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述济南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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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天桥文史资料》 图书
唯一号: 150020020220004264
颗粒名称: 再述济南乡师
分类号: G658.2
页数: 10
页码: 145-154
摘要: 本文记述了对具有良好的校风和学风,教学成绩卓著的济南乡师冯荣介绍。
关键词: 济南乡师 简介 学校

内容

济南乡师久负盛名。这不仅因为她具有良好的校风和学风,教学成绩卓著,而且在党的建设和发展、为革命培养输送人才方面做出过特殊的重要贡献,有“小延安”之称,被誉为“摧不垮的战斗堡垒”、“白色恐怖下的一颗红星”、“白区里的一所红色党校”。
  济南乡师创办于1929年8月。1937年秋,日本侵略军进逼山东,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学校奉令南迁,中途停办,历时8年。该校创办时,为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1934年1月,改称为山东省立乡村建设专科学校附设乡村师范学校,人们习惯简称为济南乡师。校址最初设在济南北郊白鹤庄(今天桥区北园大街明湖中学)。1935年5月迁至济南东郊黄台桑园(今山东省工会干部管理学校南邻)。该校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为培养农村小学教师而创办的一所公立中等师范学校。学校初办时,设特科一个班,招生对象为初中学生,学制一年;本科一级一个班,招生对象为高小毕业生,学制三年。每班学生各为40名。以后本科二至八级均为两个班,学制改为四年。在校学生经常保持在300人左右。“七·七”事变前,特科和本科一至五年级学生共毕业近400人;六至八年级200余人,九级学生报到入学不久,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学。
  首任校长鞠思敏(1929年8月至1932年7月),是山东著名教育家。他热爱祖国,同情革命,忠诚、热心教育事业,思想开明,治学民主,爱护学生,被誉为“山东的蔡元培”。鞠思敏出任乡师校长期间,山东正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当局钳制思想言论、镇压爱国运动、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及民主人士。鞠校长以拳拳报国之心,欲培养青年追求真理、改造社会、富强中国。他不畏险阻,聘请思想进步、有正义感、品学兼优的人来乡师任教。进步教师田在村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分析中国社会现象,对学生思想影响很大;音乐教师顾钟林,将《国际歌》列入自选教材,对学生起到莫大的鼓舞和震动;陈济源对左翼文学了解较多,常组织学生进行演讲比赛,支持学生自治会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组织全校讨论。对于观点进步,思想充实的学生,他倍加赞赏,聘为教职员。
  教职员1932年为24人,1937年为33人,几乎每学期都有更换。思想进步,任教时间较长,对学生影响较大的有范明枢、宋辑斋、刘屹夫、田佩之、武新宇、吴天石等。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如李竹如烈士就曾在乡师任过教。1932年春,乡师进步学生驱逐了“托派”教务主任李子义,在校内产生很大影响。校内国民党分子趁机污蔑进步学生“要把学校断送掉”。国民党省党部、省教育厅一再责令鞠思敏开除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鞠思敏对他们说:“我办学以来,就没有开除过学生,我的理论是学校乃教育人的地方,如果教育不了学生而把他开除,等于宣布教育的失败。任意将学生抛弃到社会上,谁对其再负教育之责呢?我生平办教育以来,不承认有什么失败,决不能开除我的学生。”省教育厅某权要当面斥责鞠思敏:“你本是山东的教育家,现在已经成了昏庸老朽,你培养的学生却成了共产党。”鞠思敏据理驳斥:“我老而不昏,庸而不朽。自办教育以来,希望学生有见解、有主张、有头脑,我的学生没有使我失望。”鞠校长对党员和进步学生的保护、同情和支持,赢得了学生对他的爱戴和尊敬。“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侵占东北三省,蒋介石则力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令对外不予抵抗,对内镇压革命,致使全国上下群情愤慨。在平津学生南下请愿团的推动下,济南乡师等学校的广大学生准备到南京请愿示威。鞠思敏对学生的爱国行动大加赞扬,全力支持,他亲自带领教师和工友冒着严寒风雨到火车站送茶送饭和送行,并无限感慨地对学生说:“我因年老不能随各位前去,是终生遗憾,但愿各位向政府表达民众的愿望,也包含着我的一份。”
