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孟氏家族的商（企）业
  李永清
  孟氏家族的发迹重要是靠经商。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的商品入侵，逐步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货”在北方排斥“土货”而垄断市场，旧军孟氏的商业也由经营土布、绸缎变为经营洋布、呢绒、绸缎为主。商品市场的扩大，经营洋货利润的丰厚，使“祥”字号商业迅速发展，新的商店在这几个大城市相继开设。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祥”字号商业发展到顶峰。
  从清乾隆年间到1949年全国解放，旧军孟家各支共开办商（企）业九十六家，其中以瑞蚨祥、谦祥益、泉祥、隆祥规模大、范围广，繁荣兴旺。
  这九十六家商（企）业，绸布商店五十家，茶叶商店二十家，纸行两家，杂货店三家，药店一家，当铺三家，钱庄银号六家，购货庄四处，织布工厂四家，绸缎工厂一家，织呢工厂一家，染坊一家，分布在北京、天津、武汉、济南、上海、青岛、烟台、保定，沈阳、哈尔滨、杭州、苏州、福州、周村、郑州等十八个大中城市。其中在北京、天津、济南、武汉、青岛的绸布、在北京、天津、济南的茶叶都是首屈一指的。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祥”字号最盛时期全部职员人数大约有2800多人。至于“祥”字号的全部商业资本难以统计。但从下面几个数字可见其雄厚。1927年瑞蚨祥、泉祥在申庄购货的存款（流通资本的一部分）多达500万元；1927年分账的利润总额为60万元；1931年为38万元。瑞蚨祥的固定资本，仅房产在各地就有50—60处，约计3000余间，其价值难以计算。与瑞蚨祥同一个东家的泉祥，以及进修堂开办的谦祥益、隆祥、鸿祥，资产也相当雄厚。仅就济南泉祥四家而言其剩众资金（即运转之外的备存资金），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百余万元，在济南中国、支通、东莱银行存款六、七十万元，在济南三蓝泰、福益和、广茂恒等银号，流动存款经常有二、三十余万元，总共剩余资金200多万元。谦祥益仅在上海的购货庄就有四所房子计200余间；汉口谦祥益门面之华丽，营业之兴隆超过北京瑞蚨祥；青岛谦祥益、济南隆祥也都与同市的瑞蚨祥相媲美。总之，旧军孟家这一商业集团，无论其资金、其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堪称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民族资本家。
  近代史上，孟家“祥字号”，商业的发展呈马鞍形，大体可分四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1893年北京瑞蚨祥绸缎店开设为第一阶段，这是祥字号商业缓慢发展时期；从1893年到1927年为第二阶段，这是祥字号商业迅速发展时期；从1927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为第三阶段，这是“祥字号”商业逐渐衰败时期；从“七七”事变到解放前夕为第四阶段，这是祥字号商业急剧跌落时期。最明显反映这一发展过程的是“祥字号”商业的开设情况。在第一阶段“祥字号”商业除原有的十几家外，又开设了济南瑞蚨祥布店，济南瑞蚨祥绸缎店，北京瑞蚨祥鸿记布庄，天津瑞蚨祥土布批发庄，汉口谦祥益老号，天津谦祥益等近十家商店，这些商店规模都不大。而在第二阶段，三十多年的时间，新开设的商店达50余家，其中矜恕堂一支就增添22家。1927年以后，新开设的商店越来越少，象瑞生祥、庆祥、瑞林祥、瑞增祥等20多家商店则先后破产关闭。1937年以后，“祥字号”是每况愈下，例如北京瑞蚨祥鸿记西号的存货，各种绸布在1936年约折合42万尺，到1942年为39.6万尺，1944年，只有28.6万尺，1945年又减为27.8万尺。这说明在敌伪统治的最后一年，瑞蚨祥西号的实际力量，比抗战前削落了近一半。济南泉祥老号，事变前每年库存茶叶百万斤，至解放前夕仅有两万余斤；更为甚者是济南鸿祥，最早资本为白银六万两，经过十一年的消耗，解放时库存茶叶只有三斤半。
  总之，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就某种意义来说，它促进了“祥”字号商业的发展，当日本货大量涌进中国市场使中国商品受到严重排斥的时候，又使祥字号商业急剧衰弱，这就是孟家祥字号商业的近百年史。
  瑞蚨祥的业务经营
  刘焕庭等口述 王子明记录
  瑞蚨祥始建于清同治元年（1862），地址在济南院西大街，为孟传珊（孟洛川之父）所创。主要经营布匹和绸缎。到孟洛川时，由于他明经济善经营，遂使瑞蚨祥发扬光大，由济南发展到北京、天津、青岛，烟台，上海等大中城市，成为北方商业巨头。兹将其业务经营情况介绍如下。
  一、瑞蚨祥的经营发展概况及其特点
  济南瑞蚨祥早期是以经营土布为主，零售兼批发；绸缎的销量在营业总额中居次要地位。瑞蚨祥是以经营土布起家的。早期经营的土布著名的是章丘辛寨产的白粗布、大捻布、河北省的大庄子布，宽灰布；后来还销售上海浦东一带的茹通布，灰印布、文奎布等。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深入，洋货销路日增，土布受到排挤。瑞蚨祥所经营的货品亦随之变化，至1900年“庚子”事变后，所经营的棉织品绝大部分已变为“洋货”（主要是英国货），土布则成为附带的了。约在光绪30年前后，瑞蚨祥曾经派张振山、成芝庭、陈文轩三人东渡日本购来了一批花布、雨伞、钢精锅之类商品。1909年，北京和天津的瑞蚨祥先后增添了广货、钟表、眼镜业务。民国三年，济南瑞蚨祥也开设了广货和眼镜业务。后来由于广货业务太零碎，占用人员多，不暇兼顾，遂缩小广货而专营绸缎布匹。民国八年，因发生抵制日货风潮，济南瑞蚨祥一度将广货业务完全取消，但风潮过后旋又恢复。嗣后在马良、张宗昌祸鲁期间，军阀、官僚的侍从在其主人购货之后，往往要求赠送，强行索取，瑞蚨祥不胜其扰，于是再次将广货业务取消。北京、天津各店则延至1937年以后方取消。
  “庚子”事变不久，瑞蚨祥为了扩展业务，孟雒川曾亲自偕同张墨农赴广东购货。买来了薯莨绸、草葛、承湘葛、祥云纱、哆啰麻等，并附带购来一些著名的广东丸药，如合络丸、宁坤丸等等，以广招徕。其中广东的祥云纱等货销售很快，于是连续采购，赚利较大。之后，便想在广州设庄，嗣因广东厂商纷纷在上海设庄推销，瑞蚨祥乃中业了这一计划，而改由上海进货。
  1909年，北京瑞蚨祥首先设立了皮柜，经一番苦心经营，业务颇佳。济南瑞蚨祥亦于民国6年增添了皮柜，13年又增设了金柜，经营金银首饰。
  清末民初，北京瑞蚨祥在大栅栏先后设立了两个茶柜即东鸿记茶柜和西鸿记茶柜。那时北京大茶叶店很少，因此鸿记的茶叶销路很广。凡戏院、茶馆以及一些群众都买鸿记的茶叶，门前常常出现拥挤现象，销货额占全市同业销货额的70％。
  瑞蚨祥向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而赢得顾客的信誉，为维护这一信誉在经营上采取的方法有以下几点：
  （1）搜罗珍贵和稀有货品，独擅市场。凡为少数人所需要的珍贵商品，一般小字号无力经营，大字号又因怕积压资金而不肯经营。瑞蚨祥则依靠雄厚的资金样样齐备。1930年以前，皮货中四、五千元一件的貂褂、一千余元一副的海龙领子、最好的金丝猴、玄狐、窝倒、白狐、白狐崽等稀有皮货，在北京、天津常常是唯瑞蚨祥所独有。济南对上述珍品销不动，但六百多元一件的葡萄肷，四百余元一件的海龙领子则是常备的。
  这些珍品，往往是军阀官僚用以巴结上司的礼品。在1926年前后，有两个大员同时到北京瑞蚨祥买金丝猴褥子，据闻是献给张作霖的。瑞蚨祥有一件最好的，两位大员都看中了，争着买，各不相让，结果瑞蚨祥千方百计又搜罗来了一件，才得解决。
  在绣货中，前清时期之高级官服，别家也没有，而瑞蚨祥则应有尽有。民国以来，一些名演员如梅兰芳、荀慧生等人所用之舞台幔帐、桌椅披垫、门帘等，多数是委托瑞蚨祥代办。
  上述特点，不仅一般字号所无，即便其他祥字号也都望尘莫及。
  （2）定机货。瑞蚨祥对于一些高级绸料都是委托厂家织，谓之定机货。定机货质量高于一般，如熟罗最好的为十一丝，而瑞蚨祥的定机货则有十三至十五丝者。又如纺绸，一般是用四合成丝织，而瑞蚨祥的定机货则是用六合成丝织并且是用上等丝，同时花样品种也多。1921年前后，绸货中有一种“漳绒”很流行。原先是大团花，有些陈旧，于是瑞蚨祥改为小花团，受到顾客欢迎。瑞蚨祥还独创了一种“高丽纳”，是用好洋绉或物华葛作表，中加衬绒，以白布为底，用丝线纳成。这种货是供上层人物在秋冬之交作衣服用的。这些定机货质量高花样新，但其价格也高出一筹。
  对于棉织品，瑞蚨祥也有定织货。如北京在1928年前后，有些中小工厂生产的布，统称为爱国布，销路颇畅，但质量不齐。北京瑞蚨祥自出花样，规定质量，与一些厂家订立合同定织，专供瑞蚨祥销售，不得外卖。这些厂家资本都很薄弱，也多仰仗瑞蚨祥为其推销。
  （3）自染色布。瑞蚨祥是以销售高级商品而闻名的，但布匹的销售也占很大比重，特别是济南属一内地中等城市，其顾客大都是城市和农村的一般群众。因此，瑞蚨祥对于各种色布是极力经营。1930年之前，机器染厂还不发达，阴丹士林等色布还很少，绸布业所经营各种色布，都是买白布交染坊加工染色出售。瑞蚨祥为创自己的牌子，从中获利，在各个时期都采用优良布坯，最好染料，委托染坊加工精染，加盖自己的印章。决不为贪一时之利，与同业争一日之长短而轻易更换布坯与染料。如在1927年以前，采用英国货时，都是选用各种名牌货作为各种色布的布坯。至1927年间，日本的双龙、花鸟、大五福、龙头等市布已充斥市场，日货价格低、质量次，同业都已改用日货。瑞蚨祥怕损坏了自己的牌子，仍坚持使用英国货。北京瑞蚨祥西号首先以日货染了一批青、蓝色布、遭到了总店的申斥。以后英货被日货排除于市场之外，货源断绝了，瑞蚨祥才不得不改用日货。在改用日货后，仍选用名牌，用优质染料加工，决不以次充好。因此，瑞蚨祥的色布特别是青、蓝色布的确与众不同，质地优良久洗不褪色，颇享盛名，销路很广，尤其在农村信誉更好，有些农民非瑞蚨祥的布不买。
  （4）瑞蚨祥在进货方面还有以下特点：对主要商品都自产地厂家或洋行直接购买以争取批发价格；预期购买以争取季节差价。瑞蚨祥的字号多而又是统一采购，吸收量大，在价格花色、质量等方面都能沾些便宜，进货成本低，质量高，因此能取得高额利润并有一定的垄断性质。
  瑞蚨祥对一些主要商品还不惜积压资金采取大库存办法，例如对于色布都存放三至六个月以后才卖，即使对于皮货、花布也是大量购存，不使货品脱销，并任人挑选，这也是为一般商号所不及的。
  其次，就是不采取大减价、大甩卖、大赠送、大折扣等宣传方式。1945年以前，从未登过广告，表示自己是“货真价实、言不二价”。抗战胜利后，有些报社简直如募捐一样，强迫商家登广告，这时瑞蚨祥才开始仿行。瑞蚨祥不是不注重宣传，而是有自己的一套，即对顾客的招待和卖布放尺，这样使顾客代为宣传，效果好于广告。
  1927年以后，日本为了扩大它在中国的市场，对棉布价格不断降低。双龙、花鸟、大五福等白市布每匹由八、九元降到五元五角。在此之前，农民还有用洋纱或自纺线织布的，至此，已完全被日本的棉布代替，农民也都穿上“洋布”了，因此，瑞蚨祥色布的销售量日益增加。
  1930年后，机器染厂蓬勃发展，阴丹土林、纳富妥、安安蓝等机染色布和花布大量出现。阴丹士林等布的特点是不褪色，布面光滑美观，颇受城市顾客欢迎。因此，瑞蚨祥色布在城市的销路为阴丹士林和花色布所夺。但此种色布因系用机器压平，机器的压力重，布的幅度展宽展长了，布面的纤维细毛没有了，布面显得薄了，农民认为不如手工染的布坚固耐穿。农民崇尚朴素，花色布在农村也销不多，因此瑞蚨祥的色布在农村仍有广大市场。
  二、进货
  在上海市场未开阔发展之前，苏州是江南丝绸的集散地。瑞蚨祥很早就在苏州设庄购货，称为“苏州庄”，后在苏州王枢密巷自建了楼房，前后两院，当地人称“洋楼家”。当时瑞蚨祥以此为中心采购各地绸货，同时也有专人在上海采购“洋货”，称为“申庄”。待上海市场发展后，逐以申庄为采购基地，苏州庄逐步缩小，至1926年便完全撤销，并入申庄。
  申庄最早只有一、二人寓居于栈房，后在三马路兆福里赁了一个独院，到1929年前后，在天津路维庆里买了三所楼房。设有经理、管账先生、采购、厨师和公司人员，最多时达20余人。
  瑞蚨祥对商品进货有一定计划。规定每年六月底小结算，年终大结算。每次结算，对于存货都进行盘点，通过盘点，调整进货计划，以备按时采购。
  由于各地商号货色销路不同，各店每年两次派人去苏州和上海去挑选货物，采购任务仍由苏申庄办理。有关季节性的商品进货，如夏季销的纱、罗、府绸、漂布等，春季就要采购；秋冬销的货物夏季就要采购。
  当时的一些时髦货，变化无常，这月时髦下月就可能落伍。进这些货要“眼明手快”，并控制一定数量，宁可少购脱销，也不多进积压。所谓眼明手快，就是及时发现各种货的销路及时重点采购。为掌握市场“信息”瑞蚨祥的人员逛艺所游公园也注意观察各界人士的穿著打扮。时髦货往往是首先自戏剧界和“花界”反映出来，所以特别注意他们的服饰情况。
  对于一般大路货，则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购买。某些厂家和批发庄有时因银根吃紧或积压过多往往削价销售，瑞蚨祥便乘机购买。1927年以后，日本进口的大五福，双龙、花鸟等市布，不断降价，瑞蚨祥看准时机大量购买，获利甚厚。当时上海国产的直贡呢、线呢、花达呢、印花布等日益增多。绸布业从厂家购货大多是赊账，而瑞蚨祥是现款交易，厂家则给以优惠。
  瑞蚨祥在上海和苏州采购绸货的办法是一方面直接与厂家来往，另方面也从批发庄采购一些小厂和个体机房的产品。对于有季节性的商品，一般是提前一季采购，如纱、罗、纺绸等夏令品，春季就进行采购。这样不仅可以争取季节差价，还可以买“水头货”，挑选好的。对于一些软片货，如线春、湖绉、罗、纺绸等一部分炼好的白坯自找染坊加工染色。收购白坯是看好花样，讲好价格以后，由货主送来交瑞蚨祥验收。验收有一套严格手续。先逐匹的秤分量，分量不足者剔去；再逐匹地验看是否有残，有残者再剔出；最后量尺寸，不合标准者再剔出。验收以后，交染坊加工。加工后的验收也是十分严格的；在光线充足没有烟火的屋子里逐匹验视。颜色稍有不匀或不足，即退回复染，复染不好即由染坊赔偿。验货人员都是富有经验的。在早期，苏州庄的验货负责人是王漱芳，货主与染坊都称他为“王四小刀”。他验货有时戴几副眼镜，所以又称之为“王四眼睛”。他验货之认真，挑剔之严格，是独一无二的。因之，瑞蚨祥的绸货都高于一般。在售价方面比别家虽高不了多少，但却独占了一部分顾客。那时中上层人物购买绸货多以瑞蚨祥是顾。
  瑞蚨祥之定机货，是自出花样，规定质量，委托厂家照织。在定货时，双方并不履行任何手续，全凭口头信用。一般是瑞蚨祥先给厂家一部分现金买料，为防止粗制滥造，价格不图便宜，但一定要保证质量。有的小厂贪做生意，要的价格较低，瑞蚨祥恐其亏本，有时还让厂方重新核算，另定价格。
  民国初年，杭州丝织业有维成、虎林、九成、振兴、日新、振丰、绮霞等公司先后采用电机织染的各色缎子（俗称公司缎），花样新颖美观，瑞蚨祥与他们都有来往，他们对于自己的产品，也常常征求瑞蚨祥的意见，每出新货也往往先由瑞蚨祥创销。
  瑞蚨祥也从周村进一部分绸货，主要的有单梭洋绉、常行洋绉、花丝葛、线春、二八小绸子等。早期，周村一带的机户都是在集市上设摊出售生坯，买这种货，更要有眼力，买来以后再自找染坊加工炼染。后来周村机坊有了发展，瑞蚨祥就与机坊发生联系，并向机坊定织双梭洋绉。
  绣货的进货，主要采自苏州。产品有官服、被面、门帘、幔幛、桌椅披垫、屏联、喜寿幛、绣花镜、缂丝等等，种类繁多，花样复杂。在前清时期，官服是瑞蚨祥绣货中的主要商品，它有文、武品级之分，质量高次之别。进绣货主要是向定货庄定货，有时也经“揽头”找绣户加工。以后在上海也收购一部分湘绣。湘绣的花样、颜色尤为出色，绣工不足之处辅以笔描，所绣人物花鸟栩栩如生。此外，也收购一部分潍县绣货，多属寿衣之类。
  洋货的进货主要是采取以下方式：
  当时“洋货”这个概念在瑞蚨祥来说，主要是指机（机器）织的棉毛织品，它不仅指舶来品也包括国产货。在1927年以前，是以销英国货为主，因此，同英商来往较多，英商洋行有太和、公平、太隆、公懋、好华、怡和、祥太、协隆、元芳等家；同德商礼和洋行、美商洋行、波兰洋很亦偶有来往。
  洋行售货，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叫卖”方式，如元芳、公平、怡和等。“叫卖”方式是洋行在规定的日期内悬挂牌价，由洋行经手人通知并引领买主到洋行看牌价，合意的就当面成交，购这种货须购量大才行，所以，买叫庄货的都是各地的大绸布商。这类客商在上海称“邦”，如天津邦，汉口邦等等，祥字号被称为“祥邦”，颇为洋行重视。瑞蚨祥是“祥”邦之首，尤能得到洋行的青睐。因此，洋行卖叫庄货时必先通知瑞蚨祥。
  洋行另一种售货方式是经手人每天跑街，可以随时成交，手续简单。经手人不断与瑞蚨祥联系，有好货也往往先通知瑞蚨祥。
  对于国产的花色货，如直贡呢、线呢、花达呢、线哔叽、印花布等等，是从上海厂家直接进货。与瑞蚨祥来往最多的厂家有上海的瀛洲、鼎新、达丰、大纬、天益、申新、大东，还有无锡的丽新等厂。各厂都有跑街的，经常与客户联系。当时一般字号从这些厂家购货，都是赊购，而瑞蚨祥是一律付现款，加之购买量大，各厂在价格、花色、品种诸方面都给以优待。如各个售货都是整箱，一箱之中各种花色互相配搭，一般不得挑选。对瑞蚨祥则属例外，可以随意挑选。
