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代师表高盘之
  ·文史组·
  高盘之先生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工作，本县多数人不了解他。只有高氏家族中少数老年人知道他是周恩来总理少年时代的老师。为此，我们多方走访、搜集，多次研究、整理，并对所有事实核对无误，写成此文。全文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最真挚的师生友谊，读后受益无穷。本文在编写过程中得到高先生亲友的赞助，特别是高肇甫、肇申兄妹的积极支持，将珍藏多年的有关图片、函件提供出来，使文章更加丰实有力。在此，谨致谢意。
  编者
  高盘之，（原名守铭，号亦吾）章丘西关人。生于1881年（清光绪6年），卒于1941年。自幼聪睿好读。十三岁学完了五经四书，不数载，博览了诸子百家，广涉了野史杂说。弱冠之年，进省城济南高等学堂深造。时值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垂帘，大肆缉拿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外国，谭嗣同等六君子在京畿慷慨就义。年轻的高盘之目击种种，痛恨清廷的情绪油然而生。于是投身反清灭洋运动。他多次投书与当时的革命维新志士章太炎、康有为等，谋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庚子赔款”之后，以顽固派头子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推行了一条“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卖国求荣政策。我堂堂中华成了列强刀俎下的鱼肉。高盘之激于民族义愤和爱国热忱，积极领导了当时轰动省垣的高等学堂的反清运动，遭到当局的通缉。他面对昏庸腐朽的反动官府，切齿痛骂，奋笔疾书了《伊奴出关》一文，抨击了清皇朝的种种弊政，揭露鞭笞了当权者的卑鄙行径，毅然脱下长袍、剪掉象征“大清”臣民的辫子，只身奔赴东北。
  《伊奴出关》是一篇反帝灭清的战斗檄文，它唤起了身处屈辱和压迫下的千百万民众，刺中了权贵洋奴的要害，因此章丘县衙奉命对高盘之一家进行了残酷地搜抄，并将其白发苍苍的老母押监入狱。高母杨氏虽系女流，但深明大义，身陷囹圄毫无惧色。她蓬首垢面，怒诘县太：“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无罪，清白善良的无辜百姓倒被捉拿；出卖祖宗丧尽天良的无罪，救国为民的倒被监禁，是何道理？是哪家的王法？我的儿子知书达理，清白正直，罪在哪里，错在何处？县太爷你说？”不等知县发作，杨夫人又凛然道：“我一老婆子，死不足惜，可你这……”她话没说完，县太咆哮如雷，衙役班差将她拖下公堂，关入铁牢。
  此时高盘之流落东北，辗转奔波，于1911年，经友人介绍到奉天（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任史地教员。这所学校建于清光绪31年（1905），“由省城大东关镶红旗汉军第二佐领官厅改校舍建立起来的。”是当时沈阳比较好的完全小学。从校长到教师大都是举子秀才一类的名儒，当然也有少数有赋于正义感、有爱国心的进步知识分子。课程设置有：修身、国语、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计十门，此外附有为历代圣贤立言的经课。整所学校充斥着令人窒息的封建腐臭气。1979年，高盘之的女儿高肇申应邀去沈阳，据当年与其父共事的张镜玄（辽宁大学哲学系教授）回忆说：“高盘之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这个（指着自己的额门）不行，闭塞守旧，不能接受新事物，看见你父亲（对高肇申）那个老头，认为是个怪物，不敢和他接近。”张教授闭目沉思了一下接着说：“当时学校教师的思想非常复杂、混乱，有的不务正业，天天奔走钻营在官绅大员之间，争选票拉关系（时值选大总统）；有的花天酒地嫖妓宿娼；有的吸毒聚赌等等。而你父亲则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每天起早睡晚，呕心沥血扑在教学上。总之，你父亲鲠直正派，是个极有抱负的人啊！”
