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全国到处点燃起抗日烽火，我和家乡一带的许多青年纷纷参加了抗日部队。一九三九年八月，由晋察冀抗大二分校选送我到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后改为白求恩学校）学习。校址当时在河北省唐县牛耳沟村，我是第二期军医班学员。在我们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的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他在繁忙的间隙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并讲了话。讲台上，历经沧桑的他，身着八路军军服，斑白的胡子，头发盖不严的头顶，魁梧的身材，呈现饱经风霜而精神矍铄的神态，使人感到由衷的亲切可敬。我清楚地记得，当他讲到“MySPeakiStoend！”（我的话讲完了）时，没等翻译，我立刻就听懂了，知道他的话讲完了。五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许多往事仍使人感动不已！
  抗日战争初期，一九三八年春夏之交，白求恩大夫经延安转赴晋察冀边区，来到我所在的部队——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加入了中国抗战的行列，开始实行救死扶伤，为抗日军民服务。他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在治疗战伤方面有着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由于他的指导和身体力行，不仅治愈了大批伤员使他们重返前线，而且对提高我军的医疗技术水平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政治品德高尚，生活艰苦朴素，医风医德为人师表。
  白求恩大夫来到晋察冀以后，便和军区卫生部住在一起，同样住民房，睡土炕。组织上为照顾他的生活，每月发给他100元钱的津贴费（那时每月战士1元，排级干部2.5元，我们自己的医学博士15元），但他不用，将钱全部交给伤病员伙房，以补充伤病员的营养。当时一般工作人员的菜金每天只有五分钱，可白大夫却和工作人员吃同样的小米加菜汤。他的艰苦作风，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普遍赞扬。
  白大夫外出归来，一进院门，先用刚学会的中国话喊一声：“小鬼——冷水——开水——泡茶”！“小鬼”是叫他的勤务员；“冷水”是要洗脸水；“开水泡茶”才是要喝的水。他分不开连着喊出来，倒很有趣。时间久了，也就知道他的意思了。每逢他一喊，人们就说：“白大夫回来了”。
  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战，不仅把他的高超技术无私地奉献给中国人民，而且还将所带来的四箱医疗器械全部无偿地送给了我军。那时候，敌人严密封锁，我们的财政又非常困难，购买医疗器械谈何容易。这些器械为以后的医疗和教学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我清楚地记得，学校原有一架显微镜，最大只能放大一千倍，而白大夫带来的显微镜却能放大三千倍，并且视野里还有个指针，对初学者看标本，非常方便，这在当时算是最先进的医疗器械设备了。
  白大夫非常重视卫生教育工作。他发觉当时我军的护理工作是医疗工作中的薄弱一环时，便白天紧张工作，晚上在暗淡的煤油灯下编写了一本护士手册，并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翻译出版后分发各医疗单位，在当时缺乏护士教材的情况下，是多么珍贵的文献啊！对提高我军的临床护理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再就是为了提高领导干部的卫生业务水平，在他的建议下，调集各军分区卫生部长到军区卫生部集训。他亲自制订教学计划进行教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部长们安排的第一节课是到病房当护理员，先从给伤病员端屎接尿做起，确实有的部长从未做过这样的护理工作，因此，连大便器如何正确使用都不会，自然要受到白大夫的批评。他严格的要求，认真的工作态度，使部长们心服口服。
  白大夫在医疗过程中非常严肃认真，并要求正规。那还是在河北省唐县葛公附属医院时，一次他做手术，我们的解剖教员张禄增同志（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当助手，按正规要求应该是用纱布包了刀刃，将刀柄递过去，可是张教员在勿忙中一时疏忽，误将包了纱布的刀刃递了过去。白大夫很不满意地按了过去，立即摔到地下。经过这一次深刻的教育，以后和白求恩大夫一起工作时再也没有人发生过类似的差错。此外，他还有着丰富的战场经验。一次，在前沿阵地上，做火线战伤救治工作时，敌人的大炮轰鸣，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同志们劝他及早和医疗队转移，但他不肯，总是一边手术，一边看手表，一边听敌人的炮声，他是从敌人发炮第一响起，到听见落地爆炸声，中间经过几钞钟，用时间长短来判断敌人距我们还有多远。按照他的判断，两年多时间从未发生过一次失误。
