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指导下，中共山东省委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步子大大加快了，认真解决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遗留问题，坚决为“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抓紧各项政策的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这期间，对山东的“二·三”夺权予以全盘否定，对王效禹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处理；对袁升平的错误批判予以彻底纠正，并加快了冤假错案问题平反和落实政策的步伐。尽管还有一些遗留问题需要解决，但揭批“四人帮”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结束，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对此，中共山东省委和全省人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解放思想，推进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作了概括，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立即行动起来，群策群力，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而斗争。这就不但从根本上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针，而且抛弃了前两年延续使用过的一些错误口号。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大转变，也是历史的伟大转折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但是，由于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批“唯生产力论”，大搞脱离经济建设的空头政治，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代替一切”，把人民的思想搞乱了，严重阻碍人们大胆地抓经济建设。为了迅速克服这种状况，全省深入开展了学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精神的活动，并且从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入手，深刻理解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战略转变的伟大意义。
  （二）着手干部制度和组织机构的改革，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
  选拔一大批年富力强、懂得经济工作、具有专门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是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组织上的重要保证。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一九八三年底的五年时间内，全省共提拔县以上领导干部4351名，年龄在50岁以下的占78％，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7％，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各级领导班子文化程度偏低、专业人才偏少和年龄偏大的状况。同时，对少数“软、散、懒”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对极少数坚持派性，经过教育仍然不改和革命意志严重衰退的干部，进行了组织清理。
  改变机构设置不合理、臃肿庞大、党政不分和职责不清的状况，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使各级组织机构由适应搞政治运动改变为适应于现代化建设。据一九八二年十月统计，仅省级机关就有84个党政群工作部门、698个处室，工作人员9200多人，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部门增加29％，处室增加53％，人员增加了3000多名。由于部门增多、层次增多、人员增多、分工过细，致使工作互相推诿和效率不高的现象相当突出。因此，从一九八二年底至一九八三年期间，集中进行了省、市、地、县机构的改革，精简党政机构和人员，充实加强了经济、科技、教育等机构。
  在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方面，省委强调要努力实现五个转变：首先，各级领导的精力由主要抓阶级斗争转变为主要抓经济建设，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于、服务于这个中心。第二，从党政不分转变为党政明确分工。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重要计划由党委讨论决定，日常的经济组织工作由行政和经济部门具体负责。第三，把政治工作由过去脱离经济工作转变为结合经济工作、围绕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去做，使政治工作对经济工作真正起到保证作用和促进作用。第四，改变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方法，探索和运用经济规律，按照经济原则，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第五，改变思想窒息和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创造活跃思想、健全党内外民主生活的条件，逐步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保证工作重点的顺利转移。
  全省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方面，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而使人民的民主权利有了保障，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日趋稳定，党内外民主生活逐渐活跃，为调动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搞好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在这期间，仍受到一些来自“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为了顺利地进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全省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既反对了企图回到“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错误理论、错误政策上去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了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倾向。对闹派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引导他们从思想到行动走向正确的轨道；对造谣诬陷、进行非法活动，经过教育坚持不改的人，追究其政治和法律责任。在此期间，各种刑事犯罪活动曾一度相当猖獗。一九八〇年全省刑事案件发案率比一九七九年上升32％，其中重大和特大案件上升1倍多，激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义愤。因此，从一九八一年起，全省依法对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进行了多次集中和严厉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