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①爆发。奉系军阀张宗昌，在这次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1925年被张作霖、段祺瑞任命为山东省督办公署督办，总揽全省军政大权。他在山东四年之久（1924年4月～1928年4月），山东人民遭受到极大的苦难。那时我才进入少年（10岁～14岁）时代，所见所闻只限于德县（1912年德州已改称德县下同）地方，但印象很深。虽然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回想起来，当时情景，记忆犹新。不过记得非常零散，现在通过一些现代史料，访问一些故老耆旧，逐一地把它系统起来，写出这篇见闻，以供史志工作者之参考。
  一、军纪败坏兵匪不分
  张宗昌系东北土匪出身，民国初年，曾投机参加革命军领导的“光复军”任团长。失败后投降北洋军阀冯国璋部下，充任旅长。转战湖南、江西，失败后去东北投靠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充奉军第三旅旅长。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获得胜利，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军长。他进关以后，沿途收编溃兵，扩充队伍，在马厂②休整时，他的部队实际已超过十万人。他部下的官兵，成份相当复杂，有惯匪首领，如褚玉璞、黄凤岐等，有收编的直军散兵游勇，还有从东北带来的沙俄军人，被编为先遣第一梯队（司令是聂卡耶夫，这个梯队完全由白俄军人组成）。因此，他的军队纪律极坏，对老百姓实行三光、二翻、一空的暴行。三光是：猪、羊、鸡、鸭被杀光；牲口被拉光；门窗、橱柜当木柴烧光。二翻是：翻箱倒柜，翻挖墙壁和铺地砖，寻找值钱的东西。一空是：能拿走的物件尽量拿走，总之都被抢劫一空。奉军进入山东以后，更与当地土匪勾结，任意抢掠，架票勒赎，形成官匪不分，兵匪合流。下面我举出几个例子，虽非全豹，可见一斑。
  1925年10月，冯玉祥国民第二集团军岳维峻部，由鲁西南、鲁西、鲁西北三路进攻山东。有两个混成旅由京汉线经威县、南宫、枣强向鲁西北推进。郑思成旅进驻故城县县城一带，拟攻取平原县（未接触即退走），弓富魁旅直抵德县城西运河西岸、隔河与奉军接火。战斗五天，双方都无进展。第六天夜间，国民军强攻渡过运河，占领了德县城的火车站及德县兵工厂。奉军守城部队，往东南乡退走。万恶的奉军军官，竟不择手段，与陵县、德平一带惯匪首领张栋臣（绰号八王爷）订立条件，情愿供给枪支弹药，约请匪帮协助夺回德县城，如能达到目的，准许匪帮任意抢掠三天。国民军占领德县城仅一天的时间，即被匪军打败，退出山东，官兵和匪帮大肆抢掠、城乡商民遭受了空前洗劫。我的家在运河西五里庄，弓富魁的旅部就驻在我们家里，在国民军退走的夜间，我们全家逃至河北景县外祖家避难。几天之后，我们回到家来，见橱柜零乱，细软之物，已全部被掠已空。1935年续修的《德县志·纪事》中记载说：“冬十月国民二军与鲁军战于县境，商民损失甚巨”。
  经过这次战争以后，匪势更加猖獗，架票勒赎的事件，在以前只发生在四乡，后来在德县城关也陆续发生了。据我们所知，城关被绑架的计有：西关（今桥口街）回民士绅金朝珍，大井街（今旭升街）马星斋父子爷俩，线市街（今黎明街）的王星兆和德记粮栈业主兼经理曲鹤舫的儿子。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县县公署（今行署大院）墙外的大营街（今进步街）南口路西的许毓东也被绑架了。身为县长兼道尹的林介钰，对县署墙外发生的事情，竟装聋装瞎，不问不闻。
  在这期间，德县城乡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纷纷携带细软财物，逃往大中城市，乡间的中、小地主，由于财力不足，只能暂时逃入德县城里，租房居住，虽然知道县城并不是保险之地，也只好暂避一时，“听天由命”了。
