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5年9月，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第三天清晨，我的秘密交通员小高来我家中，告诉我立即回情报处联络点，接受新的任务。因为他是夜间自根据地来的，一夜没有吃饭，我们在家共同吃过早饭，兴高采烈地一块骑自行车急速上路。那时冀鲁豫军区情报处联络点在峰山县（现长清县）后岱阳村。从济南北园我家到后岱阳村有七八十里路，要穿过市内两道岗卡，在崮山附近还要钻过铁丝网，爬过围壕，再走大约20里山路。我们一路上急行如飞，兴奋得不觉劳累，中午时分，便赶到后岱阳村联络点王××同志家中，见到了情报处负责人苏民同志。他向我简单介绍了当时的形势，传达了我们要进军济南迫使敌人向我军投降的指示，并谈到组织上已决定派他到济南领导地下党同志开展工作。因情况紧迫，要我当即护送他到济南去。我们吃过午饭立即骑自行车出发。一捆文件和宣传品由我带着。组织上要我护送苏民同志进出济南已经数次，每次书报文件都由我携带，存我家中，然后再由苏民同志分别带给其他同志。苏民同志来济南除了带着商人身份的良民证以外，我还在敌鲁仁公馆给他搞到一张工作员的身份证，以防敌人意外盘查。我们到济南已经傍晚，当夜住在我家。
   第二天一早，秘密交通员小高又来我家，这次他是带信给苏民同志的。苏民同志看信后，笑着对我说：“你今天又要辛苦一趟，到根据地接一位同志，他叫武中奇，是鲁中行署济南办事处主任。他是老济南，在济南熟人多，路途中要多注意。”他还简单介绍了中奇同志的性格特征。后来我才知道苏民和中奇同志“七·七”事变前在济南做地下工作时就熟识，他们是老战友了。
   接受任务后，我立即赶到了岱阳村联络点，见到了中奇同志。他和我一见面就好象很熟识的样子，详细询问济南的情况。相谈之间，我发现对济南的地理人情我还不如他知道得多。他的夫人王玉华同志对我说，中奇同志离开济南已经8年，他在济南熟人多，好人坏人都有，到市里请同志们多关照他。
   中午饭后我们立即起程。行前，我看了一下他的假良民证，觉得还没有破绽。联络点的人给他找了一辆自行车，我带着济南市政府大方印（那印是中奇同志亲手刻的），还有他作为在济南活动经费的89个金元宝。我们上路后边走边谈，我告诉他到敌伪哨卡遇到敌伪军要少说话，一切由我张罗应付。
   到了五里牌坊卡子外，他的自行车由护送我们的同志捎回。进卡子时，我把我的身份证和中奇同志的良民证一并递给鬼子兵看了，鬼子哨兵没加阻拦。虽然当时鬼子已经投降，但是卡子上的伪军和伪警察一见鬼子摆手放行，他们也不敢阻拦了。进了卡子，我喊了一辆人力车，中奇同志戴上墨色大眼镜坐上去，要人力车工人打起车上的遮阳篷，扣好护身布，这样就全然看不到坐车人的真面目了。我紧紧跟在车的后面，穿过市区。从市内到北园还要路过三空桥的卡子，我让人力车拉到北坦小学附近停车。付给工人车钱后，我们跨过胶济铁路，顺大洼的蜿蜒小路，穿过已经踩出豁口的铁丝网，爬过圩壕，走了十几分钟便到了我家。这时苏民同志已在家等着我们，他们相见甚欢。晚饭后，我妻安排他们俩在里间屋住下，他们一夜都在细声长谈。
   第二天清晨，苏民、中奇他们还未起床，秘密交通员小高又来我家送信，信中又要我马上到根据地接另一位同志。临走前我与苏民、中奇同志商妥，为了中奇同志的安全，暂不让他到市内去，等我回来后在黄昏时送他到市内活动，夜间再接出市外回来休息。
   这次到后岱阳村联络点是接冀鲁豫军区派往济南与敌伪谈判的全权代表毛定远同志。本来想当天可以返济，可是定远同志一见面，就说：“麻烦了，我带的活动经费完全是冀南银行的票子，得让工商交易所换成伪币联银才行”。可交易所同志说所内没有伪钞，得等到明日赶集回来才有。当时我们都很着急，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等到第二天下午，才动身来济。