  那时年仅十二岁的周恩来同志正在这所学校读书，高盘之慧眼识英才。他看到周恩来同志英俊精敏，器宇轩昂、品学兼优、少怀大志，想将来必是国家之栋梁，民族之新秀。师生两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他常向恩来同志介绍国内外进步书刊，以励其精，激其志，他常在课堂上声情于色慷慨激昂地宣传爱国思想，曾经生动形象地讲述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悲壮史实，使恩来同志听得义愤难抑泪流满面。他把《革命军》一书介绍给恩来同志。该书是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十九岁时写的一部宣传革命的书。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赞扬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尖锐地抨击了清王朝的卖国投降政策。“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开创‘中华共和国’的革命目标，并大声疾呼四万万男女同胞‘掷尔头颅’‘暴尔肝脑’，同封建统治者决一死战，扫荡外来侵略者。”周恩来同志深深地为邹容的革命激情所感染。从此他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更加坚定了。
  高盘之经常和周恩来同志一桌吃饭，有时抵足而眠，彻夜施教，娓娓不倦。从马克思讲到孙中山，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吟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在课余或星期天节假日，偕恩来同志出校漫步，每到一外国领事馆或洋人驻地，便逡巡徘徊，低声告诉恩来同志：这些帝国主义列强，依仗武力，把我大好河山瓜分为他们的殖民地。他指着俄领事馆说：“就是这些碧眼黄发的‘大鼻子’，第一次强迫清政府与他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尼布楚’、‘瑗珲’等许多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中国人怎能不感到耻辱、痛心呢？”少年时代的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聆受着高先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辛亥革命的炮声，敲响了埋葬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丧钟，炎黄子孙猛省了，东方睡狮怒吼了。高盘之先生同一切革命仁人志士一道为革命奔走呼号，组织学生走上街头，讲演宣传。他用流利高亢的北方汉语和浅显易懂的动人言辞讲述革命道理和革命史绩。每讲到广州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时侯，他陈词慷慨声泪俱下，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讲演结束，便振臂高呼烈士的鲜血能白流吗？鞑虏不除、民国不建四万万轩辕子孙能甘休吗？就在这时，革命浪潮涌进了东关模范学校，已经觉悟了的周恩来同志在学生中第一个剪掉辫子，决心继承先烈遗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于是师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现在该校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室旧址工作的刘闯同志介绍说：“高先生不仅关心学生读书，还非常注重体育锻炼，他常教导学生，没有健康的身体，就完不成健全的事业。不管春夏秋冬还是风晨雨夕，他从不间断带恩来同志去北海沿进行体育锻炼。
  1913年，恩来同志十五岁，毕业南归天津，高先生亲自为他命字翔宇，意思是愿恩来同志将来如鲲鹏展翅，翱翔宇宙。行前恩来同志也挥笔赠言：“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
