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叫王仙舟字春云，今年九十二岁。1915年农历正月去天津谦祥益学生意，到一九六四年回家，前后共五十年，其经历坎〓生活曲折。回想往事心情激动不已。
  【学生意】
  那时谦祥益位在天津市北门外针市街易馨栈内，专作棉布批发业务。我入号后，先学洒扫庭院，搞完卫生便在柜台前站着练习算盘。来了客人敬烟端茶，客人走后，立即进行一番清扫洗刷，天天如此。第二年，柜上叫我学习誊写书信并帮助管理仓库；第三年，管写普通信函并学习商品纳税方面的知识等。1917年，谦祥益在天津北门外估衣街建造楼房，竣工后，于农历九月开始营业，遂将谦祥益业务批发部与之合并，命名为天津谦祥益保记。
  【提升管理人员】
  1928年，东主和经理给我开浮股一厘，并提升为管理人员之一。为感激东主和经理，我更加卖力，殚精竭虑，兢兢业业，为开展业务呕心沥血。至1932年，副经理张诚斋公大病在身，医药无效不幸去世。这给谦祥益保记带来极大损失。1933年柴××任“保记”经理，这年营业不景气，结账时，不足十数，经理拟由厚成（即公积金）内提取以补不足，对此我不同意，我说搞生意赚就是赚赔就是赔，以实事求是为好。柴经理等领导人对我不满。后因我不参加他们的小集团，将我调出账房，到前柜工作。在这里我发现账与号票不符，向副理提出要改善，副理亦赞成，乃印号票并派人专管，务使账与号票相符。同时对零钱严加管理，不准乱抓乱拿。对此有人反对，议论纷纷。副理不仅不加解释反而说我多管闲事，于是又把我拨到二柜任业务主任。
  【任业务主任】
  我在二柜工作了一段时间，认为这里突出的问题是组织混乱，需要整顿，做到具体分工各司其职。于是将管货员划分为四组，即棉织品组、麻织品组、呢绒组、函售组，各选出一组长负责业务，函售组长由我兼任。自此，工作有条不紊，虽忙不乱。
  为了搞好二柜的业务，我采取了以下措施：
  ①商品陈列：把各类商品，分好种类排好档次，用托架架起，花色相映，整齐美观，引人注目，便于顾客选购；②卖布头：每天卖剩的布头，凡不足三尺者，均按布头处理，根据其长短、料质和残破程度，用布签标明价码，陈列于专案，由专人负责任顾客选购；③明价标签：商品价格老例是暗码标签，它的缺点是顾主选购每货必问，诸多不便，明码标签的优点是，顾客一看便知货真价实，既方便又能招徕生意；④放尺：商品定价照例是一码按二尺五寸作尺定价，实际上是二尺七寸，因惯例不便更改，乃以放尺抵补。拟定放尺，为10尺和10尺以内者加1放尺，10尺以上者只放1尺。例如10尺放1尺，9尺放9寸，8尺放8寸，依次类推。绸缎、毛呢作价无矛盾，不在此例。
  拟定后同各组长商议，一致同意。时经理副理因公赴汉口，于是请各柜管理人员研究执行。他们都以事关至要，等经理回来再说。我提出事关开展业务不容迟缓，应即实行，一切由我负责，只请诸位协助。于是当即定出办法公布实行。经过一段实践，此法深受买主赞赏，我们广泛宣传，致使业务日忙，卖量日增。经理回号后，我立即作了汇报，总理听后，认为可行。
  【遭诬与赊账】
  我任业务主任后，以为自己身负重托，唯恐工作有失，每天黎明即起，首先细看进货账和收货账，发现问题马上找负责人研究，查明原因，及时处理。比如我常常发现进货账往往不注明经手人和兑手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立刻命管账先生查清写明，并教育他们今后不准马虎，要事事认真。由于我管得严，处理问题不讲情面，因而得罪了一些人。
  有一次东主和经理找我谈话，说有人写信反映我在二柜所营货物价高货老，长此下去，保记业务有不堪设想之虞。其原因就在于王继臣一人包办进货。我说，王继臣是我的家兄，他在天津当经手（即跑合）多年，有时他也同其他“经手”一样来柜进货，但是并没有价高质劣的老货，更不是他一人包办，请柜上详查。后资方派人核对，在一百笔进货中王继臣经手的仅占百分之五，其进货与一般相同，诬告遂破产。
  1936年以前，我在批发部工作时，曾赊给西安帮货款达五十万元之多。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与外地联系中断，我心中焦躁不安。此时柜上又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这笔巨款是没指望了。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恢复了交通和信息，所赊之款如数收进。东主和经理看我做事老诚，遂给我增加浮股二厘。