  瑞蚨祥与各厂订货，全凭口头信誉，并不订立任何手续，到期交货付款，不受价格涨落的影响。各厂为了改进花样、颜色、质量，常向瑞蚨祥征求意见，瑞蚨祥由于商号多联系面广，人才荟萃，也不断给各厂提出改进意见并为其采纳。
  瑞蚨祥在1934年与上海英商纶昌印染厂订立合同，该厂产品在山东地区由瑞蚨祥包销；1939年和上海白丽爱工厂建立了密切关系。该厂是山东恩县霍金铭开办。霍在法国学纺织期间，娶了一位精通纺织术的法国姑娘，回国后夫妇开设了白丽爱工厂，生产国呢和花达呢，产品特点是以色线采用绸杼织成，质量高，色泽好，颇受顾客欢迎。白丽爱厂规模不大，产量不多，只供瑞蚨祥、隆祥和谦祥益销售。
  关于皮货的进货
  北京瑞蚨祥有一个以经营皮货为主的皮货店，每年都到各有关地区大量采购皮货。济南、青岛、烟台、天津各店进皮货多由北京皮货店代办。北京瑞蚨祥皮店的进货，一部分是从外地进货，一部分是在北京收购。1920年以前，瑞蚨祥的皮货主要是从张家口、山西交城县、河北顺德府等地进货。每年春季订货，夏季去采购验收，交易的对象是当地的皮店和皮局子。各地皮货商到张家口等地购货时，因没有一定的价格，须先开“行盘”，作为公认的价格，然后才能成交。瑞蚨祥字号大，往往先由它与当地皮货业协议开盘。
  买货付款办法，各地有各地的习惯，张家口是按镖期付款，一年分四个镖期，即四月、七月、十月、腊月。买卖双方都按四个镖期结账，实际是按季结账的办法。交城，顺德则是在双方成交以后，由买主开具本号或某字号迟期五日或十日付款的汇票。这种汇票，常常成为一种流通券。但一般字号的汇票流通性很小，不久就得兑现。瑞蚨祥由于字号大，信誉好，它的汇票往往在外流通半年、一年才有人来提款。
  瑞蚨祥对皮货主要是收购成品，但也自做一部分羊皮皮衣。自做的皮衣，都是割边去肷，皮衣的上下前后，腋下及双袖，质量一致，毛色均匀；并且尺寸肥大，而一般皮衣，都是在腋下双袖部分用次皮，卖时使用手法，藏襟掩袖，欺骗顾客。所以瑞蚨祥的皮货，颇负盛名，价格也高出一头。瑞蚨祥还从西洋洋行购买一部分狐腿，自做皮衣。西洋洋行从我国购买狐皮，将狐腿割下不要，再售于中国，按磅计价。瑞蚨祥买来做成皮衣，称为“磅腿子”，质量低于一般狐腿皮衣，价格也低。
  染色加工。早期我国北方染坊以河北省的鄚州为最著名。所以瑞生祥、庆祥早期都在鄚州设有染坊。青、蓝等色布都在鄚州加工。以后北京、天津、济南等地染坊日益发展，瑞蚨祥才在当地加工染色。
  瑞蚨祥的色布种类是由简至繁的。早期色布的种类还比较简单，自1900年以后，日益复杂。有以漂布染色的光板色布，有以市布染色的毛板色布。而光板色布、毛板色布又各有高、中次之分。颜色更为复杂，如光板兰布有深蓝、浅蓝、缸靠、缸月、料半等等；毛板蓝布有佛青、正蓝、鄚正蓝、石蓝、毛月、毛蓝、月白等等；灰色与酱色也较复杂，有千灰万酱之称，其他各色也都有深浅之别。
  瑞蚨祥对各种不同质量的色布，一级货用金洋线漂布，二级货则用1.200号。大线光板色布，一级货用蓝团龙漂布，其次用红狗，再次用十八子。细线毛板色布，一级货用鸡人枪，其次用花盆，再次则用月兔。在采用日本货时期，一级毛板色布是用十二磅和十四磅细布，一级货，济南瑞蚨祥是用双龙，再次用花鸟细布，如此等等。
  瑞蚨祥加工染色有两个特点：一是用优质染料。如染青布，“七七”事变前，都是用最好的名牌煮青，决不允许染坊使用杂牌染料。而且别家染青布是用一斤一两煮青，瑞蚨祥是用一斤三两。二是工序细致，不容染坊有一点偷工减料。
  瑞蚨祥对于染坊，事前都再三进行考察，视其信用可靠，方找其加工。济南瑞蚨祥除自设有鸿记染坊专为自己染布外，还找其他染坊加工。布坯都是染坊来取，交布坯时，在每匹布上都打上铁印，以防染坊偷换。号房人员常到染坊检查，看其是否偷工减料。染妥验收，尤为严格、认真。染坊都是在早晨送货，由号房人员在院内明亮处逐匹查验，即使在严冬，也是在院内验看。颜色稍有不足或不匀，即退回复染。由于挑剔严格，有的布有时返工多达四、五次之多，染坊人员还要遭到斥责。瑞蚨祥对染坊的要求这样严格，而染坊却愿为其加工，其主要原因是瑞蚨祥所付的染价高于一般，同时付款及时，有时还预付染款。
  色布验收之后，再交踹坊踹平，验收后晾干，以防发霉，一般要晾十余日。色布晾干后，七匹一捆用布包好，谓之打“顶包”。捆得愈紧，布愈平整。捆好入库谓之“闷色”。这样可以使颜色全部渗透纱中，闷的愈久色愈深入，不易脱色。一般色布要闷三到五个月，青布至少要闷六个月，方取出销售。因此，瑞蚨祥的色布，色泽特别饱满均匀，布面光滑、平整、好看，着手具有软绵、滑溜、敦厚的特点。如法加工一批色布，需要三套资金：一套门市销售，一套在染坊、踹坊加工，一套在仓库闷色。这不仅为资金薄弱的字号力所不及，即使大字号也因其积压资金和费工夫而不肯为。只是随染随卖，因而创不出牌子。
  三、销货
  1.门市销售。门市销售是瑞蚨祥销货的主要方式。一个售货员专招待一位顾客，自始至终一包到底。如顾客在前柜买了货再到楼上买货，售货员即跟到楼上，直到送顾客出门为止。
  2.售货员给顾客取货，一般是先拿中次两样，对商品特点作一番介绍之后，让顾客挑选，如果嫌次，即再拿好的。这样使自己和顾客都留有余地。如果一开始即拿好的，而不拿中次货，顾客想要好的时就拿不出来了；在顾客方面，他本不想要好的而又不便说出，这就会使顾客受窘，这就叫“拿顶”了。在与顾客接谈中，要察言观色，揣度顾客的心理，第一次取货不中，第二次就要符合或接近顾客的要求；如果一二再，再二三地达不到顾客的要求，不仅浪费时间，也会使顾客不满，掉头而走。
  也有的顾客想买东西，而对于花色、品种却没有一定目标，那就多搬出些花色品种来让顾客挑选，并作介绍。顾客如果拿不定主意，还要根据顾客的情况为其当参谋。这样既能卖上货又使顾客满意。
  顾客选好商品以后，先检查一下布面有无残损，有残损则剔出；量好尺寸后，告诉顾客：尺寸无误。算帐收款时，数目向顾客具体说明，如果需要找钱时，将找的钱理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台上，以表示礼貌。
  瑞蚨祥对售货员的要求是：应当卖上而卖不上不行，要找出原因。总之，要想尽千方百计，让顾客把货物买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求售货员必须做到：顾客一进门（不论年龄大小、身份高低、盲、聋、病残），前柜瞭高的首先站起打招呼，售货员随之迎上前来。如遇有特殊顾客——达官贵绅，瞭高的便指定长于词令、娴于礼节的售货员接待之，必要时，经理还亲自出面陪话。一般顾客，也不能一见面就问买什么，而是陪同顾客在柜台前浏览，看顾客停留在那一部分，才让其坐下，问买什么？在售货员给顾客取货的空隙，瞭高的要陪着谈话，以免冷落了顾客。
  对于顾客还以烟茶招待。烟分上中下三等，茶分两种（北京分三种）。一般顾客是在成交之后才敬烟，达官贵客坐下之后即敬上等烟茶。如买货多需时间久的，至吃饭时间还敬以酒饭，使之安心买货。
  顾客临走，售货员要送到前柜，瞭高的起立点首送行。特殊顾客，售货员提着货，部门掌柜陪着直送出门外，看顾客上了车才退回。
  3.送货上门。所谓送货上门，是指高门、巨宅而言。各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对象。北京瑞蚨祥在前清时期送货上门的对象主要是宫庭、王府，特别是恭亲王府来往较多。民国时期，各大军阀、大官僚，如段祺瑞、靳云鹏、梁士贻、曹锟、徐世昌、张学良等公馆。何应钦驻北京时亦常照顾瑞蚨祥，抗战期间，与宋哲元常有来往。济南瑞蚨祥在民初年间，交往的对象有大官僚南城墙根李家、南门里陈家、金家等；大盐商有肖家、东城墙根李家等。这些豪门高第都有专用取货摺子，要货时写在摺子上，每年五月节，八月节，春节清账。至张宗昌时，送货的主要对象是张宗昌公馆。张宗昌有二十多个姨太太，都住在督办公署（即珍珠泉）东楼，当时称为东大楼。其次是财政厅、警察厅、军需总监祝仞千公馆。韩复榘时代送货主要对象是韩公馆，其次是张绍棠（韩的秘书）、孙桐轩、曹福林、谷良民等公馆。凡跑公馆的都是深谙世故娴于辞令的店员。
  4.外埠函购。民国以后，邮汇发展，外埠多有慕名来信购货者。为适应这些顾客的要求，印有“行单”，对来函问物价的即复寄行单，来款寄货。每有新货，随时函告外埠顾客。
  节录《章丘孟家所经营的瑞蚨祥》一文。
  原载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瑞蚨祥的铺规
  瑞蚨祥的铺规，是在全盘继承其祖辈老号——瑞生祥、庆祥铺规遗产的基础上，又逐渐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济南、北京、天津等地各店的铺规都基本相同，只在个别内容上略有出入。
  瑞蚨祥对铺规极为重视，强调店中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该铺规是用宣纸打上朱红格，再用毛笔正楷书写，镶进镜框挂在饭厅的正面墙上。其内容根据济南、北京、天津各店老经理们的回忆，综合整理如后。关于具体条文的排列顺序及词语，可能与原文不尽相符，兹介绍如下：
  盖闻生意之道，铺规为先，章程不定，无所遵循。今奉东谕，议定章程列后，望各遵议奉行，以图长久。如有违犯，被辞出号。贻误终身，悔之无及矣。
  1.柜上同仁不得携带眷属。
  2.因私事出门，必须向掌柜请假，说明事由及去址，不得指东往西。出门时必须到账房写请假账、挂出门牌。假时不得过长，如因事不能按时回柜时，必须在上门前向号中声明。
  3.亲友来访，只能在指定处所谈话，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不准亲友在柜上食宿。
  4.早六时（冬季七时）下门，晚十时上门，上锁后非有要事，一律不准出门。
  5.不得长支短欠，顶名跨借；不得代客作保。
  6.同仁住家打行李，须经指定人员检查后，始得包裹。
  7.同仁住家须按次序，经经理批准，至期即回。如因事不能按时回柜者，须来信续假。多住五天，下期即压班一个月；如因店中业务繁忙，到期不能回家者，压班一个月，补假五天。
  8.春节放假，值勤人员，照常接待顾客。
  9.摇铃开饭，不得抢前争先。饭菜由厨房规定，不得随意挑剔。
  10.同仁洗澡，下门去，早饭前回柜，不得借机游逛或下饭馆。
  11.同仁在柜吃饭或出外应酬，均不得饮酒过量，醉后发狂。
  12.同仁用货，必须由号中指定人员过付，不得私自找人或代买。
  13.柜上同仁不准吸烟，以防发生火灾。
  14.不得代存衣物。
  15.同仁之间，不能吵嘴打架，如有违反，双方同时出号。
  16.营业时间，不得擅离职守，不得交头接耳，妨碍营业，影响观瞻。
  17.严禁嫖赌和吸鸦片，违者立即出号。
  18.不准无故纳妾。如因无子嗣需纳妾者，须事先声明，经考察属实后方可。
  19.对待顾客态度要谦和、忍耐，不得与顾客争吵打架。
  20.同仁必须注意仪表，无论冬夏，一律穿长服；不得吃葱蒜，不得在顾客而前打扇，不得把回找零钱直接交到买主手中，应放在柜台上。说话要文雅，不得讥笑顾客。
  21.不得挪用柜上银款、货物；如有贪污、盗窃行为，立即出号。
  22.不得以号章为他人作保，此事关系至巨，任何人不得违反。
  23.柜上同仁不得在瑞蚨祥所在地区开设同类企业。
  24.在同仁中，挑拨是非致伙友不和者立即出号。
  25.结伙营私，要挟柜方者立即出号。
  26.凡被辞出号，不得以任何借口或凭借他种权势逗留不去。
  27.凡调拨工作不立即前往者出号。
  以上规定，俱系省、京诸店应有之定章。凡我同仁概不准违犯。有股份者更宜谨遵履行，方能为同仁之表率。如因循自私，则章程为虚设，店务必日渐废弛，问心亦当有愧。号务綦繁，非一、二人所能周及，务必群策群力，严格执行，方免贻误。国家论功行赏，铺事亦大同小异，凡我同仁，慎之勉之。
  瑞蚨祥铺规的实施与执行，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变化，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前，它简直象国家的法令一样，使店员望而生威，处处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曾记得济南瑞蚨祥店员孟广荣，既是资东孟洛川的本家又是他的亲信，常代表孟洛川外出应酬，自恃有后台靠山，便不把铺规放在眼里。一日与外伙计常××打了架，经理〓秋圃立即将双方出号。不久，孟广荣持少东孟华峰的亲笔信回店复职，〓秋圃严守铺规拒不受命，孟广荣终于出号失业。但对资方代理人来说，那又另当别论。济南瑞蚨祥经理孟荫轩兼济南总理以后，在店内公开摆着大烟灯。“五三”惨案后，他充当维持会长，势焰熏天，恣意挥霍，个人用货根本不记账。青岛瑞蚨祥经理张振山也公开吹大烟；天津瑞蚨祥和北京瑞蚨祥，从分店到总店许多资方代理人都吹、赌、俱全，蓄妓纳妾视之平常。凡此种种，资方是知道的，一般只要不动摇他的财产大业，最多也不过调动一下了事。一九一九年特别是张鸣九占章丘以后，资方代理人及店员家属多迁来济南，铺规不准携带眷属一条，自此被打破，如此等等，但这并不等于铺规失效、恰恰相反，它仍在若干方面起着强制约束店员的作用。
  铺规条文原载《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章丘孟家所经营的瑞蚨祥》一文）。说明部分有所取舍。
  北京瑞蚨祥绸布店
  孟宪浃
  北京瑞蚨祥绸布店创业于一八七〇年前后，经过百余年的惨澹经营，从一个很小的绸布店逐步发展成为绸、布、皮、茶多种经营、驰名全国的大商店。瑞蚨祥的创业及发展，有着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但也同它在经营管理上的特点有直接关系。现将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叙述如下。
  租房设庄 出售大捻布
  瑞蚨祥出资股东孟鸿升，他的前辈就是开布店的。北京瑞生祥绸布店也是他的前辈所创，坐落在前门外打磨厂。在打磨厂西口外大街上还设有分店瑞增祥，也曾盛极一时（后因经营管理不善和其他社会原因，在一九三〇年前后倒闭）。约在一八七〇年，孟鸿升弟兄四人分家，孟鸿升为了自寻出路，就单独出资在济南城里开设瑞蚨祥布店，因规模较小，未肯用“祥”字。大约十年以后，孟鸿升的第二代孟雒川接管股东事务。我的祖父孟觐侯即于这时进入瑞蚨布店学习，为孟雒川赏识（孟雒川长我祖父一辈，系远房叔侄关系）。孟雒川颇精明，由于是买卖世家，也有些商业知识，虽不亲理业务，也能明察全局。在人的使用上，能够量材录用，特别对我的祖父，更是言听计从。瑞蚨布店成立之初，在章丘原籍办了一个小型工厂（鸿记织布厂），专织大捻布。后来因在本地区及济南销路狭窄，约在一八九〇年之前，孟雒川派我祖父带一名伙友来到北京，在前门外鲜鱼口内抄手胡同租房设庄，批发大捻布，由于这种布适合社会需要，又经营得法，所以生意发展很快。没儿年时间，济南瑞蚨布店因生意兴隆而改名瑞蚨祥绸布店，这时的资金已有了不少富裕。约在一八九五年间，我祖父向孟雒川建议，在北京开设门市经营绸布。孟雒川同意后，即在北京大栅栏买了铺底（当时铺底权高于房主权，因铺底权有地上建筑物，铺底权者仅付给房主有限房租），按照当时门市式样加工修饰，就开了张。结果开门就红，顾客盈门，很受欢迎。
  毁于兵燹 筹款重建
  瑞蚨祥尚未达到健全壮大之际，一九〇〇年庚子事变之时，大栅栏一条街成了一片灰烬。瑞蚨祥当然不能幸免，也毁之一炬，资金损失殆尽。孟雒川核计他此时的全部资金（包括济南老店在内）已不足两万两，无力再恢复北京的业务，因而主张将北京瑞蚨祥结束，并入济南瑞蚨祥。我祖父认为，在北京打下这样的基础不易，坚持要重整旗鼓，恢复业务，并表示不需要资东再增加资本，自行设法筹集活动筹码。说服孟雒川以后，我祖父便在废墟上筹建铺房。至铺房建起，比以前更为坚固美观，但这时已无活动资金，所幸我祖父在八国联军浩劫以前，与北京金融界人士交往甚厚，取得信誉，大的如汇票庄，小的如炉房等（炉房后改为银号），对瑞蚨祥均大力支援，给予无限额贷款（那时的汇票庄实力雄厚，及银行兴起，汇票庄被自然淘汰）。同时瑞蚨祥还吸收一些个人存款，数目虽不多，但活动量很大。瑞蚨祥重张后，除主营绸缎布匹外，又兼营进口商品，如呢绒、钟表、化妆品等，形成一个综合性商店，每日销货额高达数千两现银。这在北京的同行业户中，是无与伦比的。没有几年的功夫，瑞蚨祥已自立起来，根深蒂固，不需外援了。
  同族竞争 购买铺面房
  到清光绪末年，我祖父先后在大栅栏一条街上分设了西鸿记绸布店、鸿记皮货店、东、西鸿记茶叶店五个门市部。除济南老店外，又在天津、青岛、烟台等地开设了分店（在上海设立收货庄，不对外营业）。为什么在大栅栏一条街上开设五个门市部呢？因为前门外廊房头条谦祥益绸布店实力非常雄厚，除在北京的业务落后于瑞蚨祥外，在天津、青岛、济南等地的业务皆不亚于瑞蚨祥，有的地方的营业额还超过瑞蚨祥。如果让谦祥益挤进大栅栏，势必要同瑞蚨祥展开激烈竞争，甚至为了压倒对方不惜赔本售货，长久下去就要两败俱伤，危险堪虞。所以大栅栏街上只要一有够局面的铺面房出售，不论价格高低，瑞蚨祥一定设法买到手，不使谦祥益有可乘之机（竞争手段可谓辣矣——重辑者）。瑞蚨祥能够买到这些铺房，与同仁堂药店的股东、我祖父的好友乐老先生（即乐松生的祖父）的协助是分不开的。乐老先生在大栅栏威望较高，通过他的关系，每处铺房都能顺利地买到手。谦祥益的股东孟养轩，代理人孟树生，都与我们同村同宗，但在做生意上却互相竞争，各不相让。
