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今年67岁了，20多岁参加革命，1986年离休。离休前曾任天桥区委副书记、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在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之际，应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的邀请，让我谈谈参加革命后的经历。现仅把记忆比较深的几个片断讲讲，作为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献礼。
  立志投奔八路军
  幼年，我家庭十分贫困，全家十一口人，没有土地。为生存，只好租种外村地主家的八亩地，不管收不收，年终交租约2400斤。遇到好年景，每亩能剩百多斤粮，如遇孬年景，只好欠租，欠了租，第二年还债要“驴打滚”（翻番）。兄弟四人，我排行老四，只上了四年小学，算我家的“秀才”。可到了40年至41年间，日本鬼子进了我村，枪杀村民，无恶不作。学校停办，我只好辍学。外敌入侵，国难当头，在我年幼的心灵中，就立志参军去打日本鬼子。后来八路军115师路过我村，向穷人宣传革命道理，处处爱护群众，待人和气，纪律严明，真是军民如一家，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就决心要参加这个队伍。在兵荒马乱的年头，父母坚决不让我当兵。我们当地有种说法：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捻钉。在这种情况下，我联络了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十多个同伴，在一起商量定下一条：偷偷参加八路军，严格保密，谁也不准告诉家里人，以免遭受敌人对家属的迫害。
  我们十二个同伴约定好后，在一天的深夜集体投奔八路军，来到诸城、高密、安丘三县交界处当时的淮安县找到了八路军部队。部队领导对我们这些结伙而来的青年，因摸不着底，收留我们有些犹豫。我们就诉说了家庭情况和苦处，坚决要求参加八路军。部队领导看到我们态度很坚决，又都是穷人出身，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给我们换上了粗布灰色军装，并每人发了一支步枪，分配到淮安县保警大队，让我当班长，任务是站岗放哨，传递情报。一待半年过去了，没有一个给家里捎信的。从此，我就投奔到党的怀抱，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
  针锋相对 治服敌人
  我们十二个同伴投奔八路军后，家里父母兄妹到处找翻了天。八九个月过去了，依然杳无音信。一次，我们八路军的一个区队长带着20多人打游击来到我村，一个伪军家属向区队长告发了我们，说陈澍带领十二个人到安丘投敌当了“二鬼子”。我们这个区队长一听火冒三丈，不分青红皂白，不作调查了解，就信以为真，一下子把我们十二个人的家属抓起来，然后放出两个人找我们，条件是：“找回俺十二个人就放人，如找不回来按敌家属对待。”我们同伴王凌云的父亲到处找俺们这一伙。结果，在相距30多里的淮安县西南一个村庄找到了我们。一见面，老人惊恐地说：“家里人遭了大难，说你们当了‘二鬼子’，让八路军的区队长全抓起来了，你们不回去，几十口子家属的性命难保！”我们一听，急得团团转，要求领导批准我带着十二个人回去一趟，找这个区队长说明情况，讲清道理。领导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于是，我和十二个同伴连夜赶回村把区队长找到，将他带到我们的驻防处。经过对证了解，原来都是自己人，是一场误会，是伪军家属的挑拨离间而设的阴谋和奸计。他知道自己上了当，并向我们道了歉，表示一定回去放人。
  为了澄清事实，教育群众，使真相大白，区队长在我村召开了大会，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为俺们这伙人全家平了反。但这一来也暴露了我们的身份。不几天，国民党派人把我们一部分家属抓去当人质，叫嚷不把俺十二个人弄回来，就全部把家人杀掉。
  情况十分危急，怎么办？当时我们保警队长叫刘保〓，此人忠厚老实，对我很信任，有些事都征求我的意见，这事他让我拿个主意。我就把上次“误会”中出现的情况和解决的意见讲出来，请求带一个班回去把家人救出来。队长刘保〓同意了我的意见。
