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高鉷
高鉷（1823—？），字兼三，号彤然，又号行一。章丘明水镇官道店村人。清末同治甲子（1864）科山东乡试解元，也就是全省第一名举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卒年不详。参加乡试时已年届四十一岁。
高鉷是清代章丘继刘家麟（嘉庆丙子科山东乡试解元）、翟登峨（嘉庆己卯科山东乡试解元）之后第三位考取山东乡试解元的人。所以当时曾轰动一时，包括章丘知县在内的四方士绅、亲朋好友连日前来祝贺。随即营造了解元府，树起了旗杆，着实大事铺张了一番。但是高鉷却没有参加第二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性会试，所以只是登科，并未及第，也就是说没有做官。分析原因有二，一是年龄已大，中解元时已经四十一岁；二是当时大清王朝已处于末路，兵荒马乱，即使继续应试，考中进士后成为官宦，也是不容易当的。
据高氏后人讲，高鉷生性淳厚，天资并不十分聪慧。但有一种执着认真砥砺不懈的求学精神。二十几岁中秀才后，几经乡试科场困顿，却从未锐气稍减。硬是凭着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毅力，于不惑之年登上了乡试解元的宝座。被其家乡历代学子尊为楷模。联系官道店村、太平村高氏后代一直人才辈出的现实，无不兆示着高鉷治学精神的潜在影响。
高鉷曾受业于当时章丘学界名流刘嗣德（秀才）、翟秀仟（秀才）、刘秉厚（进士）、于汝涟（贡生）、刘家麟（进士）等饱学之士。为自己学问的积累，人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鉷还曾远上济南，就教于时任泺源书院主讲的大学者何绍基。时常骑一头毛驴往来于章丘、济南之间，含辛茹苦，风雨不辍，终成为何氏的高足弟子之一。从现存的高鉷乡试硃卷中，可以得知他确实学问渊博，功底深厚，行文扎实。得到了主考官的亟力赏视。对他的试卷或批曰：“理实气空”，或批曰：“超超元箸”，或批曰：“元气浑然”。本房总批更是推崇备至：“落落词高，飘飘意远；醰醰其味，熊熊其光。鲸钟振响气喷薄以虹申，凤炬生芒采陆离而彪丙。询可谓，禀经酌雅，茹古涵今者矣！五言庄雅，八韵铿锵。说经则席夺丁鸿；对策则讹刊亥豕。三场合校，洵属全才，足膺首选。此时苹野方歌，来岁杏林连宴。从此清华独步，继粤西鳌顶之荣，岂徒弁冕群英，树山左龙头之望。余之愿也，生其勉旃。”。
在清代，中解元是相当了不起的，因为是荣宗耀祖的大事。所以在刻印硃卷之前，先要公布高氏祖谱，从始祖高进一直排到本身（十八世）之后的二十世，即高鉷的侄孙等。同治甲子科高鉷的乡试硃卷刻本，现存于高鉷的后人家中，已成为我们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宝贵资料。
附：乡试试帖诗
赋得岩泉滴久石玲珑——得泉字五言八韵
岂独幽岩胜，
玲珑石亦仙。
虚明如对镜，
点滴久鸣泉。
但得源头活，
非关妙手镌。
几时经玉漱，
万窍尽珠圆。
秀骨森森立，
灵心曲曲传。
空山多岁月，
奇趣透云烟。
五日形难绘，
千秋节本坚。
从兹沾圣泽，
作砺企前贤。
李景耀
李景耀（1832—？），章丘明水镇山阳村人。清末章丘著名乡贤，山阳李氏第九世祖。李氏家族自清初由梭庄迁来跖山之阳立户为生以来，虽无出过达官名宦，但耕读起家，诗书继世的门风，却在章丘境内颇具影响。景耀之曾祖应九、祖父思让、父亲学冉皆为当时卓有声誉的耆老闻人。无论是于国有利的征徭纳赋、赈灾治河，还是于民有利的架桥铺路、捐资办学，李氏家人都领风气之先，世代多有义行。至今在乡民中仍口碑流传，号称“山阳李家”。至李景耀时，尤为突出。李景耀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特别是乃祖李思让的谆谆教诲。长成后，品德学行名重一时。性情慷慨豪爽，在乡里所施善举难以悉数。清朝代有惯例，每隔几年便在全国进行一次由地方举荐乡饮大宾、介宾、耆宾的活动。被举荐者由皇上恩准，礼部发照，以示嘉奖。目的当然在于树立遵制守法的良民形象，以为百姓楷模，敦化社会正气，以维护封建统治。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种制度，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李景耀因德高望重，品行端方，曾于光绪十九年（1893）被章丘县举荐，由山东巡抚摺奏朝廷，被准为乡饮介宾并加授七品顶戴。由礼部所发《部照》，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其后代家中，已成为一件较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为存史起见，现将其部照全文照原格式抄录于下（个别字词因年代久远，已漫不可识，只能暂付阙如）：
照部
礼部谨遵
例举耆德宾贤发给部照以彰国谡府州县地方等处保举
乡饮起交咨部注册齿德兼优之选入国家大典须要身家清白品行
端方自本县造明履历据造清册分别大介耆三等加授品级
今准山东巡抚摺奏济南府章丘县详报乡饮介宾
李景耀年六十一岁身中面赤有须
年高德邵允协乡评并无违碍应授
乡饮介宾七品顶戴以照示奖
旨明伦堂设筵以光国家之贤瑞以化民间之厚俗钦此
曾祖 应九 祖 思让父 学冉
光绪十九年四月初六日
部照上盖有皇帝玉玺、礼部大印。此部照发现后，1997年4月3日《济南日报》曾发一消息，称之为“在我市首次发现。”
在走访李氏后代过程中，我们还见到由李景耀之祖父李思让手抄的一部《康熙字典》。抄本分九卷，以地支为序：一卷（子丑）、二卷（寅卯）、三卷（辰己）、四卷（午）、五卷（未）、六卷（申）、七卷（酉）、八卷（戌）、九卷（亥）。其九卷已失，现尚存八卷。标准的正楷字体，兆示着抄写者扎实的书法功底和高深的学问造诣。有趣的是在一抄本的空白处，还附抄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胭脂》一文。封面有“宝善堂李”字样，落款为“荆阳季子手抄”。荆阳乃景耀曾祖应九之字，其季子（第四子）即景耀祖父思让。手抄完成时间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距今已154年。李氏后人家中还存有清末出版、装帧精美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部，从出版时间推测，当为李景耀所读、所存。综以上所述，足可证明李景耀之所以能被举荐为乡饮介宾、加授七品顶戴，是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的。
清光绪、宣统间，章丘未经科举考试而被朝廷特赏七品官衔者有二人。一为山阳李景耀，一为辛寨辛铸九。李获赏时间是光绪十九年（1893），辛获赏时间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先后相距十年。
李氏家族的耕读门风和渊源家学，一直影响、传承到现代。其曾孙李振清早年参加革命，退休前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管理局第三招待所所长。其玄孙十余人，有的入学深造后，就职于教育、交通等部门，有的自学成才，从事科学研究，且卓有成就，被破格提拔为乡镇级领导干部。
马汉三
马汉三，清末山水画家，是我市明水镇牛牌村人。生卒年月不详。作品多以烟云、村落、堤岸、渔舟为描绘对象，墨晕黝润、烟云生动，凡峰峦林壑、屋宇舟车、溪桥人物均应物象形之至。而四季云霞变幻，风雨晦明，无不渲染入微，在章丘、周村及江北各地有其作品传世，因其名重及画价昂贵，多有临摹之作，故真赝混杂。
清人绘画，大都极力师承古人，“远法大痴，近师文周”。笔墨技法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境地，实为国画技法之巅峰。马汉三的烟云山水主要师承当时寓居沪上颇负盛名的山水画家吴石仙。
烟雨山水追求明媚、空濛、湿润、神秘的艺术效果，要求画家对纸性、水墨特性有深刻的了解和熟练的驾驭能力，否则难以成画。据传当时吴石仙在技法方面相当保守，闭门作画，拒不收徒。
马汉三少年南游，慕名欲结识吴石仙随其学习烟雨技法，苦于不得接近，遂装扮成哑巴，每日于吴寓门前清扫，引起吴之注意，与之接触，方知言语不能，见其体貌俊健，生性聪慧，有意收其为书童，手语交谈，马汉三欣然应允遂入吴石仙画室，每日追随其左右，为吴磨墨伸纸，侍奉案侧，得见吴石仙作画细法，落墨着色，勾波染点，浓淡干湿，摧发渗化。尤其是吴石仙从不外传的特殊技法，也得以亲见，朝夕揣摩，目识心记，每遇吴石仙外出，则尽心摹写，反复实践，终得要诀真谛。
久之，吴派山水有假画行于市，摹品技法之精湛，湖山烟树效果之神妙，虽系摹品，实可乱真，一时震动上海画坛，假画何人之为，吴石仙百思不解。经反复查询，疑及哑巴书童马汉三。一日佯装外出，旋即折回，马正伏案泼墨，收拾不及，真情败露，马汉三即伏地叩首，陈述入室学画动机，乞求吴之谅解。精诚所至，吴石仙甚为感动，尽释所怨，对马汉三提出约法两条：一是离开上海；二是画价每幅不得少于十两白银。
马汉三恪守吴之所嘱，携艺回到山东，历游江北各地，作画不辍，艺声日高。清、民年间烟雨山水素有“南吴北马”之誉，其真品现在被列为国家文物。
韩昭辰
韩昭辰（1852—1920），字旭堂，章丘明水镇绣水村人。清光绪初年太学生、廪膳生，著名儒医。生于一个世代耕读的清贫之家。其祖韩承绪为副贡生、侯选训导，其父韩祚茂为奎文阁典籍官，但只是虚衔并无实职。生活拮据，仅能糊口而已。可是供孩子读书的决心很大，上不起官学，就设家学亲自课读。韩昭辰在父祖辈的严训下，加以聪慧过人，学问日进，卓异不群。读一书则通一书，学一事则精一事。一因家贫使他与仕途无缘，二是生当清末咸（丰）同（治）乱世，目睹国是日非，战乱频仍，水旱饥荒，生灵涂炭，饿殍遍地，瘟疫横行的残酷社会现实。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读书志在经世济民，但不只是非当官才能达到目的。所以，自考上廪膳生之后，无意再去中举、中进士成为显宦，而是把奋斗目标，转向专攻医学、医药学的研究与实践，抱定“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人生宗旨。终于成为章丘、泰安一带的著名儒医。
韩昭辰开始在章丘本地行医，声望日高，三十岁时曾被一名绅，远聘到泰安为其家人治病，这位已被多位名医判为绝症的病人，经韩昭辰的精心调治，竟奇迹般的逐步好转，最后康复，自此在泰安城内“韩先生妙手回春”的名声大振。在这位名绅的帮助下，韩昭辰开始在泰安立稳脚跟，努力发展自己的医学事业，开设了“增寿堂”医药店，自东自掌，亲自座堂诊病。由于德行高尚，心地善良，医道高明，不几年就在泰安一带打开了局面。是时，北京一王爷的侧福晋生一疑难病症，经太医院医官会诊亦无良法。恰逢泰安知府某在北京出差公干，听到此事后，抑或是为了巴结逢迎。极力推荐韩昭辰进京治病，韩昭辰一向处事审慎，特别是与官家打交道又有很多危险。故未敢贸然应承，而是请知府禀报王爷，设法从太医院调出福晋的医案加以认真研究后，才欣然就道入京。他在王爷府住下，经一月有余的治疗，福晋病愈如初。王爷十分感动，赠以巨金外，想留韩昭辰在府中做私人医生，被韩昭辰婉言谢绝，因为忘不了家乡还盼望他回去解除病痛的一方百姓。