  周恩来同志去天津南开中学不久，形势恶化，高先生亦离开东关模范学校。恰在这时家中传来老母因受其牵连而获罪入狱的消息，他悲不自胜痛不欲生，欲归不得就业无望，几经坎坷，后到北京京兆尹公署任一等科员。其间周恩来同志前后两次进署探望老师。一次高先生密嘱恩来同志道：“你在天津办的《觉悟社》已轰动京畿，据传你的名子业已在册，当局声言要严令取缔《觉悟社》，并逮捕其一切成员，你务要当心。”恩来同志回答：“请老师放心。”不久，恩来同志果真被捕，高先生闻讯多方奔走，积极参加营救。从此师生分手竟成永诀。
  岁月如流，人事沧桑，数年后，高盘之重回山东，那时正是军阀韩复榘督鲁期间，他应邀去省任山东建设厅一等科员。虽然职位不高，但他学识渊博，又加为人正直、思想进步，受到同事们的尊敬。许多人向他质疑问难，他从不吝教，特别对“红学”研究颇精。曾以新的见解批驳过胡适关于《红楼梦》是“色空”观念“情场忏悔”等歪曲这部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他关心社会民生，积极向有关方面提出些应兴应革的建议，并能注意选贤任能，如推荐章丘书法家王丽生到省府任职就是一例。由于他通晓史鉴，对与本县有关的某些有作为的历史人物如唐初的一代贤相房玄龄，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明末爱国学者、政治家顾炎武，清代捻军领袖张洛行等以及县名、地名诸方面都提出过精辟的见解。此外对家乡的水利建设也极表关心。曾提出过开发绣江水利工程的刍议，如勘测设计金盘桥水电站、兴修李（李家亭）山（山头店）水渠，金（金盘）白（白云湖）水渠，章丘护城河等，开以后兴修绣惠渠的先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铁蹄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他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状，依栏眺望，慷慨悲歌：“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歌罢潜然泪下。于是辞去公职蛰居乡里，闭户读书，坚决不与日伪往来。1938年春，在章丘西关教私塾约半年，因地方秩序混乱，政事日非，遂去济南避居。后经旅居济南的族兄高承之的邀聘，在城内小布政司街为其子弟讲课，靠微薄的束修维持生活。1939年，有某政界人士荐他去某地道尹公署任职，说是个肥缺，他陈词拒绝：国家多事之秋，民不聊生，危难之际，侵吞中饱，我所不为，并以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自喻，表现了自已的民族气节和处世操守，受到全族上下的敬仰。1941年春节刚过，高盘之先生头疼突发，日甚一日，卧床不起，经医诊断为脑膜炎，虽多方求治仍无疗效。在病榻之上尤念念不忘祖国和乡里人民。于弥留之际，还不时提及周恩来同志。是年二月，这位受人尊敬的学者、民主战士、为培养革命后代沥血呕心的一代师表，在忧国忧民的慨叹声中于章丘城内高氏本家与世长辞了，终年六十岁。
  1949年建国前夕，定居在北京的高敬之（高盘之堂兄），以高盘之兄长的身份写信给周总理，言及其弟盘之及其家事，总理立即复信：“……忆昔受教于盘之先生，获益非浅，迄今尤甚感念……”继而总理派专车接高敬之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面叙。总理得知高老师后继有人，极表欣慰。新中国成立后，总理将高盘之之子高肇甫召去北京，根据其要求，安排在政务院秘书处档案科工作。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总理日理万机。于百忙中挤出时间与高肇甫倾谈达两小时之久。总理对高盘之老师深表敬仰和怀念。1961年，高肇甫一家五口去北京，总理和邓大姐热情接待，当日总理同其一家合影留念并共进午餐。同年十二月十九日，高盘之的女儿高肇申给总理去信，准备偕母赴京探望，总理于二十九日亲笔复信给师母，原文如下：
  荣瑄师母：
