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程重远
程重远，中国共产党党员，华东电业局原副局长、党组成员，离休干部。因病于1991年9月12日下午4时在上海不幸逝世，享年75岁。
程重远，1917年2月生于山东省章丘县查旧庄，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年代历任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供给部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供给处长；鲁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和运河支队供给处长；鲁西军区供给处长；冀、鲁、豫军区供给处长；教三旅前方供给处长、后勤处长；1943年秋入陆军中学学习随调冀、鲁、豫党校学习。
1945年4月后历任冀、鲁、豫军区后勤部军工部长；冀、鲁、豫辖边区党委经济部工业组副组长及行署工业处长。1949年8月平原省成立，任省实业公司经理；省工业厅第一副厅长，党组书记；省科普协会副会长。1953年1月调北京任燃料工业部基建设计司副司长；电力工业部设计司副司长；1957年7月任上海电业管理局副局长；华东电业管理局副局长兼上海电力学校党委书记、校长。1983年12月离职休养。
程重远早在求学时期，便受到“一二·九”学生运动影响，参加了学生救国会，不久转入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小队长，积极参加抗战募捐、劳军等革命宣传活动，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济南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地下党支部书记，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卢沟桥事变后，程重远同志受山东省委指派，参与领导了泰西地区的抗日武装张夏起义，组建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为开辟泰西抗日根据地，创建山东与冀鲁豫根据地，做出了贡献。此后，程重远同志长期从事部队的后勤供给和军工领导工作。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制造枪炮弹药，并造出了解放区第一门九二步兵炮（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支援前线作战。在遭敌寇袭击的危急情况下，他发扬不怕牺牲，独立战斗的精神，组织兵工厂安全转移。在山东与冀鲁豫地区留下了程重远同志青年时代的革命足迹。
全国解放后，程重远转入地方参加经济建设工作。在平原省府工业厅任第一副厅长，党组书记，燃料工业部任基建设计司副司长期间，他正确处理个人的工作和地位等关系，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战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积极钻研，刻苦工作，敢于负责，坚持原则。技术由外行转变为内行。
1957年8月，程重远调任上海电业管理局副局长。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针对电厂煤灰的出路困难，着手粉煤灰的综合利用工作。并根据电力要先行的方针，奋战在电力基建工作第一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文化大革命期间，程重远遭受极左路线的迫害，多次被无辜批斗，并不放五七干校劳动，前后达九年之久。这一切丝毫都没有动摇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粉碎“四人帮”后，他重新恢复工作，任华东电业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仍坚持过去为人豪爽，敢于直谏，表里如一，刚正不阿的优良品质。他分管劳动工资，教育、基建工作，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积极推广电力生产新技术，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华东电网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83年底，程重远离职休养后，他继续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注重发扬革命传统和作风。担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华东区域委员会顾问，继续关心我国能源事业的发展。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时候，他表达一个老共产党员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近几年，他担任中国军工史料编委和冀鲁豫军工史料编委主要负责人，不顾病魔缠身，为编纂《中国军事工业历史资料丛书》和《冀、鲁、豫军工史料丛书》两书，倾注了晚年主要的精力。中国军工史料征集领导小组和冀鲁豫兵工史征集委员会分别给程重远同志予以表彰。
程重远是一位经受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考验的好党员、好干部。他几十年如一日，联系实际，刻苦学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党的事业不顾安危，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努力探索，为人民兵工事业和能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程重远同志离开了我们，我们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学习他一贯理论联系实际、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作风，学习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学习他遇逆境而失志不谕的顽强性格。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华东电力建设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安息吧，程重远同志！
附：革命回忆录
为了我党的军工事业
我是1936年9月入党，后任支书。1937年10月随校南迁至济宁市。11月省委秘书长景晓村派我与张北华同志去泰西地区组织游击队。1938年1月1日起义于泰安县张夏镇，叫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活跃在蟠龙山地区。
一、创建修械所
我是自卫团的后勤部长，当时我们这支部队，利用凤凰山蟠龙山的险要地形和便于隐蔽的特点，先后建立了规模不等的修械所和炸弹所，坚持在这里战斗了很长时间，它是冀鲁豫军事工业发展的雏型。在这一地区还有平阿山区和大峰山区，我们的队伍正是利用这里的自然条件，在分割封锁和包围中坚持战斗的。
1938年，在这里的部队人数约二千余人，而枪不到一千支，子弹不足三万颗。每支枪只有二、三粒子弹。为了蒙骗敌人，我们的战士采取兵不厌诈的战术，战士们在空子弹带里装上高梁。那千把支枪数量不多却种类繁多，有土枪、德国佬、汉阳造，可谓“万国造”。这在边区的地方武装是很普遍的现象。
武器缺少，子弹难以补充，因此上级领导非常重视武器的维修与军工建设。
“爱枪如爱命，修枪如治病”。这是当时战士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修理枪支成了当务之急。肥城的张×德、泰安的蔡洪雨、梁立诚等同志，主动要求修理武器。他们都是农村纺织手工业工人，经常与这些落后武器打交道，有熟练的技术，他们连自己的工具挑子也挑来了。自卫团随军修械所就于1938年4月在肥城成立了。
二、制造手榴弹
修械所成立后，虽然只有两付担子的简陋工具，但他们却忙得不亦乐乎，修枪任务应接不暇。我们的武器外形是威武的，但毛病太多，抓子钩、电子簧、撞针等零部件容易损坏，这些在战场上是不允许的。这个修械所到1939年已有20人，于是成立了军械股，股长张行法和崔子明，他俩是同狱难友，又都是铁路工人，早期的共产党员。他们在修枪之外，还于1938年4月监造了千把鬼头刀，武装了空手的游击队员，提高了军威和士气。“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是名不虚传的。他们还参加了对万德和黑龙泉等地的铁路桥堤大爆破。我们也参与了这个部队与日寇的遭遇战，我们割下了日本小队长的头，提着到肥城开了庆祝会，对敌人的震动很大，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他们还利用修枪的机会协助领导完成了生擒叛军警卫营长的任务。所以这个组织即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这就是军工队伍的雏形。
我们的军工事业，是根据地战争的需要，是本着取之于敌、自力更生的原则进行的。有支歌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是事实，但不是全部。敌人送来的枪，因为战争只有枪没有子弹了，或有很少的弹药，也是不够用的，非自力更生不可。我们对武器的生产是本着节约与开发并举的原则，修武器就是节约的体现，我们教育战士要爱惜弹药和保养武器。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第二步建设了手榴弹厂。毛主席总结了抗日战争的一个规律，即“小米加步枪”，的确没有提手榴弹，我体会是文字的简略，是一定会包括手榴弹的。“小米步枪手榴弹，战胜敌人操胜算”。当时手榴弹在战场上是起主导作用的。它适于近战，又有火力集中的优点，同时它又是比较好的防身武器。当时，我们手榴弹很少，只要身上有枚手榴弹，就会感到踏实。当时有这样一句顺口溜：“手榴弹是个宝，革命军人少不了。鬼子头上开了花呀，革命军人笑哈哈”。
1939年夏，我们就在凤凰山北的葛家台，创建了第一座手榴弹工厂，当年就出了产品。这里群众基础好，又有过去防乱的地洞，当地就有会铸铁锅的，还有木工。这个厂坚持到1942年太西变质后，才转移到黄河西，后进入黄河区打游击，从此也学会了应付敌人的战略战术。真是“游击工厂走山川”。
造手榴弹一般说来是比较容易的。百分之八十的原料和技术可以从农村就地取材，没有白药，我们用代用品。说来也巧，地下党介绍济南兵工厂的火药工人刘光田同志，于1939年到解放区来。根据他的意见买了水银、硝酸等造出了白药，这是边区第一家造出白药的工厂。所有这些是与兵团司令员张国华、段君毅、刘月、何克等同志的亲自领导和支持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鲁西平原区的范筑先部队第十支队也在冠县建起了手榴弹工厂。1939年115师进鲁西后，独立旅后勤部的吴机章同志在微山县东平湖一带也建设起了综合性的兵工厂。
三、制造迫击炮弹
在冀鲁豫地区，教三旅二八军分区的兵工建设比较突出，它是在鲁西军区（独立旅）后勤部所属金山兵工厂的基础上发展成的三个专业性所的：一所以修造枪炮武器为主，二所以造手榴弹为主，1944年试制七三炮弹成功，这在当时就是重型武器。
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后，两个所级干部投敌叛变。军分区决定由分区组织科长范阳春和我（供给处长）去后勤处整顿。我们首先调整干部，加强领导，总结经验，表彰先进，进行正面教育，安定指战员的情绪。利用一个要惩处的干部作典型，召开全处大会。范政委主持会议，我们两个都讲了话。提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残酷环境即将过去。反攻阶段即将来到。在这个阶段，敌人必然作垂死挣扎，他们的手段是卑鄙毒辣的，他们千方百计瓦解我们的队伍，腐蚀我们队伍中的某些意志薄弱者，他们还会用大扫荡的办法来对付我们，我们要提高警惕。如“九·二七”大扫荡，我们就给以有力反击，尤其是曾思玉司令员的甘草堆战斗，给敌人沉重的打击，这说明我们力量的强大。我们必须有必胜的信心。少数意志薄弱者或失足或投敌，也不必大惊小怪。他们将来会后悔的。经过反复地做细致的工作，指战员的情绪大为改观，明确了生产方向。二所在技术上改进了手榴弹，改进后的手榴弹，弹片由过去的30多片增加到60多片，大大地提高了杀伤力。
一所的整顿是张受益与赵连诚到厂后开展的。他们首先完成了九二炮的完善化，这是在迫击炮的技术上改进的。1943年春经试射后投入批量生产。
由一所试制的几种新武器，一是攻城用的云梯，是用三根毛竹捆成双杆式梯身。二是利用汽车轴承，结成三轮车架，弄上舵盘、车架、棚盖、可容两三个人的土坦克。制成后司令部的李觉同志用步枪射击，没穿透。
成立炮弹生产所，由越慕三、齐新华同志负责，技术力量从一、二所抽调，于1942年成立。我去学习后，由朱荩卿、赵×樵同志管后勤处工作。司令员曾思玉等同志对此项工作直接领导，也是重大问题的决策者。在前后方掀起的武器研究的热潮中，司令部一位领导同志就是为研究弹筒不幸牺牲的。后勤政委范阳春同志是一位红军老干部，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热爱技术，重视知识分子。当时军区对有成就的技术工人的政策是很感动人的。如赵连诚好吸大烟，军区就批准给定量烟土，当然是为了让他逐步戒烟。这比严令戒烟更有效。
四、改进七五三山炮弹
抗日战争结束后，军事工业的发展方向，逐步向高度集中，军民结合、和战结合的方向发展。
冀鲁豫军工部的成立，标志着军工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军工部是在后勤部有关科室的基础上组建的，由我和徐剑平等主持工作。政治部主任由黄凤采担任，钟仁辉任总支书记，胡兆荣等组成供销科。并成立了炸弹总厂，重点工作是改进七五三山炮弹。
军工部于1945年9月成立后，我们便放手大干起来。技师盖亮与杜茂合作，还设计了九二式炮。另外，为了加强军民团结，兵工与民用结合，我们还设计制造了单轮双铧犁、水车等。经推广非常成功。在1946年4月的邯郸会议上，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
五、军工厂大搬迁
1946年2月，军区决定兵工部撤销，炮弹厂上调大军区，迁移太行山，其他工厂归经济部工业组领导，全部转向和平生产。在三厂转移时出现了火药库爆炸事故，军民死亡十余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故，多年来我是念念未忘。1984年，我曾访问范县及高菜园等过去多年活动过的地方，在金堤上了望散布在黄河滩上的各个村庄，今昔对比，触景生情，曾赋诗一首：
故地重游心潮翻，
黄患一去不复返。
金堤雄姿拦巨浪，
沙丘妩媚绣花毯。
多情难忘田柳寺，
忠魂不见新家园。
三十年前旧战场，
石油泉涌米粮川。
兵工部的转移工作结束后，我去经济部报到。这年七月去济宁市，以经济部工业组的名义指导工作。第一次来济宁是地下秘密活动，这次是以胜利者的身份来的，工作有信心。与剑平、可章同志确定了济华铁厂的方向是和战结合。火柴厂、面粉厂公私合营恢复生产。我还当了火柴厂的监事长，也没对这厂多管，把主要精力用在考虑战争问题上。有机会与杨昆代参谋长、杨勇司令员接触多了些。
战火逼近济宁市，我主动请来杨勇同志，经商定，工厂要外迁，沿运河北上；兵工厂全部、火柴厂机器三分之一及全部物料迁移；面粉厂机器搬不动，全部毁掉，这些建议是我提出的，杨司令员及司令部批准了，并限期当天搬完。我与徐剑平、袁可章、高文甫等同志开紧急会议布置行动，检查落实，我是最后一个下船，这时东方已经开火。
为能到敌占区进城购物件，就委托一位可靠的老师杨延荣开了一个肥皂厂作掩护，作为我们的落脚点。当时给了杨老师十两黄金作本钱，干得不错，一年不到就增长了不少。可惜解放后三反时被没收了。
这次大搬迁是解放战争开始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九十只船，上千辆大车，连续转移近半年，才在临清周围安定下来，实际也是最后一次的游击战工厂的活动。
六、组建工业处
1946年10月，为了加强兵工生产，组织了兵工部，由张明、徐剑平同志负责，可惜时间不长，大约三个月就结束了。济宁工厂生产迫击炮弹，困难很大，但由于执行了军民结合的政策，没有转来转去。又加袁可章、陈平等同志对迫击炮弹熟悉，在行军搬迁过程中半年时间就生产出数量可观的炮弹。华丰一厂是在原基础上生产九二式炮，速度也快，年底试射。炮本身无问题，只因新三厂生产的炮弹出现炸口，我们检查后没有追究责任，同志们才安心。
1947年已进入全面大反攻，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根据地尤其中，心区已无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了由行署领导的工业处，由我和张明负责行政工作，高文甫、徐剑平是监委。下属四个兵工厂，一厂生产九二式炮弹，和其他修制任务，二厂生产迫击炮弹，三厂生产九二式炮弹，四厂普通修理。还有火柴、纺织、化学等四个民用军需性工厂。从工业角度说，已形成了和战结合、军需民用的综合性企业，而工业处即是工厂企业的经营部门，又是行署的工业管理部门。而工厂本身仍是专业性工厂。
七、试弹与大辩论
1947年是紧张的一年，工作任务繁重的一年，也是经受考验的一年。
这一年，我们抓住迫击炮作为重点，厂负责人是袁可章同志，他领导有方，工作开展顺利。不到三个月达到预计的水平。这与争取领导支持是分不开的。大军区兵二部对此工作也很支持。兵工部于1947年4、5月召开了杜绝迫击炮弹炸膛的会议，这是一个专门会议，内容很丰富，还陈列了几个炮弹实例，给我们教育很深。我和袁可章、许冠英都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并不因我们没有这类问题而自满。大家认识到，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技术水平低，基础管理不强。类似哑火、次品比例是不小的。我们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经领导审查生产计划，杨立三和滕代远两位首长在我汇报后亲自批准拨给二十万斤小米的生产费用。
开会回来，传来炸炮的消息，我们震动很大，特派袁可章、徐剑平去检查分析，结果不是炮弹的原因，才稍放心。行署领导又请炮兵司令张维翰同志来小郭寨试炮，本要求打一百发，结果打了七发就下结论说：“无有炸炮迹象。有一发哑火，属一般事故。”提起张司令大家都啧啧称赞。张司令于1978年去世，我曾致以悼词：“质量失调情可恕，是非不清仇者快。七发试射见忠诚，消除误会真相白”。
试射后又传来库存弹有问题，我带引信班长赵××去后勤部仓库试射。500发有300发是修理品，次品多，超过规定数，200发新弹合格不能算事故。两种计算法是统算略有超过，为此有争论，提到整党会评议。
为加强经营管理，克服供给制不计成本的办法，召开了一个星期的辩论会。张品修同志是中心发言人，列举了大量数字，说明我们的产品质量不高，数量不多所形成的浪费，提出改善工业管理与财务经营管理办法，当然也涉及领导作风问题，是很中要害的。但有的同志不赞成，说太琐碎，是形式逻辑，不是辩证法。我们对此作了否定，并以张品修同志的发言为基础，形成决议执行，继而制定评功摆好、表彰英模的办法。
从这次大辩论中，也发现一些消极因素，政治干部与技术干部，由于有不同的习惯作风，管人管物分离较久，互不理解，实际上主张辩证法的同志本身还不了解什么是辩证法，更不了解两者的关系。
八、百花丛中幽香在
土改整党前后，在政治思想、组织政策方面的问题就更突出。如对待落后群众的政策，提出了“控制落后，加重组织处理”的口号。赵连诚因生活作风不检点而下放班组劳动，赵振荣司务长是较老的党员，曾响应党的参军号召，还当过新兵连长，因请假越期被定为无组织无纪律，开除党籍。1958年该同志重新入党。还有干部关系方面，也提出了所谓“军队于部”、“政府干部”、“外来干部”，形成了宗派主义的严重问题，并提出“以斗争求团结”的理论，不仅不能团结，反而增加隔阂。有的干部因不理解而自杀，这是整党前的表现。整党中就更加严重了，要清查地富分子。地富思想是反党的，应进行教育是正确的，但地富出身的不能入党，有地富思想的要组织处罚，此风一长，过去那些运用矛盾论找矛盾，实际是制造矛盾的人，也因矛盾不解而苦恼。有的因批评过党组书记，成了与党闹对立，是属于反党性质的问题，因为书记是党的代表和化身，只能建议不能批评指责。这确实是新理论，为此有几位同志被开除党籍，有的留党察看，书记高文甫同志自杀。1948年毛主席发表了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给予甄别，实际上留了尾巴，如对整党态度不好呀，名位思想呀等。不管如何，是解决了一些，而高文甫同志的问题就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孙照寰同志是清楚的。“文革”前与“文革”后，我们都讨论过。承认当时是糊涂的，胡曾写过一首《糊涂赋》，在他逝世时作为悼词：
糊涂难得随机在，
可憎可怜复可爱。
只知忠贞忘糊涂，
无心欠下政治债。
古今忠直唱大风，
百花丛中幽香在。
冀鲁豫地区四个工厂上太行山，整党中间一、二、三厂为迅速上山，没参加整党。二厂中途改为铁路修造厂落户邯郸。四个重型兵工厂上调，两个炸弹厂上交。从此冀鲁豫地区没有兵工任务。
九、并非多余的话
冀鲁豫地区的兵工事业，是从1938年开始，到1949结束，经历了十二年的漫长岁月，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发展壮大起来。其生产能力和指战员（职工）数已具相当规模。大小工厂30多个，人员3380人，行署工业处直辖的八个工厂占总人数的50％（其中纺织、火柴、军需民用工厂有600人），此外还有被服、鞋袜、卷烟、印刷等工厂没有统计。粗略推算，累计产品：手榴弹1000万发10个厂，400个职工），迫击炮弹近2万发，九二式炮弹3000发，复装子弹年产1000万发，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6—1947年七五三山炮弹6000发），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为建设新中国也增加了一份力量。
（根据程重远同志回忆录整理，大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诗歌遗作选
预祝十三大成功
好事多磨寻常见，
大道犹有丘壑挠。
红橙黄绿饱眼福，
酸甜苦辣佐酒肴。
十三大有感
秋阳艳丽胜春光，
云霞缤纷沐朝阳。
神话教条成笑谈，
高风亮节颂尧唐。
建国妙策尊科教，
改革奇计谱新章。
一国两制创新论，
统一富强有希望。
人间温度高——献1988年国庆及老人节
地球在发烧，
人间温度高。
多年冷热病，
趁机又活跃。
钞票似雪片，
烈火用油浇。
温饱刚舒眉，
怎能又束腰？
写于晋祠医院
刘靖宇
刘靖宇，原名张西厚，章丘县明水镇杲家坡人，生于1917年，卒于1974年12月10日。
刘靖宇同志在青年时期就向往进步，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曾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旅大地区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历任直南特委四支队参谋长，滑县县委副书记兼直南特委三大队队长，冀南三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三地委民运部部长兼青委书记，冀南青救会武装部长、文城县委书记，冀南一地委组织部长，五地委宣传部长；大连市西岗区区委书记，旅顺市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参赞，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专员、副司长、代司长等职。1963年调入一轻工业部基建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于1974年12月10日含冤逝世，终年57岁。
刘靖宇同志自1936年西安事变前在东北军当学兵时，就接受了我党抗日救国的思想，参加了“双十二”事变，之后加入了抗日民族先锋队组织。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东北军学兵队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对敌斗争的艰苦环境里，他在党的领导下，出生入死，艰苦奋斗，在冀南地区组织群众，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坚持武装斗争，密切联系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组织生产，为巩固冀南地区抗日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靖宇同志在旅大地区工作，坚持执行了我党对苏军的正确方针，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依靠工人阶级，团结进步力量，打击日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积极发展生产，克服困难，为我党在旅大地区打开工作局面，建立政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建国后，于1950年调外交部工作，他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地执行了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外交路线，他从事外事工作多年，为贯彻我国的革命外交路线做出了贡献。1963年，刘靖宇同志调入一轻工业部工作后，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在轻工业行业开展设计革命，勤勤恳恳，认真工作。
刘靖宇同志在三十多年的革命工作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钻研业务，认真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敢于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坚决同错误做斗争，不怕打击。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同志、艰苦朴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被诬定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撤职降级的错误处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诬定为“反革命”，蒙受了不白之冤，无辜被关进监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以致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经党组织决定，有关部门对刘靖宇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昭雪。追悼会于1980年6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从而推倒了强加给刘靖宇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撤销了原来所受的一切错误处分，恢复了政治名誉，恢复了党籍和原行政级别。
李振东
李振东，章丘市明水镇山阳东村人，生于1918年12月，卒于1975年8月，享年57岁。
李振东同志出身于贫农家庭，1937年7月投身革命，参加廖容标同志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独立团”。1938年1月参加八路军，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转战于蒙阴、新泰、沂水、莱芜、淄博、章丘等地。历任战士、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等职。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优秀指挥员。解放战争期间，李振东同志先后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潍县、张店、益都、沙土集、章丘、济南等战役。历任连长、副营长、营长等职。1949年6月调入北京，任北京卫戌区警卫一师二团二营营长。1950年任二团副团长。1954年任警卫一师军训科科长。1964年任警卫一师二团团长。1964—1968年在南京军校学习。1968年任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军管会主任。1973年任北京卫戌区后勤部副部长。1975年8月在北京西山堪察地形时摔伤，不久在北京逝世。
李振东从小就受到良好的革命熏陶。其父在淄博官庄煤矿干活时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一面当工人、一面送情报，后不料被敌察觉差点被活埋，趁夜晚率全家跑到博山后辗转到蒙阴。次年因病客死异乡，当时李振东才18岁。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队炮轰宛平，挑起了中日战争。李振东和其他许多优秀儿女一样，为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后改编为八路军。李振东作战勇敢，机动灵活，经历过几十次战斗。特别是大昆仑伏击战，给日军以重创。他从一名抗日战士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连队指挥员。
解放战争开始时，李振东在鲁中军区第四师十一团三营七连任连长。先后参加过张店、埠村、潍县、莱芜、孟良崮、沙土集、济南等战役。据当年跟随他的同志讲：振东同志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在前沿必抱机枪。他当营长时仍经常带士兵冲在前面。
