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座落在天桥区师范路上的济南师范（原省立一师）是一所历史悠久富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师范学府。王尽美、庄龙甲等革命先驱，藏克家、李广田、邓广铭、王幼平、刘汉、项堃等社会知名人士，当年都曾就读于这所学校，廿年代，是山东学运中心和革命活动场所。在地下党领导下，教育团结一师及其他学校学生，在反帝反封建、反军伐斗争中，曾作出卓越贡献。大革命中，在白色恐怖下，该校有一百多名进步同学，秘密南下武汉，投入大革命洪流。其中有八十多人参加“广州起义”，血洒南国，壮烈牺牲，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革命的光辉篇章，气壮山河，名昭日月。
  一、在“书报介绍社”的薰陶下
  “五、四”运动后，全国形成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新文化、新思想的热潮。“书报介绍社”当时是在地下党领导下团结进步学生、交流进步书刊的群众组织。庄龙甲（革命烈士、一师第一任地下党支部书记）、藏克家（著名诗人）、李广田（曾任云南大学校长）、邓广铭（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王幼平（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刘照巽、邓广镇等二十多位同学参加了这一活动。创办“书报介绍社”，传播革命思想，同学们冒着风险，四处奔走，有的秘密向京、沪各地赊购大批新书，卖出后再续购新书；有的通过个人到有关私人家中去购买，冲破军阀的层层搜查，使同学们获得“精神食粮”。本科朱渥丹及数理科孙继善同学，曾被军阀以赤化罪名进行追捕；李广田同学因寄送《文学革命》等进步书刊，被张宗昌的特务逮捕入狱。很多进步学生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思想，摆脱了封建意识的桎梏，继续发扬“五、四”精神，走向革命的道路。
  二、投入革命洪流，到南方去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的斗争，1925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进一步地激发了青年学生反抗帝国主义、铲除军阀的决心。南方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北阀军的节节胜利，给一师学生以更大的鼓舞。在风起云涌的新形势下，武汉、广州成为爱国进步同学向往的中心。“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到南方前线去！”“到大革命洪流中去！”成为当时进步学生的革命目标。他们冲破了山东军阀张宗昌的封锁，选择南下革命的道路。
  当时，省立一师校园内，两种力量的斗争非常激烈。一派是以殷洪杰为代表的国民党势力，一派是以地下党田慕韩（田厚琪，一师农师班）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双方斗争尖锐，经常发生摩擦、冲突。田慕韩同学有胆有识，富有组织才能，团结广大同学与校内反动势力作斗争。在险恶的环境下，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组织动员一师和济南其他学校进步同学一百多人，于1925年冬至1927年春，分批离开济南，秘密南下武汉，投入大革命洪流。在先后南下的一百多位学生中，95％是省立一师同学，其中有一师的共青团员（Cy）谢拙民、朱道南、杨容林（杨的）等大批同学，以及正谊、一中的今公寿、刘辉等。
  当时，山东督军“狗肉将军”张宗昌既惧怕革命党人混入山东，又怕山东人跑出去参加北伐，故对车站、关卡、海港、码头盘查很严，特别是济南、青岛盘查更紧。在山东省委的关怀指导下，经过一师田慕韩同学等地下党的细致周密的组织安排，每人发给大洋三十元作为路费，并根据同学们的面容性格，分别化装成商人、挑夫、小贩、少爷、小姐和家庭妇女。他们先乘胶济路火车到达青岛，然后由指定的接头人——《青岛时报》总编辑王子云同志，妥善照料，再通过我党打入青岛敌军魏旅作副官的谢同志，想方设法护送同学们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上海是军阀孙传芳的天下，盘查较山东松些，根据山东省委和田慕韩等事先安排，被安顿于上海霞飞路一家旅社，然后经上海党同志们的帮助照料，化装成跑单帮的小商人和家庭妇女，闯过一道道关卡，终于胜利到达大革命中心——武汉。
  三、在武昌中央军政干校
  大革命高潮中的武汉，与军阀统治区是两个世界。由于国共合作，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武汉街头五光十色的标语，一队队佩戴着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剪掉了发髻和辫子的妇女，到处呈现一派革命气象。
  省立一师南下的朱道南、谢拙民、杨容林藏克家、曹星海、藏功郊、崔荣全、孙叶煊、王智之、王学礼、王英杰、王一民、李如华、刘增、阎书古、杨天华、尹象升等八十多名同学和正谊、一中的今公寿、刘辉同学等进步青年，先后考进了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年仅十七岁的女学生刘辉，校方考虑她年龄小、体质弱，很难经受严格训练，因而未予录取。这位济南女青年把头发剃光，表示自己决心，从而深深感动了招生委员们，终于被录取入校。一师的杨容林同学，为表示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把自己的名字，由杨容林改为“杨的”。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设立于武昌原两湖书院，是为继续北伐培养干部的学校，全国很多优秀青年汇集于此，共有学生五千多人。校长和党代表虽然是蒋介石和汪精卫，但实际负责人是我党杰出的政治家恽代英同志。济南考入的八十多位同学，进入这所朝气蓬勃的学校，开始新的生活，心情是非常激动的。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进行着严格、紧张的训练。这批由青年学生组成的队伍，在1927年5月征讨夏斗寅、杨森，保卫武汉的战斗中，初试锋芒，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四、“马日事变”、湘江逆流