  十月二十六日和十二月二十九日两信均悉，因工作繁忙，未及时回信，尚希见谅。来信所说您和肇申想在春节前后来京，时值假期，车辆拥挤，特别是天气寒冷，您年高体弱，恐难堪旅途劳累，届时我是否在京，尚难料定，恐徒劳往返，我甚不安。我意您勿来为妥。现附上放大的老师照片一张，清留念，专复。问肇甫夫妇均好。颖超附笔。
  周恩来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962年，总理不忘高老师的培育之恩，给师母汇来人民币100元，让其滋补身体。63年，高盘之夫人去世，周总理闻讯又寄来人民币100元，以示唁慰，充分显示了总理位尊不忘师生情的崇高品德。
  据1979年11月，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陆广吉先生（总理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的同学）回忆：1936年西安事变时，我是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总理到西安后见到我首先问及高盘之老师的行止。并语重心长地说：“我对高老师的印象最深，受其影响最大，至今思念尤甚”。又据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王信平同志在接见高肇申同志时说：“我们在整理总理事迹时发现一份材料，内容主要是总理在延安接见外宾答记者问时的一段记载：
  “周恩来阁下，以您的出身是如何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记者问。
  总理说：“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得山东高盘之先生的教诲与鼓励，这对我是个很大的促进。可以说没有高盘之先生的栽培就没有我的今天。”王信平同志说：“总理受某某影响那都是闲谈，真正影响总理的关键人物乃是高盘之先生。”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高盘之先生和周总理师生之间，目始至终充溢着一种极为珍贵的革命情谊。这种情谊将使后人受益无穷。
  杨大昌在章丘
  ·许光新整理·
  1943—1945年，是我县军民抗日斗争最艰苦的时期，特别在圣泉区（山后寨区）一带，由于汉奸王云庆的跋扈骚扰，革命工作更加困难。这时，使敌人闻名丧胆的杨大昌同志来到圣泉区，并担任区长。
  消灭无极道
  当时，汉奸王云庆（圣泉伪区长）和当地无极道勾结起来，为非作歹，使我党领导的抗日工作无法开展。大昌同志决定消灭无极道并争取其归顺人民打击汉奸王云庆。
  无极道在1937年兴起于泰安、莱芜，后蔓延到章丘南部山区一带，如埠村、文祖、曹范、翟家庄、亭山、马庄等地。他们名义上是保家护院，实际上是地主恶霸的别动队。马庄无极道首刘满州（伪村长兼文书）疯狂叫嚣：“消除匪患，决不让土八路进马庄”。一天，大昌同志率少数战士进入马庄，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救国，打倒汉奸恶霸。狡猾的刘满州一边出面纠缠盘旋，一边暗使人去曹范报告王云庆。大昌等同志刚撤到马庄村西头，王云庆的汉奸队就来了，只好转移。第二天拂晓，大昌同志又进了马庄，刘满州聚众把他包围起来。浑身是胆的杨大昌和刘满州展开了面对面的讲理。突然，村外枪声大作，杨大昌机智地离开马庄。当天，大昌同志派人火速去泰山军分区，报告了四支队的方明圣营长，约定时间地点打击王云庆，消灭无极道。入夜，大昌同志智引敌人出洞，并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激战半小时，将来敌全部消灭，获机枪一挺，步枪三十支，马九匹。这次漂亮的伏击战，迎头给了王云庆一个下马威，他开始向我方靠拢了。树倒猢狲散，马庄的无极道少数人洗手不干，大部分则与南、北两曹范的无极道合并约一万余众，去青岗泉聚会，被我八路军致命一击，从此无极道作鸟兽散，我们的党政机关才算站往脚，较顺利地开展对敌斗争。
  瓦解敌伪军
  自马庄战斗获胜无极道匿迹以后，各派敌伪慑于“八路”的威力，部分敌伪与我方建立了关系，最早的是李福汉奸高建伍。他向杨大昌提出的要求是：只要不打他的据点干什么都行。随之，王云庆也和我方建立了关系。1943年秋，王云庆部下王保玺（小队长）在北曹范娶小老婆，杨大昌区长和敌工部夏寒部长应邀参加婚礼。在场的敌中队长邢攸珍和王云成都表示今后一定为抗日效劳，并答应条件送情报，绝不破坏抗日工作。
