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说起盐来，就得从山东章丘枣园史家说起。人们不是这么说吗？“金旧军，银回村，铁打的刁家庄，还不如史家铁盐商。”章丘盐业，自清乾隆以来，其专卖权一直是操在枣园史家的。在封建社会，盐被视为国家经济命脉，只准官卖，不准民营，史家怎么会得天独厚呢？只因为乾隆年间史家有一寡妇告御状与老太后（乾隆生母）拜了干姊妹，被皇后嫔妃呼为“皇姨”。乾隆皇帝为使老太后欢喜，就大方地把章丘一县盐务做为见面礼送给了史寡妇，并且此权可世代相袭，因此史家被人称为“铁盐务”。
  “清朝的盐法因明制而沿续。蒙古、新疆多产盐地，内地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四川、云南、河东、陕甘十一区所产尤有裨国计。盐政向属户部山东司……行盐之法有七，曰官督商销、官运商销、官运官销、商运商销、商运民销、民运民销、官督民销。”（引自《二十六史大辞典·典章制度卷》第546页）。
  枣园史家属于典型的运商。他们每年能从户部领到盐引，运销整个章丘，独此一家，别人无此特权。史寡妇死后，史家盐务分成4股，即史洙、史案、史彪、史盘。这4股在全县有46家盐店，自乾隆至民国26年，专营盐业达200年之久。史家初为运商，后来渐转为业商，即“将引出租，坐享其成”。我父亲那时干盐店，就是租史家的盐引，从寿光县的羊家沟运盐在绣惠一带销售。当时史家持盐引人叫史成三，当是史彪的后人。
  我父亲怎么会认识史成三呢？说起来还有段故事。我父亲自年轻时即在淄川盐店里干买卖，无意中结识了北洋军阀曹锟的弟弟曹瑞。曹瑞，字过亭，排行最小，后来干过天津市长，当时在淄川开布店，因经营不善赔了本，欠人白银300两。曹馄的弟弟能缺这点钱吗？只因曹馄当时正忙于在天津小站练兵，一时无暇顾及。曹瑞急得团团转，我父亲听说了，当即慷慨解囊为其还了欠帐。曹瑞感激不尽，拉着我父亲冲北磕头，拜了把子。以后曹瑞见了曹馄，谈及此事，曹锟也对我之亲的侠义之举赞誉不已。此后与我父多有书信交往。这些信札如果保存下来，无疑将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可惜“文革”中都散失了。
  曹瑞为报我父亲解囊救难之恩，就把我父亲介绍给史成三，让史成三将盐引租给我父亲，由我父亲在绣惠运销食盐。史成三与曹氏兄弟早有交往，因此满口答应。就这样，我父亲就从淄川回到章丘开创了“济大昌盐店”，时间当在光绪十几年，具体哪一年不清楚了。不数年，我父亲去世，我结束了在济南的学业，回到家继承了先父事业，改号“福太功”我家的盐店座落在城关南大街道西。房屋约有一百多间，怎么有这么多房屋？因为这里原是焦兵部的府邸。焦兵部名馨，字宁考；号蘅芷，章丘绣惠镇大高家庄人。明万历29年（1601）进士，官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侍郎，曾因拒为阉官魏忠贤造生祠而名闻海内。我们盐店用的就是焦府的部分房屋，我记得光是他的大门就可容两辆黄河大汽车并排驶过，其富丽堂皇可见一斑。我们的盐店上上下下足有300多人，其中包括帐房、伙计、冲盐的、巡盐的、冲盐的，就是领盐的。拿着史家盐引赶着大车去寿光羊角沟拉盐。一般大车拉2包，一包400斤；好牲口也就拉3大席包。巡盐的即护盐的，足有30多人，武器有德国造步枪、快枪。冲盐是一年春、秋两回，卖一夏、一冬。每次是有百十辆，来回行程近半个月。运回来就开始开秤往各处盐庄发盐。我们这儿好比总批发店，散落在各个村庄的盐庄卖的盐都是从我们店起货。总起来说我们盐店负责的运销范围有南八庄、西八庄。比较出名的是“普相明栈”四大庄。即普集、相公庄、明水、枣园，其它的则有山头店、苇陀、漯河崖、担张铺。那时盐不贵，铜元几分钱一斤。
  福太功盐店资本雄厚，规模大，店员多，盐质好，买卖公道，又因经营有方，故而财源茂盛，生意兴隆。可惜，好景不长，我们店忽然天降大祸，打了一场倾家荡产、不明不白的官司。
  民国13年，也就是1925年，张子衡来到了章丘。张子衡，名肇铨，是章丘相公区寨子村人。这个人权欲熏心，善钻营，1919年底，竟爬上了山东财政厅厅长、山东银行行长的高位，一时权势逼人，炙手可热。民国后，国民政府开始对过去混乱的盐业实行统一管理。借混乱之机，张子衡垄断了章丘盐业，把我们的福大功盐店强行封闭，另设盐业总店。用低价进、高价出，大秤进、小秤出的卑劣手段，坑害群众，大赚其昧心钱。
  我们的盐店正在旺盛期如日中天时突然被夺去，我们谁也咽不下这口气。朋友、亲戚都劝我们和张子衡打官司，我因为考虑到我父与曹馄曾有过交情，于是就不惜倾家荡产决心与张子衡理论理论讨个说法。可是曹锟已今非昔比了，对张子衡的飞扬跋扈也无能为力奈何不得。张子衡又买通了史成三，我们租不到盐引，自然干不成了。最终，家产殆尽，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承认了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