了，书记派人到家时，我还在酣睡呢？”张为了稳住父亲，没再说什么，只是叫父亲照常上课，如发现崔杰千的情况，及时报告。父亲知道这是缓兵计，行动格外小心。过了两天，父亲按照和崔老师的约定，又巧妙地把崔夫人由西门送出去。据说，崔老师夫妇离开章丘去莱阳，在那里领导了农民暴动。
约在1933年，父亲参加了韩复榘倡办的区长训练班，结业后，任彩石区（章丘县第十区）区长、各区联合办事处主任。1948年济南解放后，父亲在济南摆小摊卖香烟。不料这时，崔杰千与父亲不期而遇，并在天桥旅馆叙旧畅谈。崔向父亲诚恳地讲了党对旧政府人员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并要求父亲主动地实事求是地向政府作交待。父亲十分感激，于是详细地写了自传。
在政府对父亲审查期间，有关负责人告诉父亲说他对革命曾做出过贡献。父亲说他只有罪过无功可谈。当提到当年与崔杰千夫妻的关系时，父亲才恍然大悟。由十年徒刑减为三年，实际上不到二年父亲就结论回家了。在审查改造期间，崔杰千经常拿生活用品看望父亲，并鼓励他早日成为新人，继续为人民服务。崔杰千去上海华东区工作时，还常给父亲来信。崔夫人也就是我一度的义母，来信要我到她身边去，那时我已经当了人民教师，未如愿，至今犹感遗憾。
1952年，父亲患病，医治无效，旋即谢世，享年69岁。
王秀明：女，年71岁，现离休。
社会科学家教育家孟云桥
牛汝章 明兆乙
孟云桥名繁倬，以字行。山后寨乡孟家坞村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卒于1988年，享年85岁。
他出生于一个良田百亩（市亩）车马俱全、仆婢皆有的财主之家。父亲孟庆盈，平生专事农桑。孟云桥兄弟三人，长兄繁修、次兄繁仁。父严子孝，兄友弟恭，是彼时村中有名的“孝弟”之家。
云桥自幼颖异，卓尔不群。在他总角之年，就以“亚圣”孟子七十三代自居，决心承继祖宗的圣业传道化民。读小学时，每当星期天、节假日，同伴们游玩，他却闭门苦读“经书”，特别是《孟子》一书。他对《孟子》不但能背诵正文，而且连历代夫子们精心作的小往亦能烂熟于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贵民轻君”的民本思想，给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约在1920年，他考取了章丘高等学堂，每次考试，名列榜首，家乡士人往往赞其为无愧圣贤之后。毕业后，入省城济南师范就读。后去曲阜二师、青岛铁路中学、济南第一师范任教。他教坛秉铎，严肃活泼，言教、身教并重。对学生循循善诱，因材施教。除了针对实际抓住国内外重大事件，具体分析分清是非提高学生政治观察力外，还因势利导向学生进行儒家教育。他常深入学生，与其席地屈膝交谈：山东乃齐鲁之地圣贤之乡。莘莘学子，务遵孔、孟二夫子之教，明德、亲民、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志在报国，宅心忠厚。孔子周游列国，为宣传“仁”治，不惜唇敝舌焦孟子集历代先圣思想之大成，在与梁惠王、齐宣王和滕文公等的问答中，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轻君贵民，舍利重义。不少学生受其一定影响。
1930年，韩复榘主鲁时，因王鸿一的积极倡导，梁漱溟、梁仲华等，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未久，梁漱溟在邹平县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其宗旨乃是推行“村治”主张。村治也可以说是村本政治，它与孟子的民本学说有其共同之处，于是引起了孟云桥的极大兴趣。他清心研究了王鸿一的“村治”之说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大受启发，随之投书王、梁，共同探讨关于中国固有文化和乡村建设的问题。此后，孟云桥受到梁漱溟的青睐。在他的极力推荐下，孟云桥进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期满回山东，任济南高级中学教务主任。
1934年前后，孟云桥以研究生官费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他详细考察了欧西的学术思想，与中国的学术思想作了比较，认为前者归本于教育实业，后者归本于教养。决心回国后进行一番改革。这期间，他在这里会见了因受国民党迫逼而流亡海外的邹韬奋先生。异国他乡，同胞相遇，自是别有一番情味。倾诉间，邹韬奋讲了自己因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为国民党所忌，无奈漂洋过海来到大洋彼岸。孟云桥对先生的遭遇十分同情，两人遂结为知交。当韬奋先生要离开英国时，孟云桥为其“长亭钱行”，洒泪而别。据云韬奋先生对此留有专笔，收在《韬奋文集》中。
1938年，孟云桥于牛津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功成名就，准备回国。这时就有许多西方名流高薪聘他留英，或去美国、法国等，不少朋友也劝他“勿失良机”。孟云桥想到祖国、想到炎黄孔孟、想到邹韬奋的到来、想到自己青年时代的抱负，毅然抛弃西方的所谓高级享受，携囊登上东归的航程，决心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在伟大而神圣的抗日战争中献出一切。
重庆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为迎接这批留英学生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孟云桥一踏上自己的国土，目睹着流亡到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大有江山依旧，面目全非之感。半月后，接到政府通知，令他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授，并接受其为国民党党员。就在这时，有朋友给他送来了家书，捧读之后，泫然涕下，情不由己，仰天高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此时的山东章丘，已沦敌手。孟云桥是有家不得归，有亲不能见。孤寂怊怅、伴书度日。之后，又去乐山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授，未几，旋去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职。
