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
  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原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于一八四四年创立于伦敦。以后传到欧洲大陆和美国，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它的活动也由最初单纯在青年职工中布道查经，进而举行各种学术报告，推广体育运动，开办旅馆、饭店，以利商旅游客等广泛的社会活动。靠着美国雄厚的经济支援，成为美国向外扩张的精神工具之一。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白宫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扩大青年会在海外活动问题。美国总统塔夫脱①亲临致词；他画龙点睛地着重指出：“通过我们的国务院，我们可以对其他国家在道德等方面的进步表示同情和关心，不过国务院在这方面的工作要受到限制，而且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没有人会认为我们到中国去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是抱着任何占领他们土地或干涉他们国家的内政的野心的。我们可以提拔青年会的会员，能在他们本国的政府内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他们这些人，我们就能够使这些落后国家最终地接受我们的文明和道德标准”。②塔夫脱总统表示，完全支持北美青年协会提出的要在海外扩大青年会活动的计划，要求当日到会的美国政界、财界和宗教界里一批有钱有势的人，大力支持，慷慨解囊，使得当时任北美青年协会的总干事穆德，在那一次会后募得二百万美元的巨款，作为发展国外青年会的费用。③辛亥革命以后，美国传教士利用民国临时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和部分人士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向往，进一步在中国发展基督教。穆德一手拿着美元，一手拿着圣经，以传教为名前来中国活动。一九一二年二月到达济南，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大假大明湖畔省议会会场，向三千多名官立学校的学学生讲迫。穆德在演讲中，大事扬美国物质文明、科学发达、青年们的生活方式，特别突出青年会在各项社会事业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当场即有七百余人签名表示“要亲自研究基督教的道理”，立志“攻读福音书”。传教士喜形于色，认为这件事是中国对基督教表示出宽宏思想所形成的新态度。③
  二
  穆德离济后，济南教会负责人连续召开会议，谋求巩固这次布道所得的成果，积极筹备成立青年会。推定英国传教士济南广智院院长怀恩光，美国传教士共和医院院长巴慕德和中国教会信徒代表袁曰俊、解保罗、张达忱等八人为筹备委办。最初租赁南关半边街民房一所，为临时筹备处。上海全国青年协会当时还没有专职的西籍干事可派，乃商得北长老会同意，调青年传教士梅賛文就近兼顾。梅乃长老会最早来山东的传教士梅理士之子，在中国生长，会讲一口流利的山东话，便于与各方面联系工作。“青年会自有此人物，乃成为官、商、绅、学、军、警、农、工各界人士之粘著剂，在济南甚有势力”。③至于华方干事则由委办张达忱充任。先后在第三虹桥、普利门外租赁房屋，开办英文补习班、查经班以及室内文娱活动，吸收了部分教会学校、公私立学校学生和社会青年。同时广泛开展征求会员、劝募经费活动，并组织了董事会。除日常工作外，有时还办些社会服务和救济。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回国华工设立华工招待所。上海青年协会派干事会同在济干事二人组织服务部，在车站迎送由法国回来的华工，安排他们休息，提供饮水，搞些文娱活动，代写书信，协助兑换外币等。一九二〇年，我省遭受严重旱灾，翌年又有水灾，造成大约三百万人的生活极度困难。青年会协助组织中外人士，如美国红十字会的贝克、英国驻济总领事蒲纳德、美国领事高思以及英、美基督教传教士和法、意等国天主教传教士组织“华洋义赈会”。利用难民的廉价劳动力，以工代赈，在鲁东北部修筑公路。山东省议会议长宋传典（基督教长老、华洋义賑会华方代表之一）也同议员们拼凑了十五万元，乘机开办东（东昌）武（武定）汽车公司，总公司设在禹城，聘请益都青年会总干事王秉正（钧堂）为总经理。
  一九一七年，为筹建永久会所，发起捐募活动，经董事王友楠（剪子巷绸布庄经理）协助购得普利门外郝姓、于姓等地皮五亩九分，即今会址所在地（当时为经二路九十九号）。有了地皮之后，即报告上海青年协会，经穆德批准由北美青年协会拨款六万五千美元（合华币十三万元）作为修建会所费用。一九二二年美籍总干事陶德满又亲向当时山东督办张宗昌募得现洋一万元。大楼建成后，在进门处曾立有铜碑记载此事（铜碑于十年动乱时被拆走）。又经各董事和教会人士共同努力，捐集了二万元，总计十六万元；乃于一九二四年开工兴建，一九二五年全部落成。
  三