  德县城东曹村的地主赵荚蓂，全家迁住城内封家街（今丰华街），因为曹村距城很近，他的孙子（乳名和尚）在春秋农忙季节，不断回家收租。赵和尚每次回家总是身带匣枪，早去晚回，从不过夜。时间常了，被土匪摸着规律。有一天，赵和尚又回曹村，晚饭时，他在楼上（旧式楼房）外间吃饭，将匣枪放在饭桌上，实弹大敞机头。这时土匪进院了，看来有十来个人，有的手提匣枪。进院门就大声喊：“朋友在家吗？”赵和尚答话说：“在家，请上楼吧！”他一面答话，一面把匣枪抓在手里，回手连发两枪，匪徒倒下两个。这时匪徒也开枪了，击中赵的胸部。赵和尚年纪二十几岁，血气方刚，当时并未倒下，他又连发两枪，又击中两个匪徒。赵和尚开开楼的后门就走，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回头见一匪徒上了楼，他回手又是一枪，匪徒又被击中。赵和尚越过短墙，藏到佃户家中。因为连续枪声，已惊动四邻，匪徒见天色已晚，只得把死伤的同伙抓人抬走。赵和尚听到土匪已去，叫佃户们用床面，抬他到德县城外美办卫氏博济医院救治，因为赵和尚肺部中弹，弹头未能取出，几天后即死亡。
  赵和尚住院的第二天清晨，又有两个农民打扮的青壮年，因枪伤住进医院，与赵和尚同时治疗，治愈后出院。其实这两个住院的“农民”，就是被赵和尚击伤的土匪。当时德县有大批驻军，又有警备队和警察局，对此“特殊病号”不审查、不过问，任其来去自由，真是咄咄怪事。
  二、苛捐杂税横征暴敛
  在张宗昌督鲁之前，山东省的田赋（地亩税），向例为每银一两（德县当时银一两为32亩土地的征税定额），连同正杂各费，作银元二元二角征收。张宗昌到山东以后，一开始就增加一倍，每田赋银一两，征四元四角。过去一向分上下忙两季征收，张的胥吏则是一次征足。后来又每年征收两季，每赋银一两，两次共征收八元八角。虽然四倍征收，仍是不足军政开支，于是又巧立名目，加征善后特捐，营房捐、皮靴捐等等。后来更“寅支卯粮”，到1926年终，山东田赋正杂各项已预征到了1929年。另外还征收了三次所谓“讨赤特捐”，按田赋每两折价六元征收，以上这几项，估计每年总在一亿元以上。
  在商业方面，山东的烟酒税，也加倍征收、更加烟酒特捐。另外还有房捐税、印花税、验契税、落地税、产销税、登记税、烟酒牌照税等等。还有临时特别大宗捐款等，名目繁多，则不胜枚举。
  赋税捐杂，已增至无可再增的地步，但仍不能满足支付的需要，于是又想出一种办法，这就是滥发各种纸币、公债、以增加收入。当时的财政厅长杜尚，每年发行金库券一次，约五百万元，自1925年至1927年，共发了三次，计一千五百万元；山东公债总局总办张肇铨，发行的公债达二千万元；山东省银行总经理蒋邦彦发行的省银行钞票，及以后发行的军用票，则漫无限制，就是当时的银行人员也不知发行的确数。他们虽然发行了这许多纸币要全省人民使用，但代理收付全省款项的省银行，却规定：收款要现洋，付款全给纸币、纸币堆满市面，而银行却装满了银元。偏远地方，现银一元涨至京钱（即铜钱）八吊以上，省钞及军用票则更不值钱。当时以纸币换银洋，价额相差极大，初期，省钞一元价值七、八角至五、六角，军用票一元价值四、五角至二、三角。后来省钞一元跌价到三角六分，地方公债一元折价一角五分，军用票一元则跌价到一角，几成废纸。大量发行纸币的结果，导致了金融的严重混乱，物价暴涨，一时倾家荡产，营业倒闭的不可胜计。
  以上关于田赋、税收、金融的情况是山东省总的情况，当时德县也是山东省的属县，所受的祸害，也就当然相同了。
  三、大军云集住满城乡
  在奉军未入山东以前，是直系军队在德县驻防，不过有两个营。是住在城北北厂街公房和庙宇，平时街上见不到士兵，有少数士兵在街上行走，都是带红袖章的值勤人员或纠察队。1924年，奉军进入山东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满街串来串去的，尽是穿军装的官兵，用不能兑现的“军用票”买东西，老百姓及商号，如不愿接受，轻则骂声“妈拉巴子”③。重则拳打脚踢，结果还得忍气吞声地接受下来。军队少的时候，还只住在城乡的寺庙，如城里的永庆寺、城隍庙、文庙、城郊的玉皇阁、药王庙等处以及逃往大城市的地主、资本家的深宅大院里；再多的时候则住在学校里，如徐源泉的第六军的军乐队，较长时期住在吕家街高等小学校里，每天军乐声和学生们的读书声混和在一起。经常欠薪得不到温饱的老师们，还是抽空坚持给学生上课，真是令人敬佩。
