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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36年9月入党，后任支书。1937年10月随校南迁至济宁市。11月省委秘书长景晓村派我与张北华同志去泰西地区组织游击队。1938年1月1日起义于泰安县张夏镇，叫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活跃在蟠龙山地区。
一、创建修械所
我是自卫团的后勤部长，当时我们这支部队，利用凤凰山蟠龙山的险要地形和便于隐蔽的特点，先后建立了规模不等的修械所和炸弹所，坚持在这里战斗了很长时间，它是冀鲁豫军事工业发展的雏型。在这一地区还有平阿山区和大峰山区，我们的队伍正是利用这里的自然条件，在分割封锁和包围中坚持战斗的。
1938年，在这里的部队人数约二千余人，而枪不到一千支，子弹不足三万颗。每支枪只有二、三粒子弹。为了蒙骗敌人，我们的战士采取兵不厌诈的战术，战士们在空子弹带里装上高梁。那千把支枪数量不多却种类繁多，有土枪、德国佬、汉阳造，可谓“万国造”。这在边区的地方武装是很普遍的现象。
武器缺少，子弹难以补充，因此上级领导非常重视武器的维修与军工建设。
“爱枪如爱命，修枪如治病”。这是当时战士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修理枪支成了当务之急。肥城的张×德、泰安的蔡洪雨、梁立诚等同志，主动要求修理武器。他们都是农村纺织手工业工人，经常与这些落后武器打交道，有熟练的技术，他们连自己的工具挑子也挑来了。自卫团随军修械所就于1938年4月在肥城成立了。
二、制造手榴弹
修械所成立后，虽然只有两付担子的简陋工具，但他们却忙得不亦乐乎，修枪任务应接不暇。我们的武器外形是威武的，但毛病太多，抓子钩、电子簧、撞针等零部件容易损坏，这些在战场上是不允许的。这个修械所到1939年已有20人，于是成立了军械股，股长张行法和崔子明，他俩是同狱难友，又都是铁路工人，早期的共产党员。他们在修枪之外，还于1938年4月监造了千把鬼头刀，武装了空手的游击队员，提高了军威和士气。“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是名不虚传的。他们还参加了对万德和黑龙泉等地的铁路桥堤大爆破。我们也参与了这个部队与日寇的遭遇战，我们割下了日本小队长的头，提着到肥城开了庆祝会，对敌人的震动很大，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他们还利用修枪的机会协助领导完成了生擒叛军警卫营长的任务。所以这个组织即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这就是军工队伍的雏形。
我们的军工事业，是根据地战争的需要，是本着取之于敌、自力更生的原则进行的。有支歌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是事实，但不是全部。敌人送来的枪，因为战争只有枪没有子弹了，或有很少的弹药，也是不够用的，非自力更生不可。我们对武器的生产是本着节约与开发并举的原则，修武器就是节约的体现，我们教育战士要爱惜弹药和保养武器。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第二步建设了手榴弹厂。毛主席总结了抗日战争的一个规律，即“小米加步枪”，的确没有提手榴弹，我体会是文字的简略，是一定会包括手榴弹的。“小米步枪手榴弹，战胜敌人操胜算”。当时手榴弹在战场上是起主导作用的。它适于近战，又有火力集中的优点，同时它又是比较好的防身武器。当时，我们手榴弹很少，只要身上有枚手榴弹，就会感到踏实。当时有这样一句顺口溜：“手榴弹是个宝，革命军人少不了。鬼子头上开了花呀，革命军人笑哈哈”。
