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
  济南解放前夕，我在中共济南市委情报部工作，经常活动于历城县（那时叫章历县）大龙堂一带，负责接送来往敌占区的我方人员和搜集敌人的情报。
  当时，济南市委驻西营附近的〓杆、枣林一带。从大龙堂到西营约四、五十华里，几乎全是山路，非常难走。为了联络方便，市委驻地到大龙堂的店子村，架有电话。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下午，我接到市委给我的电话，要我迅速赶回市委。
  接到电话后，我和通讯员王德民同志立即上路，半夜赶到市委，见到情报部长王均同志。王均同志告诉我说，我军已确定于明天进攻济南；东线指挥部命我火速潜入济南，向我地下同志传达这一决定，并布置配合迎接我军攻城的任务。听到这一消息，我高兴极了，当即解下手枪和皮带，换了件衣服，拿好进城的身份证和一些零钱，连夜折回大龙堂，并继续向北奔郭店汽车站而去。赶到汽车站，恰好有开往济南的公共汽车。我挤上车，一路站着到了济南，在东关海晏门下车。先找了个理发馆，理了理发，又买了张当天的报纸，敌人还在报上吹嘘“济南城固若金汤”哩。
  那时候济南东围子门和老东门的城门洞都用沙袋堵了，只留下可供单行人进出的一个小口子，过往人员都得排队而行。守城的敌军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后，我随着人群进了城。
  进城后，我先在奎元街找蒋荫堂，到按察司街与辛凤兰同志接了头，随即又赶到南关兴隆街与穆怀斌同志，到商埠五里牌坊与周平同志，到铜元局后街与刘希侯同志，分别进行联系，向他们传达消息并布置了任务。同志们听到传达后都异常振奋，保证要完成好配合接应的任务。
  时近傍晚，我出了北关北小门卡子，走向我的老家——北园刘家桥。来到村旁，虽已十分疲劳，但因不了解村中情况，仍未冒然进村。道路旁有一丛麻籽棵，我蹲下来察看村中动静。约摸半点钟，听到有人走来，听咳嗽声象是本家二哥刘坤。待走近，认清确实是他，我才上前招呼。他看清了是我，很吃了一惊，哎呀一声说：“你怎么回来了！村里面家家都驻了兵，万不能回家。”说着就拉起我绕到村后，沿小清河西岸急步往村北走去。
  路上，我把我军就要攻打济南的消息告诉刘坤二哥，又给了他一点零钱，嘱他买下几天的粮食，暂不要远出卖菜了。他收起钱，一直把我带到“张公坟”南一座用苇席搭成的简陋的窝棚前，这是小清河放鸭人的宿处。刘坤二哥喊出放鸭人，指着我对他说：“这是我兄弟上个月被抓了兵，刚跑回家来，在你这儿躲几天。”放鸭人满口答应。
  时近仲秋佳节，月光皎洁。我站在小清河堤岸，遥望东方，心想：说是今天攻城，为什么不见动静，莫非情况又有变化？
  霎时间，猛然从东南方向传来密集的枪炮声。我兴奋得几乎跳起来。这一夜，敌人架在庄南北园公路上的十数门榴弹炮也不时向东南山我军阵地还击。那雷鸣般的炮声与远方传来的密集机枪声，整夜没断。
  天明，刘坤二哥自家里赶来告诉我说，村里的敌人已全部撤退了，昨日与怀斌同志见面时，曾约好今晨再在北关车站外接头，我一早就往接头处赶去。刚走到东元盛染厂门前，怀斌同志已迎着我走来。他告诉我最近敌人自徐州空运来济南有两三千人，都布防在商埠区。我答应要将这一情况迅速报告我们部队，然后要他离开市区，转到南郊一带设法配合我军活动。怀斌同志是南乡吴家庄人，当时已打入敌南乡乡公所，对那一带地理人情都很熟悉。
  这时，洛口、新城、成大纱厂还都驻着敌军。当天中午，我将两天中得到的情况写好，交给刘诚和谢谦两个可靠的基本群众，要他们顺黄河大坝向东去送给我们的部队。他们夜里返回来说，走出去二十多里，没能找到我们的部队。
  我住在村北放鸭人的窝棚里，被村中有一些人知道了，为安全起见，刘坤二哥又带我转移到村西一里处的另一间窝棚中。窝棚主人王茂，诚实可靠，夜里还为我放哨。
  我军进攻济南第三天（九月十八日），为了和部队取得联系，我沿北园公路向东走去。刚走到全福庄东头，有几个敌兵正在拦截行人，我掏出身份证给他说：“我有个亲戚在这庄，我是来接亲戚的。”那兵看了看我，把身份证掖进他的口袋里，厉声说：“蹲在那边！”这时候路旁已蹲了十来个人。不久，拦截了有七八十人。十来个敌兵押着我们，向黄台车站南边的小村子走去，逼迫我们扒民房。村里未逃走的老年妇女，跪着哀求，哭声连天！