  严格的规章制度
  瑞蚨祥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本店人数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山东人（包括吃人力股的管理人员），店方规定一律不准携眷来京安家落户，只给每人每年五十天探亲假，报销往返路费。原在北京住家的职工，每隔十天休假一日，次晨开业前必须回柜。职工不得无故请假外出，更不准夜不归宿，违者警告，屡教不改者即行辞退，却有悔改表示者，可允许复工察看。
  全体职工衣服要整洁朴素，不准浮华异样。售货员到货场值勤，即使在夏季也要穿长衫；不准吃生蒜，避免招致顾客的反感；态度要文明有礼貌，不准粗野庸俗。在每个售货场地还设置了望者一人，主要防止商品丢失，同时也注意察看售货员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是否合乎要求。如有的顾客进店认真挑选商品，结果并未购买，了望者必须了解是花色品种不全，还是售货员未能尽到职责。属于前者，汇报给管理人员与进货人员研究解决；属于后者，待业务结束后，向售货员提出批评，以观后效。
  店内徒工，都是由家乡的亲戚故旧推荐来的。推荐人必须了解其上辈是不是安分守己的正直人。徒工进店后，工资很少，但衣、食、住都由店方解决，如有其他困难，再协助解决。
  为了使职工多卖力气为本店服务，店方比较关心大家的生活，首先是搞好伙食，使大家吃好。规定每顿饭四菜一汤，月初和月半上犒劳，有鸡、鱼、肉类。每到年节还有丰盛的酒席。夏季备有绿豆汤和冷开水，并晓喻大家不可饮用生水，不可吃腐烂变质的瓜果，以防患病误工。除有专人管理伙食外，经理、副经理也不时亲自检查。每至夏秋之夜，经理要起床查看青年职工是否盖好棉被或夹被，以免受寒致病。
  货真价实 服务周到
  瑞蚨祥从未利用过报刊或其他方式作宣传，而是以货真价实、服务周到获得社会信誉的。瑞蚨祥的色布，最受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欢迎和信任。他们以为这些色布是瑞蚨祥自己加工印染的，其实是外边染坊染的。不过，过去的染坊把绸布业当成财神，你给我的钱多好处多，我就给你精心干，你要是以老爷自居对我克扣，甚至年节也不付清加工费，我就给你凑合来。瑞蚨祥是每月十足付款，不仅不打折扣，逢年过节还给染坊送肉送面。因此，染坊对瑞蚨祥的布，特别注意质量，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再加上瑞蚨祥的色布是选用上好的白布加工的，缩水率小，下水不褪色。所以店铺每日清晨开门，已先有若干农民在门外等候，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
  瑞蚨祥的管理人员都参加售货，遇到忙时，还要协助售货员招待顾客，使顾客心情喜悦，下次愿意再来。有的顾客买的东西多，耽搁的时间长，还备有烟茶招待，对于常来的顾客，即使不买东西，也以烟茶招待。店门内设有专人礼貌接客，顾客出门时主动打招呼，对熟识的顾客要送出门外。遇有打电话来要货的老主顾，及时派人送货上门。
  掌握行情 发售礼券
  瑞蚨祥进货主要由上海采购，由北京批发家补充。驻上海的采购人员须经常与各大公司及洋行的外勤人员联系，应花的交际费用可以报销，多少在所不惜，所以各公司洋行都愿与瑞蚨祥打交道。每次新货下来，公司洋行必先通知瑞蚨祥挑选，选毕，然后才通知其他客商。采购人员在上海收货后，急送北京门市部，高价出售，而其他同业者还未见到此种新商品，只好望洋兴叹。瑞蚨祥还在苏州定织以雍容华贵著称的漳绒漳缎及其他高档绸缎，并在机头上织上“鸿记”标志。
  店方经常派人到同业门市部，以顾客身份调查零售价格。凡是一般畅销物品的价格，瑞蚨祥的只能比其他同行业户的稍低，不能提高，但高档商品和北京稀有商品例外。
  为了方便顾客，瑞蚨祥备有不同数额的礼券，持券人可按照券额，一次或陆续购买所需商品。
  增设皮货茶叶门市
  因为买了铺面房不能闲置，瑞蚨祥遂增设了皮货部和茶叶店。
  店里聘请素识的一位皮货专家，是山西人叫刘静轩。在经理的领导下，专管皮货进销，也分给他人力股。刘静轩经营皮货多年，眼力高强，经验丰富。由于皮货店品种齐全，粗细皆备，各阶层群众都喜欢选购，外国顾客也接踵而来，皮货业务日见繁荣。
  皮货来源，主要是派专人去张家口采购，也由北京批发家补充。因瑞蚨祥是大户，每年交易季节，交易站必须等待瑞蚨祥采购人员到后，才能议价定价。瑞蚨祥与各地皮货商还预先鉴订第二年进货的合同。这样既可以给各地皮货商充分的时间筹备货物，又可以控制高档和稀有的皮货，如貂皮、海龙、水獭等，尽先满足瑞蚨祥，因而使别的客商不易买到。所以同行业的门市部，在品种数量上，是无法与瑞蚨祥相匹敌的。
  瑞蚨祥的茶叶门市部，是由天津和济南的泉祥茶店（泉祥的股东也是孟雒川）调来专业人员开办的，它的货源，是由苏杭等产茶地区直接采购的，属于香茶一类。即由产地运往福州，由常驻那里的人员用茉莉熏制成熟后，再运到北京销售，质量较高，香味较浓。特别是小包茶叶，比整斤的茶叶质量要高一些，因为小包茶叶销售面广，影响大，而且买小包茶叶的人，劳动群众占多数，可以广做宣传。
  瑞蚨祥做生意每年都留一定“后程”。不论多么贵的绸布商品，只要剪开售出一两件，其余就算做零头，用大秤计斤（不用尺量计数），存入库中。至于其他的零星商品就更不算数了。这样，即使存货价值百万，在账面上也不过登记二三十万。有时认为账而存货多，就提出部分商品作为路货（即说这部分商品还在路上尚未运到）。大量积累“后程”的做法，使得瑞蚨祥以后在局势动乱，物价暴涨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局面。
  瑞蚨祥的销货利润，象绸缎、呢绒（包括高、中档）和一般商品，平均不超过百分之十五，皮货平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虽然那时一些反动军阀、官僚政客、达官贵人和清朝遗老大多是瑞蚨祥的顾客，但瑞蚨祥仍坚持薄利多销，努力减少积压，加速资金周转。
  孟雒川规定：年终分红股东占百分之七十，其他人力股只占百分之三十。但由于那时赚钱多，最少的人力股，一厘也可分到现银千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在当时算是小康之家，所以无人出面争议。
  我祖父孟觐侯于一九三四年去世后，由跟随他多年的得利助手姚秀岩继任。没有几年他也病故。由孟秀涵、李峨山等相继担任经理。焦寰五是最后一位经理。
  七七事变后，瑞蚨祥的规章制度虽未修收，但已逐渐松弛，漏洞时有发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物价很不稳定。瑞蚨祥仰仗“后程”雄厚，坚持卖出多少货务必补进多少货的做法，但日子已不甚好过。
  解放后，焦寰五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争取尽先实现公私合营。从此，瑞蚨祥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孟宪浃系孟觐侯嫡孙。
  转自《驰名京华的老字号》。
  跌落时期的北京瑞蚨祥
  马素淇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九年是北京瑞蚨祥的跌落时期。
  “北京瑞蚨祥，到1927年已发展到顶点，以后，由于政府南迁，北洋军阀官僚大部星散，清室贵族早已败落，北京已不是人财荟萃之地，市面日趋萧条。瑞蚨祥的高档商品失去这些顾主，营业自然下降。此后把经营重点放在戏曲界和花界。全局总理孟觐侯，大捧伶人，挥霍无度，其亲信姚秀岩、李峨山起而效尤（孟觐侯捧徐碧云、姚秀岩捧芙蓉花、李峨山捧李金顺）。自此，北京瑞蚨祥是年年亏损”。
  1934年，孟觐侯病故，由姚秀岩暂时代理。不久，东家从济南调来了孟秀涵任全权经理。同时带来了副经理李自杰，总账房先生李玉海等十二名职员。经过整顿将茶柜经理叶星北调泉祥，刘鲁言调青岛，账房先生王启昆调济南，刘仲林出号。这样以来，北京瑞蚨祥便分成了两派，以姚秀岩为首的属北京派；以孟秀涵为首的属济南派。派别的出现造成了内讧。不久，总账房先生李玉海被群众揭发，有凭有据贪污十万元左右。按照瑞蚨祥的既定章程，不论谁当经理，在他任内出现了违章或不法行为，他就要自动辞职出号。孟秀涵与李自杰只好依章办事。接替全权经理职务的是辛侠南，由于能力所限，致使北京瑞蚨祥生意萧条，门庭冷落，大有江河日下之势。不到一年，辛经理自动辞职，由李峨山递任。
  这年岁底，各商号经理去天津孟公馆参加决算。东家们听完汇报，感到经营情况均不见佳，特别是一向营利最多的北京瑞蚨祥跌落尤甚。少东孟兴五大发雷霆，矛头指向北京瑞蚨祥。李峨山忍无可忍，当即提出，我李某樗栎庸材，经营无能，又加年迈气衰，不堪重用，为了东家的前程，我自行辞职，请另选高明，说完立刻退席。一时大家面面相觑，沉默无语，决算暂时中止。
  转年，东家调焦寰五去北京瑞蚨祥任职。
  焦寰五，章丘刁镇人，在家曾跟婶母（日本人）学得一口流利日语，彼时瑞蚨祥很需要这样一个人出面与月本官佐来往应酬。焦任职后，果不负东家重托，旗开得胜，为七爷孟肄庠办了这样一件漂亮事：
  “九、一八”后，日军在北京抢占了孟肄庠私人买的一所宽阔华丽的宅第，时冈村宁次的上司山田来华北调查“民隐”，焦寰五利用与日方来往的关系，将“占房”问题反映到山田那里。山田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久通过冈村，将孟肄祥的宅第退了回来。这事受到东家的欢迎，焦寰五也理所当然地得到酬谢与青睐。
  山田为了对中国人民实行奴隶统治，在政治思想方面进行奴化教育，成立了一个什么“敬天会”，其目的就是宣传他们的“王道乐土”和“大东亚共荣圈”。使他们的法西斯侵略合法化，并涂上一层麻醉人们精神的迷信色彩。焦寰五代表北京“民意”参与了这个组织的发起，公然穿上了绿色的敬天会协和礼服，胸前挂着特制的圆牌，并发有证书。有了这些东西，坐车骑马到日本官府或任何衙门均会出入无阻。一九三九年孟雒川在天津出殡，时值日军戒严，四门封闭，禁止出入。但是，因焦寰五有日本“敬天会”的证章，声势如此浩大的丧事照办不误，出入自由。当时社会上纷纷传说，不是瑞蚨祥谁能得到日本人这样的礼遇。
  这时期的生意对象，除了娼优界外，又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挂上了钩。那时我的主要任务是“跑外”，每天除了送货就是要账。我负责的顾主是二十九军军部及其所属的四个师部即张自忠师部、冯治安师部、刘汝明师部和赵登禹师部。这些师长们经常在瑞蚨祥西栈（孟觐侯接待官僚的公馆）饮酒、打牌，真是狂歌乱舞酒食征逐。有专人伺侯茶点，名伶低唱助兴，妓女浅酌侑酒。这时候他们往往要这要那，只要一个电话打到柜上，我便马上负责送到。这些人买东西不交现款，分别记在各人的账头上。一年三次结算，即五月节一次，八月节一次，年终清账。
  我负责的账头仅戏剧界名演员的就有：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余叔岩、谭富英、马连良、王又宸、肖长华、马富禄、李万春、李少春、金少山、郝寿臣、袁世海、裘盛戎。每到算账的时候，由专人列出清单，我分别送到顾主手里，按时取款。
  此时的北京瑞蚨祥虽然持撑着往日的繁华门面，但“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衰朽残败的局面终不可挽回。
  （明兆乙 记录整理）
  马素淇 牛盘村人 现年74岁
  1986年5月
  烟台瑞蚨祥回忆
  孟宪宧
  烟台三面靠海，南通青岛，北达天津，过海可去大连，是个海港，工商业很发达。
  民国九年（1920），我到烟台瑞蚨祥绸缎店学生意。入号前，举荐人领我去矜恕堂让东家验看，记得先验看的是老东家孟雒川，接下来是孟雒川的侄子孟华峰，再就是什么五爷、六爷、七爷、八爷。最后经老东家批准，我这才吃上“祥号”饭。
  吃“祥号”这碗饭是不容易的，我先介绍一下它的用人制度和怎样招待顾客。
  祥字号的用人制度
  孟家祥字号用人是有严格条件的，除了他们的近族至亲知交密友外，对一般人来说，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①出身系士农工商之子弟，除此之外，如理发、修足、说书、唱戏、奴仆等所谓“下九流”者，概不录用；②五官端正，眉清目秀、举止文雅、口齿清楚，应对有礼、进退中节，否则不用。
  条件具备者，进号还得厉行以下手续：
  ①保荐：保荐者必须是经理或吃份股的掌柜。他们先写好“荐条”，即用纸条写好被荐者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及保荐人的姓名，交本店经理，由其再转地区经理、全局总理最后由东家市查定夺；
  ②验看：在挑选以后，资方或代理人令保荐人通知所举荐者于某日到总理家应验（也有直接到东家应验的）。至时，应验人的父母真如送子赶考一样，备好所用之物，洗刷干净，穿戴整齐，千叮咛万嘱咐，交保举人带去，然后在家静候佳音。
  见了总理或东家，先磕头，后验看。看长相，五官是否端正，举止进退是否合乎要求。接着就是问话（口试），看口齿应对如何。不合格者即令人领出，合格者命其书写（笔试），即在一张红纸上写出自己的姓名年龄家乡居处及保荐人的姓名，书写不合格者还有不录用的可能。总理验看后，再交东家作最后决定。
  ③谢恩：应验人被录用后，由经理带领向东主叩头谢恩。进瑞蚨祥、泉祥仅向矜恕堂一房东家（包括老东少东）叩头，如果进庆祥、瑞生祥，因为东主有三恕堂，其恕堂、容恕堂、矜恕堂四房，那就必须按房挨次叩头，有的磕头多达五、十个之多。以上东主只给男性成年者叩头，进隆祥、谦祥益、瑞林祥，凡东主不管男、女、老，幼一律磕头谢情。因此人们说“不磕头百遍，难吃祥号饭”。
  ④分配：学徒被录用后即开始分配，由总店决定去向。这里也有个原则：优秀者分配北京、天津，汉口，其次是济南，再次是青岛、烟台、周村。到店后，再经店经理具体安排，出色者分派绸楼和二柜，一般者分派前柜，较次者分于号房，文化较高书写较好者分派到账房。上述原则仅使用于一般人，有特殊关系的如东家的亲支近分，良朋好友，总理的子弟，不管本人条件如何，一切优先。
  ⑤入店仪式：学徒进店后，照例举行一次入店仪式，名曰“敬财神”，摆上香案供品，先向财神叩三个头，再向经理叩头。然后经理讲话，结束后，即令各柜头前来领人。到柜后，由柜头领着认师兄，再命师兄领其到别柜部认“大爷”（份股掌柜）、认师兄，从此，就是正式学徒了。
  招待顾客
  对顾客是非常讲究礼节的，顾客一进门，前柜瞭高的便笑脸相迎打招呼，负责卖货的伙计们也随之跟了过来，看眼色行事，对那些穿着豪华与众不同的高级顾客，了高的即指定较有文化修养而又娴于辞令熟谙礼节的伙计与之应酬；对一般顾客，也是热情接待，边谈边陪其浏览，看准顾客要买什么的时候，才问其买什么货？在取货的时候，“了高的”为成全买卖，陪顾客谈话，同时敬烟敬茶。
  给顾客取货，一般是先拿中、次两种，让顾主挑选。如不中意，再取好的，并对物品加以介绍。这样使自己和顾客都留有回旋余地，生意容易成交。有的顾客对所购货品的种类拿不定主意，就要给其当好参谋，帮其挑选。顾客选好物品后，量好尺寸，即算账收钱，不论收还是找都要一一讲清，免得出错。如遇小孩前来买货，发现他对品种、数量说不准确时，就让他回去问明，或派人到他家询问，一切清楚之后再付货收款；对那些耳聋眼花口齿不清（包括哑人）的顾客，也要祥细问明之后再成交；如果盲人、残疾者来购买物品，不仅耐心问好，两且进门出门都要加以搀扶，使“童叟无欺”的招牌收到更好的信誉。
  瑞蚨祥为了博取“货真价实”的名誉，实行言不二价。顾客买货，不管成交额多少，概不去“零”。即使顾客买几十元或上百元的货物，极少零尾不够，柜方也要设法让其补足，情况特殊，也必须经过“掌柜”点头方可去“零”。
  烟台瑞蚨祥生活
  烟台瑞蚨祥始设于一八九六年，原是济南瑞蚨祥的分号，后来渐渐实行独立经营。因地处海滨，又是中国北方的三口（天津、营口、烟台）之一，生意颇为赚钱。
  我在一九二〇年初来烟台瑞蚨祥时，掌柜是辛侠南字浥泉，全号共四十多人。主要经营绸缎、皮货、布匹和呢绒等。在我刚去的几年里生意较好，听账房先生们谈论每天能收入五百两银子。
  烟台这地方“洋人”较多，特别是美国人，他们中有军人，有商人。因语言不通，常常发生误会，招致洋人的侮辱。为了应付局面，掌柜的要全店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学英文，老师是从当地聘请的。营业时间，他们和店员一样站柜台，如有洋人进店就请他们应付。
  当时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各种货名和应酬话。只要掌握了这点学问，就会使自己方便，不受刁难，工作、吃饭也就有了保证。那些实在学不好的伙友们，在一段时间里，几乎不能站柜台，只好做其他工作。
  我在烟台瑞蚨祥工作四十三年，是时间最长的一个老店员，从未见过东家们来过烟台。掌柜的每半月一次小汇报，每月一次总结，一年一次决算。常听掌柜和先生们说，写总结如同“上书”，见东家如同“朝圣”。东家孟雒川有四大军机：全权总理孟觐侯，坐镇北京，负责各商埠码头的所有矜恕堂的“祥字号”，孟昭墦分管天津三处瑞蚨祥；魏兴文远在上海负责采购；陈吉仁在济南，接洽南北。