1939年夏，我们就在凤凰山北的葛家台，创建了第一座手榴弹工厂，当年就出了产品。这里群众基础好，又有过去防乱的地洞，当地就有会铸铁锅的，还有木工。这个厂坚持到1942年太西变质后，才转移到黄河西，后进入黄河区打游击，从此也学会了应付敌人的战略战术。真是“游击工厂走山川”。
造手榴弹一般说来是比较容易的。百分之八十的原料和技术可以从农村就地取材，没有白药，我们用代用品。说来也巧，地下党介绍济南兵工厂的火药工人刘光田同志，于1939年到解放区来。根据他的意见买了水银、硝酸等造出了白药，这是边区第一家造出白药的工厂。所有这些是与兵团司令员张国华、段君毅、刘月、何克等同志的亲自领导和支持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鲁西平原区的范筑先部队第十支队也在冠县建起了手榴弹工厂。1939年115师进鲁西后，独立旅后勤部的吴机章同志在微山县东平湖一带也建设起了综合性的兵工厂。
三、制造迫击炮弹
在冀鲁豫地区，教三旅二八军分区的兵工建设比较突出，它是在鲁西军区（独立旅）后勤部所属金山兵工厂的基础上发展成的三个专业性所的：一所以修造枪炮武器为主，二所以造手榴弹为主，1944年试制七三炮弹成功，这在当时就是重型武器。
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后，两个所级干部投敌叛变。军分区决定由分区组织科长范阳春和我（供给处长）去后勤处整顿。我们首先调整干部，加强领导，总结经验，表彰先进，进行正面教育，安定指战员的情绪。利用一个要惩处的干部作典型，召开全处大会。范政委主持会议，我们两个都讲了话。提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残酷环境即将过去。反攻阶段即将来到。在这个阶段，敌人必然作垂死挣扎，他们的手段是卑鄙毒辣的，他们千方百计瓦解我们的队伍，腐蚀我们队伍中的某些意志薄弱者，他们还会用大扫荡的办法来对付我们，我们要提高警惕。如“九·二七”大扫荡，我们就给以有力反击，尤其是曾思玉司令员的甘草堆战斗，给敌人沉重的打击，这说明我们力量的强大。我们必须有必胜的信心。少数意志薄弱者或失足或投敌，也不必大惊小怪。他们将来会后悔的。经过反复地做细致的工作，指战员的情绪大为改观，明确了生产方向。二所在技术上改进了手榴弹，改进后的手榴弹，弹片由过去的30多片增加到60多片，大大地提高了杀伤力。
一所的整顿是张受益与赵连诚到厂后开展的。他们首先完成了九二炮的完善化，这是在迫击炮的技术上改进的。1943年春经试射后投入批量生产。
由一所试制的几种新武器，一是攻城用的云梯，是用三根毛竹捆成双杆式梯身。二是利用汽车轴承，结成三轮车架，弄上舵盘、车架、棚盖、可容两三个人的土坦克。制成后司令部的李觉同志用步枪射击，没穿透。
成立炮弹生产所，由越慕三、齐新华同志负责，技术力量从一、二所抽调，于1942年成立。我去学习后，由朱荩卿、赵×樵同志管后勤处工作。司令员曾思玉等同志对此项工作直接领导，也是重大问题的决策者。在前后方掀起的武器研究的热潮中，司令部一位领导同志就是为研究弹筒不幸牺牲的。后勤政委范阳春同志是一位红军老干部，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热爱技术，重视知识分子。当时军区对有成就的技术工人的政策是很感动人的。如赵连诚好吸大烟，军区就批准给定量烟土，当然是为了让他逐步戒烟。这比严令戒烟更有效。
四、改进七五三山炮弹
抗日战争结束后，军事工业的发展方向，逐步向高度集中，军民结合、和战结合的方向发展。
冀鲁豫军工部的成立，标志着军工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军工部是在后勤部有关科室的基础上组建的，由我和徐剑平等主持工作。政治部主任由黄凤采担任，钟仁辉任总支书记，胡兆荣等组成供销科。并成立了炸弹总厂，重点工作是改进七五三山炮弹。
军工部于1945年9月成立后，我们便放手大干起来。技师盖亮与杜茂合作，还设计了九二式炮。另外，为了加强军民团结，兵工与民用结合，我们还设计制造了单轮双铧犁、水车等。经推广非常成功。在1946年4月的邯郸会议上，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