在陪都重庆期间，他结识了才容双全出身高贵的张仲华女士，两人志同道合、学识相当、情笃意切，遂成合〓之欢。但他的元配夫人韩氏，依然在故居孟家坞村孤枕冷被养老育幼，终日翘盼与夫君久别重逢。
1945年“八·一五”光复，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国民党派李先良接受了青岛。随之孟云桥亦到青任教育局长，兼山东大学教授（彼时山大只有两位一级教授，孟是其中之一）。莅任伊始，因一中学生自杀（该生姓名、所在何校，自杀原因忆者不详）引起学潮，大、中学生结队到市政府请愿。市长李先良要孟云桥代表政府讲话（内容不详），对学生抚慰一番，让其回校复课，学潮遂平。
1946年，有美国兵车玉死中国女学生，中国政府不作处理，激起学生义愤，于是抬尸游行。市长李先良、市党部书记葛覃怕得罪美国佬，又推出孟云桥讲话，平息事态。
1947年莱芜大捷后，山东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区愈来愈大，国民党只好固守着几座大中城市。全省人民反蒋、反内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疯狂镇玉，但野火总是烧不尽的。是年6月2日，青岛全市大中学生，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的大示威。国民党当局下令残酷镇玉，逮捕学生数百名，随之释放。孟云桥在一次对学生讲话中指出：“（学生游行有理，国民党的确腐败”。
1948年秋，济南解放，青岛成了一座孤城，蝟集在这里的国民党大员及社会上层人士，犹芒刺在背，臀坐火山，惶惶不可终日。是时，孟云桥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兼任南京政治学校教授。他不论在学校还是在立法院，讲演、写文章都是主张国共合作，坚决停止一切内战，于是得到张治中、李济深等人的赏识。上海解放前夕，他积极串通在上海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计53人，联合声明集体退出国民党和南京立法委员会。上海解放后，他主动和中共有关部门联系，受到中共的欢迎。不久，便去苏州国民党官员和旧高级知识分子训练班学习。
建国后，历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山东工业技术学校、山东机械工业学校教授。兼任民革山东省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民革山东省第六届常务委员会顾问、山东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4年，山东大学拟请孟云桥任外语教授，因其政治面貌问题迟迟未就。孰料“文革”的狂飙将他卷到久违了的故乡孟家坞村，进行劳动改造。幸有多年相濡以沫的爱妻张仲华的随侍，同舟共济，共度时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通过落实政策，重返工作岗位。1988年，因患病医治无效，溘然去世。
综孟云桥先生的一生，正象家乡人民给他的评价那样：是个爱国、爱民而富有民族气节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学术、思想方面，早年，他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后经修改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他多次讲道《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称新三民主义为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有彻底实现中国才会由“君国、官国”变成民国。他认为，中国三代以前，注重乡治即民治，民族繁荣昌盛；秦汉以来重县治即官治，专谋国家统一，后逐渐衰败。今日实行三民主义，还政于民，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指日可待。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他又茫茫然。当有人提倡“村本政治”和“师统政治”主张伦理为体教养为用的时候，他极表赞成。特别是梁漱溟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后，他成了乡建运动的积极分子。在留学英国期间，详细考察了欧西的文化习尚，精心研究了西方的学术思想，决心回国后，根据祖国的固有文化和学术道德，中西对照，努力探讨研究，以此为中华民族寻找出路。迨至日寇入侵抗战爆发，国民党“欲攘外先安内”的到行逆施，希望一度破灭。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正当全国人民热烈欢呼国土恢复山河重光的时候，蒋介石又挑起内战。孟云桥虽混迹国民党官场，但对其内部的腐败洞察得愈来愈清楚，他积极主张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济南解放后，他断然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于是毅然弃暗投明，扑入共产党怀抱。建国后，通过改造学习；逐步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一定贡献。
孟云桥留给后人的著作有《西洋政治思想史》、译著有《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关系》等。
盛世话苍桑
徐传良