  驻军的最高司令部驻地，则是比较固定的，那就是塘子街（今和平街）张家。这所大宅院是京式建筑，非常富丽堂皇，张家全家迁住北京，这所宅院空着，因此每次驻军司令部都设在这里。在我的记忆中，先后驻军军官旅级以上的计有荣臻、徐源泉、方振武、上官云相、任应岐等。时间长了，老百姓自动地把这条街改称为司令部街了。司令部以下的直属单位如：参谋处、军需处等，以及各旅、团、营部，还有军官家属，都分住在地主、资本家的客厅里。房主对这些特殊房客非常“欢迎”，情愿无赏供给一些必要的物资，以取得他们的欢心。因为军官的驻地，士兵不敢进宅乱串，无形中起到“保护”作用。
  奉军进驻德县以后，德县县长林介钰立即组织成立了军事代办处，支应驻军。代办处的成员，尽是土豪、劣绅、商会的头领人。这班人为虎作伥，鱼肉商民，诸如柴草、马料、出官车、修机场、筑路等，甚至军官家属的住宅打锅头，裱糊房子等等，都要当地人民负担。张宗昌兼了直（河北省）、鲁联军总司令以后，直隶省（今河北）也成了他的势力范围。由于德县县长林介钰支应军队干的很出色，1926年，张宗昌又提升他兼任德临道道尹，并设立十县联合办事处；直隶省（河北）是故城、景县、吴桥、宁津，四个县。山东省是临清、夏津、武城、恩县、临邑、德县，六个县。支应区的范围更扩大了。
  1926年，冯玉详的国民第二集团军攻占了天津、沧县一带，李景林的军队大部分退到德县，被张宗昌收编。1928年孙传芳的所谓五省联军的残余部队也退到山东来了。这时，德县及附近各县简直成了“兵山”，几个最高将领，都曾在德县短期逗留过，例如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不过他们是驻在德县兵工厂（这时该厂已被张宗昌关闭），原来的司令部是容不下了。城乡商店、农户都驻满了军队，军民同灶做饭、军马和牛驴同槽喂养，闹的是人仰马翻，鸡犬不宁，混乱情况，达到极点。
  最坏的一支军队是聂卡耶夫率领的白俄部队④。他们连军官家属都是住在铁甲车上，他们流亡异国，回国无望，情绪非常低落，终日汹酒，喝得酩酊大醉，满街乱串，到处寻找中国姑娘，吓得年青妇女们象避瘟神似的不敢露面。他们喝醉了酒，无恶不作，有一次在德县火车站用军刀杀了一个过路的青年，把人头象踢球一样踢了一会，嘻嘻哈哈地回到铁甲车上去了。
  张宗昌在山东期间，战争没有停止过，德县铁路和航运业务极不正常，铁路车皮及运河船只经常被征用。忘记是哪一年了，有一列军车急待南行，某师长逼着司机开车，司机回答说：“车站站长不发路签不敢开车”。师长又找到站长逼着发签，站长说：“接到南面车站的电话，不久有一列军用物资列车北来，等他过去我们一定发路签，不然就会撞车，请师长谅解”。这位师长不通情理，用匣枪顶在站长的胸前，并威胁说：“如不发路签，就枪毙你”。站长不得已只得把路签发出，司机也只得开车南行。这列军车到了黄河涯附近，南面的军用车也开过来了，两列车头上的司机和司炉都预先跳下车头，结果两车相撞，两列车的前部几节车箱都滚下路基，南行列车上的士兵遭到一部分伤亡。
  常年驻兵的民宅里，是个什么情景呢？我也有一段清楚的记忆。1926年春的一天，一大批军队开走了。父亲带我到南关枣市街亲戚石庆熙家去看望，当时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看家的老仆（石家早已逃往天津）。进到院里，见满院地面上，被掘的坑坑洼洼，住宅院各室的粉墙上，尽都是刺刀戳的窟窿。客厅及厢房里线装书扔满地面，草铺的边沿上，是一排成套的线装书当枕头使用。在北客厅的屋当中，地上摆着一个铁制头盔，约有几斤重，和精致的盔盒放在一起，近处矛头一个约有尺半长。父亲告诉我说：“这是石家的祖先，清朝雍正年间，西路副将军石云倬的战盔和兵器。”在南院的碾磨棚里。碾磨都被掀翻了，在碾磨下面，各掘大坑一个，据看家的老仆说，掘出两口大缸，里面埋藏的是古瓷和青铜器。到了南院旧宅，临街的大门已被堵死，大门门楣上那块立匾也砸下来在门洞平放着，匾的周围描金镶边，匾面白地蓝字，五个大字是“御前侍卫府”。