五、军工厂大搬迁
1946年2月，军区决定兵工部撤销，炮弹厂上调大军区，迁移太行山，其他工厂归经济部工业组领导，全部转向和平生产。在三厂转移时出现了火药库爆炸事故，军民死亡十余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故，多年来我是念念未忘。1984年，我曾访问范县及高菜园等过去多年活动过的地方，在金堤上了望散布在黄河滩上的各个村庄，今昔对比，触景生情，曾赋诗一首：
故地重游心潮翻，
黄患一去不复返。
金堤雄姿拦巨浪，
沙丘妩媚绣花毯。
多情难忘田柳寺，
忠魂不见新家园。
三十年前旧战场，
石油泉涌米粮川。
兵工部的转移工作结束后，我去经济部报到。这年七月去济宁市，以经济部工业组的名义指导工作。第一次来济宁是地下秘密活动，这次是以胜利者的身份来的，工作有信心。与剑平、可章同志确定了济华铁厂的方向是和战结合。火柴厂、面粉厂公私合营恢复生产。我还当了火柴厂的监事长，也没对这厂多管，把主要精力用在考虑战争问题上。有机会与杨昆代参谋长、杨勇司令员接触多了些。
战火逼近济宁市，我主动请来杨勇同志，经商定，工厂要外迁，沿运河北上；兵工厂全部、火柴厂机器三分之一及全部物料迁移；面粉厂机器搬不动，全部毁掉，这些建议是我提出的，杨司令员及司令部批准了，并限期当天搬完。我与徐剑平、袁可章、高文甫等同志开紧急会议布置行动，检查落实，我是最后一个下船，这时东方已经开火。
为能到敌占区进城购物件，就委托一位可靠的老师杨延荣开了一个肥皂厂作掩护，作为我们的落脚点。当时给了杨老师十两黄金作本钱，干得不错，一年不到就增长了不少。可惜解放后三反时被没收了。
这次大搬迁是解放战争开始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九十只船，上千辆大车，连续转移近半年，才在临清周围安定下来，实际也是最后一次的游击战工厂的活动。
六、组建工业处
1946年10月，为了加强兵工生产，组织了兵工部，由张明、徐剑平同志负责，可惜时间不长，大约三个月就结束了。济宁工厂生产迫击炮弹，困难很大，但由于执行了军民结合的政策，没有转来转去。又加袁可章、陈平等同志对迫击炮弹熟悉，在行军搬迁过程中半年时间就生产出数量可观的炮弹。华丰一厂是在原基础上生产九二式炮，速度也快，年底试射。炮本身无问题，只因新三厂生产的炮弹出现炸口，我们检查后没有追究责任，同志们才安心。
1947年已进入全面大反攻，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根据地尤其中，心区已无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了由行署领导的工业处，由我和张明负责行政工作，高文甫、徐剑平是监委。下属四个兵工厂，一厂生产九二式炮弹，和其他修制任务，二厂生产迫击炮弹，三厂生产九二式炮弹，四厂普通修理。还有火柴、纺织、化学等四个民用军需性工厂。从工业角度说，已形成了和战结合、军需民用的综合性企业，而工业处即是工厂企业的经营部门，又是行署的工业管理部门。而工厂本身仍是专业性工厂。
七、试弹与大辩论
1947年是紧张的一年，工作任务繁重的一年，也是经受考验的一年。
这一年，我们抓住迫击炮作为重点，厂负责人是袁可章同志，他领导有方，工作开展顺利。不到三个月达到预计的水平。这与争取领导支持是分不开的。大军区兵二部对此工作也很支持。兵工部于1947年4、5月召开了杜绝迫击炮弹炸膛的会议，这是一个专门会议，内容很丰富，还陈列了几个炮弹实例，给我们教育很深。我和袁可章、许冠英都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并不因我们没有这类问题而自满。大家认识到，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技术水平低，基础管理不强。类似哑火、次品比例是不小的。我们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经领导审查生产计划，杨立三和滕代远两位首长在我汇报后亲自批准拨给二十万斤小米的生产费用。