我生于1920年，时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才9年。许多大清遗老遗少们，仍头盘小辫，盼望所谓“真龙天子”出世，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因为民国以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民国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多少好处。张宗昌督军山东，逼得人民道出“张宗昌坐济南，一两银子八块钱”。一两银子是指五大亩（合15市亩）地的税银，也就是说种五大亩地每年交八块钱的农业税。而在清朝五大亩地每年只交一块钱的捐税。张宗昌的农业税超过清朝农业税的七倍。当时是旱灾、蝗灾三年两不收，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每大亩的产量也不过四百斤左右。
我家只有两大亩地，收入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只好闯关东（东北）自谋生计。母亲小足女人无生产能力，所以全家四口人只有高粱掺糠度日。那年月疾病流行，荒凉的农村少医缺药，个别庸医不但害人，而且一次用药半年欠债。因此，许多人家求巫拜神，致使死亡率有增无减，特别是婴儿和儿童。我的私塾老师，一生有十三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七人。
我幼年家贫，营养不良，七、八岁上患了淋巴腺结核，左颈上有二、三十个，大的象鸡蛋，痛苦难当，真没想到能够活下来。
民国以来，虽然废除了科举制度，但大多数农村孩子们读的还是私塾。我四岁入塾，读《三字经》、《百家姓》。两年后，妻的祖父是廪生，在县里供职，开始兴办学校，首先在我村（官庄）建了一处，由岳父任教，我这时才从私塾走进学校。后来，山后寨成立了县立第三小学，我即考进了该校的五年级。
当时，父亲在沈阳御花园村当医生，因年老身居异乡孤独无依，来信要我去沈阳。开始，准备叫我进工厂当徒工，因我体弱多病，日本人不用，因此，只好再入学，以期就业。
父亲的药店设在沈阳北陵御花园村。所谓北陵就是清朝第一代皇帝顺治的父亲皇太极的陵墓。皇太极的父亲努儿哈赤是清朝的鼻祖，他率领游收民族占了东北，打败明军建都兴京，势力一天天扩大，北上击败蒙古又迁都辽阳，继而灭了蒙古统一东北，定都沈阳，称盛京，国号大清。据说努儿哈赤曾在御花园村生过天花，所以叫御花（御是皇帝的别别称，即皇帝生天花之意）园。死后，葬在皇姑屯，这就是后来的东陵。张作霖为“东北王”时，在北陵成立了东北大学，在御花园村建立了第三高中，学生皆军官子弟，上学身挎手枪，蛮横不可一世。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高中改为奉天省立农科高级中学，校长是日本人矢野清。此时奉天市没有大学，只有一中、二中、商中、师范、农中；一工、二工等中等学校。这些学校只有日本人才能入学，华人是望之兴叹的，但华人可以到日本去上大专。奉天农业高中的教导主任是山东莒县人，济南齐鲁大学毕业生。因与父亲是老乡，故常找他看病，我也因这较容易地考进了农业高中。班主任是日本的井上仁平治。毕业后，因我日文较好，遂考取了留日学生，去日本秋田市林专求学。1941年回到祖国，又到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深造。不久，农学院易名上海大学，延请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教授广泽吉平、齐藤清、西川五郎等任教。1945年，我毕业时，日本投降，因时局的变化，我入天主教堂任教，因自己就学日伪时代，瞻前顾后，产生了遁世思想，认为人生如梦四大皆空，遂有“出家”之念，当一修士，终生已矣。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我自去沈阳，母子离散，负笈天涯，如今年已而立，孤苦伶仃，思之痛心。只想骨肉团聚，于是放弃教职，冒枪林弹雨，于1948年7月重回故里。始知父亲已故，母亲尚健，姊妹都已婚生子。久别重逢，全家自是喜出望外。我为了徐门的后代香烟，遂与启蒙恩师之女结婚。是年农历八月，济南解放，我报考了济南警官学校，1949年南下，亲人坚不放行，后参加教育工作。其间曾任周村师范生物教员和泰安二中生物教员。1961年，因生活困难，回乡劳动。从此，生活在田园、山林之间，以农民为伍，其乐无穷。
俗语云：“艰难玉汝”，就是说艰苦之中能使人锻炼成材。人到困境，自会励志奋发，日进月步。相反，逸豫亡身，荒淫自溺。回忆有生以来，历经颠沛和困窘，孰料晚年逢盛世，所学终有所用。端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亦端赖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使我这个旧知识分子于古稀之年，化弃材为良材，变无用为有用。眺身于时光之车轮兮，乘飙轮以飞进！何所痛乎于既往兮，御长风于当今！
刘培云
伯父名甲字冠九，生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卒于1967年，享年81岁。他大半生是在混乱龌龊的旧社会度过的，然他处污泥而不染，慎独处世洁身育人，因而有桃李满天下之誉。又因他反对私塾提倡学校，被人称为“城南教育之光”。
伯父幼读私塾，经课之外常读史传、朝典之类的书，先生发现后，教他多留心“八股”和制艺时文，以求举业。伯父对这样的劝导，总是“口是心非”。他常说读书是为了明理做人，上致国家，下泽黎民。如果只为中举做官，那不成了“国盗”、“禄贼”了吗？
弱冠前，经先生推荐，去危山圣泉书院攻读。1901年，慈禧太后明令废八股，办学堂，1905年，“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经山长传示后，许多学子感到举业无望，断塞仕途，便无意进取，然伯父却十分高兴，读书更勤。此时，省城济南已办起了师范学堂。据有关史料介绍：“济南师范创建于1902年，历经师范馆、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师范学校、省立一师、省立济南师范等历史阶段”。伯父心向往之。经举人名儒王伯平（今埠西村人）先生的引荐，终于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进了济南师范。
