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889年东元盛染坊在周村创立，经理人是张启垣。从经营手工加工染丝线开始，以后，逐渐发展为机器染厂。于1916年开始，自己买布自产目销。当时周村极为混乱，市面百业停顿，东元盛染坊也受到了损失，看到济南有发展前途，毅然于1916年把企业由周村迁来济南。
  企业迁到济南时，只有由周村带来的两架风箱、两口铁锅、十数条杉杆，为避免兵灾，所存少量颜料，在迁来济南前运往桓台储存。所有现金，已全部用于租赁房屋和购置零星设备，因而资金周转很困难。经各方筹措，取得贷款铜元200吊，解决了流动资金问题。这时仅有工人10人左右。开始只是染一般品种，利润微薄，后来增染“莱芜染”深蓝布品种，也是旧式缸染。1917年春筹备生产“莱芜染”，增添了设备，从莱芜地区重金聘来师傅三人。这时的东元盛染坊就是一个本染坊和“莱芜染”的混合作坊了。1917年秋、冬两季深蓝布销售特多，几个月时间始终保持供不应求的状态，年终结账获利一万吊左右。
  有了积蓄后，1918年，便开始自己买布自染、自销，在经营上非常灵便，业务很好，逐渐引起了色洋布行的嫉视和反对，色洋布全行业“传牌”采取一致行动，同东元盛断绝了往来。东元盛经理一再商量研究，采取了减价销售和走出厂门找买主的办法并保证产品质量。这样色洋布行业的“传牌”抵制，几天的时间就全垮了。到1924年春，开始加工织布，“白猿”牌佛青深蓝布销路一直很好，随后又增加了色布品种，以自己加工小标布，用硫化青染黑色，用进口刚果红染红色，用靛蓝打底套品紫染毛月。产品定名“群英会”牌。1925年又增添了2.4尺（老尺）宽幅小标布，也染青、红、兰各色，定名为“登坛拜将”牌。以后，又增添“群英会”牌的浅色布如深灰、浅灰、粉红、玉光等。随着业务的开展，职工人数逐渐增加到40人，生产量由每日的百余匹增加到400余匹，并投资设立踹房一处，专为产品进行平整。这时企业基本上是自织、自染、自销。几年的经营，盈利积累约有7万元，这就具备了安装机器设备的资金和条件。
  对使用机器染色久已向往。企业有了积累，便考虑增添机器设备，手工染坊产品的许多缺点，如不改进，在进口货的倾销中就有被淘汰的危险。但因经济力量有限，还不能置办比较齐全的染色设备。1929年夏天，由天津久兴铁工厂购来三轴轧光机一部、喷雾机一部、立式小锅炉一部，这是东元盛使用机器的开始，解决了手工染坊染出的布不平整和一匹布中间“折痕”的毛病，但对于线条均匀、色光踏实方面则不理想。而且经过压光的布都带来了光亮大，布面缩窄的新问题。这时，企业生产的“爱莲生香”红布，装潢和色光与日货相仿，价格比日货低，销路很好，给企业带来了不少利润。
  当时，同行业竞争激烈，对发展机器染厂增加了兴趣，便派企业经理之一张伯萱到上海参观，并在上海订购了部分机器设备，着手进行扩建。1930年，从上海源兴昌机器厂购染槽两对，筒式烘干机一部，30尺拉宽机一部，还购置了六呎旋床一台、钻床一台以及其他一些铁工工具，并开设了东元盛铁工厂。由这个铁工厂制造了1.5吨卧式锅炉一台及20米的铁烟筒，扩充了房基，新建了厂房。在机器生产的产品中，增加了“旭日”牌蓝细布、青细布、190号阴丹士林细布、线哔叽等。
  经过两年的经营，积累了流动资金20多万元，这就激励企业进一步增添设备。这时，山东各地的染厂也相继扩建和新建，引起同行业的竞争，东元盛染厂有经济实力，能从银行、钱庄取得二三十万元的贷款，这些条件促使东元盛迅速决定大规模扩充设备，遂派经理人之一王文生和铁工厂经理刘玉亭赴日本购买设备。从日本和歌山铁工所购烧毛机一部、精炼罐一部、洗水机一部、丝光机一部、挂码机三部、卷板机一部。东元盛铁工厂自制染槽10对、木染槽四对、烘干机三部，精炼罐一部、两吨锅炉两台、铁烟筒30米。1933年在北园边家庄购地建厂，将新旧机器全部安装在新厂，构成了日产千匹的机器染厂。为了协调各工序的生产，又陆续增添了三轴轧光机一部、洗水机一部、丝光机一部、拉宽机一部、跑空机一部。设备增加了，工序协调了，产量也增加了。
