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辛葭舟——我唯一的兄长，作古迄今屈指已过二十六个年头了，但在我思绪绵绵的时间长河里，好象波滚浪翻的一瞬。哥哥的音容笑貌，清晰可辨犹在目前，举止容与依稀可见若在身边。如烟往事俱忘却，唯有兄长萦脑际。
  青少年时代
  我叫辛月真，今年八十有三，祖籍章丘辛家寨村。父亲辛铸九，宦海浮沉、坎坷一生；母亲郝德卿，柔嘉端淑，尊姑敬嫜，心地善良，是位贤妻良母。她一生共怀十三胎，其中十一人幼稚天折，活下来成人的就是葭舟哥哥和我。父母是如何疼爱我们？由此可想而知。
  哥哥生于1899年，长我十一岁。在我襁褓期间，哥哥十分爱护我。每天从书坊（私塾）回来，总是先抱我一会儿。我如果哭了，他就千方百计地哄我，扮鬼脸逗我，这是我从母亲口里知道的。
  我四岁那年，哥哥结婚了。嫂子名叫赵慧真，是章丘旧军镇人。自幼除习女红针凿外，还读过女塾，颇通文墨。她既温文尔雅，又有闺阁风范，据当时族长们对她的评价是知书明理，“四德”皆备；邻居街坊们的看法是“芙蓉花面，乌云鬓鬟，三寸小脚，实在好看。”这些品评虽有夸大，但事实上，嫂子的确是德容俱佳，忠厚淑懿，是哥哥的贤内助。
  第二年，嫂子头胎生了个粉笃笃的女娃，给全家添了喜庆，更给我的幼龄生活增加了无限乐趣。不久，父亲为了一家人在一起好照顾，便把哥哥一家连同我和母亲接去青州，（即青州市），那时父亲在省立四师任校长并给十中兼课。二十岁的嫂子，十六岁的哥哥，五岁的我，未满周岁的姪女，加上双亲六口之家的衣食住行，全靠父亲的微薄薪水来维持。
  青州是个古老的城市，是我国最早的九州之一。这里有李清照故居、有明朝的衡王府，还有清代的八旗兵营等古迹，可惜那时我年纪小，不懂这些历史故事。
  几年后，我们从青州又迁居济南。哥哥在省立一中读书，他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是优等的。毕业后，根据他的志愿考取了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举世瞩目的“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哥哥自始至终参加了集会、游行、罢课斗争。据他回家时告诉我们：1919年5月初，北大同学去朝大讲演宣传，说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平会议上，公开拒绝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的“要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的一切被日本夺去的权利”的正义要求。可耻的军阀政府竟不惜出卖民族、出卖祖国利益而隹备在和约。上签字。大家听了义愤填膺，当即高呼：反对和约签字！坚决取消日本亡我的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滚出去！我们山东籍的同学表现的特别积极。5月4日，我们朝大同学按时列队开到天安门广场，此时，不少学校的同学已到达，约有数千人。各队高擎标语牌，队列整齐，气氛庄严肃穆。代表们纷纷登台，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严惩大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口号声、怒吼声犹如山崩海啸，震彻北京城。随之游行、示威，包围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真是人心大快。斗争至6月上旬，学生终于胜利了，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逮捕的同学，撤了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了在和约上的签字。
  哥哥在向我们介绍他所亲历的“五四”经过时，脸上挂着微笑，眼里迸射出胜利者的光辉。从此，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力量，这就是对革命的向往。
  约在1920年，哥哥回家度春节。他发现嫂子床头、帷间放着女儿经、烈女传、《西厢记》和《红楼梦》之类的书，便深情地对嫂子说，《西厢记》和《红楼梦》这些表面看来好象是才子佳人的书，倒是值得一读，但不要被书中那些郎才女貌、卿卿我我的男女痴恋所萦绕，要从张生、莺莺反抗崔老夫人；宝玉、黛玉反对“金玉良缘”方面去认识问题，因为崔老夫人和“金玉良缘”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势力在桎梏男女婚姻方面的代表，只有摧垮它们，才有自由。嫂子听着哥哥满口的新名词，频频点头。哥哥顺手拿起一本线装的烈女传神情严肃地问嫂子，你还想做“烈女”呀！难道你还没吃够这些封建玩意带给广大女同胞的痛苦？这一问把嫂子闹了个粉脸变红。哥哥忙带歉意地解释道：“你不要误会，我是说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简直把妇女害苦了。就拿你来说，好端端的一条身材，竟把两只走路的天足裹成这样，前走走后倒倒行路做活多难呢！嫂子如释重负地看着自己的两只小脚说，它是“木已成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哥哥忙说不，可以把它放开嘛？于是又把妇女放脚、剪发的道理、意义讲了一遍，并指出这也是一场革命，是千百万妇女要求翻身解放、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起来革封建势力的命。嫂子听了，一时无语。
