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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佛教的背景
  佛教是三大世界性宗教之一，它于公元前六世纪晚期产生于古印度，创始人名悉达多·乔达摩，被他的民族尊称为释迦牟尼，与中国的老子是同时代的人而早于孔子。释迦牟尼在印度说法布教四十九年后涅槃入灭，他的学说被弟子们整理、记录下来，经过两次大集结后，约在中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这些资料被完善、统一为经典，分经、律、论三藏共十二部，同时开始向世界传播。
  佛教在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二年，传入中国，时有大日氏王使臣伊存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史称“伊存授经”。两千年来，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中国化，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之一，形成了汉地汉语系、藏传藏语系和云南上座部巴利语系三大系宗派。
  在长期的佛教流传中，汉译的经典与汉地佛教著述达六千余部、三万三千卷之多，浩瀚的佛教大藏经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道教、儒教文化一样，在过去的时代里曾对我国的政治、经济、艺术、哲学、民俗、文化等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我国汉传佛教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到宋真宗咸平元年，是它的第一个传播千年。在这一千年中，佛教用了582年的岁月度过了早期的“译传阶段”，出现了像道安、慧远等影响深远的大师，确立了中国佛教“不依国土法事难立”的处世立场。然后，又用了325年的时间，进入“鼎盛创造”阶段，形成了汉传佛教十大宗派：律宗、俱舍宗、成实宗、三论宗、天台宗、贤首宗、慈恩宗、禅宗、密宗、净土宗。其中禅宗自达摩开创至六祖惠能后，一花开五叶，又分化为临济宗、曹洞宗、伪仰宗、云门宗、法眼宗、五支脉派，各自流传。中国佛教各宗人才济济，获得了历代帝王统治阶层的推崇和认可，成为了与儒、道鼎立的中国国教。
  我国佛教的第二个一千年是以宋真宗亲制《崇释论》宣告开始的，佛教从此走上了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的不退之路。宋孝宗明确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治国思想。历宋、元、明、清四朝至1898年，中国佛教已完全融入中国文化里面。其间高僧辈出，大多以出世情怀做入世事业，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直到近代“念佛不忘爱国”、“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独特的民族个性，优良传统一脉相承。
  从“戊戌变法”之后，佛教渐渐式微。封建社会结束后，中华民国提倡“庙产兴学”，更使佛教遭遇巨大的冲击和动荡。然后饱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佛教一撅不振，道场锐减，人才凋零。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的思想干扰严重，佛教一直没有恢复发展。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社会思想得到了一次新的解放，其中对宗教的认识也面向现实，面向实践，面向真理，逐渐发生了变化，佛教的状况才有了些恢复发展，尤其是江泽民总书记在一九九三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精神中，对宗教问题强调了“三句话”方针后，佛教的复兴才有了根本的保证和契机。现在，佛教成了佛教徒自办自存的事业，世俗佛学在全社会兴起，教徒们在“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主题下，正积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在历史继承性与现实发展性统一基础上，努力进行自我建设、自身建设和人类建设，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中华文明的振兴做着他们独特的贡献。