1915年（民国四年），章丘县为废私塾设学校，培养小学教员，成立了小学教员养成所（单级教员养成所），校址在城关文庙。所长张砚台（济南师范毕业生），伯父任教务主任兼国文、图画。从此，伯父开始了他的杏坛生涯。1919年，章丘单级养成所改为章丘县师范讲习所，培养小学正、副教员。这期间伯父依然任教务主任兼体操和图画课。
正当伯父大展宏猷、为国育才的时候，卢沟桥传来日本大举进犯我国的炮声，接着章丘沦陷，民族涂炭，国民身陷水火。伯父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离校回家，归田隐居。约在1938年秋，时局稍定，地方伪政权恢复学校，动员伯父出面组织埠村完全小学，当时埠村处在日伪统治之下，伯父坚守民族气节，决心不为日伪办事，托故不出，后经族长刘岱东（宿儒、饱学，思想进步，1939年就与我党地下人员秘密接触）以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为重不使家乡儿童、少年失学为由，终于说动了伯父，以他为中心联络了孙伯衡、马希文、张〓峰、刘真一（我的父亲）、刘岱东、黄淑贞等，组建了章丘县第九区区立第一完全小学，伯父任校长，两班高小四班初小。一年后，伯父辞去校长职务（由郭恒璋接替），自愿任两个高级班的国语课。内容凡涉“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圈”、“同文同种”、“中日亲善”、“明治维新”等方面的，他便对学生说“这是挂羊头卖狗肉，老虎脖子上戴捻珠，一派欺骗谎言”。当堂删掉，往往代之以历史故事，如“岳飞大败金兀术”、“荆轲刺秦王”、“苏武牧羊”、“忠臣宋季文天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国父伦敦遇难”等等，声情并茂、神态活现、生动有趣，潜移默化地向学生贯输了抗日爱国的思想教育。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伯父已近花甲之年，用他当时的话说，“八年中吃够了窝囊气，现在该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了，孰料国民党又挑起内战，埠村一隅成了国共两党敌来我往的“拉锯”地带，伯父与其他进步人士一样，又陷入闷葫芦之中。
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伯父年届六十二岁，他精神焕发，兴奋异常，见人就讲，国民党政权即将结束，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失道寡助，手中无真理；共产党坐天下，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代表正义，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从今后，中国就要成为真正的民国了，人民就要过上真正的民主自由生活了，他多次受到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接待。建国后，按他的年龄不宜再工作了，可他欣逢盛世，愿为国家献余热，毅然接受了三德范村的邀请，以六十五岁高龄重返课堂。直到年逾古稀，才光荣退休。当他第一次领到退休金时，心情激动地对我（当时本人在埠村完小工作）说，咱们的祖先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唱了几千年的《大同篇》，什么“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均无成效。只有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我才亲身尝到了“老有所终”的幸福。
1967年，伯父染疾，虽值“文革动乱”，但党政领导依然对他关怀备至，多方求治无效，于是年寿终正寝。伯父一生，据我亲聆其教，亲见其行。有这样几件事，对我影响极大，教育颇深。
教子侄以正
伯父兄弟二人居长，子侄群从数人。我们从小就受着他的教诲：尊敬父母和长辈，兄弟之间要讲信修睦，做到兄友弟恭。他教我们人人要背诵《朱子治家格言》，并用之于言行，从小养成勤俭朴实、谨言慎行及与人为善的好品行。及长，便教我们立身处世要正直。他常说正直是做人的根本，“政者正也”，首先要做到身正心正。古往今来，从未听到过正直的人做了败家、伤身、害人、误国的事。有一次，我们问伯父：为什么历史上正直的人往往会遭不幸？他慈祥的脸上堆着笑容诵诗般地道：“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我们不解其意，于是他引史据典列举了许多正直人物的悲惨下场，然后肯定了正是这些身遭不幸的正直之士才给人们留下了正气、正义等精神财富。当我入党、提干以后，伯父不只一次地对我谈心，他总是披肝沥胆语重心长地教诲我：“培云，你现在是党员、学校领导，你只有事事带头身先士卒做好教学工作的义务，没有当官在上以权谋私的权利。‘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做人民的公朴，不当官做老爷，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过去多少人拉我进国民党，我都谢绝了。为什么？就因为我看透了国民党内部腐败，祸国殃民。我为了保持咱刘家的清廉正直，宁贫也不向国民党催眉折腰”。伯父这些话，至今犹言在耳。
为共产党员郭恒祥鸣冤
1928年，郭恒祥在埠西村领导农民成立贫民协会，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和“耕者有其田”这两个革命口号，直接威胁和触犯了埠村区长兼义务团团长李延煜。1929年初，李将郭恒祥骗至埠村镇三清观杀害。事件发生后，立即在埠村镇引起轩然大波。先是郭恒祥家属投诉无门，有冤难伸，接着便是黄福田、刘岱东等正直人士支持郭恒祥家属到省政府告状。伯父一向遇事镇之再三，此时他也按不住胸中的义愤之火，毅然投入了这场诉讼斗争。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受害者一边，认为郭恒祥的被杀是千古奇冤。此案历经波折，为时二年有余，最后以李延煜病死原告胜诉结束。这就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人们所传的“山东第一民案”，伯父是案中所谓“五刘”中的一员。
