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前些日子，《退休生活》杂志的记者到我们家来给我和老伴赵兴元拍照片，说是要在杂志封面上发表，同时约我写一写我们老两口47年的婚姻生活。虽然我不大会写文章，可经不住记者的劝说，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说老实话，我只不过是个参加革命挺晚的小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可说可写的。倒是我老伴赵兴元，1939年14岁时参加八路军，第二年入党，参军后从战士做起，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先后九次负伤，立过两次特等功、六次大功、先后被团里、省军区授予“模范共产党员”、“战斗模范”、“全面功臣”等光荣称号，1950年还当上了“全国战斗英雄”，出席了全国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后来中央军委还授予他“文武双全的全国英模”称号。由于工作的需要，兴元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我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还先后当上了党的中央侯补委员、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退下来后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对人民的贡献可比我大得多，所以，我觉得把兴元介绍给广大老年朋友，还算可以。 还是把话头拉回来说说我和兴元是怎么认识、相爱、成家的吧。
老年朋友都有体会，咱们这一代人的婚姻可没有现在小青年恋爱时那么浪漫。尤其像我和兴元这种军人出身的，从恋爱到结婚的过程就更简单了。那是1950年兴元调到中南军区党建班学习并兼任副大队长时，因病住进了武汉陆军医院。由于组织上十分关心他的个人生活问题，便通过医院领导帮他在医院人员中物色对象。结果，选中了我。我俩通过不长时间的相处和了解，觉得我们既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又愿意相互帮助、相互鼓励、相互爱护，共同在一起生活。所以，便向组织申请结婚，组织上认为合适便很快批准了。就这样，在1951年1月19日，我和兴元举行了婚礼。说是婚礼，其实不过是双方领导和几个知近朋友前来祝贺，尔后吃一顿比平时略为丰盛一些的饭菜而已。尽管婚礼很简单，没花什么钱操办，但那热烈而庄重的气氛让我终生难忘。领导的祝福、战友亲朋的祝贺，是那样亲切、诚势，我们心里真是充满了幸福。
我们结婚三天便各自回到了工作岗位。没过多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们虽然结婚才一个来月，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双双报名要求参战。到了朝鲜战场，我和兴元就天各一方了，相距几百里地，只有赶上缓战休整时，“牛郎”和“织女”才有机会借单位汽车的光相见几天，尔后，又赶紧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
我和兴元有了儿子以后，既让我们高兴、快乐，又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孩子的尿布湿了，我只有拿到冰冷的河水中去洗，结果，我的两条手臂得了风湿病，很是痛苦。但当时战争环境下医疗条件很差，对风湿病束手无策，只好抽空到山上去拾些柴草回来烧水，用热水和热气来熏洗手臂，算是治疗了。还别说，这方法也还管点儿用，一经熏洗立时就感到舒服了不少。
兴元的处境也不比我强。他们是战斗部队，日夜驻守在大山下挖成的地道里。那地道真潮啊，洞壁上渗出的水不停地从洞中向洞外流着。在这种环境下，很多战士都得了关节炎。他们盼着上级命令出击，因为出击时就可以从地道里出来了，既可吹吹浑身的潮气，又可以晒晒太阳。
为了纪念这段艰苦的生活，我们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叫“远征”，期望以后孩子长大了不要忘记他也“参加”了抗美援朝呢！
1953年8月1日，战争终于结束了，美国人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我和兴元也先后返回了祖国，他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学习生活；我则考上了南京药学院本科。那时的学习生活很紧张、很正规，我和兴元都分别住在自己学校的集体宿舍。一岁多的孩子则租了一间民房请了个保姆帮助带。我们三口人每周六团聚一次，但要遇上考试复习阶段就不行了，半个月能聚一次就算不错了。经过一番苦苦的奋斗，1958年我和兴元双双拿到了毕业证书。我们真是高兴啊！
