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旧时，当铺（典当业）与“粮栈、金店、钱庄”并称“民生四业”，而圣井的“恒兴当”与“恒蚨”、“恒信昌”兼具当铺、钱庄、金店三者为一体，在当地颇有名气，俗称“山后寨三恒”。
  “恒兴当”即“恒兴当铺”，是旧社会抵押赎物的老店铺。与其齐名为一体的还有“恒蚨”（钱庄带具件），“恒信昌”（钱店带中药铺）。位于圣井镇山后寨村西头，前街路北，直至后街。曾驻高松坡部、程学通部、翟毓尉部、王云庆部，是当时的区驻地、管区驻地，也曾作寨子村大队部。
  “恒兴当”、“恒蚨”、“恒信昌”，西至原毕家胡同，东至老字号“德元祥”旧址，南北各至街中，面积约八、九市亩。
  一
  “恒兴当”、“恒蚨”、“恒信昌”创业时间，据调查约在清朝康熙年间，房舍、场坊由明水豪门望族康家所建。康迪吉在明朝嘉靖年间，曾任太原保定知府。除在朝户部主事政务外，还被指派管理仓饷边和督察湖广粮食储备，一官而兼三职，竟各称其任，得到了上峰的信任，甚至得到了皇帝的嘉奖曰：“……司徒之属，所以赞朕财赋出入之政者也，非法已通方之士则不足以持轨而济务，故朕常慎选之。尔后部广西清吏司主事康迪吉，早自科甲之彦，授官民曹，志本廉明，才多练畅，俾当剧多，屡著声，猷最深来闻，朕心益，兹特进尔阶承德郎赐之。”因康迪吉年轻有为，一入仕途便颇有政绩，越七年至嘉靖三十七年擢升正郎，又派他监管湖北漕粮，兼管江浙关税，颇具经商理财之才。至清朝，康家又出了不少颇有理财之术的后人，康百臣即为其中之一。康家于清初在山后寨创建“三恒”后，店铺逐步形成规模。后来，康百臣的妹妹嫁于东野，为东野小名稞子之妻，康百臣便把“恒兴当”与“恒蚨”、“恒信昌”一起送于其妹，“恒兴当”等便成了东野家所有，到东野华锋继承家业时，已是商业凋敝衰败时期。
  但是“恒兴当”与“恒蚨”、“恒信昌”无论从建筑规模和经营规模在山后寨是独一无二的。
  “恒兴当”正门朝南，青砖瓦结构，紧挨大门处有二层岗楼，使整个当铺笼罩着阴森和威严。“恒蚨”、“恒信昌”的店铺并排于岗楼，从外观看，形成了“三恒一体”的连锁经营格局。进大门往里，共有十二个天井（即院落），从南至北，过屋相通；凡北屋大厅都与过屋相连，大厅重梁四柱，建筑宏伟；幢幢楼房，石砖到顶。中间天井有甜水井，后门与九间高大的北屋（老百姓称大底屋）相连。
  “恒兴当”经营颇具规模，翟家庄东野家在济南有“恒庆和”，莱芜的“恒德”，章丘的“恒泰”，除这些字号外，就算山后寨的“恒兴”当铺了。经营范围地域广阔，与埠村、龙山等大镇都有其业务往来。经营品种更多，珍贵的有珠宝玉器，一般的有家俱衣物。所当人家，许多是家境贫寒急等用钱者即典质救急，也有被逼无路可走者。有些人家也是含羞“当”物，恐他人取笑。一般的当户到当铺都和颜悦色、低声下气地恳求多“当”几个钱。等到架货期满，逾期不来取赎，“恒兴”当铺有权处理；但是也用不着他们自己去张罗拍卖，自有估衣铺、金店，来号竞买。当铺表面上打着两益的幌子，实际是乘危打劫。当时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谚语曰：“穷死莫当当，屈死莫告状。”正因为当当，告状，最后结果，都是穷人吃亏。有的贫穷之家，因家无隔宿之粮，多在清晨先把衣被入当，质钱买粮，白天赚钱，晚上再赎回来，谓之“早当晚赎”。虽然为一天，也要出近十天的利钱。有的则在夏天当掉冬天的棉衣，到了冬天则再当夏天的单衣，勉强维持生存。正如当地俗语：“冬当单、夏当棉”。
  “恒兴当”经营的主要是抵押、赎物。“恒蚨”则是“恒兴当”开设的钱庄，也带卖铁具，主要是山西铁锅等民用品。
  俗话说：“要保本，开当铺；要想富，开钱庄。”所谓钱庄，主要业务是信贷，也可以说是放高利贷。贷款者须找好保人，有些户要看你的财产，或以土地作押，方可贷款，有的以房地产契作抵押，贫苦老百姓是贷不出款的。放款以银元、法币为计算单位，一般为月息一分到三分。每逢五月初五，八月十五，旧历年，都是还款之日，不还款要付利息，利息不还，逾期翻番，这就是所谓的“驴打滚，利滚利”。
  “恒蚨”钱庄的经营业务主要是：收购、出卖白银，以制钱或铜元兑换碎银与银元，以碎银和银元兑换制钱和铜元；用东北“奉票”，东北官银号票、小洋（比银元小些）兑换制钱；办理长短期存款，临时存款，整存零取，过户往来款，零存整取款等。钱庄发放贷款的对象或资金投向，主要是商店购进货物，私人购置房地产，婚丧嫁娶的费用等。
  民国年间，币制不统一，各种货币同时流通。民国三年“废两改元”以前，钱庄挂牌的是“宝银”（铸成元宝状的银锭）兑换市面流通铜币的比率。“废两改元”以后，挂牌的是“银元”兑换市面流通的铜币的比率。
  民国二十三年以前，流通的银元，以袁世凯头像铸成的叫“大头”，以孙中山头像铸成的叫“小头”，每枚银元为一元，白银按库平6.932钱作为一元。“大头”比“小头”值钱，但民国八年铸成的“大头”成色较差，假的也多，由于伪钞、假币充斥市面，金融波动较大，物价不稳，“恒蚨”钱庄，惨淡经营、时好时坏。