  我们救父母兄妹心切，没顾得上吃晚饭，我便带领一个班深夜赶回离我村五里路的马家岭住下。第二天我带几名战士到我村，先找了两个民兵秘密监视几个主要的伪军家属，防止他们逃跑。另外，又找了两个表现比较好的伪军家属对他们进行一番教育后，让他们到城里去给他们的亲人送信，限他们三天内放出人来。不然，我们对他们的家属就不客气。我们本村的伪军头头接到报信后，害怕我们报复，乖乖地把家人都放了出来。初战告捷，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学到了制服敌人的本领。
  铲除伪乡队副肖守智
  1946年秋，上级把我调出来组成一个敌情武工队，负责安丘、坊子、岞山一带的敌情工作。主要任务：一是摸清与国民党有联系的知名人士，争取为我所用；二是在车站和城郊附近建立联络点，为我们派遣人员转送情报；三是打击敌人，争取群众；四是教育利用当时的伪保长为我们服务。这项任务十分艰巨。为尽早摸清敌情，我们经常利用晚上插入敌占区开展活动。在安丘城东有一个千户人家的大村，村西头姓张的多，参加革命的多；村东头姓李的多，干伪军的多。一天晚上，我们八个人连夜来到这个村西头一家，又累又饿，面条刚下锅还没来得及吃，敌人便包围上来了，原来是伪军家属告的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赶紧捞上面条，边吃边研究突围计划。虽然敌人发现了我们，但他们摸不到我们的虚实，也不敢轻易靠近。我们八个人，每人准备好两颗手榴弹，准备好短枪，猛烈向北面敌阵地冲过去，并趁夜黑往村北敌占区冲出了八九里路。敌人尾随后边枪声不断，我们怕敌人追上来弄清我们的虚实，情况紧迫，我们来了个大转弯又向东急奔十多里，把敌人甩开了。可在天亮前，在奔回驻地的路上凑巧我们又和这伙敌人遭遇了。一阵交火，敌人死伤不少，我们却无一伤亡，胜利的返回驻地。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伙敌人的队长叫王宪良，副队长叫肖守智。特别是副队长肖守智这个人是个老土匪，无恶不作，民愤极大。这个大坏蛋虽横行乡里，不可一世，但被我们武工队治得惶惶不可终日，把我们看成“眼中钉”一心要消灭我们。不久，这个狡猾的恶棍设下了“鸿门宴”，扬言要和我们谈判举行起义，并设宴招待我们。据我们了解，实际上他们不是真起义，是以谈判起义作幌子，想借赴宴之时，把我们一举干掉。我们按约定地点按时去赴宴，还是想尽量争取他们。他们提出赴宴时只准我们八个人去。可他们却布置了四十多人，并配备了短枪班、长枪班和机枪。为了不陷入敌人的圈套，我们调集了八十多人，利用晚上秘密运动到村子周围埋伏好，如果他们翻脸好有准备。第二天上午，我们八个人每人外背一支匣子枪，内隐一支短手枪，带上礼物，大摇大摆去参加敌人设的“鸿门宴”。宴会室内外枪支林立，岗哨森严，气势汹汹。室内安排两桌，双方一陪一围桌入座。可我们坐下后，他们都不坐，一只脚跐在凳子上，一只脚站在地上；一只左手端酒杯，一只右手老伸在胸前扣住扳机，妄图待机动手，干掉我们。可我们表面上却安泰自若，若无其事，在思想上却高度地警惕。土匪头子肖守智不断使眼神，令其部下动手。可他们的队长王宪良却是个老奸巨猾的“老油条”，他粗中有细，诡计多端，看出了破绽，知道我们有了充分的准备，没敢妄动。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只好客客气气送走我们。
  礼尚往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还是想千方百计争取他们，约定第二周我们请客。他们提出全部人马来赴宴，我们当场答应。
  赴宴这天，伪队长王宪良带领四十多名全副武装的伪军，气势汹汹的来到我处。为了防备敌人，我们提前做了周密安排，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尽最大努力向好处争取，但也作好了要打的一切准备。宴会开始后，气氛非常热烈，上了三道菜划了两圈拳。待上第四道菜时，伪副队长肖守智认为时机已到，迅即抽出手枪要动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守仁同志（当时的第二区委书记，58年曾任天桥区委书记）手疾眼快，以后发治人，待肖守智要搂扳机的一霎时，手枪从裤兜里隔着裤子对准肖的胸口就是一枪。随着枪声，这个恶贯满盈的坏蛋倒在血泊中。我们战士一陪一的枪口早已个顶个的对准了“来客”。伪队长王宪良被缴械后，因看守不严趁机溜走，其余四十多个“客人”个个吓得呆若木鸡，当场被擒，当了俘虏，向他们进行了一番教育后，愿意回家的都放他们回去。
  打死土匪头子肖守智的消息传出后，立刻振奋了群众，当地群众欢天喜地，自发地欢庆三天。商店摊铺宣布卖东西降价三天，表示对铲除肖守智这个恶棍的支持和欢快心情。