为官容易做人难
约在1940年，名为章丘抗日游击队司令的程学通，率队来埠村看望伯父，因他曾是伯父的学生，以探望为名，实则想拉伯父出山，委以虚衔，借重伯父声望，以壮其军声。伯父知其来意后，便以年老体弱、德辁才薄为由，委婉谢绝。程礼貌甚恭地说老师年高是实，德铨才薄未免过谦。老师学深养厚，德高望重，若肯顾念师生之谊，曲身低就，那将是学生不胜荣幸。伯父恐程纠缠，便开门见山地说：“自古情重莫若师徒，我本人只是粗通文墨，至于为官之道是一窍不通。但有你作靠山谋个一官半职看来垂手可得，不过以我之为人只宜教书育人，不宜居官谋政，况且‘宦海风波，仕途机阱，兔起鹘落，少纵即逝’，总之为官容易做人难。岂不闻‘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治其国，先齐其家’。能胡里胡涂地做官，绝不能胡里胡涂地做人。咱们还是各全其志吧！”程学通听出伯父话外之音，愠之于心喜之于容地说：“老师所言极是，学通告辞”！这就是人们传说的程司令带领千军看老师的真实经过。
哭李子荣
程学通拉伯父碰壁后，一直怀恨在心，认为伯父有“通共”之嫌，于是密令驻埠村之部严加窥察埠村完小教职工的活动。时有进步教师李子荣（名志高），奉我章丘县工委书记张游的嘱托，策动埠村驻敌中队长王蜃楼（程学通部下）反正，不幸被程残酷杀害。
当李子荣被捕押走之后，伯父同父亲、刘岱东当即联名具保，誓死要回李子荣，不料程当夜就把李子荣处决。伯父闻噩耗，立即给程学通写信质问。伯父是个有泪不轻弹的人，对此是失声痛哭。说李子荣性敏学勤，品优德高，是学生的好师长，是民众的好先生。是乡人的好后生。他壮年为贼所害，真令人伤痛！伤痛。
以教为业以农为友
伯父生于末世，长于变乱，无情的现实使他慎独处世，洁身自好，“足不践朱门，口不向官开”，而是以农为友。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伯父身边总断不了街坊邻舍叔伯兄弟（他们大都是农民），品茗谈天，啦家常，话桑麻。伯父往往提出些稻粱黍麦菽稷以及年景丰歉的许多问题，虚心请教，人们则说，你是有大学问的人，什么事不知道，怎么还问我们这些庄稼腿子。伯父就把“耕当问农，学当问士”的俗谚讲给他们听。有时，某些有社会阅历的老人推心置腹地与伯父交谈：刘先生，凭你的学问和声望，应该出府入衙同有权有势的人来往，这样对你和你的子侄们都有好处。譬如说你们刘家是书香门第，如今到哪个部门、哪处衙门谋个职位，不比当这教书匠吃香。伯父先是一笑接着就严肃地指出：我和农民兄弟父老相善是有“圣训”根据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至于卑躬屈膝进衙门混阔事的问题，那是我刘家所不为。事实上，我们兄弟群从数人，大都当教师，伯父、父亲可以说是老在课堂的。在那混乱的旧社会，没有一人染指官场。
综其终生，澹泊名利，矢身教育，独善其身，关心民事。他不但是我的亲长，而且是我的良师。
刘培云：埠东村人。年71岁，离休教师。
埠村镇政协供稿
忆父亲王鹤亭
王秀明 口述
明兆乙 记录
我的父亲王向斋字公群号鹤亭，他去世迄今算来已整整四十个年头。而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历历在目，对我的悉心教诲，无时不在心底翻腾。
1883年，父亲出生在西彩石村（今属历城区）的一户农民家庭里。他自幼勤奋好学，弱冠之年，于青州四师毕业，回乡任教员，后去章丘县教育局工作，不久，提升为教育局长。
1930年秋，县师范讲习所经整顿重新开学，由父亲任所长。招收二年制师范科学生一班50多人。校址在青龙街路北，全是民房。这年我刚9岁，父亲严嘱母亲：“不准向我贯输《女儿经》和“三从、四德”之类的教育；不准为我缠足。要我剪发，要我象男孩一样自由自在地上学读书。这说明那时父亲的思想是非常进步的，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不但上了学，而且还当了小学教师（现离休在家）。
约在1931年，讲习所来了一对夫妻教员，男的叫崔杰千。记得父亲常对母亲谈起崔老师夫妇，说崔老师知识渊博，工作有魄力，崔的夫人（忆不起姓名），精灵秀气，举止文雅，他俩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崔杰千任教务主任，主讲语文、数学，同时还为附小兼课。他利用课堂向学生讲述满清腐败、民国名不副实。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九·一八”事变，东北同胞无家可归。政府不抗战，致使日寇长驱直入。使学生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那时我在附小读书，崔老师经常到我们班替课。他高高的个子，梳着分头，面颜和善，衣着朴素。有一次，教唱歌的老师请了假，他来到课堂，教我们一支歌，名子是《可怜的秋香》。他先介绍了一下歌的内容，接着自己唱了一遍。他边唱边表演，悠扬动人的歌声把全班同学紧紧吸引住了。记的歌词的第一段大致是“和暧的太阳，照过金姐的脸，照过银姐的衣裳，又照过幼年时代的秋香。金姐有爸爸爱，银姐有妈妈爱，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他呀！每天只在草场上牧羊……可怜的秋香……”当他叠唱“可怜的秋香”这句时，声音发颤，眼角上溢出泪珠。之后，崔老师身上就象有磁石一样，我们见了他就往他身边跑。他特别喜欢我，尤其是他的夫人。每逢见了我，总是抚摸不够。由于他们和父亲的关系，经常到我家来玩，父母也拎我常到他们家去。关系处的简直成了一家人。记的在暮春的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崔老师夫妇、爸爸、妈妈和我一同郊游，在一座大桥上，崔老师把我抱上栏杆，我们偎在一起，拍了一张合照，可惜后来丢失了。打这以后，崔老师夫妇视我如同生女，我也就改口叫他们爸、妈了（那时他们还未有子女）。每当崔老师与我在一块看到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穷家小姐妹时，他就情不自禁的哼起“可怜的秋香”，同时叫我不要看不起她们，要和她们交朋友。