1947年潍县战役打响，敌守军顽强抵抗，潍城城高壁垒，易守难攻，李振东率全营官兵出奇制胜，打地道进入城内，用木箱装上炸药炸毁城墙，首先攻入城里。不料在巷战中他臂部被弹片撕开碗口大的口子，但仍和同志们一道坚持到战斗的胜利。李振东不仅善于打攻坚战，还善于打阵地战。1947年夏，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5月中旬，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被围于孟良崮，已成瓮中之鳖。李振东当时任华野八纵二十二师六十五团三营营长。八纵奉命在大鼻子山阻击敌人，敌一个军疯狂进攻想援救七十四师，但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敌军也未能前进一步。三营为八纵赢得了“一千发炮弹打不动，不是三纵是八纵”的赞誉。
李振东同志从不居功自傲，与士兵同甘共苦。当时战争年代生活艰苦，他始终坚持不穿袜子，把袜子等必需品省下来让给伤病员和战斗员们穿，时间长了，人们都称他“李铁脚”，战士们看到他不穿袜子也坚持不穿，全连受他的影响都不穿袜子，都把袜子给了别的连的同志。行军打仗，晚上宿营，他从不先休息，总是到每个班看看，问“烧开水了吗”，“赶紧洗脚，烫吧、烫吧”等。后来当营长、团长也总是这样，深受战士们爱戴。
1949年6月，李振东调入北京，在警卫一师二团二营任营长，负责中央首先的警卫工作。他更加勤勤恳恳、认真细致的工作，多次受到首长及战士们的好评。一九五三年曾随彭德怀司令员赴朝鲜板门店谈判，负责彭总的安全保卫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
解放后，李振东同志一直住在北京，由于他对党的忠诚和出色的工作，由警卫营长一直升为后勤部副部长。他克己奉公从不损公肥私，受到中央首长的赞扬。李振东同志一生戎马倥偬，为党和人民做出卓越的贡献，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率先垂范从不搞特殊化。四个子女都是普通工人。1973年李振东出任卫戌区后勤部第一副部长，次年侄子李伟（山阳东村）恰巧当兵来到他所在的部队。多年不回家的李振东见到侄子格外亲切，当晚他们共进晚餐，饭后卫戌区的一位团参谋长想留下李伟在团部工作，而李振东同志只说了四个字“下连！当兵。”
1975年，李振东同志由于长期积劳成疾，不幸身患癌症。但他始终坚持工作，8月在北京西山堪察地形时摔伤，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经医护人员奋力抢救无效逝世，终年57岁。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烈西2—75）。
李振东戎马一生，献身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革命战争年代曾荣立四次功，其中三等功三次、特等功一次。他的事迹被编入《烈士英名录》、《英名录名册》。他的光辉业绩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烈士的英名光照千秋！
康禹德
康禹德生于1923年8月，章丘市明水镇明三居人。初中文化，1944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军队离休干部，离休前任济南军区后勤十一分部六二三仓库主任，副师十三级。
由于家境贫寒，康禹德只读了二年小学，就当起了放牛娃。16岁到济南鲁丰纺纱厂做工。为了全国人民的翻身解放，1944年12月，他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4年12月至1949年7月的四年多时间里，由于他作战机智勇敢，先后任鲁中四师十一团三营七连战士、正、副班长、正、副连指导员及二十六军七十六师二二七团三营副教导员。
1950年又加入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行列，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七十六师二二七团二营教导员。回国后，从1954年3月开始先后担任聊城军分区范县武装部政治委员，济南军区钢铁厂采矿大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商河农场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后勤十一分部四0三仓库，六二三仓库主任等职。1982年3月光荣离休。
康禹德经历了无数的战斗，打过许多恶仗、险仗。他对党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勇敢，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多次嘉奖。1946年鲁中青龙山战斗，被评为战斗模范。1947莱芜战役荣立二等功一次。1948年外线出击荣立三等功二次。1949年上海战役，由于他对上级的指示、命令执行的坚决彻底，荣立一等功一次。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中，被授予勋章一枚，同时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此外，还被授予抗日战争解放勋章一枚。渡江战役、淮海战役、开封战役等重大战斗也都被授予荣誉奖章。1958年由于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学习政治理论、文化科学知识，被评为学习先进分子。1973年被军区后勤党委授予艰苦奋斗先进工作者，山东《大众日报》、济南军区《前卫报》都刊登宣传了他的事迹。1971年至1976年曾先后两次被中国共产党济南军区后勤部第五、六届代表大会选举为军区后勤部党委委员。
康禹德同志的妻子王玉洁跟随他戌马一生，是他的革命战友和伴侣。她1931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前在济南军区莒南综合仓库卫生所任医师。级别为卫生13级。
康禹德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和平建设年代，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和后勤保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离休后他克服年高、体弱、身残等不利因素，为弘扬革命精神，教育后人，他又拿起了笔，撰写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莱芜战役等多篇回忆录，现将其中的一篇附后，献给读者。
附：荆山阻援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旬，孟良崮战役拉开了战幕。我们八纵四师十一团三营九连担负在孟良崮东荆山一带阻敌的任务，当时，我是这个连队的副指导员。
战役前夕，我部奉命于五月十二日离开莱芜，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到达了孟良崮一带山区。十三日上午十一点，连队在孟良崮以东荆山附近的一个山村里住了下来，连长孟宪录和指导员王世业同志顾不上休息，把部队交给我和吕副连长掌握，就赶到营里领受任务去了。
下午两点钟，连长指导员从营里回来，传达了纵队主力要在荆山磊石山一带阻击敌人的任务。上级要求我们要死守阵地，决不能放敌人前进一步。经动员，全连的士气鼓得象一团熊熊大火，情绪十分高涨，决心把仗打好。
动员会后，部队投入紧张准备。连长又带排以上干部到荆山察看了地形，划分了各排的阻击阵地。确定以四班在山顶设观察哨，其余三个排在荆山东侧主峰以下一百余米处成“品”字形摆开，具体部署是：一排在左前，由连长、指导员掌握，二排在右前，由吕付连长指挥，三排在后，担负中间阻击，同时与左、右两个排策应，我随三排参战，同时负责组织救护。整个连队的阻击阵地，拉开约一百米。我们连队的左边是七连和八连，右边是二营。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整编八十三师已经前进到荆山以东十余里的地段。战斗迫在眉睫，全连迅速进入阵地，连夜在荆山东侧抢挖工事，做好了迎击敌人的准备。
荆山，位于孟良崮以东约十余里，高约四百公尺，山势成西南，东北方向往两边延伸，主峰以东，左、右各有一座山峰，中间一条山沟通往东面的山区。主峰西南约三、四里处，有一座名叫磊石山的山峰与荆山相接。四师的主力，就设在荆山至磊石山一线，往东阻击敌人。
五月十四日，敌整编八十三师西援孟良崮，在荆山至磊石山一线，遭到了我八纵四师的迎头痛击。这天拂晓，我们刚刚完成阻击准备，四架敌机就飞到阵地上空，一番狂轰滥炸，顿使整个阵地硝烟弥漫。这时连长一面指挥对空射击，一面命令部队隐蔽，防止敌人的炮击。对敌人的战术，我们早摸透了，他们仗着空中优势和美式装备，一上阵就是飞机、大炮、跟着步兵。果然，飞机一走，成排的炮弹就从东面飞来，打得阵地上砂石横飞。部队开始有些损失，但大家明白，这才仅仅是个信号，一场恶战就要来临了。
半小时以后，大炮停止了轰击，在我连阵地前方约二百米的山脚下，出现了敌人的七、八辆装甲车，后边跟着约有一个营的兵力。接着，敌人连续三次向我连发动了进攻。
上午约八、九点钟，敌人以一个连的兵力首先攻我左侧一排阵地。我一排同志在连长指挥下沉着应战，当敌人前进到距我四十多公尺时，连长一声命令，一排正面打响，同时我二、三排一齐从右侧打击敌人，全连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手榴弹带着战士的满腔仇恨投向敌群。在我猛烈的打击下，敌人顷刻大乱，死伤过半，丢下一片尸体怆惶溃退了。
敌人见左侧攻不动，又出动一个连的兵力攻我右侧二排阵地，结果与第一次一样，在遭我严重杀伤后不得不退回了山下。
两次进攻都未得手，敌人仍不甘心。又改变战术，以四个排的兵力从两侧向我包抄上来，企图通过分散我军火力来突破我们的防线。但在我英勇的战士面前，敌人的战术还是失败了。当敌人进入我有效射程之后，遭我一顿狠打，敌人又退了下去。
三次战斗打了半天，山下的敌人已遭到重大杀伤。下午三点半钟，无可奈何的敌人躲在装甲车里向我们喊起了话：“共军弟兄们，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你们没吃没喝，别再卖命啦！”敌人的喊话，换回的是一阵阵使他们心惊肉跳的枪弹。黄昏，这群残兵不敢在山下过夜，只好夹起尾巴原路溜回去了。
敌人一撤，我们连里的干部在一起凑了一下情况，第一天部队损失不大，只有七、八个伤号，战斗进行的比较顺利。我们估计，敌人不会善罢甘休，次日的战斗一定异常激烈。为了迎接更加艰苦的战斗，我们确定连长、指导员和副连长分头去动员部队抢修工事，由我组织担架队运送弹药，并到村里搞门板，圆木给各排搭掩体，防止敌人炮火报复。同时我们又组织了一个爆破班，由连长指挥，连夜捆绑炸药和集束手榴弹，并在一排左前方构筑工事，准备对付敌人的装甲车。因为左侧地势较平坦，是敌装甲车上山的唯一通路。当夜，全连没顾上休息，赶在拂晓前一切准备就绪。
五月十五日，敌人的来势果然更凶。上午八、九点钟，敌人约一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以三辆装甲车开路，采用集团冲锋的战术从我左侧迂迥上来，进至我一排左前方五十米处，装甲车爬不动了。这时，连长抓住战机，命令我连三级人民战斗英雄、五班班长陈国士，带领全班十一名战士从荆山主峰北侧迅速插到敌人的背后突然发起了袭击。枪声一响，我正面部队同时开了火。敌人没料到这一着，在我突然的夹击下一下子乱了阵，连长一声喊“冲”，我们三个排同时跃出工事冲向敌群，阵地上响起一片杀声，敌人稳不住阵脚，还没等我们冲到跟前就丢下一片尸体纷纷溃退了。
下午两点左右，敌人的报复又开始了。数不清的炮弹成排地落在阵地上，把荆山打成一片火海。山上的石头打飞了，树木打着火了，我们的工事被摧毁，战壕被炸平。战士们有的耳朵被震聋了，有的被沙土迷住了眼睛，有的被埋在战壕里。炮声一停，敌人象一群疯狗，出动三个连，从我正面和两侧三路同时攻上来。这次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敌我双方相距很近，连里的一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和各班的轻机枪一个劲地向敌群横扫，战士们把成束的手榴弹扔到敌人头上。但是，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太大，只见打退一批又上来一批。我们的伤亡在迅速增加，二排长负了伤，五班十二名同志打得只剩下班长陈国士和一名战士，两人都已身负重伤。连队的一百七十多人，到这时还剩下七十多，战友们倒下了，全连同志没有悲伤，没有畏惧，只有满腔的仇恨和与阵地共存在的坚定信念。同志们以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牢牢地守住了阵地。阵地前敌人每冲上来一次，都要留下一片尸体，可是他们却无法前进一步。战斗正打的吃紧，在我右侧阻敌的二营六连及时赶来支援，敌人遭到惨重杀伤，一个营已死、伤过半，见我援兵赶到，就急急撤退了。
晚饭前，我们连的几名干部又在一起分析了一下情况，估计山下这股敌人战斗力已不强，经请示上级同意我们主动出击一下，再给敌人一个打击。夜里十点钟，连长带三排悄悄摸到山下，一个突然袭击，打散了敌人的一个营指挥所并消灭一个勤务班，搞得这股敌人心惊肉跳，一夜惶惶不安。
五月十六日，我连严阵以待，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但山下的敌人没再增兵，这股敌人已再也不敢冒然进攻了，只好在山下与我军对峙起来。下午四点多钟，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阵地，敌整编七十四师及从东线增援的八十三师之五十七团，已被我全歼，敌酋张灵甫被我击毙，捷报传来，战士们蹦啊，跳啊，忘记了伤痛，忘记了饥饿，忘记了连日激战的疲劳，一双双熬红了的眼睛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至此，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了，我们也胜利地完成了阻援任务。
赵兴元
赵兴元1925年出生在章丘市明水镇前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不记事就失去了父亲，因生活所迫，哥哥下了关东（即东北），姐姐当了童养媳，只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生活苦不堪言。
1939年，赵兴元刚满14岁，就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入伍后，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赵兴元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学到了文化和一些打仗的本领，日臻成熟起来。1940年6月，他站在毛主席像前，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誓入党。从此，赵兴元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
赵兴元入党后，当了班长。火烧张家栏子战斗是他当班长后第一次带兵打仗。位于蒙阴县的张家栏子村，驻扎着以汉奸头子陈三坎为首的千余名伪军。陈三坎依仗日寇撑腰和坚固的工事，为非作歹，无恶不做。上级决定采用攻坚爆破相结合的战法，消灭这帮民族败类。赵兴元自告奋勇带领全班担任“突击组”。赵兴元所带的三班是全团有名的“模范朱德青年班”，他本人是山东军区命名的“模范朱德青年队长”，强将带精兵，首长当然放心。
赵兴元带领全班准备了充足的弹药。人小“鬼”大的赵兴元，还根据当地草房多的特点想出用火攻的方法，他从老百姓家买了几只大公鸡，在公鸡腿上缠上棉花，浇上煤油，制成“火公鸡”；在用树枝削成的弓箭头上缠上棉花，浇上煤油，制成“土火箭”。
深夜，万籁俱寂，伸手不见五指。围墙里的伪军睡意正浓，敌人做梦也没想到，一支“神兵天将”已将他们包围。攻击令下达后，全班战士如离弦之箭，纷纷窜上围墙。赵兴元傲立墙头，指挥着全班的行动。经过一番鏖战，赵兴元带领的“突击组”已占领了有利地形。他看到时机成熟，一声令下——“放”！一只只“火公鸡”叽叽嘎嘎，扑扑楞楞带着火团向前乱飞，战士们搭弓放“箭”，一支支“火箭”射进纸糊的风门窗户，射进炮楼的枪眼里，刹时间，几座草房先后起火。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转眼间，大火燃遍了大半个村子。伪军被烧得喊爹哭娘，抱头鼠蹿。恨恨打击了汉奸陈三坎的嚣张气滔。
经过战斗的考验，睿智勇敢的赵兴元很快由班长升任排长，不久又升任连指导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盘踞在孟家村的大汉奸王洪九，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临沂地区守备司令官，为讨好国民党反动派，他把孟家村这个战略要地经营成了反共的大碉堡。时任连指导员的赵兴元，接受了攻打孟家村的战斗任务。当时，敌人企图把孟家村作为进攻山东的桥梁，赖以接应几十万国民党匪军袭击山东。拿下孟家村，实际上就等于把国民党攻入山东的桥梁给拆断了。王洪九非常狡猾，工事又非常坚固。赵兴元带领战士做着充分的战前准备，练拼刺、练投掷、练爆破。为了在敌占围墙上打开一个突破口，大家轮流挖掘通向敌人阵地的地道。但被敌人发觉，在刚挖的地道口埋上了地雷，使我军无法接近。在这紧急关头，赵兴元急中生智想出了用碉堡对擂的办法。他组织发动群众，在当地群众支持下，一夜工夫就送来了七、八千个柳编篓子，装满土。很快就在敌阵前构筑了一百多个“土碉堡”。在我军围困下，敌据点已弹尽粮绝，濒于土崩瓦解。狡猾的敌人怕我军夜间偷袭，就在围墙上挂满了火把，把阵地照得通亮。赵兴元决定，利用晚上没点完火把的时间差，用打炮、甩手榴弹的烟幕作掩护，亲自带领爆破组对敌围墙实施爆破。一下子就炸开了一个两丈多宽的大口子，敌人炸营了，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敌营，把敌人打了个底朝天，一举歼敌三千多，获得巧攻孟家村战斗的胜利。
1947年冬，赵兴元随军从山东打到辽东。兰山阻击战是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刚开始的关键战斗之一。位于通化东南的兰山上，积雪有七、八十公分厚，到了晚上，山上气候零下三十六、七度，手一挨枪就沾层皮，怕敌人发觉，又不敢生火。战士们多是从山东过来的，穿的单薄，熬到天亮，待换防部队上来时，已造成严重冻伤，鞋和脚冻在了一起，不敢脱，一脱就连皮肉撕下来，只好放到冷水里象暖冻梨一样暖脚，然后用刺刀慢慢剥开。有的冻掉了脚趾，有的冻掉了鼻子、耳朵，还有七名战士被迫锯掉了双腿，成了终生残废。赵兴元的脚后根也被冻烂了，手一按，象个装满水的胶皮囊，卫生员用锥子一扎，淌了足足一碗血水。
扼守兰山，一连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他们死死咬住了敌人，为第二天全歼敌人赢得了宝贵时间。冲锋号吹响后，赵兴元拄要拐棍带领30余名战士率先冲进敌人阵地，全歼了敌号称“常胜军”的国民党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五八四团的一个完整营180多人，缴获美式山炮十一门，迫击炮五门，重机枪二十一挺，轻机枪十三挺和一部分弹药。这是自临江保卫战以来四十多次战斗中，战绩最为卓著的一次。赵兴元荣立特等功。升任营付教导员代理营长。四保临江另一次关键性战斗是攻打南山城子“482”高地。这里踞守着国民党王牌新六军二十二师“老虎团”，这是一个老对头。我军曾在新民县丁家窝棚阻击战中消灭了“老虎团”的一个连。这次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战士们风趣的编了一个顺口溜：“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菜心香甜味又美，歼灭六军立功勋！”营部决定由一连组成突击队，赵兴元兼任队长。傍晚，战斗打响后，赵兴元带领突击队出奇不意地冲过300多米的宽阔地带，在距敌固守的“482”高地40多米处突然发起冲击，仅几分钟就拿下了敌前沿阵地的两个地堡，敌人仓惶后撤。赵兴元一声令下，迅速尾追溃敌，当向敌主阵地发起冲锋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拦击，迫击炮弹铺天盖地呼啸而来。冲锋失利，伤亡很大，只好后撤。敌人顿时猖狂起来端着刺刀，喊着口号，冲下山来。赵兴元一边鼓励战士，一边冒险察看地形。将各排的轻机枪都调到了最前沿，并在后面加强了三门六0炮。由于敌我双方近距离作战，火力没能发挥好作用，几次交锋失利，又牺牲了十几名同志。这时团政治处主任来到阵地问赵兴元：“怎么样？能否拿下这个高地？”赵兴元斩钉截铁的说：“请主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他边打边组织，边打边动员。他挑选了八名精明强干的骨干分成两个战斗小组，四人打爆破，四人打冲锋。信号哨刚落音，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迅速扑向敌占“482”高地。后面的战士在赵兴元带领下，一鼓作气攻上了山头。经过七退八进的激烈战斗，一连终于占领了敌人号称钢铁门户的南山城子“482”高地。后续部队三连攻敌正面，二连从侧后迂回偷袭，突击敌纵深核心阵地——砬子山。敌“老虎团”及二十二师全线溃退，仓惶逃回沈阳。
南山城子战斗告捷，一营以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连克敌阵，全歼敌二十二师“老虎团”一个营，缴获了“老虎团”团旗，一连、三连分别获得了“七退八进，痛歼敌人”和“击溃千里驹，痛歼老虎团”的奖旗，赵兴元记特等功一次。
不久闻家台战斗拉开了序幕。闻家台是敌新五军军长陈林达的军部和一个师的残部，一个炮团，一个特务营，加上一个保安团的驻地。赵兴元所在的三纵二十团接受了攻打闻家台的战斗任务。天刚黑下来，闻家台就被淹没在一片火海中，攻打头阵的三营失利，赵兴元所带的一营接替了三营。借着照明弹的亮光，赵兴元清楚的看到，前面是一条结冻的小河，河那边有一座被敌人据守的小平房，再向前就是闻家台了，地形对我们十分不利。凌晨两点钟，在我军炮火掩护下，一营二连的战士冲过小河与敌人在小平房前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经过一场拼杀，二连一举拿下了小平房，直奔闻家台。在近一个钟头的恶战中，一营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教导员负伤，二连伤亡近半，一、三连和机枪连都有损失。战斗打成了对峙。我军以小平房为依托。于是小平房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敌人反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固守小平房的二连一个班只剩下了三个人，而且都挂了彩。他们带伤阻击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天亮的时候，敌人分三路从正面和左右两侧向我军包剿过来。其中路是一个由思想既反动又顽固的下级军官大队二百余人组成，也是敌军长陈林达的心腹，装备精良，穷凶极恶。赵兴元见状怒火中烧，等敌人过了小河，他夺过一挺机枪就是一阵猛射，敌人纷纷倒地，战士乘机又是一阵手榴弹，接着就拼上了刺刀。敌人精良的冲锋枪失去作用，一番拼刺，直杀得敌尸遍地，喊爹哭娘。赵兴元乘机率战士们冲过小河，左右两路敌人见势不妙，纷纷撤退。团政委刘振华迅步赶到阵前，紧紧抓住赵兴元的手说：“你们一营打得好，把敌人打残废了！我代表团党委祝贺你们，感谢你们……陈林达跑不了啦！”赵兴元不知是为首长祝贺所感动，还是为死去的战友而悲伤，两眼泪汪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八点整，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军大炮向敌人开火了，顿时闻家台周围烟火四起。赵兴元率先跳上墙头，指挥一营冲向敌阵。又是一场鏖战，一连一排副排长李永凤带一个班冲进敌军部指挥所活捉了敌军长陈林达。战斗胜利结束，上级为一营记一大功。
1947年秋，伟大的辽沈战役拉开战幕。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为死守锦州，不惜血本，修筑工事，企图固守城池。被敌人称作“第二个凡尔登”的配水池，在城北一公里处。此处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可俯视全城。是我军攻打锦州必经之路，也是敌军固守的战略要地。赵兴元请缨并被批准攻打配水池。
战斗打响了，赵兴元率领的第一营攻坚成功，敌人乘我立足未稳，组织了凶猛的反扑。三辆战车，两架轰炸机，锦州全城炮火，集中轰击配水池。赵兴元率领的一营击退了敌人三十多次反扑后，配水池已变成了血池火海。自中午至深夜血战八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伤亡。在激战的关键时刻，赵兴元出现在最前线，极大的鼓舞了士气。战壕里，散乱的躺着一百多名伤员，他坚定的对伤员说：“只要我在、营在，就有你们的安全！”话音刚落，敌人又冲锋了，赵兴元带领三十多个轻伤员一齐扑向敌人，他冲在了最前面，忽然被三个战士缠住，一个拉住腰带，一个抱住腿，一个搂腰，死活不让他上，用哀求的口气说：“营长，你不能上，全营就靠你了……”。四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一切都在无言中。但他转了一个圈，又冲了上去。敌人接连不断反扑，后路被敌人切断，处境十分危急，面临弹尽粮绝，只有背水一战了。在一片苍茫的夜幕中，赵兴元组织起五名轻伤的战士，配合三营兄弟部队，牢牢的控制了锦州的北大门——配水池。赵兴元又记大功一次。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功劳薄上都铭记着赵兴元的名字。北平（北京）和平解放后，赵兴元随军南下，开始了千里大追歼。六月十六日，部队开始向南挺进，第二天，部队来到九岭脚下。这里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地带，被人称作“九岭天险”。好歹挨过这荒无人烟的“天险”，满以为会好些。可“人间有情天无情”，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网稻田，骄阳似火，热气蒸腾，蚊叮虫咬，许多战士浑身浮肿，有的患了疟疾，长眠于异乡他土。中途进行了“衡宝战役”，歼敌两万多人。部队在醴陵进行休整。十一月初，“野司”决定集中兵力发起广西战役。赵兴元率一营作为师的先头部队从醴陵出发，向钟山、贺县攻击前进。二十二日，攻占了八步、贺县。部队日夜兼程，加快了追击步伐。十二月六日，赵兴元率领部队以日行二百八十里的惊人速度于当日午夜赶到了广西南部临海的小董迂地区，截住了穷途末路困兽犹斗的国民党逃敌。他回头一看，跟上来的只有十二名战士。
解放中南地区的最后一战——海南岛战役，在欢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的鞭炮声中拉开了序幕。广州解放后，国民党海南防卫司令薛岳指挥五个军、五十艘战舰，四十余架作战飞机，共十余万人盘踞该岛，待机反攻大陆。为解放该岛，第十五兵团司令邓华、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韩先楚率第四十、四十三军等十万人组成渡海登陆兵团，跨海作战。赵兴元带领部队由广西钦州进驻广东徐闻南部的一个小渔村。进行为期三个多月的艰苦“海练”。一九五0年四月十六日黄昏，大规模强渡开始了，十几万大军的战船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奔海南岛。经过激战，渡海大军很快接近了滩头阵地，不到一个小时，突破了“伯陵防线”（以薛岳的字伯陵命名）。两天后，我军控制了澄迈地区。赵兴元率部向白莲市南山疾进。天刚蒙蒙亮，赵兴元在望远镜里发现了“敌指挥所”。俗话说：“蛇打七寸，擒贼擒王”。如果能将敌指挥所捣掉，就会一发而牵动全身，陷敌于混乱之中。赵兴元经过巧妙安排，派二连副连长段金信带一个排正面接近敌人，死死将敌缠住。激烈的战斗打响后，敌之火力集中对付正面段金信的一个排。赵兴元指挥其他连从左右两侧包剿过去，在一阵嘹亮的军号声中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一举将敌指挥所和一个炮团歼灭了。敌人失去指挥，好似无头苍蝇到处乱跑乱窜。赵兴元果断的指挥部队迅速插向敌人往海口方向逃跑的公路，象一道闸门，关闭了敌人的去路。面对暴露无余的敌人，机枪派上了用场，一阵阵猛烈的扫射，敌人象放麦铺子一样，纷纷倒地，没死的丢盔卸甲，争相逃命。太阳升起的时候，各兄弟部队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对敌主力实施了会歼。会歼告捷，邓岳师长和张玉华政委来到一营，邓师长高兴地拍着赵兴元的肩膀说：“小赵啊！你们打得好哇，我给你们记一大功啊！”
赵兴元是从一个十几岁的娃娃，一步步走上共和国将军的岗位的。他当过士兵、班长、排长、指导员、营长、团长、师长、副军长、黑龙江省军区政委、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政委。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从山东打到东北，从东北打到海南。曾九次负伤，荣立特功两次、大功六次、小功七次，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光辉的乐章。
战功卓著的赵兴元，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代表中央军委亲自到沈阳军区授衔，并与赵兴元将军合影留念。赵兴元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回想起几十年风风雨雨、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活，有无数并肩战斗的战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没有看到共和国的旗帜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没有享受到胜利后的幸福，他们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功臣，无私无畏的功臣！我作为一个幸存者，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只想说一句话，就是牢记列宁关于‘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名言，我现在虽然离休了，但我一定不断学习邓小平理论，适应新形势，继续前进”。