  第二天，哥哥找到我，象往常一样说了些小孩话，既而，态度认真地对我说：“小妹，你现在已经读小学了，应该懂好多道理了吧！现在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就是动员你嫂子放足，行吗？”当时我天真并且满有把握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当天我就钻到嫂子屋里，开门见山地和她啦了起来。嫂子嗔而不怒的说：“你这丫头，和你哥联合起来向我进攻了”。我惊诧地问她，“这事哥对你说过了”？嫂子抚弄着我的齐耳短发：“岂止说过，看来还是非办不可呢。”就这样，嫂子放足了。
  嫂子放足后，许多亲友、邻居的女孩子也先后模仿起来，特别是我们家以及和我们家关系较近的女孩子，自嫂子开始，再没有缠脚的，这与哥哥的提倡是有一定关系的。
  在国民党政府工作时期
  1922年，哥哥朝阳大学毕业负笈归来，虽然品学兼优，但职业需要自谋，经人介绍到市政府工作。
  不久父亲到峄县任县长，我同哥嫂在济南安乐街一块生活。这时我已入女师学习，每天晚上，哥哥下班、我放学回家，经常评时论政，从国内到国外。我们的话题大多是关于各地发生的工人罢工斗争，如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胶济铁路大罢工、“五、二九”青岛惨案、同年上海的“五卅”惨案等。哥哥认为这些工人运动都是共产党人领导的，他不只一次地说，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国民党如此腐败，迟早要垮台的。1925年张宗昌主鲁以后，哥哥亲眼目击、亲身经历了张宗昌政府的淫糜腐烂。他对张的评价是土匪司令、奉系走狗、山东的混世魔王。他一次花酒舞会，就花掉一个营的半年军饷，一个太太的身价，就能武装一个连。
  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后，哥哥对国民党政府不抱任何幻想了，他对我和嫂子说，不是父母和家室之累，在这样的政府里工作，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的。
  这年农历七月，老家章丘发生了张鸣九匪患。故乡亲友纷纷来济避难，当时家里住满了人，哥哥热情地接待安置，从没厌烦。继后，章丘十大区的区长和许多乡绅来求父亲出面吁请政府出兵剿匪，父亲慨然应允并说事关桑梓责无旁贷。哥哥对乡老们说，如今是兵匪一家，张鸣九的后台老板说不定就是省府大员，若求他们出兵剿匪，还不等于开门揖盗么？事情又被哥哥言中，军阀孙殿英虽收伏了张鸣九，他却耍了个回马枪，洗劫了旧军镇，烧杀淫掠更胜张鸣九一筹。
  1930年，哥哥去江苏淮安任淮安关分关主任，一年之后，旋回济南，在济南平市官钱局任职。这期间，正是韩复榘坐镇山东，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官风吏治更趋腐败，哥哥身历其境，对此忧心忡忡，愤闷不乐，但又无可奈何。
  1934年，他从济南调潍县，职务是官钱局局长。抗战开始，母亲与树英等到潍县哥哥处避难，他们亲眼看到哥哥命工作人员将官钱局的现金点清封好，不知作何打算。1937年春，哥哥调滕县任官钱局长，不久，由江苏北上的新四军和由河北南下的八路军会师滕县。是年年底，日寇横渡黄河，韩复榘拥兵自重，不战而逃，使日军长驱直入，济南沦陷，山东告急。广大同胞备遭蹂躏之苦，而拯民于水火，救亡于沙场，挫敌于不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抗日力量。正是这种看法和信念，才使哥哥毅然下定决心，投靠共产党。
  毁家纾难献身革命
  有些同志问，是什么原因促使哥哥背叛原属阶级、放弃优裕生活而走上艰苦的革命道路的呢？细心的读者会从前文叙述中得到答案的。
  哥哥在北京读大学时，曾受过“五四”革命运动的洗礼，这是他后来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毕业后，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又使他亲见亲历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节节败退，而共产党则浴血抗敌。事实使他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以身许之。