  同年十月，军分区为了解敌情，要杨区长抓个活舌头，职务必须是小队长以上。杨带领队员化装成割草的农民，埋伏在亭山大寺一旁。待王保玺与其刚婚不久的小老婆骑车来到近前时，一枪将车打翻，将其抓进大寺。杨区长很客气地接见了他，由于见过面，王保玺惊惧稍减。遂将王云庆的大本营山后寨内部的敌情，详细地告诉了杨区长，并且表示今后继续效力。
  狱中斗争
  1944年3月，杨区长和张俊同志去宋上庄开展工作。在叶本贤（我们在敌伪区的关系户）的门口与王云庆的队伍相遇，大昌同志掉头就跑，汉奸队一拥而追。据大昌同志回忆当时情景说：“我的枪在腰里拿不出来，我就跑敌人就追，始终相距不过几步。我跑近一个破院时，墙不高，就一跃而入，趁机抽出枪来，一匀板机糟得很，枪哑了。来不及‘扒火’，我就把枪插到谷草垛里。这时敌人已至，被他们抓住。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是小学教师。接着是搜身，把我的手章翻了出来，我的身份公开了。张俊被叶本贤掩护没事。到了甄上庄，把我绑起来，押往山后寨。到了据点，他们给我解去了绳子，一伙军官围了过来。我把脚一跺高声说，一个穷八路有什么看头，我是抗日的，你们是汉奸。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横竖你们不能跟着日本去东京。你们杀我一个，‘八路’有的是。你们的家都在中国。下午两点左右，把我押在据点西北角的一座小屋里。这夜，传令队长王子宽来看我，说什么当了汉奸问心有愧，想做点工作，为日后留个出路，能不能做到，没把握。我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但不要勉强。第二天王子宽又来，说王团长要见我。我说，随时等待审讯，但我有个条件，必须允许我讲话。他若讲倒我，二话不说任凭惩处；我要是讲倒他，怎么办？请您代传。
  当时，王云庆正处于矛盾之中，送我到伪县政府，怕共产党收拾他；不送呢、日本伪县府那里交不了差；在当地杀、放吧，根本不可能。第二天，我县大队就在寨子外围活动起来，王云庆等惶恐万状。王子宽及时找我说，县大队活动太甚，这样做怕狗急跳墙出现意外，现在团长正考虑如何放你的问题。要我写信给县大队敛敛锋芒。我认为有理，就给胡寅、赵一川和夏寒等领导同志写了封信，内容主要是：我已下定必死的决心，不管在敌人的法庭上或是刑场上，迟早会听到我的声音，并注明我被捕前潘学政（甄上庄地主王云庆把兄弟）曾邀我去他家玩，提示组织要利用潘作工作。
  夏寒部长让潘学政找王云庆疏通并进牢探视，结果潘、王闹僵，潘把详情对我讲了，我安慰他说，你尽到责任就好。这时我又给县大队写了封信，让潘带出，潘把信交给了夏寒。说什么杨大昌的事，我办到这个分上就算到头了，想脱套。夏寒取出我的第一封信放到潘的面前，说杨大昌的被捕就是你的主意。潘顿时汗流浃背，连说误会误会……，我一定尽力。后来，潘又找到王云庆陈以利害，晓以措施，并说千万不能动杨大昌一根毫毛。与此同时，我武工队政委张新宇带队在寨子南面的危山附近画地图，扬言要剿王云庆的老窝。这下打中了敌人的要害，王云庆害怕了，决心不惜金银买通上司，将我释放。在我被捕后的第九天夜里，王子宽进牢就说：‘恭喜贺喜！县长把你交给团长处理了。夜十一点，王子宽带着荷枪实弹的传令兵来了，其中一卒要绑我，王说把绳子披上就行了。出南门不远，王子宽就紧握着我的手朝前走去。到了青青山，他让我和潘学政同行，他在后边虚放两枪，就这样用假枪毙的办法，将我释放了。”
  杨大昌同志在回忆他在狱中时说：“我入狱后的第三天给爱人写了绝命书，敌人看了非常难过，受到了感动。第四天，我写了《生与死》，其主旨在说明，人有生必有死，这是规律，但是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国难当头，为抗日牺牲就重于泰山，屈膝投降日本当汉奸，死了比鸿毛还轻。”
  解放山后寨
  1945年7月，日寇败局已定，但地方的日、伪顽仍在垂死挣扎。根据杨大昌同志的回忆，当时章丘的形势是这样的：