  我在烟台的近半个世纪中，饱经海滨风霜，阅尽烟台瑞蚨祥的人事沧桑。掌柜一位接一位，伙友们旧的去了新的来。有多少师兄因吸毒看牌被出号，有多少师弟为寻花问柳而砸锅。我苦熬了四十多年，到退休仍是一名老店员。我之所以能在号这么长久，主要是掌柜看我老实可靠，工作任劳任怨，遵守铺规，团结同事。掌柜或师兄有时对我发脾气，我从不还嘴顶撞，他们叫我干啥我干啥，从不挑拣；来了顾客，我以礼相迎，百问不厌，任挑不烦；下班时间到了，只要顾客不走，我总是坚持岗位，照常营业。
  每次住家，先去矜恕堂向老少东家请安问好，假满回店，再向东家禀告。多年来瑞蚨祥的规矩使我养成了这样一种职业病：见人就拱手、哈腰、点头，对人不是称先生就是呼老兄，对妇女不是称太太就是呼小姐。一九六三年回家后，在子女们的劝导下，才有所纠正。
  （明兆乙 记录整理）
  孟宪宧年83岁，旧西村人，退休在家。
  1986年.7.12
  天津瑞蚨祥
  刘越千
  我于1931年去天津瑞蚨祥鸿记学生意，后来升任会计，又升任帐房负责人。从1943年起吃人力股，1953年任经理，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关于孟家瑞蚨祥的历史。由于我进店较晚，对前期的情况所知不多，忆述不免过于简略，写出来仅供参考。
  天津瑞蚨祥在光绪初年开设，地址在北门外竹竿巷内路南。初设时资本无可考查，据1901年估计约有一、二万两银子。经理是孟访溪，主营绸缎、布匹，兼营棉布、棉纱和存放款业务。1900年。罹八国联军之难，损失惨重。嗣后，又在估衣街五彩号胡同路东开设内局批发，专营棉布、棉纱，兼做存放业务。战乱之后，人们都需添置衣装及日用品等，因此，市场复现繁荣。此期，业务非常之好，进口的棉布，棉纱供不应求，遂从洋行大批订货，随到随卖，一年之中获利十几万两银子，象滚雪球一样的发展，三、五年就翻了一番。积资十万两。1908年，先在锅店街开设瑞蚨祥鸿记门市部。1921年又在估衣街东口开设瑞蚨祥西号，这时，估计资金约六十万两，另有房产20所，约值十万两，总资产当在百万两以上。1924年，五彩号胡同内局批发业务结束，并入鸿记后柜。1932年又在估衣街西口开设瑞蚨祥庆记。此时三号账面资本共三十万元，其中鸿记二十万元，西号六万元。庆记4万元，而企业存货中的厚成，及各项不动产值，当数倍于此。从业人员约200人。锅店、估衣两街相连，实系一条马路，民国初年，这地方最为繁华，三个联号并列其间，声势颇大。
  经营管理
  瑞蚨祥的东家，自己不经营企业，而是把资本委托给领东掌柜（即西方）经营。按过去商业的惯例，东西方之间要订立契约，东方出资，西方出人，共分盈利。非至资本亏蚀，东方不得要求散伙。如散伙时需清理资财，并分给西方应得部份。瑞蚨祥则不然，东西方没有契约，东方可随时解除西方（事实上也这么做过），东方可直接担任企业职务（孟洛川自己曾任过总经理），因此西方称为“水牌上的经理（随时被解聘）。西方经理只负企业中日常事务，所有盈利分配，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均须由东家决定。孟洛川晚年扬言不问柜事，另设一总经理代他管理各店业务，但实权不放。如总理孟觐侯、孟秀涵二人，都得事事仰他鼻息，不敢擅自处理店务。孟洛川为掌握各店情况，规定每五日、十日按时上报营业额数字报表，半年一次估算资产、负责表报，年终到他家中决算大账；各店经理均来天津向他报告一年业务情况，听从东家指示，决定分配。
  瑞蚨祥在管理上具有很强的封建性，从人事上说，可分七个阶层：东家、经理、吃股人员，内伙计、外伙计、学徒、后司。东家的身份等于封建家庭的主人，而经理、吃股人员则犹如奴仆，更不用说一般伙计。每逢年节或东家遇有喜寿等事，经理及吃股人员，部份伙计均需到东家叩头拜贺，即使对东家的后辈小孩也同样如此。经理在每年决算大账完毕，或是伙计提升吃股时，亦要向东家叩头道谢。东家权大无边，对经理及以下等人可任意解雇。如天津瑞蚨祥西号营业主任吃股掌柜潘仁甫，因不善逢迎，得罪东家，于当年岁底被解雇。职工梁庆贞只因穿了双洋袜子，被经理孟访溪看见，大发雷霆，立即下令开除。瑞蚨祥的职工，内、外伙计之间界限分明，外伙计是纯粹工资劳动者，系由当地随时招进，也可随时解雇，雇进时工资是自由议价，解雇时也毋需任何理由。但外伙计人数不多，只占总人数的20％上下。最多的是内伙计，情况比较复杂。从一方面看，他们和外伙计同样是企业中的劳动者，他们的工资一般不高于外伙计，有时还低些。但从另一方面说，内伙计都是在瑞蚨祥学徒出身的，他们和东家有师徒之谊。所以他们在来源上不同于外伙计，事实上，内伙计大都与东家或经理非亲即故。更重要的是，经理和吃股人员都是由内伙计提升的。内伙计先被“记名”，过几年只要东家看中就会给“开股”。以后就不给工资而只分红利了；此后他们也不再被称为大哥、二哥而被称为“大爷、二爷”了。这就在伙计中产生了一种“时来鱼化龙”的思想。内伙计与东家有了这一条通路，好象是一家人。因此，人们说内伙计是亲闺女，外伙计是小媳妇。事实上，内伙计之中被升为掌柜者不过十之一、二，而且绝大部分是吃一厘股或稍多一点的小掌柜。实际上仍处于职员地位，依旧参加劳动。
  瑞蚨祥的吃股掌柜，最初不过二十余人，份股不到二、三个，随着企业的发展，逐年增多，后来达八十余人之多。其中天津瑞蚨祥有二十余人。红利分配的比例是“钱七人三”（东家七成、人股三成），人股中共有二十二个份股，每个份股十厘（每厘股七七事变前最多可分五六百元至千元，最少三百元。1940年约分十两黄金；1942年约分二十匹白布）。另外每厘份股规定有五百元“顶本”，这项“顶本”只在账面上虚拟，并非实缴。而这五百元“顶本”，到年终可以随本得利息，因为不算实际投资，所以才叫“顶本”。由于人股三成总数比例不变，而吃人股由二十余人增加到八十余人，必然导致分红太少，会失掉吃股优于工资的意义，不得不限制增股，所以遇到吃股人员因工作卖力需要增加份股以资鼓励时，不予增股，而只增“顶本”。此外，还有一个名堂叫做“顺带”，也可以随本得息（即当年盈利除资本、顶本、顺带总额而求出的利率），所谓顺带”是东、西双方在分得红利后除已支用部份而剩余之款。但是在吃股人员出号时，“顶本”，“顺带”和份股一样都不能作为实际投资找企业的“厚成”，亦就是年终盘存时，不仅将存货估值七折、八扣、而且还大量购买房产，这些都列入账外财产，属于“厚成”，不属于吃股人所应享受的范围。1940年以后，伪币日益贬值，到国民党时期的法币甚至以“万”作为计算单位，而瑞蚨祥的“顶本”、“顺带”、份股每年分红几等于零，也就名存实亡了。在此期间，由于人股分红比例30％没有变动，而人数增加甚多，因此东、西双方在分配红利上产生了矛盾。1941年总经理孟秀涵于年终结算时，向东家提出要求按钱六人四比例分红，东家不同意，发生争执，孟秀涵因此被辞出号。
  职工中最底层是“厚司”，即一般勤杂工。他们的劳动强度最大，而工资却比其他职工低，所以后司是最被看不起的人。
  剥削压迫和工人斗争
  瑞蚨祥职工工资低，内伙计和后司都是年薪。“七、七”事变前最低为二十元，一般五十至六十元，最高八十至一百二十元。学徒两年内者十元，满三年增加十元。外伙计是月薪，最低的六元，最高的十二元。都是先干活后发薪，月终给钱。内伙计、外伙计、后司年终都有馈送，一般按低薪的30—50％发给。
  以上属于货币工资，另外还用一些所谓“福利”来“照顾”职工，例如：
  （1）职工可以在企业“用货”（买布），按实际尺寸打七扣，年终用货金额不超过十元打九扣，超过十元的不扣；
  （2）路费。职工每年回老家探亲一次，价期50天，按路途远近付给路费，山东的三十元，河北的六至十元不等，大致相当于往返车船费；
  （3）伙食。瑞蚨祥的伙食较好，早饭四菜，晚饭四菜一汤，有酒，主食烙饼、馒头、米饭，每周吃饺子、捞面，半月一次稿劳，四酒菜，四饭菜。节日整桌酒席。
  年节发戏票，分给瓜子、糖果、压岁钱。夏天给扇子、手巾、西瓜钱，五月节给粽子，八月节给月饼、水果，灯节给汤元等等。这些所谓福利，博得了职工的好感，他们说，“混钱不混钱，吃个肚儿圆”，“生在苏、杭，死在瑞蚨祥”。
  瑞蚨祥的工时长，夏天早晨六点开门，直到晚间十二点上门；冬季早七点开门，晚十一点上门，每天工作达十七、八个小时。学徒头二年不准坐下，整理商品、沏茶、打水、扫地、刷痰桶，放下这活就是那活，整天不停。晚上还得给大师兄打铺。每年除集中休息五十天探亲假和夏季一天春节三天假期外，终年不得休息。一般劳累过度，得病的非常多。职工有病，柜上有中药室并特约中医大夫给治疗。实际是小病给治，病愈早干活。若遇到重病就让回家休养，推出不管。职工宁玉英患肺结核，企业怕花钱，就让其回原籍养治，结果路途劳累，内心郁愤，又加经济困难，到家不久即死去。类似这种例子很多。每年职工中得病而死的总有三、五个人，多时竟达十来人。说明瑞蚨祥职工劳累过度，死亡率高。
  瑞蚨祥订有二十八条铺规，主要的有职工一律不准在当地住家；全体人员食宿在店，非有要事不准请假外出；摇铃吃饭，不许赶前和错后；请假外出，回家探亲所带东西、行李，必须经帐房头人检查后方准出门，等等。制度苛刻，稍犯就出号，弄得人人自危。
  由于瑞蚨祥对职工的种种压迫，于是引起了职工的数次反抗；
  第一次斗争发生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当时各行业都成立了工会，瑞蚨祥职工也组织了起来，要求缩短工时，保证业余自由活动，店方虽被迫接受要求，但不久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国民党背叛革命，店员工会被解散，瑞蚨祥乘机报复，将积极参加工会活动的职工三十多人全部解雇。
  第二次斗争发生在1942年。当时物价上涨，店员工资低，为了维持生活，就采取多从柜上“用货”（买布）的办法来弥补。资方认为吃亏太大，由经理孟次瑶出面干涉，遭到职工反对，提出打倒孟次瑶。资方在职工的压力下被迫撤换了孟次瑶，由新任经理孟绍亭出面与职工协商，达成“用货”幅度不超过工资的半数的协议，斗争才告平息。
  第三次斗争发生在1945年。职工因生活不能维持，推出代表要求改善待遇。东家派我和职工代表协商，在惠中饭店召集代表开会，一方面说，不要出这风头，事情办好，利益是大家的，办糟了个人受连累；一方面花了一千万元法币进行收买，并调整了实物工资的数额，以便代表们好向职工大众交代协商的结果，取得大家的谅解。就这样缓解了这次斗争。因此，我获得了东家的赏识。
  逐步走向衰弱
  天津瑞蚨祥明末清初业务最好，资金积累最快。1926年后，由于军阀混战，天津市繁华中心转入租界。当时东家也有在租界内设立分店的打算，但因劝业场一带地价昂贵，须投资几方元才能买到一块适合建筑铺房的地基。孟洛川舍不得花费这许多钱而打消原意。这时有钱的人都住租界，过去从瑞蚨祥买高贵商品的老主顾，也很少到估衣街一带来。瑞蚨祥的业务每况愈下，遂改变经营方式，适应销售对象，减少高档商品，扩充大路商品，凭借瑞蚨祥这块老招牌，还能吸引一部份老顾客，每年仍有盈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洋行大量走私进口纺织品，国民党政府的海关不敢惹日本人，反向本国商店来查缉漏税货。瑞蚨祥和同业一样，都从日商洋行购进走私商品。1938年，瑞蚨祥被海关拉走棉布、呢绒价值一万余元，要按偷税处罚并予以没收，经托人疏通，请客送礼，补缴了七千余元的税款，才把货物发还。连同行贿共约损失货值的百分之八十。“七七”事变后，通货恶性膨胀，日本当局统治棉布，门市只能销售丝织品和少量布头，每日销出的货款，购不进等量的货品，而东家又不许向银行银号贷借，以致物价越涨，存货越少，形成坐食山空，吃老本过日子。
  瑞蚨祥资东分三大房，即克勤、克俭、克恭，孟洛川在世时，尚能相安一时，一九三九年孟去世，由其后辈接替，内部矛盾加剧，各自只图享受，都争先向瑞蚨祥支款。每日三个账房平均支取四十匹白布的款项。此外由柜拿布还不在其数内。三大房各存私心，除本身花费外，还从共有的瑞蚨祥企业内抽走资金自行开设企业，如瑞隆祥恭记布庄、裕康布庄、瑞昌祥银号、慎兴布庄等，都是各房自营的企业。瑞蚨祥经理和账房负责人，无权制止东家支款，又不甘坐视，也从后账支钱。1941—1917年七年之间，已将瑞蚨祥抽吸得外强中干，再加上苛捐杂税和宪兵、特务的敲榨勒索，经营日益困难。及至1948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市面出现抢购物资风潮，瑞蚨祥残存货物被抢购一光，至此企业已成奄奄一息，由原来库存2万匹布，到解放前夕只剩四、五千匹了。
  解放后的天津瑞蚨祥
  天津瑞蚨祥三号，解放后共有资金四、五千匹布。所幸职工组织了工会，参加企业管理，制止了东家在企业中随意支款。但是由于人员多，资金不足，入不敷出，甚至开工资都成问题，不得已让职工把工资存入企业，折成实物给予生息借以周转。由于这项利息愈积愈多，支付又成了大问题，业务收入难以弥补庞大的费用开支，只有日就消耗仅有的老本过活。当时估计再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要吃尽耗干。1953年市百货公司物色店房设立批发部，遂与其接洽，达成协议，将瑞蚨祥鸿记、瑞蚨祥庆记撤销并入瑞蚨祥西号。两处店房归市百货公司使用，并吸收瑞蚨祥职工80余人。通过市百货公司的协助，瑞蚨祥三号资金合并一号，资金得到充实，并转入国营一部份职工，开支减少，同时银行又大力扶植私营工商业，给予贷款，使瑞蚨祥从奄奄一息面临倒闭的危机中，得以复苏，继续经营。1956年1月18日，国家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从国营纺织品公司批发部根据需要大量进货，企业经营纳入了国家计划，劳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业务骎骎日上，全体职工变成企业主人。文化大革命后，瑞蚨祥改名“群力棉布店”。
  泉祥茶庄
  马守轩
  泉祥茶庄的资东是章丘旧军孟家的矜恕堂，后为孟雒川。它分别设在周村、济南、青岛、天津等大中城市，计十三处商号。历史较早的是周村泉祥，其具体开设年代现尚未搞清。
  规模大生意兴隆的是济南泉祥，它开业于1896年，后设三处分店：济南泉祥东号、济南泉祥西号、济南鸿记茶栈。泉祥的茶叶是很有名的，销路通畅，出卖量大。出售较多的是黄山、龙井、大方、茉莉、玉兰、玉绿、珠兰、普洱砖、普洱饼、五子普洱、福寿普洱、碧罗春、花碧罗、素碧罗等，常常是顾客盈门。泉祥茶叶之所以博得人们的信誉，就是因为质量迎人。无论采茶还是窨茶、配茶，都有精通业务的专人负责。
  泉祥茶叶的货源，是国内各主要产茶区，就地采购自己加工窨制。在福建的南台设有窨制厂，有管理人员十五名，雇用技工约一百二十人，其他临时杂工更多。每年窨制各种茶叶一万五千多担，其规模之大为茶界之冠。在苏州也设有制茶厂，主要加工茉莉和玉兰花茶。杭州设有购茶机构，为茶界之权威。其次在安徽、上海均设有收购点和加工机构。
  采下来的生茶，按照种类等级，运到窨制厂加工。其中运往福建的在窨制时，多用茉莉花熏蒸这叫做窨花。每种茶至少要窨三至五遍，将茉莉花的清香，渗透在茶叶里，使其不易脱香蜕味。这样制作用工多成本大，为一般茶商所做不到。
  窨好的茶包装后，运到商号，再经专人验收。如发现有潮湿或有霉味，立即筛选出来，再加工制作，绝不能以次充优坑害顾主。各类品种的茶进店后，根据需要进行再配制。每配一种茶，先由货房贴出配制单，按照规定，把不同品种的茶抬到货房，进行混合调配。这样一种茶即能配制出质量不等的多种茶叶来。配好的茶，沏在杯里，让掌柜品尝。
  与泉祥茶庄分庭抗礼的是鸿祥茶庄（资东是孟养轩），鸿祥茶庄开设于一九三〇年，晚于泉祥。但它资金雄厚，又有隆祥和谦祥益两大祥号的支持为后盾，一开业就成了泉祥茶庄的劲敌。鸿祥茶庄为了招徕顾主，采取好茶低价出售的办法，生意抵上并有超过泉祥的势头。泉祥茶庄随即在城内与鸿祥茶庄同一条大街上设立了鸿记茶栈门市部，针锋相对，也实行好茶低价出售，双方开始了竞争。鸿祥亦不示弱，接着在普利门里距泉祥老号不远的地方开设了鸿祥西号。泉祥唯恐落后，立即粉刷门面，装饰一新，进行竞争。竞争的手段，都是暗中卖一斤送半斤的办法。后来泉祥每卖一斤（十六两一斤）暗送十两甚至一斤，并以茶叶质量优于鸿祥而获胜。此时，经同行头面人物出面讲和，始作罢休。
  三年之后（大约是一九三三年），济南鸿祥茶庄在周村的分号即周村鸿祥茶庄，与同市泉祥茶庄又展开了一次大竞争。一九三三年周村谦祥益老号撤消，开设鸿祥，专营茶叶，店址在周村大街路东，门房三间，店员四十余人，经理是刘寿清。资东孟养轩接受了济南鸿祥与泉祥竞争的教训，因而在周村鸿祥开张前，就让经理将货物备足品种齐全，做到质高价廉。泉祥茶庄经理将消息报告给资东孟雒川，经一番密议，准备竞争。鸿祥开张之日，卖一斤（十六两一斤）送四两，后发展到卖一斤送一斤，双方委托亲友，互相购买，采取对策，意在压垮对方。两店相持月余，各有损失。后经瑞林祥布店经理李执九、阜祥当铺经理张职庭出面调解，才告结束。
  （明兆乙 记录）
  福英纸行
  李镛实
  福英纸行于1939年分别设于北京和天津，东家是孟雒川的侄子孟华峰。
  孟华峰在章丘曾任过县保安团团长和旧军区区长。据说因侵吞公款被人告到张宗昌处，他闻讯携眷来天津。在烟花巷中结识了天津商界要人于振江，两人都是花下客，说话投机，遂成了执友。于是在于振江的建议下，开了福英纸行，在北京设有分号。