在一生行医的历程中，韩昭辰一直遵循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保持儒医的人格。不断学习，更新疗法，精通医术，以救死扶伤为已任，解除广大病人的痛苦。做到廉洁不贪，平等待人。他常对“增寿堂”的工作人员说：“别人生病，与自己生病一样，应看做自己的痛苦，所以凡来请医治病的，要赶快去，且莫迟缓。一定要做到勿问贵贱，勿择贫富，专以救人为心。”他还常说：“给病人看好病，本是医生份内之事，千万不可过重索要酬金，如果病人家确实贫困，则一文不收。”他在增寿堂行医，恪守的另一条原则是“穷人看病，富人拿钱”他曾精心为泰城内的一个孤身乞丐治好了病症，很受平民百姓称道。
韩昭辰一生不为名，不为利，立有很好的医德，不知治好了多少病人，可谓功高无量。他还注意总结，阐发理论，探索奥秘，著医书数种，集验方多帙。为发展中医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终因操劳过度染病，六十八岁即辞世而去。为表示对这位儒医的崇敬，章丘、泰安两地士民捐资给他悬树扁额两块，一曰“良相媲美”；一曰“仙手佛心”。
韩昭辰生有四子，长子式琦字巨卿，倾向革命，拥护维新，曾为同盟会泰安支部的主要成员，民国成立后，曾一度下欧洲学习，后因家所累回国。不治家业，两世清贫。次子式珍曾在泰城又开设一“福寿堂”因不善经营。倒闭后郁郁而死。三子式玉业农。四子式瑶字子琴，聪慧不亚乃父。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后回家乡办学，且会治病，颇得乃父真传，医名传于四方，擅长书法，写得一手好魏碑，号称“章丘城南一支笔”。
韩昭辰的孙辈多务农或经商，均有一定文化水平，有的从事农村行政工作。其曾孙玄孙辈中又遥承先祖读书做人传统，无论从军者、从政者、从教者均得大学文凭，有的立志专攻科技尖端。自韩昭辰起至今已历五世，而耕读门风不衰。
马乐善
马乐善（1871—1924），字子元。章丘明水镇马安村人。虽生于清末乱世，但自幼抱定文可安邦，武能定国的志向，刻苦自励，饱读诗书。曾投笔从戍，于光绪庚子年（1900）只身入京师。应募于策干武卫左军统领马忠武麾下。因精明强干，不久便被擢升为五路总稽查之职。后因不满官兵对百姓的镇压，毅然弃职还乡，继续攻读诗书，于光绪壬寅（1902）入县学考中秀才。受清末维新思想影响，无心仕进，努力寻求救国之道。因思想激进，中华民国成立后，被选为山东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但是，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黑暗官场，使他难以施展抱负，遂对革命也失去了信心，竟产生了出世的念头。回乡后，深入白泉村以东的山峪中筑石室而隐居。从此不问政事与世无争，终日与山野村夫为友，读经赏书自娱。尤其醉心书法，练就一手绝妙的行草书体。运行笔势如走龙蛇，飘逸流畅极富神韵。现尚有行书七帖存于后世家中。因终生不得其志，郁郁而死，年仅五十四岁。
菅菊人
飒爽英姿鹤不群，
奇才海岱尽传闻。
苦吟佳句千丝雪，
遍踏名山两屐云。
好古衹求虞夏器，
立言确是汉秦文。
图书金石知多少，
积案堆床足十分。
这是清末民初章丘著名学者袭福庭先生《赠菅菊人》的一首七律诗。它艺术地概括了菅先生一生的人品、风度和治学精神。“亦可说明菅先生雅爱金石、藏书甚富之誉。
菅菊人（1882—1938）名芳谱，章丘县明水镇砚池山村人，清末秀才。他一生几乎全部时间从事舌耕笔耘的教书生涯，性情耿直豪放，待人热情。虽瓮牖绳枢、箪食瓢饮，不以为苦。自幼好学不倦，青灯黄卷，暑来寒往，年复一年，苦学有成。及长，考中秀才后悠游乡里，走访缙绅藏书之家，遍巡县内外名山古刹。所见历代石刻，辄录之藏之行箧，归来题词记之。平时到处搜寻古瓦、异石，装制成盒，书其产年，如获至宝。26岁时，受济南章丘浅井人北厚记酱园经理石绍先之聘，为其教授孙女。自此，得有机会出入省城各大书肆，一时成为古籍、古玩商号的座上客。凡上始三代（夏、商、周），下至五朝（梁、唐、晋、汉、周），钟鼎、彝、尊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隐士之事迹，名家书画之题跋，古刹、名胜之缘由，均在搜集之列，并经常与书画、收藏家一起对历史文物鉴别真伪，品评次第。因此，深得著名文物学家、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赏识。自此先生眼界更开阔，见闻日广。先生对历代篆刻印章收藏甚多。计有田黄石、鸡血石、寿山石、青田石、水晶石、黄杨等多式印章不下一百枚。尤其所藏汉代虎钮铜印，篆文古朴大方，格调别具，笔虽断而意在，形未有而神存，真可谓一洗耳目。对历代碑石拓片收藏亦丰，且对书法尤精于魏碑，有时为至友亲朋题字，多系修身力行之言。
菅菊人素贫俭，平时注意节衣缩食，积洋数十，购得李易安折梅图像一帧（此件，1928年张鸣九祸章丘时被土匪抢走）。与同道者舒卷摩玩、欣喜不已。此像端庄凝重，与后人穿凿附合者绝然不同。不数年，几案床头，书石罗列，平时玩赏会意，自得其乐。
辛亥革命前夕，废科举，兴学堂。1910年，菅菊人由济南返故里，名家硕儒待之如上宾，先后任职浅井、四营等村学校，讲授经文史学，深得校长学生的信任。不久，与章丘城西关高奇峰相识。高奇峰出身廪生，酷爱书法古玩，与之志趣相投，遂成忘年交。高奇峰见他人品敦厚，学识渊博，对治学教子均具深见灼识，请他在城内自家的南花园洗心养性，从事著述并教授高氏弟子。
著名中医高承之、学者高盘之、吴霭宸、书法家高鼎元、袁德臣、李萼楼、社会名流韩梅臣、王质堂等，经常与他诗书往来。因此，凡西关高氏珍藏的历代文物，他无不过目，品评高下，指点瑕疵，从此眼界更加宽广。
菅菊人治学严谨，倾向民主，赞助革命。因此，他的学生，大都锐意精进。几年间，受其教诲，在诗文、书法、绘画、雕刻诸方面，较有造诣者有高次乾、高为田、耿狂澜诸君。在金石、图书方面直接间接受到其指点、教诲的也大有人在，卓有成绩者有唐鸿川（刁镇尹家）诸人。
1919年由友人推荐就任县立一小国文教员，除讲历代文选，兼授音韵、训诂之学外还讲文章、义理、考据、辞章，并能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深浅适度，娓娓施教。教书法，先介绍历代书法家的流派、渊源，出示多家之笔帖、墨迹，然后据字体的难易，形神兼注，循序渐进。深得师生的好评。1927年，他在明水珍珠泉学校成立了书社，将自己的部分藏书编成目录，挂在墙上，让人借读。还书时要写读书笔记一篇，或诗词各一首，交来后，经他仔细评点，以此提掖后进。
1930年，他再次被邀到县立一小讲课，授课时往往坐无虚席。一日有病，步履艰难，学生煎药送饭，侍侯在侧，未敢稍懈一步。他以学业为重，非坚持上课不可。学生只好背着他进课堂，学生深受感动。他平时还致力于地方考古，如李格非、李清照父女的里籍问题，是多年来文史界争论不休的悬案。他依据《章丘县志》、《廉先生碑记》等材料，反复考证，断定李氏父女的里籍是章丘明水。为此，抗战前，他曾联合地方当局（县长冯云和时代）提出在明水百脉泉大殿修建李清照纪念祠的建议。
平时，他仅靠微薄的薪水，已不足用，还要克勤克俭，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收藏，有时甚至以衣易市以购买到手为快事。1931年，在济南小市上买到一个玉扳指，上刻“明月松间照”。他想，必定有另一只与之配对。为此他到天津、南京、上海去寻找过，均无下落。他想赶到端阳节前去青岛，先到家休息几天。真是“无巧不成书”，他从济南乘车东去，车到龙山（今平陵城站）时，看见同坐的一位胖子，正摘下一个玉扳指擦汗，一看，正是他所找的“清泉石上流”那一只。他不胜欣喜。胖子知道他在明水下车，火车进站后，胖子问道：“明水到了，你为什么不下车？”先生答：“没什么！”胖子问：“你有事吗？”先生答：“我有一个玉扳指和你的是一对，我到天津找过了……我想给你叫它原物成对，你看好吗？”胖子说：“那……干脆给你吧。看来你是个好玩艺的，我留没用。”他说：“普集到了，咱们一同下车，到商会会长家坐坐，好吗？”胖子同意，随先生下车来到济南商会会长刘兰阁（普集人，乡绅）家中，茶间，他酬以重金50元，送胖子上车东去。可见他为搜求文物已达到竭尽心力的程度。
先生性喜好游，诸如西关高氏诸家的花园，旧军孟氏矜、进两花园、高家庄焦馨的预青园、城内李开先故居，南北大寺（南指磐泉寺，北指醴泉寺）、女郎山、白云湖、绣江寺等名胜古迹，都留下他的足印。诗云：“遍踏名山两屐云”，虽系艺术概括，却很能说明问题。菅菊人写过不少诗文，还有不少书画题跋，然几经战乱，物换星移，无法查寻，至为可惜。1937年，抗战爆发，蛰居乡里。不久，战火遍起，面对国将不国，民何以堪的现实，忧心如焚。他深恐毕生经营的书画毁于战火。然卷帙浩繁，又不忍置之他所，故不得不困守孤村，静观时变，数十年积历代文献典籍等六千卷，人称“家藏万卷书”。其中多阮刻本、尚志堂本、殿本、仿殿本。四书五经大都为清代注家之善本、孤本。明版《西厢记》诸书以及书法家董其昌、祝枝山的手书，仇英的画轴，郑板桥、何绍基等人的对幅，还有端砚（其中有高风翰所刻），徽砚，特别是明天启年间制作的墨顶（扁平、呈圆形），更是刮目相看。
1938年，菅菊人身陷敌区，田园荒芜，糠菜糊口，难以为继。迫于生计，以带病之身，受友人之请，在普集天尊院设塾收徒。不出半年，病入膏肓，返回旧园，延医诊治。时日寇扫荡日甚，村村萧疏，不见炊烟，医药更是奇缺。且老妻幼子，啼饥号寒，在僵卧长愁中赍志而殁，终年56岁。
菅菊人所藏历代图书，据其后人谈，城关所存，被土匪张鸣九抢掠毁坏。家中所藏（大部分）又遭日寇强夺，伪顽诈骗，所余由济南古玩商人借势要挟，强行迫卖（一个小名叫“江子”的贩古董的人，以五元法币一小车买走）。自此，毕生所藏，十九荡然。现家中唯《北魏选像》岿然独存。此石为北魏正光三年所刻。阳面有比丘像，颈上系有念珠一串，并绕于右臂，下垂于地。上端雕有三飞天，阴面有43个残字。这些字的笔画虽残，但直处依然有骨，曲处仍然有筋。两侧各有飞虬。其上各有小比丘像。雍正之“三鱼碗”，外有朵红云，恰似金鱼游翔浅底，跃跃欲动。睹物思人，我们不能不为菅菊人先生为保护古代文物所表现的煞费苦心的精神，而顿生无限敬仰之情。
韩昭宣
韩昭宣，字在兴，号松仙，1880年生于明水镇绣水村，1952年病故，享年72岁。其父韩祖昌，以农为业，生有九子。因当时天花病流行，其中六个孩子染上天花。六个孩子瘫痪在床，赶快去张家庄去请当医生的舅舅，结果其舅被相公庄一病人家请去，扑了个空，再奔相公庄，等赶回家，已死了三个。韩昭宣亲眼看着自己的兄弟被病魔夺去生命，心如刀割，他不相信世上还有治不好的病，从此决心从医，为天下患者治病。
他的大哥韩昭珠，二哥韩昭成也从此学医，可惜二人均吸鸦片成瘾，为买鸦片故而收费很高，穷人看不起病，所以投医者较少。后来，两个哥哥都得了烟后痢，四十多岁就去世了。韩昭宣排行老四，所以人们称他“韩四爷”，他看到两个哥哥的死，更加努力学医，还研究出治大烟瘾的方子，可惜在“文革”中遗失。
韩四爷只上了几年学，在十六岁时就在周村当店员，白天干活，晚上关上门看医书，后被老板发觉，以“浪费灯油”为由把他开除回家。回家后，他便当了货郎，挑着货郎担子卖日用百货，晚上回来后再自学医书，当了几年货郎，自觉医术已成，又怕人家说他无文化，是货郎，不会看病，于是在家教了三年书，然后行医。
说起韩四爷看病，确实十分神奇。相公庄一个扛活的推着掌柜的来找韩四爷看病。四爷给掌柜看完病后，对推车的扛活人说：“你的病不轻，得好好看看。”扛活的说没有钱，四爷把扛活的叫到里屋说：“你把我这里拿药，写在掌柜的帐上，三副药保好”。扛活的拿了三副药，果然好了病。
普集王家庄油房掌柜，喉中长了个东西，吃不下饭，到处求医，都看不出是什么病，病情危急，让人用小车推来找韩四爷。韩四爷切完脉，让病人张开口，仔细观察，开了方，拿了药，让他回去熬米汤喝，然后吃药，果然半小时后能吃东西了。以后真的好了。韩四爷说：“他喉中长一水瘤，熬米汤喝，再吃药，把水瘤攻破，使病下行，自然就会好了。”