  【被调申号】
  同年，柴经理因犯错误而被开除，继之从汉口调赵勤斋来接任。前经理虽去，但其“心腹”仍在，赵经理不察，反认为他们忠诚不二，而我呢，只知工作不会吹捧阿谀，遂遭排斥。赵经理以业务需要为名将我派去上海总号，和王子轮对调。在向我征求意见时，我说，服从调拨。于是就在1937年农历二月初，整装启程去上海总号，接了王子轮的班。
  【调回天津】
  1937年继“七七”事变后，旋又发生了天津事变。迨至农历八月，津市逐渐恢复，于是孟树生总经理来津主持保记开业。惟战乱方靖人心不稳，市面萧条，生意冷落。孟总拟在法租界赁房开设下号输销货物。决定后租好铺房油漆门脸，一切就绪后，由韩副经理率六十名店员来下号工作，从保记运来八万元的货物就此开业。值此，我在上海总号接到调津的电报即刻动身，回到天津，孟树生委我任下号经理。
  【任下号经理】
  我到任后，即与韩振声等同人筹措开业。始初，每日销售千元左右的货物，数量可观，资东孟养轩知道后，极为高兴。惟地面窄狭，商品罗列顾客拥挤，影响营业，我当即建议资东另建门面扩大营业。建议被采纳后，资东责成总理和我物色地面，买妥后择日动工。
  我们选中下号对过良士里，买地皮二亩半，先设计成图，同意后，预期筑成新式三层楼房，命名为天津谦祥益辰记，遂派人去上海总号筹备商品，以便开业。此时，日伪在津浦路徐州设立税卡，凡由南方来货必须纳税才得放行，否则便扣留查办。这样以来，总号不敢发货，我号采购的商品也不能输运。对此，我想出了对策，就是从上海海运到青岛谦祥益，改包后由青岛运天津。此法果行，既没缴税又没耽误辰记开业。一切就绪后，将谦祥益下号并入辰记。当时共有200人位，我任经理，韩振声为副理，独立经营。
  【任谦祥益辰记经理】
  谦祥益辰记开幕后，我首先抓了两件事：第一，废除旧账簿，另立新式簿记；第二，适当提高店员生活待遇。群众反映良好，激发了工作热情。接着又整顿了组织，在经理室统一领导下，根据业务性质分别设立了一室五部。
  会计室：管理财政、出纳兼办总务；
  绸缎部：专营绸缎；
  呢绒部：专销各种呢货和绒毛货；
  皮货部：经营皮衣、皮料等；
  棉织品部：专营各种布匹；
  服务部：负责业务联系，接待顾客和守柜护号。
  经理室规定：凡我店人员，对顾客要殷勤热情，态度谦虚和蔼。顾客进店欢迎，出店欢送。待货物备齐制度健全、人员安排就绪后，于1943年农历腊月正式开业。由于谦祥益辰记楼房高大，光线充足，物资雄厚，色泽新颖，品类多样，明码标签，货真价实，营业伊始，就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对繁荣市面、保障供应，均起到了一定作用。为开展业务搞好经营，我又采取了以下措施：
  ①用老人。辰记开业后，根据业务的需要，感到阅历深广经验丰富的老年职工不敷应用，正在准备招聘之际，被保记辞退的两位老职工来辰记串门，经与之商量，原薪不动，能否愿来辰记帮忙？二人喜出望外，遂来号上班。此事虽小，影响颇大。
  ②关心职工生活。日本投降前，物资缺乏，货价日涨，职工生活困难，不安心工作。我与副理及各部负责人研究，按月给职工以生活补助。以当时玉米面、标准粉、煤球的市价作标准，折算成补助费，每月一发，受到职工欢迎，从而安心营业了。
  ③搞好分红。每天卖剩的布头三尺以内者为职工花红，此是老例。辰记开业后仍然遵照执行。每晚将布头集中起来存于另屋，年终按人均分。每人每年约分几十斤。此为花红，不在奖惩之内。这样既增加了职工收入，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辰记自主】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上海市面日趋混乱，货物日少，物价飞涨。上海谦祥益总号对各分号所购货物难于应付。总经理孟树生与资东孟养轩议妥，于1944年实行各号分治，各号在总号的存欠款进行清结，将诸浮股的存欠款统一拨回所在分号。辰记浮股的存款拨回后，各自支出自行存放，唯我在柜上息存。生意好坏直接与资东交待，实行独立经营。此时我的浮股已增至六厘。
  【币券的混乱】