  天津、北京福英纸行，都是以经营纸业为主。经销的纸张有一百多个品种，主要的有钞票纸、白洋纸、新闻纸、道林纸、木造纸、大坂纸、祥云纸、电光纸、粉连纸、蜡花纸、透明纸、盘纸、黄表古纸、图画纸、书皮纸、牛皮纸、书信纸等等。销量最大的是新闻纸、木造纸、大坂纸和粉连纸。这些纸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从日本进口，当时称为东洋纸；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是来自欧美，称为西洋纸。就质量来说西洋纸好于东祥纸。
  1944年，孟华峰不知怎的得罪了日本当局，以牟取暴利问罪于福英纸行，逮捕了经理和股长，没收了货物查封了商店，将人员迁散。历时五年的福英纸行就此关门结束。
  李镛实年76岁旧军村人
  谦祥益创始人一董连元
  董寿龄
  我的二祖父董连元，是旧军孟家进修堂谦祥益的创始人，其生平事迹，远近咸知。兹据本人耳闻目睹，将其一生所历，属文以记之。
  二祖父自幼才思敏捷，处事异人。因家贫十五岁辍学，去周村恒祥染店学生意。东家是旧军镇望族孟毓溪（孟养轩之曾父祖）。进店三天，言谈话语待人行事，深为掌柜所赏识，处处钟爱。二祖父并不因之而骄，仍谨其言慎其行。这更为首事人所器重。他不但理事干练出入有方，而且还善于助人。店伙如有难事，他总是热诚地为其出谋分忧，倾力相助，深得大家的敬重。
  一年后，掌柜见他胸有城府，宏识卓见，处事明决，愿亲之近之，常谈些生意理财之事，二祖慨然以对，他的意见每每被采纳。一次，他建议掌柜在染店中增设布业，扩大经营范围，以广财源增加利润收入。建议被采纳后，一切顺利，资本当年翻了一番，继之顾客盈门，誉满全市。三年内，营利胜本数倍。此时二祖父又建议掌柜积累资金，继续扩大经营，掌柜欣然从之，又过三年，已是本巨业宏，店业骎骎日上，遐迩驰名，特别是北京天津一带，慕名前来商洽生意者日益增加。此时资东孟毓溪亲自找二祖说，自你来店至今，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事业一新，本利俱增，恒祥今日之盛，全赖你的才智。二祖谦谢道，舅父〔注一〕过奖，愚甥愧不敢当。东家提出，今后咱们的生意可以再向何处发展？二祖说河北可行。掌柜指出：河北虽好，但彼地人情难料，况且咱们人生地疏，举目无亲，难保无虞。二祖答，德能服恶，成事在人。于是东家孟毓溪选族人孟某随二祖同赴鄚州（今河北省）。该地一年一度有规模盛大的物资交流会，古称鄚州庙会。塞外的牲口、毛织品，关东的参茸珍貂，河北、山东的粮棉土布（特别是章丘寨子布），方圆数千里，来此处进行交换，市面颇为繁华。
  在鄚州开业不久，果然有恶徒骚扰。二祖以诚恳温良的长者态度，动人心弦的劝诫言词，明以仁德晓以大义，使不少歹徒触动“天良”皤然悔悟，乃至涕泗滂沱。即使那些冥顽不灵者劣行亦有所屏敛。不到一年，基本上达到化敌为友，遂成膀臂，安全至极。使生意日兴月隆。复数年积本累万，利益更厚。东主掌柜闻讯赶至，结查账底，半点不差。东主掌柜心悦诚服，遂嘱二祖：今后凡店中生意由你全权执料。二祖作揖称谢，并说承蒙舅父大人、掌柜错爱，董某当尽绵薄。于是又提出新的经营方案：当今北方生意已初就，宜再向南方发展。东主愁着无人，伙友中没有敢担者，二祖慷慨毛遂自荐愿往，并说南方生意理妥再听调迁。东主掌柜大喜，遂选吉日良辰启程，即去苏杭。按计划置办松梭，挑选不二。一年后，置作完善名就庄成。凡苏杭松梭，都是定机包装，预先付款，待挑选完毕，方许外卖。因之，恒祥的布优于别家。为满足顾客需要，又到汉口一带采办，方法同置办松梭一样。
  二祖虽然常年在南方，但对北方鄚州店铺之事并不放弃。每年岁底必回，结账理财，了解生意情况。诸事普查一遍，作出总结。对上下伙友，乃至庖工杂役，赏罚分明，待之如手足。家中凡有红白喜庆生活困难者，分别予以恤济，深得人心。彼时他年方而立。由于他对恒祥店业的苦心经营，业务逐盛，人多事繁，首事者孟某才力不加难以胜任。东主和掌柜请二祖坐铺经理，另派人南下，这样以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两下生意同时兴旺。由于经营扩大，范围日广，人员不足用，房屋不够住，于年底又增加百余名伙友。置地四十余官亩（相当于市亩），修房建院，整理门面。待工程结束，将染柜、车辆马夫等迁去，布柜仍在原处。经刷新后的鄚州恒祥，又是一番景象，顾客川流不息，买卖应接不暇，日不止百家。
  二祖调用人事，唯德才是举，任人唯贤。立铺规人人遵守，店内外井然有序。每日或来往对答，或阅理账目，耳听、言叙、目察、手理应酬自如。常辖二百余伙友，终日谈笑自若。时总掌柜年迈力衰，不能理事，因而周村恒祥店业不振，经东家提出将周村商号并入鄚州。不久，掌柜去世，东家命二祖接任。二祖婉词推让于孟某。东家不允，一再恳求。二祖坦率以对，并说掌柜是个职衔，成事在人不在职。我不在掌柜不掌柜，应以店事为重。刻下，我事务繁杂，孟某为掌柜，我作助手，如有困难我当效力，一番力劝东家方允。数年后，又增设广货，营利更加可观。每年分红，二祖得大宝一百余支。此时恒祥资金积至六十万，人称百万余。塞北江南，中原外洋皆知孟氏巨商大客。东家说，我家立号百余年，未有今日之盛。彼时店中主事者有六、七十位，染师百余名，镖司三十个，车夫二十多名，总计二百二十余人。有大车六辆、轿车（马拉的）九乘，都作进出货物之用，非当事者任何人不能挪用。此时鄚州街称其为宏业巨店，远近驰名。
  二祖善恤贫苦，有求必应。但是有个善恶标准：凡是养老抚幼来求者，必尽力资助；凡浪子于走投无路之际求其救助者，问明实情，良言劝诫并要其改过自新，确有悔悟态度诚恳，助其一半；不忠不孝土霸恶棍之徒，一概斥之，其中愿有悔改者，亦酌情安之，以免后扰。因此恒祥商号在鄚州市贤恶皆服，如同故乡。
  二祖四十岁时，资东分家，各位少东认为恒祥业大产厚，要各家均分。老东虽有留恋之心，怎奈年迈力衰，只好勉从，自此恒祥解体。二祖无所适从，清账交接，出业归田。老东伙友纷纷挽留。二祖感其德，便去进修堂代理家务。越二年，诸少东贪婪自肥，勾心斗角，遂起萧墙阋争，成讼官府。结案，恒祥被劈为数股，各立字号，进修堂商号初为谦生德祥。后在北京东月墙设门面又为谦祥益洋货店。东家（此时东家为孟传珠，孟疏溪之独子）请二祖全权治理。二祖到职，立即作出决定：在周村、鄚州均立商号，以周村为老店。
  北京市面宏伟而繁华，顾客多而异，外地人一时难以打开局面。二祖聘请京中有名商首，共辅谦祥益。他尊贤礼士，待伙友如兄弟，因此都愿倾力效劳。二祖善于交友，不论王府部院还是工农学商，进店买货热情接待，如同家人。真是“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于是生意大振，一时架无过夜货，栈无日存品。
  正当谦祥益雨后春笋般的发展之时，东主孟传珠病故。女东主冯氏命二祖速归，交待亡夫遗嘱。孟传珠之遗嘱因何不授于子而托妻转交于二祖呢？其原因是这样的：孟传珠先娶何氏，无出，继娶冯氏又不育，绝嗣，所以孟于临终之时将“嘱”传给冯氏，冯再命二祖接嘱。当下二祖离京速回。冯氏见之如逢亲人，乃泣告曰：“先夫遗嘱我家三个商号，只有北京谦祥益为生财之源，董某如能治理，嗣后必有大发迹，我不知你能否为用？我一女流，又无子嗣，愧对夫君于九泉。况且你我男女有别，诸事多有不便，又道是寡妇门前是非多，怎能得到你的拥护和支持呢？请二爷三思，千万不要以我为念”。说罢泪湿前胸。二祖闻言，汗出全身毛骨悚然，含泪而答：“我兄弟数人，均受恩于东主，我董某怎敢怀有二心？太太如用，肝脑涂地誓死相报”。女东大为感动，不待丫环搀扶，撩裙扑地跪倒泪珠如雨叩头再三，说夫君有灵，九泉瞑目我家有托矣。二祖惶拜受命，愿领铺事。冯夫人又说，夫君归天，廷丧在堂，因无子嗣，尚不能入土，因此，除铺事外，我家中之事还望二爷指点。至于商号，我等不管，由你去办，只需店伙顾养，别无他求。凡今后，孟、董两家应是一家。倘能如愿，我纵染黄泉，亦不忘二爷之恩矣。二祖俯首再拜，说请太太放心。冯氏说：请你休养几日，以好回京。二祖心想，这真是个有才有志有识的女东主。
  女东冯氏，系名门闺秀，自幼熟读经传，通四书，明周礼，诗词书画俱佳，亦能针黹女红，颇有心机，因此能使进修堂这个望族有更大的发迹。
  二祖告别夫人，即日启程。风餐露宿，兼道趱路。到京后，时值孟某购货，因贪价廉买得太多，年内销不出去，造成积压，而票庄又要全部兑现。二祖察知，不觉心惊汗出，如何是好？最后暗迁自己人去保定我祖父处，说明情况，请求赞助。祖父到同市“四威堂”借银数万，方济二祖燃眉，同时去函指责二祖之过，二祖只好暗忍，不到年底，所借之银，如数还清。
  二祖在京与宫用药店“同仁堂”的乐百川先生结为知交，而乐和一家亲王颇有往还。因此亲王常来谦祥益选货闲聊，日子久了，关系密切。在一次清谈中，亲王发现二祖出语非凡，满腹经纶，便产生爱才之心。说二祖有王佐之才，为何失身商贾？并说大清国朝正当用人之际，如愿出仕为官，他可以保举。二祖回说，小民出身微贱，才疏学浅，只可经商贾，无能理皇事。况当今东主谢世，女东寡而无嗣，自己不忍背托。亲王说，“你真乃托孤之士，既有托孤之重，我不强矣。你东主是谁？为何寡孤无嗣？”二祖含泪禀道：东主孟门冯氏，现居孀无子，夫柩不能出，哀求族叔孟毓湄，应过继长孙，叔同意而婶母李氏不肯，求族人调说无效，灵廷三年不得入坟。冯氏主人贤而慧，曾有誓虽身赴万刃，家业尽效皇廷，也不敢使夫绝嗣。现正在京办理嗣事。亲王叹曰：“有此贤主即有此忠伙也。吾清朝原有嗣历，何能说绝，吾定奏圣上，使部示嗣”。尔后，冯氏果然奉旨继嗣，继子为孟继頨。冯氏为报皇恩，献军饷万银，被恤一品封诰。
  二祖五十余岁时，将北京谦祥益治理得如鄚州恒祥之盛。各省码头，广州、苏州、汉口，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均有置客。此时海外已与内地通商。洋人北京领事花二（系何国原资料不明），慕名想与谦祥益通商。谦祥益李某与其洽谈，花二说：“闻有巨商恒祥领事董某，现居那里？”李答：“恒祥因东家分业而劈废，现在的谦祥益之领事即恒祥之董某。”花二高兴地说：“我的生意做通了，请你赐教。”李说外洋货物不同内货，要想做交易得请示首人。而你们的货物巨大，银款得通融。花二说，既是董某的首领，我们外洋知其有信，先付你们货，等卖完了再还钱也可以。“即使如此，也需要告之首事人然后再办理方妥。”花二说好，我相信你们，先发货数百件至鄚州借存，董首事如应，就地销售，随市定价，关税和脚力费由我们承担，待货清账结，将货款汇至北京。如不允，货物仍算寄存。我可立下代卖寄存之票，以资佐证。李见其心诚，当即给二祖去信言明此事，并求其速归。时值鄚州盛会，二祖见信，立即应允，不日办妥，将货款汇去北京，尚有厚利。同时附信请花二阁下暂等，并要求再发货百件。花二收银见信，喜不自胜，遂发货千余件，办法同前。来货销售大半，即将货款全部汇到北京，花二益加高兴。当花二知道货未清先付款时，感动地说，我原说货清款回，结果是货未清而款先至，信诚信诚，我们洋人所不及，更不能失信于中朝。按例纳息，李不从，花二坚持付息，无奈只好按规定办事。
  后来，有的同行知道与洋人通商并不难，于是向北京发函与花二联系，也想与之进行交易。花二回复：贵商虽是祥号，但你们的首事我们尚不了解，待日后再议，否则可另打算。后来，花二向其总领汇报，总领说，外洋久闻恒祥但不相识，孰不知就在目前。你明天到谦祥益求见。花二领命，第二天，净斋更衣，来店求见。时二祖外出，别人不敢交谈，洋人花二恭而等待。二祖回来后，司事告之其事，二祖亲自将花二请至内宅，以国礼相待，宾主推心置腹，畅谈中外贸易之信誉。花二频频点头，表示心悦诚服，愈加恭慎。于是说，今闻大商之宏论，顿开茅塞，大增识见。后常来请教，与店中伙友如同师兄师弟一般。
  二祖六十岁时，店业扩大，人多院窄，为防不虞，安置了水笼，以备火患。不久，皇宫失火，官笼不济用，乐百川先生将谦祥益的水笼引进宫廷，及时扑灭，受到文武群僚以及众家亲王的嘉奖。从此，朝廷每季发银四十两，作为谦祥益及其他参与救火者的修笼费；每年敕赐六品顶带十二名，以彰奋勇。
  二祖七十岁时，自觉精力衰退，恐误店事，便回籍向东主告退，东主不允。又过一年，实觉不及，又请求东主，冯老夫人见其实是体力难支，便满怀激情地说，先君在时，我依靠的是你，现在仍然依靠你，你对我家立下了汗马功劳，顾养之恩没齿不忘。如今你已是古稀之年，应坐享清福，不过，人选之事还得二爷操心。你就是招个小孩来接替你的职务，我也是相信的，并且待他如待你，任凭你推荐。二祖说，经我几年的考察，姜某和高某二人厚道老成，治店有方。以姜为首高为领，〔注二〕后必有成。冯氏说，虽如此，还需你来掌管，你就在鄚州静养，二祖叩谢，并领姜、高二人面见女东。女东说，今董某推荐二公，你们当效董某，董所立店规千万不能废除。二人谢曰，我俩才疏不能治，希二爷指教。越明年，二祖卒于鄚州，东主闻之大恸，即令子侄如待父辈扶柩归里，伙友号啕而送。二祖为孟家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注一：孟、董两姓世代联姻，故有甥舅关系。
  注二：姜、高具体名字不祥。
  本文根据董寿龄所撰“二祖生平”一文整理。董连元水寨镇康家庄人。
  （明兆乙）
  1986.4.30
  我所了解的谦祥益
  孟昭彦
  “谦祥益”是章丘旧军“孟”进修堂的商号。分别设在天津、北京、汉口、上海、青岛等城市。就我所了解的天津谦祥益保记、天津谦祥益辰记、上海谦祥益批货庄简称申庄和北京谦祥织布工厂的一些情况，分述如次。
  天津谦祥益保记
  天津谦祥益保记前身是原天津谦祥益布庄（只做批发），地址在针市街易馨栈内。民国六年（1917）在估衣街另建门头，开张后招牌加“保记”二字。其原因乃是少东孟乃全乳名“保平”，取“保”字以示纪念。店中人员除原谦祥益批发庄旧班外，又从北京、汉口两号拨来许多。如总经理史子鸿、副理孟昭都均从北京号调来；李子元（副理）从汉口号派进。人员最多时为250名。开业时资本为银30万两（两改元为45万元），每年纯利高达10万元之多。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虽经战乱但生意依然很盛。后因伪币贬值，物价不稳，每日销售的商品须亏本才能购进。往往10匹布的卖款只能买进8匹。不久，日伪以种种理由掠夺棉布五千多匹，遂使该号逐渐空虚。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经国民党钞币的贬值，亦受损很大。至解放后公私合营时，该号财产折人民币60万元。
  这期间，店中发生了一起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其具体经过是这样的：抗日战争后期，天津市面混乱，物价飞涨，币值暴跌。店员们一月的工资买东西寥寥，加之柜方对店员的剥削和压榨日甚一日，于是引起店员的不满，纷纷要求增加工资。几次请求，均被经理杨泽生、孟金三等驳回。这时店员史相文、刘发明、高佩新、商云朋、韩云吉、隋文起、孟庆福、邢玉泰、孟昭宾等密议设法对付柜方，他们认为欲达其目的必须先发制人，抓住柜方的某些不法行为，方可迫其就范。于是他们设法弄到了柜上的账簿，发现了问题。账簿是两套，一真一假。每天的实际收入记录“真账”，为减少缴税而私造的收入搞成假账。他们把“真账簿”藏了起来。
  索取账簿
  他们取走了底账簿，这下击中了柜方的要害。经理和账房先生软硬兼施向店员们索取，开始都说不知道，后来杨泽生和孟金三把孟昭宾叫去问话。根据孟的素常为人，大家都说他不可靠，很可能被柜方拉了过去。经商量决定让史相文和商云朋把账簿先交给律师李洪岳，因为他是史、商两人的“三番”子老师。
  果不出大家所料，孟昭宾被杨泽生和孟金三所收卖，背叛了店员。杨泽生如丧家之犬，狺狺狂吠，逼他们非交出账簿不可。史相文、刘发明等挺身而出，说账簿已交律师工会。杨派人去索取，被李律师驳回。当晚，杨泽生、孟金三与孟昭宾秘谋至深夜。翌日凌晨，孟昭宾突然发疯似的用铁棍将同宿舍中的史相文打得七窍流血，昏倒在地。隔壁夥友闻声赶至，一边和凶手搏斗；一边派人将史相文送医院抢救。孟昭宾手持铁棍见人就打，被一店员背后抱住，夺下他的铁棍。恰在这时杨经理同孟金三赶到，说什么孟昭宾犯了神经病，快把他送精神病院。在场的人无不惊诧，一个好好的孟昭宾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神经病患者呢？真是欺人之谈。他们立即派人报告了伪市法院。当孟昭宾被捕时，他大声说上当了。
  事情发生后，杨泽生通过东家孟养轩，与伪警察局秘密策划，以“聚众闹事，私通共匪”的罪名将他们十人非法押到警察局特高科禁闭起来。与此同时，杨泽生等在谦祥益私设公堂，审讯店员。强令其写悔过书，并严告以后不要上史相文、刘发明等人的当。
  联名上告
  史相文的被打及同伙的被关押，激起部分店员的义愤。由隋文起牵头串通有关人员，联名上告。签名的达一百五十多人。市法院授理后，在谦祥益这个大财神爷面前，堂堂的司法机关也失去了它的权威，金钱的魔力迫使法院对此案企图不了了之。但是律师李洪岳还是较主持公道的，他将事情的真相以律师工会的名义公诸报端，一时舆论大哗，各地工会组织和各界正义人士纷纷声援。一月后，警察局特高科将在押的店员转到市法院，不审不问。嗣后，令他们各取保释放。就在这时，杨泽生等伙同东主孟养轩，决定将他们十余人出号。与之有牵连的五十多名店员也被赶出商号而失业。
  起诉
  被开除的店员，生活无着，靠亲友的资助，寄身在津。他们在律师李洪岳的支持下，具状起诉，给杨泽生列了五款：
  1.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2.私造假账，骗缴国税；
  3.贿赂警察，非法拘押店员；
  4.私设公堂，严刑逼供；
  5.收买歹徒，唆使其行凶。市法院准状后，在人证物证俱在罪行确凿的情况下，不得不把杨泽生判刑七年。而实际上，判决书只是骗人的一纸空文。杨非但没有服刑，而且仍是谦祥益的经理，市法院的座上客。被迫害的伙友们，有的回了家，有的另谋职业，还有的在街头巷口摆小摊，以此维持生活。而那些在这次事件中，钻营投机，助纣为虐的人，却大走“鸿运”，有的高升，有的发财。如孟金三，原是一名店员，因“赞襄店业”有功，一下当上了副经理。