  “日本投降前，我们准备把龙山、李福、寨子等据点拔掉，打通与三支队（胶济铁路以北）的道路。旧历七月初，县委分工县大队打南曹范，警备二团打寨子。我和胡寅、夏寒计划打一个一枪不发的漂亮仗。一天的黄昏，我们通过“关系”进了南曹范，把指挥所安在王云庆的家里，离汉奸队驻的炮楼只有半里路。我派伪村长李嘉会到炮楼告诉邢攸珍，今晚是文打还是武打，不管怎么打，拂晓前解决战斗，邢攸珍愿来可同他一块来。约一时后，李嘉会回来告诉我，邢攸珍说，他缴了枪，鲁洪袍在寨子不交，鲁岂不把他的老家给‘拾掇’了，他一时不通。我当即做出决定：让战士把炸药包送到炮楼下，我亲自到敌楼下和邢对话。开始他表示不打枪可以，缴枪有后顾之忧。十五分钟后，邢又说，只要鲁洪袍投降，我们就缴枪。这时我开始威胁：邢队长，既然你效忠鲁洪袍，那就别怪我杨大昌不讲交情，实话实讲，炸药已放在你们的屁股之下，只要我一声命令，你们就会骨肉升天。这下邢慌了，忙说，杨区长，枪先不缴，我下楼面议。我们把他带到王云庆家中，胡寅将手枪往桌上砰地一放，眼睛逼视着邢说，你到底缴不缴？在我们的威逼下，他勉强接受了我们的条件，他同意对楼上伪军喊话，叫他们全部放下武器立即下楼。这个顽固的汉奸堡垒，就这样一枪未发，被我们拔除了。
  在同一时间里，警备二团在山后寨据点也进行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老奸巨猾的孟宪光（汉奸中队长），认为攻打据点的是王连仲的人，怕上当，于是高声向我们喊话，只要杨大昌来我就缴械投诚。团长命通讯员骑马飞奔南曹范。我接令速去，与团长稍语，马上登梯爬上据点的高墙，大声点了鲁洪袍（大队长）王子宽、王云城、王保玺（都是中队长）的名子。他们听到我的喊话，都乖乖地走出了据点，唯独孟宪光顶着一口大锅跑掉。一弹未耗，一人没伤，就捣毁了王云庆多年苦心经营的老窝山后寨，俘虏汉奸四百多名。”
  边沿区土改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收编汉奸，为其充垒张目，公开篡夺胜利果实，蓄意制造内战。一时，章丘的杂牌匪众，摇身一变都成了“抗战有动”的国民党正规军，地主恶霸趾高气扬，人民大众又陷汤火。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及时开展了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土改斗争。杨大昌同志生前回忆这一斗争情况时说：
  1946年3月，我从寨子区调县，六月份，国民党进攻章丘，根据形势需要，干夏末我们组织了县工作队重返寨子区，发动群众搞土改，这是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流血斗争。我们在吕家、寨山后、大峪办了三次贫雇农训练班（计千人左右），培养骨干，同时又大力开展文艺宣传，自编自演。凡工作人员既是编导员又是舞台演员。内容主要是倒苦水挖穷根，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提高了觉悟，敢于和地主恶霸作面对面的斗争。
  在区委和杨大昌同志的领导下，张家庄、鸡山、六山圈、宋上、甄上、赵上和山后寨一带的除奸反霸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张家庄的张崇桐（王云庆的教官）仗势横行，敲诈勒索，殴打群众，无恶不作。积极分子们带领基本群众对其家族进行了说理斗争。千百年来挣扎在三座大山下的穷苦人民破天荒第一次挺起腰杆，敢于和压迫、剥削自己的地主恶霸讲理算帐，分田分房分浮财。土地——农民的命根子，终于还了老家。
  下半年，在国民党的卵育下，什么警备旅还乡团又活动起来，各村都成立了伪保公所，他们疯狂地进行复辟倒算。杀害了我们许多的积极分子和农会干部。如小张庄地主武在善，把我农救会长赵崇森绑到白谷堆的大庙里，吊在庙梁上，剥光衣服，狞笑着说：“赵崇森你分了我的地，我要分你的肉。”视死如归的赵崇森反唇相骂，恶魔武在善用刀将赵崇森身上的肉一块块割掉，只到露出白骨，最后割下舌头。
  敌人正在得意忘形的时候，杨大昌同志率领武工队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在大站集（今枣园集）上遇上了潘学政的侄子，挎着匣枪在买东西，被武工队员拤着脖子当场击毙。消息传开，地主恶霸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主动找农会干部或积极分子和好。就是这样，敌来我往针锋相对，一直坚持到济南解放。
  事情过去了将近四十年，但杨大昌同志的英勇事迹仍在章丘人民中间流传。
  （作者现任章丘二中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