开会回来，传来炸炮的消息，我们震动很大，特派袁可章、徐剑平去检查分析，结果不是炮弹的原因，才稍放心。行署领导又请炮兵司令张维翰同志来小郭寨试炮，本要求打一百发，结果打了七发就下结论说：“无有炸炮迹象。有一发哑火，属一般事故。”提起张司令大家都啧啧称赞。张司令于1978年去世，我曾致以悼词：“质量失调情可恕，是非不清仇者快。七发试射见忠诚，消除误会真相白”。
试射后又传来库存弹有问题，我带引信班长赵××去后勤部仓库试射。500发有300发是修理品，次品多，超过规定数，200发新弹合格不能算事故。两种计算法是统算略有超过，为此有争论，提到整党会评议。
为加强经营管理，克服供给制不计成本的办法，召开了一个星期的辩论会。张品修同志是中心发言人，列举了大量数字，说明我们的产品质量不高，数量不多所形成的浪费，提出改善工业管理与财务经营管理办法，当然也涉及领导作风问题，是很中要害的。但有的同志不赞成，说太琐碎，是形式逻辑，不是辩证法。我们对此作了否定，并以张品修同志的发言为基础，形成决议执行，继而制定评功摆好、表彰英模的办法。
从这次大辩论中，也发现一些消极因素，政治干部与技术干部，由于有不同的习惯作风，管人管物分离较久，互不理解，实际上主张辩证法的同志本身还不了解什么是辩证法，更不了解两者的关系。
八、百花丛中幽香在
土改整党前后，在政治思想、组织政策方面的问题就更突出。如对待落后群众的政策，提出了“控制落后，加重组织处理”的口号。赵连诚因生活作风不检点而下放班组劳动，赵振荣司务长是较老的党员，曾响应党的参军号召，还当过新兵连长，因请假越期被定为无组织无纪律，开除党籍。1958年该同志重新入党。还有干部关系方面，也提出了所谓“军队于部”、“政府干部”、“外来干部”，形成了宗派主义的严重问题，并提出“以斗争求团结”的理论，不仅不能团结，反而增加隔阂。有的干部因不理解而自杀，这是整党前的表现。整党中就更加严重了，要清查地富分子。地富思想是反党的，应进行教育是正确的，但地富出身的不能入党，有地富思想的要组织处罚，此风一长，过去那些运用矛盾论找矛盾，实际是制造矛盾的人，也因矛盾不解而苦恼。有的因批评过党组书记，成了与党闹对立，是属于反党性质的问题，因为书记是党的代表和化身，只能建议不能批评指责。这确实是新理论，为此有几位同志被开除党籍，有的留党察看，书记高文甫同志自杀。1948年毛主席发表了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给予甄别，实际上留了尾巴，如对整党态度不好呀，名位思想呀等。不管如何，是解决了一些，而高文甫同志的问题就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孙照寰同志是清楚的。“文革”前与“文革”后，我们都讨论过。承认当时是糊涂的，胡曾写过一首《糊涂赋》，在他逝世时作为悼词：
糊涂难得随机在，
可憎可怜复可爱。
只知忠贞忘糊涂，
无心欠下政治债。
古今忠直唱大风，
百花丛中幽香在。
冀鲁豫地区四个工厂上太行山，整党中间一、二、三厂为迅速上山，没参加整党。二厂中途改为铁路修造厂落户邯郸。四个重型兵工厂上调，两个炸弹厂上交。从此冀鲁豫地区没有兵工任务。
九、并非多余的话
冀鲁豫地区的兵工事业，是从1938年开始，到1949结束，经历了十二年的漫长岁月，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发展壮大起来。其生产能力和指战员（职工）数已具相当规模。大小工厂30多个，人员3380人，行署工业处直辖的八个工厂占总人数的50％（其中纺织、火柴、军需民用工厂有600人），此外还有被服、鞋袜、卷烟、印刷等工厂没有统计。粗略推算，累计产品：手榴弹1000万发10个厂，400个职工），迫击炮弹近2万发，九二式炮弹3000发，复装子弹年产1000万发，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6—1947年七五三山炮弹6000发），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为建设新中国也增加了一份力量。
