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致使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全国的各项工作出现了一种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山东省在这两年间，清查了江青、张春桥在山东的罪恶历史，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查了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上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共产党和政府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也开始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各项事业都有了发展。但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的两年间，由于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接受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观点，继续执行了一套“左”的东西，因而使全省拨乱反正的各项工作，呈现徘徊状态，挫伤了群众因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而激发起来的热情和积极性，许多工作不能迅速前进，形势没有根本转变。
  一、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党羽在山东的罪行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从政治上清算他们篡党夺权的罪行，从理论上揭发和批判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并且深刻揭露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形成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山东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一斗争。全省各地、各条战线抓住“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实质，联系“四人帮”及其党羽在山东影响深、危害大的问题进行了逐步深入的批判，澄清了一些大的路线是非问题。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山东的代理人王效禹及其亲信张延成等人，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进行了大量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造成了严重恶果。通过历时两年多的揭发和批判，全省人民彻底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认清了山东十年动乱的背景、原因和根源，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分辨是非的能力，对于统一思想、稳定局势起到了明显作用。全省揭露的大量事实表明，“四人帮”插手山东是很深的，在山东结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他们对山东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
  二、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上的拨乱反正呈现徘徊状态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间，山东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份，平反处理了2458起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造成的冤案、错案和假案，公开平反处理了原省公安厅所谓“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等一大批重大案件，恢复了事实真相。但是，在此期间，“左”的错误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一九七八年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思想建设。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迅速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宣传了共产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开始恢复经过长期历史考验证明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它破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多年以来宣扬的个人崇拜，冲决了各种禁区，使人们的思想大大解放。但是，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面前，当时的省委领导在一段时间里采取了等待观望的态度，这就不能不直接影响到领导思想的解放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截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全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查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及落实政策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对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的平反工作，仍是抓得不力，进展不快，遗留问题很多。经过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有2000多人还没有作出结论；对有些问题的复议比较潦草，处理偏严。“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的干部，过去已有结论但尚未复议的还有9000多件，占应复议数的29％。“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干部，还有17％没有复议处理。此外，地富分子摘帽以及右派摘帽和错划右派人员的改正、安置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这两年间，继续宣传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左”的口号，推广大寨的所谓“经验”；还因袭了“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提出过的山东“建立独立作战的经济体系”的“左”的思想，提出“一定要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尽快把山东省建成社会主义工业省”的任务。这种一个省的经济自成体系、自成比例的思想，实际上背离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规划和全国生产力合理配置的要求。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全省搞了不少大计划、高指标和形式主义、瞎指挥的项目，办了一些力所不及的事情，耽误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宝贵时间。
  三、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和经济建设中新冒进的错误
  粉碎“四人帮”以后，结束了社会动乱，逐步澄清了被混淆的是非，为全省经济生活的正常化创造了比较安定的环境；被破坏了的社会经济秩序初步得到恢复，工农业生产有了发展。一九七八年全省的工农业总产值（按一九八〇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达到456.07亿元，以一九七六年为基数，年递增11.8％。其中工业总产值达到309.65亿元，年递增16.4％；农业总产值达到114.84亿元，年递增1％；财政收入达到64.13亿元，年递增13.6％。一九七八年，农业生产战胜了两年大旱，夺得了好收成。粮食总产量达到450亿斤，比一九七六年增产1.7亿斤；棉花总产量308.22万担，减产8.49万担；花生总产量1878.41万担，增产735.49万担。工业通过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企业的基础工作和生产、质量管理有所加强，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提前和超额完成了一九七八年的年度计划。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省内有些领导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经济恢复所取得的成绩估计过高，对经济建设中“左”的思想没有清理，不但看不到山东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状况，而且不切实际地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大干苦干加巧干，我省的工业就一定能来一个大跃进”的口号和要求，并且规定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奋斗目标”。
  由于工作指导上的失误，致使农业和工业之间、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状况更加严重。一是，农业同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需求很不适应。全省每人平均占有粮食只有600多斤，粮食状况还没有过关；一九七八年棉花产量比历史最高的一九七〇年的546万担，减少了238万担，只能满足全省纺织工业生产能力的40％左右，影响棉纺市场供应的改善；林牧副渔各业发展不快，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29％；农民的收入水平很低，一九七八年农民人均收入只有62元，还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生产队没有现金分配。二是，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很不协调。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八年，重工业产值增长6.5倍，轻工业产值只增长2.5倍；轻工业的产值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60％下降到45％；加工工业的发展超过了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供应的实际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开工不足。三是，基本建设战线长，摊子大，工程进度慢，投资效果差。一九七八年，5万元以上的基建和技措项目竟达到6441个，除已用投资外，全部建成还需100多亿元，即使不再上新项目，也要四年才能完成，其中，计划外的项目约占三分之一。基本建设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使资金、材料和施工力量严重分散，许多工程成为“胡子工程”，不能发挥应有的经济效果，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以大中型基建项目为例，“一五”、“二五”期间，平均建设周期为五至六年，一九七八年上升到十二至十三年。四是，工业管理水平低，企业经济效益不高。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8项主要经济指标，与“文化大革命”以前比较，有5项低于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八年，百元固定资产提供产值125.01元，比一九六五年减少5.46元；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27.17元，比一九六五年增加9.12元；流动资金周转天数一百天，比一九六五年增加四十二天；百元资金提供利税32.5元，比一九六五年减少4.7元；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为3.9％，比一九六五年下降4.2元。全省100种主要产品的100项质量指标，52％的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100项主要产品的100项消耗指标，有46％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国营企业亏损面达18.4％，亏损金额3.24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