  哥哥携眷到滕县后，很快就和省委领导机关有了联系，因为在这之前，省委统战部的赵笃生（哥哥幼子辛树英的历史老师）同志和哥哥曾有过交往，一切谈之较详。1938年春，哥哥一家住在滕县的长城村，通过赵笃生的介绍，先后有省统战部部长郭子化、省战工会主任黎玉、省委书记郭洪涛等主要领导同志都与哥哥谈过话。刘居英、郭维城、李伯秋、谷牧和哥哥也多有来往。当时，解放区的军民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有鉴于此，哥哥遂把他从潍县官钱局带去的那部分银圆，全部献给了党组织。负责同志非常感激，说哥哥“是真正的‘山东及时雨’！”据说这项巨款在当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哥哥决心率全家参加革命了，方考虑到母亲年迈，妻子体弱，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他们不适应瞬息万变生死一间的战争环境。只好分两批将老弱家属送回济南（此时父亲辛铸九任济南商会会长），首先，哥哥让长子辛树声将我母亲和哥哥的长女辛树春送回济南（树声化名赵辛，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济南地下工委书记）。接着又把嫂子等迁来。他带着次子辛曙明、二女儿辛锐和小女儿辛颖（她俩即是荧屏上出现的大辛、小辛），他们三人都是身强力壮、精明强干。父亲对哥哥这一连串的疏亲散眷的举动，心里明白不便启齿。还是哥哥主动地向父亲交了底，父亲显得平静而自然，因为这事早已在他预料之中。他说哥哥已入不惑之年，比较成熟了，自己看准的道路，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哥哥对全家人说，抗战必胜，日本必败，我们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要打回济南，胜利就在明朝，光明就在前面。
  哥哥临行前，父亲站在他面前，象朗诵诗歌似的：“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显然，父亲既是自喻，也是在教诲我们。他又说：“君子有五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母亲抚着哥哥的头说：“我把你和孙儿孙女，全交给神了，神会保佑你们的（母亲是耶稣信徒）。
  哥哥这一走，一别十八个春秋，直到1948年济南解放才重聚。
  巍巍蒙山，埋下多少忠骨？滚滚沂河，流去多少英雄血泪？八年抗日，三年自卫战争，哥哥同他的一子、二女，一直战斗在沂蒙山区。这期间他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财委会委员，山东纵队贸易局局长，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兼山东贸易局局长，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山东省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商业指导专员，山东省政府委员，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支前委员会经理处处长，华东局驻东北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交际处处长等职。
  次子辛树明，勇猛刚强，做事果断，工作能独挡一面。1941年，在一次夜行军中，由于叛徒告密，被敌包围。在短兵相接、白刃搏斗中壮烈牺牲，这年他才十九岁。二女儿辛锐（原名淑菏），自幼颖敏，尤爱丹青。曾从师名画家黄固源。她十几岁时，就在父母的支持下，举办个人画展，一时誉满省城。她参加革命后的当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分配在中共山东分局任秘书。1939年夏，日寇扫荡，她舍死忘生地把一个身患伤寒不能行路名叫冠西的男同志，背在身上，冒着炮火转移。嗣后，她身染伤寒，几乎断送了生命。1941年，她任部队姊妹剧团团长，她既是编导又是演员。1942年冬天，日寇又向沂蒙山根据地进行所谓铁臂合围的大扫荡。在大青山突围战斗中，她负了重伤，同志们抬着她突围，当日寇逼近，她怕连累大家，滚下担架，让同志们应战夺路逃生。就在这时，雨点般的子弹射来，同志们倒在血泊里，丈夫陈明在弹尽之后自毙。她紧咬牙关，忍着悲伤和剧痛，端坐山头，手里勾着手榴弹引线，待鬼子冲到身边时，一声巨响，与敌同归于尽。她年仅二十三岁，不愧是哥哥的好女儿。“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两年之中，哥哥连伤一儿、一女、一婿，心情的悲痛、精神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省委的领导、身边的战友，不断对他安慰、劝导，怕他承受不了这一连串的无情重创。坚强的哥哥不但没有悲伤消沉，而且更加顽强地工作战斗，他把千仇万恨集中到敌人身上。他说不把日寇驱除国门，不把一切反动派消灭，中国人民就没有太平日子过。省委对哥哥这种为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进行了嘉奖，黾勉他是“一门双英烈，意志坚如钢”。
  自1938年哥哥率子女参加革命后，国民党、日特、汉奸不断找父亲和家里人的麻烦，动辄给以罪名。先是国民党造谣说辛铸九曾勾结过日本人，无辜扣押两天。日本统治济南时，马良出任山东维持会会长，企图拉父亲当山东省主席或维持会会长，父亲拒绝后，敌人以辛葭舟系“共匪”要员的罪名，将父亲逮捕押进宪兵队，敌人对他用金钱地位饵诱不成，便将其两拇指绑了吊起来拷打，父亲坚贞不屈凛然处之。后经人出面斡旋，始花钱赎出。为保安全，友人吴绍九等对父亲多方开导耐心劝说，父亲才勉强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长一职。