（根据程重远同志回忆录整理，大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一、创建修械所
我是自卫团的后勤部长，当时我们这支部队，利用凤凰山蟠龙山的险要地形和便于隐蔽的特点，先后建立了规模不等的修械所和炸弹所，坚持在这里战斗了很长时间，它是冀鲁豫军事工业发展的雏型。在这一地区还有平阿山区和大峰山区，我们的队伍正是利用这里的自然条件，在分割封锁和包围中坚持战斗的。
1938年，在这里的部队人数约二千余人，而枪不到一千支，子弹不足三万颗。每支枪只有二、三粒子弹。为了蒙骗敌人，我们的战士采取兵不厌诈的战术，战士们在空子弹带里装上高梁。那千把支枪数量不多却种类繁多，有土枪、德国佬、汉阳造，可谓“万国造”。这在边区的地方武装是很普遍的现象。
武器缺少，子弹难以补充，因此上级领导非常重视武器的维修与军工建设。
“爱枪如爱命，修枪如治病”。这是当时战士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修理枪支成了当务之急。肥城的张×德、泰安的蔡洪雨、梁立诚等同志，主动要求修理武器。他们都是农村纺织手工业工人，经常与这些落后武器打交道，有熟练的技术，他们连自己的工具挑子也挑来了。自卫团随军修械所就于1938年4月在肥城成立了。
二、制造手榴弹
修械所成立后，虽然只有两付担子的简陋工具，但他们却忙得不亦乐乎，修枪任务应接不暇。我们的武器外形是威武的，但毛病太多，抓子钩、电子簧、撞针等零部件容易损坏，这些在战场上是不允许的。这个修械所到1939年已有20人，于是成立了军械股，股长张行法和崔子明，他俩是同狱难友，又都是铁路工人，早期的共产党员。他们在修枪之外，还于1938年4月监造了千把鬼头刀，武装了空手的游击队员，提高了军威和士气。“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是名不虚传的。他们还参加了对万德和黑龙泉等地的铁路桥堤大爆破。我们也参与了这个部队与日寇的遭遇战，我们割下了日本小队长的头，提着到肥城开了庆祝会，对敌人的震动很大，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他们还利用修枪的机会协助领导完成了生擒叛军警卫营长的任务。所以这个组织即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这就是军工队伍的雏形。
我们的军工事业，是根据地战争的需要，是本着取之于敌、自力更生的原则进行的。有支歌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是事实，但不是全部。敌人送来的枪，因为战争只有枪没有子弹了，或有很少的弹药，也是不够用的，非自力更生不可。我们对武器的生产是本着节约与开发并举的原则，修武器就是节约的体现，我们教育战士要爱惜弹药和保养武器。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第二步建设了手榴弹厂。毛主席总结了抗日战争的一个规律，即“小米加步枪”，的确没有提手榴弹，我体会是文字的简略，是一定会包括手榴弹的。“小米步枪手榴弹，战胜敌人操胜算”。当时手榴弹在战场上是起主导作用的。它适于近战，又有火力集中的优点，同时它又是比较好的防身武器。当时，我们手榴弹很少，只要身上有枚手榴弹，就会感到踏实。当时有这样一句顺口溜：“手榴弹是个宝，革命军人少不了。鬼子头上开了花呀，革命军人笑哈哈”。
1939年夏，我们就在凤凰山北的葛家台，创建了第一座手榴弹工厂，当年就出了产品。这里群众基础好，又有过去防乱的地洞，当地就有会铸铁锅的，还有木工。这个厂坚持到1942年太西变质后，才转移到黄河西，后进入黄河区打游击，从此也学会了应付敌人的战略战术。真是“游击工厂走山川”。
