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我在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团部当通信员。红军时期我军团以下部队，基本上没有电话、无线电台、步谈机等现代化通信工具。部队之间的联络、各级指挥员命令的传达以及上下级之间指令、报告的传送，全靠通信员们的两条腿来完成。各部队的通信兵，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尽到了自己的光荣职责，许多优秀同志牺牲在通信途中，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我军的史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特点是游击战和运动战，敌强我弱，两军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阵地和明显区域，敌我犬牙交错，情况瞬息万变，斗争环境十分艰苦恶劣，通信联络如出问题，将对我军整个战斗的胜败，甚至整个部队的生死存亡都会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所以当时各部队都有较强的通信兵建制：团部有一个通信排，营部有一个通信班，连部有三至五名通信员。这些通信兵们，不但是坚强勇敢的战士，而且大都是机智精灵的“小鬼”，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要动脑筋想办法，克服困难去完成通信联络任务。
  战争的艰难残酷，通信工具和手段的落后，对我军通信兵的素质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部队都挑选觉悟高、身体好、勇敢机智的战士担任通信员，并经过严格的训练，除普通军事知识外，还要锻炼胆量，学习利用自然物体辨别方向以及一些简易通信方法。
  记得我刚到团部当通信员时，还不到十六岁，第一个训练课目是“黑夜摸坟”。那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敬爱的周总理这次济南之行，以及他与美蒋谈判的整个工作期间，对反动派进行的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在我党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班长把我们几个“小鬼”带到村外，指着前面三里远的一片坟地，向我们下达任务：一个一个地摸到坟地去，找到事先压在某个坟头上的纸条。我虽然参军一年多了，也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鬼神，但毕竟还是个孩子，望着漆黑的夜幕点点烁烁、时隐时现的坟地“鬼火”（其实是磷火），心里扑通扑通乱跳，紧张得直喘粗气。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去，好不容易摸到一个坟头，却没有纸条，只好又再往前摸。突然脚下被什么东西一绊，摔倒了，我伸手一抓，竟是个死人头颅骨，惊得我几乎叫出声来。等到摸着纸条回来，我已经是大汗淋漓了。
  为了锻炼大家的胆量，有时训练就在未打扫的战场上进行。老同志偏偏把绳子系在死人身上，自己掩藏起来，待“小鬼”们来摸“纸条”时，绳子一拽，月光底下，死人会直楞楞地竖立起来，胆子小的真要被吓昏过去。这些训练方法，现在看来实在不科学，甚至有些野蛮了。但是却硬是把我们这些“小鬼”们练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神鬼都不怕的通信兵，为在残酷的战斗中独立完成任务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五年冬，红军八十一团南下，在四川西北部的北川城进行战斗。当时敌人是一个旅的一部分，约有四百多名。我团两个营七百多人，在十余里的平川上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我军都是轻武器，与敌人来回冲杀三次，双方伤亡都很大。最后敌人败退了，我军追击四十余里，在一座大山上挖工事防敌反扑。晚上七点多钟，正是阴天，黑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上级派我往后方送信。一路上尽是战场上的死人，横七竖八。只见路是白色的，死人的身躯也是白色的。一路上不知道叫死人绊倒多少次，恐怖的沉寂中，还断断续续响着垂死人的挣扎声、呻吟声。我的心情紧张极了。好在平时进行过这样的训练，几经周折，终于完成了任务。