赵兴无同志曾三十三次幸福的见到毛主席。他在《光荣归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黑龙江日报1977年9月17日第二版）一文中回忆说：“我终生难忘的是1950年9月25日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我作为中南军区英模代表队队长，见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记得，英模会在怀仁堂召开。开幕典礼那天，听说毛主席要来，我们坐在那里急切地盼望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毛主席神采奕奕地走过来了，会场掌声雷动，毛主席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当时我两眼模糊，心几乎提到喉咙，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光跟着大家接连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我代表全国战斗英雄把鲜花双手献给毛主席时，毛主席向我伸出温暖的巨手，我紧紧地握住他老人家那双无比温暖的手，激动得不知说啥好。在北京饭店，当我向毛主席敬酒时，毛主席很远很远就把手伸过来，先敬我们一杯，并和我们碰了杯。刹时，一股暖流在全身流淌、浑身是劲。说实在的，我这个苦孩子，哪能想到会成为一名指挥员、战斗英雄，更没想到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军时那位老同志说的‘好好干，干好了去见毛主席’已变成了现实。在大会上，我还做了典型发言。……解放后，我曾三十三次见到毛主席……”。“最近，我受广大党员的委托，又参加了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瞻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容。当时心情沉重，思绪万千，回顾几十年的历程，弹指一挥间，多么想再能给这位历史巨人献束花，敬杯酒啊！……。”
全国英模会议结束后，赵兴元作为我国第一个访苏代表团成员，到苏联进行友好访问。访苏代表团参观了工厂、纪念馆，到红场瞻仰了列宁遗容。赵兴元应邀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作了演讲，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回国后不久，赵兴元毅然奔赴了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
赵兴元同志曾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届中央侯补委员和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而今，这位老将军离休在家颐养天年，与民同乐，广交朋友。他酷爱书法，现任某集团军老战士书法委员会顾问。离休不减志的赵兴元还在继续为社会做着无私奉献。
附：赵兴元夫人陈灼的文章
我和我的老伴
前些日子，《退休生活》杂志的记者到我们家来给我和老伴赵兴元拍照片，说是要在杂志封面上发表，同时约我写一写我们老两口47年的婚姻生活。虽然我不大会写文章，可经不住记者的劝说，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说老实话，我只不过是个参加革命挺晚的小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可说可写的。倒是我老伴赵兴元，1939年14岁时参加八路军，第二年入党，参军后从战士做起，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先后九次负伤，立过两次特等功、六次大功、先后被团里、省军区授予“模范共产党员”、“战斗模范”、“全面功臣”等光荣称号，1950年还当上了“全国战斗英雄”，出席了全国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后来中央军委还授予他“文武双全的全国英模”称号。由于工作的需要，兴元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我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还先后当上了党的中央侯补委员、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退下来后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对人民的贡献可比我大得多，所以，我觉得把兴元介绍给广大老年朋友，还算可以。
还是把话头拉回来说说我和兴元是怎么认识、相爱、成家的吧。
老年朋友都有体会，咱们这一代人的婚姻可没有现在小青年恋爱时那么浪漫。尤其像我和兴元这种军人出身的，从恋爱到结婚的过程就更简单了。那是1950年兴元调到中南军区党建班学习并兼任副大队长时，因病住进了武汉陆军医院。由于组织上十分关心他的个人生活问题，便通过医院领导帮他在医院人员中物色对象。结果，选中了我。我俩通过不长时间的相处和了解，觉得我们既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又愿意相互帮助、相互鼓励、相互爱护，共同在一起生活。所以，便向组织申请结婚，组织上认为合适便很快批准了。就这样，在1951年1月19日，我和兴元举行了婚礼。说是婚礼，其实不过是双方领导和几个知近朋友前来祝贺，尔后吃一顿比平时略为丰盛一些的饭菜而已。尽管婚礼很简单，没花什么钱操办，但那热烈而庄重的气氛让我终生难忘。领导的祝福、战友亲朋的祝贺，是那样亲切、诚势，我们心里真是充满了幸福。
我们结婚三天便各自回到了工作岗位。没过多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们虽然结婚才一个来月，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双双报名要求参战。到了朝鲜战场，我和兴元就天各一方了，相距几百里地，只有赶上缓战休整时，“牛郎”和“织女”才有机会借单位汽车的光相见几天，尔后，又赶紧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
我和兴元有了儿子以后，既让我们高兴、快乐，又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孩子的尿布湿了，我只有拿到冰冷的河水中去洗，结果，我的两条手臂得了风湿病，很是痛苦。但当时战争环境下医疗条件很差，对风湿病束手无策，只好抽空到山上去拾些柴草回来烧水，用热水和热气来熏洗手臂，算是治疗了。还别说，这方法也还管点儿用，一经熏洗立时就感到舒服了不少。
兴元的处境也不比我强。他们是战斗部队，日夜驻守在大山下挖成的地道里。那地道真潮啊，洞壁上渗出的水不停地从洞中向洞外流着。在这种环境下，很多战士都得了关节炎。他们盼着上级命令出击，因为出击时就可以从地道里出来了，既可吹吹浑身的潮气，又可以晒晒太阳。
为了纪念这段艰苦的生活，我们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叫“远征”，期望以后孩子长大了不要忘记他也“参加”了抗美援朝呢！
1953年8月1日，战争终于结束了，美国人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我和兴元也先后返回了祖国，他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学习生活；我则考上了南京药学院本科。那时的学习生活很紧张、很正规，我和兴元都分别住在自己学校的集体宿舍。一岁多的孩子则租了一间民房请了个保姆帮助带。我们三口人每周六团聚一次，但要遇上考试复习阶段就不行了，半个月能聚一次就算不错了。经过一番苦苦的奋斗，1958年我和兴元双双拿到了毕业证书。我们真是高兴啊！
毕业后，兴元回到了东北原部队，我则留校当了教员。又过了三年，经组织上帮助，我们总算解决了一南一北的两地生活，我也调到了东北的锦州。但兴元在义县，他只有到军部开会时（军部在锦州）才能回家看看。
长期的两地生活，有苦有累也有收获。
说苦和累，仅举一例便可：我们在有儿子以后，先后又有了两个女儿。每逢生育前，什么小孩衣服、尿布、被褥啊，一切准备工作都得自己来；到了临产去医院和产后出院回家，也得自己张罗，每次都是自己抱上婴儿，从街上叫一辆三轮车回家。我不从兴元部队要车，我想，一般市民百姓生孩子可以不用小汽车接回家，我也应该一样，自己能办的就决不去麻烦组织上。就是兴元，因为他是军人，部队上的事情繁忙，所以我也不牵扯他的精力，也算是一个军人家属对军队的支援吧。
兴元对此颇感歉疚，但他也感到自豪。他觉得我从不为难他，从不麻烦组织，是他可以为骄傲的，他的老伴和孩子没给他丢脸，为了还我的这份情，他也尽量在有空儿回家时帮我做点儿什么，或是多和我与孩子们说说话儿，从感情上多关心关心我们。有时候，全家人聚一起时，孩子们便故意问兴元是否知道他们的生日。每到此时，兴元便窘得张口结舌，答不出来。于是，全家人便哈哈大笑一场。其实，也不光兴元答不出来，那个年代的军人家庭中，有几个当爸爸的能说清楚自己儿女的生日呢？
后来，兴元在黑龙江省军区工作时，我们俩上班是走一个方向的。特别是三九严寒时节，大街上真冷啊。可是每天早晨我都是先出家门去挤公共汽车或赶单位的通勤车，从不沾兴元的光，坐他的小汽车。我觉得，沾这个光不体面。
我说的这些都是我替兴元着想，严格要求自己的事。其实，兴元也是非常关心我的，只不过因为忙于部队上的事，为国为公不得不舍下“小家”罢了。到了我和他都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兴元曾深情地对我说：“过去我们这个家庭都是由你一个人操劳费心，你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如今，我也退下来了，社会上的事也不多了，该我照顾照顾你了，何况你还有慢性病”。他说到了也做到了。不说平时帮我照料家务，就是前年夏天我得病卧床那两个月吧，全靠兴元无微不至的照顾了。不然，我那场病也好不了那么快。
现在，一早一晚，我俩就一块去公园锻炼身体，和当地群众同乐、交朋友。此时，没有了司令、将军，也分不出谁是官谁是民，大家都一样，真正是“平等”了。这又是一种新的乐趣，新的生活。我和兴元都感受到了一种过去几十年所没有的放松与舒畅。
我和兴元到二00一年时，将庆祝金婚。我们愿意同现在通过《退休生活》杂志相识的老年朋友们相约：到那一天，我们再通过《退休生活》杂志相会！为此，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健康长寿吧！
颜承福
颜承福，1929年出生，章丘市明水镇东石河村人，抗美援朝烈士。
1948年19岁的颜承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第二十四军七十四师。1949年4月，参加渡江战役。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1年响应党的号召，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22团先后任班长、排长，在战斗中，他不怕艰险，英勇杀敌，多次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并荣获四等功四次。
1953年6月14日，在三八一东北区争夺无名高地的激烈战斗中，我军接连发起了两次冲锋，但由于敌人火力凶猛，久攻未破。在发起第三次冲锋时，颜承福同志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4周岁。
无名高地夺回后，为纪念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将士，将颜承福烈士的遗体埋葬在无名高地下面。（详址为：朝鲜江源道平康郡三八一东北区无名高地）让人们永远铭记阵亡的英雄们。
颜承福烈士的遗物、奖章、证件，由其长兄颜承禄保存至今，章丘市人民政府为烈士的家属挂匾一块，上写“抗美援朝”，也由其兄颜承禄保存。
张方
张方，男，1930年出生，章丘市明水镇明四居人。中共党员，现任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张方于1947年初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任明水区组织干事，调浙江省工作后，历任宁波地区组织干事、秘书、组织部副部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刘捷
刘捷，原名刘焕菁，出生于1932年7月，章丘市明水镇西营村人。中共党员，军队离休干部，离休前任国防大学学员队队长（正师级）。
1949年4月刘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历任副班长、连队文书、助教、区队长、见习生、军事教员、秘书、训练科长（正团职）、训练处副处长、教务部副部长（副师职）、图书资料馆馆长、军系级党委书记、国防大学学员队长等职。
刘捷同志曾被上级领导机关授予“五好战士”（下连队当兵时）、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多次受到嘉奖及通报嘉奖、并荣立三等功一次。
康煜宗
康煜宗，北京北方交通大学教授。1932年出生于明水镇浅井庄。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冬，与堂兄康炜宗（高级工程师，现居西安市），堂弟康英宗（九三学社淄博市负责人，全国人大代表，现居淄博市张店区）一起到“大后方”西安市求学。当时其伯父康荫桓，父亲康荫棠在西安、成都经商，叔父康荫桥在四川省绵阳的山东流亡学生的国立六中上学（1948年他武汉大学毕业后到台湾高雄港务局，铝业公司任发电厂厂长，现全家在美国定居，经常回原籍探亲），他们尽力让康煜宗离开战乱的章丘，到大后方西安市上学。这样八年中从小学上到高中一年级。
1949年秋，康煜宗返回章丘老家，又考入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中学高中二年级。1950年冬在抗美援朝的高潮中，响应政务院（现国务院）号召，第一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后在华东空军部队工作。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
196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铁道部国际联运局（即现在的外事司）任翻译。因急需培训援外工程技术人员，1963年调到北京铁道学院（现在的北方交通大学）任教。后培训班改在上海铁道学院开办，于是1964年秋又调到上海铁道学院（现称上海铁道大学）任教。该培训班1965年底又迁回北京铁道学院，所以又被调回北京铁道学院继续培训援外工程技术人员，直到“十年动乱”停办。以后留该校任教直到1996年完全退休。
康煜宗从事教育工作三十余年，任教学研究室主任十余年。“十年动乱”结束，大学的教育事业步入正轨后，他的职务才从助教一步步升为讲师、副教授直至教授。除日常教学工作外，他还经常受邀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也参加一些编写法语教材的工作，如参加编写了《核心法语》，此书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至1991年出版发行共三册，颇受学习法语者欢迎，再版多次，被西南地区评为“优秀教科书”。
1989年康煜宗被国家教育委员会任命为制定《大学法语教学大纲》的成员。该《大纲》199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国家教委向全国各高等学校发布执行此《大纲》的通知。此后又参加了根据此《大纲》编写《大学法语》课本第一至第四册的工作。《大学法语》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5年7月至1996年12月陆续出版发行。此外还有科技及文学的多种译著，如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的科幻小说《大木筏》，1980年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一万册，1996年又再版发行。
1989年1月国家教育委员会组建“大学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法语组”时，康煜宗被聘为委员。1991年“教材编审委员会”改组为“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时继续被聘为委员，直到1996年底退休。在任教三十周年时，铁道部、北京市、北方交通大学都为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国家教委也为在任“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颁发荣誉证书以资表彰。
康煜宗家中有四口人，有三人在大学里从事教书工作。妻子万美君，北京大学教授。原籍江苏常州人，一九三四年出生于上海，在上海上学并参加了工商局的工作，直到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1960年留校任教，从助教逐步升为讲师、副教授，直至教授，曾两次赴法国进修。从事教育工作三十余年，在任教三十周年时获北京市及北京大学颁发的荣誉证书。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教师，曾担任法语教研室主任多年。译著颇丰，如编写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广播《法语》；参加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法国著名小说家莫泊桑的《莫泊桑全集》的翻译工作，翻译了其中长短篇小说数篇；也为三联书店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发明》，华夏出版社的《红歌星》，以及为台湾的时报出版公司翻译的《恐龙》等书，以上的译著于1980年至1998年陆续出版发行，至今仍稿约不断。
康煜宗的长子康凌1996年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在北京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任教及进行科研工作，在学习期间曾获“光华奖学金”奖及优秀论文奖，现经常参加国家级的科研及实验工作。
次子康冰在“讯合集团公司”的一个分公司任经理，从事电脑的联网工作。
李家升
李家升，著名爆破理论专家。1934年11月出生在章丘市明水镇西石河村。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工程兵学校，由于学业成绩突出。毕业后留校任教。1967—1969年在我国驻坦桑尼亚军事专家组任专家。1969—1975年在工程兵技校任教学组长。1975—1994年在工程兵指挥学院先后任主任教员，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教授。
李家升教授在爆破理论的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1980年他主编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工程保障经验》一书，在工程学院出版社出版。1982年主编的《爆破教范问题解答》，由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1993年又主编了《军事爆破工程》一书，由工程兵指挥学院出版，补充了我国现代军事爆破工程理论。1982年研制成功“七三式模拟火箭爆破器”教具，荣获工程兵科技进步二等奖。
德高望重的李家升教授，曾在1986年被聘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工程学科撰稿人。1993年被编入《全军院校名师大典》，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被聘为《爆破》杂志（全国性大型刊物）特约编委。
赵庆福
赵庆福烈士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2680部队的一名飞行员，在保卫祖国神圣领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我国空间科学技术的伟大事业中，不幸于1970年6月28日在一次飞机试飞中因飞机突然出现故障，操纵杆失灵而不幸殉难。
赵庆福烈士于1935年出生在章丘市明水镇樊家村，因家境贫寒，读完初小后就被迫辍学。但他从小就志向高远卓尔不凡。于1955年应征入伍，进入航空学校学习，在航校学习期间，他废寝忘食，认真刻苦学习航空知识和航空技能，学习成绩优异，年年被评为优秀学员，航校毕业后，他驾机翱翔于祖国的神圣领空，立志为航空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在业余时间，他大量阅读有关书籍，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政治上积极进步，生活上艰苦朴素，1961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提干。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帮助党和国家克服暂时困难，除正常交纳党费以外，每次的出差费他也都交了党费。后来他身体有病，组织上照顾他，想让他转到地面工作。赵庆福再三请求领导，让他继续飞行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空而不息战斗。
1970年6月28日晨，赵庆福接受上级命令，为一架刚修好的飞机试飞。这项任务非常艰巨，是经组织反复考虑，才决定派飞行技术过硬的他来执行这项任务。赵庆福同志心里十分清楚，如果飞机在修理过程中有丝毫的差错，那么试飞中后果不堪设想。危险之大，他心明如镜，但他毫不犹豫，毅然接受了命令。他带领四名助手，做好起飞前的准备工作，起飞命令下达后，飞机立刻离开了地面。当飞机升到五十公尺高度时，突然飞机不能继续升高，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果飞机就地降落或跳伞，就可以避免灾难，但是飞机下面是部队营房和弹药库，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赵庆福同志首先想到的是国家的利益和全体官兵的安全，他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果断地操纵着飞机，冒险低空飞行。飞机飞过了营房，飞过了弹药库，飞到了一片稻田的上空，稻田里正在劳动的人们从没见过这么低的飞机，都跑到飞机下面惊奇地看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决不能在此降落。飞机继续向前飞行，迎面而来的是一座高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飞机只有掉转方向，可是就在这时，由于操纵杆突然失灵，失去控制的飞机风驰电挚般地向高山闯去……
赵庆福在党最需要的时刻，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赵庆福用短暂的人生，谱写出一首英雄的赞歌，在人生路上撒下的串串音符将永远回荡在天宇……
王广钰
王广钰，出生于1937年1月，章丘市明水镇明三居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副研究员。现任山东省体育总会副主席。
1950年王广钰毕业于明水小学，1951年夏考入济南第一中学，1954年初中毕业，考入济南师范学校，1957年师范毕业后被保送山东师范学院体育系学习，1958年建立山东体育学院后被转入体院体育系本科学习，1961年山东体院毕业留校工作。
参加工作，1961年至1964年王广钰先后任山东体育学院体育系田径教研室助教、运动系篮球队身体素质教练员；1964年至1972年先后任山东省体育学校（现运动技术学院的前身）政工科干事、团委书记、排球队副指导员；1972年至1982年先后任山东省体育学校政工科副科长、科长、办公室主任；1982年8月调任山东省体委人事处副处长；1983年9月任山东省体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84年5月，任山东体院党委书记（兼省体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90年12月调任省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92年8月后任省体育总会专职副主席至今。
王广钰主持研究的《我国优秀运动员退役安置现状及对策》项目，获国家体委颁发的我国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项奖一等奖。
李善阶
李善阶，现年60岁，明水镇三盘村人，196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本科班。1958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共山东省委研究室工作三十余年。曾任办事员、科长、处长、山东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1990年调山东建材学院任党委副书记，现任该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李善阶同志不仅是位出色的党政管理干部，而且是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内行里手。他现在兼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首届理事会理事，全国高等学校秘书学会理事，山东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山东省高等学校书画协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山东诗词学会秘书长、《历山诗刊》主编等。
李善阶同志自五十年代末开始在省内外报刊发表文章。其后，集中精力研究行政管理学、秘书学、公文写作。已出版的著作有《应用行政学》、《省级行政管理》、《机关行政研究》、《古今城乡实用对联集萃》、《中华古今旅游诗词集萃》等；与他人合编者著作有《县级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文秘与财经写作》、《中国现代应用文选讲》、《市场营销学》、《公关心理学》共十二部达336.3万字。发表行政管理学、秘书学、文学论文30余篇，经济评论和其他文章50余篇，计20余万字。创作发表中华诗词500余首，部分诗作收录于《中华诗词》、《中华诗魂》和《齐鲁当代诗词选》等专集。书法作品被选录于《国际书画纂划大观》、《中国书画家百人名录》。所编著《应用行政学》、《县级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获山东社会科学一等奖，《省级行政管理》获山东省首届行政管理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所编著《应用行政学》、《省级行政管理》、《机关行政研究》等书，经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遴选推荐，参加了国际书展。纂刻作品获山东省级机关二等奖。李善阶同志的事迹已收录于《中国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辞典》《中国大百科专家人物专集》、《中国当代学者大辞典》、《中华诗词学会人名辞典》、《山东作家辞典》。
赵芳清
赵芳清，出生于1937年5月，章丘市明水镇三涧溪村人。中共党员，中专文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东营市政协主席。
赵芳清1953年6月在聊城地区粮食局参加工作，1958年9月起先后到山东财经学院、山东商校进修学习，学习期满后于1964年5月调任山东省委财贸政治部秘书，1969年9月任山东省委办公厅秘书，1973年12月后又先后任胜利油田党委办公室秘书、主任，1984年5月任中共东营市委副书记，1993年3月任东营市政协主席至今。
王绍玉
王绍玉，生于1938年11月，章丘市明水镇张家村人，大学文化，退休前是空军指挥学院师级工程师。
1956年王绍玉响应祖国号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后在长春市总参机要学校学习。1958年2月因部队院校精简整编复员回乡，同年9月考入济南市七中读高中，1960年由济南市委保送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学院建筑专业学习。1966年毕业，先后在空军部队军级机关工作。担任过技术员、助理员、股长、处长等职。1983年调空军指挥学院任营房处副处长（正团职），1988年提拔为师级工程师，1994年经本人申请批准退休。
王绍玉同志在军队院校学习乃至工作期间，曾多次被评为五好学员、五好战士，多次受到领导机关的通令嘉奖，并三次立功，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
李海绩
李海绩，生于1938年11月6日，章丘市明水镇八里辛庄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正司级）。
1962年李海绩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进修，1965年进修期满，分配到北京语言学院工作，北京语言学院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赴国外任教。其中1966年10月至1968年7月赴柬埔寨王家大学文学院任教；1970年10月至1972年10月在马里巴马科任教。1975年调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工作，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正司级巡祝员等职。其中1981年至1985年在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任二等秘书、一等秘书；1989年至1992年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任党委委员、教育参赞；1993年至1998年任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外事司正司级巡祝员，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正司级）。