  我们章丘的佛教属于汉传佛教，经历了以上的全部历史阶段在漫长的存在演化过程中，曾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是齐鲁文化的重要构成。在许多时期里的高僧大德，具有世界性影响；章丘的很多寺院，曾是中国佛教的上刹；章丘佛教的传播，对章丘的风俗、方言、文化、民族心理、历代诗词、剧作、小说的文学形式和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民间传说等等，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要系统的研究章丘的历史文化遗产，就不能忽略研究章丘的佛教文化由于历史变迁，陵古不常，章丘佛教历史资料遗世极少，究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古章丘人以其司空见惯故，未及整理，而自清末国家动乱始，佛教式微，无暇整理。二是自民国以来直至“文革”结束，章丘佛教遗存经历七十余年的破坏，以丧失几尽，传人濒绝，所以，即便挖掘整理亦无从入手，仅仅能从所遣之残碑断碣，零星散迹来管窥其一、二，至于其全部面目，以绝不可得。基于上述原因，虽然政府在解放后曾对章丘佛教作过大量的调查和整理工作，但很难反映章丘佛教文化的历史面目。
  笔者用了五年时间，对章丘的山川古迹作了些采访调查，粗得古人陈迹，对章丘佛教史有了些初步了解，以备后人研究发掘之资，以免使其泯灭于无替。
  早期的章丘佛教
  早期的章丘佛教，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是章丘佛教由传入到迅速生长直至空前兴旺的时期，持续到周武宗毁佛，历时约有六百年结束。在这一时期里，汉传佛教开始植根于章丘人民的生活中间，他们起造佛刹，供养三宝，有的则皈依三宝，出家为比丘僧尼，佛教渐渐有了与儒家、道家相同的地位。此时期章丘的佛教遗迹有两处：赵八洞西壁佛门传衣经变石刻和醴泉寺旧址；另外，在章丘博物馆还有有一块东魏所遗石佛造像，亦是章丘早期佛教的代表遗存物。
  章丘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和全国各地一样，是历史上最动乱的一个阶段；战火纷飞、灾祸连绵、政局动荡不稳、人民流离失所，到处充斥着饥饿、恐怖与死亡，是一片人间苦海，现世地狱。但“社会越黑暗，宗教越光明”。正是这种适宜的土壤才使章丘佛教快速发展并达到空前兴旺的。尤其在南北朝时代，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无法在悲惨动荡的现时生活中找到希望，而只能把命运与未来、思想感情和理想社会寄托于宗教，于是，道教、儒教、玄教、佛学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渗析。反应在那时期的宗教艺术品上，这种时代痕迹极其明显。
  存于市博物馆的东魏石造像，是1972年刁镇张官瓦厂在取土是出土的。石通高0.90米，宽0.40米，石刻正中刻着阿弥陀佛像和观音、大势至菩萨侍像。三尊相皆脚踏莲台，施接引无畏印，面相丰圆、方颐、表情恬淡，带着不可思议的深意微笑，通俗洒脱，气质高雅，一派北朝士大夫特有的神情风度。背景衬以飞天乐舞，龙顺虎伏，流云火焰，卷草宝花，整组雕刻气韵生动，精致富丽，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气息。在造像背面阴刻有正楷铭文14行，残存196字，正文开头有造像年代：“大魏兴和三年（541）岁次辛酉十一月己巳朔十五日辛己畦蛮寺僧……”
  由此造像不难看出，当时章丘的佛教已极发达，专门从事佛教艺术的艺人已具极高的水平，没有发达的佛教文化，这种现象是不会有的，由此可得知，当时的章丘佛教有莲宗一派的存在。莲宗即净土宗，自东晋慧远开创以来影响甚巨，我们章丘博物馆所藏东魏石刻，内容正是莲宗敬奉的西方三圣，当时距东晋慧远庐山结社不过一百余年。由于慧远极受晋安帝的推崇，圆寂后被谥为庐山尊者、鸿庐大卿，其净土莲花化生之说迅速被全国的佛教界所接受，我们章丘的佛教正是在这种影响下才大兴莲宗的，畦蛮寺莲宗石刻造像不过是当时所遗佛教艺术品之一，可以反映出当时章丘佛教面目之一斑。