绣水村的韩式景，体魄健壮，很有劲，肩扛食盐一次能扛200斤，是村中有名的“壮汉”。一次，他父亲病了，和父亲来求医，给其父看完病，四爷观其面色，摇了摇头，对他父亲说：“这孩子别看身体很壮，但已病入膏肓，恐怕难治了！”其父大惊，求四爷给治疗，但四爷说：“唉！我也没办法了，阎王爷不会和人摔跤，却会勾人魂魄。这孩子大约还有40天的阳寿”。果然，此人只活了38天就死了。
还有个人姓王，在东北打铁，回家过年，年前来四爷家作客，送客时，四爷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往外走，走出大门对王说：“你觉得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王答：“没有”。四爷说：“嗯，过了年，我劝你别再出门了（出门即离乡混事），你混了点钱，在家吃点好的，好好玩玩吧！”王不太理解四爷的话，莫非我得了不治之症，可是自我感觉良好，于是正月初八又出门打铁，结果月底就回来了。得病后，请好多医生看病，越吃药越厉害，没办法，又来求四爷。四爷说：“我也无甚妙法，只能减轻一点你的痛苦，让你少受点罪。”果然，不久就死了。
绣水村有一人，得了伤寒，危在旦夕，把韩四爷请来看病，病人吃药康复后，一进韩四爷的门就磕头致谢，四爷忙把他扶起，说：“治病救人乃我医家之本分，不必如此。”
济南旧军祥字号某老板，因忌大烟而得病，请四爷去医治，康复后十分感激，买了很多东西送给四爷，四爷拒而不受，老板过意不去，特地赠送一块美国造的大西洋钟表。至今六十多年了，还走得很准。这是四爷收受病人的唯一的一样礼物，他代表人们一片心意，也是人们对他高尚医德和高明医术的一种无声的赞扬。
后来成为名医的康在珍，在年轻时得了中风，口眼歪斜，其父康伯宸是名医，治不了。找到韩四爷，他用气力散加皂粉、好醋等熬好制成膏药，贴于面部，很快就好了。因此，名医康伯宸对韩四爷的医德医术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韩四爷60岁时，身体还很好，自己就想写墓志铭，修起墓碑，别人都说身体好好的，修什么墓碑，家人都不同意。他写好碑文，让石匠来刻，石匠也认为活人修碑不吉利，不给他刻。后来，他干脆自己撰文，自己书写，自己石刻，终于把墓碑制好了。
他去世后石碑立于墓前，碑文很长，是一首长篇抒情诗，可惜“文革”中“破四旧”，把墓碑砸碎了，故而难以将全文录下以飨读者。韩四爷之子韩荣标至今还记得其中几句：
百年之前谁知我？
百年之后吾知谁？
有儿强似我，
我不置物业是如何？
有儿不如我，
我置下物业做什么？
……
全篇碑文由以上几句可窥一斑，是一首咏叹人生的抒情诗。四爷不仅医术高明，还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后人读之也受益匪浅。
韩四爷之子韩荣标已近60岁，务过农，干过生产队长、绣水建筑队分队负责人。他终生铭记先父的教诲，不贪财，不好利，行善事，乐助人，并且严格教育子女后代，常将父亲的事讲给子女听，一家十几口人，和睦相处，深得乡邻的称赞。人们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一首词《西江月》赞曰：
仕至千鍾非贵，年过七十古稀。
妙手回春天自知，可惜未逢盛世。
留得碑文片言，给予后人启迪。
处世治家遗风在，有口皆碑故里。
矫善良
矫善良先生字子元，1893年农历6月8日生于山东牟平县埠西头镇南垂柳村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自幼聪敏勤快，手巧心灵，富有创造精神，为山东花边工艺的最早创始人之一。他所从事的花边事业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达到顶峰，享有盛名，曾于当时在济南搞面粉、棉纺实业的苗海南先生齐名，一时有“鲁西苗海南，鲁东矫子元”之称。
本世纪之初，帝国主义的入侵，虽然使中国人民横遭荼毒。但是也使部分有头脑的先进人物开始觉醒，随着烟台、威海、青岛等口岸的逐步开放，部分民族经济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特别是外国所必须的中国手工艺品的出口量大增，大大刺激了胶东一带花边制品的生产。矫善良先生从十九岁就开始钻研花边和抽丝编花台布；1917年首创网扣花边；1923年又搞成了手拿花边。先在家乡牟平普及，逐渐覆盖了附近几县，由他在家乡办厂负责商品生产，由其兄矫善温在青岛、上海与外商洽谈出口业务。至二十年代末达到鼎盛时期，又派其堂弟矫善让为代表常驻印度、缅甸、新加坡直接办理对英、美、德等国的花边出口。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同时也富足了一方民众。三十年代初，为了扩大业务，增加生产。矫善良先生亲自来到山东内地进行考察，先去泰安，后来到章丘，骑着一辆当时在农村还极少见的英国大飞轮车北到刁镇，东到普集，西到龙山，南达埠村，最后认为明水最为合适。因有胶济铁路、济青公路的交通之便，又因明水文化比较发达，妇女素质较好。遂在明水镇东绣水村前街东首，购一王姓地主家的两个四合大院办起了章丘首家花边厂，名曰：“齐鲁绣花工厂”。矫善良先生与其妻亲自授徒，言传身教，先从绣水村前来报名做工的青少年姑娘中，挑选出二十余名较为聪慧者进行培训，成为一支骨干技术力量。然后由他们再到各户传授技术，难度较大的工艺品由技术骨干集中在厂里做，小幅面的花样较单纯的分到各户去做，有时一个家庭母女加上媳妇三四人就能成为一个花边加工组。经过半年努力，新产品就能打入市场，一年之后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为绣花工厂搞厂外加工的竞遍布三十余个村庄。技艺愈来愈精，花样越来越多，至三十年代中期发展到批量生产，计有网扣花边、抽丝编花台布、手拿花边、棒锤花边等六个系列九百六十六种产品，因质量上乘一度呈供不应求之势。产品从明水火车站源源运往上海海关装船运往国外，一直领原已很有基础的胶东花边业之先，占据了欧美主要市场。为了对外贸易之必需，如在产品包装上印制英文产品说明、去上海亲自与外商洽谈业务和征求对产品的意见，矫善良先生刻苦自修英语，在短期内就达到了公关的要求。为了提高工人的素质，矫善良先生还在厂内办起了当时章丘的第一所女子业余学校，在厂内辟出一座教室，打制了二十余套课桌凳和黑板，规定每天工余拿出一个小时，用自编的课本，教全厂工人读书、识字、临贴、珠算。亲自向工人们传授现代科学知识。讲中国历史，讲世界之大，讲女子放足的好处，讲古代的花木兰、杨门女将等，让女工们懂得自己存在的价值，懂得女子和男子一样也能自食其力。为明水一带吹进一股清新的现代文明之风。虽然也曾遭到过一些封建卫道士们的污蔑和诋毁，但是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容抹杀的。至今有些还健在的当年在绣花工厂做过工的妇女们，回忆起当年的亦工亦学的生活，还感慨万端。
不幸的是，生活中的贤妻良母，事业上的重要助手，与他相守了二十余年的妻子中年仙逝，这对矫善良先生无疑是严重的打击。后经人撮合又与女工中技艺最精的也极善解人意的绣水村韩汝贞女士（名医韩昭辰孙女）结为伉俪。虽历经战乱动荡、社会变革，但两人相濡以沫矢志在事业上共苦共乐。至1937年日寇侵华的炮声已到达黄河北岸，战端一开，百业俱废，矫善良先生的绣花工厂也办不下去了。德国入侵英、法，主要对外的中国花边业被推向死路，大量资金压在国外不能回收。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矫善良先生携家离开明水辗转烟台、青岛、济南间。几度想恢复生产，都因战争未能如愿。至解放前夕举家生计都成问题，过着靠亲朋周济和典当首饰衣物生活。以致解放后划定阶级成分为市贫。解放后，矫善良先生定居济南，他真心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与其妻韩汝贞女士积极参加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多次被评为街道管理积极分子。也曾兴心继续办厂，振兴花边事业，但因资金、厂地以及政策上的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时至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也激起了年已八十六岁的矫善良先生的“老骥伏枥”之志，曾修书致绣水村党政领导，建议在绣水村重建绣花工厂。得到了绣水村领导的支持，有感于老人的爱乡爱国、在耄耋之年尚有献身四化的热情。绣水村曾派员陪同老人到烟台、牟平、海阳一带进行实地考察，但终因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未竟宏志。老人于1984年逝世于济南，终年91岁。
矫善良先生博学多思，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又颇有现代意识，一生崇尚实业并身体力行。矫善良先生一生自奉节俭，虽曾为富翁但不事奢华，不烟，不酒，甚至不饮茶。治家极严，常以“勤俭是传家之宝”、“读书是立身之本”、“习以百工，艺不压身”等道理，教育子孙。所以他们家庭中文化气颇浓，子孙们在自然科学上多有建树。其子矫希鹏精通会计业务，后服务于运输行业；其侄矫希刚曾任烟台市教育局长；其长孙矫德中曾参军精研测绘后转业任职于济南某城建部门；次孙矫延龄精于汽车驾驶；就连他的曾孙矫军也不失曾祖遗风从小学至大学连获科技比赛先进之殊荣。这一切都离不开矫善良先生的教育与影响。
康伯宸
康伯宸，生于1903年古历9月15日，卒于1951年古历8月16日，终年48岁。
康伯宸三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由其三嫂抚养成人。十几岁便到旧章丘县城读中学，后因病（吐血），中学未毕业就回家养病。在养病期间除继续学完中学课程外，还学习一些中医书籍，逐渐对医学产生了兴趣，并向本村的老中医请教。以后病好转，又经常到绣水庄向韩昭宣老先生及相公庄的王先生请教。由于自己刻苦学习，虚心求教，中医知识逐渐丰富起来。病好后，在家继续学习中医书籍，并开始为家人和邻居治病。通过几年的实践，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本庄的乡亲来求医治病，效果很好。因为是义务行医不收分文，深得乡亲们的尊敬。以后，为了继续提高医疗水平，去济南寻师求教。在济的同乡帮助下，一方面行医维持生活，一方面学习济南的名中医的医疗技术。在济期间，结识了许多医学界的朋友，也增加了不少医学知识和技能。后来得知北京著名的中医孔伯华先生在北京国医学院任教并招收学员，他便慕名去北京国医学院深造。结业后，又回到济南，继续行医。在济的同乡有疾病，随叫随到，义务行医深得同乡们的爱戴。为了有固定的行医地点，就在原济南市布政司大街济诚堂药店，当坐堂先生，直到济南解放。以后（约1949年）回到明水，与人集资开办“谓川药店”。他一人行医，工作很忙，除白天上班看病外，晚上也经常有人来看病，还有的请出诊。他不论白天晚上，随叫随到，特别是冬天夜间，有人来请，立即起床就走。他无论什么时候出诊从不在病人家中吃饭，并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就应该随叫随到，乡亲们家中有病人，已经够痛苦的了，我实在不能再吃人家的饭”。由于他给乡亲们治病，认真负责，态度和蔼，疾病很快医治好，因此，乡亲们有病，都乐意去找他。都说：“找四叔（乡亲们对他的尊称）看病，放心，好得快，啥时候去看病都行，从不拿架子，待人热情。”这是乡亲们对他医德的高度评价。
1950年夏天，本庄南门里有一妇女生病，现在看来就是子宫癌，当时家中条件差，气味很大，他去了好几次，病情有好转，又主动去他家改药方，最后基本治好了。病人及其家属十分感激，买上东西来谢医生，被他婉言谢绝了。