  突然，在离我们几十米的地方，轰隆隆几声巨响，原来是从东南方向我们那边打来的炮弹爆炸了。敌兵趴在地上，喊着：“不要跑，不要跑！”我们被抓的群众，那里肯听，不约而同，都四散跑开了。这天我又未能与我们的部队联系上。
  九月二十日，看到敌人的飞机从南边飞来。敌机已不是在西郊机场起落，估计城西的战况已发生变化。洛口、新城、成大一带的敌人，已退至胶济铁路以南。沿北园公路敌十几门榴弹炮阵地，由于被我们的炮兵打坏，连设在何家庄公路上的一门炮，也在夜里全部撤到天桥一带去了。从此，济南北部已无敌兵。
  就在这天，为了与部队取得联系，我一大早沿北园公路又向东去找部队。在路上听逃难群众讲，黄台糖厂（现济南烟酒厂）已有我军。走到糖厂附近，果然见到我们的部队。我先见到部队的一位指导员，他带我来到驻在糖厂内的纵队司令部，向纵队首长说明我的身份，并把北郊一带情况作了汇报。有几个参谋同志领我到地图前面，要我讲述东城和北城一带内外街道情况。当我谈到护城河水位时，我说平时水位在一公尺以上，在边庄这里有一水闸，若将水闸拉开，水位可降至二三十公分。
  在司令部我不能久待，托部队代我与市委联系，当晚，我又回到北园地区。
  在这天夜里，听到有几声巨响，天明才知道，我部队已派人把边庄水闸门给炸了。
  这时我已能在北园地区公开露面活动了。
  为躲避战乱，商埠和西关一带群众向北园一带逃，而北园一带群众则向洛口、华山一带逃。这时，听市内逃难群众讲，在商埠已见到我们的部队了。
  那时我们的部队已结束商埠区域的战斗，前锋正进攻西关。与敌展开了激战。
  我到商埠纬一路找到部队，通过部队打听到市委在白马山一带。于是我直奔白马山方向。沿途行人很少，马路上横七竖八躺着敌兵尸体，邮政大楼还冒着黑烟。
  在袁柳庄找到市委，见到原市委副书记蒋方宇同志，我向他汇报了来济这几天的情况。他说：“部队已来电话告知你和部队联系过。”并说组织上已确定任命我为济南市第八区区长，要我立即返回北园地区开展工作。他还说，可以先挂起“第八区筹备处”的牌子，任务是支援部队彻底解放济南。而后，他写了介绍信，要我到商埠经三路纬七路军管会，领取军管会臂章。
  我离开市委前，到武工队要了小吕同志，一块到军管会领了臂章。
  在返回路上，走到馆驿街东头，见一群人正在抢一座布庄和茶店，我上前制止。我虽然带着军管会臂章，却穿着便衣，他们那里肯听，上来几个人把我推倒。这时，小吕急了，端起卡宾枪，朝天打了一梭子，抢东西的人群才跑散了。
  回到北园，我在刘家桥小学门前，挂出“济南市第八区筹备处”的牌子。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于是北坦一带群众有的主动找到我们报告敌人遗弃埋藏的武器弹药，有的直接将枪支子弹送到筹备处。在村里我找了几个青年基本群众，临时帮忙，就这样工作起来了。
  这天上午，飞来几架敌机，在上空盘旋了几圈后，抛下一些由降落伞带的成箱的子弹和罐头食品等，而降落伞大多落在北关车站北的藕池里，群众打捞出后，送到区筹备处。
  第二天上午，又飞来几架敌机，在边家庄、侯家场、刘家桥一带扔下几十颗炸弹，炸坏了几十间民房，死伤五十余名群众。敌机被我们的高射炮击落一架，飞机起火燃烧，落在八区海晏门外，两个敌飞行员也一并烧死。
  济南城北北园一带，都是园畦、藕池，沟河纵横，地形复杂，城内即为大明湖，内外都不便兵力展开。敌退守城内后，开始，我们的部队也未进入北郊。九月二十二日，敌人为了扫清城外射界，从城内窜出一股敌人，将携带的汽油泼在角楼、赵家庄一带民房上，点火燃烧。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有二三百名敌人，从北极阁坑道窜出，沿小清河两岸向北逃窜，前锋已到达张公坟。我军急从新城向南堵截，迫使敌人又退回北关，终于被我军消灭于北关北小门外。
  这天，我军发起总攻，自城东南、城西南、正东，相继攻入城内。此时，除千佛山尚有少量残敌外，济南遂告全部解放。