  早期章丘佛教里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人物高僧志公，他也是汉传佛教史中著名的高僧，莲宗在南北朝时期的杰出代表，俗姓朱，金城人，曾出家于京城道林寺，后居于章丘长白山麓，开创了醴泉寺的鸿基。志公在章丘传教修行时，演说空、苦、无我、无常之音，精于典论，名气很大，许多人不远千里前来聆教，后来梁武帝萧衍闻其声迹，虔心来请，接至南京王宫后，封以国师，执弟子礼，隆遇甚厚。因萧衍谋君篡齐得国，一生杀人无数，心里十分不安，志公便开导他少作杀业，多修功德，以求免罪。这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梁武帝因此而推行佛教治国，他修寺建塔，度僧供养，并下旨举国官吏不能吃肉，渔夫、屠夫不能从业……。为了有一个忏悔罪业的模式，志公便联合全国高僧十人，编了一部《慈悲忏》，又名《梁皇忏》，流传至今，风行全世界，现在世界各国佛教所匀忏仪，仍是当年志公所定，其旨意大体是：过去世中所作恶业无量无边，若次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我此忏悔无有穷尽，学者慎勿以次生未造恶业而不修忏悔。
  正是受了志公的影响，当达摩来到中国，受梁武帝召见时，梁武帝问他自己所作事有无功德，达摩说他并无功德，他才觉的达摩禅法不是佛法，一气之下，把达摩赶出了宫门。
  志公卒于梁天监十三年（514），被梁武帝厚葬于南京钟山独龙阜。唐朝时，章丘人在志公修行处重建寺院，历唐中宗、睿宗两朝始成。据传，寺成之日，醴泉涌出，便御赐寺名醴泉寺。如今当年的“大唐齐州章丘县长白山醴泉寺志公碑”尚在，碑阳刻志公生平及在章丘之事迹，碑阴刻志公像，长发跣足，手指指作鸟爪形，并见录于历代章丘县志及清康熙御编《佩文斋书画谱》。北宋范仲淹曾在此处读书，并于附近郑玄注经处的黉堂岭建雪山寺。
  除了佛教莲宗一支外，早期章丘佛教还有早期禅宗的活动，其证据为赵八洞佛门传衣经变造像石刻，乃北朝北齐间遗物，其创作时限约公元550——577年间。整组石刻共三十九个人物，主尊释迦牟尼佛，两侧侍文殊、菩贤二菩萨、阿难、伽叶二弟子，其余诸尊者像被分列于十龛，皆胡跪合掌以皈依朝拜，向征十方三世三千大千世界恒沙数庄严佛土。其中释枷牟尼佛站在须弥座上，面带微笑，手拈一枝宝相花，表现的正是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法，其弟子伽叶破颜微笑，得佛正法眼藏心印的故事。除了主尊释伽外，雕刻极精美的还有阿难、迦叶、文殊、普贤，雕像健康丰满，曲眉胖颊，眼细嘴小，佛像头大肩小，菩萨像头小肩阔，身材矫健窈窕，神情静谧恬适，衣褶两侧互联成弧行，衣纹表现手法为波浪式，刀法朴拙粗犷，具有隋代以前早期造像特点。其余跪像，个个面部表情庄严肃穆，造型比例头大、躯细，手大、动态自然。他们与主尊造像一起，营造出一种宏深博大、安详宁静的宗教氛围。
  这组摩崖石刻表现的内容，是一部佛教禅宗传道史，三十九个人物、分别为：过去六佛（加上主尊释迦牟尼为过去七佛）；释迦佛、文殊、普贤二菩萨；自迦叶、阿难、商那和修尊者起，直到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第三十祖僧璨大师共三十位禅宗祖师。其中的慧可像为胡跪单臂，表现的是他断臂求法，得达摩心印和佛衣钵的故事。
  其实，达摩传法，在慧可之后，衣钵还传了三祖：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师、三十二祖宏忍大师、三十三祖慧能大师。但造像却没有这三人，而只截止到僧璨大师。由此可知是僧璨大师的北方弟子所造，再造像完成时，尚不知道信得传衣钵的事。考佛教史有记载“二祖（慧可）在北齐时，有一居士年逾四十，不言姓氏，来问祖曰：‘弟子身缠风羌，请和尚忏罪。’……祖知是法器，即为剃发受具，命名僧璨，执事二载，付以衣法。”由此而断此造像在北齐年间。但此石刻是否是僧璨所遗，则很难考证，在道信之前（隋朝）却是可以肯定的。此时距达摩东来创中土禅宗不过几十年，而其教已流传到章丘，由此亦可见当时达摩的影响之巨。禅宗修行以心性般若为上，修行人常选择荒山古洞，远离人迹处，他们在赵八洞修行并造像，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赵八洞佛教造像，在南北朝后，历有增补，至元朝、明朝达到高潮，清代中断。其中以这组佛门传衣经变造像为最久，它是佛教禅宗在章丘活动的最早证明。