康伯宸对医学总是精益求精，虽有较高的医术，但从不自满，与朋友谈论医术，总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因此，外庄的医生，也经常请去会诊。
他在北京国医学院学习材料及行医的资料，均在明水家中存放着。十分可惜的是，有一次国民党地方部队来捣乱，家中房屋着火，所有资料均被焚毁，珍贵的资料未能保存下来。
康伯宸一生为人正直，严己宽人，特别是在行医方面，医德是高尚的，从不收受别人的赠物。一代名医留盛名，有口皆碑赞不休。
王丹林
王丹林，名云枫，以字行。1903年生，明一村人。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求学。1931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与其同学正值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的青年时代，一腔爱国热情，自发地组织起来，徒步到泰安，要坐车到南京请愿。师范毕业后，回到老家明水教书。
回家后他深感国民的愚昧，一心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约在1945年前后创办一处私立小学。由于国家正值战乱之秋，无教材，他就自编数理化教材。他治学严谨，为人师表，对学生要求严格，深得当地群众的好评。开始“吃派饭”，即轮流到学生家吃饭，后来改为供给制，每月50斤小米，第二年增至80斤。
1948年章丘解放了，当时成立了明水第一小学，由章立三任校长，教师有王丹林、韩庆昌、李永林等。到1952年明水小学已发展为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完全小学。王老师经常说：“咱们中国为什么老被外国鬼子欺负呢？就是因为文化落后，办不起学校，如果不大办教育，就会更落后，老受人欺负。”由于当时师资缺乏，文化水平低，学生放假后，利用假期培训教师。王老师就义务担负起培训教师的任务。他多干了工作，从来不夸功，丝毫不计报酬。因为教学效果好，数理化都能教，在当地很有名气，各学校都邀请他去做示范教学。如徘徊、贺套、宋家磨，都去做过示范。
有一年统考培训的教师，有一道数学题，全县没有人解开，老师们请教王老师，王老师从容不迫地解开题后，又给大家讲解题思路。上级教育部门，听说章丘有个王丹林老师解开了这道难题，领导来章丘后亲自接见他，因此，王老师在教育界名声大震。
他治学严谨，勤奋好学，藏书很多，而且多是线装书。他这些书不让家里人动，说这是宝物，要好好保存。他晚上不是备课，就是读书，常常到深夜下2点。那时没有电灯，因此家里人埋怨他“点灯熬油”。王老师衣着很俭朴，生活也很艰难，但他饭可缺，菜可缺，点灯的油不可缺。
他知识渊博，数理化都教得很好。他讲课很有风趣，常常是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引出课题，学生很愿听，听他的课就是一种艺术享受。由于当时教学条件差，没有教学仪器，他就自己动手创造土仪器代替，他用去了底的瓶子制成连通器，用铁丝木板制成一些物理试验仪器。到外地学校示范教学，就用两个粪筐挑着去。
他还把一些物理知识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家里生活窘迫，好歹有个土炉子，那时炉子没烟囱，屋里很呛，并且容易煤气中毒。他把坯墙砸上一道沟，用小瓦扣上当烟囱，老伴见了说：“人家秦始皇那时就是这种炉子，你还能给人家改改？”改造后，屋内不呛了，四邻八舍都来参观，并且请王老师给自己改造炉子。
王老师为人厚道，与人为善，和同仁关系很好。由于潜心研究学问，又有读书人迂阔的一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钥匙在我这里”了。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出发去济南，在济南火车站被人偷了包。包里有几块钱，30斤粮票，还有一本《时事手册》（《时事手册》是人民政府给他订的，这是作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享受的政治待遇。）当他发现包被偷走后，就喊道：“谁拿了我的包？我包里有几块钱，30斤粮票，还有一本《时事手册》，《时事手册》上我还有两篇文章没读完呢！钱、粮票我不要了，请还我《时事手册》！你拿了去也开不开，锁着呢！钥匙在我这里！”旁边听的人都笑了。同去的一位老师拉拉他的袖子，说：“人家小偷开你的包用不着钥匙”。王老师晃然大悟：“噢，原来这锁是挡君子不挡小人呀！”
王老师执教一生，生活很艰苦，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王广圻，山东供销学校毕业，在青岛商校教学。二子王广均，在淄博中学上学，后来调到大众日报社任记者部主任。三子王广堡，七、八岁时患佝偻病，无钱医治，几乎丧命，幸亏酱菜店老板侯其禹资助，才死里逃生。曾以优异成绩考入淄博酸厂技校，为照顾父母，没上完学便来家务农。他当过生产队长，现为明水珍珠泉汽车大修厂厂长。女儿王广润山东医学院毕业，现任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孙子、孙女、外甥共有九人，其中有五个大学生。
王丹林老师1961年春节前后，由于生活困难，得水肿病，医治无效而逝世。享年58岁。
王老师的一生是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一生，是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一片丹心育英才，鞠躬尽瘁献终身。
有诗赞曰：
半生逢乱世，丹心如枫红。
常思救国计，图谋救苍生。
治国先治愚，教育必先行。
人为求知瘦，家为买书穷。
春蚕吐丝尽，蜜蜂酿蜜成。
终身献教育，杏坛留美名。
康在汶
康在汶，中等身材，面貌清瘦，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在几十年的医疗生涯中以精湛的医术，崇高的医德，赢得了四方百姓的尊敬，在章丘这块大地上，可谓声名显赫，德高望重。
康在汶生于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幼时就读于私塾，以其聪颖刻苦成绩名列前茅。因体弱多病，深受病痛之苦，早年就立志学医，为众人解除病痛。1924年，年仅18岁的康在汶只身来到汉口，在有名的谦祥药店当店员，凭着他的勤快聪明很快就赢得了老板及同行店员的敬重。后来又到天津谦祥做事。在此期间，他抱病体求诊于汉口、天津的名医，把每次的求诊做为自己的学习机会，白天在店中做事，晚上灯下苦读医书，并时常求教当地名医。他的医学知识不断丰富，同行之中，偶患小疾，他便运用所学的医学知识给与诊治，并常常获得成功、从而在同行中获有“先生”的称誉。
解放前夕，康在汶因战乱回到老家明水。继续潜心研究医学，并且通过实践，临床经验日渐丰富。1950年，他和名中医康伯宸一起创办了“明水渭川药店”，从此，他正式坐堂行医。
解放后，明水地区没有医院，医疗水平很低，为了救助一方百姓，使百姓免受病灾，1956年，他联合康在珍、徐大鸿、杲宪武、孟凡顺等几位名医，成立了明水中心联合诊所，他亲自担任诊所所长。通过他和几位名医的努力，联合诊所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为明水分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明水地区卫生协会成立以后，他担任了协会主任，是章丘屈指可数的名中医之一。由于他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突出成就，多次被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委员。
康在汶虽然是一位名中医，但他从不以此自居，本着“学无止境”的原则，先后到济南、青岛等地学习针灸等医疗技术，弥补自己专业的不足，并和同行交流医学经验。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他又先后到浅井、吕家庄、绣惠等医疗水平差，医务人员缺乏的地区看病，为百姓解除疾苦，受到人们的好评。
他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精通肝炎等各种中医内科病的防治，尤其是擅长妇科病的治疗。对于妇女产前产后等各种常见病及中老年妇女病都有丰富的治疗经验。特别是八十年代退休后，对妇科病有了更深的研究，凭着自己多年的丰富经验，为广大妇女病患者解除了病痛。
随着他名声的传播，慕名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他总是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每天求医者多达一百多人，都一视同仁，随到随看，有时还要在下班后送医上门，为患者治病，但不求分文报酬，从不为某种原因而使患者失望。1972年他的好友绣水村韩兰田先生患胃癌，他知道后，每天看病上门，亲自观察用药效果，他不信这种病是不治之症。他想试验用中药治癌的良方。因属癌症后期，未能奏效，但足见他的探索精神和行医态度。
康在汶掌握了精湛的医疗技术后，对求教的学生却从不保守。学生有了疑问，总是耐心解释，认真培养指导，使医疗事业后继有人。他告诉自己的学生，不要拘泥于书本知识，要注重实际，不要迷信前人，要敢于超越前人。现在他教过的学生在各自的工作单位都已取得卓越的成就，这是他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
1980年76岁的康在汶退休了。然而他却退而不休，为了发挥余热，他应明水分院领导之邀，又在明水大街开办了明水分院门诊部，继续为患者看病服务。有时患者找到家里，他仍热情接待。一天多达几十号，误了吃饭，他也不在乎，在他心里只有这样的念头，就是让患者尽快解除痛苦。凭着这样的心情，一直到自己病倒，再也不能为患者看病为止。
1990年1月，康在汶病逝。直到现在一提起他，被他医好的患者仍赞不绝口。“为患者解除痛苦”是他的天职。行医几十年，无一责任事故，是他“为患者服务，为患者负责”工作态度的体现。他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将激励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马厚盛
马厚盛（1913—1941），章丘县明水镇三涧西村人，是我县最早的长跑运动员。二十年代末，就读于济南私立正谊中学。1930年（民国十九年）代表山东省参加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1931年在济南举行的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上荣获男子10000米比赛第二名。他在上学期间，曾多次在体育比赛中获奖。后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从军，任空军某部飞行中队长，当空军后曾用名马克强。抗日战争期间，前往缅甸支援抗日斗争，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因遇大雾，飞机失事，与同机一名飞行员同时牺牲。
在体育比赛中所得奖牌数枚在老家保存，文革失落。马厚盛婚后生有一子，小名昆明，随母生活。