  公正的判决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回家八年之久的史相文、高佩新、韩云吉等，在中共章历县（现章丘）委和县政府的支持下，重返天津。与旧友隋文起阔别重聚，回忆当年罹难之事，决心请求共产党与人民政府重新处理八年前所受之冤案。他们先到谦祥益找工会组织，会员丁士英陪他们去市工会，受到负责同志的热情接待。市工会杨同志问明情况后，立即与市人民法院联系。市法院经过详细调查，认为此案必须重新处理，以张正义。未几，市法院传原案双方当事人出庭。第一次审判后，法院命被告杨泽生将来津复诉原告人员的食宿及一切费用全部包下来。结案时，将杨泽生判刑七年，立即执行。资方赔偿原告每人一千元，立即复职。历经曲折长达八年之久的冤案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得到了公正的判决。
  谦祥益辰记
  日本占领天津后，由于市面混乱人心不安，许多商店关门歇业。保记经理与总经理商量在租界赁房增设销货点。决定后在法租界赁房（三间二层楼）一所，整修门面后从保记拨去货物，由申庄调回王仙舟任总理，职员六十余人，开业后为谦祥益辰记临时售货处。为扩大经营，资东与经理决定自建门头设正式商号，于是在良士里购地皮2.5亩，营筑五间三层新式楼房。待工程完竣一切就绪后，将临时售货处人员和货物全部搬进，又从各连号拨来应需人员，共达200余名，正式开业招牌为天津谦祥益辰记（因孟养轩生孙乳名“辰”，取“辰”为记以示纪念）。因经理王仙舟经营有方用人得当，致使店业兴旺。原资本与保记相等，至1956年公私合营时，资产折合人民币103万元，超过保记43万元（保记折款60万元）。
  谦祥益申庄
  1946年，我由天津保记调申庄任副经理（经理是王希康），共有十人。申庄是专为谦祥益各号采购货物的单位，没有固定营业人员，在号者都是各分号派来的购货员，其中有一、二个吃股份的为主管，一切开支均有各号负担。其具体办法是，以各号所购货物价值“每元加二”为积金，到年终结算时，如有剩余，再以货款多少按比例拨还各号。“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面不稳，便把谦祥益总号由北京迁往上海。总号的主要业务是，各分号年终结算后，将情况汇报总号，其盈利款额也汇至总号。因此，申庄成了谦祥益资金的积存处。这部分资金除在银行部分息存外，其余都购存了棉布和绸缎。上海沦陷后，申庄所存货物全被掳掠一空，嗣后虽付给部分黄金，但为数寥寥，损失惨重。于是经营之状每况愈下，后历八年抗日三年内战，申庄身被重创，几乎到了垮台的边缘。又加交通不畅，各分号来此购货者日渐减少。申庄店员的生活只好靠变卖布匹绸缎和黄金来维持。上海解放后，谦祥益申庄经市政府审查视为牙商，指令转变经营方式，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遂于1949年底，结束了谦祥益申庄。这时只有七人，全部回到北京，转业为谦祥织布工厂。
  北京谦祥织布工厂
  谦祥织布工厂的前身是谦祥益申庄。申庄结束后，人员无处安排，大家要求不能失业，乃经总理同意，将申庄剩余的存货折变为本（当时计有3万元），赁北京谦祥益栈房为厂房，购买了12台织布机，聘请了一位机师四名工人，安排就绪，于1950年开始生产。产品和销路都不景气，后经国家扶持，为花纱布公司加工帆布。生产情况逐渐好转，十二台织机全部开动，昼夜两班，职工增加到30余人。健全了组织机构，孟昭斌任厂长，我任副厂长。
  由于政府的扶持，生产步入正规，到1955年谦祥织布工厂由“估税户”变为“查账户”，变亏为盈。1956年公私合营后，将谦祥织布工厂改为前门织布工厂。1953年，该厂并入国营光华染织厂。
  孟昭堰年76岁，章丘旧军人，曾任天津谦祥益保记账房经理、二柜掌柜、申庄副经理和北京谦祥织布厂副厂长等职，现病休在家。
  北京谦祥益
  谢元璋 孟宪节
  北京谦祥益创于何时？众说纷纭其说不一。据当地传说，“北京的谦祥在清康熙年间就开市了，康熙帝曾到谦祥楼上买东西，事后谦祥引以为荣，并为此修造了御用楼梯。”另有传说，“乾隆帝出巡，全城店铺照例锁门靖街。当乾隆路过谦祥时，谦祥没来得及锁门，乾隆说，好大的谦祥”。根据老店员们的忆述，“进修堂商号初为‘谦生德祥’，后在北京东月墙设门面又为‘谦祥益洋货店’（时在道光年间）。东家请董连元全权治理，董连元聘请京中有名商首，共辅谦祥益，使其大振。
  上述种种说明康熙时谦祥已在北京设立商号，乾隆时谦祥营业已相当发达，至道光时，出现谦祥益，并且十分兴旺。现在的问题是谦祥与谦祥益的关系，我们不清楚。
  清末民初，北京谦祥益发展为四个门市：谦祥益货庄、益和祥（在珠宝市街），后门外和廊房头条均设门市部。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当时经理是赵晋三（惠民人），货庄主事李思九，益和祥掌柜何金安，廊房头条门市部掌柜孟昭彦，后门外分号掌柜刘树斋。上下人员有二百八十多名。就忆力所及，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一、家族与外戚的夺权斗争
  民国九年（1920），北京谦祥益发生了一场夺权斗争，事情是这样的：孟养轩是进修堂唯一的男东主，可他是丫头尹氏所生，属庶出。其父孟继頨正夫人是耿氏（张店人），一生不育。孟继頨去世后，夫人耿氏主持家政，因此各商号重用之人多系娘门，逐渐形成了“桓台帮”（张店属桓台县）。当时谦祥益的全区总经理李仰山就是桓台人。耿氏死后，孟养轩接权，桓台帮多有不服。他的岳父陈建侯要他以东汉王室与外戚争权的故事为鉴，提防家权不要落在外戚之手。于是孟养轩找族叔孟雒川想办法。孟雒川说，欲使孟氏财权不落在外人手中，当务之急先换总理。孟养轩问：如何换法？谁合适？孟雒川郑重地提出鲍锡九可堪此重任。孟养轩沉默不语。
  鲍锡九，章丘城里新街人。曾任汉口谦祥益经理，颇有经商理业之才，汉口谦祥益的发达，有他一定的贡献。一次因他与官僚聚赌，被李仰山查处，由六厘五的份子降为一厘份子，撤汉口谦祥益经理去青岛谦祥益任职。当时孟雒川曾亲自召鲍面商，要他原职原份在汉口开设瑞蚨祥，鲍谢道：此事鲍某不能从命，谦祥益东家待我不薄，虽受处分，实为我咎由自取，我应继续为东家效劳，以报不弃之恩。再者，谦祥益和瑞蚨祥都是亚圣孟夫子后裔之事业，请四爷谅察。孟雒川暗暗钦佩鲍锡九对东家的耿耿忠心。因此，他才竭力保举。孟养轩召鲍商量，鲍说，蒙东家错爱，我荐一人，可胜某十倍。此人谨慎小心，谦恭下士，他是史子鸿。如东家起用，我可尽力相助。孟养轩当即应诺，并免去鲍以前所受处分，调经理处用事。
  史子鸿恐难独当此任，建议东家从孟氏族中另选高明，自己为副理。最后经东家决定史子鸿为总理，孟树生为副理。人选确定后，于年底将李仰山等出号。当时伙友们纷纷议论，谦祥益大权重归孟，章丘伙计得重用。
  二、成立店员工会
  1926年，由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胜利，各大中城市掀起了工人运动。北京、天津的店员职工，受其影响，在一位从汉口来的吕和壁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北京店员工会。谦祥益、益和祥、瑞生祥先后有了工会组织。不久，北京瑞蚨祥通过外伙计董立三的联系，也建起了店员工会，并选他为主席。那时大多数店员都参加了这一组织。凡是会员，每人发一枚铁制的会员证。谦祥益二百八十多人，除经理和吃股的柜头不让参加外，大多数店员都戴上了会员证。
  店员工会的宗旨是，反剥削反虐待，提倡人人平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限制工时。这时的老少东家大小经理对店员一反常态，变得格外亲切和气，生活也不断改善。可是好景不常，四·一二政变后，吕和壁不见了，工会组织垮台了，东家、经理们又神气起来，把入会的店员都出了号，变成了失业者。
  三、1937—1955年的北京谦祥益
  1937年日本入侵以后，北京市面冷落，百业萧条，市民生活极端穷困，购买力很低。名冠京畿的谦祥益，也呈现出不景气的现象。年终结算，营利只能维持生活。追其原因除社会的因素以外，经理人选不当也有关系。从经理到副理思想守旧，治店无方，安于现状。所有店员抱着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态度。七七事变后，经理李永之鉴于此况，失去了经营信心，要求总理孟树生将他调回汉口。继任的是孟宪仁，他与前经理相差无几，胆小怕事，对店业漠不关心，任其消沉。加上当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日伪警宪借故敲诈，致使业务凋零，前途暗淡无光。年年盘点，岁岁亏损，几乎到了吃掉老本的边缘。资东为了谦祥益的声誉，仍继续营业，店员工资照发，待遇如故。
  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谦祥益的生意到了最坏的阶段，商品只出不进，货架日空。绸缎、呢绒两柜只好与洋货柜合并。总经理孟树生为改变北京谦祥益这一现状，从天津谦祥益保记调李式珍来任经理。此人业务熟练，通晓商品知识。他到任后，首先充实商品，在资金缺乏无力采购的情况下，经总理孟树生同意从天津谦祥益赊货进店，遂使经营状况逐渐好转。店员增强了信心，振作起了精神，出现了复兴的新气象。
  解放后，古老的北京焕发了青春，市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从而提高了购买力。谦祥益每天的营业额与解放前对比，增加了很多。当时谦祥益职工薪金每人每月高达七十元。
  以上回忆了那时北京谦祥益的经营情况，现在再从生活方面加以介绍。
  谦祥益的生活，自经理至勤杂人员都是同桌进餐。平时吃饭四菜两汤；每月初一、十五、逢年过节上犒劳。清明节吃黄花鱼、大对虾，五月节、八月节照店中菜谱安排迎时菜；春节最好，每到旧历腊月初八，就开始准备年菜，如灌制香肠、淹咸肘子等。正月初一即春节，早餐吃四四到底的菜，其中有海参、鱼肚、鱼翅，同时干、鲜果品上桌。当时店员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管挣钱不挣钱，咱先吃个肚儿圆”。
  1955年，北京谦祥益纳入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谢璋元、年84岁、华家村人
  孟宪节、年68岁、旧军镇人
  1986.4.27
  青岛谦祥益
  孟宪垤
  青岛过去有小“瑞士”之称。青岛谦祥益在绸布经营方面，物资之雄厚生意之兴隆为全市之冠。
  青岛谦祥益是由烟台迁来。民国初年，青岛市区扩大人口骤增，工厂林立，商贾云集，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相比之下，烟台就远不如青岛了。于是谦祥益放弃烟台改设青岛，店址选在北京路东头。
  1931年，我来青岛谦样益学生意。当时全号共有40余人，掌柜是柴玉章。这年下半年，新建了二层楼房，门面焕然一新。除经营绸缎布匹外，内设金柜，经营金银首饰。
  1944年，青岛各商号成立“职工联谊会”，青岛谦祥益也开始酝酿，不久以店员孟繁励为首组织了起来，名曰“青岛谦祥益职工联谊会”。除经理和大小掌柜不介入外，所有近二百名店员全部参加。经理时品三对此十分反感，想将头头孟繁励借故出号，但又不敢得罪其父孟月楼（章丘十九郎村地主并有武装），只好迁就敷衍。
  一天晚上，孟繁励组织人在金柜室开会，宣布第二天开始罢市。具体办法是早上不起床，饭后不上班，直到柜方答应缩短工时增加工资为止。次日晨，掌柜按时摇起床铃，发现店员全部卧床不起，于是去报告经理。
  经理时品三，是青岛市商会副会长兼青岛市绸缎工会会长。一听店员罢市立即吩咐秘书张画庭到谦祥益相机处理。张画庭来到谦祥益见三扇铁门全上了锁，便对店员们说，你们想干什么？要想罢市也不能这么个干法。你们都上楼来我有话说。待店员们到齐后，他狡黠地说：“你们罢市有没有成立组织？”当有人提出已建立联谊会时，他又说：“你们的联谊会上政府备案没有？如果没有备案那就是不合法，凡不合法的组织统统以共党地下组织论处。难道你们就不怕坐牢掉脑袋？”我们明知他是在进行威胁，于是派人去伪社会局备案。结果是飞蛾投火。被他们严斥一顿，并说若不是看在时会长的面子上，非把你们抓起来不可，现在回去好好上班，柜上可以既往不咎。备案人回号同夥友们一说，大家都凉了半截。有的说，工资也增加不了，活也得照样干，咱们是瞎闹一场；有的说时经理权大势大，咱们惹不起，还是忍受着点混碗饭吃算了。我和几位年长的店员们劝大家，咱们一面上班，一面暗地活动。孟繁励生气地说，害怕了，我就不信几句话就能把咱们吓住，愿干的继续干，不愿干的请便。一时大家哑口无言纷纷散去，并陆续上了班。
  就在这时，孟月楼染疾在济住院，孟繁励接信要前去探视。老奸巨猾的时品三认为这是拉扰孟繁励父子的好机会。马上找他谈话安慰，并要他明天一早就动身去济南。孟繁励颇受感动，回宿舍休息待明晨好赶车上路。在搭铺放被时，发现枕头下放着金块，约有三两。既高兴又纳闷，去问几个知己的夥友，都说不知道。一向聪明灵敏的孟繁励，想到时经理对他的突然关心，好象明白了一切，就把黄金拿了起来。当他到达济南时，孟月楼已故。孟繁励悲痛不已，为解愁闷进大烟馆吸毒，遂被抓入狱。时间不久，日本投降，他又回到谦祥益，同人们都惊喜地向他问长问短。由于他和我是同姓，关系比较密切，对我说，我现在是国民党员了，今后我还想参加共产党呢。从此之后，他就不知去向了。
  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接受大员李先良任青岛市市长。他与经理时品三早有来往，经常出入谦祥益，遂成莫逆之交。在竞选伪国大代表时，李先良认为时品三在青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竞选这场关系他前途命运的斗争中，他是可资利用的，而时品三亦乐于参加竞选。事情议定后，李先良立即给时经理送来了三百元的车马费，以示关切。李先良的竞选对手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书记兼青岛市副市长葛覃知道这一情况后，马上运动人告时品三通敌亲日卖国汉奸罪，当即被传受审。李先良出庭作证说时品三任日伪商会副会长乃属曲线救国，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法院驳回，将时判刑五年。谦祥益慌了手脚，在东家孟养轩支持下，四处活动，花钱无数，一年后才将时保外就医。
  时经理在押期间，一日突然有人求见，问姓名，说是葛焕斗，时说不认识，葛执意求见。时见其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原是一传教神甫。两人相谈良久，谁料此人乃是驻青岛市的中统首领。从此，时经理便成了中统特务的一员。
  1949年，青岛就要解放了，特务们临逃前还在谦祥益二楼开了最后一次会议。解放军进城后，一天晚10点左右，我听到外边叫门声，此时同人们都已休息，我只好隔门相问来人是谁，外面回答：“你管开门。”门刚开两把冷森森的剌刀放在我的胸前：“你是干什么的？”“我是站柜台的夥计。”“你不要怕，你们的时经理在哪？”“他家住在后楼上，已经休息了。”“请你带路好不好？”我听话音挺温和，也就宽下心来，为他们带路。当时经理步出房门时，我才知道他被捕了。第二天《青岛日报》头版头条登出《大汉奸中统特务时品三就捕》。
  （明兆乙 记录）
  孟宪垤年71岁、旧军人，现退休在家
  86.5.10
  汉口谦祥益
  李曰钧
  从1930年到1956年公私合营，我一直在汉口谦祥益西号学生意。
  汉口（今武汉市），地处长江要冲，水陆交通便利，市面繁华，对商业的经营十分有利。谦祥益在南方的一个分号就设在这里，总名为汉口谦祥益简称汉号。它共分三个门市部。即汉口谦祥益记（亦称老号），位在仁和街，那时有职员二十人，经理是刘子新。先是批发，1949年改门市，后撤销；汉口谦祥益衡记（资东孟养轩出生起名衡柱子，取“衡”字为记，以示纪念）设汉正街，店员100多人，经理是纪兴五；汉口谦祥益西号生意最好，有店员200余名，经理由汉号总经理李纯卿兼。
  三处门市都是经营布匹绸缎，仪西号每天营业额就达6，000元（纸币，当时洋布每匹8元）。其中销量最大的是湖南生产的夏布。
  衡记与两号内设账房、绸柜、布柜、棉夏、染水，厨房，都有专人负责。他们在业务经营上主张货真价实童叟不欺，重视信誉。汉口一带乡下人去汉口买布料，绝大多数都是“照顾”谦祥益。有的顾客把所要买的物品列出清单，放在柜台上，让售货员一样一样配置，交钱后，并让售货员在清单上打上谦祥益的印记，以示荣耀。据说那时城乡男女成亲所需“彩礼”非谦祥益的不可，否则就有散亲之可能。可见“谦祥益”在人们心目中的信誉。
  每年春秋季节，湖南人运木材到鹦鹉州销售（这里是木材集散地），卖货得钱，必须到谦祥买点布匹绸缎回去。因此，湖南的顾客相当多。常听经理和师兄们谈论，整个谦祥益数汉号收入多。
  日伪时期，三处商号都迁入法租界，防日骚扰，光复后，才重返原号。1953年，衡记就开始了公私合营。1956年全部实行公私合营时，仅房产一项就折了一大笔款（具体数我不知道）。因为汉口谦祥益的房子在全市同业中最多最好。有一条街叫保记里，全是谦祥益的房子，有500余间。解放前仅房租一项收入就非常可观。