  周武宗的毁佛，使章丘的佛教受到很大冲击，赵八洞的禅宗活动也被迫停止，造像也戛然中断，佛门传衣成一组永远的未完成的纪念。但这段时期持续并不长，因为周武宗在位一共才十几年，随着杨坚篡国、大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北周仅仅二十五年的统治，章丘佛教进入了隋唐以来的全盛时期。
  全盛时期的章丘佛教
  自隋唐以来，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崇佛政策，佛教和封建社会一起，步人了它在中国的全盛时代，普及到与人们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我们章丘佛教也不例外，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历时一千余年。
  现在有史料可查，残碑所记载的章丘唐代之前的寺院有十几座：它们是龙山镇的太平寺；刁镇的永清寺；明水镇侯家村北盘泉寺；绣惠镇的大云寺；曹范乡叶亭山的兴国寺；闫家峪乡石匣报国寺、兴隆寺；党家镇甄家村的观音堂；高官寨乡唐头村的唐陀寺、南寺村的华严寺；普集镇于家庄北的白衣院、大院的洪福寺，博平的石佛寺，普集的普济寺，祖营坞的石陀寺；相公庄镇七郎院的智觉寺；位于长白山会仙峰下的醴泉寺（今属邹平）；圣井镇的危山寺等等。从寺院的分布情况来看，已经遍及章丘各地，由此可知唐朝佛教大盛时，章丘佛教的普及覆盖面是很大的，由于这种阵容的出现，各种宗派团体在章丘都修造宏伟的建筑，壁画、彩塑的需求量空前增大，杰出的壁画大师、雕塑巨匠在这种竞争的氛围理应而出，使这些佛教寺院涵纳了大量的艺术神作。
  在章丘市绣惠镇一位收藏家家中，藏有祖传的数尊佛像，有铜铸的、有镏金的、有玉石的，其中有一组华严三圣石雕佛像，系用长白山的沙石雕刻而成，头已有损，但掩不住那种威严、肃穆、富贵、蕴籍和宽博气度。袈裟上深厚的褶襞疏落有致，及富韵律。覆盖在莲台上的衣纹，被莲瓣钩出许多弧形的小垂幔，使隐而不现却具有丰富实感的莲座显现在人们的眼里，表现手法极为高明。在石像背上，刻有“隋开皇十四年敬造并开光”十一字，可证明为那个时代所遗留的物了。
  唐代是我国的封建盛世，佛教大规模造像在武则天之后达到高潮，人们开始雕塑巨佛，这期间章丘佛教代表作是醴泉寺的石佛巨像。由于历史原因，现在石佛已仅剩下一个佛头，它高约两米，面容端庄典雅，表情温和亲切动人，眼光温柔敦厚慈悲，额头宽大，丰腮圆颐，明显带着大唐盛世的气魄；是章丘古代雕塑艺术中的光辉杰作。其成就年代在唐景龙年间至太极元年，恰是唐武则天兴佛后的中宗、睿宗时代，这种大佛表现出地位极其显要又兼有仁慈宽厚的特质，实际上是披了神圣外衣的李唐王朝的高度概括。
  唐末，唐武宗又兴毁佛政策，但他总共统治了六年，并未对佛教构成影响，导致佛教迅速衰退的，是黄巢起义的举国兵乱和五代十国的割据混战。宋朝建立后，依然并行三教治国的政策，佛教再度中兴。
  位于章丘曹范的兴国寺石佛，就是此时的产物。其成始年代大致在宋太平年间至宋真宗祥符年间，正是宋王室“以神道设教”，大力推崇佛道的时代，石佛高约六米余，粗可三围，面南端坐，慈眉垂目，但此像的表情已没有唐代造像传神感人，衣纹也不那么圆润流畅，动态呆板，已不具唐代造像优美多姿，婀娜动人的特点，佛像造型亦不那么饱满、健康、充实，而完全集中了宋代造像日益世俗化，佛造像也越来越俗人化，禅宗大行，已压倒其他门派，其不必苦修苦练、不必出家，于平俗间顿悟即可成佛的理论正被章丘的佛教信徒所普遍接受。此尊大佛手臂虽已残，颈也有断痕，但作为一件宋代所遗的雕塑，形体又如此巨大，传说又那么丰富，还是不失为章丘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宋亡元兴，章丘佛教进入了统治者所推崇的密宗时代，此际的证物是赵八洞元代摩崖造像。这组造像在赵八洞东壁穹顶下部，共上下两层十二尊像。上层六尊，刻的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一个骑着狮子，一个骑着六牙神象；另外四尊是弥勒、虚空藏、金刚手、除盖障菩萨；下层六尊：清净慧、威德自在、净诸业、圆觉、贤善首、普觉菩萨。他们各执富有深意的手印、平胸、结跏跌坐，面目慈悲宁静，头上肉髻高高隆起，形象俊秀，神态自然，皆为女性化造型，是典型的密宗造像。这反映出元代之后，历代帝王推崇备至的密宗，曾大兴于章丘，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就这组造像的表现内容来看，他们却是十二圆觉菩萨，涵容一部华严经》和《圆觉经》，又全部是贤首宗（又名华严宗、法界宗）的内容，所以，又可断定元代的章丘佛教受贤首宗的影响也极深刻，如枣园寺、华严寺、佛塔寺，都是明显的贤首宗的首场。值得一提的是此组造像与四川宝顶山圆觉洞的石窟造像内容形式完全一样，应是章丘文物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元至正年间，山东屡屡大旱，蝗飞蔽日，疫疠流行，地震时作，南北战争又波及此地，一时人民死亡相继，流离殆尽，十无存一。章丘城邑村落，多成废墟。佛教活动也渐至尽绝。至大明朝建立，朱元璋以旨命移民，强令河北枣强、直隶、山西洪洞等地民众，迁居章丘，垦荒落、建家园、百年后，章丘的社会、经济、人口重新繁荣起来，佛教才又兴盛起来。