高鉷（1823—？），字兼三，号彤然，又号行一。章丘明水镇官道店村人。清末同治甲子（1864）科山东乡试解元，也就是全省第一名举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卒年不详。参加乡试时已年届四十一岁。
高鉷是清代章丘继刘家麟（嘉庆丙子科山东乡试解元）、翟登峨（嘉庆己卯科山东乡试解元）之后第三位考取山东乡试解元的人。所以当时曾轰动一时，包括章丘知县在内的四方士绅、亲朋好友连日前来祝贺。随即营造了解元府，树起了旗杆，着实大事铺张了一番。但是高鉷却没有参加第二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性会试，所以只是登科，并未及第，也就是说没有做官。分析原因有二，一是年龄已大，中解元时已经四十一岁；二是当时大清王朝已处于末路，兵荒马乱，即使继续应试，考中进士后成为官宦，也是不容易当的。
据高氏后人讲，高鉷生性淳厚，天资并不十分聪慧。但有一种执着认真砥砺不懈的求学精神。二十几岁中秀才后，几经乡试科场困顿，却从未锐气稍减。硬是凭着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毅力，于不惑之年登上了乡试解元的宝座。被其家乡历代学子尊为楷模。联系官道店村、太平村高氏后代一直人才辈出的现实，无不兆示着高鉷治学精神的潜在影响。
高鉷曾受业于当时章丘学界名流刘嗣德（秀才）、翟秀仟（秀才）、刘秉厚（进士）、于汝涟（贡生）、刘家麟（进士）等饱学之士。为自己学问的积累，人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鉷还曾远上济南，就教于时任泺源书院主讲的大学者何绍基。时常骑一头毛驴往来于章丘、济南之间，含辛茹苦，风雨不辍，终成为何氏的高足弟子之一。从现存的高鉷乡试硃卷中，可以得知他确实学问渊博，功底深厚，行文扎实。得到了主考官的亟力赏视。对他的试卷或批曰：“理实气空”，或批曰：“超超元箸”，或批曰：“元气浑然”。本房总批更是推崇备至：“落落词高，飘飘意远；醰醰其味，熊熊其光。鲸钟振响气喷薄以虹申，凤炬生芒采陆离而彪丙。询可谓，禀经酌雅，茹古涵今者矣！五言庄雅，八韵铿锵。说经则席夺丁鸿；对策则讹刊亥豕。三场合校，洵属全才，足膺首选。此时苹野方歌，来岁杏林连宴。从此清华独步，继粤西鳌顶之荣，岂徒弁冕群英，树山左龙头之望。余之愿也，生其勉旃。”。
在清代，中解元是相当了不起的，因为是荣宗耀祖的大事。所以在刻印硃卷之前，先要公布高氏祖谱，从始祖高进一直排到本身（十八世）之后的二十世，即高鉷的侄孙等。同治甲子科高鉷的乡试硃卷刻本，现存于高鉷的后人家中，已成为我们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宝贵资料。
附：乡试试帖诗
赋得岩泉滴久石玲珑——得泉字五言八韵
岂独幽岩胜，
玲珑石亦仙。
虚明如对镜，
点滴久鸣泉。
但得源头活，
非关妙手镌。
几时经玉漱，
万窍尽珠圆。
秀骨森森立，
灵心曲曲传。
空山多岁月，
奇趣透云烟。
五日形难绘，
千秋节本坚。
从兹沾圣泽，
作砺企前贤。
李景耀
李景耀（1832—？），章丘明水镇山阳村人。清末章丘著名乡贤，山阳李氏第九世祖。李氏家族自清初由梭庄迁来跖山之阳立户为生以来，虽无出过达官名宦，但耕读起家，诗书继世的门风，却在章丘境内颇具影响。景耀之曾祖应九、祖父思让、父亲学冉皆为当时卓有声誉的耆老闻人。无论是于国有利的征徭纳赋、赈灾治河，还是于民有利的架桥铺路、捐资办学，李氏家人都领风气之先，世代多有义行。至今在乡民中仍口碑流传，号称“山阳李家”。至李景耀时，尤为突出。李景耀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特别是乃祖李思让的谆谆教诲。长成后，品德学行名重一时。性情慷慨豪爽，在乡里所施善举难以悉数。清朝代有惯例，每隔几年便在全国进行一次由地方举荐乡饮大宾、介宾、耆宾的活动。被举荐者由皇上恩准，礼部发照，以示嘉奖。目的当然在于树立遵制守法的良民形象，以为百姓楷模，敦化社会正气，以维护封建统治。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种制度，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李景耀因德高望重，品行端方，曾于光绪十九年（1893）被章丘县举荐，由山东巡抚摺奏朝廷，被准为乡饮介宾并加授七品顶戴。由礼部所发《部照》，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其后代家中，已成为一件较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为存史起见，现将其部照全文照原格式抄录于下（个别字词因年代久远，已漫不可识，只能暂付阙如）：
照部
礼部谨遵
例举耆德宾贤发给部照以彰国谡府州县地方等处保举
乡饮起交咨部注册齿德兼优之选入国家大典须要身家清白品行
端方自本县造明履历据造清册分别大介耆三等加授品级
今准山东巡抚摺奏济南府章丘县详报乡饮介宾
李景耀年六十一岁身中面赤有须
年高德邵允协乡评并无违碍应授
乡饮介宾七品顶戴以照示奖
旨明伦堂设筵以光国家之贤瑞以化民间之厚俗钦此
曾祖 应九 祖 思让父 学冉
光绪十九年四月初六日
部照上盖有皇帝玉玺、礼部大印。此部照发现后，1997年4月3日《济南日报》曾发一消息，称之为“在我市首次发现。”
在走访李氏后代过程中，我们还见到由李景耀之祖父李思让手抄的一部《康熙字典》。抄本分九卷，以地支为序：一卷（子丑）、二卷（寅卯）、三卷（辰己）、四卷（午）、五卷（未）、六卷（申）、七卷（酉）、八卷（戌）、九卷（亥）。其九卷已失，现尚存八卷。标准的正楷字体，兆示着抄写者扎实的书法功底和高深的学问造诣。有趣的是在一抄本的空白处，还附抄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胭脂》一文。封面有“宝善堂李”字样，落款为“荆阳季子手抄”。荆阳乃景耀曾祖应九之字，其季子（第四子）即景耀祖父思让。手抄完成时间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距今已154年。李氏后人家中还存有清末出版、装帧精美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部，从出版时间推测，当为李景耀所读、所存。综以上所述，足可证明李景耀之所以能被举荐为乡饮介宾、加授七品顶戴，是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的。
清光绪、宣统间，章丘未经科举考试而被朝廷特赏七品官衔者有二人。一为山阳李景耀，一为辛寨辛铸九。李获赏时间是光绪十九年（1893），辛获赏时间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先后相距十年。
李氏家族的耕读门风和渊源家学，一直影响、传承到现代。其曾孙李振清早年参加革命，退休前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管理局第三招待所所长。其玄孙十余人，有的入学深造后，就职于教育、交通等部门，有的自学成才，从事科学研究，且卓有成就，被破格提拔为乡镇级领导干部。
马汉三
马汉三，清末山水画家，是我市明水镇牛牌村人。生卒年月不详。作品多以烟云、村落、堤岸、渔舟为描绘对象，墨晕黝润、烟云生动，凡峰峦林壑、屋宇舟车、溪桥人物均应物象形之至。而四季云霞变幻，风雨晦明，无不渲染入微，在章丘、周村及江北各地有其作品传世，因其名重及画价昂贵，多有临摹之作，故真赝混杂。
清人绘画，大都极力师承古人，“远法大痴，近师文周”。笔墨技法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境地，实为国画技法之巅峰。马汉三的烟云山水主要师承当时寓居沪上颇负盛名的山水画家吴石仙。
烟雨山水追求明媚、空濛、湿润、神秘的艺术效果，要求画家对纸性、水墨特性有深刻的了解和熟练的驾驭能力，否则难以成画。据传当时吴石仙在技法方面相当保守，闭门作画，拒不收徒。
马汉三少年南游，慕名欲结识吴石仙随其学习烟雨技法，苦于不得接近，遂装扮成哑巴，每日于吴寓门前清扫，引起吴之注意，与之接触，方知言语不能，见其体貌俊健，生性聪慧，有意收其为书童，手语交谈，马汉三欣然应允遂入吴石仙画室，每日追随其左右，为吴磨墨伸纸，侍奉案侧，得见吴石仙作画细法，落墨着色，勾波染点，浓淡干湿，摧发渗化。尤其是吴石仙从不外传的特殊技法，也得以亲见，朝夕揣摩，目识心记，每遇吴石仙外出，则尽心摹写，反复实践，终得要诀真谛。
久之，吴派山水有假画行于市，摹品技法之精湛，湖山烟树效果之神妙，虽系摹品，实可乱真，一时震动上海画坛，假画何人之为，吴石仙百思不解。经反复查询，疑及哑巴书童马汉三。一日佯装外出，旋即折回，马正伏案泼墨，收拾不及，真情败露，马汉三即伏地叩首，陈述入室学画动机，乞求吴之谅解。精诚所至，吴石仙甚为感动，尽释所怨，对马汉三提出约法两条：一是离开上海；二是画价每幅不得少于十两白银。
马汉三恪守吴之所嘱，携艺回到山东，历游江北各地，作画不辍，艺声日高。清、民年间烟雨山水素有“南吴北马”之誉，其真品现在被列为国家文物。
韩昭辰
韩昭辰（1852—1920），字旭堂，章丘明水镇绣水村人。清光绪初年太学生、廪膳生，著名儒医。生于一个世代耕读的清贫之家。其祖韩承绪为副贡生、侯选训导，其父韩祚茂为奎文阁典籍官，但只是虚衔并无实职。生活拮据，仅能糊口而已。可是供孩子读书的决心很大，上不起官学，就设家学亲自课读。韩昭辰在父祖辈的严训下，加以聪慧过人，学问日进，卓异不群。读一书则通一书，学一事则精一事。一因家贫使他与仕途无缘，二是生当清末咸（丰）同（治）乱世，目睹国是日非，战乱频仍，水旱饥荒，生灵涂炭，饿殍遍地，瘟疫横行的残酷社会现实。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读书志在经世济民，但不只是非当官才能达到目的。所以，自考上廪膳生之后，无意再去中举、中进士成为显宦，而是把奋斗目标，转向专攻医学、医药学的研究与实践，抱定“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人生宗旨。终于成为章丘、泰安一带的著名儒医。
韩昭辰开始在章丘本地行医，声望日高，三十岁时曾被一名绅，远聘到泰安为其家人治病，这位已被多位名医判为绝症的病人，经韩昭辰的精心调治，竟奇迹般的逐步好转，最后康复，自此在泰安城内“韩先生妙手回春”的名声大振。在这位名绅的帮助下，韩昭辰开始在泰安立稳脚跟，努力发展自己的医学事业，开设了“增寿堂”医药店，自东自掌，亲自座堂诊病。由于德行高尚，心地善良，医道高明，不几年就在泰安一带打开了局面。是时，北京一王爷的侧福晋生一疑难病症，经太医院医官会诊亦无良法。恰逢泰安知府某在北京出差公干，听到此事后，抑或是为了巴结逢迎。极力推荐韩昭辰进京治病，韩昭辰一向处事审慎，特别是与官家打交道又有很多危险。故未敢贸然应承，而是请知府禀报王爷，设法从太医院调出福晋的医案加以认真研究后，才欣然就道入京。他在王爷府住下，经一月有余的治疗，福晋病愈如初。王爷十分感动，赠以巨金外，想留韩昭辰在府中做私人医生，被韩昭辰婉言谢绝，因为忘不了家乡还盼望他回去解除病痛的一方百姓。
在一生行医的历程中，韩昭辰一直遵循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保持儒医的人格。不断学习，更新疗法，精通医术，以救死扶伤为已任，解除广大病人的痛苦。做到廉洁不贪，平等待人。他常对“增寿堂”的工作人员说：“别人生病，与自己生病一样，应看做自己的痛苦，所以凡来请医治病的，要赶快去，且莫迟缓。一定要做到勿问贵贱，勿择贫富，专以救人为心。”他还常说：“给病人看好病，本是医生份内之事，千万不可过重索要酬金，如果病人家确实贫困，则一文不收。”他在增寿堂行医，恪守的另一条原则是“穷人看病，富人拿钱”他曾精心为泰城内的一个孤身乞丐治好了病症，很受平民百姓称道。