  当年青年会虽属基督教的外围组织，但它并不直接吸收教徒；而是通过它的各种社会活动，扩大基督教的影响，进而为美国的扩张侵略服务。在这里仅将袁叶如亲身接触的北美青年协会派遣的两名干事，在济南青年会的活动，就充分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利用青年会搞侵略扩张的真面目。
  济南青年会第三任总干事美国人陶德满，他离开学校之后，就常与美国政界人物和资本家往来，因此他有一身美国官僚政客的习气和作风。他认为从事社会事业，必须具备丰富的“政治”头脑，遇事灵活，运用权术，有策略、有步骤地掌握对方心理，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目的。他常把一本美国社会尔虞我诈、应付公事的《处世六术》介绍给新来的干事阅读学习。他有意识地多方了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周旋于济南上层人物之间。有一次他从美国领事馆带回一束文件，同其他西籍干事们秘密地作了几天研究，将几张统计表格要袁叶如用打字机复打几份，并一再嘱咐要严格保密，不可外泄。今天回忆它的内容，实际是一件当时山东经济情报的资料。
  陶还时常个别地邀请青年学生到他家聚会，问长问短，倾听有关社会情况的反映；并将美国画报、杂志介绍给他们，宣扬美国的政治民主和社会制度的所谓优越。有一次他污蔑中国说：“中国虽是一个文明古国，不过太老了，走得太慢，这样下去，再有一百年也赶不上美国。上帝祝福你们，今后中美紧密地合作，就可以使中国返老还童。”很明显，在他看来，没有美国的殖民政策，中国将永远没有进步的可能性。
  美国人侯感恩曾充任济南青年会副总干事，负责智育部工作。侯在来华之前，曾在美政府供职。他经常以其有美国博士学位而夸耀。大力吹嘘美国教育如何民主、如何科学、如何进步。他主张中国应多请外国教育家来中国讲学，按照美国方式改造中国教育。
  就是这位自称来自“自由民主世界”的美国侯博士，在他主持济南青年会中学时期，却对中国学生采取蛮横无理的高压手段，不许学生参加校内外的爱国运动。当全国人民奋起抵制日货时，青年会中学师生排演爱国话剧，他则大为震怒，一再追查，除将为首师生严加斥责外，还在干事会上大发雷霆，强调学校虽属于中国，但智育部责任却是由我这个美国人负；日美并无恶感。所以学生抗日活动，不得在青年会办的学校内进行，以免影响日、美关系。完全暴露出他的帝国主义嘴脸。
  “九·一八”事变后，侯感恩经常散布“中国失败”的言论，他说什么：“中国不可能与日本作战，日本已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中国无自立的能力，难怪强邻侵略”。袁叶如曾问他，素称主张正义的美国，能否在日本侵华问题上，发表公正声明呢？他回答得很干脆“日、美之间，并无任何不愉快的事件；美国不可能谴责日本，帮助中国”。这不纯是帝国主义的逻辑吗！
  侯感恩对中国的情况，十分注意。每日致力于调查工作，专请一位中国助手为他统计，绘表。他还编纂了一本《青年会事业的建设》，篇幅浩瀚，达数百页之多，实则是一部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报汇编。泄露了我国的许多秘密。
  “五三”惨案时，日寇占据济南，侯对日寇格外表示亲善。有一次在他家召集干事会餐，侯妻穿着日本服装，并有意地说：“我们喜欢日本服装，在东京我们有好多朋友，日、美关系是好的”。在座的中国干事极为愤慨！
  四
  解放前，就青年会这个组织本身说，有为美帝代言、为美国资产阶级向外扩张服务的一面；但在旧中国的当时，它也有与中国人民一样受苦难、历艰辛的遭遇。在此仅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对济南青年会的摧残略述如下。
  青年会大楼建好不到三年，便遇到日寇侵占济南的“五三惨案”。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以前，日军已经布满了商埠。那时青年会附近有不少日本、朝鲜侨民开的洋行、当铺。日军便以保护侨民为名，在魏家庄口和普利门外，布设岗哨，用麻袋沙包堆成路障，上面附设铁丝电网。实际上商埠已经沦落到日军手里。五月三日那天，只听枪声连续不断，街上行人绝迹，也无人来上班。我们就把会内原存的宣传抗日、迎接北伐军的标语、传单烧掉，将大门紧紧关闭。到五月六日那天，有个日本军官带着一名翻译和三个士兵前来叫门。我（苗其训）只好硬着头皮去开了门。他们一进来就问：“有没有中国兵”！我回答说：“没有”。之后，就闯进青年会大厅，楼上、楼下查视一遍后走了。随后又来了十多个日本军人，强行把青年会作为其攻打普利门的联络站，每天有些日军跑进跑出；有一天还抓来两个商人模样的中国人审问拷打，后来不知这两人被弄到哪里去了。以后守普利门的国民党军队撤退，大队日军开进普利门去攻打内城西门。至五月十一日，日军全部占领济南；强据在青年会的日军，过了半个月后方才撤走。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接着八月十三日上海军民奋起抗日。济南青年会也立即组织一个伤兵服务部，全体职工都积极参加这项工作，并动员各教会人士一同起来搞。我们在火车站设有招待站，遇有过境伤兵列车，即登车为伤员换药、供给茶水、代写书信。由于韩复榘的不抵抗，眼看济南不保，我（苗其训）曾协助将所捐募的物资、药品等运送到泰安，又由泰安送到徐州。