  明清两朝，是章丘佛教空前繁华的最后一个阶段，持续五百余年，其间高僧辈出，见于历来县志，多有详录。章丘佛教数度皆兴，政府设有僧纲司、僧会司，司有司正、执事，专门管理佛教事务。佛教已成为一种世俗，佛教寺院星罗棋布，遍及于章丘各乡镇村落，占尽了章丘的名山胜水，至民国八年（1919），全章丘有佛教寺院庵刹三百五十余处。
  明清两朝里，对章丘佛教影响最大的人物，是长白山摩诃峰上碧云寺的住持性喜老和尚，已失其俗名，本是临淄火佛寺僧，因慕章丘山川之秀，物华天宝，便来章丘传教，意欲常住。谁之好地方多已被人建寺，他只好快怏而回。相传，当他行至大院村北大截岭时，心下不舍，回顾章丘，忽见摩诃峰顶“有金色巨手相招”（见《康熙三十年县志》），性喜大喜，一步一叩登峰，至，则一片瓦砾，他便四方募化，苦心经营，在四县（长山、邹平、齐东、章丘）人物的支持下，创修了碧云寺，从明天顺四年（1460），到明正德三年（1708），整整修了四十八年，时性喜已101岁，其门人弟子遍及山东，开了明清章丘佛教临济宗五百年的基业。此支发展到康熙五十年，摩诃峰二十位和尚下山，四处建寺或到他寺住持，其中照祥和尚重修了今相公庄镇孟坡峪北朝阳寺。照祥和尚名气很大，曾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并受赐金匾御书（此文物在文革期间被毁）。照祥又收了十二个弟子，因后来为争方丈起了矛盾，除弟子普兴继续留寺住持外，其余十一位弟子都离寺而去，或重建或继承新寺院，其中：普旺住持龙华庄三会寺；普觉住持博平石佛寺；普照住持万山净土寺；普通住持三山峪石峪寺；普明住持王家庄会龙寺（后修杏林水库，寺址淹没）；普忍住持候家庄盘泉寺；普法住持十九郎玉泉寺；普悲住持杨官庄龙泉寺；普圆住持祖营坞石驼寺；普慧住持佛塔头佛塔寺；普能住持大院洪福寺。此次分宗被称为“小分龙”，从此，佛教禅宗临济一脉门人遍布章丘长白山周围。
  除了性喜，长白山中还有一个高僧文熏，在会仙峰下黉堂岭上，重修了雪山寺和郑玄祠、黉山书院，传灵岩寺禅宗章丘一脉，时在明天顺、成化年间，即明宪宗御赐灵岩寺崇善禅寺的时候。经过二十几年的创修，雪山寺殿宇辉煌，塔刹凌云，楼阁森立，俨若山中城阙，极为宏伟壮美，一时名闻天下，“虽金山、灵隐不能尚也”（见黉堂雪山寺成化重修碑）、黉堂岭因此而列入了章丘八景之中。自文熏天顺年间至章丘传教，以雪山寺为中心，共传僧十二代，其谱系为：文、本、成、洪、福、真、常、法、惠、宽、祖、道，前后根据其八十余碑碣整理共计徒后一百余人，至明亡清立，雪山寺为全真教所占，衍教二百余年，影响极广。尤其此寺与醴泉寺、圣泉寺、双林寺、慈氏寺、绣江寺、大云寺、永清寺的密切交往，对章丘北部、邹平、齐东的佛教影响极大。
  另外，章丘天顺年间僧人道景，云游至济南城郊历城县港沟镇芦芽岭村南，古保泉乡鸾鹏雾山天井峪玉漏泉下，建了座云台寺，开凿石窟，驻锡演教，传二十四辈，发佛教临济宗事业，亦是可观。当时雕石佛之人与雪山寺成化间制石佛人相同，是刁镌，章丘人。
  明清两代，赵八洞造像继续进行，先后雕了十八罗汉、关公、燃灯佛、弥勒佛、释加佛、过去七佛、观音、龙女、善财等造像几十尊，内容涉及《无量寿经》、《楞伽经》、秒法莲花经》、《楞严经》等，杂合有禅宗、密宗、天台宗、净土宗等宗派造像风格，可以看出彼时章丘佛教百家共容的现象。这些雕像分六组，七个阶段雕成，但无论其造型、雕工、艺术风格、表现手法，都已远远不能同元代以前的造像相提并论。由于造像艺术水准的大滑坡可以看出章丘佛教逐渐衰没的痕迹。
  在自王村吉宝山起往西，青龙山、玉皇山、小鸠山、直至龙山一线上，座落着章丘规模最大的许多寺院，蟠龙寺、隆泉寺、盘泉寺、枣园寺、太平寺等等。它们或传佛教临济宗、曹洞宗、或似天台宗、贤首宗、净土宗，都影响深远。
  与长白山，平原地带一样，章丘南部的广大山区，佛教寺院也很发达，比较有名的如石匣兴隆寺、报国寺；三角湾宝珠寺、天仓岭青龙寺；垛庄竺鱼寺；曹范白云寺、兴国寺；圣井镇危山寺等等，都有悠久的传承历史。