毕业后，兴元回到了东北原部队，我则留校当了教员。又过了三年，经组织上帮助，我们总算解决了一南一北的两地生活，我也调到了东北的锦州。但兴元在义县，他只有到军部开会时（军部在锦州）才能回家看看。
长期的两地生活，有苦有累也有收获。
说苦和累，仅举一例便可：我们在有儿子以后，先后又有了两个女儿。每逢生育前，什么小孩衣服、尿布、被褥啊，一切准备工作都得自己来；到了临产去医院和产后出院回家，也得自己张罗，每次都是自己抱上婴儿，从街上叫一辆三轮车回家。我不从兴元部队要车，我想，一般市民百姓生孩子可以不用小汽车接回家，我也应该一样，自己能办的就决不去麻烦组织上。就是兴元，因为他是军人，部队上的事情繁忙，所以我也不牵扯他的精力，也算是一个军人家属对军队的支援吧。
兴元对此颇感歉疚，但他也感到自豪。他觉得我从不为难他，从不麻烦组织，是他可以为骄傲的，他的老伴和孩子没给他丢脸，为了还我的这份情，他也尽量在有空儿回家时帮我做点儿什么，或是多和我与孩子们说说话儿，从感情上多关心关心我们。有时候，全家人聚一起时，孩子们便故意问兴元是否知道他们的生日。每到此时，兴元便窘得张口结舌，答不出来。于是，全家人便哈哈大笑一场。其实，也不光兴元答不出来，那个年代的军人家庭中，有几个当爸爸的能说清楚自己儿女的生日呢？
后来，兴元在黑龙江省军区工作时，我们俩上班是走一个方向的。特别是三九严寒时节，大街上真冷啊。可是每天早晨我都是先出家门去挤公共汽车或赶单位的通勤车，从不沾兴元的光，坐他的小汽车。我觉得，沾这个光不体面。
我说的这些都是我替兴元着想，严格要求自己的事。其实，兴元也是非常关心我的，只不过因为忙于部队上的事，为国为公不得不舍下“小家”罢了。到了我和他都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兴元曾深情地对我说：“过去我们这个家庭都是由你一个人操劳费心，你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如今，我也退下来了，社会上的事也不多了，该我照顾照顾你了，何况你还有慢性病”。他说到了也做到了。不说平时帮我照料家务，就是前年夏天我得病卧床那两个月吧，全靠兴元无微不至的照顾了。不然，我那场病也好不了那么快。
现在，一早一晚，我俩就一块去公园锻炼身体，和当地群众同乐、交朋友。此时，没有了司令、将军，也分不出谁是官谁是民，大家都一样，真正是“平等”了。这又是一种新的乐趣，新的生活。我和兴元都感受到了一种过去几十年所没有的放松与舒畅。
我和兴元到二00一年时，将庆祝金婚。我们愿意同现在通过《退休生活》杂志相识的老年朋友们相约：到那一天，我们再通过《退休生活》杂志相会！为此，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健康长寿吧！
说老实话，我只不过是个参加革命挺晚的小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可说可写的。倒是我老伴赵兴元，1939年14岁时参加八路军，第二年入党，参军后从战士做起，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先后九次负伤，立过两次特等功、六次大功、先后被团里、省军区授予“模范共产党员”、“战斗模范”、“全面功臣”等光荣称号，1950年还当上了“全国战斗英雄”，出席了全国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后来中央军委还授予他“文武双全的全国英模”称号。由于工作的需要，兴元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我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还先后当上了党的中央侯补委员、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退下来后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对人民的贡献可比我大得多，所以，我觉得把兴元介绍给广大老年朋友，还算可以。 还是把话头拉回来说说我和兴元是怎么认识、相爱、成家的吧。
老年朋友都有体会，咱们这一代人的婚姻可没有现在小青年恋爱时那么浪漫。尤其像我和兴元这种军人出身的，从恋爱到结婚的过程就更简单了。那是1950年兴元调到中南军区党建班学习并兼任副大队长时，因病住进了武汉陆军医院。由于组织上十分关心他的个人生活问题，便通过医院领导帮他在医院人员中物色对象。结果，选中了我。我俩通过不长时间的相处和了解，觉得我们既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又愿意相互帮助、相互鼓励、相互爱护，共同在一起生活。所以，便向组织申请结婚，组织上认为合适便很快批准了。就这样，在1951年1月19日，我和兴元举行了婚礼。说是婚礼，其实不过是双方领导和几个知近朋友前来祝贺，尔后吃一顿比平时略为丰盛一些的饭菜而已。尽管婚礼很简单，没花什么钱操办，但那热烈而庄重的气氛让我终生难忘。领导的祝福、战友亲朋的祝贺，是那样亲切、诚势，我们心里真是充满了幸福。