李海绩多年主要从事或负责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外国专家的聘请、管理、外国来华留学生及出国留学生的管理工作。此外，还从事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组织的管理工作。近五年来，主要负责对港、澳、台的教育交流工作，并参与管理香港爱国人士对内地教育的捐助工作。由于工作卓有成绩，曾获国家外国专家局颁发的纪念奖状。
李海绩在大学读书期间曾发表过多篇文学评论文章，以后出版了专著《布鲁塞尔大学》（十万字）及自编诗词集《天涯万里歌行集》。
李江吉
李江吉，1938年2月生，章丘市明水镇三义村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现任青岛海洋大学技术科学学院电子工程系系主任、教授。
1956年9月李江吉于济南正谊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济南一中，1959年7月高中毕业，同年9月考入山东海洋学院（现青岛海洋大学）物理系海洋物理专业学习，1964年10月毕业留校任教（物理系），1993年5月到电子工程系任教至今。
在三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李江吉先后讲授了物理、水声物理、流体力学、噪声与振动控制、建筑声学等八门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现在是青岛海洋大学声学硕士点环境声学方向学术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声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山东噪声控制工程协会理事长；山东省环保产业协会振动与噪声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因工作成绩突出，多次获青岛海洋大学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称号。
在声学技术方面的教学、研究与开发过程中，李江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多项发明和科研成果，获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青岛海洋大学学报”、“噪声与振动控制”、“环境工程”等学术杂志上先后发表论文12篇；与他人合作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海洋声学》译著一本，约79万字；由他任课题负责人，主持完成了16项科研项目，参加国家“八五”攻关项目一项，其中“SQD—120手压气动号笛”获一九八七年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崂山影剧院音质改善的声学设计”和“济青高速公路环境影响评从”分别获1986年和1989年青岛海洋大学科技成果三等奖；“全频段抗噪声无线通话装置”，1993年获国家专利，专利号为ZL93231445.7；“全方位防盗防火报警装置”已报发明专利申请号94114271X，〓已编汇公布，待实质审查，该产品已进行小批量生产，近期可投放市场。
张汝亮
张汝亮，1938年9月生于章丘市明水镇杲家坡村。现任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
张汝亮，1963年毕业唐山铁道学院桥梁隧道专业，从此与桥梁隧道设计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曾在国防科委总字722等部队体验生活。1976年回天津7047设计院搞地铁设计工作。1980年后调天津市市政设计院任工程师，院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享受政府补贴的专家。
张汝亮擅长结构理论，尤其对空间钢网架构有较深研究与造诣。在计算机应用与程序开发方面成绩突出。六、七十年代主持设计了三部雷达天线结构，其中180雷达天线结构采用了电子计算新技术，成功地解决了天线结构重量轻，精密度高的难题，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主持设计了天津市科技情报楼的电子计算技术工作，解决了建筑平面复杂、结构扭转问题，是天津市首次运用电子计算解决高层设计难题的设计者。八十年代发明了蛛网式平板型网架结构，进行了杆件直接交汇节点的研究，提出了一种简便设计和加工方法，经专家鉴定，蛛网式网架体系和杆件直接交汇节点的研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已将成果应用到天津市地铁西南角出入口屋盖工程中；1984年主持研制的螺栓球节点网架定型图，共99种，在国内属第二份，在种类及防腐处理上均有较大突破；近年来，设计了天津市高速公路上十多个收费站网架罩棚，天津市52层鸿吉大厦屋顶花园网架工程、装饰网架工程、楼顶铁塔工程、天津市武清开发区逸仙园、长城集团240×80米网架工程等；他曾担任中环线东半环普济河道立交桥的桥梁专业负责人，该工程1986年被评为城乡部优秀设计一等奖；另在外环线工程中任张贵庄、西青道、北环地铁、铁东道四座立桥项目的负责人；主持进行了机房建设，CAD辅助设计及APOLLO工作站引进等工作。八、九十年代，张总负责《JSZ—GH》建筑结构绘图软件包的研制工作，该项目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获1989年局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和1990年天津市建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并获1989年QC成果市级优秀奖，1992年第二次全国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二等奖；负责中小桥CAD的研制工作，该项目1996年获市政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市建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市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张总还参加了兴塘立交桥和洞庭路立交桥等多座桥梁的审核工作。从1983年开始负责全院电子计算工作，包括电子计算人员的引进、培训、软硬件的配置等。组织与高等院校、软件公司合作开发CAD技术，抓电子计算的管理和网络的建立等，在电子计算管理上做了大量贡献，为设计院获得1994年、1995年、1996年市、部、国家电子计算应用先进单位称号立了汗马功劳。
实践出真知。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从实践中总结出了经得住考验的理论。他撰写的电子计算技术书一节、论文数篇，曾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两篇，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发表五篇。曾参加电气自动化丛书《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及应用》一书的编写（第十章第二节）工作。《COBWEB SYSTEM FLAT SPACE FRAMES》收录1984年英国《第三届国际空间结构会议论文集》第九期；《THE DESIGH AND CONSTRUCTION OF COBWEB SYSTEM FLAT SPACE FRAMES 》，收录1986年澳大利亚《第一届国际建筑轻结构会议论文集》第8期；《蛛网式平板型网架结构》（合著），收录1982年《第一届全国空间结构论文集》；《蛛网式平板型网架结构设计与施工》、《空间网架结构杆件直接交汇节点的试验研究》（合著），收录1984年《第三届全国空间结构会议论文集》；《（TSZ·GH）工民建结构绘图软件包的研究》，于1989年在天津市土木工程学会上发表，被评为一等奖，并刊于《天津市政工程》1990年第1期；《公路桥梁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合著），1995年发表在《第三届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交流大会论文集》中。
张汝亮曾于1990年赴美国圣荷西参加APOL-LO技术培训，受益非浅。
在30多年的工程设计生涯中，张汝亮呕心呖血，执着的追求着一个目标，就是为人间绘制更多的“彩虹”，造福于人类、创造出新时代的建筑伟绩。当然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工程设计巨匠。他多次被授予天津市政工程局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1982年被授予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1983年作为天津市代表出席了第十届全国工人代表大会。1984年作为天津市代表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国庆观礼团、是天津市第四届、第五届党代会代表。
执着追求终无悔，甘洒热血写春秋。年届六十高龄的张汝亮现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谱写着自己的人生之歌。
刘嘉瓒
刘嘉瓒，1939年出生在章丘市明水镇陔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960年在本溪矿务局工作，1969年支援三线建设奉调到四川省攀枝花矿务局小宝鼎煤矿任采煤队长。曾获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9年获全国能源部劳动模范称号，是1990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1991年被评为攀枝花市“十二英杰”之一。1993年被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退休不退志的刘嘉瓒同志被反聘在矿安监科工作，后被聘为明水镇二号井生产、技术顾问。
1979年刘嘉瓒任小宝鼎煤矿采煤队长直到1993年退休。他全身心的扑在工作上，从未休过节假日和星期天。他总是抢在时间的前面，经常在井下连轴转，重活、累活干在前，危险时刻冲在前，曾从冒顶区里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多万元。从1980年起每年出勤4.50个工作日，十年干了十四年的活，累计奉献义务工1296个，但从不多拿一分钱。他带出了一支思想进步，技术过硬的采煤职工队伍。他曾把昔日的小赌徒、小天棒，贯上花班，泡病号的刺头丁××，改造成他的得力助手，采煤干将。狠抓管理，向采煤机械化要效益，是刘嘉瓒同志的治队法宝。1989—1990年以优异成绩连获矿务局采煤机械化竞赛“乌龙杯”，并破省高档普采薄煤层、中厚煤层月产纪录。1990年产原煤23.4万吨，被矿务局誉为采煤机械化的“排头兵”。
刘嘉瓒具有异乎寻常的胆识。1989年掌子面曾发生过一次井下大塌方事故，正在上班的工人用矿灯一照，吓出了一身冷汗，黑洞洞不见顶，连老工人都吐舌头，没人敢进。刚上井不久的刘嘉瓒队长，从家中匆匆赶到现场，怎么办？有人主张绕过去，那样最安全。可刘队长头摇的象个棒榔鼓，语重心长地说：“那要白白丢掉6000吨煤，百根单体金属支柱也白扔了，要损失30多万元哪！不行！”他反复探查，提出打木垛架抬棚，硬堵住大漏洞。“老刘，可太危险，有把握吗？”王运平局长关心的询问。“我看能行”！刘队长斩钉截铁的回答。于是，组织了以他为组长的抢险敢死队，他第一个冲上去，先把顶板的浮石一块块处理掉，此时是最危险的时刻，可他毫无惧色。然后领着敢死队员们打木垛架抬棚，他又亲自上梁刹顶，连续奋战了22个小时，洞顶终于被控制住了。接着又采用老鼠打洞的办法，硬是从“老虎”嘴里扒出百根单体金属支柱。老工人无不赞叹的说：刘队长一贯这样，简直象个“拼命三郎”。那年，他为了扒出埋住的战友，竟连手指甲盖都扒掉了，置鲜血淋漓于不顾，象一头雄狮，直到把所有的战友扒出来为止，他也被累得晕了过去……。老工人们板着指头历数着刘队长数也数不清的感人事迹。
刘队长退休了，但他的感人事迹却在攀枝花广为传颂，鼓舞着攀枝花的工人们沿着他的足迹奋战在煤海里，为国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赵景江
赵景江，生于1939年7月，章丘市明水镇滕朋村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39420部队副师长。
1958年赵景江章丘二中毕业，同年被选为飞行学员而志愿入伍，进入空军航空预备学校、空军飞行学院学习，1962年空军飞行学院毕业后，成为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飞行员，曾历任飞行副大队长、团、师领航主任、飞行副团长、团长、副师长等职。
李景江同志飞行生涯二十八载，安全飞行2400余小时。经过各种高难度课目飞行训练，练就了过硬的飞行本领，是四种气象（昼简、昼复、夜简、夜复）飞行员，教员和指挥员。曾先后三次入滇、入闽担负运输和作战任务。因训练、作战成绩突出，多次受到领导机关的奖励。曾被授予技术能手、特级飞行员称号，并荣立三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
杲宪庆
杲宪庆，1940年3月生，章丘市明水镇杲家坡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现任山东省农业厅厅长、党组书记、山东省政协委员。
1965年杲宪庆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政史系。参加工作后，历任肥城团县委副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新城镇党委书记、中共肥城县委书记等职。1986年调任省农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并主持农业厅的全面工作。一九八八年任农业厅厅长、党组书记至今。
李可岐
李可岐，1940年7月出生，章丘市明水镇吕家村人，中共党员，中专文化，现任济南铁路天龙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
1955年在家乡读完小学的李可岐考入济南第十一中学，1958年初中毕业后考入济南铁路机械学校电力机车专业学习，1962年毕业分配到湖南株州电力机车厂任助理技术员，1969年调济南铁路机务段先后任电钳工、技术员、工程师。1982年又调济南西机务段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大修厂厂长等职，并于1984年1月赴美国考察、学习进口机车项目。1997年后任济南铁路天龙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
李可岐同志在长期的车辆制造检修工作中，紧跟我国铁路运输动力的改革步伐（由蒸汽机车向内燃机车、电力机车的过渡），在提高与完善机车的检修能力，机车的更新改造及关键部位的设计制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可喜的科研成果。在株州工厂时他参与了我国东风3型内燃机车电机的研制；在济南机务段完成了由蒸汽机车向内燃机车过渡的检修非标电气设备的研制、安装和调试。主持筹备了东风4型内燃机车牵引电机的单项大修并形成能力；在进口机车（ND5型）的运用和检修中，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受到外国专家的称赞，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在与外国专家进行的50多次谈判中，为国家争得机车配件索赔约350万美元，维护了国家的利益。研制了国内第一台ND5机车手柄积时仪，编写了《ND5机车电传动装置》一书，撰写并发表有关论文14篇，主持筹备实施了铁道部ND5机车电机、轮对、插件板大修基地的建设，并按时投入生产。
由于李可岐同志工作卓有成就，1987年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同时授予他多种荣誉称号，1984年、1985年连续两年被授予济南铁路局劳动模范；1986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86年、1987年连续获山东省及铁道部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山东省第六届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七届、第八届代表。
韩乃寅
韩乃寅，1947年11月出生于明水镇杨胡村。东北地区著名文学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协理事。其创作的长篇知青题材小说《远离太阳的地方》三部曲第一部《天荒》，获东北文学大奖一等奖。行政职务：原为鸡西市委秘书长兼市委机关工委书记，现为中共鸡冠区委书记。
韩乃寅在杨胡村小学读完四年级后，随父先后在沈阳、鸡西市读完小学、中学，1968年10月下乡到黑龙江嫩江县山河农场。经历了近十个年头的知青生活，先后当过农工排长、连队统计、分场宣传干事、总场广播站站长、总场通讯干事。“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考入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获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鸡西市文联《雪花》杂志社任编辑。后调至鸡西市委办公室工作。先后任中共鸡西市委常委秘书、办公室主任、市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兼中共鸡西市委机关工委书记。1991年5月调任中共鸡冠区委书记，至今。
自幼爱好新闻和文学，读小学时便喜欢读中国一些古文学和世界名著。读初中时在《鸡西日报》发表处女作《红色的接力棒》，生活农场期间，先生在新华社《人民日报》、《文汇报》、《黑龙江日报》、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黑河日报》、《北方文学》、《少年文艺》等新闻和文学刊物发表稿件千余件。考入牡丹江师范学院后，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大学学习期间，课余时间写出并出版了中篇小说《断线的风筝》（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箭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大学毕业任编辑后，仍坚持业余写作，先后出版四部中篇小说《丢了名字的孩子》（北京少儿出版社）、《海峡飞来的信鸽》（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魔圈》（黑龙江少儿出版社）、《和老头开玩笑的孩子》（妇联少儿出版社[牵牛花]丛刊）。期间，并出版了两部长篇儿童小说《密林虎啸》、《血溅蟒猊峰》（均由黑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经过一段的思考和准备，1988年开始从事知青文学创作，1989年起相继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计1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远离太阳的地方》三部曲，包括《天荒》、《苦雪》、《泪祭》。
从走上工作岗位和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以来，得到各级组织的关怀、培养和帮助。于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加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并任理事，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培养提高写作能力，省作协曾选送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东北、华北地区儿童文学讲习班。《箭娃》获黑龙江1979—1981年度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胡景芳撰文，高度评价《箭娃》的地方特色，称赞填补了鄂伦春族中篇儿童文学的空白。《远离太阳的地方》第一部《天荒》获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沈阳军区）首届文学大奖一等奖，在省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北方文艺出版社召开了作品讨论会，新华社、《文艺报》、《文学报》、《小说评论》等先后发表消息和评介文章，给予较高评价，赢得了读者，作品征订创了北方文学出版社纯文学长篇小说定数的最好水平。
坚持业余文学创作以来，得到了中共鸡西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怀，并给予了很多帮助和荣誉。市委、市政府先后授予全市优秀知识分子、全市科学技术专业拔尖人才光荣称号，获晋升一级工资奖励，1991年和1992年鸡冠区各项工作经过市有关部门联评，连续二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产值、销售收入，利税四个同步增长，被评为优秀领导班子，获晋升一级工资奖励。《天荒》获首届东北文学大奖一等奖后，给予浮动一级工资奖励。
徐建国
徐建国，出生于1952年10月，章丘市明水镇王西村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现任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从1970年7月参加工作起，徐建国历任胜利油田团委干事、运输处党委办公室秘书、胜利油田党委办公室秘书、油田指挥部办公室科长、山东省人才开发服务中心总经济师、山东省经济技术开发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山东省胜利集团公司总裁、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职。
山东省胜利集团公司，组建于1990年4月，1991年经省经委，体改委批准为大型一类企业。公司下属2个总公司、8个分公司、3个中外合资企业、2个海外企业，是集科工、贸于一体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1993年独家发起创立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95年被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进出口权和石油成品油经营权。以徐建国为首的胜利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几年的不断发展及严格管理，赢得了市场，取得了信誉，获得了荣誉。1995年被评为“山东省工交财贸系统百家利润大户企业”；1995年、1996年连续被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分行评估确认为“AAA级信用企业”；1997年1月被山东省信誉评级委员会确定为特级信誉企业，信誉级别为AAA级；被山东省工商局评定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还被省经委评为“管理示范企业。”
徐家镇
徐家镇，1967年10月生，系明水镇鲍庄村人。现为济南市体校教练。曾连续5年获67.5公斤级华东六省举重邀请赛冠军，两次在上海大学生运动会上夺冠，全国城运会荣获第9名，上海九届运动会获金牌，达运动健将标准。
徐家镇1976年入学，小学毕业后升入柳沟中学。83年初入章丘县业余体校学习，举重主练。从此，开始了体育生涯。在教练的教育鼓舞和父母的支持爱护下，他刻苦训练，雷打不动。手起血泡，锁骨磨破也咬牙坚持。因此他第一次参加省业体举重比赛就获得较好的成绩，获抓二挺四，精神文明先进个人，被授予三等奖。在1984年全省组织的业余体校比赛中取得了更为可喜的成绩，获抓、挺、总成绩、身体素质四个第一名。由于个人的奋斗，1985年被泰安体工队招收，进行了专业训练。在第二届全运会上达到国家运动健将标准。1987年招入上海体院竞技学校予科班学习训练。一年后又转入上海体院武术系深造。在校时刻苦训练，多次在全国和省级赛场上取得好成绩。在上海体院学习期间，连续五年获得67.5公斤级华东六省邀请赛冠军，两次在上海大学生运动会上夺冠。在全国城运会上取得第四名，上海九届运动会上获金牌，同时达到运动健将标准。1992年在山东省十二届运动会上带伤参加比赛，获67.5公斤级金牌。
景凤凌
景凤凌（原名凤玲），1969年出生在明水镇双山村。由于她从小爱唱爱跳，天真活泼，1986年考进天津的艺术学校，主攻河南坠子专业，199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工作。她纯朴自然的表演，委婉动情的声腔。引起剧团领导的重视，逐步让她拓宽戏路，由唱改说，专攻小品，先后与剧团话剧演员合作演出了许多相声、小品等曲艺节目，深受军内外观众的欢迎，由此声名日响。她说、唱俱佳，又擅长说一口河南、东北、山东、天津等地方言，加上能歌善舞，演小品对她来说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她的表演被专家誉为“浑身都是戏”，满身都是“绝活”，继宋丹丹之后在曲艺界能挑大梁的新秀。”1995年，由于艺术成就突出，被上调到北京总政话剧团，并参加了总政小品喜剧艺术团的演出。
景凤凌给予观众印象最深的莫过于1994年参加具有权威性的全国“华奥杯”曲艺小品大奖赛，她以小品《我要读书》（与孙涛合作演出）而一举夺得表演一等奖，从而成为曲艺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此后，景凤凌在全国戏剧小品大赛，全军小品大赛等比赛中频频获奖：1995年4月参加全国“重钢杯”戏剧小品大奖赛，以《二营长的家属》获二等奖；并因其在《二营长的家属》中的幽默、风趣的人物性格刻画细致入微而获优秀表演奖。
1995年10月，景凤凌参加中国第二届曲艺节演出，以《选阿姨》（与句号合演）而获得“牡丹奖”。1996年，参加全军曲艺、喜剧小品汇报比赛以《军官女儿爸爸兵》（与郭达合演）而获得喜剧小品表演一等奖。
由于她在喜剧表演上独辟蹊径，使喜剧小品能够巧妙地结合戏剧、曲艺两门艺术的特点，以幽默风趣的人物性格刻画，使所饰演的小品人物形象能够在舞台上塑造的栩栩如生。她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综艺大观及地方电视台等重大演出。她的精彩表演博得了广大观众的阵阵掌声，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在1996年全军演员评比中，荣获全军优秀演员表演奖。在荣誉面前，景凤凌表现得特别冷静。她坦言，自己还没能将个性魅力充分开掘、展现出来，她渴望有新的突破。这段时间她不轻易接戏，主要因为一直在期待着更真实、更贴近现实生活的角色。在等待中，景凤凌刻苦读书、创作小品、看片，有意识增加积累，修炼自身。她从师于著名表演艺术家曹元珠、候耀文、郭达、黄宏、宋丹丹、孙涛等，在艺术上的执着追求，她不仅能博采众长，而且能集众长于一身，塑造自己独特的艺术形象，由唱歌到演小品，是她的最佳选择。1997年4月15日《大众日报》第四版的“艺苑才俊”栏目刊登了人物特写《景凤凌，要接宋丹丹的班》，对她的小品艺术给予高度评价。
景凤凌是在军营里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小品演员，她的一言一行渗透着军人的执着与严谨，而女孩的天性也在她身上体现得完美情真。生活中的她有着青春的容貌，飘逸的秀发，高挑的身材，全身释放着青春的魅力。她的直言快语常常令人忍俊不禁，她的热情大方又会令人如沐春风细雨。同所有的女孩一样，景凤凌也有美的追求和憧憬，她喜欢扑向大自然的怀抱，在蓝天白云，绿野小花中感受生活的情趣。她更喜欢和知心朋友一同月下聊天，在彼此的感情交流中得到教益，使自己的艺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中得到升华。
有人说部队生活单调刻板，但景凤凌却为自己是一名军人而自豪，又为自己能以喜剧小品这种艺术形式来真实的表达缤纷世界的多姿多彩而骄傲。
小品新秀景凤凌的崛起，使我们看到了喜剧小品后继有人和新的曙光。衷心祝愿景凤凌这只“雏燕”展翅腾飞，凤凌长空。
韩国富
韩国富，章丘市明水镇绣水居人。1981年6月出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从小爱好体育活动，有一股吃苦耐劳的硬实劲。
1993年，刚满12周岁，尚读小学五年级的小国富，被选入章丘市体校举重训练队。在教练精心指导下，他刻苦训练。别人认为枯燥无味的举重，他却象着了迷一般。经过一年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4年4月被选入济南市体校。仅隔一个月即参赛，荣获济南市青少年运动会2枚金牌、1枚银牌。7月中旬在山东省青少年运动会济宁赛区，荣获1金1银1铜。1995年8月在国家体委举办的全国青少年运动会湖南赛区荣获2金1银。1996年8月在全国青少年运动会长春赛区荣获4枚金牌。1997年在山东省青少年运动会上又获3枚金牌，现已被选入省体工大队。1997年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青少年运动会，1998年还准备出国参赛。
《济南日报》、《齐鲁晚报》、《章丘报》、章丘电视台先后报道了韩国富的事迹。1996年10月章丘市政府为这位全国少年举重冠军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他为章丘人民争了光。