  在章丘的北部和西部，由于受黄河、小清河、白云湖等水系水灾的影响，许多大寺时兴时败，多集中在吕寨、辛寨、水寨、高官寨、宁埠、石珩等人烟辐辏、历史悠久的村落。佛教以曹洞宗、净土宗、贤首宗为主。如水寨兴国寺、高官寨唐陀寺、华严寺等等，亦很发达。清末咸丰年间，捻军进入章丘境内，围城攻寨，过村杀人，章丘社会开始进入百年动乱时期，章丘佛教支离破碎，发生变化，有的灭绝了传人，有的变成为邪教，有的佛道俗不分，从此一蹶不振。清亡之后，中华民国成立，“庙产兴学”运动在全县范围内展开，随之日军入侵，兵匪横行，又经历解放战争、土改运动，佛教在章丘渐渐崩溃消亡了，到一九五一年，境内已无在寺的僧人。
  从民国到现在，章丘佛教界里出的最有名的人物是昌定上师他是金盘人，八岁时入四川，先后学习密宗、禅宗经典，精通汉语、藏语两系大藏经，曾主持过许多大寺，影响深远。中年后，创办西藏佛学院、西北佛学院，并讲经于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缅甸、尼泊尔等国家，曾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一九九七年，曾主持汶上县宝相寺舍利塔舍利还宫佛会仪式。现因年老体弱，隐居于终南山。但自出家后，从未回过章丘。在济南市历下区佛教协会有他的专房，亦极少来往。
  由传入到极盛，再由极盛到衰没，章丘佛教在章丘发展了近两千年，它是章丘封建文化的重要构成，曾容纳和保存了大量的民间艺术，创造遗留了很多名胜古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起到过进步的历史作用，为后人开发章丘的历史文化宝藏，发展旅游业的旅游型经济、农业，提供了必要的可借条件。兹记其史略，以备后来研究者查阅。
  附：章丘佛教现状
  章丘佛教现状
  现存的章丘佛教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恢复的，到2000年，全县佛教徒约有三千多人，分别属于密宗、禅宗和净土宗门派，而以净土宗人数最多。在家自我修行，不离本业世俗是其主要特征。
  章丘佛教徒因因缘不同，受三皈于五台山、峨眉、九华、普陀等佛教名山，有的在河南柏林寺、恒山华严寺、洛阳白马寺、四川绵阳罗汉寺，有的在济南历下佛协、长清灵岩寺、淄川普照寺、青岛湛山寺等处，都有省佛协承认的严格的证明。章丘佛教徒出家者不多，大都为在家居士。居士分两种：皈依、受戒。受三皈五戒者简称皈依弟子，是佛教的基本人群；受菩萨戒者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是佛教俗家弟子中最高的称谓。
  三皈五戒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饮酒，不邪淫。菩萨戒有两种：八关斋戒和十善戒。八关斋戒除三皈五戒外，还要：不非时饮（其中有过午不食）、不华发庄严其身及歌舞戏等、不坐卧高广大床；十善戒除三皈五戒外，还要：不绮语、不悭贪、不瞋恚、不邪见、不恶口；在着服上，皈依弟子，常着俗间服装，萨戒弟子则着海青、披衣。在饭食上皈依弟子可以吃斋，也可以不吃斋，也可吃花斋（既每月只六天、八天或十天吃斋，其余随便）；菩萨戒弟子必须全时吃斋素，且必须坚持每日过午不食。
  由于佛教是一种道德实践的宗教，它虽具有高深的哲理，但却极注重于道德行为的实践，一个佛教徒，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努力去做好事，尽量避免过失，才能培养完善的人格。对于世俗弟子来说，佛教虽然有森严的戒律，备极明细，但都是以自我约束为主。若入了寺院，则必须守规矩，否则将被逐出寺门。
  出家受戒有以下几种：沙弥、沙弥尼十戒；菩萨方便十五戒；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五十戒。这里面有中国佛教协会历来相传的严格的程序和法戒，一丝不苟，机会很少，要经过种种遇合和考验，往往有些出家人一生都受不上具足大戒。现在全山东省的比丘、比丘尼不过五十人，章丘共三人，且都在外地。
  章丘佛教徒没有自己的道场和协会，每逢佛教节日或重大佛事法会和活动，一般都到外地寺院，每逢打七、连七，往往要待很长时间。
  章丘佛教徒所本的课诵经典很多，自八十年代始，由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中华大藏经》，皆为其修法准则。最通常见的经典有十几部，如《楞严经》、《华严经》、《金光明经》、《维摩诃经》、《悲华经》、《妙莲华法经》、《金刚经》、《无量寿经》、《阿弥弥经》、《圆觉经》、《观无量寿经》、《盂兰盆经》、《坛经》、《童蒙止观》、《涅槃经》、《游行经》、《观音经》、《地藏经》、《普贤经》、《文殊经》、《法华经》、《药师经》、《贤愚经》、《圣谛经》、《阿含经》等等，戒本为《南山律》，忏法为《梁皇忏》、《净土忏》和《宝玉三昧忏》。