造手榴弹一般说来是比较容易的。百分之八十的原料和技术可以从农村就地取材，没有白药，我们用代用品。说来也巧，地下党介绍济南兵工厂的火药工人刘光田同志，于1939年到解放区来。根据他的意见买了水银、硝酸等造出了白药，这是边区第一家造出白药的工厂。所有这些是与兵团司令员张国华、段君毅、刘月、何克等同志的亲自领导和支持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鲁西平原区的范筑先部队第十支队也在冠县建起了手榴弹工厂。1939年115师进鲁西后，独立旅后勤部的吴机章同志在微山县东平湖一带也建设起了综合性的兵工厂。
三、制造迫击炮弹
在冀鲁豫地区，教三旅二八军分区的兵工建设比较突出，它是在鲁西军区（独立旅）后勤部所属金山兵工厂的基础上发展成的三个专业性所的：一所以修造枪炮武器为主，二所以造手榴弹为主，1944年试制七三炮弹成功，这在当时就是重型武器。
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后，两个所级干部投敌叛变。军分区决定由分区组织科长范阳春和我（供给处长）去后勤处整顿。我们首先调整干部，加强领导，总结经验，表彰先进，进行正面教育，安定指战员的情绪。利用一个要惩处的干部作典型，召开全处大会。范政委主持会议，我们两个都讲了话。提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残酷环境即将过去。反攻阶段即将来到。在这个阶段，敌人必然作垂死挣扎，他们的手段是卑鄙毒辣的，他们千方百计瓦解我们的队伍，腐蚀我们队伍中的某些意志薄弱者，他们还会用大扫荡的办法来对付我们，我们要提高警惕。如“九·二七”大扫荡，我们就给以有力反击，尤其是曾思玉司令员的甘草堆战斗，给敌人沉重的打击，这说明我们力量的强大。我们必须有必胜的信心。少数意志薄弱者或失足或投敌，也不必大惊小怪。他们将来会后悔的。经过反复地做细致的工作，指战员的情绪大为改观，明确了生产方向。二所在技术上改进了手榴弹，改进后的手榴弹，弹片由过去的30多片增加到60多片，大大地提高了杀伤力。
一所的整顿是张受益与赵连诚到厂后开展的。他们首先完成了九二炮的完善化，这是在迫击炮的技术上改进的。1943年春经试射后投入批量生产。
由一所试制的几种新武器，一是攻城用的云梯，是用三根毛竹捆成双杆式梯身。二是利用汽车轴承，结成三轮车架，弄上舵盘、车架、棚盖、可容两三个人的土坦克。制成后司令部的李觉同志用步枪射击，没穿透。
成立炮弹生产所，由越慕三、齐新华同志负责，技术力量从一、二所抽调，于1942年成立。我去学习后，由朱荩卿、赵×樵同志管后勤处工作。司令员曾思玉等同志对此项工作直接领导，也是重大问题的决策者。在前后方掀起的武器研究的热潮中，司令部一位领导同志就是为研究弹筒不幸牺牲的。后勤政委范阳春同志是一位红军老干部，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热爱技术，重视知识分子。当时军区对有成就的技术工人的政策是很感动人的。如赵连诚好吸大烟，军区就批准给定量烟土，当然是为了让他逐步戒烟。这比严令戒烟更有效。
四、改进七五三山炮弹
抗日战争结束后，军事工业的发展方向，逐步向高度集中，军民结合、和战结合的方向发展。
冀鲁豫军工部的成立，标志着军工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军工部是在后勤部有关科室的基础上组建的，由我和徐剑平等主持工作。政治部主任由黄凤采担任，钟仁辉任总支书记，胡兆荣等组成供销科。并成立了炸弹总厂，重点工作是改进七五三山炮弹。
军工部于1945年9月成立后，我们便放手大干起来。技师盖亮与杜茂合作，还设计了九二式炮。另外，为了加强军民团结，兵工与民用结合，我们还设计制造了单轮双铧犁、水车等。经推广非常成功。在1946年4月的邯郸会议上，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
五、军工厂大搬迁