   定远同志是老红军，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长得大腹便便，相貌魁伟，和他良民证上的经理身份很相称。但他穿着布底鞋、洋布裤褂，从城市穿着角度看，似嫌土气。于是我们在路上商议好，先到市内买鞋帽衣服，然后回家。我们进了五里牌坊卡子后，雇车直奔经二路纬四路，在祥云寿百货店和同达鑫鞋店买好鞋帽，又到瑞蚨祥布店裁衣料做衣服。量好尺寸后，我问店家几天可以做好，店家答复大褂加裤、褂3件最少要三、四天。我说：“我们急着到北平去，能否在两天内做好？工钱可以给双份。”那店员到柜屋商量后，答应下来。
   到家时已经黑天，中奇同志见了我们说：“这两天可把我憋坏啦，苏民同志昨天到市内也没回来。”我们把因兑换伪币而耽搁了一天的情况告诉了他。不一会苏民同志也回来了。当晚，他们商量了分头开展工作的事。
   鬼子投降后不久的日子里，济南市表面看来还是平静的，商店货架的货物逐渐多起来，街头卖东西的摊贩也多起来，然而敌伪人员都处在惶惶不安的状态中。这是争取敌伪人员的大好时机。所以，在9月末10月初那几天，我们的工作很顺利，不少敌伪人员愿意和我们接头联系，就连敌济南最高司令部2539部队，在收到朱总司令通电发布的要鬼子向当地我军投降的布告后，也急忙主动派人到仲宫与我军联系。
   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苏民等同志决定搬到城内院西大街（现泉城路）路北信孚木器行二楼仓库办公，要我除了随时注意确保他们的安全外，并做来往岱阳联络站的政治交通员。可是，不久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反动派妄想独吞胜利果实，军政部何应钦一天两次电报给日伪军，要他们等待向国军投降。驻扎寿光、长山、章丘、历城一带的伪军张景月、翟毓蔚、岳伯芬部，一跃而成为国军，并急速向济南开拔。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敌伪人员的态度也为之一变，有的嗳昧起来，有的拒绝和我们接触。我们讨论了这一情况，准备向上级建议此时不宜进军济南，恰好这时接到了上级决定放弃接收济南的指示。
   这时，我从原在鲁仁公馆的中统分子毛邻家中，听到他们议论说：“有个姓贾的（毛定远同志的良民证化名姓贾）大胖子共产党，在做朱经古（敌伪省新民会长）的工作呢！”他们并商讨了对付我们的办法。我把这情况迅速告诉了定远同志。为了定远同志的安全，我建议他少上街单人行动，同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上级。第二天，上级指示毛定远同志离济到北平工作。定远同志要我去送他，可是中奇和苏民同志不同意。他们对定远同志讲，万一遇上我们破坏了铁路，那就要很多天才能返回来，济南与根据地来往的交通就断了。我看他们对这事有所争论，便说：“我推荐一个人送定远同志，这人条件比我更优越，他是敌北平铁路局的参赞，叫谷××，1944年由北平派往鲁仁公馆帮助工作。在我和他两年来的日常接触中，发觉他是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他的具体情况，我早已向原情报处长边伯铭同志汇报过，伯铭说，这人他认识，他哥哥和这人是北大同学，而且是同乡，还沾点亲戚。伯铭同志的哥哥事变前在河北领导农民暴动失败后牺牲了。伯铭说，如果真是这人，可能不会坏。但告诉我不要和他发生什么组织关系。现在这人在济南，如果和他谈谈，他会答应的。”定远同志听了说：“先和他谈谈，以后再定吧。”我找到谷，说我有个挚友要到北平去，想麻烦他送一趟，他慨然应允。当天我们在经四路纬一路路北一家中药店的楼上会晤，定远同志亲自同他谈，谈后同意由谷护送他去北平。
  10月初，我又先后送中奇和苏民同志返回了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