  原省立二师校长、著名教育家范明枢,因保护进步学生被迫辞职。鞠校长不避疑忌,于1931年秋聘任其为乡师图书馆主任。他虽年逾花甲,但求知欲很高,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并把一些进步书刊介绍给同学,他还通过任图书馆主任的方便条件,多方设法为学生购买进步书刊。他叫学生自己提供书目,一时买不到的,他就记下书刊名称,以后再补买。通过管理图书馆,帮助学生购买书刊,范老看到了许多过去没有接触过的革命书刊。他遇到一些新鲜的词语,就主动请教学校的党员和进步学生。先生支持学生的进步、革命活动,学生又反过来影响先生的思想发展与提高。范老从潘复生等党员学生手中看到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和党内宣传品,表现异常兴奋。他说:“以后有了这样的书刊,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看!”由此,范老逐渐地接触马克思主义,与学校党的关系更加密切,因而取得了党组织的信任。为了安全,外地寄来的书刊和给学校党组织寄来的秘密宣传品,都约定寄到图书馆,由范老收存,然后转给党员和进步学生。就这样,范老在与青年学生和学校地下党的频繁、和谐的接触中,互学互勉,焕发了青春。范老也因此在同学中获有“老青年”的雅号。由于范老对“九·一八”事变明确表示了坚决反日爱国立场,再加上平时支持帮助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触怒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于1932年3月20日被捕入狱。范老在监狱里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坐牢83天,始终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的革命精神。他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积极设法营救,最后由蔡元培致电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疏通,并由冯玉祥将军从中斡旋,获得释放。
  第二任校长钱振东(1932年7月至1935年1月),思想保守,秉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旨意行事。钱接任校长后,气势汹汹地对学生说:我是奉教育厅之命来对这个学校的“赤化”进行整顿的等等。钱带来的训育主任平时对学生摆出一副凶相,夜间经常鬼鬼祟祟地窥视学生宿舍内的活动。广大学生非常气愤和反感,大家经过商量研究对策,认为钱振东比较直率,可通过向他反映情况,多做工作,争取他对学生有较正确的理解;对思想反动、阴险狡诈的训育主任,应抓住他的不轨行为,打击其反动气焰,把他对学生的敌视态度,反映给钱,使钱逐步改变对学生的看法。以后经过不断工作,使钱逐步认为乡师的学生有见解、有远见、有爱国热情,对学生的态度也和气起来;而对他带来的训育主任却产生了反感,后将其辞退。随着田佩之、武新宇、吴天石等一批进步教师先后应聘来到学校,在课堂上纵论时事,声泪俱下地讲授民族英雄的诗词和著名的《最后一课》,课余和学生促膝谈心,宣传抗日救亡,乡师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了鞠思敏校长建校之初创立的民主治校风气。
  第三任校长肖彩瑜(1935年1月至1936年6月)。肖任校长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校规定的很严,经常对学生挑毛病、找岔子,动辄以开除相威胁,旨在先来个下马威。他强调推行“新生活”精神教育,而学生称之为法西斯化,对其进行消极抵制和公开反抗。武新宇(共产党员)当时任推广部主任,武与肖是老相识,肖对武的学识渊博知之甚详,颇为敬重,武新宇则以国难当头,办教育应当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为首要,培养抗日救国人才为天职,对肖进行劝导,使肖对学生的态度逐渐转变,乡师的政治紧张气氛又趋向缓和。
  第四任校长(1936年6月至1937年秋),也是最后一任校长又是钱振东,至到乡师解散。
  由于学校地处济南市郊,比较容易避开国民党的特务侦探,再加上有鞠思敏自建校创立的良好校风、学风,不少进步教师来校任教,学生又多是出身贫寒的农村青年,深知中国社会的黑暗,所以学校一创办,学生中三名共产党员就秘密组建了党支部。建校八年间,国民党军警曾六次逮捕学生党员和进步师生21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支部发展党员时考察严格,保证质量,注意运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开展斗争,不蛮干。因此,在严酷的斗争中党支部始终巍然屹立,而且不断发展壮大。