1946年2月，军区决定兵工部撤销，炮弹厂上调大军区，迁移太行山，其他工厂归经济部工业组领导，全部转向和平生产。在三厂转移时出现了火药库爆炸事故，军民死亡十余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故，多年来我是念念未忘。1984年，我曾访问范县及高菜园等过去多年活动过的地方，在金堤上了望散布在黄河滩上的各个村庄，今昔对比，触景生情，曾赋诗一首：
故地重游心潮翻，
黄患一去不复返。
金堤雄姿拦巨浪，
沙丘妩媚绣花毯。
多情难忘田柳寺，
忠魂不见新家园。
三十年前旧战场，
石油泉涌米粮川。
兵工部的转移工作结束后，我去经济部报到。这年七月去济宁市，以经济部工业组的名义指导工作。第一次来济宁是地下秘密活动，这次是以胜利者的身份来的，工作有信心。与剑平、可章同志确定了济华铁厂的方向是和战结合。火柴厂、面粉厂公私合营恢复生产。我还当了火柴厂的监事长，也没对这厂多管，把主要精力用在考虑战争问题上。有机会与杨昆代参谋长、杨勇司令员接触多了些。
战火逼近济宁市，我主动请来杨勇同志，经商定，工厂要外迁，沿运河北上；兵工厂全部、火柴厂机器三分之一及全部物料迁移；面粉厂机器搬不动，全部毁掉，这些建议是我提出的，杨司令员及司令部批准了，并限期当天搬完。我与徐剑平、袁可章、高文甫等同志开紧急会议布置行动，检查落实，我是最后一个下船，这时东方已经开火。
为能到敌占区进城购物件，就委托一位可靠的老师杨延荣开了一个肥皂厂作掩护，作为我们的落脚点。当时给了杨老师十两黄金作本钱，干得不错，一年不到就增长了不少。可惜解放后三反时被没收了。
这次大搬迁是解放战争开始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九十只船，上千辆大车，连续转移近半年，才在临清周围安定下来，实际也是最后一次的游击战工厂的活动。
六、组建工业处
1946年10月，为了加强兵工生产，组织了兵工部，由张明、徐剑平同志负责，可惜时间不长，大约三个月就结束了。济宁工厂生产迫击炮弹，困难很大，但由于执行了军民结合的政策，没有转来转去。又加袁可章、陈平等同志对迫击炮弹熟悉，在行军搬迁过程中半年时间就生产出数量可观的炮弹。华丰一厂是在原基础上生产九二式炮，速度也快，年底试射。炮本身无问题，只因新三厂生产的炮弹出现炸口，我们检查后没有追究责任，同志们才安心。
1947年已进入全面大反攻，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根据地尤其中，心区已无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了由行署领导的工业处，由我和张明负责行政工作，高文甫、徐剑平是监委。下属四个兵工厂，一厂生产九二式炮弹，和其他修制任务，二厂生产迫击炮弹，三厂生产九二式炮弹，四厂普通修理。还有火柴、纺织、化学等四个民用军需性工厂。从工业角度说，已形成了和战结合、军需民用的综合性企业，而工业处即是工厂企业的经营部门，又是行署的工业管理部门。而工厂本身仍是专业性工厂。
七、试弹与大辩论
1947年是紧张的一年，工作任务繁重的一年，也是经受考验的一年。
这一年，我们抓住迫击炮作为重点，厂负责人是袁可章同志，他领导有方，工作开展顺利。不到三个月达到预计的水平。这与争取领导支持是分不开的。大军区兵二部对此工作也很支持。兵工部于1947年4、5月召开了杜绝迫击炮弹炸膛的会议，这是一个专门会议，内容很丰富，还陈列了几个炮弹实例，给我们教育很深。我和袁可章、许冠英都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并不因我们没有这类问题而自满。大家认识到，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技术水平低，基础管理不强。类似哑火、次品比例是不小的。我们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经领导审查生产计划，杨立三和滕代远两位首长在我汇报后亲自批准拨给二十万斤小米的生产费用。