  张宗昌所属军队抢掠妇女的事件，我也举个例子。有一次，他的一部分军队，驻在德县城西南三十里的故城县城。在西门里大街路北有一家平民住户窄房浅屋，全家住里间，士兵住外间。这家有一个姑娘，长得非常标致，被连长看中；借着借用碗筷，不断和这位姑娘搭话。住了几天，部队开拔的当天夜里，那个连长带着几个士兵，从城墙豁口爬进来，到这家百姓家里，用枪威胁着家长，不许叫嚷，把这个姑娘口里塞上毛巾，再用棉被裹起来，背出城墙豁口不知去向了。直到两年以后，这家人才接到姑娘从外地来信说，那个连长已升了营长，他二人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当了军官太太了。
  四、折迁德县兵工厂大批工人失了业
  德县兵工厂是原天津“北洋机器制造总局”的继续。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天津“北洋机器制造总局”被八国联军破坏而被迫停办。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当时的北洋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将原天津“北洋机器制造总局”劫后残存的机器运来山东，在德州开办“北洋机器制造局”，民国改元后，改称德县兵工厂。
  德县兵工厂厂址在西门外运河东岸，规模宏大，东至盐店口，南至豆腐巷，北至上码头，西至运河堤。占地七百余亩。内设铸造、锻工、铆工、木工、淋硝、造纸、制酸、机械加工、无烟药、快枪弹、新枪弹、杆弹筒子等十三个分厂。开办初期，职工总数达五千余人。该厂技术人员是德国人，机器设备也完全是从德国进口的。工人技艺精湛，产品优良，当时的规模，仅次于湖北汉阳兵工厂，位居全国第二。
  张宗昌入鲁的第二年（1925年），忽然下令关闭德县兵工厂。拆卸机器设备，运去济南新城兵工厂，以致造成大批工人失业，流离失所。当时济南新城兵工厂规模很小，它既无法容纳这些工人，也无法安装全部机器。没有周详的拆迁计划，只是将室内和地上的中、小型机器和部件拆迁运走，其它连接地下和建筑物的大型机器设备，多数没有拆迁。此后，该厂即成为驻军兵营，凡在这里驻扎的官兵，盗卖机器设备，成了他们的第二职业，数以吨计的优质钢材（老百姓称为“风钢”），被天津收买“破烂”的掮客源源运走。
  1926年冬，原德县兵工厂的旧职员——田小山和徐韵陶，他们组织了一伙人，成立德县兵工厂复工筹备处，号召老工人回厂，计划利用残存的机器和设备，生产一些能够生产的生活资料。但是这时张宗昌的军队，在江苏、安徽与北伐军作战，正在节节败退，他们加紧搜括，准备逃跑，哪还有心顾及这些，因无官方支持，筹备处昙花一现，就无声无息了。
  德县兵工厂，从兴办到关闭，存在二十三年。在这期间，它生产了数以亿计的优质弹药。可惜的是，那些弹药，完全用于军阀打内战，残杀中国同胞。当时这座兵工厂，无异是中国人民身上的一个“毒瘤”，拆迁以后，广大群众无不额手称庆，毫无惋惜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毕竟是当时国内几个仅有的国营军工企业之一，是全民的宝贵财富，如此庞大的一座近代化工厂，被张宗昌一手毁灭了。
  五、屠杀红枪会血染东北乡