  “恒信昌”是“恒兴当”开设的又一个钱店，连带一个中药铺。钱店与钱庄信贷业务是一样的，只是“恒信昌”比“恒蚨”规模略少，但“恒信昌”以经营中药而远近驰名，在章丘西南部及历城一带享有盛誉，老百姓多来买药。“恒信昌”的中药种类多，有坐堂医生为病人看病服务，当时山后寨较大的中药铺还有“同予昌”和“恒仁堂”，但实力和规模都不如“恒信昌”。
  二
  “恒兴当”与“恒蚨”“恒信昌”作为典当业和钱庄，其内部组织和经营管理，以及店员待遇，铺房建筑都有许多特殊的地方，如果不懂业务，经营不善，衰落倒闭也快。清末民国初，在山后寨有“德元祥”和“德胜东”等数家老字号，且与“恒兴当”比邻，竞争激烈。“德元祥”店主刘振坤，主要经营杂货，自制酱菜、糕点，雇员多时达七人，其中帐房先生一人，做酱菜糕点的师傅二人，学徒的四人，实力不小。较“德元祥”有钱而规模相当的“德胜东”，店主刘振东，经营杂货，兼批发面粉、煤油（面粉、煤油多从明水洋行起货），但不雇员。以上两字号当时在山后寨颇有名气，但与“恒兴”当铺及“恒蚨”、“恒信昌”相比却大有逊色。“恒兴”、“恒蚨”、“恒信昌”都聘有掌柜经理，下设帐房先生、店员数十几人。“恒兴当”店铺计十六人（掌柜姓名不祥），“恒蚨”掌柜魏兴玉，店铺共六人，“恒信昌”掌柜韩照春，浪沟人，帐房先生一人，店员五人。三家字号共计约三十人。“恒蚨”、“恒信昌”店铺在外（店铺四间的三个），“恒兴”当铺在大门里经营，院内设有四间门头，高高的柜台，有当铺店员验货，成交后写当票子作收据（当票的双次毛边纸，下层有字，印有“恒兴”字样，中间一个大“当”字）。所当之物都存放后边各个院内仓库里，用排排杉木做货架，排列的井然有序。
  “恒兴当”、“恒蚨”和“恒信昌”的掌柜权力很大，掌柜主管一切业务，不象“德元祥”、“德胜东”主要是东家说了算，帐房先生要听东家的。外界都知道“恒”字号是翟家庄东野家的，说起“恒”字号，百姓都直呼某某掌柜，这算是“恒”字号的一个特征。在民国前，“恒”字号已达到鼎盛时期。
  在管理制度方面，“恒兴”当铺更有其独特的规矩。
  （一）“恒兴”当铺平时对店员管理极严，无事不许外出。请假外出，必须4点以前回柜，不许在外吃晚饭。每年春秋，两次查对架货，谓之“对点”，又称“听官戏”。
  （二）对职工待遇，极尽刻薄之能事。学徒入号，必须有同业或其他殷实商号的经理介绍并担保。入号第一年，谓之“浮住”，即考验期间，不给工资。在第一年中，先学珠算，认当字有当字本，又称“当字谱”（当字谱系明末文人傅山所创，用草书偏旁，为当商专用之异体字），约一千余字。一年期满之后，大多数总是被留用的，每年薪金，不过四元，生意好的，年底给些馈送，但最多也不能超过原薪。再过一年，照例调薪，辛苦一年，不过加薪两毛。
  （三）每年从农历初一到十五日以前，为当铺解雇店员的日子。在这半个月中，人人提心吊胆，尤其是学徒，唯恐找保人，卷铺盖。到正月十六日，当铺要吃一顿好的，谓之“家宴”；通过家宴，大家才安心做生意。
  三
  辛亥革命以后，局势更加动荡，人民生活愈加痛苦，商业也不景气。“恒兴”当铺及“恒蚨”、“恒信昌”日趋衰落。至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恒兴”当铺倒闭。又过了二年，民国十五年（1926年），“恒蚨”、“恒信昌”也不能维持，相继散伙。民国十六年秋（1927年），红枪会推开了“恒兴”当铺的大门。随后，“恒兴”当铺先遭火灾后遭抢，至日寇进攻华北，“恒兴”当铺已一空如洗，只有一人看守宅院（现山后寨村村民李家华），此时“恒兴”当铺已成了地方武装驻扎的好地方，前有高松坡部，后有翟毓尉部、程学通部，也成了王云庆的团部。至此，名振一时的“恒兴”当铺、“恒蚨”、“恒信昌”已名存实亡了。
  纵观“恒兴”当铺及“恒蚨”、“恒信昌”的兴衰史，一些大地主，大官僚在靠经营土地发财致富后，则又时刻盘算，怎样保全不义之财，不使散失，在患得患失的思想支配下，只有投资当业和钱庄，是最为稳妥可靠的。在封建社会里，除了特殊的变乱外，从来没有开当铺赔钱的。当商、银号在官府庇护下，既能保本，又有丰厚的利润，可以说是最合理想的保本生财之道。有钱的人在过去不开当铺，可谓不足以炫耀自己的财势。
  “恒”字号在当时也对本地的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虽然“恒”字号有盘剥的一面，也有利国利民的一面。“冬天当单衣，夏天当棉衣”，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老百姓的临难之急，它所经营的生活用品、医药用品，是老百姓平常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