  召开万人会 处决一叛徒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为抢夺胜利果实，与抗日的八路军“拉锯”作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淮安县的抗日军民团结战斗，革命形势发展很好。可就在这大好形势下，我们队伍中内部出了叛徒，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当时淮安县保警队的一个排长叛变，把淮安县委、县府等班子的领导成员全部给杀害了，使这里的革命事业遭受到意想不到的挫折。1946年8月，我军决定攻打安丘城，消灭这股顽敌。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解放安丘城后，要千方百计活捉叛徒排长，为死难烈士报仇”。我们毅然接受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刘队长带领我们三十多名战士，边打边查找。待安丘城解放了，仍没查到这个叛徒。于是，我们又组织力量，逐个审查每个俘虏群。又经一天一夜的查找，终于从俘虏里边捉到了这个可耻叛徒。经上级批准，在安丘城东召开了万人大会。会上由当时的县公安局长王润斋同志讲了话，揭露了他的罪行。会后，当场处决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
  一网打尽 化险为夷
  1947年秋，是解放战争节节胜利，革命形势发展最快的时期。为了尽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我党领导下加快了解放战争的步伐。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敌人越是接近灭亡，越是猖狂反扑和垂死挣扎。这时上级派我到官庄区当特派员。这个区机关则刚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浩劫，部分区干部被杀害，党的组织被摧毁，其中把区武装部长的头割下来悬城示众，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带着三十多人的武装力量，主要任务是通过伪军家属摸清敌人的情况，进而消灭敌人。工作铺开后，为了做好争取团结工作，我们找来了六十多口子和敌人有联系的人，通过做工作，让他们提供更多的情报，办起了一个训练班，名字叫“自新训练班”，进行教育，宣传政策，按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积极举报，立功受奖”的政策，通过反复教育和政策攻心，经一个多月的培训，这些人大部分提高了觉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敌情线索，这一情况对敌人起了很大的分化瓦解作用，使伪军十分害怕，对我更加恨之入骨。伪军连长鞠官三扬言说：“不杀陈澍的头，我誓不罢休！”
  为了达到谋害我的目的，鞠官三指派一个姓王的还乡团小头目，对我下毒手进行谋害。这个姓王的还乡团小头目十分恶毒狡猾，他千方百计把他十九岁的弟弟和另一个敌兵打入我们区中队当战士，等于在我们内部安下了两颗“定时炸弹”。他们兄弟二人进行策划，里应外合，约定每天晚上在官庄北小桥头作为接头地点，探听我们内部的情况。一次，他们策定，在他弟弟轮班站岗的那天接应他，他带人借机攻入我驻地，把我杀掉。
  因为我们早有察觉和准备，也早有安排。敌人虽然十分狡猾，但也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当他们暗地里策划时，已被我们的情报人员发现了。我们将计就计，研究制订了对策，事先做好埋伏，等他们在桥头接应时，将其围歼，彻底清除我们队伍里潜藏的“定时炸弹”。最后决定把他两人先押起来，连夜审讯，政策攻心，他们全部供出了阴谋计划。
  到他们约定接头的那天，我们已作好了准备，预先部署了埋伏圈，静候“客人”上门。这天晚上，还乡团小头目带着五个彪形大汉，鬼头鬼脑地走进了我们的包围圈。没等他们来得及反抗，已被活捉。我们及时向当地公安局长王润斋和县委书记秦坤同志作了汇报，县委指示：“这些罪大恶极的还乡团骨干和叛徒分子是最大的潜伏隐患，一个不留，立即处决！”
  第三天是官庄大集，我们利用赶大集人多的机会召开了宣判大会，宣判了这伙还乡团分子的罪状后，就地处决，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此后，我调华东建大二校，和同志们一道，参加了迎接解放济南和进城接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