  白大夫在工作时对工作人员如此严肃，但对伤病员却非常和蔼。伤员骂他，他从来没有生过气。有一次，一位伤员腿部负伤，膝关节发炎，由于护理欠当，该伤员的膝关节成了直角形僵直。白大夫发现后，为矫正其畸形，将他的腿固定在一家老百姓（就是医院所在地）的梯子上，伤员不舒服，开始是要求放开，白大夫不答应，后来因时间长了，伤员疼痛难忍急的骂起来，白大夫问郎翻译：“他喊什么？”郎翻译开始不肯说，在他一再追问下，郎翻译如实翻译出来，他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笑着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一九三九年秋季，反扫荡战斗中，白大夫在一次做化脓性手术时，不慎手术刀割伤了他的左手食指，虽经消毒敷药处理，但未能控制住细菌的侵袭。几天以后，开始发高烧，他明白自己患了脓毒败血症，在当时环境下已是不治之症。因那时根本没有什么抗生药物，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卫生学校的校长江一真同志（我军著名的战伤外科医生）劝他截肢左臂，根除病灶，或可挽救于万一。他没有答应，他说：“我是做外科医疗工作的，截去左臂即便活了下来，也成了残废，不能再做手术了，不但不能为抗战尽力，反而成了革命的负担，又有多大意义呢？还是不做吧！”就这样虽经千方百计抢救，终因条件所限，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与我们长辞了。他在临终之前留下遗嘱：第一，将他妥善保存的一本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一双红军草鞋和他亲手从战士身上取出的一块日本侵略者的弹片，作为遗产，托组织上转交给他在加拿大的妻子。后来组织上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办到了。第二，要求将他的遗体献给军区卫生学校，让学员进行解剖实习，用以做为对革命事业的最后贡献。由于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怎忍将他解剖呢？！就这样他的第二个遗言没能如愿，假如白大夫在天有灵，九泉之下，也会理解中国人民当时的心情吧！
  白求恩大夫的逝世，不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友人，同时也是我军卫生战线上不可弥补的损失。噩耗传来，无不悲痛万分，卫生学校立即编了一首悼念白大夫的歌，我还记得头两句的歌词是“伟大的加拿大朋友啊！你曾战斗在西班牙！……”歌声悲壮动人，奋进有力，催人泪下。在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当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亲自参加了大会并致了悼词，记得他当时将诺尔曼·白求恩译成诺曼·柏琴，这可能是他用法语译音的缘故吧！追悼会后我们瞻仰了白大夫的遗容，并按照我们国家的习俗，围绕他的遗体转了三圈，下葬时我们每人还填土三锨，以示敬仰。他的墓座落在河北省唐县军城北关（村名），座北向南，墓顶上面筑建了一个大的地球仪，象征着共产主义事业将在世界五大洲胜利。另外还把五位团师级烈士的墓也移葬在他的墓东西两侧，在墓地前方石座上还矗立着一位身背背包，全副武装，紧握步枪，凝视前方的八路军战士的石雕像，以示警卫。可惜这个雄伟的石雕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秋季扫荡时用炮击毁了。
  白大夫的陵墓周围栽植了四季常青的松柏和多种花卉。外观显得非常庄严肃穆，并有专人管理，这一陵园在晋察冀边区是独一无二的。每年清明时节，当地军民前往祭扫，络绎不绝，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敬仰之情！
  为了纪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军区党委决定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改名为“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学校”，将卫校附属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任命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为首任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白求恩大夫的陵墓由军城北关迁至河北省石家庄市革命烈士陵园，附属医院也迁至石家庄市，就是现在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一九七一年我路过石家庄时，曾到该院，见到院长、我在“白校”时的同班同学张业盛同志，他是当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的先进事迹曾在同年的《河北日报》上发表，从报道得知，现在的国际和平医院，在解放军党组织的领导下，仍保持着白求恩大夫当年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白求恩大夫的高尚品德，在祖国大地开花结果，继续发扬光大。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