  济南乡师具有良好的校风和学风。首先是学生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勤奋攻读社会科学书籍,蔚然成风。在学校党组织和党员的启发引导下,年龄较大、出身贫寒的乡师学生入校不久便成为进步书刊的热心读者,每个班都有课外学习组织——“读书会”。同学们经常争相阅读的书刊有:《大众哲学》、《社会近代史纲》、《通俗经济学讲话》、《中国近代史》、《社会科学基础知识》;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肖军的《八月的乡村》、肖红的《生死场》等;翻译和介绍苏联的作品:《在人间》、《母亲》、《毁灭》、《铁流》、《莫斯科印象记》等;邹韬奋创办的刊物:《读书生活》、《世界知识》、《妇女生活》、《中国农村经济》等。学生经济条件困难,每月可领五元补助,他们利用节俭下来的伙食费,便你订一种刊物,他买一种书籍,互相交换阅读,有的还成立了联合订报小组。学校阅览室里,经常座无虚席,晚上自习时间,鸦雀无声。课余饭后,田间路旁,同学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谈论时事形势、读书心得、群众疾苦和各种社会问题。同学们还采取演讲比赛的形式,讨论国家和世界大事。1932年秋考入乡师的学生赵健民在一次演讲比赛会上报名参加演讲《未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大的一个题目,当时许多人都感到惊奇,认为一个学生能提出这样一个大题目进行演讲,很是不简单。他在有限的时间内讲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种设想,从主要国家在兵力上,地理条件上,都作了客观的分析。他占有不少材料,讲得头头是道,证明他研究问题很用心,知识不寻常。他的演讲,全场为之轰动,连地理、历史教员都为之惊讶。乡师从1934年秋到“七·七”事变前,一般每星期六晚间都举行一次时事讨论会,很多同学正是通过课外读书和讨论,提高了政治觉悟,在乡师确立了一生的革命航向。
  济南乡师,在山东近代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一是在1933年7月,山东和济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并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的严峻形势下,独立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恢复和发展济南及山东党组织做出了特殊贡献;二是乡师党组织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根据124位校友或其亲属、单位所提供的线索统计,乡师学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91人,“七·七”事变到1938年底入党的64人,1940年到1943年间入党的六人,共计161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很多乡师学生担任了党政军重要职务,壮烈牺牲或积劳成疾、英年病故的有38人。全国解放后,担任副省(部、军)级以上职务的20人(其中第八、九届党中央委员一人,第八届党中央候补委员一人,中顾委委员一人,中纪委委员一人,全国政协委员六人),担任厅局(司、地、师)级职务的62人,县团(处)级干部31人,合计113人。这是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乡师总共只存在八年,学生总数只有600余人,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党政军领导干部所占比例之大,是同时期山东各类学校中绝无仅有的。当年乡师的学生——现在的许多革命老同志对乡师都非常怀念。
  为了更好地发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激励教育后人,在原乡师许多老同志的关怀下,在省、市、区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1991年6月26日“中共济南乡师党史陈列室”在原乡师校址(今明湖中学)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原乡师于一川、王文轩、姚仲明、景晓村、刘少傥、王路宾、周星夫、李克、张骏、马达卫等10几位老同志参加了典礼仪式。“中共济南乡师党史陈列室”由陈列室、图书室和接待室三部分组成。建筑面积300余平方米。陈列室门前上方的“中共济南乡师党史陈列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题词。展厅分“济南乡师概况”、“摧不垮的战斗堡垒”、“白色恐怖下的一颗红星”、“白区里的一所红色党校”四部分组成。展带上配有历史照片、油画、图表80余幅,并辅以大量的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献资料,展厅中间还配有沙盘、电子显示图盘以及相应的照明设备,全面反映了乡师党支部的曲折斗争历史,成为一处进行党史教育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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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文史资料

《天桥文史资料》

本书共刊载44篇文稿,力求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展现近百年来发生在天桥区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沧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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