  章丘佛教徒们常订的刊物有山东省政府宗教事务局创办的《民族与宗教》，中国佛协刊物《潮音》、岭东佛学院的《人海灯》等等，国家正式刊物。佛教徒们从这些刊物上学习宗教政策、理论知识，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以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一致立场，以跟上新中国新世纪的前进步伐。
  章丘佛教的影响
  作为一种宗教，章丘佛教在一千多年的流传中，潜移默化地进入了章丘的名山胜境、民间装饰、艺术创作、方言俚语、风俗世情、生活习惯、成为章丘文化的重要有机成份，已是一种人们难以觉察的客观存在。
  章丘佛教文化的存在，首先影响了章丘的名胜古迹，体现在寺院上，特别明显。过去章丘的名山胜水、风景佳域、没有一处没有寺院，真应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话。倚泉而建，如龙泉寺、玉泉寺、盘泉寺；据山而建，如四暨山青龙山寺、大青山兴隆寺、九顶山报国寺、宝珠山宝珠寺、青龙山蟠龙寺、胡山千佛塔、长白山摩诃峰碧云寺、寨山白云寺、锦屏山上白衣祠、黉山石龙庵、会仙山雪山寺等等，举不胜举。最著名的例子是章丘的八大景、景景有寺、寺寺有景，构成了一幅幅美妙画境。如：“高耸危山圣井澄”里有危山寺、千佛殿、观音堂、大佛寺等古色香的建筑群；“绣江春涨水流声”里有绣江寺、绣江亭，也只有在绣江寺的寂寂禅院里静听春涨才有韵味；“百脉寒泉珍珠滚”里有龙泉寺，当年雪蓑的名联，“台榭屯荫翡翠半涵兜率院，池云漾玉水云深锁梵王宫”，早已名传遐迩；“黉堂夜雪粉妆城”里有雪山寺，它与会仙峰、郑玄祠、黉山书院、吕祖殿一起，构成了黉堂岭上的煌煌大观，每逢雪日，恰如汉柏唐松中的城堡……；“锦川烟雨时时润”里有锦川门下雷音寺、大云寺、女郎山上观音庵、甘澍亭；“龙洞熏风日月清”里有自北齐乃至明清的历朝佛教石窟造像；“白云钓罢归来晚”里有白云湖畔仙湖村头的白衣祠、萨祖庙；“卧看东岭晓月明”里有东岭山观音院、千佛阁、列佛庙……。正因为有了这些佛教文化的人文装点，我们章丘的山川才变得富有品味和充满神奇色彩，才那样令人向往和流连。若是在各景观中去掉这些东西，将是大煞风景，黯然减色，这一点在今天的章丘人来说，已有许多隐痛和遗憾在心了。
  章丘佛教不仅为章丘山水增色，更溶入了章丘的艺术创作里，不论是古代的诗词歌赋、写的文章、绘画雕塑、还是今天的日用装饰、民间图案、比比皆是。如描写百脉泉的名句如：“圆转浮来皆是幻，玲珑看去总成空。印心净澈涛翻绿，水云深锁梵王宫”、“萧寺过来趁晚凉”、“高阁凭临云缥缈，仿佛此身到潇湘”、“寻到泉源别有天，梵王宫屏锁云烟”。描写摩诃峰的如：“秋高云物正霏微，一脱风尘一息机”、“绝顶寒生数壑风，浮图深处碧云丛”。李开先有：“厌居闹市散罗华，定向幽岩结草庵”、“平野千余里，南来首此山……岚气束楼阁，檐铃响佩环”、“萸酒菊杯虚对客，年年斋素野僧同”。其杂剧有《搅道场》、《打哑禅》。在《打哑禅院本序》中有：“……哑禅不待答而自无不中，一日如意净明珠，既圆且朗，能破一切昏暗而珠无染者；一曰降魔金刚杵，既利且坚，能工巧匠破一切障碍而杵无损。”在其《宝剑记》中有花和尚鲁智深，其《四时悼内》词中有首《归朝欢》，云：“……好夫妻，好夫妻，登时阔，气将来，向西方念几声阿弥陀佛……”，等诗词文章中有了清净禅意、释典装点，富有哲思神韵。佛教里的回文锦、万字锦，至今是民间艺人装饰石雕边饰的图案，古代人们刺绣、瓷器、铜器上的八宝图、宝相卷草、莲花图，至今仍沿用，显然这都是受佛教文化的渗透影响。
  佛教文化影响到章丘人的俚语方言，例子更多，信口拈来如：“不受魔难不成佛”、“临时抱佛脚”、“人争一口气，佛争一路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不见棺材不落泪，不见真佛不烧香”、“佛眼相看”、“菩萨心肠”、“成佛作祖的了”、“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无事不登三宝殿”、“庙小容不下您这尊大佛大菩萨”、“光许愿不还愿，空口诓人”、“烧香磕头也找不着山门”、“遭报应”、“早死了早托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面刮金，真不是个善茬子”、“人家是前世修下的”、“积德”、“棒喝”、“下凡”、“佛头着粪，真叫煞风景”、“六根不净”、“你参悟参悟，咋办”、“大佛好见，小鬼难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来世变牛马……”、“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还成了如来佛，一手遮天呵”、“念葬经”、“超度”、“上西天咧”、“孽障噢”、“这是哪世里欠下的债哟！