我们结婚三天便各自回到了工作岗位。没过多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们虽然结婚才一个来月，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双双报名要求参战。到了朝鲜战场，我和兴元就天各一方了，相距几百里地，只有赶上缓战休整时，“牛郎”和“织女”才有机会借单位汽车的光相见几天，尔后，又赶紧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
我和兴元有了儿子以后，既让我们高兴、快乐，又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孩子的尿布湿了，我只有拿到冰冷的河水中去洗，结果，我的两条手臂得了风湿病，很是痛苦。但当时战争环境下医疗条件很差，对风湿病束手无策，只好抽空到山上去拾些柴草回来烧水，用热水和热气来熏洗手臂，算是治疗了。还别说，这方法也还管点儿用，一经熏洗立时就感到舒服了不少。
兴元的处境也不比我强。他们是战斗部队，日夜驻守在大山下挖成的地道里。那地道真潮啊，洞壁上渗出的水不停地从洞中向洞外流着。在这种环境下，很多战士都得了关节炎。他们盼着上级命令出击，因为出击时就可以从地道里出来了，既可吹吹浑身的潮气，又可以晒晒太阳。
为了纪念这段艰苦的生活，我们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叫“远征”，期望以后孩子长大了不要忘记他也“参加”了抗美援朝呢！
1953年8月1日，战争终于结束了，美国人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我和兴元也先后返回了祖国，他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学习生活；我则考上了南京药学院本科。那时的学习生活很紧张、很正规，我和兴元都分别住在自己学校的集体宿舍。一岁多的孩子则租了一间民房请了个保姆帮助带。我们三口人每周六团聚一次，但要遇上考试复习阶段就不行了，半个月能聚一次就算不错了。经过一番苦苦的奋斗，1958年我和兴元双双拿到了毕业证书。我们真是高兴啊！
毕业后，兴元回到了东北原部队，我则留校当了教员。又过了三年，经组织上帮助，我们总算解决了一南一北的两地生活，我也调到了东北的锦州。但兴元在义县，他只有到军部开会时（军部在锦州）才能回家看看。
长期的两地生活，有苦有累也有收获。
说苦和累，仅举一例便可：我们在有儿子以后，先后又有了两个女儿。每逢生育前，什么小孩衣服、尿布、被褥啊，一切准备工作都得自己来；到了临产去医院和产后出院回家，也得自己张罗，每次都是自己抱上婴儿，从街上叫一辆三轮车回家。我不从兴元部队要车，我想，一般市民百姓生孩子可以不用小汽车接回家，我也应该一样，自己能办的就决不去麻烦组织上。就是兴元，因为他是军人，部队上的事情繁忙，所以我也不牵扯他的精力，也算是一个军人家属对军队的支援吧。
兴元对此颇感歉疚，但他也感到自豪。他觉得我从不为难他，从不麻烦组织，是他可以为骄傲的，他的老伴和孩子没给他丢脸，为了还我的这份情，他也尽量在有空儿回家时帮我做点儿什么，或是多和我与孩子们说说话儿，从感情上多关心关心我们。有时候，全家人聚一起时，孩子们便故意问兴元是否知道他们的生日。每到此时，兴元便窘得张口结舌，答不出来。于是，全家人便哈哈大笑一场。其实，也不光兴元答不出来，那个年代的军人家庭中，有几个当爸爸的能说清楚自己儿女的生日呢？
后来，兴元在黑龙江省军区工作时，我们俩上班是走一个方向的。特别是三九严寒时节，大街上真冷啊。可是每天早晨我都是先出家门去挤公共汽车或赶单位的通勤车，从不沾兴元的光，坐他的小汽车。我觉得，沾这个光不体面。
我说的这些都是我替兴元着想，严格要求自己的事。其实，兴元也是非常关心我的，只不过因为忙于部队上的事，为国为公不得不舍下“小家”罢了。到了我和他都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兴元曾深情地对我说：“过去我们这个家庭都是由你一个人操劳费心，你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如今，我也退下来了，社会上的事也不多了，该我照顾照顾你了，何况你还有慢性病”。他说到了也做到了。不说平时帮我照料家务，就是前年夏天我得病卧床那两个月吧，全靠兴元无微不至的照顾了。不然，我那场病也好不了那么快。
现在，一早一晚，我俩就一块去公园锻炼身体，和当地群众同乐、交朋友。此时，没有了司令、将军，也分不出谁是官谁是民，大家都一样，真正是“平等”了。这又是一种新的乐趣，新的生活。我和兴元都感受到了一种过去几十年所没有的放松与舒畅。
我和兴元到二00一年时，将庆祝金婚。我们愿意同现在通过《退休生活》杂志相识的老年朋友们相约：到那一天，我们再通过《退休生活》杂志相会！为此，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健康长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