  公私合营后，我所在的谦祥益西号转为“载春林百货商店”，从此，我由资本家雇佣的店员变成了人民商店的职工。
  （明兆乙 记录）
  李曰钧年73、旧军人，现已退休，住在武汉
  86.5.12
  天津谦祥益
  宋广林
  天津谦祥益约在1917年前，正式开设于估衣街。资东是山东章丘旧军镇孟养轩。先是在针市街易馨栈内搞批发，后因生少东孟昭斌（字乃全）乳名保平，为作纪念遂将天津谦祥益易名为天津谦祥益保记。
  传说，孟养轩的先辈在章丘一带推小车赶四集卖土布，发财后，去周村开设了恒祥染店，待本巨业宏之时，又去河北鄚州，开设染店兼营棉布。这至少是二百多年前的事了。从孟养轩的曾祖孟毓溪（又名云溪）至孟养轩生子孟昭斌五代单传。孟养轩出生不久，祖父孟传珠就给他捐了个道台。
  孟昭斌娶妻魏氏，有子女十人，到此代可以说是螽斯延庆人齿兴旺了。
  天津谦祥益为孟养轩亲手创建，他开设商店有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就是打算在哪里设号，先购地皮，自费建房，这是为一般资本家所办不到的。其优点是不受租房限制，可根据自已的需要建造。
  天津谦祥益保记商号楼房建造时，监工人是孟养轩的岳丈陈建候（直隶建造局总办），施工不论进行到什么程度，只要陈不同意，就马上推倒重建。垣墙高而厚，楼顶有风火墙，邻居失火，它可不受殃及。因此，不需要保险公司保火险。随着商号的扩大与发展，又迁意租界六马路，有两个大院，三层楼房。不久，孟养轩生母死于此楼，家人以为该楼不吉利，于1931年在意租界三马路买楼房一处（此楼为袁世凯的会议厅），是年，孟昭斌在此完婚，唱堂戏四天，京津名伶如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杨小楼、周瑞安、侯喜瑞、筱翠花、姜妙香、王少楼、王又宸等均到，据说买房办喜事共花四十万元。
  孟养轩在津之所以声势赫然，其因之一是他的岳祖陈钦，清未在天津任过海关道台。光绪十五年，袁世凯正任山东巡抚，陈钦告老还家，同是朝廷重臣，当然要相互借重。一次，袁缺军饷，陈以巨款助之。自此，两家过从日趋密切。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将陈钦之子陈建侯委以直隶建造局总办之职。袁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山东的显要王占元，知道袁、陈关系非同一般，他便投在陈的门下，通过袁世凯的权势，他便青云直上，屡屡升迁。到民国初年，便登上湖北省督军的宝座。王为报陈恩，将陈钦之子陈建侯请去湖北汉口，二人结为金兰之好。王曾对陈表示：要钱有钱，要职有职。
  陈建侯不住督军府，而是食宿在汉口谦祥益。该商号经理孟树生常坐王占元的马车，出入督办公署。当地官衙及势要权贵对谦祥益自然是刮目相视。因此，汉口的谦祥益门面之华丽，生意之兴隆，为一般商号所望尘莫及。
  数年后，陈建侯定居天津，做起寓公来。约在1915年，孟昭斌诞生。陈建侯兴奋得要在天津为外孙设一商店，以作纪念，这所商号就是谦祥益保记。开业后，顾客盈门，生意十分兴隆。
  1937年，爆发了“七七”芦构桥事变，接着又发生了天津事变，迨至农历八月，津市逐渐恢复。总经理孟树生来津主持工作，不久，与王仙舟等，在良士里购得地皮，由法人欧阳设计，建起了三层楼房，名为天津谦祥益辰记。以上就是天津谦祥益的发展史。下面，再简单介绍以下天津谦祥益的经营特点。
  1.资金雄厚，商品齐全：
  旧商店从业人员常说，“要想赚钱，必须货全”。但是，要做到商品齐全，必须有雄厚的资金，谦祥益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它除了拥有雄厚的资金外，还不交房租，不纳保险费，更没有银行或银号贷款利息的困扰。同样的商品，同样的价格，同样的利润，在一般商号看来是不赚钱甚至是赔钱而在谦祥益则是有利润可赚的。谦祥益的商品主要有四大类即棉布、绸缎、呢绒、皮货。其中棉布数量最多，种类各式各样，能适应群众的需求。呢绒、绸缎、皮货诸样皆备，又能满足富人所需。谦祥益货源充足，进货渠道四通八达。上海有购货庄，专门从事采购，可直接从厂家进货，价低货真、花样新鲜，为一般商人做不到。
  2.明码标签，敞开售货：
  明码标签就是在各类商品上标上名称和价格，让顾客一目了然。这种做法在现在看来似乎理所当然，但在过去旧商店却是不多见的，只有象谦祥益这样规模大信誉高的大商店才能做到，目的是在宣扬他们的货真价实，言不二价，以显示祥字号的风度。敞开售货就是所陈列商品，不受柜台限制，顾客进店，可直接接触商品任意挑选。
  3.礼貌待客，服务周到：
  顾客进店，不论是售货员还是“瞭高”的，都要满面春风主动打招呼，把顾客当财神爷看待。有身份的顾客，售货员或瞭高的还要敬茶敬烟。在顾客选购商品时，售货员跟着转动，走到哪里跟到哪里，百挑不厌百问不烦。成交后，售货员代顾客拎着商品送到商店门口，躬身道别。
  4.经营谨慎，管理严格：
  谦祥益以存货为主，信息灵通，不怕市场风波。他们从不搞投机，不搞买空卖空，只靠门市售销。他们在管理上是非常严格的，人员专业化，卖棉布的不管卖绸缎，卖呢货的不管卖皮货，采购的专管买进，各司其职。全店人员共分两部分，即管理员和售货员。资东和经理十分重视人才选拔，孟养轩每年在章丘招收徒工一次，时间在春节前后。招完后，指定一天（约在正月初）验收。被荐举者整装修容象学子赶考一样。合格者即分配到各处商号。这样进店的谓之门屋徒。他们从徒工到售货员、管理员。没有相当关系的徒工，干一辈子也当不了管理员，即使有也百不选一。
  谦祥益店大人多，组织管理严格，处处井然有序，从不混乱。比如商品进出库房需要一定手续，店员携带物品出门必须经负责人检查，说明情况，稍有问题，即使不被怀疑也有解雇的可能性。
  全店人员从经理到店员，一律食宿在店，即使是本市人，晚上也不准回家。不论远近，一律不准带家眷。家是本市的每月一次探亲，时间四天，家是山东的，每年一次探亲，时间五十天。这些规定，必须严格遵守，稍有违犯，即被出号。
  经营谨慎，管理严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谦祥益繁荣昌盛的原因之一。
  谦祥益是旧式商店，资方代理人、店员徒工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①从经理来说，他们的职业没有保证，他们同资方没有一定的人事合同，资方说不用，一句话就出号。因之他们自称是“水牌上的经理”，意思是一擦即掉。经理尚且如此，那么店员则就可想而知了。谦祥益每年都有解雇店员的事情出现，其原因不外有两点：第一，工作不好的；第二，有重病失去工作能力的。谦祥益有个惯例，就是经理对职工每年岁底进行一次谈话，名曰说“官话”。多少肯定一点成绩，主要是批评，找毛病。继续留用者，通过谈话，让其更好地为其出力，不打算留用者，即告之“年后见信再来”，就是解雇。当时店员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年底说‘官话’”。②店规奇苛。谦祥益的店规没有成文，只是历来形成而又付诸实践时刻装在经理们脑海中的成规。比方“两人打架，一打两散”，不分是非曲直统统出号了事。有理的弱者往往怨积心腹，饮恨终生。其次，工作时间长，从黎明到深夜，不得消闲，天天站守在柜台左右，不准外出。只有半月一次洗澡，半年一次放官工（看戏，时间一天），因此，职工中患肺结核病的人较多。有事请假，但不能太多。每次告假都要由负责人写考勤账，几点几分出门，几点几分回店，不得超过。到年终“说官话”或给“馈送”时，作为条件之一。③人员分工专业性强，从进店起只干一项，几乎终身无变化。资方的目的在于使职工业务熟练，工作效率高，有利于经营，多获效益。但对职工来说，却是有弊无利。一旦被出号，另谋职业时，由于业务单一，很难对口就业。为了生活，只好从头做起，半路出家，困难重重。
  以上所述，系笔者亲见亲闻并身历其事，因年代久远，许多事情，回忆不清，希望知情者批评指正。
  谦祥益生活五十年
  王仙舟
  我叫王仙舟字春云，今年九十二岁。1915年农历正月去天津谦祥益学生意，到一九六四年回家，前后共五十年，其经历坎〓生活曲折。回想往事心情激动不已。
  【学生意】
  那时谦祥益位在天津市北门外针市街易馨栈内，专作棉布批发业务。我入号后，先学洒扫庭院，搞完卫生便在柜台前站着练习算盘。来了客人敬烟端茶，客人走后，立即进行一番清扫洗刷，天天如此。第二年，柜上叫我学习誊写书信并帮助管理仓库；第三年，管写普通信函并学习商品纳税方面的知识等。1917年，谦祥益在天津北门外估衣街建造楼房，竣工后，于农历九月开始营业，遂将谦祥益业务批发部与之合并，命名为天津谦祥益保记。
  【提升管理人员】
  1928年，东主和经理给我开浮股一厘，并提升为管理人员之一。为感激东主和经理，我更加卖力，殚精竭虑，兢兢业业，为开展业务呕心沥血。至1932年，副经理张诚斋公大病在身，医药无效不幸去世。这给谦祥益保记带来极大损失。1933年柴××任“保记”经理，这年营业不景气，结账时，不足十数，经理拟由厚成（即公积金）内提取以补不足，对此我不同意，我说搞生意赚就是赚赔就是赔，以实事求是为好。柴经理等领导人对我不满。后因我不参加他们的小集团，将我调出账房，到前柜工作。在这里我发现账与号票不符，向副理提出要改善，副理亦赞成，乃印号票并派人专管，务使账与号票相符。同时对零钱严加管理，不准乱抓乱拿。对此有人反对，议论纷纷。副理不仅不加解释反而说我多管闲事，于是又把我拨到二柜任业务主任。
  【任业务主任】
  我在二柜工作了一段时间，认为这里突出的问题是组织混乱，需要整顿，做到具体分工各司其职。于是将管货员划分为四组，即棉织品组、麻织品组、呢绒组、函售组，各选出一组长负责业务，函售组长由我兼任。自此，工作有条不紊，虽忙不乱。
  为了搞好二柜的业务，我采取了以下措施：
  ①商品陈列：把各类商品，分好种类排好档次，用托架架起，花色相映，整齐美观，引人注目，便于顾客选购；②卖布头：每天卖剩的布头，凡不足三尺者，均按布头处理，根据其长短、料质和残破程度，用布签标明价码，陈列于专案，由专人负责任顾客选购；③明价标签：商品价格老例是暗码标签，它的缺点是顾主选购每货必问，诸多不便，明码标签的优点是，顾客一看便知货真价实，既方便又能招徕生意；④放尺：商品定价照例是一码按二尺五寸作尺定价，实际上是二尺七寸，因惯例不便更改，乃以放尺抵补。拟定放尺，为10尺和10尺以内者加1放尺，10尺以上者只放1尺。例如10尺放1尺，9尺放9寸，8尺放8寸，依次类推。绸缎、毛呢作价无矛盾，不在此例。
  拟定后同各组长商议，一致同意。时经理副理因公赴汉口，于是请各柜管理人员研究执行。他们都以事关至要，等经理回来再说。我提出事关开展业务不容迟缓，应即实行，一切由我负责，只请诸位协助。于是当即定出办法公布实行。经过一段实践，此法深受买主赞赏，我们广泛宣传，致使业务日忙，卖量日增。经理回号后，我立即作了汇报，总理听后，认为可行。
  【遭诬与赊账】
  我任业务主任后，以为自己身负重托，唯恐工作有失，每天黎明即起，首先细看进货账和收货账，发现问题马上找负责人研究，查明原因，及时处理。比如我常常发现进货账往往不注明经手人和兑手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立刻命管账先生查清写明，并教育他们今后不准马虎，要事事认真。由于我管得严，处理问题不讲情面，因而得罪了一些人。
  有一次东主和经理找我谈话，说有人写信反映我在二柜所营货物价高货老，长此下去，保记业务有不堪设想之虞。其原因就在于王继臣一人包办进货。我说，王继臣是我的家兄，他在天津当经手（即跑合）多年，有时他也同其他“经手”一样来柜进货，但是并没有价高质劣的老货，更不是他一人包办，请柜上详查。后资方派人核对，在一百笔进货中王继臣经手的仅占百分之五，其进货与一般相同，诬告遂破产。
  1936年以前，我在批发部工作时，曾赊给西安帮货款达五十万元之多。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与外地联系中断，我心中焦躁不安。此时柜上又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这笔巨款是没指望了。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恢复了交通和信息，所赊之款如数收进。东主和经理看我做事老诚，遂给我增加浮股二厘。
  【被调申号】
  同年，柴经理因犯错误而被开除，继之从汉口调赵勤斋来接任。前经理虽去，但其“心腹”仍在，赵经理不察，反认为他们忠诚不二，而我呢，只知工作不会吹捧阿谀，遂遭排斥。赵经理以业务需要为名将我派去上海总号，和王子轮对调。在向我征求意见时，我说，服从调拨。于是就在1937年农历二月初，整装启程去上海总号，接了王子轮的班。
  【调回天津】
  1937年继“七七”事变后，旋又发生了天津事变。迨至农历八月，津市逐渐恢复，于是孟树生总经理来津主持保记开业。惟战乱方靖人心不稳，市面萧条，生意冷落。孟总拟在法租界赁房开设下号输销货物。决定后租好铺房油漆门脸，一切就绪后，由韩副经理率六十名店员来下号工作，从保记运来八万元的货物就此开业。值此，我在上海总号接到调津的电报即刻动身，回到天津，孟树生委我任下号经理。
  【任下号经理】
  我到任后，即与韩振声等同人筹措开业。始初，每日销售千元左右的货物，数量可观，资东孟养轩知道后，极为高兴。惟地面窄狭，商品罗列顾客拥挤，影响营业，我当即建议资东另建门面扩大营业。建议被采纳后，资东责成总理和我物色地面，买妥后择日动工。
  我们选中下号对过良士里，买地皮二亩半，先设计成图，同意后，预期筑成新式三层楼房，命名为天津谦祥益辰记，遂派人去上海总号筹备商品，以便开业。此时，日伪在津浦路徐州设立税卡，凡由南方来货必须纳税才得放行，否则便扣留查办。这样以来，总号不敢发货，我号采购的商品也不能输运。对此，我想出了对策，就是从上海海运到青岛谦祥益，改包后由青岛运天津。此法果行，既没缴税又没耽误辰记开业。一切就绪后，将谦祥益下号并入辰记。当时共有200人位，我任经理，韩振声为副理，独立经营。
  【任谦祥益辰记经理】
  谦祥益辰记开幕后，我首先抓了两件事：第一，废除旧账簿，另立新式簿记；第二，适当提高店员生活待遇。群众反映良好，激发了工作热情。接着又整顿了组织，在经理室统一领导下，根据业务性质分别设立了一室五部。
  会计室：管理财政、出纳兼办总务；
  绸缎部：专营绸缎；
  呢绒部：专销各种呢货和绒毛货；
  皮货部：经营皮衣、皮料等；
  棉织品部：专营各种布匹；
  服务部：负责业务联系，接待顾客和守柜护号。
  经理室规定：凡我店人员，对顾客要殷勤热情，态度谦虚和蔼。顾客进店欢迎，出店欢送。待货物备齐制度健全、人员安排就绪后，于1943年农历腊月正式开业。由于谦祥益辰记楼房高大，光线充足，物资雄厚，色泽新颖，品类多样，明码标签，货真价实，营业伊始，就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对繁荣市面、保障供应，均起到了一定作用。为开展业务搞好经营，我又采取了以下措施：
  ①用老人。辰记开业后，根据业务的需要，感到阅历深广经验丰富的老年职工不敷应用，正在准备招聘之际，被保记辞退的两位老职工来辰记串门，经与之商量，原薪不动，能否愿来辰记帮忙？二人喜出望外，遂来号上班。此事虽小，影响颇大。
  ②关心职工生活。日本投降前，物资缺乏，货价日涨，职工生活困难，不安心工作。我与副理及各部负责人研究，按月给职工以生活补助。以当时玉米面、标准粉、煤球的市价作标准，折算成补助费，每月一发，受到职工欢迎，从而安心营业了。
  ③搞好分红。每天卖剩的布头三尺以内者为职工花红，此是老例。辰记开业后仍然遵照执行。每晚将布头集中起来存于另屋，年终按人均分。每人每年约分几十斤。此为花红，不在奖惩之内。这样既增加了职工收入，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辰记自主】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上海市面日趋混乱，货物日少，物价飞涨。上海谦祥益总号对各分号所购货物难于应付。总经理孟树生与资东孟养轩议妥，于1944年实行各号分治，各号在总号的存欠款进行清结，将诸浮股的存欠款统一拨回所在分号。辰记浮股的存款拨回后，各自支出自行存放，唯我在柜上息存。生意好坏直接与资东交待，实行独立经营。此时我的浮股已增至六厘。
  【币券的混乱】
  1939年日伪发行“准备”币，停止中交“币”（中国银行币和交通银行币），以“中交币”五元兑“准备币”一元，账簿来往不分存欠一律按五比一换算成准备币。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复发行中交币，停止准备币，又以准备币五元兑中交币一元的比数，将所有账款兑成中交币。1948年，国民党发行金元券，停用中交币，兑换率是中交币300元兑金元券1元，所有存款一律换成金元券。我在号中账上的存款几经兑换，以多成少，以有化无。为维系辰记业务正常进行，不消极不悲观，克服困难，决心一再支撑。
  【天津解放前后】