  （二）
  自九月二十二日济南商埠、西关解放后，我和小吕就到北坦花园街接收了伪第八区区公所。当时所内空无一人，除有几张桌椅和零乱的几箱档案材料外，还在一间密室内存放着几十架收音机。那是敌人为了不让市民收听我们的广播而强行收缴来的。
  九月二十四日，刘次恭同志带领三十余名干部，自解放区赶到八区区公所。
  济南解放后，城市区划仍沿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的区划。八区区界是从馆驿街路北、小纬一路东、茂新街、前后陈家楼沿津浦铁路东至新城赵家庄，沿黄河南岸北至姬家、齐家庄，东至黄台山、洪家楼，南至马家庄，沿东关外、北城外至北关，河套庄到北坦。
  当时济南是我军解放的关内第一座省会城市，济南被划为特别市。市委书记刘顺元，市长郭子化、副市长徐冰、市府秘书长黄源。但我到市府开会，从未见过郭市长，主持会议，听取汇报，布置任务等都是徐冰和黄源同志。
  市布置给区的任务，当时是“打扫清理战场，宣传城市政策，稳定社会秩序，安定群众情绪。”
  区里最初几天的首要工作是清理掩埋敌兵尸体，集中清运敌伤员。在八区辖内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角楼小北门，那里躺着三百余具敌尸。通过动员，群众在一天之内，就都将尸体抬到铁路北掩埋了。隔了一夜，又有百来具尸体，沿西关护城河向下漂流，都聚集在八区管辖的苇闸桥和边庄闸上，因天气炎热，尸体大都腐烂、发臭。当时，沿小清河一带村庄，都饮用此水。打捞敌尸刻不容缓。但动员群众进行打捞工作十分困难，群众因怕脏嫌臭畏缩不前。这时我突然想起李家桥有个叫牛学坤的贫苦农民，那人几辈子都在北园一带当“地方”，他摆弄尸体，既大胆，又有经验。于是我派人将他请来，由他将尸体一个个打捞上来，抬走掩埋了。
  对敌伤员，我们首先把他们集中在角楼赵家庄、菜市庄和柳行头三个点，派人先给他们水喝和小米饭吃，然后请示市府，送往指定的医院就医。
  刚解放的头几天，区委与区政府办公、吃饭、睡觉都挤在接收的伪区公所几间房子里，房少人多，实在挤不下，我到市府汇报工作时，
  反映了这一情况，黄源秘书长要我提出个目标，我提出是否可暂时借用学校的房子。这事，他要我去找教育局长李澄之同志商议，商议结果，把大杨庄芹香中学的房子划归区政府，做为办公用房。
  一九四八年十月，区政府迁到大杨庄后，市府发下了区政府的公章和书有“济南特别市第八区区政府”的木质大牌子。
  不久，为便于工作，区委机关也迁到大杨庄。
  当时市委任命了区委的组成人员及组织机构。
  区委设：
  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秘书室。
  区政府设：
  民政科、教育科、司法科、财粮科、秘书室。
  济南解放初期，区委与区政府的工作基本上是统一部署进行。基层行政工作，还是利用伪保甲组织推行。如当时治黄出工，就是通过保甲长按地亩的多少滩派出工的。
  十月份，区委将进城的三十余名干部，组成五个工作队，分赴各村庄与街道，进行访贫问苦，调查研究，物色与培养积极分子。到年底各村都组建了农民协会、妇女会，重点村庄还选举了村长。至此，保甲组织便解体。
  一九四九年春，全区归划建乡工作。根据地片共建立十个乡；并委派了乡长。
  清河乡：乡长薛彦萱；
  黄桥乡：乡长孙启先；
  花园乡：乡长魏乃学；
  柳行乡：乡长温志民；
  全福乡：乡长刘少璜；
  板桥乡：乡长薛秀堂；
  黄台乡：乡长陈渡；
  徐李乡：乡长李芳；
  鹊华乡：乡长高莲香；
  新城乡：乡长沃鑫河。
  此外，北坦与陈家楼划为街，并设立了街长。
  区工作队成立至建乡后，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搜集敌遗弃的武器弹药。对群众自动送缴的，都奖励一定数量的小米，其标准是：机枪五十斤，步枪三十斤，子弹，十粒一斤，运飞机残骸，发给小米一百斤。开始时，搜集的武器，由群众直接送区政府，后经区委研究，由驻区部队在白鹤庄设点收集，部队开俱证明，到区领取小米。