一天晚上，父亲从教育局回来，面沉似水，喘不续声，对母亲说，我去学校，晚饭不吃了，不等母亲开口，他的身影已消失在暮霭里。他找到崔老师，把县衙要逮捕他夫妇的消息如实讲了一下，催促他们立即出走。崔老师说什么“张伯融是逮捕共产党，我有何罪？我不能走！”父亲坚决地说“我不管这些，今晚你一定要走，夫人我暂先设法保护，你的课由我上”。崔老师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由父亲安排。
就在当天晚上，四门紧闭，任何人没有政府的凭证不准出入。父亲把崔夫人交给我母亲，他就和崔老师出去了。父亲和守卫南门的王大爷交情颇厚，于是崔老师顺利地脱离了脸境。
次日一早，县党部没抓到人，便派人找父亲问话。张伯融详细询问崔杰千夫妇在学校的表现和失踪情况，父亲作了巧妙的回答。在谈到崔杰千出走时，父亲说：“昨天上午，他们还在学校上课、批改作业，毫无异象。午饭后，我去教育局开会，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因感疲劳就睡下了，书记派人到家时，我还在酣睡呢？”张为了稳住父亲，没再说什么，只是叫父亲照常上课，如发现崔杰千的情况，及时报告。父亲知道这是缓兵计，行动格外小心。过了两天，父亲按照和崔老师的约定，又巧妙地把崔夫人由西门送出去。据说，崔老师夫妇离开章丘去莱阳，在那里领导了农民暴动。
约在1933年，父亲参加了韩复榘倡办的区长训练班，结业后，任彩石区（章丘县第十区）区长、各区联合办事处主任。1948年济南解放后，父亲在济南摆小摊卖香烟。不料这时，崔杰千与父亲不期而遇，并在天桥旅馆叙旧畅谈。崔向父亲诚恳地讲了党对旧政府人员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并要求父亲主动地实事求是地向政府作交待。父亲十分感激，于是详细地写了自传。
在政府对父亲审查期间，有关负责人告诉父亲说他对革命曾做出过贡献。父亲说他只有罪过无功可谈。当提到当年与崔杰千夫妻的关系时，父亲才恍然大悟。由十年徒刑减为三年，实际上不到二年父亲就结论回家了。在审查改造期间，崔杰千经常拿生活用品看望父亲，并鼓励他早日成为新人，继续为人民服务。崔杰千去上海华东区工作时，还常给父亲来信。崔夫人也就是我一度的义母，来信要我到她身边去，那时我已经当了人民教师，未如愿，至今犹感遗憾。
1952年，父亲患病，医治无效，旋即谢世，享年69岁。
王秀明：女，年71岁，现离休。
社会科学家教育家孟云桥
牛汝章 明兆乙
孟云桥名繁倬，以字行。山后寨乡孟家坞村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卒于1988年，享年85岁。
他出生于一个良田百亩（市亩）车马俱全、仆婢皆有的财主之家。父亲孟庆盈，平生专事农桑。孟云桥兄弟三人，长兄繁修、次兄繁仁。父严子孝，兄友弟恭，是彼时村中有名的“孝弟”之家。
云桥自幼颖异，卓尔不群。在他总角之年，就以“亚圣”孟子七十三代自居，决心承继祖宗的圣业传道化民。读小学时，每当星期天、节假日，同伴们游玩，他却闭门苦读“经书”，特别是《孟子》一书。他对《孟子》不但能背诵正文，而且连历代夫子们精心作的小往亦能烂熟于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贵民轻君”的民本思想，给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约在1920年，他考取了章丘高等学堂，每次考试，名列榜首，家乡士人往往赞其为无愧圣贤之后。毕业后，入省城济南师范就读。后去曲阜二师、青岛铁路中学、济南第一师范任教。他教坛秉铎，严肃活泼，言教、身教并重。对学生循循善诱，因材施教。除了针对实际抓住国内外重大事件，具体分析分清是非提高学生政治观察力外，还因势利导向学生进行儒家教育。他常深入学生，与其席地屈膝交谈：山东乃齐鲁之地圣贤之乡。莘莘学子，务遵孔、孟二夫子之教，明德、亲民、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志在报国，宅心忠厚。孔子周游列国，为宣传“仁”治，不惜唇敝舌焦孟子集历代先圣思想之大成，在与梁惠王、齐宣王和滕文公等的问答中，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轻君贵民，舍利重义。不少学生受其一定影响。
1930年，韩复榘主鲁时，因王鸿一的积极倡导，梁漱溟、梁仲华等，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未久，梁漱溟在邹平县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其宗旨乃是推行“村治”主张。村治也可以说是村本政治，它与孟子的民本学说有其共同之处，于是引起了孟云桥的极大兴趣。他清心研究了王鸿一的“村治”之说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大受启发，随之投书王、梁，共同探讨关于中国固有文化和乡村建设的问题。此后，孟云桥受到梁漱溟的青睐。在他的极力推荐下，孟云桥进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期满回山东，任济南高级中学教务主任。
1934年前后，孟云桥以研究生官费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他详细考察了欧西的学术思想，与中国的学术思想作了比较，认为前者归本于教育实业，后者归本于教养。决心回国后进行一番改革。这期间，他在这里会见了因受国民党迫逼而流亡海外的邹韬奋先生。异国他乡，同胞相遇，自是别有一番情味。倾诉间，邹韬奋讲了自己因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为国民党所忌，无奈漂洋过海来到大洋彼岸。孟云桥对先生的遭遇十分同情，两人遂结为知交。当韬奋先生要离开英国时，孟云桥为其“长亭钱行”，洒泪而别。据云韬奋先生对此留有专笔，收在《韬奋文集》中。