程重远，中国共产党党员，华东电业局原副局长、党组成员，离休干部。因病于1991年9月12日下午4时在上海不幸逝世，享年75岁。
程重远，1917年2月生于山东省章丘县查旧庄，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年代历任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供给部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供给处长；鲁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和运河支队供给处长；鲁西军区供给处长；冀、鲁、豫军区供给处长；教三旅前方供给处长、后勤处长；1943年秋入陆军中学学习随调冀、鲁、豫党校学习。
1945年4月后历任冀、鲁、豫军区后勤部军工部长；冀、鲁、豫辖边区党委经济部工业组副组长及行署工业处长。1949年8月平原省成立，任省实业公司经理；省工业厅第一副厅长，党组书记；省科普协会副会长。1953年1月调北京任燃料工业部基建设计司副司长；电力工业部设计司副司长；1957年7月任上海电业管理局副局长；华东电业管理局副局长兼上海电力学校党委书记、校长。1983年12月离职休养。
程重远早在求学时期，便受到“一二·九”学生运动影响，参加了学生救国会，不久转入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小队长，积极参加抗战募捐、劳军等革命宣传活动，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济南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地下党支部书记，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卢沟桥事变后，程重远同志受山东省委指派，参与领导了泰西地区的抗日武装张夏起义，组建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为开辟泰西抗日根据地，创建山东与冀鲁豫根据地，做出了贡献。此后，程重远同志长期从事部队的后勤供给和军工领导工作。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制造枪炮弹药，并造出了解放区第一门九二步兵炮（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支援前线作战。在遭敌寇袭击的危急情况下，他发扬不怕牺牲，独立战斗的精神，组织兵工厂安全转移。在山东与冀鲁豫地区留下了程重远同志青年时代的革命足迹。
全国解放后，程重远转入地方参加经济建设工作。在平原省府工业厅任第一副厅长，党组书记，燃料工业部任基建设计司副司长期间，他正确处理个人的工作和地位等关系，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战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积极钻研，刻苦工作，敢于负责，坚持原则。技术由外行转变为内行。
1957年8月，程重远调任上海电业管理局副局长。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针对电厂煤灰的出路困难，着手粉煤灰的综合利用工作。并根据电力要先行的方针，奋战在电力基建工作第一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文化大革命期间，程重远遭受极左路线的迫害，多次被无辜批斗，并不放五七干校劳动，前后达九年之久。这一切丝毫都没有动摇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粉碎“四人帮”后，他重新恢复工作，任华东电业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仍坚持过去为人豪爽，敢于直谏，表里如一，刚正不阿的优良品质。他分管劳动工资，教育、基建工作，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积极推广电力生产新技术，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华东电网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83年底，程重远离职休养后，他继续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注重发扬革命传统和作风。担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华东区域委员会顾问，继续关心我国能源事业的发展。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时候，他表达一个老共产党员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近几年，他担任中国军工史料编委和冀鲁豫军工史料编委主要负责人，不顾病魔缠身，为编纂《中国军事工业历史资料丛书》和《冀、鲁、豫军工史料丛书》两书，倾注了晚年主要的精力。中国军工史料征集领导小组和冀鲁豫兵工史征集委员会分别给程重远同志予以表彰。
程重远是一位经受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考验的好党员、好干部。他几十年如一日，联系实际，刻苦学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党的事业不顾安危，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努力探索，为人民兵工事业和能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程重远同志离开了我们，我们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学习他一贯理论联系实际、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作风，学习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学习他遇逆境而失志不谕的顽强性格。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华东电力建设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安息吧，程重远同志！
附：革命回忆录
为了我党的军工事业
我是1936年9月入党，后任支书。1937年10月随校南迁至济宁市。11月省委秘书长景晓村派我与张北华同志去泰西地区组织游击队。1938年1月1日起义于泰安县张夏镇，叫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活跃在蟠龙山地区。
一、创建修械所
我是自卫团的后勤部长，当时我们这支部队，利用凤凰山蟠龙山的险要地形和便于隐蔽的特点，先后建立了规模不等的修械所和炸弹所，坚持在这里战斗了很长时间，它是冀鲁豫军事工业发展的雏型。在这一地区还有平阿山区和大峰山区，我们的队伍正是利用这里的自然条件，在分割封锁和包围中坚持战斗的。
1938年，在这里的部队人数约二千余人，而枪不到一千支，子弹不足三万颗。每支枪只有二、三粒子弹。为了蒙骗敌人，我们的战士采取兵不厌诈的战术，战士们在空子弹带里装上高梁。那千把支枪数量不多却种类繁多，有土枪、德国佬、汉阳造，可谓“万国造”。这在边区的地方武装是很普遍的现象。
武器缺少，子弹难以补充，因此上级领导非常重视武器的维修与军工建设。
“爱枪如爱命，修枪如治病”。这是当时战士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修理枪支成了当务之急。肥城的张×德、泰安的蔡洪雨、梁立诚等同志，主动要求修理武器。他们都是农村纺织手工业工人，经常与这些落后武器打交道，有熟练的技术，他们连自己的工具挑子也挑来了。自卫团随军修械所就于1938年4月在肥城成立了。
二、制造手榴弹
修械所成立后，虽然只有两付担子的简陋工具，但他们却忙得不亦乐乎，修枪任务应接不暇。我们的武器外形是威武的，但毛病太多，抓子钩、电子簧、撞针等零部件容易损坏，这些在战场上是不允许的。这个修械所到1939年已有20人，于是成立了军械股，股长张行法和崔子明，他俩是同狱难友，又都是铁路工人，早期的共产党员。他们在修枪之外，还于1938年4月监造了千把鬼头刀，武装了空手的游击队员，提高了军威和士气。“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是名不虚传的。他们还参加了对万德和黑龙泉等地的铁路桥堤大爆破。我们也参与了这个部队与日寇的遭遇战，我们割下了日本小队长的头，提着到肥城开了庆祝会，对敌人的震动很大，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他们还利用修枪的机会协助领导完成了生擒叛军警卫营长的任务。所以这个组织即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这就是军工队伍的雏形。
我们的军工事业，是根据地战争的需要，是本着取之于敌、自力更生的原则进行的。有支歌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是事实，但不是全部。敌人送来的枪，因为战争只有枪没有子弹了，或有很少的弹药，也是不够用的，非自力更生不可。我们对武器的生产是本着节约与开发并举的原则，修武器就是节约的体现，我们教育战士要爱惜弹药和保养武器。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第二步建设了手榴弹厂。毛主席总结了抗日战争的一个规律，即“小米加步枪”，的确没有提手榴弹，我体会是文字的简略，是一定会包括手榴弹的。“小米步枪手榴弹，战胜敌人操胜算”。当时手榴弹在战场上是起主导作用的。它适于近战，又有火力集中的优点，同时它又是比较好的防身武器。当时，我们手榴弹很少，只要身上有枚手榴弹，就会感到踏实。当时有这样一句顺口溜：“手榴弹是个宝，革命军人少不了。鬼子头上开了花呀，革命军人笑哈哈”。
1939年夏，我们就在凤凰山北的葛家台，创建了第一座手榴弹工厂，当年就出了产品。这里群众基础好，又有过去防乱的地洞，当地就有会铸铁锅的，还有木工。这个厂坚持到1942年太西变质后，才转移到黄河西，后进入黄河区打游击，从此也学会了应付敌人的战略战术。真是“游击工厂走山川”。
造手榴弹一般说来是比较容易的。百分之八十的原料和技术可以从农村就地取材，没有白药，我们用代用品。说来也巧，地下党介绍济南兵工厂的火药工人刘光田同志，于1939年到解放区来。根据他的意见买了水银、硝酸等造出了白药，这是边区第一家造出白药的工厂。所有这些是与兵团司令员张国华、段君毅、刘月、何克等同志的亲自领导和支持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鲁西平原区的范筑先部队第十支队也在冠县建起了手榴弹工厂。1939年115师进鲁西后，独立旅后勤部的吴机章同志在微山县东平湖一带也建设起了综合性的兵工厂。
三、制造迫击炮弹
在冀鲁豫地区，教三旅二八军分区的兵工建设比较突出，它是在鲁西军区（独立旅）后勤部所属金山兵工厂的基础上发展成的三个专业性所的：一所以修造枪炮武器为主，二所以造手榴弹为主，1944年试制七三炮弹成功，这在当时就是重型武器。
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后，两个所级干部投敌叛变。军分区决定由分区组织科长范阳春和我（供给处长）去后勤处整顿。我们首先调整干部，加强领导，总结经验，表彰先进，进行正面教育，安定指战员的情绪。利用一个要惩处的干部作典型，召开全处大会。范政委主持会议，我们两个都讲了话。提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残酷环境即将过去。反攻阶段即将来到。在这个阶段，敌人必然作垂死挣扎，他们的手段是卑鄙毒辣的，他们千方百计瓦解我们的队伍，腐蚀我们队伍中的某些意志薄弱者，他们还会用大扫荡的办法来对付我们，我们要提高警惕。如“九·二七”大扫荡，我们就给以有力反击，尤其是曾思玉司令员的甘草堆战斗，给敌人沉重的打击，这说明我们力量的强大。我们必须有必胜的信心。少数意志薄弱者或失足或投敌，也不必大惊小怪。他们将来会后悔的。经过反复地做细致的工作，指战员的情绪大为改观，明确了生产方向。二所在技术上改进了手榴弹，改进后的手榴弹，弹片由过去的30多片增加到60多片，大大地提高了杀伤力。
一所的整顿是张受益与赵连诚到厂后开展的。他们首先完成了九二炮的完善化，这是在迫击炮的技术上改进的。1943年春经试射后投入批量生产。
由一所试制的几种新武器，一是攻城用的云梯，是用三根毛竹捆成双杆式梯身。二是利用汽车轴承，结成三轮车架，弄上舵盘、车架、棚盖、可容两三个人的土坦克。制成后司令部的李觉同志用步枪射击，没穿透。
成立炮弹生产所，由越慕三、齐新华同志负责，技术力量从一、二所抽调，于1942年成立。我去学习后，由朱荩卿、赵×樵同志管后勤处工作。司令员曾思玉等同志对此项工作直接领导，也是重大问题的决策者。在前后方掀起的武器研究的热潮中，司令部一位领导同志就是为研究弹筒不幸牺牲的。后勤政委范阳春同志是一位红军老干部，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热爱技术，重视知识分子。当时军区对有成就的技术工人的政策是很感动人的。如赵连诚好吸大烟，军区就批准给定量烟土，当然是为了让他逐步戒烟。这比严令戒烟更有效。
四、改进七五三山炮弹
抗日战争结束后，军事工业的发展方向，逐步向高度集中，军民结合、和战结合的方向发展。
冀鲁豫军工部的成立，标志着军工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军工部是在后勤部有关科室的基础上组建的，由我和徐剑平等主持工作。政治部主任由黄凤采担任，钟仁辉任总支书记，胡兆荣等组成供销科。并成立了炸弹总厂，重点工作是改进七五三山炮弹。
军工部于1945年9月成立后，我们便放手大干起来。技师盖亮与杜茂合作，还设计了九二式炮。另外，为了加强军民团结，兵工与民用结合，我们还设计制造了单轮双铧犁、水车等。经推广非常成功。在1946年4月的邯郸会议上，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
五、军工厂大搬迁
1946年2月，军区决定兵工部撤销，炮弹厂上调大军区，迁移太行山，其他工厂归经济部工业组领导，全部转向和平生产。在三厂转移时出现了火药库爆炸事故，军民死亡十余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故，多年来我是念念未忘。1984年，我曾访问范县及高菜园等过去多年活动过的地方，在金堤上了望散布在黄河滩上的各个村庄，今昔对比，触景生情，曾赋诗一首：
故地重游心潮翻，
黄患一去不复返。
金堤雄姿拦巨浪，
沙丘妩媚绣花毯。
多情难忘田柳寺，
忠魂不见新家园。
三十年前旧战场，
石油泉涌米粮川。
兵工部的转移工作结束后，我去经济部报到。这年七月去济宁市，以经济部工业组的名义指导工作。第一次来济宁是地下秘密活动，这次是以胜利者的身份来的，工作有信心。与剑平、可章同志确定了济华铁厂的方向是和战结合。火柴厂、面粉厂公私合营恢复生产。我还当了火柴厂的监事长，也没对这厂多管，把主要精力用在考虑战争问题上。有机会与杨昆代参谋长、杨勇司令员接触多了些。
战火逼近济宁市，我主动请来杨勇同志，经商定，工厂要外迁，沿运河北上；兵工厂全部、火柴厂机器三分之一及全部物料迁移；面粉厂机器搬不动，全部毁掉，这些建议是我提出的，杨司令员及司令部批准了，并限期当天搬完。我与徐剑平、袁可章、高文甫等同志开紧急会议布置行动，检查落实，我是最后一个下船，这时东方已经开火。
为能到敌占区进城购物件，就委托一位可靠的老师杨延荣开了一个肥皂厂作掩护，作为我们的落脚点。当时给了杨老师十两黄金作本钱，干得不错，一年不到就增长了不少。可惜解放后三反时被没收了。
这次大搬迁是解放战争开始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九十只船，上千辆大车，连续转移近半年，才在临清周围安定下来，实际也是最后一次的游击战工厂的活动。
六、组建工业处
1946年10月，为了加强兵工生产，组织了兵工部，由张明、徐剑平同志负责，可惜时间不长，大约三个月就结束了。济宁工厂生产迫击炮弹，困难很大，但由于执行了军民结合的政策，没有转来转去。又加袁可章、陈平等同志对迫击炮弹熟悉，在行军搬迁过程中半年时间就生产出数量可观的炮弹。华丰一厂是在原基础上生产九二式炮，速度也快，年底试射。炮本身无问题，只因新三厂生产的炮弹出现炸口，我们检查后没有追究责任，同志们才安心。
1947年已进入全面大反攻，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根据地尤其中，心区已无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了由行署领导的工业处，由我和张明负责行政工作，高文甫、徐剑平是监委。下属四个兵工厂，一厂生产九二式炮弹，和其他修制任务，二厂生产迫击炮弹，三厂生产九二式炮弹，四厂普通修理。还有火柴、纺织、化学等四个民用军需性工厂。从工业角度说，已形成了和战结合、军需民用的综合性企业，而工业处即是工厂企业的经营部门，又是行署的工业管理部门。而工厂本身仍是专业性工厂。
七、试弹与大辩论
1947年是紧张的一年，工作任务繁重的一年，也是经受考验的一年。
这一年，我们抓住迫击炮作为重点，厂负责人是袁可章同志，他领导有方，工作开展顺利。不到三个月达到预计的水平。这与争取领导支持是分不开的。大军区兵二部对此工作也很支持。兵工部于1947年4、5月召开了杜绝迫击炮弹炸膛的会议，这是一个专门会议，内容很丰富，还陈列了几个炮弹实例，给我们教育很深。我和袁可章、许冠英都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并不因我们没有这类问题而自满。大家认识到，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技术水平低，基础管理不强。类似哑火、次品比例是不小的。我们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经领导审查生产计划，杨立三和滕代远两位首长在我汇报后亲自批准拨给二十万斤小米的生产费用。
开会回来，传来炸炮的消息，我们震动很大，特派袁可章、徐剑平去检查分析，结果不是炮弹的原因，才稍放心。行署领导又请炮兵司令张维翰同志来小郭寨试炮，本要求打一百发，结果打了七发就下结论说：“无有炸炮迹象。有一发哑火，属一般事故。”提起张司令大家都啧啧称赞。张司令于1978年去世，我曾致以悼词：“质量失调情可恕，是非不清仇者快。七发试射见忠诚，消除误会真相白”。
试射后又传来库存弹有问题，我带引信班长赵××去后勤部仓库试射。500发有300发是修理品，次品多，超过规定数，200发新弹合格不能算事故。两种计算法是统算略有超过，为此有争论，提到整党会评议。
为加强经营管理，克服供给制不计成本的办法，召开了一个星期的辩论会。张品修同志是中心发言人，列举了大量数字，说明我们的产品质量不高，数量不多所形成的浪费，提出改善工业管理与财务经营管理办法，当然也涉及领导作风问题，是很中要害的。但有的同志不赞成，说太琐碎，是形式逻辑，不是辩证法。我们对此作了否定，并以张品修同志的发言为基础，形成决议执行，继而制定评功摆好、表彰英模的办法。
从这次大辩论中，也发现一些消极因素，政治干部与技术干部，由于有不同的习惯作风，管人管物分离较久，互不理解，实际上主张辩证法的同志本身还不了解什么是辩证法，更不了解两者的关系。
八、百花丛中幽香在
土改整党前后，在政治思想、组织政策方面的问题就更突出。如对待落后群众的政策，提出了“控制落后，加重组织处理”的口号。赵连诚因生活作风不检点而下放班组劳动，赵振荣司务长是较老的党员，曾响应党的参军号召，还当过新兵连长，因请假越期被定为无组织无纪律，开除党籍。1958年该同志重新入党。还有干部关系方面，也提出了所谓“军队于部”、“政府干部”、“外来干部”，形成了宗派主义的严重问题，并提出“以斗争求团结”的理论，不仅不能团结，反而增加隔阂。有的干部因不理解而自杀，这是整党前的表现。整党中就更加严重了，要清查地富分子。地富思想是反党的，应进行教育是正确的，但地富出身的不能入党，有地富思想的要组织处罚，此风一长，过去那些运用矛盾论找矛盾，实际是制造矛盾的人，也因矛盾不解而苦恼。有的因批评过党组书记，成了与党闹对立，是属于反党性质的问题，因为书记是党的代表和化身，只能建议不能批评指责。这确实是新理论，为此有几位同志被开除党籍，有的留党察看，书记高文甫同志自杀。1948年毛主席发表了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给予甄别，实际上留了尾巴，如对整党态度不好呀，名位思想呀等。不管如何，是解决了一些，而高文甫同志的问题就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孙照寰同志是清楚的。“文革”前与“文革”后，我们都讨论过。承认当时是糊涂的，胡曾写过一首《糊涂赋》，在他逝世时作为悼词：
糊涂难得随机在，
可憎可怜复可爱。
只知忠贞忘糊涂，
无心欠下政治债。
古今忠直唱大风，
百花丛中幽香在。
冀鲁豫地区四个工厂上太行山，整党中间一、二、三厂为迅速上山，没参加整党。二厂中途改为铁路修造厂落户邯郸。四个重型兵工厂上调，两个炸弹厂上交。从此冀鲁豫地区没有兵工任务。
九、并非多余的话
冀鲁豫地区的兵工事业，是从1938年开始，到1949结束，经历了十二年的漫长岁月，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发展壮大起来。其生产能力和指战员（职工）数已具相当规模。大小工厂30多个，人员3380人，行署工业处直辖的八个工厂占总人数的50％（其中纺织、火柴、军需民用工厂有600人），此外还有被服、鞋袜、卷烟、印刷等工厂没有统计。粗略推算，累计产品：手榴弹1000万发10个厂，400个职工），迫击炮弹近2万发，九二式炮弹3000发，复装子弹年产1000万发，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6—1947年七五三山炮弹6000发），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为建设新中国也增加了一份力量。
（根据程重远同志回忆录整理，大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诗歌遗作选
预祝十三大成功
好事多磨寻常见，
大道犹有丘壑挠。
红橙黄绿饱眼福，
酸甜苦辣佐酒肴。
十三大有感
秋阳艳丽胜春光，
云霞缤纷沐朝阳。
神话教条成笑谈，
高风亮节颂尧唐。
建国妙策尊科教，
改革奇计谱新章。
一国两制创新论，
统一富强有希望。
人间温度高——献1988年国庆及老人节
地球在发烧，
人间温度高。
多年冷热病，
趁机又活跃。
钞票似雪片，
烈火用油浇。
温饱刚舒眉，
怎能又束腰？
写于晋祠医院
刘靖宇
刘靖宇，原名张西厚，章丘县明水镇杲家坡人，生于1917年，卒于1974年12月10日。
刘靖宇同志在青年时期就向往进步，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曾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旅大地区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历任直南特委四支队参谋长，滑县县委副书记兼直南特委三大队队长，冀南三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三地委民运部部长兼青委书记，冀南青救会武装部长、文城县委书记，冀南一地委组织部长，五地委宣传部长；大连市西岗区区委书记，旅顺市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参赞，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专员、副司长、代司长等职。1963年调入一轻工业部基建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于1974年12月10日含冤逝世，终年57岁。
刘靖宇同志自1936年西安事变前在东北军当学兵时，就接受了我党抗日救国的思想，参加了“双十二”事变，之后加入了抗日民族先锋队组织。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东北军学兵队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对敌斗争的艰苦环境里，他在党的领导下，出生入死，艰苦奋斗，在冀南地区组织群众，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坚持武装斗争，密切联系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组织生产，为巩固冀南地区抗日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靖宇同志在旅大地区工作，坚持执行了我党对苏军的正确方针，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依靠工人阶级，团结进步力量，打击日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积极发展生产，克服困难，为我党在旅大地区打开工作局面，建立政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建国后，于1950年调外交部工作，他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地执行了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外交路线，他从事外事工作多年，为贯彻我国的革命外交路线做出了贡献。1963年，刘靖宇同志调入一轻工业部工作后，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在轻工业行业开展设计革命，勤勤恳恳，认真工作。
刘靖宇同志在三十多年的革命工作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钻研业务，认真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敢于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坚决同错误做斗争，不怕打击。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同志、艰苦朴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被诬定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撤职降级的错误处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诬定为“反革命”，蒙受了不白之冤，无辜被关进监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以致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经党组织决定，有关部门对刘靖宇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昭雪。追悼会于1980年6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从而推倒了强加给刘靖宇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撤销了原来所受的一切错误处分，恢复了政治名誉，恢复了党籍和原行政级别。
李振东
李振东，章丘市明水镇山阳东村人，生于1918年12月，卒于1975年8月，享年57岁。
李振东同志出身于贫农家庭，1937年7月投身革命，参加廖容标同志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独立团”。1938年1月参加八路军，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转战于蒙阴、新泰、沂水、莱芜、淄博、章丘等地。历任战士、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等职。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优秀指挥员。解放战争期间，李振东同志先后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潍县、张店、益都、沙土集、章丘、济南等战役。历任连长、副营长、营长等职。1949年6月调入北京，任北京卫戌区警卫一师二团二营营长。1950年任二团副团长。1954年任警卫一师军训科科长。1964年任警卫一师二团团长。1964—1968年在南京军校学习。1968年任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军管会主任。1973年任北京卫戌区后勤部副部长。1975年8月在北京西山堪察地形时摔伤，不久在北京逝世。
李振东从小就受到良好的革命熏陶。其父在淄博官庄煤矿干活时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一面当工人、一面送情报，后不料被敌察觉差点被活埋，趁夜晚率全家跑到博山后辗转到蒙阴。次年因病客死异乡，当时李振东才18岁。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队炮轰宛平，挑起了中日战争。李振东和其他许多优秀儿女一样，为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后改编为八路军。李振东作战勇敢，机动灵活，经历过几十次战斗。特别是大昆仑伏击战，给日军以重创。他从一名抗日战士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连队指挥员。
解放战争开始时，李振东在鲁中军区第四师十一团三营七连任连长。先后参加过张店、埠村、潍县、莱芜、孟良崮、沙土集、济南等战役。据当年跟随他的同志讲：振东同志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在前沿必抱机枪。他当营长时仍经常带士兵冲在前面。