  1927年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在武汉招收新生，济南的朱道南、杨的、谢拙民，今公寿等一批学生，经组织同意，作为骨干力量从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转入湖南长沙分校。分校校址在长沙小吴门外，学生六百多人。当时湖南政治形势更为活跃，分校大门口挂着一块四字大匾：“尽量左倾”，两条长幅标语，左边是“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的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右边是“打倒一切国外帝国主义，消灭国内新军阀！”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书店中挂着马、恩、列和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巨幅画像，《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向导周报》、《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到处可见，革命空气较武汉更为浓厚。
  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使国民党右派感到极大的恐惧。1927年北阀军进入上海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反共，大肆屠杀革命群众。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也在大骂湖南农民运动“过火”、“无法无天”。湖南长沙拥共、反共两种力量进行着更加尖锐的斗争和较量。五月中旬，长沙出现了什么“左社”、“拥蒋捧喝团”，长沙分校内也出现了反共组织。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无耻造谣污蔑，公开拥蒋反共。湘江逆流，剑拔弩张，白色恐怖笼罩着长沙城。结果，1927年5月21日夜晚，发生了“马日事变”，国民党许克祥大肆逮捕、枪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长沙分校内的孙得胜、余五一等反动头目，也在疯狂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双方进行了一夜的肉搏激战，分校党的负责人、教官赵柔坚和大批党团员、进步同学倒于血泊之中，当时适逢大雨，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脚下的积水。济南的谢拙民、朱道南、今公寿和一部分分校同学，突围冲杀，离开长沙奔回武汉。长沙处在血雨腥风之中。
  五、阴云密布下的武汉
  武汉市民，对反动派在长沙的血腥罪行表示极大愤慨。奔回武汉的长沙分校的同学们，并未被血腥镇压所吓倒，以济南朱道南、谢拙民、今公寿为首，并会合从长沙跑出来的部分中学生，怀着为烈士复仇的怒火，一面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散发传单，控诉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罪行；一面组织请愿队向武汉政府汪精卫请愿，结果被汪精卫的警卫驱除出“国民政府”大门，同时，还遭受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司令部的通辑。大家在走投无路的关键时刻，恽代英同志冒着风险，据理力争，给同学们偿还了旅馆欠款，使这批被通辑的分校同学，又重新回到中央武昌军事政治学校。
  “马日事变”后，武汉国民党政府中的国民党反共面目暴露无遗，他们大骂长沙事件是“第三国际的重大阴谋”。他们从河南前线调回大批部队，以对付两湖农民运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进步学生们组成街头宣传队，揭露反动派的阴谋活动，与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的反共宣传队在街头发生武斗。济南的谢拙民和今公寿等同学带领大批学生，痛打了三十多名反动警官和警察，形势更加尖锐化。这时进步群众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去武汉国民党政府请愿，坚决要求国共合作，继续革命，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大屠杀。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中央日报》发表了《我们要建设怎样的国家》、《夹攻中的战斗》两篇反动文章，撕破“左派”假面目，公开叛变革命，进行所谓“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党的领导人恽代英和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奉命迅速离开学校，形势日趋恶化。
  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向这批进步学生开刀，恶毒地制造了“洪山事件”。1927年7月15日拂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们突然接到命令；全体集合，带枪，带子弹，开往武昌郊外二十里的洪山打野外三天（作战演习）。这些反动派先以整日的干渴劳累大量消耗学生体力之后，突然在夜晚由亲汪精卫的第四集团军所属何健、李品仙、刘兴三师军队把洪山四面包围，叫嚣全部进行消灭。在万分紧张关头，幸有我党叶剑英同志从中斡旋，挽救了这批学生（叶剑英同志公开身份是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的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巧妙利用张发奎想利用这批学生增强本身力量的企图，几经交涉，最后迫使第四集团军撤退军队解除包围，才转危为安。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从而渡过危机，挽救了这支数千人的优秀学生队伍。