  新厂建成之后，由于济南电灯公司发电量不多，供电不足，电价也太贵，只能使用一部分电力，有些设备的动力仍用柴油机带动。到1935年后，企业才全部由济南电灯公司供给电力。当时群众比较喜欢斜纹布，东元盛染厂仿照原购得日本“上野”式的两台织布机，制造了30多台，安装在原染布车间的旧厂房内，专织线哔叽和提花呢并创织了新花样。因原有的20万流动资金添置了设备和厂房，企业的流动资金完全依靠银行、银号贷款，企业负债30多万元。凭着多年的经营经验，生产的各色线哔叽，虽不能压倒日本货，但企业的信誉很好，生产和经营上比较顺利。后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冲击到中国市场，给企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困难。物价猛烈下跌，例如“双龙”牌白细布由近10元的价格，直线下落到5.8元，销售十分困难，市场极为冷淡。更严重的是各银行、钱庄蜂涌而上，纷纷提出收回贷款。企业不仅自身生产经营有困难，而且要苦于应付拆补，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
  在企业生死存亡的困难时期，若是稍一松劲，后果不堪设想。经理对困难处境作了分析研究，作出了果断诀择：第一，正确分析了发生困难的原因，统一认识，安定情绪，制定了对策；第二、提出以房产、机械、土地、货物作抵押，作为长期贷款，稳定资金周转；第三，清理小量贷款，平息社会上的传言攻击；第四、企业紧缩开支，加速资金周转；第五、同意中国银行派管理员管理查考仓库存货，了解企业账货相符的情况，取得银行信任。这些措施十分奏效，紧张状况逐渐缓和下来。1935年，虽然经济上经受了严重的危机，但到年底决算，除付去欠款利息外，尚盈余一万余元。1936年秋，国民党政府宣布币制改革，市场受到了刺激。年终盈余六万余元。经1937年的苦心经营，所剩欠款全部还清。
  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使产品占领市场，在保住原来畅销产品的基础上，1938年秋季，集中力量研究提高两种落后产品的质量。经过四个月的反复试染，东元盛的青细布和190号阴丹士林布先后赶上和超过了利民染厂的丝光青布和仁寿年丰牌的190号阴丹士林布。1939年，在营业上又采取了措施，经过一个春季的竞争，东元盛染厂的名牌“驹青”布以质高价廉的优势，畅销国内、行销国外，同时也带来了“双鱼”牌深蓝布的畅销，形成了东元盛的两大名牌产品。从此，市场上青布和深蓝布的价格或涨或落，均是比照“驹青”牌布或“双鱼”牌蓝布而略低一些，自1939年一直延续了十几年。
  1937年秋末，济南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日寇立即军管了三个纺纱厂和各大面粉厂，在社会上也广泛传说，各大企业都要与日寇合作。风声很紧，各大企业均忐忑不安。东元盛染厂是机器染厂中的较大企业之一，设备齐全，有畅销产品，声誉也好，更为日寇所垂涎。从1938年到1942年
  中，先后有日本的东棉洋行、三井洋行、三菱公司和其它株式会社向东元盛染厂提出合作，均遭到企业经理人的拒绝，始终保持了东元盛染厂是中国人的企业。
  日寇提出的合作条件是日股占51％，华股占49％，还说在合作之后，每年的红利一定比不合作多，并给华股董事长的名义，每月可领千薪，不必到工厂上班，在家等着拿钱。还说：“合作”了便是亲善，可以保平安。并对主持“合作”的华股代表说，在事成之后从总资金中提出5％左右的现金，秘密赠予，作为酬劳等等。