你这么折登俺”、“不看僧面看佛面”、“施舍”、“忏悔”、“口头禅”、“他闭关咧”、“一本正经”、“有缘千里来相会”、“没缘法”、“结个缘吧”、“我看你劫数到了”、“省点心眼子修来世吧”、“红尘”、“佛头青”、“跑了和尚跑不了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阎王爷办案——鬼话连篇”、“杀牲口供佛——下力不讨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和尚买梳子，净弄些无用之物”、“看你胖得，快成了弥勒佛了”、“慈悲”、“哎哟佛！可疼煞俺咧”、“再这么下去，佛也救不了你咧”、“三灾八难”、“四大皆空”、“还成了精呢”、“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佛也保佑不了你，你死了这条心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到人家养殖场学了半年，才取了真经”、“西方路上无老少”、“还想和俺斗法啊，来便”……许许多多的佛教名词丰富了章丘人的语言素材，使章丘人在褒贬、抑扬的语意表达能力上更准确，灰谐、辛辣。
  由于章丘佛教寺院的存在，章丘的许多地名便因之而生，如垛庄镇温桑村，得名于古温桑寺；火贯村得名于火贯寺；龙王岭村得名于龙王庙；西庵庄得名于七圣庵；曹范镇的钟楼村，得名于村寺的钟楼；枣园镇庄的枣园得名于枣园寺；相公庄镇七郎院得名于智觉寺院；普集镇得名于普济寺；普集镇的大院、小院、大佛塔头、小佛塔头、白云院，坦上都因古寺得名；党家镇的苇陀村、黄桑院村、一得名于韦陀寺，一得名于兜率院；黄河乡的大、小贾姑庵得名于贾姑庵，刘坦庄得名于寺坛，徽宗村得名于徽宗庙（道教）；辛寨乡的刘王寺村得名于刘王寺；刁镇永清寺村得名于永清寺，白衣村得名于白衣观音堂；水寨的东殿前村与西殿前村得名于大佛寺大殿；高官寨的唐头村得名于唐陀寺，南寺村得名于华严寺。其余如高官寨、伍仙寨、东庵村、魏化林村也与宗教传说有关；白云湖乡的仙湖村得名于萨祖庙（道教）等等。除了村名外，章丘的很多地名也源于佛教，如长白山主峰摩诃峰，其中“摩诃”二字是梵经梵文的音译，寓汉语：“宏深、博大”的意思；普集东岭山北的白衣山，得名于白衣大士（即观音）；相公庄镇的石龙庵山得名于石龙庵；文祖镇南的姑子庵山等等，皆自佛教得名。
  佛教文化对章丘民俗的影响，在古代举不胜举；如人死后请僧人超度，做法事、念经、拜佛，走水陆道场；人居住不安主持僧人诵经镇抚；四月八日过浴佛节，人们纷纷到附近的寺院进香许愿；腊月初八是佛成道日，人们在这一天喝腊八粥等。但很多风俗在解放后，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淘汰了。保留下来的，如现在的人们过腊八，已完全具有新的意义和内涵。
  在旧社会里，每年的四月初四到四月初八，章丘的佛教寺院都有庙会，如曹范兴国寺；明水镇盘泉寺；普集镇普济寺、蟠龙寺；闫家峪乡天仓岭青龙寺；刁镇永清寺；龙山太平寺；相公庄镇雪山寺、双林寺、圣泉寺等等。每至其日，其地人潮涌聚，商贾云集，张台唱戏，贸易往来，涉及十数省地面，极为热闹，曾推动过章丘经济的发展。
  每年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是章丘传统的祭祀节日，俗称鬼节，现在仍有很多人沿袭旧制过节，其实这习俗也源于佛教；七月十五是《盂兰盆经》兰盆会的日子，十月初一是地狱恩开日，按照佛经的说法，人们如果在这两天祭祀，超度看已亡去的先人，会获不可思议无边功德。
  总之，章丘佛教在漫长的存在中，为章丘的文化艺术宝库增添了无数瑰宝，影响到了章丘人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不懂得章丘佛教就不能全面了解章丘文化，不了解章丘佛教史，就不能全面了解章丘历史。章丘佛教在章丘历史文化遗产中有不可缺、或不可代替的地位。开发这座宝库，对于开发章丘的文化资源，发展旅游文化交流，造福当代，造福未来，应做的事情还远远无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在这方面会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