  二、进行社会救济。市拨给区小米，两次共三万斤。对无劳力，病、残贫苦群众，发给临时救济粮；对有劳力无职业贫民，组织拆碉堡、平战壕，并组织妇女支前纳鞋底等生产自救和以工代赈。当时规定每日出工，发给小米五斤；纳鞋底是根据质量要求分为三级，一级七斤，二级六斤，三级五斤半。标准是由市统一发下粘好的鞋底，每双发麻三两半，要求横纳三十二行，竖纳一百四十五至四十八行。先由各村妇女会初步评定，交市最后验收发给小米，再由村妇女会发下。
  三、发动组织群众治黄。济南解放不久，十月份，洛口黄河发了大水，市部署八区出工五百名，守护铁桥东五公里南堤岸。区里的干部全力以赴，带领民工上了大堤。为了减轻贫民负担，改解放前按人口出工出料（高粱秸）为按地亩出工出料。
  四、进行减租减息。当时北园一带广大农民，受地主与城市官宦富绅盘剥非常严重，因北园大米有名，故而地租多以实物——大米为主，一般为四六分成，甚至有的倒四六分成，即每年收获一百斤，交租四十斤，甚至六十斤。农民贷款利息一般为月息三至四分，有的高达十分。因此，农民交租后所剩无几。当时由政府提出地租不得超过收获量的百分之三十，利息不得超过月息二分。当时正值收获交租季节，因此得到广大贫农拥护。但因我们的工作不深入，群众未能彻底发动起来，有的还存在变天思想，有明减暗不减的情况存在。
  五、开展反奸诉苦斗争。在工作队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对当时民愤极大一贯作恶的伪保、甲长及地痞、工头、恶霸，在北坦、刘家桥、梁府庄、北关及黄台码头等地发动群众召开大会进行斗争。
  六、整顿与恢复小学。一九四八年冬，全区恢复了刘家桥、北园、全福、黄台山完小四处；边家庄、大张庄、马家庄、新城庄、赵家庄初小五处。教员全部留用，校长是由市或区委派。
  七、清量土地，划分土地等级。为合理征收农业税，一九四九年春，进行全区土地清量和分片划等工作。做法是：由区派专人会同村里群众代表实地察看，依据地质情况，估计产量，划地片，定级别。当时定的级别最高为五十二级，最低为十五级。通过划地片定级别，为一九五○年土地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
  八、扩大与迁移菜市。济南解放前后，市内蔬菜供应，主要依靠北园地区。当时两个蔬菜市场，都在北园地区，一个是在菜市庄，叫东菜市，一个在北坦中街，叫西菜市。菜农每天一早将自产的蔬菜运至菜市，再批给市内的菜摊和沿街叫卖的担挑菜贩。每天早晨菜市上有数千人之多，因市场地狭人多，经常有因抢挤摊点而发生打架斗殴的情况。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我们确定了扩大东菜市与迁移西菜市的工作，将东菜市二亩余地扩大为五亩多地，西菜市周围因全是民房，不能向外扩大，区政府征得群众意见，将原在北坦中街的西菜市，迁往北坦西北角（现北坦百货商店周围）。这两个蔬菜市场，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社后，由于菜农直接向市蔬菜公司送菜，才逐步消失。
  另外，需要记述的是军区剧团到八区演剧的情形。那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我们接到市府电话通知，说军区剧团要来区演出。于是我们发动群众，在白鹤庄原乡师校址和空旷场地上，搭起了十米方园的戏台，地上铺着群众自动捐助的草苫子。第一天演《三打祝家庄》，第二天演的《血泪仇》。夜间点起剧团带来的气灯，看戏的群众有数千人。演出期间，秩序良好，掌声不绝。特别是第二天的演出，激发了群众的阶级感情，台下一片抽泣呜咽声，不少妇女在散戏回家的路上还在哭。有些经常看戏的人都赞叹说：“八路军真了不起，还有这么好的剧团。”
  上述回忆，因事隔几十年，有些事情的时间和具体情节已记不很清，望了解情况的同志，修正补充指正。

注：济南解放初期的八区即现天桥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