1938年，孟云桥于牛津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功成名就，准备回国。这时就有许多西方名流高薪聘他留英，或去美国、法国等，不少朋友也劝他“勿失良机”。孟云桥想到祖国、想到炎黄孔孟、想到邹韬奋的到来、想到自己青年时代的抱负，毅然抛弃西方的所谓高级享受，携囊登上东归的航程，决心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在伟大而神圣的抗日战争中献出一切。
重庆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为迎接这批留英学生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孟云桥一踏上自己的国土，目睹着流亡到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大有江山依旧，面目全非之感。半月后，接到政府通知，令他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授，并接受其为国民党党员。就在这时，有朋友给他送来了家书，捧读之后，泫然涕下，情不由己，仰天高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此时的山东章丘，已沦敌手。孟云桥是有家不得归，有亲不能见。孤寂怊怅、伴书度日。之后，又去乐山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授，未几，旋去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职。
在陪都重庆期间，他结识了才容双全出身高贵的张仲华女士，两人志同道合、学识相当、情笃意切，遂成合〓之欢。但他的元配夫人韩氏，依然在故居孟家坞村孤枕冷被养老育幼，终日翘盼与夫君久别重逢。
1945年“八·一五”光复，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国民党派李先良接受了青岛。随之孟云桥亦到青任教育局长，兼山东大学教授（彼时山大只有两位一级教授，孟是其中之一）。莅任伊始，因一中学生自杀（该生姓名、所在何校，自杀原因忆者不详）引起学潮，大、中学生结队到市政府请愿。市长李先良要孟云桥代表政府讲话（内容不详），对学生抚慰一番，让其回校复课，学潮遂平。
1946年，有美国兵车玉死中国女学生，中国政府不作处理，激起学生义愤，于是抬尸游行。市长李先良、市党部书记葛覃怕得罪美国佬，又推出孟云桥讲话，平息事态。
1947年莱芜大捷后，山东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区愈来愈大，国民党只好固守着几座大中城市。全省人民反蒋、反内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疯狂镇玉，但野火总是烧不尽的。是年6月2日，青岛全市大中学生，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的大示威。国民党当局下令残酷镇玉，逮捕学生数百名，随之释放。孟云桥在一次对学生讲话中指出：“（学生游行有理，国民党的确腐败”。
1948年秋，济南解放，青岛成了一座孤城，蝟集在这里的国民党大员及社会上层人士，犹芒刺在背，臀坐火山，惶惶不可终日。是时，孟云桥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兼任南京政治学校教授。他不论在学校还是在立法院，讲演、写文章都是主张国共合作，坚决停止一切内战，于是得到张治中、李济深等人的赏识。上海解放前夕，他积极串通在上海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计53人，联合声明集体退出国民党和南京立法委员会。上海解放后，他主动和中共有关部门联系，受到中共的欢迎。不久，便去苏州国民党官员和旧高级知识分子训练班学习。
建国后，历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山东工业技术学校、山东机械工业学校教授。兼任民革山东省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民革山东省第六届常务委员会顾问、山东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4年，山东大学拟请孟云桥任外语教授，因其政治面貌问题迟迟未就。孰料“文革”的狂飙将他卷到久违了的故乡孟家坞村，进行劳动改造。幸有多年相濡以沫的爱妻张仲华的随侍，同舟共济，共度时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通过落实政策，重返工作岗位。1988年，因患病医治无效，溘然去世。
综孟云桥先生的一生，正象家乡人民给他的评价那样：是个爱国、爱民而富有民族气节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学术、思想方面，早年，他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后经修改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他多次讲道《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称新三民主义为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有彻底实现中国才会由“君国、官国”变成民国。他认为，中国三代以前，注重乡治即民治，民族繁荣昌盛；秦汉以来重县治即官治，专谋国家统一，后逐渐衰败。今日实行三民主义，还政于民，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指日可待。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他又茫茫然。当有人提倡“村本政治”和“师统政治”主张伦理为体教养为用的时候，他极表赞成。特别是梁漱溟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后，他成了乡建运动的积极分子。在留学英国期间，详细考察了欧西的文化习尚，精心研究了西方的学术思想，决心回国后，根据祖国的固有文化和学术道德，中西对照，努力探讨研究，以此为中华民族寻找出路。迨至日寇入侵抗战爆发，国民党“欲攘外先安内”的到行逆施，希望一度破灭。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正当全国人民热烈欢呼国土恢复山河重光的时候，蒋介石又挑起内战。孟云桥虽混迹国民党官场，但对其内部的腐败洞察得愈来愈清楚，他积极主张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济南解放后，他断然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于是毅然弃暗投明，扑入共产党怀抱。建国后，通过改造学习；逐步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一定贡献。