1947年潍县战役打响，敌守军顽强抵抗，潍城城高壁垒，易守难攻，李振东率全营官兵出奇制胜，打地道进入城内，用木箱装上炸药炸毁城墙，首先攻入城里。不料在巷战中他臂部被弹片撕开碗口大的口子，但仍和同志们一道坚持到战斗的胜利。李振东不仅善于打攻坚战，还善于打阵地战。1947年夏，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5月中旬，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被围于孟良崮，已成瓮中之鳖。李振东当时任华野八纵二十二师六十五团三营营长。八纵奉命在大鼻子山阻击敌人，敌一个军疯狂进攻想援救七十四师，但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敌军也未能前进一步。三营为八纵赢得了“一千发炮弹打不动，不是三纵是八纵”的赞誉。
李振东同志从不居功自傲，与士兵同甘共苦。当时战争年代生活艰苦，他始终坚持不穿袜子，把袜子等必需品省下来让给伤病员和战斗员们穿，时间长了，人们都称他“李铁脚”，战士们看到他不穿袜子也坚持不穿，全连受他的影响都不穿袜子，都把袜子给了别的连的同志。行军打仗，晚上宿营，他从不先休息，总是到每个班看看，问“烧开水了吗”，“赶紧洗脚，烫吧、烫吧”等。后来当营长、团长也总是这样，深受战士们爱戴。
1949年6月，李振东调入北京，在警卫一师二团二营任营长，负责中央首先的警卫工作。他更加勤勤恳恳、认真细致的工作，多次受到首长及战士们的好评。一九五三年曾随彭德怀司令员赴朝鲜板门店谈判，负责彭总的安全保卫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
解放后，李振东同志一直住在北京，由于他对党的忠诚和出色的工作，由警卫营长一直升为后勤部副部长。他克己奉公从不损公肥私，受到中央首长的赞扬。李振东同志一生戎马倥偬，为党和人民做出卓越的贡献，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率先垂范从不搞特殊化。四个子女都是普通工人。1973年李振东出任卫戌区后勤部第一副部长，次年侄子李伟（山阳东村）恰巧当兵来到他所在的部队。多年不回家的李振东见到侄子格外亲切，当晚他们共进晚餐，饭后卫戌区的一位团参谋长想留下李伟在团部工作，而李振东同志只说了四个字“下连！当兵。”
1975年，李振东同志由于长期积劳成疾，不幸身患癌症。但他始终坚持工作，8月在北京西山堪察地形时摔伤，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经医护人员奋力抢救无效逝世，终年57岁。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烈西2—75）。
李振东戎马一生，献身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革命战争年代曾荣立四次功，其中三等功三次、特等功一次。他的事迹被编入《烈士英名录》、《英名录名册》。他的光辉业绩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烈士的英名光照千秋！
康禹德
康禹德生于1923年8月，章丘市明水镇明三居人。初中文化，1944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军队离休干部，离休前任济南军区后勤十一分部六二三仓库主任，副师十三级。
由于家境贫寒，康禹德只读了二年小学，就当起了放牛娃。16岁到济南鲁丰纺纱厂做工。为了全国人民的翻身解放，1944年12月，他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4年12月至1949年7月的四年多时间里，由于他作战机智勇敢，先后任鲁中四师十一团三营七连战士、正、副班长、正、副连指导员及二十六军七十六师二二七团三营副教导员。
1950年又加入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行列，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七十六师二二七团二营教导员。回国后，从1954年3月开始先后担任聊城军分区范县武装部政治委员，济南军区钢铁厂采矿大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商河农场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后勤十一分部四0三仓库，六二三仓库主任等职。1982年3月光荣离休。
康禹德经历了无数的战斗，打过许多恶仗、险仗。他对党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勇敢，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多次嘉奖。1946年鲁中青龙山战斗，被评为战斗模范。1947莱芜战役荣立二等功一次。1948年外线出击荣立三等功二次。1949年上海战役，由于他对上级的指示、命令执行的坚决彻底，荣立一等功一次。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中，被授予勋章一枚，同时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此外，还被授予抗日战争解放勋章一枚。渡江战役、淮海战役、开封战役等重大战斗也都被授予荣誉奖章。1958年由于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学习政治理论、文化科学知识，被评为学习先进分子。1973年被军区后勤党委授予艰苦奋斗先进工作者，山东《大众日报》、济南军区《前卫报》都刊登宣传了他的事迹。1971年至1976年曾先后两次被中国共产党济南军区后勤部第五、六届代表大会选举为军区后勤部党委委员。
康禹德同志的妻子王玉洁跟随他戌马一生，是他的革命战友和伴侣。她1931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前在济南军区莒南综合仓库卫生所任医师。级别为卫生13级。
康禹德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和平建设年代，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和后勤保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离休后他克服年高、体弱、身残等不利因素，为弘扬革命精神，教育后人，他又拿起了笔，撰写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莱芜战役等多篇回忆录，现将其中的一篇附后，献给读者。
附：荆山阻援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旬，孟良崮战役拉开了战幕。我们八纵四师十一团三营九连担负在孟良崮东荆山一带阻敌的任务，当时，我是这个连队的副指导员。
战役前夕，我部奉命于五月十二日离开莱芜，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到达了孟良崮一带山区。十三日上午十一点，连队在孟良崮以东荆山附近的一个山村里住了下来，连长孟宪录和指导员王世业同志顾不上休息，把部队交给我和吕副连长掌握，就赶到营里领受任务去了。
下午两点钟，连长指导员从营里回来，传达了纵队主力要在荆山磊石山一带阻击敌人的任务。上级要求我们要死守阵地，决不能放敌人前进一步。经动员，全连的士气鼓得象一团熊熊大火，情绪十分高涨，决心把仗打好。
动员会后，部队投入紧张准备。连长又带排以上干部到荆山察看了地形，划分了各排的阻击阵地。确定以四班在山顶设观察哨，其余三个排在荆山东侧主峰以下一百余米处成“品”字形摆开，具体部署是：一排在左前，由连长、指导员掌握，二排在右前，由吕付连长指挥，三排在后，担负中间阻击，同时与左、右两个排策应，我随三排参战，同时负责组织救护。整个连队的阻击阵地，拉开约一百米。我们连队的左边是七连和八连，右边是二营。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整编八十三师已经前进到荆山以东十余里的地段。战斗迫在眉睫，全连迅速进入阵地，连夜在荆山东侧抢挖工事，做好了迎击敌人的准备。
荆山，位于孟良崮以东约十余里，高约四百公尺，山势成西南，东北方向往两边延伸，主峰以东，左、右各有一座山峰，中间一条山沟通往东面的山区。主峰西南约三、四里处，有一座名叫磊石山的山峰与荆山相接。四师的主力，就设在荆山至磊石山一线，往东阻击敌人。
五月十四日，敌整编八十三师西援孟良崮，在荆山至磊石山一线，遭到了我八纵四师的迎头痛击。这天拂晓，我们刚刚完成阻击准备，四架敌机就飞到阵地上空，一番狂轰滥炸，顿使整个阵地硝烟弥漫。这时连长一面指挥对空射击，一面命令部队隐蔽，防止敌人的炮击。对敌人的战术，我们早摸透了，他们仗着空中优势和美式装备，一上阵就是飞机、大炮、跟着步兵。果然，飞机一走，成排的炮弹就从东面飞来，打得阵地上砂石横飞。部队开始有些损失，但大家明白，这才仅仅是个信号，一场恶战就要来临了。
半小时以后，大炮停止了轰击，在我连阵地前方约二百米的山脚下，出现了敌人的七、八辆装甲车，后边跟着约有一个营的兵力。接着，敌人连续三次向我连发动了进攻。
上午约八、九点钟，敌人以一个连的兵力首先攻我左侧一排阵地。我一排同志在连长指挥下沉着应战，当敌人前进到距我四十多公尺时，连长一声命令，一排正面打响，同时我二、三排一齐从右侧打击敌人，全连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手榴弹带着战士的满腔仇恨投向敌群。在我猛烈的打击下，敌人顷刻大乱，死伤过半，丢下一片尸体怆惶溃退了。
敌人见左侧攻不动，又出动一个连的兵力攻我右侧二排阵地，结果与第一次一样，在遭我严重杀伤后不得不退回了山下。
两次进攻都未得手，敌人仍不甘心。又改变战术，以四个排的兵力从两侧向我包抄上来，企图通过分散我军火力来突破我们的防线。但在我英勇的战士面前，敌人的战术还是失败了。当敌人进入我有效射程之后，遭我一顿狠打，敌人又退了下去。
三次战斗打了半天，山下的敌人已遭到重大杀伤。下午三点半钟，无可奈何的敌人躲在装甲车里向我们喊起了话：“共军弟兄们，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你们没吃没喝，别再卖命啦！”敌人的喊话，换回的是一阵阵使他们心惊肉跳的枪弹。黄昏，这群残兵不敢在山下过夜，只好夹起尾巴原路溜回去了。
敌人一撤，我们连里的干部在一起凑了一下情况，第一天部队损失不大，只有七、八个伤号，战斗进行的比较顺利。我们估计，敌人不会善罢甘休，次日的战斗一定异常激烈。为了迎接更加艰苦的战斗，我们确定连长、指导员和副连长分头去动员部队抢修工事，由我组织担架队运送弹药，并到村里搞门板，圆木给各排搭掩体，防止敌人炮火报复。同时我们又组织了一个爆破班，由连长指挥，连夜捆绑炸药和集束手榴弹，并在一排左前方构筑工事，准备对付敌人的装甲车。因为左侧地势较平坦，是敌装甲车上山的唯一通路。当夜，全连没顾上休息，赶在拂晓前一切准备就绪。
五月十五日，敌人的来势果然更凶。上午八、九点钟，敌人约一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以三辆装甲车开路，采用集团冲锋的战术从我左侧迂迥上来，进至我一排左前方五十米处，装甲车爬不动了。这时，连长抓住战机，命令我连三级人民战斗英雄、五班班长陈国士，带领全班十一名战士从荆山主峰北侧迅速插到敌人的背后突然发起了袭击。枪声一响，我正面部队同时开了火。敌人没料到这一着，在我突然的夹击下一下子乱了阵，连长一声喊“冲”，我们三个排同时跃出工事冲向敌群，阵地上响起一片杀声，敌人稳不住阵脚，还没等我们冲到跟前就丢下一片尸体纷纷溃退了。
下午两点左右，敌人的报复又开始了。数不清的炮弹成排地落在阵地上，把荆山打成一片火海。山上的石头打飞了，树木打着火了，我们的工事被摧毁，战壕被炸平。战士们有的耳朵被震聋了，有的被沙土迷住了眼睛，有的被埋在战壕里。炮声一停，敌人象一群疯狗，出动三个连，从我正面和两侧三路同时攻上来。这次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敌我双方相距很近，连里的一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和各班的轻机枪一个劲地向敌群横扫，战士们把成束的手榴弹扔到敌人头上。但是，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太大，只见打退一批又上来一批。我们的伤亡在迅速增加，二排长负了伤，五班十二名同志打得只剩下班长陈国士和一名战士，两人都已身负重伤。连队的一百七十多人，到这时还剩下七十多，战友们倒下了，全连同志没有悲伤，没有畏惧，只有满腔的仇恨和与阵地共存在的坚定信念。同志们以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牢牢地守住了阵地。阵地前敌人每冲上来一次，都要留下一片尸体，可是他们却无法前进一步。战斗正打的吃紧，在我右侧阻敌的二营六连及时赶来支援，敌人遭到惨重杀伤，一个营已死、伤过半，见我援兵赶到，就急急撤退了。
晚饭前，我们连的几名干部又在一起分析了一下情况，估计山下这股敌人战斗力已不强，经请示上级同意我们主动出击一下，再给敌人一个打击。夜里十点钟，连长带三排悄悄摸到山下，一个突然袭击，打散了敌人的一个营指挥所并消灭一个勤务班，搞得这股敌人心惊肉跳，一夜惶惶不安。
五月十六日，我连严阵以待，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但山下的敌人没再增兵，这股敌人已再也不敢冒然进攻了，只好在山下与我军对峙起来。下午四点多钟，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阵地，敌整编七十四师及从东线增援的八十三师之五十七团，已被我全歼，敌酋张灵甫被我击毙，捷报传来，战士们蹦啊，跳啊，忘记了伤痛，忘记了饥饿，忘记了连日激战的疲劳，一双双熬红了的眼睛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至此，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了，我们也胜利地完成了阻援任务。
赵兴元
赵兴元1925年出生在章丘市明水镇前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不记事就失去了父亲，因生活所迫，哥哥下了关东（即东北），姐姐当了童养媳，只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生活苦不堪言。
1939年，赵兴元刚满14岁，就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入伍后，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赵兴元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学到了文化和一些打仗的本领，日臻成熟起来。1940年6月，他站在毛主席像前，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誓入党。从此，赵兴元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
赵兴元入党后，当了班长。火烧张家栏子战斗是他当班长后第一次带兵打仗。位于蒙阴县的张家栏子村，驻扎着以汉奸头子陈三坎为首的千余名伪军。陈三坎依仗日寇撑腰和坚固的工事，为非作歹，无恶不做。上级决定采用攻坚爆破相结合的战法，消灭这帮民族败类。赵兴元自告奋勇带领全班担任“突击组”。赵兴元所带的三班是全团有名的“模范朱德青年班”，他本人是山东军区命名的“模范朱德青年队长”，强将带精兵，首长当然放心。
赵兴元带领全班准备了充足的弹药。人小“鬼”大的赵兴元，还根据当地草房多的特点想出用火攻的方法，他从老百姓家买了几只大公鸡，在公鸡腿上缠上棉花，浇上煤油，制成“火公鸡”；在用树枝削成的弓箭头上缠上棉花，浇上煤油，制成“土火箭”。
深夜，万籁俱寂，伸手不见五指。围墙里的伪军睡意正浓，敌人做梦也没想到，一支“神兵天将”已将他们包围。攻击令下达后，全班战士如离弦之箭，纷纷窜上围墙。赵兴元傲立墙头，指挥着全班的行动。经过一番鏖战，赵兴元带领的“突击组”已占领了有利地形。他看到时机成熟，一声令下——“放”！一只只“火公鸡”叽叽嘎嘎，扑扑楞楞带着火团向前乱飞，战士们搭弓放“箭”，一支支“火箭”射进纸糊的风门窗户，射进炮楼的枪眼里，刹时间，几座草房先后起火。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转眼间，大火燃遍了大半个村子。伪军被烧得喊爹哭娘，抱头鼠蹿。恨恨打击了汉奸陈三坎的嚣张气滔。
经过战斗的考验，睿智勇敢的赵兴元很快由班长升任排长，不久又升任连指导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盘踞在孟家村的大汉奸王洪九，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临沂地区守备司令官，为讨好国民党反动派，他把孟家村这个战略要地经营成了反共的大碉堡。时任连指导员的赵兴元，接受了攻打孟家村的战斗任务。当时，敌人企图把孟家村作为进攻山东的桥梁，赖以接应几十万国民党匪军袭击山东。拿下孟家村，实际上就等于把国民党攻入山东的桥梁给拆断了。王洪九非常狡猾，工事又非常坚固。赵兴元带领战士做着充分的战前准备，练拼刺、练投掷、练爆破。为了在敌占围墙上打开一个突破口，大家轮流挖掘通向敌人阵地的地道。但被敌人发觉，在刚挖的地道口埋上了地雷，使我军无法接近。在这紧急关头，赵兴元急中生智想出了用碉堡对擂的办法。他组织发动群众，在当地群众支持下，一夜工夫就送来了七、八千个柳编篓子，装满土。很快就在敌阵前构筑了一百多个“土碉堡”。在我军围困下，敌据点已弹尽粮绝，濒于土崩瓦解。狡猾的敌人怕我军夜间偷袭，就在围墙上挂满了火把，把阵地照得通亮。赵兴元决定，利用晚上没点完火把的时间差，用打炮、甩手榴弹的烟幕作掩护，亲自带领爆破组对敌围墙实施爆破。一下子就炸开了一个两丈多宽的大口子，敌人炸营了，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敌营，把敌人打了个底朝天，一举歼敌三千多，获得巧攻孟家村战斗的胜利。
1947年冬，赵兴元随军从山东打到辽东。兰山阻击战是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刚开始的关键战斗之一。位于通化东南的兰山上，积雪有七、八十公分厚，到了晚上，山上气候零下三十六、七度，手一挨枪就沾层皮，怕敌人发觉，又不敢生火。战士们多是从山东过来的，穿的单薄，熬到天亮，待换防部队上来时，已造成严重冻伤，鞋和脚冻在了一起，不敢脱，一脱就连皮肉撕下来，只好放到冷水里象暖冻梨一样暖脚，然后用刺刀慢慢剥开。有的冻掉了脚趾，有的冻掉了鼻子、耳朵，还有七名战士被迫锯掉了双腿，成了终生残废。赵兴元的脚后根也被冻烂了，手一按，象个装满水的胶皮囊，卫生员用锥子一扎，淌了足足一碗血水。
扼守兰山，一连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他们死死咬住了敌人，为第二天全歼敌人赢得了宝贵时间。冲锋号吹响后，赵兴元拄要拐棍带领30余名战士率先冲进敌人阵地，全歼了敌号称“常胜军”的国民党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五八四团的一个完整营180多人，缴获美式山炮十一门，迫击炮五门，重机枪二十一挺，轻机枪十三挺和一部分弹药。这是自临江保卫战以来四十多次战斗中，战绩最为卓著的一次。赵兴元荣立特等功。升任营付教导员代理营长。四保临江另一次关键性战斗是攻打南山城子“482”高地。这里踞守着国民党王牌新六军二十二师“老虎团”，这是一个老对头。我军曾在新民县丁家窝棚阻击战中消灭了“老虎团”的一个连。这次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战士们风趣的编了一个顺口溜：“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菜心香甜味又美，歼灭六军立功勋！”营部决定由一连组成突击队，赵兴元兼任队长。傍晚，战斗打响后，赵兴元带领突击队出奇不意地冲过300多米的宽阔地带，在距敌固守的“482”高地40多米处突然发起冲击，仅几分钟就拿下了敌前沿阵地的两个地堡，敌人仓惶后撤。赵兴元一声令下，迅速尾追溃敌，当向敌主阵地发起冲锋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拦击，迫击炮弹铺天盖地呼啸而来。冲锋失利，伤亡很大，只好后撤。敌人顿时猖狂起来端着刺刀，喊着口号，冲下山来。赵兴元一边鼓励战士，一边冒险察看地形。将各排的轻机枪都调到了最前沿，并在后面加强了三门六0炮。由于敌我双方近距离作战，火力没能发挥好作用，几次交锋失利，又牺牲了十几名同志。这时团政治处主任来到阵地问赵兴元：“怎么样？能否拿下这个高地？”赵兴元斩钉截铁的说：“请主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他边打边组织，边打边动员。他挑选了八名精明强干的骨干分成两个战斗小组，四人打爆破，四人打冲锋。信号哨刚落音，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迅速扑向敌占“482”高地。后面的战士在赵兴元带领下，一鼓作气攻上了山头。经过七退八进的激烈战斗，一连终于占领了敌人号称钢铁门户的南山城子“482”高地。后续部队三连攻敌正面，二连从侧后迂回偷袭，突击敌纵深核心阵地——砬子山。敌“老虎团”及二十二师全线溃退，仓惶逃回沈阳。
南山城子战斗告捷，一营以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连克敌阵，全歼敌二十二师“老虎团”一个营，缴获了“老虎团”团旗，一连、三连分别获得了“七退八进，痛歼敌人”和“击溃千里驹，痛歼老虎团”的奖旗，赵兴元记特等功一次。
不久闻家台战斗拉开了序幕。闻家台是敌新五军军长陈林达的军部和一个师的残部，一个炮团，一个特务营，加上一个保安团的驻地。赵兴元所在的三纵二十团接受了攻打闻家台的战斗任务。天刚黑下来，闻家台就被淹没在一片火海中，攻打头阵的三营失利，赵兴元所带的一营接替了三营。借着照明弹的亮光，赵兴元清楚的看到，前面是一条结冻的小河，河那边有一座被敌人据守的小平房，再向前就是闻家台了，地形对我们十分不利。凌晨两点钟，在我军炮火掩护下，一营二连的战士冲过小河与敌人在小平房前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经过一场拼杀，二连一举拿下了小平房，直奔闻家台。在近一个钟头的恶战中，一营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教导员负伤，二连伤亡近半，一、三连和机枪连都有损失。战斗打成了对峙。我军以小平房为依托。于是小平房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敌人反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固守小平房的二连一个班只剩下了三个人，而且都挂了彩。他们带伤阻击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天亮的时候，敌人分三路从正面和左右两侧向我军包剿过来。其中路是一个由思想既反动又顽固的下级军官大队二百余人组成，也是敌军长陈林达的心腹，装备精良，穷凶极恶。赵兴元见状怒火中烧，等敌人过了小河，他夺过一挺机枪就是一阵猛射，敌人纷纷倒地，战士乘机又是一阵手榴弹，接着就拼上了刺刀。敌人精良的冲锋枪失去作用，一番拼刺，直杀得敌尸遍地，喊爹哭娘。赵兴元乘机率战士们冲过小河，左右两路敌人见势不妙，纷纷撤退。团政委刘振华迅步赶到阵前，紧紧抓住赵兴元的手说：“你们一营打得好，把敌人打残废了！我代表团党委祝贺你们，感谢你们……陈林达跑不了啦！”赵兴元不知是为首长祝贺所感动，还是为死去的战友而悲伤，两眼泪汪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八点整，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军大炮向敌人开火了，顿时闻家台周围烟火四起。赵兴元率先跳上墙头，指挥一营冲向敌阵。又是一场鏖战，一连一排副排长李永凤带一个班冲进敌军部指挥所活捉了敌军长陈林达。战斗胜利结束，上级为一营记一大功。
1947年秋，伟大的辽沈战役拉开战幕。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为死守锦州，不惜血本，修筑工事，企图固守城池。被敌人称作“第二个凡尔登”的配水池，在城北一公里处。此处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可俯视全城。是我军攻打锦州必经之路，也是敌军固守的战略要地。赵兴元请缨并被批准攻打配水池。
战斗打响了，赵兴元率领的第一营攻坚成功，敌人乘我立足未稳，组织了凶猛的反扑。三辆战车，两架轰炸机，锦州全城炮火，集中轰击配水池。赵兴元率领的一营击退了敌人三十多次反扑后，配水池已变成了血池火海。自中午至深夜血战八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伤亡。在激战的关键时刻，赵兴元出现在最前线，极大的鼓舞了士气。战壕里，散乱的躺着一百多名伤员，他坚定的对伤员说：“只要我在、营在，就有你们的安全！”话音刚落，敌人又冲锋了，赵兴元带领三十多个轻伤员一齐扑向敌人，他冲在了最前面，忽然被三个战士缠住，一个拉住腰带，一个抱住腿，一个搂腰，死活不让他上，用哀求的口气说：“营长，你不能上，全营就靠你了……”。四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一切都在无言中。但他转了一个圈，又冲了上去。敌人接连不断反扑，后路被敌人切断，处境十分危急，面临弹尽粮绝，只有背水一战了。在一片苍茫的夜幕中，赵兴元组织起五名轻伤的战士，配合三营兄弟部队，牢牢的控制了锦州的北大门——配水池。赵兴元又记大功一次。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功劳薄上都铭记着赵兴元的名字。北平（北京）和平解放后，赵兴元随军南下，开始了千里大追歼。六月十六日，部队开始向南挺进，第二天，部队来到九岭脚下。这里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地带，被人称作“九岭天险”。好歹挨过这荒无人烟的“天险”，满以为会好些。可“人间有情天无情”，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网稻田，骄阳似火，热气蒸腾，蚊叮虫咬，许多战士浑身浮肿，有的患了疟疾，长眠于异乡他土。中途进行了“衡宝战役”，歼敌两万多人。部队在醴陵进行休整。十一月初，“野司”决定集中兵力发起广西战役。赵兴元率一营作为师的先头部队从醴陵出发，向钟山、贺县攻击前进。二十二日，攻占了八步、贺县。部队日夜兼程，加快了追击步伐。十二月六日，赵兴元率领部队以日行二百八十里的惊人速度于当日午夜赶到了广西南部临海的小董迂地区，截住了穷途末路困兽犹斗的国民党逃敌。他回头一看，跟上来的只有十二名战士。
解放中南地区的最后一战——海南岛战役，在欢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的鞭炮声中拉开了序幕。广州解放后，国民党海南防卫司令薛岳指挥五个军、五十艘战舰，四十余架作战飞机，共十余万人盘踞该岛，待机反攻大陆。为解放该岛，第十五兵团司令邓华、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韩先楚率第四十、四十三军等十万人组成渡海登陆兵团，跨海作战。赵兴元带领部队由广西钦州进驻广东徐闻南部的一个小渔村。进行为期三个多月的艰苦“海练”。一九五0年四月十六日黄昏，大规模强渡开始了，十几万大军的战船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奔海南岛。经过激战，渡海大军很快接近了滩头阵地，不到一个小时，突破了“伯陵防线”（以薛岳的字伯陵命名）。两天后，我军控制了澄迈地区。赵兴元率部向白莲市南山疾进。天刚蒙蒙亮，赵兴元在望远镜里发现了“敌指挥所”。俗话说：“蛇打七寸，擒贼擒王”。如果能将敌指挥所捣掉，就会一发而牵动全身，陷敌于混乱之中。赵兴元经过巧妙安排，派二连副连长段金信带一个排正面接近敌人，死死将敌缠住。激烈的战斗打响后，敌之火力集中对付正面段金信的一个排。赵兴元指挥其他连从左右两侧包剿过去，在一阵嘹亮的军号声中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一举将敌指挥所和一个炮团歼灭了。敌人失去指挥，好似无头苍蝇到处乱跑乱窜。赵兴元果断的指挥部队迅速插向敌人往海口方向逃跑的公路，象一道闸门，关闭了敌人的去路。面对暴露无余的敌人，机枪派上了用场，一阵阵猛烈的扫射，敌人象放麦铺子一样，纷纷倒地，没死的丢盔卸甲，争相逃命。太阳升起的时候，各兄弟部队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对敌主力实施了会歼。会歼告捷，邓岳师长和张玉华政委来到一营，邓师长高兴地拍着赵兴元的肩膀说：“小赵啊！你们打得好哇，我给你们记一大功啊！”
赵兴元是从一个十几岁的娃娃，一步步走上共和国将军的岗位的。他当过士兵、班长、排长、指导员、营长、团长、师长、副军长、黑龙江省军区政委、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政委。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从山东打到东北，从东北打到海南。曾九次负伤，荣立特功两次、大功六次、小功七次，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光辉的乐章。
战功卓著的赵兴元，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代表中央军委亲自到沈阳军区授衔，并与赵兴元将军合影留念。赵兴元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回想起几十年风风雨雨、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活，有无数并肩战斗的战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没有看到共和国的旗帜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没有享受到胜利后的幸福，他们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功臣，无私无畏的功臣！我作为一个幸存者，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只想说一句话，就是牢记列宁关于‘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名言，我现在虽然离休了，但我一定不断学习邓小平理论，适应新形势，继续前进”。