  父亲在图书馆工作期间，为解放区因公来济的人员，提供了不少方便，如安排住宿（宿舍一般是仓库，这地方安全，不查户口）。有时，还亲自为其代购物品，如西药、注射器及绷带等。这样既支援了解放区，也成了各地下工作人员的联络点，了解敌情，传递消息。约在1943年，父亲接到哥哥托人捎来的一封信，内容除了“问候、勿念、祝颂”以外，主要是劝父亲对老家章丘的房产、土地，一律免租，让“老户”或他人无尝使用和耕种。然而父亲对此几年前就作了这样的安排，曾受到群众的欢迎。
  1944年，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夜晚，辛颖化妆来到我家（青龙后街91号），她是奉赵笃生同志之命来济要《中国法令大全》和济南市的电话编码簿子的。我通过父亲较容易地得到了这些东西。帮辛颖顺利完成了任务。在我们和哥哥分离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辛颖先后来济五次，有三次是住在我家。每次进城都是冒着极大危险的。其中有两次被特务盯哨紧尾其后，但她都能甩掉特务化险为夷，我叹服这丫头确实是机智、勇敢。她几次来济，主要任务就是让我父亲与吴化文的父亲多加联系，帮其认清形势，以民族为重，规劝儿子弃暗投明，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对战争，迫切需要一种安定生活。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并组成“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因为它是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和共产党代表各一人组成，所以人们称其为“三人小组”。济南小组的成员当时我记得是共产党代表邝任农、国民党代表涂叙伍、美国代表雷克上校。
  一天，有一老者给我送来一信，要我去仲公柳埠三人小组驻地与兄见面。我大喜欲狂，来不及作过多考虑，马上约了哥哥在济的幼子树英疾步前往。在一间民房里，我见到了朝思暮想日夜悬念的哥哥……他嘱咐我，千万不要让孩子参加“三青团”，那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我们住了三天，几年阔别，尽情倾吐。临来时，我带回一信，是共产党给霍守义的劝降书。回家后不久，我被拘留在趵突泉警察总署。他们拿不到真凭实据，只是漫无边际的胡审乱问：“你胞兄辛葭舟近来给你的指示信件，请交出来！”我知道他们是在敲诈，“我出嫁多年，与娘门没有来往，至于辛葭舟，他离家时，我还是个小姑娘，现在连印象也几乎没有了。”他们又说，辛葭舟给我弄来许多“赤色书刊”，其中有中共要员《评中国之命运》①。我稍一沉思，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便干脆地回答：“不是《评中国之命运》，而是蒋委员长写的《中国之命运》，这还是学校发给我们教员的呢，不信我可以取来你们看。“辛葭舟共来过多少信？转运过什么东西”？我公开承认只是转信，其他一概不知。关押了几天，便让我回家了。
  1947年，莱芜、孟良崮大捷后，我和父母亲友兴奋得手舞足蹈。高兴之余，悬念的阴影又袭上心头：哥哥、孩子，战争中……
  欢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48年农历八月十四日，解放军进入济南城。我家住青龙后街，近水楼台，首先接触了劳苦功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热泪纵横眼模糊，心潮逐浪迎亲
  注：《评中国之命运》，作者是彼时中共领导人陈伯达。
  人。浩浩荡荡的大军中，谁是哥哥？哪是颖儿？第二天，哥哥便找到了我，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嗣后，我领他到东郊十亩园见了父母。骨肉重聚，百感交集，互相问候，亲热异常，高兴万分。与此同时，赵辛和树春也见了面，来了个合家大团圆。
  建国后，哥哥历任山东省纪念革命烈士建筑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财委会委员、山东省古籍管理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复员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交通局局长、山东省交通厅厅长。195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山东省主任委员。1959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哥哥带病外出视察回济，胃病复发，送进医院。经诊断需要动手术。彼时名医大都成了“反动技术权威”，被关进牛棚。哥哥上午开刀，下午吐血，再开刀，又拉血，反复几次折磨，数日后便与世长辞了，享年六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