韩昭辰一生不为名，不为利，立有很好的医德，不知治好了多少病人，可谓功高无量。他还注意总结，阐发理论，探索奥秘，著医书数种，集验方多帙。为发展中医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终因操劳过度染病，六十八岁即辞世而去。为表示对这位儒医的崇敬，章丘、泰安两地士民捐资给他悬树扁额两块，一曰“良相媲美”；一曰“仙手佛心”。
韩昭辰生有四子，长子式琦字巨卿，倾向革命，拥护维新，曾为同盟会泰安支部的主要成员，民国成立后，曾一度下欧洲学习，后因家所累回国。不治家业，两世清贫。次子式珍曾在泰城又开设一“福寿堂”因不善经营。倒闭后郁郁而死。三子式玉业农。四子式瑶字子琴，聪慧不亚乃父。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后回家乡办学，且会治病，颇得乃父真传，医名传于四方，擅长书法，写得一手好魏碑，号称“章丘城南一支笔”。
韩昭辰的孙辈多务农或经商，均有一定文化水平，有的从事农村行政工作。其曾孙玄孙辈中又遥承先祖读书做人传统，无论从军者、从政者、从教者均得大学文凭，有的立志专攻科技尖端。自韩昭辰起至今已历五世，而耕读门风不衰。
马乐善
马乐善（1871—1924），字子元。章丘明水镇马安村人。虽生于清末乱世，但自幼抱定文可安邦，武能定国的志向，刻苦自励，饱读诗书。曾投笔从戍，于光绪庚子年（1900）只身入京师。应募于策干武卫左军统领马忠武麾下。因精明强干，不久便被擢升为五路总稽查之职。后因不满官兵对百姓的镇压，毅然弃职还乡，继续攻读诗书，于光绪壬寅（1902）入县学考中秀才。受清末维新思想影响，无心仕进，努力寻求救国之道。因思想激进，中华民国成立后，被选为山东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但是，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黑暗官场，使他难以施展抱负，遂对革命也失去了信心，竟产生了出世的念头。回乡后，深入白泉村以东的山峪中筑石室而隐居。从此不问政事与世无争，终日与山野村夫为友，读经赏书自娱。尤其醉心书法，练就一手绝妙的行草书体。运行笔势如走龙蛇，飘逸流畅极富神韵。现尚有行书七帖存于后世家中。因终生不得其志，郁郁而死，年仅五十四岁。
菅菊人
飒爽英姿鹤不群，
奇才海岱尽传闻。
苦吟佳句千丝雪，
遍踏名山两屐云。
好古衹求虞夏器，
立言确是汉秦文。
图书金石知多少，
积案堆床足十分。
这是清末民初章丘著名学者袭福庭先生《赠菅菊人》的一首七律诗。它艺术地概括了菅先生一生的人品、风度和治学精神。“亦可说明菅先生雅爱金石、藏书甚富之誉。
菅菊人（1882—1938）名芳谱，章丘县明水镇砚池山村人，清末秀才。他一生几乎全部时间从事舌耕笔耘的教书生涯，性情耿直豪放，待人热情。虽瓮牖绳枢、箪食瓢饮，不以为苦。自幼好学不倦，青灯黄卷，暑来寒往，年复一年，苦学有成。及长，考中秀才后悠游乡里，走访缙绅藏书之家，遍巡县内外名山古刹。所见历代石刻，辄录之藏之行箧，归来题词记之。平时到处搜寻古瓦、异石，装制成盒，书其产年，如获至宝。26岁时，受济南章丘浅井人北厚记酱园经理石绍先之聘，为其教授孙女。自此，得有机会出入省城各大书肆，一时成为古籍、古玩商号的座上客。凡上始三代（夏、商、周），下至五朝（梁、唐、晋、汉、周），钟鼎、彝、尊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隐士之事迹，名家书画之题跋，古刹、名胜之缘由，均在搜集之列，并经常与书画、收藏家一起对历史文物鉴别真伪，品评次第。因此，深得著名文物学家、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赏识。自此先生眼界更开阔，见闻日广。先生对历代篆刻印章收藏甚多。计有田黄石、鸡血石、寿山石、青田石、水晶石、黄杨等多式印章不下一百枚。尤其所藏汉代虎钮铜印，篆文古朴大方，格调别具，笔虽断而意在，形未有而神存，真可谓一洗耳目。对历代碑石拓片收藏亦丰，且对书法尤精于魏碑，有时为至友亲朋题字，多系修身力行之言。
菅菊人素贫俭，平时注意节衣缩食，积洋数十，购得李易安折梅图像一帧（此件，1928年张鸣九祸章丘时被土匪抢走）。与同道者舒卷摩玩、欣喜不已。此像端庄凝重，与后人穿凿附合者绝然不同。不数年，几案床头，书石罗列，平时玩赏会意，自得其乐。
辛亥革命前夕，废科举，兴学堂。1910年，菅菊人由济南返故里，名家硕儒待之如上宾，先后任职浅井、四营等村学校，讲授经文史学，深得校长学生的信任。不久，与章丘城西关高奇峰相识。高奇峰出身廪生，酷爱书法古玩，与之志趣相投，遂成忘年交。高奇峰见他人品敦厚，学识渊博，对治学教子均具深见灼识，请他在城内自家的南花园洗心养性，从事著述并教授高氏弟子。
著名中医高承之、学者高盘之、吴霭宸、书法家高鼎元、袁德臣、李萼楼、社会名流韩梅臣、王质堂等，经常与他诗书往来。因此，凡西关高氏珍藏的历代文物，他无不过目，品评高下，指点瑕疵，从此眼界更加宽广。
菅菊人治学严谨，倾向民主，赞助革命。因此，他的学生，大都锐意精进。几年间，受其教诲，在诗文、书法、绘画、雕刻诸方面，较有造诣者有高次乾、高为田、耿狂澜诸君。在金石、图书方面直接间接受到其指点、教诲的也大有人在，卓有成绩者有唐鸿川（刁镇尹家）诸人。
1919年由友人推荐就任县立一小国文教员，除讲历代文选，兼授音韵、训诂之学外还讲文章、义理、考据、辞章，并能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深浅适度，娓娓施教。教书法，先介绍历代书法家的流派、渊源，出示多家之笔帖、墨迹，然后据字体的难易，形神兼注，循序渐进。深得师生的好评。1927年，他在明水珍珠泉学校成立了书社，将自己的部分藏书编成目录，挂在墙上，让人借读。还书时要写读书笔记一篇，或诗词各一首，交来后，经他仔细评点，以此提掖后进。
1930年，他再次被邀到县立一小讲课，授课时往往坐无虚席。一日有病，步履艰难，学生煎药送饭，侍侯在侧，未敢稍懈一步。他以学业为重，非坚持上课不可。学生只好背着他进课堂，学生深受感动。他平时还致力于地方考古，如李格非、李清照父女的里籍问题，是多年来文史界争论不休的悬案。他依据《章丘县志》、《廉先生碑记》等材料，反复考证，断定李氏父女的里籍是章丘明水。为此，抗战前，他曾联合地方当局（县长冯云和时代）提出在明水百脉泉大殿修建李清照纪念祠的建议。
平时，他仅靠微薄的薪水，已不足用，还要克勤克俭，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收藏，有时甚至以衣易市以购买到手为快事。1931年，在济南小市上买到一个玉扳指，上刻“明月松间照”。他想，必定有另一只与之配对。为此他到天津、南京、上海去寻找过，均无下落。他想赶到端阳节前去青岛，先到家休息几天。真是“无巧不成书”，他从济南乘车东去，车到龙山（今平陵城站）时，看见同坐的一位胖子，正摘下一个玉扳指擦汗，一看，正是他所找的“清泉石上流”那一只。他不胜欣喜。胖子知道他在明水下车，火车进站后，胖子问道：“明水到了，你为什么不下车？”先生答：“没什么！”胖子问：“你有事吗？”先生答：“我有一个玉扳指和你的是一对，我到天津找过了……我想给你叫它原物成对，你看好吗？”胖子说：“那……干脆给你吧。看来你是个好玩艺的，我留没用。”他说：“普集到了，咱们一同下车，到商会会长家坐坐，好吗？”胖子同意，随先生下车来到济南商会会长刘兰阁（普集人，乡绅）家中，茶间，他酬以重金50元，送胖子上车东去。可见他为搜求文物已达到竭尽心力的程度。
先生性喜好游，诸如西关高氏诸家的花园，旧军孟氏矜、进两花园、高家庄焦馨的预青园、城内李开先故居，南北大寺（南指磐泉寺，北指醴泉寺）、女郎山、白云湖、绣江寺等名胜古迹，都留下他的足印。诗云：“遍踏名山两屐云”，虽系艺术概括，却很能说明问题。菅菊人写过不少诗文，还有不少书画题跋，然几经战乱，物换星移，无法查寻，至为可惜。1937年，抗战爆发，蛰居乡里。不久，战火遍起，面对国将不国，民何以堪的现实，忧心如焚。他深恐毕生经营的书画毁于战火。然卷帙浩繁，又不忍置之他所，故不得不困守孤村，静观时变，数十年积历代文献典籍等六千卷，人称“家藏万卷书”。其中多阮刻本、尚志堂本、殿本、仿殿本。四书五经大都为清代注家之善本、孤本。明版《西厢记》诸书以及书法家董其昌、祝枝山的手书，仇英的画轴，郑板桥、何绍基等人的对幅，还有端砚（其中有高风翰所刻），徽砚，特别是明天启年间制作的墨顶（扁平、呈圆形），更是刮目相看。
1938年，菅菊人身陷敌区，田园荒芜，糠菜糊口，难以为继。迫于生计，以带病之身，受友人之请，在普集天尊院设塾收徒。不出半年，病入膏肓，返回旧园，延医诊治。时日寇扫荡日甚，村村萧疏，不见炊烟，医药更是奇缺。且老妻幼子，啼饥号寒，在僵卧长愁中赍志而殁，终年56岁。
菅菊人所藏历代图书，据其后人谈，城关所存，被土匪张鸣九抢掠毁坏。家中所藏（大部分）又遭日寇强夺，伪顽诈骗，所余由济南古玩商人借势要挟，强行迫卖（一个小名叫“江子”的贩古董的人，以五元法币一小车买走）。自此，毕生所藏，十九荡然。现家中唯《北魏选像》岿然独存。此石为北魏正光三年所刻。阳面有比丘像，颈上系有念珠一串，并绕于右臂，下垂于地。上端雕有三飞天，阴面有43个残字。这些字的笔画虽残，但直处依然有骨，曲处仍然有筋。两侧各有飞虬。其上各有小比丘像。雍正之“三鱼碗”，外有朵红云，恰似金鱼游翔浅底，跃跃欲动。睹物思人，我们不能不为菅菊人先生为保护古代文物所表现的煞费苦心的精神，而顿生无限敬仰之情。
韩昭宣
韩昭宣，字在兴，号松仙，1880年生于明水镇绣水村，1952年病故，享年72岁。其父韩祖昌，以农为业，生有九子。因当时天花病流行，其中六个孩子染上天花。六个孩子瘫痪在床，赶快去张家庄去请当医生的舅舅，结果其舅被相公庄一病人家请去，扑了个空，再奔相公庄，等赶回家，已死了三个。韩昭宣亲眼看着自己的兄弟被病魔夺去生命，心如刀割，他不相信世上还有治不好的病，从此决心从医，为天下患者治病。
他的大哥韩昭珠，二哥韩昭成也从此学医，可惜二人均吸鸦片成瘾，为买鸦片故而收费很高，穷人看不起病，所以投医者较少。后来，两个哥哥都得了烟后痢，四十多岁就去世了。韩昭宣排行老四，所以人们称他“韩四爷”，他看到两个哥哥的死，更加努力学医，还研究出治大烟瘾的方子，可惜在“文革”中遗失。
韩四爷只上了几年学，在十六岁时就在周村当店员，白天干活，晚上关上门看医书，后被老板发觉，以“浪费灯油”为由把他开除回家。回家后，他便当了货郎，挑着货郎担子卖日用百货，晚上回来后再自学医书，当了几年货郎，自觉医术已成，又怕人家说他无文化，是货郎，不会看病，于是在家教了三年书，然后行医。
说起韩四爷看病，确实十分神奇。相公庄一个扛活的推着掌柜的来找韩四爷看病。四爷给掌柜看完病后，对推车的扛活人说：“你的病不轻，得好好看看。”扛活的说没有钱，四爷把扛活的叫到里屋说：“你把我这里拿药，写在掌柜的帐上，三副药保好”。扛活的拿了三副药，果然好了病。
普集王家庄油房掌柜，喉中长了个东西，吃不下饭，到处求医，都看不出是什么病，病情危急，让人用小车推来找韩四爷。韩四爷切完脉，让病人张开口，仔细观察，开了方，拿了药，让他回去熬米汤喝，然后吃药，果然半小时后能吃东西了。以后真的好了。韩四爷说：“他喉中长一水瘤，熬米汤喝，再吃药，把水瘤攻破，使病下行，自然就会好了。”
绣水村的韩式景，体魄健壮，很有劲，肩扛食盐一次能扛200斤，是村中有名的“壮汉”。一次，他父亲病了，和父亲来求医，给其父看完病，四爷观其面色，摇了摇头，对他父亲说：“这孩子别看身体很壮，但已病入膏肓，恐怕难治了！”其父大惊，求四爷给治疗，但四爷说：“唉！我也没办法了，阎王爷不会和人摔跤，却会勾人魂魄。这孩子大约还有40天的阳寿”。果然，此人只活了38天就死了。
