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是吴鸿渐烈士的部下，亲身经历了吴鸿渐烈士被捕的王楼事件。
  王楼事件发生时，中共平阴县委住在王楼村的东半部。我们工作组住该村的西南角王新轩村长家里。我是组长，还有周秋忱（县妇救会负责人）、王玉堂（八路军六支队的排长、驻地方的联络员）、刘少印共四人。
  1939年6月8日，我们工作组在该村召开群众大会，四个同志都讲了话。事后才知道被敌探见到了。次日的拂晓，东阿县城（现今的东阿镇）的日伪军就包围了王楼村。
  我们工作组的三个男同志住在南屋里，周秋忱同志住在西屋南间里。那天早上天还不明，王新轩同志就喊醒了我们。他说：“西山上有穿黄军装的部队，不知是哪一部分？”我断定是敌人。因为当时我们的八路军都穿灰军装。于是我们三人立即起来拿了东西，叫起周秋忱同志，打算一同撤离村子。这时王新轩同志说：“这里还有警吾同志（县委组织部长）的一个小包裹，您一块带着吧！”我说：“行。”王玉堂同志立即把包裹接过来。谁知我们刚要走时，便听到“乓！”的一声枪响，看见了一溜明火，子弹从东南方向的大门飞向北去。我们被包围在院子里了。因为我们手无寸铁，不能硬拼，唯一的办法是分头突围。于是，周秋忱、王玉堂二同志向西南方向跑去，刘少印同志向北跑去。我见此情景，便推开南西屋的门躲了进去，并立即关上了门（这屋是王新轩同志家的厨房）。我刚进屋就听到敌人吆喝：“八路军快出来，不出来找到后，就打死你！”接着便进行了搜查。结果发现了周、王二同志在夹道口外边丢失的东西，两个敌人窜向夹道把她俩逮住押走了。我在窗户里都看见了。我怎么办？出去不行，只好暂时藏在了小矮桌底下。因我当时才二十岁，身体瘦小，夏天衣单，还能容下我。桌子在窗下有些黑暗，南面有芋头秸子，北有水缸、水桶，我蜷腿躺在下面，又把一条二人坐的矮凳拉靠到矮桌边，以作遮挡。一会儿，敌人推门进屋，用手灯一照，没发现我，就滚了。第二次进来，两个敌人在水缸里舀水喝，也没发现我。第三次一个日本军进屋挑了凳子上的草垫子，又没发现我。敌人先后搜查了六七次。我当时一点不害怕，我想到：既革命就会有牺牲，为民族、为党牺牲是光荣的。
  敌人出院子的一会儿，便听到了一阵哨子响。我分析敌人的搜查可能告一段落了，很可能在集合，威逼群众开会，搞宣传了。我就出来到了东院。房东（王新轩之妻）见了我就说：“出去还不行！”又把我藏到了她家的芋头井子里。一会儿，她又把周秋忱同志领来也藏到这个井子里。我一见周秋忱真是又惊又喜。她是怎样从敌人手里逃脱的呢？当时不敢问，事后才知道：原来那两个伪军把周、王二人押到院里后，就交给了另一个伪军。这个伪军问王玉堂同志是干什么的，王答：“是催给养的，湿口山人，那里住了八路军，叫来催给养。”伪军又问周是干什么的？周答说：“住亲戚的，家是平阴桥口人，西屋住的是俺姐姐。”这时王新轩同志夫妻二人出来说：“她是俺妹妹。”周就立即跟王新轩夫妇到屋里去了。敌人出院子后，房东又把周领到了我正藏着的这个芋头井子里。
  敌人走后，房东把我们叫出来。我到街上去慰问群众时，得知以熊善隆同志为首的县委大多数同志和我们工作组的刘少印同志都突围出去了。
  县委副书记吴鸿渐同志，本来已突出村外，但为掩护其他同志突围转移，便用手枪向敌人射击，致使敌人向他围追过来。他的手枪卡壳后，立即把手枪摔坏，又徒手与敌人拼搏起来。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俘。
  他被俘后，骂不绝口，大骂汉奸走狗。表现了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张传义同志，1941年9月——1942年2月曾任中共平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曾任泰安二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现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