  作为一个合格的通信兵来说，不但要有特殊的胆量，还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和机动灵活的本领，才能在任何复杂困难的环境中，独立完成通信任务。
  在北川城南的一次战斗中，我团三营遭到敌人突然袭击，被迫转移突围，与团部失掉了联系。我们团长叫李和辉，江苏人，三十多岁，当时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心里想那一营同志与上级失去联系，象孤雁一样，随时可能遭到不幸呀！他决定派我去寻找三营。我是第一次单独执行这样的任务，心里又兴奋又紧张。团长交代了寻找方向后，再三嘱咐我说：“途中可能要碰到许多困难和敌人的火力封锁，要灵活机动，多想办法，尽快把三营同志们找回来。”
  我沿着山间小路向西南方向出发。当时正是大雪封山，路很难走。我吃力地走，饿了吃口干粮，渴了抓把雪咽下去。连着翻了两座大山，我的体力明显不行了，气不够喘，全身骨头又酸又痛，真想歇一会儿。可一想到身上的重任，不由地加快了脚步。我咬着牙，柱着根棍子，在大山雪路上爬。下山时，干脆抱着枪往下滑。滑着滑着没了劲，身体一松滚了起来，下面就是山崖，我想这下完了，眼一闭昏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自己被两棵大树挡在崖边。我挣扎起来一看，下面是万丈深沟，不由出了身冷汗。活动一下身子，没伤着骨头，我便一边爬，一边滚继续前进。
  走着走着，听见前边有机枪声，不知是敌是我，不敢冒然前进。我摸到路口扒开树枝一看，是敌人的机枪在封锁道路。硬冲不行，绕路时间不允许。我急得直冒汗。想起团长的嘱咐，我冷静下来，用帽子擦汗。一抓帽子，办法来了。我用棍子把军帽挑起来摇摆几下，敌人的机枪果然朝这里扫射过来。一梭子弹打完，我趁敌人换梭子的空儿，猛冲过路口。当敌人明白过来，向我射击时，我早已钻进大山林里了。
  一路上克服不少困难，终于找到了三营。他们正准备往西南方向走，那将落入敌人的包围圈。三营长看到我，高兴地一下把我抱了起来。我报告了团部位置、团长的指示。就这样，把三营安全带回团部近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旗语通信，是简易通信方法中的一种，也是红军时期团以下通信兵常用的通信手段。有一次团长命令我们尽快通知一、三营长来团部开会。当时这两个营驻扎在团部左右翼两个山头上，从我们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他们。如果人跑最快也得两个小时。于是我们便站在没有遮蔽物的高地上，对着两个营的位置，用红白两旗打了个“2410”信号（意即叫营长到团部来开会），不一会，就看到对方打出了“明白”的旗语，从而缩短了时间，保证了两个营长按时参加会议。除了通知开会，行军中的部队联络，战斗中的相互配合，也常常用到旗语。当然，那时的简易通信，不光是旗语，还有许多其他土办法。如用口哨的长短来表达各种意思，夜间用手电筒的红、绿光来传递信息等。
  司号在当时也是一种相当重要的通信方式。红军中每个连队都有一个司号员（营部号目、团部司号长），一支铜号，五个音节，可以变换吹出“作息”、“空袭”、“前进”、“撤退”、“冲锋”、“原地休息”等等号音来，为部队的胜利战斗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那时的司号员大都是十三到十五岁的“小鬼”。我们团部的司号长张林同志，每天早上很早起床，集合司号员们练号谱，得吹两个多小时才能大小便和自由活动。有的小同志学吹号时怎么也吹不响，急得直掉泪。有的吹上几天，人就明显地瘦了。但是没有人退却，都继续吹下去。他们知道，号令是指挥员在战斗中的喉舌，是战士们必胜信念的象征。战场上一听到嘹亮的冲锋号，同志们勇气倍增，杀声震天，勇猛地冲向敌人。而敌人听到我们的冲锋号声，便会胆战心惊，溃不成军。
  简易通信还包括部队行军中的列队传令。指挥员在行军或战斗中，通过每个战士前后传送简短的口令命令，把指挥意图在行动中迅速下达到各级指挥员和每个同志。
  红军时期团以下的通信兵，就是靠着上述各种简易的通信工具和土办法，在复杂困难的战斗环境中，把各级指挥员的命令传送给部队，保证整个部队的联系，为我军取得许许多多的胜利战斗作出了贡献。到了后来，红军整编成八路军、新四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部队的通信也随之发展，逐渐由“土”到“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