还有个人姓王，在东北打铁，回家过年，年前来四爷家作客，送客时，四爷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往外走，走出大门对王说：“你觉得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王答：“没有”。四爷说：“嗯，过了年，我劝你别再出门了（出门即离乡混事），你混了点钱，在家吃点好的，好好玩玩吧！”王不太理解四爷的话，莫非我得了不治之症，可是自我感觉良好，于是正月初八又出门打铁，结果月底就回来了。得病后，请好多医生看病，越吃药越厉害，没办法，又来求四爷。四爷说：“我也无甚妙法，只能减轻一点你的痛苦，让你少受点罪。”果然，不久就死了。
绣水村有一人，得了伤寒，危在旦夕，把韩四爷请来看病，病人吃药康复后，一进韩四爷的门就磕头致谢，四爷忙把他扶起，说：“治病救人乃我医家之本分，不必如此。”
济南旧军祥字号某老板，因忌大烟而得病，请四爷去医治，康复后十分感激，买了很多东西送给四爷，四爷拒而不受，老板过意不去，特地赠送一块美国造的大西洋钟表。至今六十多年了，还走得很准。这是四爷收受病人的唯一的一样礼物，他代表人们一片心意，也是人们对他高尚医德和高明医术的一种无声的赞扬。
后来成为名医的康在珍，在年轻时得了中风，口眼歪斜，其父康伯宸是名医，治不了。找到韩四爷，他用气力散加皂粉、好醋等熬好制成膏药，贴于面部，很快就好了。因此，名医康伯宸对韩四爷的医德医术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韩四爷60岁时，身体还很好，自己就想写墓志铭，修起墓碑，别人都说身体好好的，修什么墓碑，家人都不同意。他写好碑文，让石匠来刻，石匠也认为活人修碑不吉利，不给他刻。后来，他干脆自己撰文，自己书写，自己石刻，终于把墓碑制好了。
他去世后石碑立于墓前，碑文很长，是一首长篇抒情诗，可惜“文革”中“破四旧”，把墓碑砸碎了，故而难以将全文录下以飨读者。韩四爷之子韩荣标至今还记得其中几句：
百年之前谁知我？
百年之后吾知谁？
有儿强似我，
我不置物业是如何？
有儿不如我，
我置下物业做什么？
……
全篇碑文由以上几句可窥一斑，是一首咏叹人生的抒情诗。四爷不仅医术高明，还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后人读之也受益匪浅。
韩四爷之子韩荣标已近60岁，务过农，干过生产队长、绣水建筑队分队负责人。他终生铭记先父的教诲，不贪财，不好利，行善事，乐助人，并且严格教育子女后代，常将父亲的事讲给子女听，一家十几口人，和睦相处，深得乡邻的称赞。人们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一首词《西江月》赞曰：
仕至千鍾非贵，年过七十古稀。
妙手回春天自知，可惜未逢盛世。
留得碑文片言，给予后人启迪。
处世治家遗风在，有口皆碑故里。
矫善良
矫善良先生字子元，1893年农历6月8日生于山东牟平县埠西头镇南垂柳村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自幼聪敏勤快，手巧心灵，富有创造精神，为山东花边工艺的最早创始人之一。他所从事的花边事业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达到顶峰，享有盛名，曾于当时在济南搞面粉、棉纺实业的苗海南先生齐名，一时有“鲁西苗海南，鲁东矫子元”之称。
本世纪之初，帝国主义的入侵，虽然使中国人民横遭荼毒。但是也使部分有头脑的先进人物开始觉醒，随着烟台、威海、青岛等口岸的逐步开放，部分民族经济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特别是外国所必须的中国手工艺品的出口量大增，大大刺激了胶东一带花边制品的生产。矫善良先生从十九岁就开始钻研花边和抽丝编花台布；1917年首创网扣花边；1923年又搞成了手拿花边。先在家乡牟平普及，逐渐覆盖了附近几县，由他在家乡办厂负责商品生产，由其兄矫善温在青岛、上海与外商洽谈出口业务。至二十年代末达到鼎盛时期，又派其堂弟矫善让为代表常驻印度、缅甸、新加坡直接办理对英、美、德等国的花边出口。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同时也富足了一方民众。三十年代初，为了扩大业务，增加生产。矫善良先生亲自来到山东内地进行考察，先去泰安，后来到章丘，骑着一辆当时在农村还极少见的英国大飞轮车北到刁镇，东到普集，西到龙山，南达埠村，最后认为明水最为合适。因有胶济铁路、济青公路的交通之便，又因明水文化比较发达，妇女素质较好。遂在明水镇东绣水村前街东首，购一王姓地主家的两个四合大院办起了章丘首家花边厂，名曰：“齐鲁绣花工厂”。矫善良先生与其妻亲自授徒，言传身教，先从绣水村前来报名做工的青少年姑娘中，挑选出二十余名较为聪慧者进行培训，成为一支骨干技术力量。然后由他们再到各户传授技术，难度较大的工艺品由技术骨干集中在厂里做，小幅面的花样较单纯的分到各户去做，有时一个家庭母女加上媳妇三四人就能成为一个花边加工组。经过半年努力，新产品就能打入市场，一年之后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为绣花工厂搞厂外加工的竞遍布三十余个村庄。技艺愈来愈精，花样越来越多，至三十年代中期发展到批量生产，计有网扣花边、抽丝编花台布、手拿花边、棒锤花边等六个系列九百六十六种产品，因质量上乘一度呈供不应求之势。产品从明水火车站源源运往上海海关装船运往国外，一直领原已很有基础的胶东花边业之先，占据了欧美主要市场。为了对外贸易之必需，如在产品包装上印制英文产品说明、去上海亲自与外商洽谈业务和征求对产品的意见，矫善良先生刻苦自修英语，在短期内就达到了公关的要求。为了提高工人的素质，矫善良先生还在厂内办起了当时章丘的第一所女子业余学校，在厂内辟出一座教室，打制了二十余套课桌凳和黑板，规定每天工余拿出一个小时，用自编的课本，教全厂工人读书、识字、临贴、珠算。亲自向工人们传授现代科学知识。讲中国历史，讲世界之大，讲女子放足的好处，讲古代的花木兰、杨门女将等，让女工们懂得自己存在的价值，懂得女子和男子一样也能自食其力。为明水一带吹进一股清新的现代文明之风。虽然也曾遭到过一些封建卫道士们的污蔑和诋毁，但是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容抹杀的。至今有些还健在的当年在绣花工厂做过工的妇女们，回忆起当年的亦工亦学的生活，还感慨万端。
不幸的是，生活中的贤妻良母，事业上的重要助手，与他相守了二十余年的妻子中年仙逝，这对矫善良先生无疑是严重的打击。后经人撮合又与女工中技艺最精的也极善解人意的绣水村韩汝贞女士（名医韩昭辰孙女）结为伉俪。虽历经战乱动荡、社会变革，但两人相濡以沫矢志在事业上共苦共乐。至1937年日寇侵华的炮声已到达黄河北岸，战端一开，百业俱废，矫善良先生的绣花工厂也办不下去了。德国入侵英、法，主要对外的中国花边业被推向死路，大量资金压在国外不能回收。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矫善良先生携家离开明水辗转烟台、青岛、济南间。几度想恢复生产，都因战争未能如愿。至解放前夕举家生计都成问题，过着靠亲朋周济和典当首饰衣物生活。以致解放后划定阶级成分为市贫。解放后，矫善良先生定居济南，他真心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与其妻韩汝贞女士积极参加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多次被评为街道管理积极分子。也曾兴心继续办厂，振兴花边事业，但因资金、厂地以及政策上的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时至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也激起了年已八十六岁的矫善良先生的“老骥伏枥”之志，曾修书致绣水村党政领导，建议在绣水村重建绣花工厂。得到了绣水村领导的支持，有感于老人的爱乡爱国、在耄耋之年尚有献身四化的热情。绣水村曾派员陪同老人到烟台、牟平、海阳一带进行实地考察，但终因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未竟宏志。老人于1984年逝世于济南，终年91岁。
矫善良先生博学多思，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又颇有现代意识，一生崇尚实业并身体力行。矫善良先生一生自奉节俭，虽曾为富翁但不事奢华，不烟，不酒，甚至不饮茶。治家极严，常以“勤俭是传家之宝”、“读书是立身之本”、“习以百工，艺不压身”等道理，教育子孙。所以他们家庭中文化气颇浓，子孙们在自然科学上多有建树。其子矫希鹏精通会计业务，后服务于运输行业；其侄矫希刚曾任烟台市教育局长；其长孙矫德中曾参军精研测绘后转业任职于济南某城建部门；次孙矫延龄精于汽车驾驶；就连他的曾孙矫军也不失曾祖遗风从小学至大学连获科技比赛先进之殊荣。这一切都离不开矫善良先生的教育与影响。
康伯宸
康伯宸，生于1903年古历9月15日，卒于1951年古历8月16日，终年48岁。
康伯宸三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由其三嫂抚养成人。十几岁便到旧章丘县城读中学，后因病（吐血），中学未毕业就回家养病。在养病期间除继续学完中学课程外，还学习一些中医书籍，逐渐对医学产生了兴趣，并向本村的老中医请教。以后病好转，又经常到绣水庄向韩昭宣老先生及相公庄的王先生请教。由于自己刻苦学习，虚心求教，中医知识逐渐丰富起来。病好后，在家继续学习中医书籍，并开始为家人和邻居治病。通过几年的实践，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本庄的乡亲来求医治病，效果很好。因为是义务行医不收分文，深得乡亲们的尊敬。以后，为了继续提高医疗水平，去济南寻师求教。在济的同乡帮助下，一方面行医维持生活，一方面学习济南的名中医的医疗技术。在济期间，结识了许多医学界的朋友，也增加了不少医学知识和技能。后来得知北京著名的中医孔伯华先生在北京国医学院任教并招收学员，他便慕名去北京国医学院深造。结业后，又回到济南，继续行医。在济的同乡有疾病，随叫随到，义务行医深得同乡们的爱戴。为了有固定的行医地点，就在原济南市布政司大街济诚堂药店，当坐堂先生，直到济南解放。以后（约1949年）回到明水，与人集资开办“谓川药店”。他一人行医，工作很忙，除白天上班看病外，晚上也经常有人来看病，还有的请出诊。他不论白天晚上，随叫随到，特别是冬天夜间，有人来请，立即起床就走。他无论什么时候出诊从不在病人家中吃饭，并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就应该随叫随到，乡亲们家中有病人，已经够痛苦的了，我实在不能再吃人家的饭”。由于他给乡亲们治病，认真负责，态度和蔼，疾病很快医治好，因此，乡亲们有病，都乐意去找他。都说：“找四叔（乡亲们对他的尊称）看病，放心，好得快，啥时候去看病都行，从不拿架子，待人热情。”这是乡亲们对他医德的高度评价。
1950年夏天，本庄南门里有一妇女生病，现在看来就是子宫癌，当时家中条件差，气味很大，他去了好几次，病情有好转，又主动去他家改药方，最后基本治好了。病人及其家属十分感激，买上东西来谢医生，被他婉言谢绝了。