赵兴无同志曾三十三次幸福的见到毛主席。他在《光荣归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黑龙江日报1977年9月17日第二版）一文中回忆说：“我终生难忘的是1950年9月25日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我作为中南军区英模代表队队长，见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记得，英模会在怀仁堂召开。开幕典礼那天，听说毛主席要来，我们坐在那里急切地盼望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毛主席神采奕奕地走过来了，会场掌声雷动，毛主席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当时我两眼模糊，心几乎提到喉咙，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光跟着大家接连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我代表全国战斗英雄把鲜花双手献给毛主席时，毛主席向我伸出温暖的巨手，我紧紧地握住他老人家那双无比温暖的手，激动得不知说啥好。在北京饭店，当我向毛主席敬酒时，毛主席很远很远就把手伸过来，先敬我们一杯，并和我们碰了杯。刹时，一股暖流在全身流淌、浑身是劲。说实在的，我这个苦孩子，哪能想到会成为一名指挥员、战斗英雄，更没想到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军时那位老同志说的‘好好干，干好了去见毛主席’已变成了现实。在大会上，我还做了典型发言。……解放后，我曾三十三次见到毛主席……”。“最近，我受广大党员的委托，又参加了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瞻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容。当时心情沉重，思绪万千，回顾几十年的历程，弹指一挥间，多么想再能给这位历史巨人献束花，敬杯酒啊！……。”
全国英模会议结束后，赵兴元作为我国第一个访苏代表团成员，到苏联进行友好访问。访苏代表团参观了工厂、纪念馆，到红场瞻仰了列宁遗容。赵兴元应邀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作了演讲，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回国后不久，赵兴元毅然奔赴了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
赵兴元同志曾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届中央侯补委员和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而今，这位老将军离休在家颐养天年，与民同乐，广交朋友。他酷爱书法，现任某集团军老战士书法委员会顾问。离休不减志的赵兴元还在继续为社会做着无私奉献。
附：赵兴元夫人陈灼的文章
我和我的老伴
前些日子，《退休生活》杂志的记者到我们家来给我和老伴赵兴元拍照片，说是要在杂志封面上发表，同时约我写一写我们老两口47年的婚姻生活。虽然我不大会写文章，可经不住记者的劝说，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说老实话，我只不过是个参加革命挺晚的小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可说可写的。倒是我老伴赵兴元，1939年14岁时参加八路军，第二年入党，参军后从战士做起，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先后九次负伤，立过两次特等功、六次大功、先后被团里、省军区授予“模范共产党员”、“战斗模范”、“全面功臣”等光荣称号，1950年还当上了“全国战斗英雄”，出席了全国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后来中央军委还授予他“文武双全的全国英模”称号。由于工作的需要，兴元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我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还先后当上了党的中央侯补委员、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退下来后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对人民的贡献可比我大得多，所以，我觉得把兴元介绍给广大老年朋友，还算可以。
还是把话头拉回来说说我和兴元是怎么认识、相爱、成家的吧。
老年朋友都有体会，咱们这一代人的婚姻可没有现在小青年恋爱时那么浪漫。尤其像我和兴元这种军人出身的，从恋爱到结婚的过程就更简单了。那是1950年兴元调到中南军区党建班学习并兼任副大队长时，因病住进了武汉陆军医院。由于组织上十分关心他的个人生活问题，便通过医院领导帮他在医院人员中物色对象。结果，选中了我。我俩通过不长时间的相处和了解，觉得我们既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又愿意相互帮助、相互鼓励、相互爱护，共同在一起生活。所以，便向组织申请结婚，组织上认为合适便很快批准了。就这样，在1951年1月19日，我和兴元举行了婚礼。说是婚礼，其实不过是双方领导和几个知近朋友前来祝贺，尔后吃一顿比平时略为丰盛一些的饭菜而已。尽管婚礼很简单，没花什么钱操办，但那热烈而庄重的气氛让我终生难忘。领导的祝福、战友亲朋的祝贺，是那样亲切、诚势，我们心里真是充满了幸福。
我们结婚三天便各自回到了工作岗位。没过多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们虽然结婚才一个来月，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双双报名要求参战。到了朝鲜战场，我和兴元就天各一方了，相距几百里地，只有赶上缓战休整时，“牛郎”和“织女”才有机会借单位汽车的光相见几天，尔后，又赶紧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
我和兴元有了儿子以后，既让我们高兴、快乐，又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孩子的尿布湿了，我只有拿到冰冷的河水中去洗，结果，我的两条手臂得了风湿病，很是痛苦。但当时战争环境下医疗条件很差，对风湿病束手无策，只好抽空到山上去拾些柴草回来烧水，用热水和热气来熏洗手臂，算是治疗了。还别说，这方法也还管点儿用，一经熏洗立时就感到舒服了不少。
兴元的处境也不比我强。他们是战斗部队，日夜驻守在大山下挖成的地道里。那地道真潮啊，洞壁上渗出的水不停地从洞中向洞外流着。在这种环境下，很多战士都得了关节炎。他们盼着上级命令出击，因为出击时就可以从地道里出来了，既可吹吹浑身的潮气，又可以晒晒太阳。
为了纪念这段艰苦的生活，我们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叫“远征”，期望以后孩子长大了不要忘记他也“参加”了抗美援朝呢！
1953年8月1日，战争终于结束了，美国人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我和兴元也先后返回了祖国，他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学习生活；我则考上了南京药学院本科。那时的学习生活很紧张、很正规，我和兴元都分别住在自己学校的集体宿舍。一岁多的孩子则租了一间民房请了个保姆帮助带。我们三口人每周六团聚一次，但要遇上考试复习阶段就不行了，半个月能聚一次就算不错了。经过一番苦苦的奋斗，1958年我和兴元双双拿到了毕业证书。我们真是高兴啊！
毕业后，兴元回到了东北原部队，我则留校当了教员。又过了三年，经组织上帮助，我们总算解决了一南一北的两地生活，我也调到了东北的锦州。但兴元在义县，他只有到军部开会时（军部在锦州）才能回家看看。
长期的两地生活，有苦有累也有收获。
说苦和累，仅举一例便可：我们在有儿子以后，先后又有了两个女儿。每逢生育前，什么小孩衣服、尿布、被褥啊，一切准备工作都得自己来；到了临产去医院和产后出院回家，也得自己张罗，每次都是自己抱上婴儿，从街上叫一辆三轮车回家。我不从兴元部队要车，我想，一般市民百姓生孩子可以不用小汽车接回家，我也应该一样，自己能办的就决不去麻烦组织上。就是兴元，因为他是军人，部队上的事情繁忙，所以我也不牵扯他的精力，也算是一个军人家属对军队的支援吧。
兴元对此颇感歉疚，但他也感到自豪。他觉得我从不为难他，从不麻烦组织，是他可以为骄傲的，他的老伴和孩子没给他丢脸，为了还我的这份情，他也尽量在有空儿回家时帮我做点儿什么，或是多和我与孩子们说说话儿，从感情上多关心关心我们。有时候，全家人聚一起时，孩子们便故意问兴元是否知道他们的生日。每到此时，兴元便窘得张口结舌，答不出来。于是，全家人便哈哈大笑一场。其实，也不光兴元答不出来，那个年代的军人家庭中，有几个当爸爸的能说清楚自己儿女的生日呢？
后来，兴元在黑龙江省军区工作时，我们俩上班是走一个方向的。特别是三九严寒时节，大街上真冷啊。可是每天早晨我都是先出家门去挤公共汽车或赶单位的通勤车，从不沾兴元的光，坐他的小汽车。我觉得，沾这个光不体面。
我说的这些都是我替兴元着想，严格要求自己的事。其实，兴元也是非常关心我的，只不过因为忙于部队上的事，为国为公不得不舍下“小家”罢了。到了我和他都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兴元曾深情地对我说：“过去我们这个家庭都是由你一个人操劳费心，你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如今，我也退下来了，社会上的事也不多了，该我照顾照顾你了，何况你还有慢性病”。他说到了也做到了。不说平时帮我照料家务，就是前年夏天我得病卧床那两个月吧，全靠兴元无微不至的照顾了。不然，我那场病也好不了那么快。
现在，一早一晚，我俩就一块去公园锻炼身体，和当地群众同乐、交朋友。此时，没有了司令、将军，也分不出谁是官谁是民，大家都一样，真正是“平等”了。这又是一种新的乐趣，新的生活。我和兴元都感受到了一种过去几十年所没有的放松与舒畅。
我和兴元到二00一年时，将庆祝金婚。我们愿意同现在通过《退休生活》杂志相识的老年朋友们相约：到那一天，我们再通过《退休生活》杂志相会！为此，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健康长寿吧！
颜承福
颜承福，1929年出生，章丘市明水镇东石河村人，抗美援朝烈士。
1948年19岁的颜承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第二十四军七十四师。1949年4月，参加渡江战役。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1年响应党的号召，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22团先后任班长、排长，在战斗中，他不怕艰险，英勇杀敌，多次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并荣获四等功四次。
1953年6月14日，在三八一东北区争夺无名高地的激烈战斗中，我军接连发起了两次冲锋，但由于敌人火力凶猛，久攻未破。在发起第三次冲锋时，颜承福同志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4周岁。
无名高地夺回后，为纪念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将士，将颜承福烈士的遗体埋葬在无名高地下面。（详址为：朝鲜江源道平康郡三八一东北区无名高地）让人们永远铭记阵亡的英雄们。
颜承福烈士的遗物、奖章、证件，由其长兄颜承禄保存至今，章丘市人民政府为烈士的家属挂匾一块，上写“抗美援朝”，也由其兄颜承禄保存。
张方
张方，男，1930年出生，章丘市明水镇明四居人。中共党员，现任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张方于1947年初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任明水区组织干事，调浙江省工作后，历任宁波地区组织干事、秘书、组织部副部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刘捷
刘捷，原名刘焕菁，出生于1932年7月，章丘市明水镇西营村人。中共党员，军队离休干部，离休前任国防大学学员队队长（正师级）。
1949年4月刘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历任副班长、连队文书、助教、区队长、见习生、军事教员、秘书、训练科长（正团职）、训练处副处长、教务部副部长（副师职）、图书资料馆馆长、军系级党委书记、国防大学学员队长等职。
刘捷同志曾被上级领导机关授予“五好战士”（下连队当兵时）、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多次受到嘉奖及通报嘉奖、并荣立三等功一次。
康煜宗
康煜宗，北京北方交通大学教授。1932年出生于明水镇浅井庄。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冬，与堂兄康炜宗（高级工程师，现居西安市），堂弟康英宗（九三学社淄博市负责人，全国人大代表，现居淄博市张店区）一起到“大后方”西安市求学。当时其伯父康荫桓，父亲康荫棠在西安、成都经商，叔父康荫桥在四川省绵阳的山东流亡学生的国立六中上学（1948年他武汉大学毕业后到台湾高雄港务局，铝业公司任发电厂厂长，现全家在美国定居，经常回原籍探亲），他们尽力让康煜宗离开战乱的章丘，到大后方西安市上学。这样八年中从小学上到高中一年级。
1949年秋，康煜宗返回章丘老家，又考入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中学高中二年级。1950年冬在抗美援朝的高潮中，响应政务院（现国务院）号召，第一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后在华东空军部队工作。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
196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铁道部国际联运局（即现在的外事司）任翻译。因急需培训援外工程技术人员，1963年调到北京铁道学院（现在的北方交通大学）任教。后培训班改在上海铁道学院开办，于是1964年秋又调到上海铁道学院（现称上海铁道大学）任教。该培训班1965年底又迁回北京铁道学院，所以又被调回北京铁道学院继续培训援外工程技术人员，直到“十年动乱”停办。以后留该校任教直到1996年完全退休。
康煜宗从事教育工作三十余年，任教学研究室主任十余年。“十年动乱”结束，大学的教育事业步入正轨后，他的职务才从助教一步步升为讲师、副教授直至教授。除日常教学工作外，他还经常受邀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也参加一些编写法语教材的工作，如参加编写了《核心法语》，此书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至1991年出版发行共三册，颇受学习法语者欢迎，再版多次，被西南地区评为“优秀教科书”。
1989年康煜宗被国家教育委员会任命为制定《大学法语教学大纲》的成员。该《大纲》199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国家教委向全国各高等学校发布执行此《大纲》的通知。此后又参加了根据此《大纲》编写《大学法语》课本第一至第四册的工作。《大学法语》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5年7月至1996年12月陆续出版发行。此外还有科技及文学的多种译著，如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的科幻小说《大木筏》，1980年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一万册，1996年又再版发行。
1989年1月国家教育委员会组建“大学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法语组”时，康煜宗被聘为委员。1991年“教材编审委员会”改组为“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时继续被聘为委员，直到1996年底退休。在任教三十周年时，铁道部、北京市、北方交通大学都为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国家教委也为在任“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颁发荣誉证书以资表彰。
康煜宗家中有四口人，有三人在大学里从事教书工作。妻子万美君，北京大学教授。原籍江苏常州人，一九三四年出生于上海，在上海上学并参加了工商局的工作，直到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1960年留校任教，从助教逐步升为讲师、副教授，直至教授，曾两次赴法国进修。从事教育工作三十余年，在任教三十周年时获北京市及北京大学颁发的荣誉证书。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教师，曾担任法语教研室主任多年。译著颇丰，如编写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广播《法语》；参加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法国著名小说家莫泊桑的《莫泊桑全集》的翻译工作，翻译了其中长短篇小说数篇；也为三联书店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发明》，华夏出版社的《红歌星》，以及为台湾的时报出版公司翻译的《恐龙》等书，以上的译著于1980年至1998年陆续出版发行，至今仍稿约不断。
康煜宗的长子康凌1996年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在北京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任教及进行科研工作，在学习期间曾获“光华奖学金”奖及优秀论文奖，现经常参加国家级的科研及实验工作。
次子康冰在“讯合集团公司”的一个分公司任经理，从事电脑的联网工作。
李家升
李家升，著名爆破理论专家。1934年11月出生在章丘市明水镇西石河村。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工程兵学校，由于学业成绩突出。毕业后留校任教。1967—1969年在我国驻坦桑尼亚军事专家组任专家。1969—1975年在工程兵技校任教学组长。1975—1994年在工程兵指挥学院先后任主任教员，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教授。
李家升教授在爆破理论的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1980年他主编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工程保障经验》一书，在工程学院出版社出版。1982年主编的《爆破教范问题解答》，由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1993年又主编了《军事爆破工程》一书，由工程兵指挥学院出版，补充了我国现代军事爆破工程理论。1982年研制成功“七三式模拟火箭爆破器”教具，荣获工程兵科技进步二等奖。
德高望重的李家升教授，曾在1986年被聘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工程学科撰稿人。1993年被编入《全军院校名师大典》，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被聘为《爆破》杂志（全国性大型刊物）特约编委。
赵庆福
赵庆福烈士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2680部队的一名飞行员，在保卫祖国神圣领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我国空间科学技术的伟大事业中，不幸于1970年6月28日在一次飞机试飞中因飞机突然出现故障，操纵杆失灵而不幸殉难。
赵庆福烈士于1935年出生在章丘市明水镇樊家村，因家境贫寒，读完初小后就被迫辍学。但他从小就志向高远卓尔不凡。于1955年应征入伍，进入航空学校学习，在航校学习期间，他废寝忘食，认真刻苦学习航空知识和航空技能，学习成绩优异，年年被评为优秀学员，航校毕业后，他驾机翱翔于祖国的神圣领空，立志为航空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在业余时间，他大量阅读有关书籍，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政治上积极进步，生活上艰苦朴素，1961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提干。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帮助党和国家克服暂时困难，除正常交纳党费以外，每次的出差费他也都交了党费。后来他身体有病，组织上照顾他，想让他转到地面工作。赵庆福再三请求领导，让他继续飞行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空而不息战斗。
1970年6月28日晨，赵庆福接受上级命令，为一架刚修好的飞机试飞。这项任务非常艰巨，是经组织反复考虑，才决定派飞行技术过硬的他来执行这项任务。赵庆福同志心里十分清楚，如果飞机在修理过程中有丝毫的差错，那么试飞中后果不堪设想。危险之大，他心明如镜，但他毫不犹豫，毅然接受了命令。他带领四名助手，做好起飞前的准备工作，起飞命令下达后，飞机立刻离开了地面。当飞机升到五十公尺高度时，突然飞机不能继续升高，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果飞机就地降落或跳伞，就可以避免灾难，但是飞机下面是部队营房和弹药库，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赵庆福同志首先想到的是国家的利益和全体官兵的安全，他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果断地操纵着飞机，冒险低空飞行。飞机飞过了营房，飞过了弹药库，飞到了一片稻田的上空，稻田里正在劳动的人们从没见过这么低的飞机，都跑到飞机下面惊奇地看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决不能在此降落。飞机继续向前飞行，迎面而来的是一座高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飞机只有掉转方向，可是就在这时，由于操纵杆突然失灵，失去控制的飞机风驰电挚般地向高山闯去……
赵庆福在党最需要的时刻，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赵庆福用短暂的人生，谱写出一首英雄的赞歌，在人生路上撒下的串串音符将永远回荡在天宇……
王广钰
王广钰，出生于1937年1月，章丘市明水镇明三居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副研究员。现任山东省体育总会副主席。
1950年王广钰毕业于明水小学，1951年夏考入济南第一中学，1954年初中毕业，考入济南师范学校，1957年师范毕业后被保送山东师范学院体育系学习，1958年建立山东体育学院后被转入体院体育系本科学习，1961年山东体院毕业留校工作。
参加工作，1961年至1964年王广钰先后任山东体育学院体育系田径教研室助教、运动系篮球队身体素质教练员；1964年至1972年先后任山东省体育学校（现运动技术学院的前身）政工科干事、团委书记、排球队副指导员；1972年至1982年先后任山东省体育学校政工科副科长、科长、办公室主任；1982年8月调任山东省体委人事处副处长；1983年9月任山东省体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84年5月，任山东体院党委书记（兼省体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90年12月调任省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92年8月后任省体育总会专职副主席至今。
王广钰主持研究的《我国优秀运动员退役安置现状及对策》项目，获国家体委颁发的我国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项奖一等奖。
李善阶
李善阶，现年60岁，明水镇三盘村人，196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本科班。1958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共山东省委研究室工作三十余年。曾任办事员、科长、处长、山东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1990年调山东建材学院任党委副书记，现任该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李善阶同志不仅是位出色的党政管理干部，而且是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内行里手。他现在兼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首届理事会理事，全国高等学校秘书学会理事，山东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山东省高等学校书画协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山东诗词学会秘书长、《历山诗刊》主编等。
李善阶同志自五十年代末开始在省内外报刊发表文章。其后，集中精力研究行政管理学、秘书学、公文写作。已出版的著作有《应用行政学》、《省级行政管理》、《机关行政研究》、《古今城乡实用对联集萃》、《中华古今旅游诗词集萃》等；与他人合编者著作有《县级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文秘与财经写作》、《中国现代应用文选讲》、《市场营销学》、《公关心理学》共十二部达336.3万字。发表行政管理学、秘书学、文学论文30余篇，经济评论和其他文章50余篇，计20余万字。创作发表中华诗词500余首，部分诗作收录于《中华诗词》、《中华诗魂》和《齐鲁当代诗词选》等专集。书法作品被选录于《国际书画纂划大观》、《中国书画家百人名录》。所编著《应用行政学》、《县级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获山东社会科学一等奖，《省级行政管理》获山东省首届行政管理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所编著《应用行政学》、《省级行政管理》、《机关行政研究》等书，经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遴选推荐，参加了国际书展。纂刻作品获山东省级机关二等奖。李善阶同志的事迹已收录于《中国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辞典》《中国大百科专家人物专集》、《中国当代学者大辞典》、《中华诗词学会人名辞典》、《山东作家辞典》。
赵芳清
赵芳清，出生于1937年5月，章丘市明水镇三涧溪村人。中共党员，中专文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东营市政协主席。
赵芳清1953年6月在聊城地区粮食局参加工作，1958年9月起先后到山东财经学院、山东商校进修学习，学习期满后于1964年5月调任山东省委财贸政治部秘书，1969年9月任山东省委办公厅秘书，1973年12月后又先后任胜利油田党委办公室秘书、主任，1984年5月任中共东营市委副书记，1993年3月任东营市政协主席至今。
王绍玉
王绍玉，生于1938年11月，章丘市明水镇张家村人，大学文化，退休前是空军指挥学院师级工程师。
1956年王绍玉响应祖国号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后在长春市总参机要学校学习。1958年2月因部队院校精简整编复员回乡，同年9月考入济南市七中读高中，1960年由济南市委保送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学院建筑专业学习。1966年毕业，先后在空军部队军级机关工作。担任过技术员、助理员、股长、处长等职。1983年调空军指挥学院任营房处副处长（正团职），1988年提拔为师级工程师，1994年经本人申请批准退休。
王绍玉同志在军队院校学习乃至工作期间，曾多次被评为五好学员、五好战士，多次受到领导机关的通令嘉奖，并三次立功，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
李海绩
李海绩，生于1938年11月6日，章丘市明水镇八里辛庄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正司级）。
1962年李海绩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进修，1965年进修期满，分配到北京语言学院工作，北京语言学院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赴国外任教。其中1966年10月至1968年7月赴柬埔寨王家大学文学院任教；1970年10月至1972年10月在马里巴马科任教。1975年调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工作，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正司级巡祝员等职。其中1981年至1985年在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任二等秘书、一等秘书；1989年至1992年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任党委委员、教育参赞；1993年至1998年任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外事司正司级巡祝员，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正司级）。