  六、艰难曲折，南下广州
  当时，汪精卫和蒋介石正进行权利争夺，张发奎从中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1927年7月下旬，张发奎在南湖“誓师”进行所谓“东征讨蒋”，军官教导团的数千学生随军由武汉乘船开往九江。这时，江西南昌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受到重大打击，损失惨重，除贺龙、叶挺同志带走起义部队外，还损失了十、十二、廿五、廿六师的部分力量，几乎濒于瓦解。这个野心勃勃的张发奎惊恐万状，深怕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的学生也乘机“图谋不轨”，因此，在九江又发生了张发奎解除学生武装的“收枪事件”。在武装包围下，张发奎命令数千名学生放下武器，并假惺惺的说什么“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跟我走；共产主义信徒我也不加难为，限三天报名，发给路费还乡……”。在危急时刻，教导团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根据我党的秘密指示，绝不暴露自己身份，随部队南下广州。同时，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乘机企图消灭这批学生，声称：“教导团内有大量共产分子”，硬要张发奎交出全部学生进行整肃。危机四伏，处境险恶，在张、朱双方勾心斗角中，又一次由叶剑英同志出面从中斡旋，宣布解散原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与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合并，并由叶剑英兼任团长。由于叶剑英同志的深谋远虑，再次保住了这支我党领导的进步力量。
  在九江南下途中，张发奎始终对这批学生放心不下，多方加强戒备，走在前面的是新编入的学生队伍，后面则由荷枪实弹的原第四军军官教导团进行监视。同学们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寄人篱下的处境万分愤慨，但为革命大多强忍满胸怒火。8月5日路经南昌，大家目睹起义后被反动派残酷烧杀、横尸街头的凄惨情景，教导团进步同学悲愤宣誓：“一定要为烈士复仇”。
  南下广州的队伍一路步行，同学们虽然受过一些军事训练，但长途行军还是首次。叶剑英同志经常来教导团鼓舞大家战胜困难，“练出铁脚板，换上劳动人民的筋骨，才会有劳动人民的思想和实际行动……”。同学们倍受教育，高唱革命歌曲，从每天步行六十里，增加到八十里、一百里、一百廿里。步崎岖、冒风雨、涉泥泞，历尽千辛万苦，1927年10月，终于到达广州城外黄花岗四标营。
  七、参加“广州起义”
  1927年冬，广州的党组织很活跃，街头大批出现“打倒新军阀！”“反对蒋介石““拥护共产党！”的标语。广州市警察局长朱辉到处疯狂抓人，局势一天天恶化起来。教导团内部也由于有姓朱的参谋长作靠山，残余的反动分子活动日益猖獗，疯狂的迫害进步学生，一场潜伏着的势不两立的斗争迫在眉捷。根据党的指示，要党团员争取团结更多的同学，作好准备，严阵以待。这时由于前方继续作战，北江、东江、西江又要布防，张发奎的兵力不足，广州空虚，市内只剩下教导团和500多人的警卫团以及一些零星留守部队，教导团成为广州市唯一的主力。因此，经过党周密的计划部署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深夜，闻名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南方漆黑的夜空，又升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
  教导团的同学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解决了教导团内所有的反动分子。三千多名优秀儿女个个用红布系着脖子，会同警卫团五百余人和事先组织好的数万工人，分别投入战斗，全市冲锋号声、枪炮声，惊天动地，响彻云霄。敌十三军留守处、二十五师师部、市公安局、警察厅、兵工厂迅速被教导团和武装工人攻克。敌十、十二师师部和第四军军部，经过激战，亦相继占领。济南的八十多名同学，奋勇当先，冲锋陷阵。省立一师十五班的尹象升同学，第一个冲进市公安局，光荣牺牲经过一夜的战斗，广州市内敌人大部就歼，反动派的市公安局成了苏维埃的所在地。
  半夜，黄花岗附近爆发战斗。十三日晨9时，敌人占领了观音山。它位于广州城西，与白云山相连，是通往广州的咽喉，失掉观音山敌人即可长驱直入。情况危急，教导团中一些济南同学和四百名武装工人同志首先跑步增援。炮兵、工兵及数千工人又相继到达，与敌军展开了观音山的争夺战。中午，敌人援兵漫山遍野向观音山冲来，战况惨烈，敌我双方均伤亡十分严重。省立一师的阎书古、杨天华、曹兴海、王英杰、王一民等一些优秀同学和大批工人同志，先后壮烈牺牲，阵地上只剩下五六十人。下午六时，敌人又发起冲锋，手榴弹打完了，子弹所剩无几，只有十几发迫击炮弹。因炮架被打断，无法应用，济南的今公寿同学跪在地上，以身当炮架，前胸依靠山岩，由省立一师朱道南同学开炮。敌人被打退了，但今公寿同学的鼻子被震的流出鲜血昏迷过去。大家坚守阵地，一直到次日拂晓，最后只余下济南的朱道南、王学礼、今公寿等七人，才奉命撤出阵地。在广州起义的大血战中，省立一师南下的同学有五十多名壮烈牺牲，这些从山东来的优秀儿女，血染南国土地，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广州起义由于敌我力量相差过大而失败了，冲出去的教导团同学、武装工人、进步群众、学生……，冒着寒风冷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冲破民团的层层堵截，奔向海陆丰，与彭湃同志领导的队伍会师。
  省立一师和济南各校的80多位参加“广州起义”的优秀同学，除朱道南（已于1985年3月病逝于上海。逝世前任上海房地产管理局顾问、上海市政协常委，逝世后按上海市副市级待遇。）等少数同学外，95‰以上的同学血洒南国土地，在广州市郊，龙窝、惠来、海丰、陆丰等一些激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