康伯宸对医学总是精益求精，虽有较高的医术，但从不自满，与朋友谈论医术，总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因此，外庄的医生，也经常请去会诊。
他在北京国医学院学习材料及行医的资料，均在明水家中存放着。十分可惜的是，有一次国民党地方部队来捣乱，家中房屋着火，所有资料均被焚毁，珍贵的资料未能保存下来。
康伯宸一生为人正直，严己宽人，特别是在行医方面，医德是高尚的，从不收受别人的赠物。一代名医留盛名，有口皆碑赞不休。
王丹林
王丹林，名云枫，以字行。1903年生，明一村人。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求学。1931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与其同学正值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的青年时代，一腔爱国热情，自发地组织起来，徒步到泰安，要坐车到南京请愿。师范毕业后，回到老家明水教书。
回家后他深感国民的愚昧，一心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约在1945年前后创办一处私立小学。由于国家正值战乱之秋，无教材，他就自编数理化教材。他治学严谨，为人师表，对学生要求严格，深得当地群众的好评。开始“吃派饭”，即轮流到学生家吃饭，后来改为供给制，每月50斤小米，第二年增至80斤。
1948年章丘解放了，当时成立了明水第一小学，由章立三任校长，教师有王丹林、韩庆昌、李永林等。到1952年明水小学已发展为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完全小学。王老师经常说：“咱们中国为什么老被外国鬼子欺负呢？就是因为文化落后，办不起学校，如果不大办教育，就会更落后，老受人欺负。”由于当时师资缺乏，文化水平低，学生放假后，利用假期培训教师。王老师就义务担负起培训教师的任务。他多干了工作，从来不夸功，丝毫不计报酬。因为教学效果好，数理化都能教，在当地很有名气，各学校都邀请他去做示范教学。如徘徊、贺套、宋家磨，都去做过示范。
有一年统考培训的教师，有一道数学题，全县没有人解开，老师们请教王老师，王老师从容不迫地解开题后，又给大家讲解题思路。上级教育部门，听说章丘有个王丹林老师解开了这道难题，领导来章丘后亲自接见他，因此，王老师在教育界名声大震。
他治学严谨，勤奋好学，藏书很多，而且多是线装书。他这些书不让家里人动，说这是宝物，要好好保存。他晚上不是备课，就是读书，常常到深夜下2点。那时没有电灯，因此家里人埋怨他“点灯熬油”。王老师衣着很俭朴，生活也很艰难，但他饭可缺，菜可缺，点灯的油不可缺。
他知识渊博，数理化都教得很好。他讲课很有风趣，常常是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引出课题，学生很愿听，听他的课就是一种艺术享受。由于当时教学条件差，没有教学仪器，他就自己动手创造土仪器代替，他用去了底的瓶子制成连通器，用铁丝木板制成一些物理试验仪器。到外地学校示范教学，就用两个粪筐挑着去。
他还把一些物理知识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家里生活窘迫，好歹有个土炉子，那时炉子没烟囱，屋里很呛，并且容易煤气中毒。他把坯墙砸上一道沟，用小瓦扣上当烟囱，老伴见了说：“人家秦始皇那时就是这种炉子，你还能给人家改改？”改造后，屋内不呛了，四邻八舍都来参观，并且请王老师给自己改造炉子。
王老师为人厚道，与人为善，和同仁关系很好。由于潜心研究学问，又有读书人迂阔的一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钥匙在我这里”了。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出发去济南，在济南火车站被人偷了包。包里有几块钱，30斤粮票，还有一本《时事手册》（《时事手册》是人民政府给他订的，这是作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享受的政治待遇。）当他发现包被偷走后，就喊道：“谁拿了我的包？我包里有几块钱，30斤粮票，还有一本《时事手册》，《时事手册》上我还有两篇文章没读完呢！钱、粮票我不要了，请还我《时事手册》！你拿了去也开不开，锁着呢！钥匙在我这里！”旁边听的人都笑了。同去的一位老师拉拉他的袖子，说：“人家小偷开你的包用不着钥匙”。王老师晃然大悟：“噢，原来这锁是挡君子不挡小人呀！”
王老师执教一生，生活很艰苦，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王广圻，山东供销学校毕业，在青岛商校教学。二子王广均，在淄博中学上学，后来调到大众日报社任记者部主任。三子王广堡，七、八岁时患佝偻病，无钱医治，几乎丧命，幸亏酱菜店老板侯其禹资助，才死里逃生。曾以优异成绩考入淄博酸厂技校，为照顾父母，没上完学便来家务农。他当过生产队长，现为明水珍珠泉汽车大修厂厂长。女儿王广润山东医学院毕业，现任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孙子、孙女、外甥共有九人，其中有五个大学生。
王丹林老师1961年春节前后，由于生活困难，得水肿病，医治无效而逝世。享年58岁。
王老师的一生是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一生，是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一片丹心育英才，鞠躬尽瘁献终身。
有诗赞曰：
半生逢乱世，丹心如枫红。
常思救国计，图谋救苍生。
治国先治愚，教育必先行。
人为求知瘦，家为买书穷。
春蚕吐丝尽，蜜蜂酿蜜成。
终身献教育，杏坛留美名。
康在汶
康在汶，中等身材，面貌清瘦，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在几十年的医疗生涯中以精湛的医术，崇高的医德，赢得了四方百姓的尊敬，在章丘这块大地上，可谓声名显赫，德高望重。
康在汶生于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幼时就读于私塾，以其聪颖刻苦成绩名列前茅。因体弱多病，深受病痛之苦，早年就立志学医，为众人解除病痛。1924年，年仅18岁的康在汶只身来到汉口，在有名的谦祥药店当店员，凭着他的勤快聪明很快就赢得了老板及同行店员的敬重。后来又到天津谦祥做事。在此期间，他抱病体求诊于汉口、天津的名医，把每次的求诊做为自己的学习机会，白天在店中做事，晚上灯下苦读医书，并时常求教当地名医。他的医学知识不断丰富，同行之中，偶患小疾，他便运用所学的医学知识给与诊治，并常常获得成功、从而在同行中获有“先生”的称誉。
解放前夕，康在汶因战乱回到老家明水。继续潜心研究医学，并且通过实践，临床经验日渐丰富。1950年，他和名中医康伯宸一起创办了“明水渭川药店”，从此，他正式坐堂行医。
解放后，明水地区没有医院，医疗水平很低，为了救助一方百姓，使百姓免受病灾，1956年，他联合康在珍、徐大鸿、杲宪武、孟凡顺等几位名医，成立了明水中心联合诊所，他亲自担任诊所所长。通过他和几位名医的努力，联合诊所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为明水分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明水地区卫生协会成立以后，他担任了协会主任，是章丘屈指可数的名中医之一。由于他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突出成就，多次被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委员。
康在汶虽然是一位名中医，但他从不以此自居，本着“学无止境”的原则，先后到济南、青岛等地学习针灸等医疗技术，弥补自己专业的不足，并和同行交流医学经验。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他又先后到浅井、吕家庄、绣惠等医疗水平差，医务人员缺乏的地区看病，为百姓解除疾苦，受到人们的好评。
他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精通肝炎等各种中医内科病的防治，尤其是擅长妇科病的治疗。对于妇女产前产后等各种常见病及中老年妇女病都有丰富的治疗经验。特别是八十年代退休后，对妇科病有了更深的研究，凭着自己多年的丰富经验，为广大妇女病患者解除了病痛。
随着他名声的传播，慕名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他总是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每天求医者多达一百多人，都一视同仁，随到随看，有时还要在下班后送医上门，为患者治病，但不求分文报酬，从不为某种原因而使患者失望。1972年他的好友绣水村韩兰田先生患胃癌，他知道后，每天看病上门，亲自观察用药效果，他不信这种病是不治之症。他想试验用中药治癌的良方。因属癌症后期，未能奏效，但足见他的探索精神和行医态度。
康在汶掌握了精湛的医疗技术后，对求教的学生却从不保守。学生有了疑问，总是耐心解释，认真培养指导，使医疗事业后继有人。他告诉自己的学生，不要拘泥于书本知识，要注重实际，不要迷信前人，要敢于超越前人。现在他教过的学生在各自的工作单位都已取得卓越的成就，这是他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
1980年76岁的康在汶退休了。然而他却退而不休，为了发挥余热，他应明水分院领导之邀，又在明水大街开办了明水分院门诊部，继续为患者看病服务。有时患者找到家里，他仍热情接待。一天多达几十号，误了吃饭，他也不在乎，在他心里只有这样的念头，就是让患者尽快解除痛苦。凭着这样的心情，一直到自己病倒，再也不能为患者看病为止。
1990年1月，康在汶病逝。直到现在一提起他，被他医好的患者仍赞不绝口。“为患者解除痛苦”是他的天职。行医几十年，无一责任事故，是他“为患者服务，为患者负责”工作态度的体现。他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将激励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马厚盛
马厚盛（1913—1941），章丘县明水镇三涧西村人，是我县最早的长跑运动员。二十年代末，就读于济南私立正谊中学。1930年（民国十九年）代表山东省参加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1931年在济南举行的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上荣获男子10000米比赛第二名。他在上学期间，曾多次在体育比赛中获奖。后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从军，任空军某部飞行中队长，当空军后曾用名马克强。抗日战争期间，前往缅甸支援抗日斗争，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因遇大雾，飞机失事，与同机一名飞行员同时牺牲。
在体育比赛中所得奖牌数枚在老家保存，文革失落。马厚盛婚后生有一子，小名昆明，随母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