  当时，有民族正义感的人都认为，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刻，一个企业与日商“合作”，就是资敌行为，是亲日派，成为人所不齿的汉奸。但在日军铁蹄之下，采取什么态度是摆在企业面前十分重大和困难的问题。因此，总经理多次召集各部门经理人开会，并进行个别谈话，商讨如何抵制“合作”。当时的情势是，同意“合作”既丢掉企业又落个汉奸的名声，显然是不可为的。不同意合作，后果肯定是严重的。拒绝“合作”的办法不能硬顶，只能与之周旋，拖延时间。经过多次商讨，大家的思想认识一致了。总经理坚定地向大家表示，如果日军强迫我们“合作”，我们就不干了，大家准备出去自谋职业。同时也估计到拒绝“合作”，日军和汉奸特务可能对企业经理人进行迫害。后来事实证明，凡是不与日商合作的较大企业的负责人，先后都进过日军的宪兵队。例如华庆面粉厂杨竹菴经理、惠丰面粉厂张印三经理、裕兴颜料公司辛慰芝经理等均先后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到迫害，经济上也遭受重大损失。而与日商合作的企业均未受到损失。真是泾渭分明无一例外。
  在日军强行“合作”的几年中，有支持我们不“合作”的，有劝压我们“合作”的。当时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如吴鸣岗、王大彤、严薇青、孟翔庭等，他们大多是教育界人士，不到官办学校任职，都在正谊、黎明、懿范等私立或教会办的中学任职，都赞成企业不与日军“合作”。在劝压我们“合作”的人中，身份和动机各不相同，有日本人，也有为日商帮腔的中国人，以不同方式、不同说法提出这一问题。他们有的以日军名义，有的则代表日商来研究“合作”，有的则是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提出要我们“合作”的。还有一些想从中捞点好处的，有的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身家性命要紧，要慎重研究。也有的说合作了并不算汉奸等等。面对这些说辞，我们企业经理人都采取拖延的办法，不作正面答复。此举两例说明这一情况：
  1938年清明前后，工厂尚未开工，突然接到日军西尾司令部的电话，要借用工厂染制军服，并指定时间到司令部商谈。企业派副经理张让青去西尾司令部交涉，带去的函件内容大意是不能借用，理由有二：各部机器已拆卸，短时间不能开工；工厂停了已有半年，职工生活困难，如不正常生产，职工生活无法维持。到日军司令部后，一个日本军官说，皇军需要军服很急，要借用你们的工厂染制。张让青表示自己不能作主，须回去商量。日军表示回去商量可以，但要立即把机器安装好恢复开工。由于西尾部队很快调往徐州一带，司令部也随着调走才搁置起来。后得知这件事原是一家日商企图借西尾司令部的势力进行抢占，所谓为日军染制军服只是一种借口。当时日商借日军特务机关、日宪兵队的势力进行抢占或“合作”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1941年，东洋棉纱株式会社嘱警察厅长张亚东作说客来厂再谈“合作”之事，并约另一个汉奸民政厅长张思伟（即张星五）和济南市商会会长苗兰亭，向东元盛提出“合作”问题。张亚东与日军关系较深，借日军势力提任伪省府警察厅长，他为虎作伥，仗势欺人，作恶多端。张思伟原是济南三大律师之一，济南沦陷后，先担任伪省府秘书长，后又任民政厅长，苗兰亭是资本家苗杏村之侄，是济南成大纱厂、成记面粉厂、恒聚成粮行的负责人，济南沦陷后取得伪商会会长的职位（后称理事长）。张亚东邀东元盛经理张伯萱到他家中提出“合作”问题。张亚东一再述说合作的条件和合作以后的“好处”。张思伟、苗兰亭则默不作声。张伯萱说：“合作是件大事，不能一人做主，要回去商量。”这次谈话张亚东还是商量的语气。此后张伯萱分别会晤了张思伟和苗兰亭。张伯萱凭借都已熟悉的关系，向他们表示不能合作的决心，要求他们帮忙。他们两人都表示：“你们不同意，我也不劝说你们合作，至于这件事到底怎么样，我们也说不上来，你先应付一下再说吧。