开会回来，传来炸炮的消息，我们震动很大，特派袁可章、徐剑平去检查分析，结果不是炮弹的原因，才稍放心。行署领导又请炮兵司令张维翰同志来小郭寨试炮，本要求打一百发，结果打了七发就下结论说：“无有炸炮迹象。有一发哑火，属一般事故。”提起张司令大家都啧啧称赞。张司令于1978年去世，我曾致以悼词：“质量失调情可恕，是非不清仇者快。七发试射见忠诚，消除误会真相白”。
试射后又传来库存弹有问题，我带引信班长赵××去后勤部仓库试射。500发有300发是修理品，次品多，超过规定数，200发新弹合格不能算事故。两种计算法是统算略有超过，为此有争论，提到整党会评议。
为加强经营管理，克服供给制不计成本的办法，召开了一个星期的辩论会。张品修同志是中心发言人，列举了大量数字，说明我们的产品质量不高，数量不多所形成的浪费，提出改善工业管理与财务经营管理办法，当然也涉及领导作风问题，是很中要害的。但有的同志不赞成，说太琐碎，是形式逻辑，不是辩证法。我们对此作了否定，并以张品修同志的发言为基础，形成决议执行，继而制定评功摆好、表彰英模的办法。
从这次大辩论中，也发现一些消极因素，政治干部与技术干部，由于有不同的习惯作风，管人管物分离较久，互不理解，实际上主张辩证法的同志本身还不了解什么是辩证法，更不了解两者的关系。
八、百花丛中幽香在
土改整党前后，在政治思想、组织政策方面的问题就更突出。如对待落后群众的政策，提出了“控制落后，加重组织处理”的口号。赵连诚因生活作风不检点而下放班组劳动，赵振荣司务长是较老的党员，曾响应党的参军号召，还当过新兵连长，因请假越期被定为无组织无纪律，开除党籍。1958年该同志重新入党。还有干部关系方面，也提出了所谓“军队于部”、“政府干部”、“外来干部”，形成了宗派主义的严重问题，并提出“以斗争求团结”的理论，不仅不能团结，反而增加隔阂。有的干部因不理解而自杀，这是整党前的表现。整党中就更加严重了，要清查地富分子。地富思想是反党的，应进行教育是正确的，但地富出身的不能入党，有地富思想的要组织处罚，此风一长，过去那些运用矛盾论找矛盾，实际是制造矛盾的人，也因矛盾不解而苦恼。有的因批评过党组书记，成了与党闹对立，是属于反党性质的问题，因为书记是党的代表和化身，只能建议不能批评指责。这确实是新理论，为此有几位同志被开除党籍，有的留党察看，书记高文甫同志自杀。1948年毛主席发表了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给予甄别，实际上留了尾巴，如对整党态度不好呀，名位思想呀等。不管如何，是解决了一些，而高文甫同志的问题就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孙照寰同志是清楚的。“文革”前与“文革”后，我们都讨论过。承认当时是糊涂的，胡曾写过一首《糊涂赋》，在他逝世时作为悼词：
糊涂难得随机在，
可憎可怜复可爱。
只知忠贞忘糊涂，
无心欠下政治债。
古今忠直唱大风，
百花丛中幽香在。
冀鲁豫地区四个工厂上太行山，整党中间一、二、三厂为迅速上山，没参加整党。二厂中途改为铁路修造厂落户邯郸。四个重型兵工厂上调，两个炸弹厂上交。从此冀鲁豫地区没有兵工任务。
九、并非多余的话
冀鲁豫地区的兵工事业，是从1938年开始，到1949结束，经历了十二年的漫长岁月，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发展壮大起来。其生产能力和指战员（职工）数已具相当规模。大小工厂30多个，人员3380人，行署工业处直辖的八个工厂占总人数的50％（其中纺织、火柴、军需民用工厂有600人），此外还有被服、鞋袜、卷烟、印刷等工厂没有统计。粗略推算，累计产品：手榴弹1000万发10个厂，400个职工），迫击炮弹近2万发，九二式炮弹3000发，复装子弹年产1000万发，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6—1947年七五三山炮弹6000发），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为建设新中国也增加了一份力量。
（根据程重远同志回忆录整理，大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