孟云桥留给后人的著作有《西洋政治思想史》、译著有《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关系》等。
盛世话苍桑
徐传良
我生于1920年，时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才9年。许多大清遗老遗少们，仍头盘小辫，盼望所谓“真龙天子”出世，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因为民国以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民国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多少好处。张宗昌督军山东，逼得人民道出“张宗昌坐济南，一两银子八块钱”。一两银子是指五大亩（合15市亩）地的税银，也就是说种五大亩地每年交八块钱的农业税。而在清朝五大亩地每年只交一块钱的捐税。张宗昌的农业税超过清朝农业税的七倍。当时是旱灾、蝗灾三年两不收，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每大亩的产量也不过四百斤左右。
我家只有两大亩地，收入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只好闯关东（东北）自谋生计。母亲小足女人无生产能力，所以全家四口人只有高粱掺糠度日。那年月疾病流行，荒凉的农村少医缺药，个别庸医不但害人，而且一次用药半年欠债。因此，许多人家求巫拜神，致使死亡率有增无减，特别是婴儿和儿童。我的私塾老师，一生有十三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七人。
我幼年家贫，营养不良，七、八岁上患了淋巴腺结核，左颈上有二、三十个，大的象鸡蛋，痛苦难当，真没想到能够活下来。
民国以来，虽然废除了科举制度，但大多数农村孩子们读的还是私塾。我四岁入塾，读《三字经》、《百家姓》。两年后，妻的祖父是廪生，在县里供职，开始兴办学校，首先在我村（官庄）建了一处，由岳父任教，我这时才从私塾走进学校。后来，山后寨成立了县立第三小学，我即考进了该校的五年级。
当时，父亲在沈阳御花园村当医生，因年老身居异乡孤独无依，来信要我去沈阳。开始，准备叫我进工厂当徒工，因我体弱多病，日本人不用，因此，只好再入学，以期就业。
父亲的药店设在沈阳北陵御花园村。所谓北陵就是清朝第一代皇帝顺治的父亲皇太极的陵墓。皇太极的父亲努儿哈赤是清朝的鼻祖，他率领游收民族占了东北，打败明军建都兴京，势力一天天扩大，北上击败蒙古又迁都辽阳，继而灭了蒙古统一东北，定都沈阳，称盛京，国号大清。据说努儿哈赤曾在御花园村生过天花，所以叫御花（御是皇帝的别别称，即皇帝生天花之意）园。死后，葬在皇姑屯，这就是后来的东陵。张作霖为“东北王”时，在北陵成立了东北大学，在御花园村建立了第三高中，学生皆军官子弟，上学身挎手枪，蛮横不可一世。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高中改为奉天省立农科高级中学，校长是日本人矢野清。此时奉天市没有大学，只有一中、二中、商中、师范、农中；一工、二工等中等学校。这些学校只有日本人才能入学，华人是望之兴叹的，但华人可以到日本去上大专。奉天农业高中的教导主任是山东莒县人，济南齐鲁大学毕业生。因与父亲是老乡，故常找他看病，我也因这较容易地考进了农业高中。班主任是日本的井上仁平治。毕业后，因我日文较好，遂考取了留日学生，去日本秋田市林专求学。1941年回到祖国，又到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深造。不久，农学院易名上海大学，延请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教授广泽吉平、齐藤清、西川五郎等任教。1945年，我毕业时，日本投降，因时局的变化，我入天主教堂任教，因自己就学日伪时代，瞻前顾后，产生了遁世思想，认为人生如梦四大皆空，遂有“出家”之念，当一修士，终生已矣。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我自去沈阳，母子离散，负笈天涯，如今年已而立，孤苦伶仃，思之痛心。只想骨肉团聚，于是放弃教职，冒枪林弹雨，于1948年7月重回故里。始知父亲已故，母亲尚健，姊妹都已婚生子。久别重逢，全家自是喜出望外。我为了徐门的后代香烟，遂与启蒙恩师之女结婚。是年农历八月，济南解放，我报考了济南警官学校，1949年南下，亲人坚不放行，后参加教育工作。其间曾任周村师范生物教员和泰安二中生物教员。1961年，因生活困难，回乡劳动。从此，生活在田园、山林之间，以农民为伍，其乐无穷。
俗语云：“艰难玉汝”，就是说艰苦之中能使人锻炼成材。人到困境，自会励志奋发，日进月步。相反，逸豫亡身，荒淫自溺。回忆有生以来，历经颠沛和困窘，孰料晚年逢盛世，所学终有所用。端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亦端赖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使我这个旧知识分子于古稀之年，化弃材为良材，变无用为有用。眺身于时光之车轮兮，乘飙轮以飞进！何所痛乎于既往兮，御长风于当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