  战争开始前，英、美领事曾通知各该国传教士在大建筑的房顶上画一个该国国旗，并在大门上张贴领事馆盖印的“美国财产”“英国财产”纸条。唯有青年会没有这样搞。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济南沦陷，日军一直企图强占青年会。有一天来一个日军官带着沦陷前在齐大教日语的俞康德来当翻译，说要借青年会作伤兵医院，郑仿桥总干事回答说：“我不能借给你，你若是要强占，那我也没有办法”。我（苗其训）听俞康德对郑说：“你这话叫我怎么翻译呢？”由于当时日、美还没冲突，所以日军未行强占。
  有一天几个日本宪兵，冲进青年会所办学校的办公室，要学校的教职员名册，指名找一位姓赵的教师，当即把赵带走。关了三个月，放出时，赵老师话都不会说了，无法继续讲课，不久含冤死去。
  一九四〇年秋天一个早晨，郑仿桥总干事坐着人力车从南关寓所来会的中途、在剪子巷口，被几个日本便衣特务绑走了，一去就没有信息，终于死在日本宪兵队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事爆发了。日军乃迫不及待地占据了青年会。同时也强占了齐鲁大学作为军医院。把青年会交由留日同学会使用。该会乃派一姓姜的来担任总务，一个姓王的任总干事，负责主持一切。学校开设日语为必修课；日本特务机关还派来了顾问。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济南青年会乃由副总干事袁叶如、戴善卿等接收。鉴于郑仿桥被害，总干事一职无人承当。乃从青岛请郭金南回来任总干事。郭一九二四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在校时就热心教会的青年工作。曾代表山东于一九二二年参加过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郭毕业后先在正觉寺街延平里设立的社会服务处工作数年。后到青岛青年会任总干事，把青岛青年会搞得非常活跃。听说日军要逮捕他，乃由美国传教士德位思用汽车将他送出青岛日占区，到了当时鲁南蒋管区里。他一到沂水老家，正遇上太河惨案，国民党反共摩擦专家秦启荣在博山太河袭击八路军部队，全国舆论大哗。当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乃利用郭金南无党派宗教人士的身份组织一个调查团，任他为团长进行调查和谈。完成和谈任务，回来后郭便当上了国民党的所谓省参议会议员。抗战胜利后，郭金南重返济南，对已退休住在济南的美籍传教士德位思更是感恩戴德，请他到青年会领查经班。并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蒋帮市政府大厅为德位思举行八十寿辰纪念。当时国民党的省府主席何思源和济南市市长王崇五都亲临祝贺。还仿西方时尚，送给德位思一把金钥匙，称德为“山东教育的爸爸”、尊其为济南“荣誉市民”，拿着金钥匙，随时都可以进入济南城。郭在济南时还兼任齐鲁中学校长。该校在日伪时期，被改为济南中学。胜利后基督教长老会接收不回来，后靠郭金南的力量，才把全部校产收回来，仍称“私立齐鲁中学”。
  抗战胜利后，青年会恢复原来的各种活动，董事会成员中除有教会人事外，还请了几位国民党的新贵。总之，当时的青年会，还不可能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对国民党的依附。
  济南解放前夕，解放军已兵临城下。随后解放军进入市区，有一部驻在青年会和丁家崖四周，国民党飞机曾两次前来投弹。第一次弹落青年会大楼东北角丁家崖。第二次落在楼西北角，造成无辜人民的伤亡。国民党军最后从城内以大炮轰击，用燃烧弹击中青年会楼顶起火。三楼门窗被烧，当时我（苗其训）和会上职工，奋力将火扑灭，方没延烧到二楼。
  解放后，青年会获得新生。一方面积极参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与济南市各教会的职工同道共同努力，把过去被帝国主义利用的工具、青年会变为中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由民主青年联合会资助人民币四万元，将三楼和房顶修复起来。一九五六年本会董事王神荫参加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友好代表团，前往印度各地访问印度的青年会和教会，对于促进中印友好，起了一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青年会也做了一些有益的社会服务工作。如开办砂眼防治所，请齐鲁大学附属医院的眼科医生按时来会诊病，会里聘请护士主持日常工作。请老会计师王文睿开办会计、簿记补习班。随后补习课目逐渐增多，范围也日渐扩大，设有数、理、化各课。还请董至善牧师设钢琴班，辅导弹练钢琴。补习班学生达二千多人。
  一九五三年补习班改组成建业文化补习学校，学生多至一千八百多人。一九五七年，学校独立，曾一度改为济南电力学校；电力学校迁泰安后，这里就改为普通中学。

①塔夫脱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任美国第二十七任总统。 ②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96——298页。 ③连警斋（之铎）：《郭显德牧师行传》附山东长老会概况、一九四〇年上海广学会出版260——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