李海绩多年主要从事或负责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外国专家的聘请、管理、外国来华留学生及出国留学生的管理工作。此外，还从事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组织的管理工作。近五年来，主要负责对港、澳、台的教育交流工作，并参与管理香港爱国人士对内地教育的捐助工作。由于工作卓有成绩，曾获国家外国专家局颁发的纪念奖状。
李海绩在大学读书期间曾发表过多篇文学评论文章，以后出版了专著《布鲁塞尔大学》（十万字）及自编诗词集《天涯万里歌行集》。
李江吉
李江吉，1938年2月生，章丘市明水镇三义村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现任青岛海洋大学技术科学学院电子工程系系主任、教授。
1956年9月李江吉于济南正谊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济南一中，1959年7月高中毕业，同年9月考入山东海洋学院（现青岛海洋大学）物理系海洋物理专业学习，1964年10月毕业留校任教（物理系），1993年5月到电子工程系任教至今。
在三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李江吉先后讲授了物理、水声物理、流体力学、噪声与振动控制、建筑声学等八门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现在是青岛海洋大学声学硕士点环境声学方向学术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声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山东噪声控制工程协会理事长；山东省环保产业协会振动与噪声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因工作成绩突出，多次获青岛海洋大学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称号。
在声学技术方面的教学、研究与开发过程中，李江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多项发明和科研成果，获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青岛海洋大学学报”、“噪声与振动控制”、“环境工程”等学术杂志上先后发表论文12篇；与他人合作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海洋声学》译著一本，约79万字；由他任课题负责人，主持完成了16项科研项目，参加国家“八五”攻关项目一项，其中“SQD—120手压气动号笛”获一九八七年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崂山影剧院音质改善的声学设计”和“济青高速公路环境影响评从”分别获1986年和1989年青岛海洋大学科技成果三等奖；“全频段抗噪声无线通话装置”，1993年获国家专利，专利号为ZL93231445.7；“全方位防盗防火报警装置”已报发明专利申请号94114271X，〓已编汇公布，待实质审查，该产品已进行小批量生产，近期可投放市场。
张汝亮
张汝亮，1938年9月生于章丘市明水镇杲家坡村。现任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
张汝亮，1963年毕业唐山铁道学院桥梁隧道专业，从此与桥梁隧道设计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曾在国防科委总字722等部队体验生活。1976年回天津7047设计院搞地铁设计工作。1980年后调天津市市政设计院任工程师，院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享受政府补贴的专家。
张汝亮擅长结构理论，尤其对空间钢网架构有较深研究与造诣。在计算机应用与程序开发方面成绩突出。六、七十年代主持设计了三部雷达天线结构，其中180雷达天线结构采用了电子计算新技术，成功地解决了天线结构重量轻，精密度高的难题，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主持设计了天津市科技情报楼的电子计算技术工作，解决了建筑平面复杂、结构扭转问题，是天津市首次运用电子计算解决高层设计难题的设计者。八十年代发明了蛛网式平板型网架结构，进行了杆件直接交汇节点的研究，提出了一种简便设计和加工方法，经专家鉴定，蛛网式网架体系和杆件直接交汇节点的研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已将成果应用到天津市地铁西南角出入口屋盖工程中；1984年主持研制的螺栓球节点网架定型图，共99种，在国内属第二份，在种类及防腐处理上均有较大突破；近年来，设计了天津市高速公路上十多个收费站网架罩棚，天津市52层鸿吉大厦屋顶花园网架工程、装饰网架工程、楼顶铁塔工程、天津市武清开发区逸仙园、长城集团240×80米网架工程等；他曾担任中环线东半环普济河道立交桥的桥梁专业负责人，该工程1986年被评为城乡部优秀设计一等奖；另在外环线工程中任张贵庄、西青道、北环地铁、铁东道四座立桥项目的负责人；主持进行了机房建设，CAD辅助设计及APOLLO工作站引进等工作。八、九十年代，张总负责《JSZ—GH》建筑结构绘图软件包的研制工作，该项目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获1989年局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和1990年天津市建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并获1989年QC成果市级优秀奖，1992年第二次全国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二等奖；负责中小桥CAD的研制工作，该项目1996年获市政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市建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市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张总还参加了兴塘立交桥和洞庭路立交桥等多座桥梁的审核工作。从1983年开始负责全院电子计算工作，包括电子计算人员的引进、培训、软硬件的配置等。组织与高等院校、软件公司合作开发CAD技术，抓电子计算的管理和网络的建立等，在电子计算管理上做了大量贡献，为设计院获得1994年、1995年、1996年市、部、国家电子计算应用先进单位称号立了汗马功劳。
实践出真知。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从实践中总结出了经得住考验的理论。他撰写的电子计算技术书一节、论文数篇，曾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两篇，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发表五篇。曾参加电气自动化丛书《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及应用》一书的编写（第十章第二节）工作。《COBWEB SYSTEM FLAT SPACE FRAMES》收录1984年英国《第三届国际空间结构会议论文集》第九期；《THE DESIGH AND CONSTRUCTION OF COBWEB SYSTEM FLAT SPACE FRAMES 》，收录1986年澳大利亚《第一届国际建筑轻结构会议论文集》第8期；《蛛网式平板型网架结构》（合著），收录1982年《第一届全国空间结构论文集》；《蛛网式平板型网架结构设计与施工》、《空间网架结构杆件直接交汇节点的试验研究》（合著），收录1984年《第三届全国空间结构会议论文集》；《（TSZ·GH）工民建结构绘图软件包的研究》，于1989年在天津市土木工程学会上发表，被评为一等奖，并刊于《天津市政工程》1990年第1期；《公路桥梁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合著），1995年发表在《第三届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交流大会论文集》中。
张汝亮曾于1990年赴美国圣荷西参加APOL-LO技术培训，受益非浅。
在30多年的工程设计生涯中，张汝亮呕心呖血，执着的追求着一个目标，就是为人间绘制更多的“彩虹”，造福于人类、创造出新时代的建筑伟绩。当然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工程设计巨匠。他多次被授予天津市政工程局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1982年被授予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1983年作为天津市代表出席了第十届全国工人代表大会。1984年作为天津市代表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国庆观礼团、是天津市第四届、第五届党代会代表。
执着追求终无悔，甘洒热血写春秋。年届六十高龄的张汝亮现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谱写着自己的人生之歌。
刘嘉瓒
刘嘉瓒，1939年出生在章丘市明水镇陔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960年在本溪矿务局工作，1969年支援三线建设奉调到四川省攀枝花矿务局小宝鼎煤矿任采煤队长。曾获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9年获全国能源部劳动模范称号，是1990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1991年被评为攀枝花市“十二英杰”之一。1993年被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退休不退志的刘嘉瓒同志被反聘在矿安监科工作，后被聘为明水镇二号井生产、技术顾问。
1979年刘嘉瓒任小宝鼎煤矿采煤队长直到1993年退休。他全身心的扑在工作上，从未休过节假日和星期天。他总是抢在时间的前面，经常在井下连轴转，重活、累活干在前，危险时刻冲在前，曾从冒顶区里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多万元。从1980年起每年出勤4.50个工作日，十年干了十四年的活，累计奉献义务工1296个，但从不多拿一分钱。他带出了一支思想进步，技术过硬的采煤职工队伍。他曾把昔日的小赌徒、小天棒，贯上花班，泡病号的刺头丁××，改造成他的得力助手，采煤干将。狠抓管理，向采煤机械化要效益，是刘嘉瓒同志的治队法宝。1989—1990年以优异成绩连获矿务局采煤机械化竞赛“乌龙杯”，并破省高档普采薄煤层、中厚煤层月产纪录。1990年产原煤23.4万吨，被矿务局誉为采煤机械化的“排头兵”。
刘嘉瓒具有异乎寻常的胆识。1989年掌子面曾发生过一次井下大塌方事故，正在上班的工人用矿灯一照，吓出了一身冷汗，黑洞洞不见顶，连老工人都吐舌头，没人敢进。刚上井不久的刘嘉瓒队长，从家中匆匆赶到现场，怎么办？有人主张绕过去，那样最安全。可刘队长头摇的象个棒榔鼓，语重心长地说：“那要白白丢掉6000吨煤，百根单体金属支柱也白扔了，要损失30多万元哪！不行！”他反复探查，提出打木垛架抬棚，硬堵住大漏洞。“老刘，可太危险，有把握吗？”王运平局长关心的询问。“我看能行”！刘队长斩钉截铁的回答。于是，组织了以他为组长的抢险敢死队，他第一个冲上去，先把顶板的浮石一块块处理掉，此时是最危险的时刻，可他毫无惧色。然后领着敢死队员们打木垛架抬棚，他又亲自上梁刹顶，连续奋战了22个小时，洞顶终于被控制住了。接着又采用老鼠打洞的办法，硬是从“老虎”嘴里扒出百根单体金属支柱。老工人无不赞叹的说：刘队长一贯这样，简直象个“拼命三郎”。那年，他为了扒出埋住的战友，竟连手指甲盖都扒掉了，置鲜血淋漓于不顾，象一头雄狮，直到把所有的战友扒出来为止，他也被累得晕了过去……。老工人们板着指头历数着刘队长数也数不清的感人事迹。
刘队长退休了，但他的感人事迹却在攀枝花广为传颂，鼓舞着攀枝花的工人们沿着他的足迹奋战在煤海里，为国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赵景江
赵景江，生于1939年7月，章丘市明水镇滕朋村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39420部队副师长。
1958年赵景江章丘二中毕业，同年被选为飞行学员而志愿入伍，进入空军航空预备学校、空军飞行学院学习，1962年空军飞行学院毕业后，成为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飞行员，曾历任飞行副大队长、团、师领航主任、飞行副团长、团长、副师长等职。
李景江同志飞行生涯二十八载，安全飞行2400余小时。经过各种高难度课目飞行训练，练就了过硬的飞行本领，是四种气象（昼简、昼复、夜简、夜复）飞行员，教员和指挥员。曾先后三次入滇、入闽担负运输和作战任务。因训练、作战成绩突出，多次受到领导机关的奖励。曾被授予技术能手、特级飞行员称号，并荣立三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
杲宪庆
杲宪庆，1940年3月生，章丘市明水镇杲家坡村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现任山东省农业厅厅长、党组书记、山东省政协委员。
1965年杲宪庆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政史系。参加工作后，历任肥城团县委副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新城镇党委书记、中共肥城县委书记等职。1986年调任省农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并主持农业厅的全面工作。一九八八年任农业厅厅长、党组书记至今。
李可岐
李可岐，1940年7月出生，章丘市明水镇吕家村人，中共党员，中专文化，现任济南铁路天龙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
1955年在家乡读完小学的李可岐考入济南第十一中学，1958年初中毕业后考入济南铁路机械学校电力机车专业学习，1962年毕业分配到湖南株州电力机车厂任助理技术员，1969年调济南铁路机务段先后任电钳工、技术员、工程师。1982年又调济南西机务段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大修厂厂长等职，并于1984年1月赴美国考察、学习进口机车项目。1997年后任济南铁路天龙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
李可岐同志在长期的车辆制造检修工作中，紧跟我国铁路运输动力的改革步伐（由蒸汽机车向内燃机车、电力机车的过渡），在提高与完善机车的检修能力，机车的更新改造及关键部位的设计制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可喜的科研成果。在株州工厂时他参与了我国东风3型内燃机车电机的研制；在济南机务段完成了由蒸汽机车向内燃机车过渡的检修非标电气设备的研制、安装和调试。主持筹备了东风4型内燃机车牵引电机的单项大修并形成能力；在进口机车（ND5型）的运用和检修中，解决了许多关键技术问题，受到外国专家的称赞，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在与外国专家进行的50多次谈判中，为国家争得机车配件索赔约350万美元，维护了国家的利益。研制了国内第一台ND5机车手柄积时仪，编写了《ND5机车电传动装置》一书，撰写并发表有关论文14篇，主持筹备实施了铁道部ND5机车电机、轮对、插件板大修基地的建设，并按时投入生产。
由于李可岐同志工作卓有成就，1987年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同时授予他多种荣誉称号，1984年、1985年连续两年被授予济南铁路局劳动模范；1986年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86年、1987年连续获山东省及铁道部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山东省第六届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七届、第八届代表。
韩乃寅
韩乃寅，1947年11月出生于明水镇杨胡村。东北地区著名文学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协理事。其创作的长篇知青题材小说《远离太阳的地方》三部曲第一部《天荒》，获东北文学大奖一等奖。行政职务：原为鸡西市委秘书长兼市委机关工委书记，现为中共鸡冠区委书记。
韩乃寅在杨胡村小学读完四年级后，随父先后在沈阳、鸡西市读完小学、中学，1968年10月下乡到黑龙江嫩江县山河农场。经历了近十个年头的知青生活，先后当过农工排长、连队统计、分场宣传干事、总场广播站站长、总场通讯干事。“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考入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获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鸡西市文联《雪花》杂志社任编辑。后调至鸡西市委办公室工作。先后任中共鸡西市委常委秘书、办公室主任、市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兼中共鸡西市委机关工委书记。1991年5月调任中共鸡冠区委书记，至今。
自幼爱好新闻和文学，读小学时便喜欢读中国一些古文学和世界名著。读初中时在《鸡西日报》发表处女作《红色的接力棒》，生活农场期间，先生在新华社《人民日报》、《文汇报》、《黑龙江日报》、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黑河日报》、《北方文学》、《少年文艺》等新闻和文学刊物发表稿件千余件。考入牡丹江师范学院后，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大学学习期间，课余时间写出并出版了中篇小说《断线的风筝》（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箭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大学毕业任编辑后，仍坚持业余写作，先后出版四部中篇小说《丢了名字的孩子》（北京少儿出版社）、《海峡飞来的信鸽》（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魔圈》（黑龙江少儿出版社）、《和老头开玩笑的孩子》（妇联少儿出版社[牵牛花]丛刊）。期间，并出版了两部长篇儿童小说《密林虎啸》、《血溅蟒猊峰》（均由黑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经过一段的思考和准备，1988年开始从事知青文学创作，1989年起相继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计1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远离太阳的地方》三部曲，包括《天荒》、《苦雪》、《泪祭》。
从走上工作岗位和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以来，得到各级组织的关怀、培养和帮助。于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加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并任理事，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培养提高写作能力，省作协曾选送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东北、华北地区儿童文学讲习班。《箭娃》获黑龙江1979—1981年度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胡景芳撰文，高度评价《箭娃》的地方特色，称赞填补了鄂伦春族中篇儿童文学的空白。《远离太阳的地方》第一部《天荒》获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沈阳军区）首届文学大奖一等奖，在省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北方文艺出版社召开了作品讨论会，新华社、《文艺报》、《文学报》、《小说评论》等先后发表消息和评介文章，给予较高评价，赢得了读者，作品征订创了北方文学出版社纯文学长篇小说定数的最好水平。
坚持业余文学创作以来，得到了中共鸡西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怀，并给予了很多帮助和荣誉。市委、市政府先后授予全市优秀知识分子、全市科学技术专业拔尖人才光荣称号，获晋升一级工资奖励，1991年和1992年鸡冠区各项工作经过市有关部门联评，连续二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产值、销售收入，利税四个同步增长，被评为优秀领导班子，获晋升一级工资奖励。《天荒》获首届东北文学大奖一等奖后，给予浮动一级工资奖励。
徐建国
徐建国，出生于1952年10月，章丘市明水镇王西村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现任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从1970年7月参加工作起，徐建国历任胜利油田团委干事、运输处党委办公室秘书、胜利油田党委办公室秘书、油田指挥部办公室科长、山东省人才开发服务中心总经济师、山东省经济技术开发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山东省胜利集团公司总裁、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职。
山东省胜利集团公司，组建于1990年4月，1991年经省经委，体改委批准为大型一类企业。公司下属2个总公司、8个分公司、3个中外合资企业、2个海外企业，是集科工、贸于一体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1993年独家发起创立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95年被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进出口权和石油成品油经营权。以徐建国为首的胜利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几年的不断发展及严格管理，赢得了市场，取得了信誉，获得了荣誉。1995年被评为“山东省工交财贸系统百家利润大户企业”；1995年、1996年连续被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分行评估确认为“AAA级信用企业”；1997年1月被山东省信誉评级委员会确定为特级信誉企业，信誉级别为AAA级；被山东省工商局评定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还被省经委评为“管理示范企业。”
徐家镇
徐家镇，1967年10月生，系明水镇鲍庄村人。现为济南市体校教练。曾连续5年获67.5公斤级华东六省举重邀请赛冠军，两次在上海大学生运动会上夺冠，全国城运会荣获第9名，上海九届运动会获金牌，达运动健将标准。
徐家镇1976年入学，小学毕业后升入柳沟中学。83年初入章丘县业余体校学习，举重主练。从此，开始了体育生涯。在教练的教育鼓舞和父母的支持爱护下，他刻苦训练，雷打不动。手起血泡，锁骨磨破也咬牙坚持。因此他第一次参加省业体举重比赛就获得较好的成绩，获抓二挺四，精神文明先进个人，被授予三等奖。在1984年全省组织的业余体校比赛中取得了更为可喜的成绩，获抓、挺、总成绩、身体素质四个第一名。由于个人的奋斗，1985年被泰安体工队招收，进行了专业训练。在第二届全运会上达到国家运动健将标准。1987年招入上海体院竞技学校予科班学习训练。一年后又转入上海体院武术系深造。在校时刻苦训练，多次在全国和省级赛场上取得好成绩。在上海体院学习期间，连续五年获得67.5公斤级华东六省邀请赛冠军，两次在上海大学生运动会上夺冠。在全国城运会上取得第四名，上海九届运动会上获金牌，同时达到运动健将标准。1992年在山东省十二届运动会上带伤参加比赛，获67.5公斤级金牌。
景凤凌
景凤凌（原名凤玲），1969年出生在明水镇双山村。由于她从小爱唱爱跳，天真活泼，1986年考进天津的艺术学校，主攻河南坠子专业，199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工作。她纯朴自然的表演，委婉动情的声腔。引起剧团领导的重视，逐步让她拓宽戏路，由唱改说，专攻小品，先后与剧团话剧演员合作演出了许多相声、小品等曲艺节目，深受军内外观众的欢迎，由此声名日响。她说、唱俱佳，又擅长说一口河南、东北、山东、天津等地方言，加上能歌善舞，演小品对她来说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她的表演被专家誉为“浑身都是戏”，满身都是“绝活”，继宋丹丹之后在曲艺界能挑大梁的新秀。”1995年，由于艺术成就突出，被上调到北京总政话剧团，并参加了总政小品喜剧艺术团的演出。
景凤凌给予观众印象最深的莫过于1994年参加具有权威性的全国“华奥杯”曲艺小品大奖赛，她以小品《我要读书》（与孙涛合作演出）而一举夺得表演一等奖，从而成为曲艺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此后，景凤凌在全国戏剧小品大赛，全军小品大赛等比赛中频频获奖：1995年4月参加全国“重钢杯”戏剧小品大奖赛，以《二营长的家属》获二等奖；并因其在《二营长的家属》中的幽默、风趣的人物性格刻画细致入微而获优秀表演奖。
1995年10月，景凤凌参加中国第二届曲艺节演出，以《选阿姨》（与句号合演）而获得“牡丹奖”。1996年，参加全军曲艺、喜剧小品汇报比赛以《军官女儿爸爸兵》（与郭达合演）而获得喜剧小品表演一等奖。
由于她在喜剧表演上独辟蹊径，使喜剧小品能够巧妙地结合戏剧、曲艺两门艺术的特点，以幽默风趣的人物性格刻画，使所饰演的小品人物形象能够在舞台上塑造的栩栩如生。她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综艺大观及地方电视台等重大演出。她的精彩表演博得了广大观众的阵阵掌声，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在1996年全军演员评比中，荣获全军优秀演员表演奖。在荣誉面前，景凤凌表现得特别冷静。她坦言，自己还没能将个性魅力充分开掘、展现出来，她渴望有新的突破。这段时间她不轻易接戏，主要因为一直在期待着更真实、更贴近现实生活的角色。在等待中，景凤凌刻苦读书、创作小品、看片，有意识增加积累，修炼自身。她从师于著名表演艺术家曹元珠、候耀文、郭达、黄宏、宋丹丹、孙涛等，在艺术上的执着追求，她不仅能博采众长，而且能集众长于一身，塑造自己独特的艺术形象，由唱歌到演小品，是她的最佳选择。1997年4月15日《大众日报》第四版的“艺苑才俊”栏目刊登了人物特写《景凤凌，要接宋丹丹的班》，对她的小品艺术给予高度评价。
景凤凌是在军营里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小品演员，她的一言一行渗透着军人的执着与严谨，而女孩的天性也在她身上体现得完美情真。生活中的她有着青春的容貌，飘逸的秀发，高挑的身材，全身释放着青春的魅力。她的直言快语常常令人忍俊不禁，她的热情大方又会令人如沐春风细雨。同所有的女孩一样，景凤凌也有美的追求和憧憬，她喜欢扑向大自然的怀抱，在蓝天白云，绿野小花中感受生活的情趣。她更喜欢和知心朋友一同月下聊天，在彼此的感情交流中得到教益，使自己的艺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中得到升华。
有人说部队生活单调刻板，但景凤凌却为自己是一名军人而自豪，又为自己能以喜剧小品这种艺术形式来真实的表达缤纷世界的多姿多彩而骄傲。
小品新秀景凤凌的崛起，使我们看到了喜剧小品后继有人和新的曙光。衷心祝愿景凤凌这只“雏燕”展翅腾飞，凤凌长空。
韩国富
韩国富，章丘市明水镇绣水居人。1981年6月出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从小爱好体育活动，有一股吃苦耐劳的硬实劲。
1993年，刚满12周岁，尚读小学五年级的小国富，被选入章丘市体校举重训练队。在教练精心指导下，他刻苦训练。别人认为枯燥无味的举重，他却象着了迷一般。经过一年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4年4月被选入济南市体校。仅隔一个月即参赛，荣获济南市青少年运动会2枚金牌、1枚银牌。7月中旬在山东省青少年运动会济宁赛区，荣获1金1银1铜。1995年8月在国家体委举办的全国青少年运动会湖南赛区荣获2金1银。1996年8月在全国青少年运动会长春赛区荣获4枚金牌。1997年在山东省青少年运动会上又获3枚金牌，现已被选入省体工大队。1997年参加了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青少年运动会，1998年还准备出国参赛。
《济南日报》、《齐鲁晚报》、《章丘报》、章丘电视台先后报道了韩国富的事迹。1996年10月章丘市政府为这位全国少年举重冠军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他为章丘人民争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