  1948年冬，解放军兵临天津城下，守城国民党军某部派人来辰记勘察地势，认为辰记三楼与隆记三楼相连，准备在楼顶架设大炮，企图负隅顽抗。店中人员对此十分惊恐，让我出面求人与之交涉。我责无旁贷，于是找同乡国民党员郝任夫代其说情。经初步通融，认为有希望，遂同我与副理韩振生一块去国民党二十兵团晋谒王团长。此人倒也通情达理，当即命令部下撤销在辰记楼顶架炮的决定。第二天，王团长一人便服来柜上找韩振生要了一件长袍和一双布鞋告辞，并说后会有期。
  天津解放后，锣鼓喧天，歌声载道，彩旗招展，群情沸腾，欢迎解放军入城。当时，刚经过战火洗礼的天津市，一时显得市场萧条，经济不兴。人民政府为扭转局面，在辰记设点，用同一价格收布卖布，遂之打开了局面，活跃了市场，人心大定。辰记乘此大好形势，将毛呢、皮货、绸缎等高档商品处理了一批，同时收进了一批棉织品，以满足广大市民改长袍为制服的需要，很快恢复并超过了以往的繁荣。
  【解放后的辰记】
  随着市场的繁荣，经济的振兴、市民生活的改善，全市职工在市工会领导下组织学习。辰记成立了劳资协商会。凡有关业务问题必须经过劳资协会研究方能达成协议。职工们成了商号的主人，大大调动了积极性，加强了责任心。因此，业务经营额直线上升，市劳资协会将辰记的兴旺景象拍摄了影片，在各大城市放映。辰记全体职工受到极大鼓舞。后在市工商局领导下，用霓虹灯作成图表，在华北物资交流会上展出。
  1952年，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我们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捐献飞机大炮，我提出捐献数字，经劳资会讨论通过后，我去征求资东孟养轩的意见，他表示同意。接着保记来人对我说，保记也以辰记同样的数额进行捐献，并托我代办。因谦祥益带头捐献，款额数字又大，于是带动了本行业捐献任务的胜利完成。
  1953年，国家发行胜利建设公债，辰记积极响应，也以购额较大而带动本行业超额完成购买任务。以上两项爱国运动，事后预算估计到七、八月间，在经济方面可能出现困难。经劳资双方讨论，决定艰苦奋斗争取好转。后人民银行优先贷款，顺利渡过。
  1952年“五反”开始，市工商局组织工作组来辰记查账。从解放查起，结果全部账簿完整清楚没发现问题。由和平区工商局定辰记为守法户，并颁发了证书。不久，新华社记者向人民日报作了专题报道。消息传开，天津谦祥益辰记绸缎棉布店守法户列为新闻，在全国各种报刊先后转载。这一宣传，辰记名誉更好。当时在天津市，凡机关困体购买棉麻丝织等品，不是谦祥益辰记的发票概不下账。因之生意日隆，收入倍增。
  1954年终结账，盈余较多，劳方提出新的分红办法叫“四马分肥”，即按一马四腿分之。其具体办法是，第一，先纳所得税；第二，提出公积金；第三，劳资分红；第四，资方与资方代理人分红。经研究讨论达成协议，双方按协议执行。至于具体款额数字我回忆不清。
  1956年公私合营时，劳资双方都在努力工作，争取清点无误。商品、家具、店底、楼房（地皮除外）共折款103亿元（旧币），书面呈请天津市纺织公司。经批准即转为公私合营。开业第一天，我亲自将谦祥益辰记旧招牌摘下，此时由电影艺术工作者为我拍下镜头；公方代表挂上公私合营谦祥益辰记新招牌，也摄下镜头。以后作为新闻记录片在各市映出。
  公私合营后，纺织品公司委我任公私合营管理处副主任兼公私合营谦祥益辰记经理。1958年，天津市调整商业网时，将公私合营谦祥益辰记并入中原公司，我亦由纺织品公司调至中原公司为“襄理”继续工作。
  1962年，我已进入六十八岁的高龄，年老体衰不能继续工作，遂申请退休。批准后，公司聘我为顾问。并颁发了聘书。此时此情，百感交激，唯感谢党的恩情而已。
  此文根据《天津中原公司谦祥益辰记原经理王仙舟简历》整理。
  济南隆祥
  柴象梓
  济南隆祥是章丘旧军孟氏较早的一所商店。它开设于清朝乾隆年间，其店址最早是否在济南，众说纷纭，无籍可考。一九三四年，隆祥重修门面时发现一招牌，黑漆金字曰“隆祥杂货店”。又据积存的货底桂元和水烟来看，证明前期的隆祥经营或兼营过杂货，至于什么时候改杂货为绸缎业亦无资料可查。兹根据现有部分资料和本人记忆，按时间前后分述于下。
  清嘉庆初至道光末
  1985年，我去济南隆祥帮助写店志时，（本人曾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在隆祥工作），从旧资料中找出一本清嘉庆年间的《隆祥号本银大账》（账簿原文附后），上有“东昌存杂货顶银”一笔，时间在嘉庆二十四年至道光四年。据分析隆祥杂货店改为隆祥绸缎店就在这一时期。再则，此账内夹有货物盘存单二张，未注年月。上面所载货物均以整件的丝织被服成料为大宗，有各种被、褥、袍、褂、袄、裙及少数蟒袍、霞帔等，总称为顾绣（即湘绣）。而匹头货如绸、缎、纱、罗、绫、绢等则比数较小，由此可以证明这时期杂货销光而专营丝绸了。从货色和顾主来看，经营对象已而向上层。
  其组织形式、分配办法以及经营状况，嘉庆二十一年以前者，茫然无据，难以陈述。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者，有《隆祥号本银大账》可资参考。
  《隆祥号本银大账》建于嘉庆二十二年。清算前账为：原本银15，292.7两，资东是慎余堂和进修堂两家，慎余堂原本银7，641.6两；进修堂原本银7，651.1两。按孟氏“祥字号”独资经营的传统来估计，资东原为一家，后分炊自立堂号为慎余堂和进修堂。嗣后，经过整顿，人员有所变更。三名“份子”人员是新加入的（账面均无自存银）。是年余利1，836两，利率占原本银12％。资东与众人（指份子人员）四、六分红。资东六成得利1，101两，众人四成得利734两，除去“顶本”〔注〕235两，净得利499两。束金（工资）夥计六人（其中年银40两者三人，年银30两者一人，年银10两者二人）计束金170两，此项开支由份子人员负担。扣除束金净获余利329两，再按三份分劈，每份得银110两，相当于最高束金夥计二个半人。分红后资东本银增长为16，392两，份子人员存银308两（列入本银随东劈息），共积本银16，702两，与原本对比，增长9。21％。
  至嘉庆二十五年，本银已增长到37，500两，除资东二十三年入本银10，190两，净增12，039两。五年时间，对比原本，增长幅度为78.73％。每年平均为15.74％。该时期一年一清算，份子增多，夥计加添，束金上涨，可谓该店经营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资东提出在份子账户名下，每整份交六两，半份交三两，作为“礼银列入资东账户。积累至道光三十年，计银829两，慎余堂退股时，作为余利与进修堂对半分劈。礼银二字顾名思义，就是份子人员（即掌柜）对资东体现于物质方面的一种礼敬。从此成为定例，一直延续到各号分治。
  道光六年，经营情况一般正常，这时改一年一算为两年一算，利率显著下降，份子人员账面出现“长支”；第四年，稍有好转；至道光五、六两年又是二年一算，份子人员账面上支大于存；至道光七、八两年，依然二年一算，份子人员全部长支；道光九、十两年情况又有起色，资东开始少量支付；道光十一至十三年，实行三年一算，其原因不详；十四、十五两年恢复正常，份子人员又有了存户，势头较好，讵料十六、十七两年决算，总共余利1，235两，抵不上夥计们的束金（束金总额2，085两），资东放弃余利不要，还要替份子人员补充束金，下差849.94两，按五个半份子均摊，一个整份应摊束金银154.43两。于是份子人员的长支由3，451两骤增为6，599两，本银由逐年递增转为下降，与原本对比减少12.4％。八年结算无余利，欠夥计束金935两，资东如数垫支。份子支银皆属长支，因此，商定自十九年起取消份子改使束金，三年以内获得余利，遂折入资东架本，三年后再开份头。这年本银又下降2.95％，长支上升到6905两。
  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二年，四年清算一次，共得利银3，300两，恰好与夥计束金相等。这时期，正值鸦片战争，列强入侵，社会骚乱，致使生意萧条。此时，三个资格较老的掌柜，同时出夥，情况更加不妙。
  道光二十三年转好，份子人员由长支变为结存；二十四年稍差；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又是四年一算，利率还算正常，年平均增长4.5％。
  道光二十九至三十年两年一算，余利10，634两，平均年利率7.5％，较前六年均高。正在好转之机，资东内部又发生问题。慎余堂支银29，006两，进修堂支银5832两，结果，账后当年清算架本余利，慎余堂拨清退出。
  为方便读者稽考，爰将“隆祥号本银大账。
  【注】顶本：
  顶本是资东鼓励和区别份子人员的一种计算方法，即每人名下虚设一笔“顶本”或一千或八百顶做资本，凭此可按余利的利率计息，顶本者得四成。但其所出，仍从众人所得四成余利中扣除（实际上是单饼卷手指一自吃自的肉）。
  清咸丰至辛亥革命
  咸丰元年以后的各种账簿散失殆尽，无籍可考，根据传闻分别加以叙述。自咸丰至辛亥革命的六十余年间，隆祥的经营情况无什么变化，大体上是在不稳定中缓慢地发展着。这期间资东屡派亲信进店监督，但收效甚微，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他们为改变现状，也曾一度取消份子制，改使束金，均无济于事。最后改变办法，将隆祥的一切委托谦祥益总经理代管，情况逐渐好转。
  这时期，由于资东措施得当，代管人经营有方，致使全店人员精神为之振奋。特别在谦祥益副总经理孟树生兼管之后，恢复了份子，夥计束金归店支付，利润分成改为“银七人三”。资金不足，谦祥益及时调拨。从此，商品增加，业务范围扩大，如绸缎、顾绣、呢绒、中外棉布、皮货、新衣，等等。但因门面古老，设备陈旧，经营额（旺季每日约三百元，淡季一百余元）远落后于同市的瑞蚨祥、庆祥等家。于是又在普利门靖安巷设批发部，由上海进货，向本市各同业小号推销。此时从业人员在三十名左右。
  民国至抗战胜利
  民国成立（1912）至民国五年（1916），隆祥变化不大。民国六年分设隆祥东记，店址在院西大街都司门口，范围与老号相当。营业状况与同市的瑞蚨祥、庆祥昌记不相上下。
  民国十九年（1930），又在经二路纬四路分设隆祥西记，规模相当于同市瑞蚨祥鸿记，营业优于该号。开始，上海货由老号拨给，当地货由其自行购进。二年之后（这时我己进隆祥学生意），改为自办。这时的经理是韩理泉，为人性好安逸，一切由副理林丹亭主持，他有魄力，善于经营，生意良好。
  民国二十三年（1934），庆祥昌记改组为瑞蚨祥昌记，与此同时，隆祥老号一反祥字号不公开减价的陈规，门前搭牌楼、贴广告，登报宣传，开展竞争，日销货额猛增到八百多元。从此打开局面，日营业额稳定在四百元左右。此时，隆祥总经理韩振声已故去，继任的是韩理泉。“新官”上任，积极性高，在林丹亭的倡导下，决定将老号的门面翻修一新。征得谦祥益副总经理孟树生的同意后，由谦祥益助资，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春择日动工，夏末落成，仲秋重张。店内增设了百货柜、金柜，建作坊，自制金银首饰、银牌、银盾、钻石以及镶嵌珠翠等。重张的第一天销货额为13，000余元，以后稳定在万元左右。从此，隆祥名扬省城内外。在本市同行业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民国二十五年（1936），币制改革，“废两改元”，资金（本银）也增至60万两，折合法币一百万元。年利润6万余元。新开份股者为1厘，每年可分红四百多元；最高束金为300元，一般在200元上下。这时期是隆祥的鼎盛春秋。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国难临头，生意自然萧条冷淡。这期间，隆祥曾两次遭到日本汉奸的敲诈勒索，第一次是在当年，日本当局以隆祥为章丘县长冯云河存放衣物为名，诈去法币三万元；第二次是以“违反经济”之罪名强行拉走棉布一汽车。八年抗战期间，通货膨胀，币值暴跌，盈余标准无从论定。
  民国二十七年（1938），济南隆祥与济南瑞蚨祥开始了竞争。双方气势凶凶，都想吃掉对方自己垄断。首先瑞蚨祥在资东孟雒川的授意下，用亏本低价出售的办法与隆祥拼高低。当时青岛生产的一种“双龙”白布，每尺公议价为四分八（伪币），瑞蚨祥减价为四分二。隆祥也不示弱，降价为四分。这样以来，两家祥号顾客摩肩擦踵。争相抢购。当双方竞争到每尺三分六的时候，两号存货均供不应求。总理们各派伙计扮作顾客，潜入买主行列，购回布匹再以本号印记售卖。时间一久，许多同业小号天天不开张，生计难以维持，有的几乎到了倒闭的边缘。业主店员为了谋生，纷纷去济南商会请愿。后经山东商会会长辛铸九出面调解，两家才平息了这场竞争的风波。
  国民党三年统治至解放前后
  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三年统治时期，法币、关金、金元券交替频繁，物价一日三涨，卖出买入之难，较前尤甚。三号一体的局面无法维持，于1947年实行各号分治，自负盈亏。这时隆祥东记、隆祥西记和本市谦祥益，因无法维持店业，要求增资。经过一年的酝酿始达成协议，由资东孟乃全卖出本市五所住房，价款投入隆祥西记，使职工免于失业。
  1948年，济南解放，市面很快恢复。9月24日，隆祥闪门开业。当时，虽然货物空乏，但人们的精神很好。在党的劳资两利政策的指引下，职工们降低伙食，折实工资，承认差别，缩小距离。经理与徒工之间的工资不准超过4.3倍。从此上下一致，艰苦奋斗，实行民主管理，使这个拥有一百六、七十年历史的古老商店，获得了生机。
  解放前的劳资关系及经营方式
  解放前隆祥的劳资关系是这样的：由于资东独资经营，形成了独裁，劳资关系成了“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具体讲就是主奴关系。资东对其代理人，不论是经理还是副理，均系委任。东家可以无条件地对其免职或解雇。但在经营业务方面，对他委任的人敢于大胆放手使用。除每年一次结算交账时，资车向其作咨询或指示外，平时不加过问。经理副理及一切店中人员，对东家必须做到言听计从，不打折扣。夥计，学徒受代理人的支配，与资东无直接关系。炊事、勤杂人员地位稍异，即永为雇工，不能转升资方代理人。
  人员任用以学徒为主，其大多数是资东或代理人的亲朋故旧，从中培养、选拔、成材和重用。这一局限性的传统用人制度，随着营业的发展逐渐冲破。三号后期的主要代理人如林丹亭、赵凤宸、刘精臣等，都是夥计出身。学徒进店，虽不同于其他行当的拜师学艺，但必须敬神、谢情。对资东、代理人，都要行跪拜礼。初进店要从事洒扫一类的苦差，学习应对、进退一类的封建礼节。至于业务本领只能在干中学，一般受不到专门培养。
  隆祥人事复杂，等级悬殊。东家以外，分经理、副经理、大掌柜、小掌柜、大账房先生、二账房先生、大伙计、二伙计、小伙计等。在伙计中又分本屋徒（门里徒）和外伙计。凡由东家或经理掌柜举荐经过验视合格然后分配各号学徒者，谓之门屋徒。他们在二十年之后就能取得开股份的资格，但不一定能开股份。能开者百不选一，而一旦开了股份，那就能发财治富了。凡就地招聘进号为店员者谓之外伙计，不管工作好坏时间长短，概不能开股份。本屋徒如果能熬上个一厘份的小掌柜，每年的收入就可相当于十个大伙计一年的总收入；要是取得一个股（即十厘份）的大掌柜（经理），其收入就等于一百个伙计的总收入。当然个别情况也许不是这样。
  在隆祥，资东与伙友之间纯是主仆关系。不管是年高望重贡献卓著的经理，还是劳苦功大白发苍苍的掌柜，见了东家都要请安问好，逢年遇寿还得跪地磕头。不分男女老少，即使是在襁褓中的娃娃也得如斯夫。
  每年岁底，各号经理去东家那里写账，那套繁礼缛节，犹如臣子面见“天颜”。东家高坐，写账者站立在下。东家问话，写账者回答时必须口称什么爷什么爷。一般经理或是掌柜在东家面前是不能平起平坐的，封建统治十分严重。
  隆祥的经营方式，是以货为主，但不囤积居奇。注重零售兼顾批发。所进商品力求货色齐全新颖。服务对象面向本市各阶层及城乡广大群众。对顾客适当区别，但必须掌握一个原则：主动热情，态度和蔼，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顾客空手出店，被“瞭高”的人员发现，报告给掌柜，营业员就要受到责问。有这样一件事：某次一衣着时髦气宇轩昂的顾客进店后，坐在招待处就喝起茶来，并且吸了几只香烟。营业员问他打算买点什么货？他站起身，沿柜台浏览看货架，不言不语。掌柜见状，便打拱问道：“先生要点啥货？”，这位顾客高傲地瞥了他一眼，说：“就凭你这个‘贼形’（该掌柜身短貌丑章丘睦里村人）我也不要！”掌柜忍着气依旧和蔼地说：“先生：我这个‘贼形’是父母生就，没法改变，再说这于你买东西也无甚关系。你如果不愿意看我，我可以马上离开，别影响先生买货。”说罢，吩咐营业员：“一定要让这位顾客满意而归！”于是挥手离去。由此，可见服务态度之一斑。
  隆祥物资雄厚。储存量大。货仓虽设专人保管，但无库存账簿。入有单据，出无凭证，半年一盘点，有啥货算啥货，长短不管。零售商品更是无人管理，营业员只负责销货，损耗丢失概不负责。所售物品，虽设销货单（号票），但不起作用。业务繁忙时，往往出现问题：交款漏报的，混水摸鱼的屡见不鲜。情节严重者，一经发现解雇了事。这种作法既遭受了损失又伤害了同事。
  零售货场，夜间改作宿舍，大部分从业人员在此搭铺，给个别人造成偷拿之便。隆祥在这方面可谓手续备而不善，制度严而不密，这是它在经营上的一个致命缺点。
  （柴象梓。本县柴家村人，曾在隆祥干过账房，现年老在家。1985年，他与张某为隆祥写店志。此文根据隆祥店志及社会调查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