  经过1925年国民军与奉军在德县城郊之战，并被兵匪抢劫以后，所有城乡不事生产的大地主、大资本家都纷纷逃往大、中城市，小地主也都逃集到德县城内。广大乡村只剩下拥有三、五十亩土地的所谓小康之家（富农），或仅有十几亩土地的农户（中农）以及佃种地主土地的贫农了。这些农村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离开土地一天也不能生存。他们都具备牲畜、农具等一些生产资料，仅有一些被褥、衣服、粮食等生活资料。这些生活勤俭的农民群众，便又成为土匪们掠夺的对象了。牛驴被牵去不能进行生产，衣服粮食被劫走便不能生活，大家实在无法忍受，便组织起来进行自卫，用废铁打成单刀和长矛作为武器，以“神仙降坛，喝符念咒”作为精神支柱，于是红枪会、白吉会、黄沙会等便应运而生了。一经倡议，便有数以万计的群众响应，数月之间，村联村，乡联乡，广大农村联成一片。一处有警，击鼓为号，四方邻村群起集合。这时，大股的匪帮闻风远窜。小股盗匪销声匿迹，广大农村竟出现夜不闭户的“升平”气象。德县县公署去东乡催缴田赋的军警，都一个一个地被解除武装逐回县城。当时德县所辖的地区，有三分之二是东乡，东北乡和东南乡，既然这个广大地带都有了红枪会，钱粮赋税便催缴不来了。
  坐在县城的县长兼道尹林介钰忧心忡忡，无计可施。便于1926年农历七月的一天，亲自率领全县警备队到东乡镇压红枪会。当他们到达边临镇村附近，便被红枪会包围了。这时，四外鼓声震天，遍地红枪林立，胆小如鼠的警备队，早已吓的魄散魂飞，没有抵抗，即全部被缴械，林介钰也成为俘虏。
  当时，东乡有一个头面人物刘文元，出面调解，要求红枪会将警备队和林介钰释放，条件是：保证官军不再仇视红枪会，不再催缴钱粮欠税。林介钰在生死关头的情况下，两个条件都答应照办。议成之后，他便带着残兵败将回到了县城。
  林介钰回县城以后，便背弃诺言，于农历八月的一个夜晚，派亲信刁得胜，带领十几名军警，身穿便衣假扮农民，深夜到东乡王张屯村，赚开红枪会大头领张老五的家门，杀害了张老五，把人头带回县城，次日将张老五的人头，悬挂在德县南门外吊桥东侧高墙上示众，并报告了山东省督办公署。胡匪出身嗜杀成性的张宗昌，命令德县驻军第六军军长徐源泉对东乡红枪会进行剿办。
  1926年农历九月二十日拂晓以前，徐源泉派大部队（据说是一个团），携带大炮重机枪开赴东乡。当过了杏园村就开炮了，目标是簸箕刘村及附近一带。炮弹落到屋顶或柴草垛上，就燃烧起来，顿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各村的红枪会群起击鼓，仓卒应战。双方接触以后，军队用机枪扫射，大批的红枪会众，纷纷倒地，符咒不灵了，“刀枪不入”的神话破灭了。后到的红枪会众，见战场尸横遍野，才知道无法抵挡，便四散奔逃。军队则肆意屠杀抢掠，顺着去边临镇的大道向前推进。一路上凡是有红枪会坛场的则将坛堂焚毁，无一村幸免。受害最重的村计有：簸箕刘、席辛庄、宋官屯、苗庄、段庄、袁家桥等。第二天，军队到达边临镇，一路上未再遇到红枪会的抵抗，才折回县城。这时，一群一伙的匪兵，有的牵着牛、驴，有的用枪挑着包袱，走到杏园村的东头，就大卖赃物，真是“货真价廉”。一头牛只卖三块银元，一头驴卖两块银元，一床棉被卖两角钱。可是买主寥寥无几，谁家在东乡没有亲戚朋友？谁能忍心买这些痛心的不义之财？
  在战场上横陈的尸体，无人过问，因为附近各村的群众，活着的人都逃光了。直到四天以后，才有死者家属陆续前来认领。
  那时还是秋天，天气不冷，曝晒几天的尸体，都有点腐败。再加狗啃膺啄，多数面部血肉模糊，难以辨认，有的亲属，只能从衣履上认出自己的亲人。据到过现场的人告知，战场上的尸体约有三四百具，至于沿途惨遭杀害的人，更无法知其确数，这一场血染东北乡的惨剧，就无声无息的结束了。

附注：（1）二次直奉战争：指的是1924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在长城一带的战争。 （2）马厂：是津浦路上的一个车站，属河北省青县。 （3）妈拉巴子：是东北三省骂人的一句口语。 （4）白俄部队：1922年一支俄国反革命部队，被苏联红军赶入中国边境牡丹江一带，被张宗昌收编。二次直奉战争时，被编为先遣第一支队，司令是聂卡耶夫。 本文参考资料： （1）1935年续修《德县志》。 （2）《我们所知道的张宗昌》一文。载在山东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