  1939年日伪发行“准备”币，停止中交“币”（中国银行币和交通银行币），以“中交币”五元兑“准备币”一元，账簿来往不分存欠一律按五比一换算成准备币。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复发行中交币，停止准备币，又以准备币五元兑中交币一元的比数，将所有账款兑成中交币。1948年，国民党发行金元券，停用中交币，兑换率是中交币300元兑金元券1元，所有存款一律换成金元券。我在号中账上的存款几经兑换，以多成少，以有化无。为维系辰记业务正常进行，不消极不悲观，克服困难，决心一再支撑。
  【天津解放前后】
  1948年冬，解放军兵临天津城下，守城国民党军某部派人来辰记勘察地势，认为辰记三楼与隆记三楼相连，准备在楼顶架设大炮，企图负隅顽抗。店中人员对此十分惊恐，让我出面求人与之交涉。我责无旁贷，于是找同乡国民党员郝任夫代其说情。经初步通融，认为有希望，遂同我与副理韩振生一块去国民党二十兵团晋谒王团长。此人倒也通情达理，当即命令部下撤销在辰记楼顶架炮的决定。第二天，王团长一人便服来柜上找韩振生要了一件长袍和一双布鞋告辞，并说后会有期。
  天津解放后，锣鼓喧天，歌声载道，彩旗招展，群情沸腾，欢迎解放军入城。当时，刚经过战火洗礼的天津市，一时显得市场萧条，经济不兴。人民政府为扭转局面，在辰记设点，用同一价格收布卖布，遂之打开了局面，活跃了市场，人心大定。辰记乘此大好形势，将毛呢、皮货、绸缎等高档商品处理了一批，同时收进了一批棉织品，以满足广大市民改长袍为制服的需要，很快恢复并超过了以往的繁荣。
  【解放后的辰记】
  随着市场的繁荣，经济的振兴、市民生活的改善，全市职工在市工会领导下组织学习。辰记成立了劳资协商会。凡有关业务问题必须经过劳资协会研究方能达成协议。职工们成了商号的主人，大大调动了积极性，加强了责任心。因此，业务经营额直线上升，市劳资协会将辰记的兴旺景象拍摄了影片，在各大城市放映。辰记全体职工受到极大鼓舞。后在市工商局领导下，用霓虹灯作成图表，在华北物资交流会上展出。
  1952年，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我们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捐献飞机大炮，我提出捐献数字，经劳资会讨论通过后，我去征求资东孟养轩的意见，他表示同意。接着保记来人对我说，保记也以辰记同样的数额进行捐献，并托我代办。因谦祥益带头捐献，款额数字又大，于是带动了本行业捐献任务的胜利完成。
  1953年，国家发行胜利建设公债，辰记积极响应，也以购额较大而带动本行业超额完成购买任务。以上两项爱国运动，事后预算估计到七、八月间，在经济方面可能出现困难。经劳资双方讨论，决定艰苦奋斗争取好转。后人民银行优先贷款，顺利渡过。
  1952年“五反”开始，市工商局组织工作组来辰记查账。从解放查起，结果全部账簿完整清楚没发现问题。由和平区工商局定辰记为守法户，并颁发了证书。不久，新华社记者向人民日报作了专题报道。消息传开，天津谦祥益辰记绸缎棉布店守法户列为新闻，在全国各种报刊先后转载。这一宣传，辰记名誉更好。当时在天津市，凡机关困体购买棉麻丝织等品，不是谦祥益辰记的发票概不下账。因之生意日隆，收入倍增。
  1954年终结账，盈余较多，劳方提出新的分红办法叫“四马分肥”，即按一马四腿分之。其具体办法是，第一，先纳所得税；第二，提出公积金；第三，劳资分红；第四，资方与资方代理人分红。经研究讨论达成协议，双方按协议执行。至于具体款额数字我回忆不清。
  1956年公私合营时，劳资双方都在努力工作，争取清点无误。商品、家具、店底、楼房（地皮除外）共折款103亿元（旧币），书面呈请天津市纺织公司。经批准即转为公私合营。开业第一天，我亲自将谦祥益辰记旧招牌摘下，此时由电影艺术工作者为我拍下镜头；公方代表挂上公私合营谦祥益辰记新招牌，也摄下镜头。以后作为新闻记录片在各市映出。
  公私合营后，纺织品公司委我任公私合营管理处副主任兼公私合营谦祥益辰记经理。1958年，天津市调整商业网时，将公私合营谦祥益辰记并入中原公司，我亦由纺织品公司调至中原公司为“襄理”继续工作。
  1962年，我已进入六十八岁的高龄，年老体衰不能继续工作，遂申请退休。批准后，公司聘我为顾问。并颁发了聘书。此时此情，百感交激，唯感谢党的恩情而已。
  此文根据《天津中原公司谦祥益辰记原经理王仙舟简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