  以后，张亚东等三人又邀张伯萱在苗兰亭家谈话。这次谈话张亚东就有些不耐烦，语言急躁。张思伟和苗兰亭仍不说话。又隔了十多天，张亚东授意苗兰亭在石泰岩饭店请吃饭，仍是他们四人。张亚东又说合作问题，他厚颜无耻地说：“中日亲善嘛，合作是很有‘好处’的。日本人和我们合作，这是很瞧得起我们，不要不知好歹，不要不看大局。今天是什么时候，不和日本人合作能行吗？”他还举北平一房主被宪兵队要房子作例子。他说：“给他搬家费，叫他让出来，他不同意，后来被强占，房子没有了，搬家费也丢了。”最后张亚东见张伯萱仍不答应，便说：“皇军来合作，这是瞧得起，谁叫你亡国了！”张思伟、苗兰亭仍是默默不语，不表示态度。张伯萱还是说回去再商量商量，遂不欢而散。在这次谈话之后，感到形势紧迫，企业经理人又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表示，要干自己干，决不让侵略者染指；不叫我们干，宁肯企业被强占，这是我们的民族气节。大家都作了企业被占、个人找出路的准备。自此之后，张亚东调往北平，东洋棉纱株式会社提出的“合作”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企业不与日军“合作”，确实招来许多骚扰和麻烦，日本宪兵队以“通匪”为名逮捕了经理张伯萱。那是1942年秋的一个深夜两点钟，日本宪兵队和十数个汉奸特务，乘大汽车到东元盛营业部（锦缠街）和张伯萱家中（锦屏街）进行搜查长达两个小时。来搜查的日军和汉奸特务均戴着墨镜和大口罩，进门以后不分老幼，首先拳打脚踢，打了10余人，然后把所有抽屉、衣橱、梳妆台等均搜查一遍，在搜查时顺手把金戒指、金耳环、手表、眼镜等比较贵重的东西拿走了。他们之所以这样长时间的搜查，是以搜查罪证为名，行窃取财物之实。最后没有搜查出什么罪证，便拿出他们事先预备的国民政府委任状，大喊大叫地说：“有了委任状，还不是通匪吗？”就这样把张伯萱逮捕，关押了20余日才放出。
  1942年，日军实行“经济统制”，凡不与日军“合作”的工厂都被列入批发商一类，不承认为生产单位，只经营批发销售业务，不能购买原料进行生产。因为东元盛未与日军“合作”，就自然不能定为生产单位，必须把存货售罄，否则便犯了“囤积居奇”和“惜售”之罪。为此忍痛将所存棉布四万余匹，按日军的“官价”出售一空，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虽然如此，日军宪兵队仍然以“拉拢行贿”的罪名，逮捕了副经理张让青。同时，以“暴利”为名，伪市警察局逮捕了营业负责人蔡润卿。他二人均遭严刑逼问，备受酷刑，罚款一万元才被释放。工厂存有汽油数十桶，是染厂用以烧毛之用，却以“私存军用物资”为由，声言逮捕厂长张东木。我急忙躲到老同学吴鸣岗家里，日军扑了空，才免遭牢狱之灾。当时带走了职员张振东和张树棠，并将汽油装到汽车上一起带走。我不敢露面了，躲了几天，经商会会长苗兰亭到宪兵队详细解释，汽油确实用以染色前处理烧毛之用，日本宪兵队才将张振东、张树棠二人毒打后释放，也不再追捕了。但汽油却被全部没收。
  在济南8年沦陷期间，东元盛在日伪“中日亲善”幌子的欺骗和百般压榨下，在中国人的大型工厂企业被迫与日“合作”的冲击下，东元盛经理人不为敌人淫威所屈，亦不为巨利所动，以很大的勇气才智与敌人虚与周旋，进行巧妙的斗争，坚持自营，始终拒绝与日军“合作”，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与此同时，发奋图强，在企业内部加强团结，加强管理，实行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保住了自己的名牌产品，为国货争了光，得到了同胞的信任和赞誉。1942年，日本侵略者实行“经济统制”，进一步加强经济掠夺，1943年至1945年间，又进行了强化治安。这时，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受迫害越来越重，经济上受掠夺越来越多，市场日渐萧条，物资十分紧缺。在这种情况下，东元盛染厂被迫停工，直到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