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政局的暂时转机
  一九六八年秋后，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不仅进一步搞乱了山东，而且也在不少省份引起了连锁反应。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重视。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过后，山东问题就正式提上了日程。从五月四日至二十八日，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部队的27人留京集中学习，讨论解决山东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7次就山东问题及王效禹的错误作出指示。五月二十四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以给中央报告的形式，就解决山东问题提出十条措施。第二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作出批示（当时简称这两个文件为“批示”和“十条”），指出王效禹犯了严重的错误，解决山东问题的原则是：“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为了加强领导，便于纠正错误，经中央批准，充实了山东省革委会成员，建立了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穆林、赵修德7人组成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作为山东省的最高领导机构。王效禹回到济南后，顽固坚持错误，拒不接受批评，拒绝出席山东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因此，山东工作实际上由杨得志、袁升平等部队领导人为核心负起主要领导责任。这就打破了王效禹把持山东的局面，为山东政局渐趋相对稳定创造了条件。
  为了纠正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运动所造成的危害，省的新领导班子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整顿组织。参加27人学习班的成员离京回济后召开了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驻济部队党委常委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示精神。之后，调整省革命委员会机构，改组生产指挥部，恢复“反复旧”前主要领导成员的职务和机构建制，撤出“工人宣传队”，增派大批军队负责干部，改变生产指挥的混乱局面；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解散省级群众组织；“工人宣传队”按“批示”、“十条”的精神进行整顿，从而制止了各组织机构的混乱状态，初步恢复了各部门的职能作用。
  其次，根据“批示”、“十条”精神，采取断然措施制止武斗，要求全部收缴群众组织和个人手中的一切枪支弹药及其他武器，立即停止内战；逾期不缴者，由军队强制收缴；携枪逃跑者，由驻军追捕，归案法办。强令解散各种形式的武斗队及所有的“司令部”、“总部”、“指挥部”，削平一切山头。
  再次，抓紧“解放”干部，号召把那些能解放而尚未解放的干部尽快解放出来，能够结合而又需要结合的干部尽快结合，并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一九六九年九月，根据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的决定，专门召开了全省干部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实调整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名额，正确地、合理地、大胆地使用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充实省级领导班子，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率先让白如冰、苏毅然等原省委、省人委的领导人和一批厅局部门的负责人走上领导岗位，配合军队干部构成了省级各部门的领导核心。
  与此同时，省革委还采取措施，全力扭转生产下降的局面，建立健全各级生产指挥机构，恢复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并要求生产部门努力发展新产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推广先进经验。
  经过政治、经济的整顿，工交生产逐月下降的趋势到一九六九年七月份已经停止。八、九月份以后，全省铁路、公路、水运运输转入正常。许多地区和单位的生产水平比七月份有所提高，九月份煤炭产量稳步上升。一九六九年虽然多数产品的产量没有完成预计的计划，但是大大补偿了上半年的欠产。
  二、经济上的“大会战”
  一九六九年秋，根据中央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和山东地处国防前线要尽快建成一个独立作战区的指示，组成了以杨得志为首的重点建设工程会战指挥部，并提出以战备为纲，组织“两个大办”（大办农业、大办国防工业）和“两个会战”（黄、淮、海水利大会战和钢铁、化肥、农机大会战）。“会战”的总任务，就是搞钢铁保国防，搞化肥、农机保粮食，为建立独立作战的经济体系奠定基础；具体要求是，一九七〇年粮食总产300亿斤，棉花480－500万担，花生15亿斤；工业总产值100亿元，钢27万吨，钢材21万吨，生铁61万吨，发电量50亿度，煤1950－2000万吨，化肥64万吨。
  为了实现“两个大办”、“两个会战”，省里加强了组织领导。一九七〇年三月，白如冰、苏毅然被任命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进入党的核心小组，同穆林等人一起，配合部队干部，担负起工农业生产的主要领导责任。各地、市生产指挥部，省直各办，各局，各有关基层企业，都指定专人或建立专门机构，担负起会战的领导支援工作。
  在计划安排上也突出“会战”。凡属“会战”必需的设备、机具、材料、运输工具等，优先保证供应。
  在农业方面，省革命委员会于六月份召开了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十一月份又根据中央召开的北方省区农业会议的精神，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号召“农业学大寨”的同时，批评了前几年升级并队、记政治工分等错误作法，重申了农村的各项政策。如坚持小队基本核算，允许经营自留地或家庭副业，不得无偿调用生产队的人财物力，继续实行粮食一定三年的包购任务等，使某些地区一度波动的农村政策再趋平稳。
  由于适时地采取了以上措施，加上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有所回升。工农业总产值实现179.12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25.7％。其中农业总产值55.46亿元，增长9.8％；工业总产值达到123.66亿元，超越完成了突破100亿元的计划，增长34.5％。农业，由于上半年的风雹水涝和下半年的旱灾，粮食产量未实现“突破”任务，完成293亿斤。但是棉花、花生超额完成了计划，其中棉花总产546.42万担，花生总产15.44亿斤。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29.6万吨，生铁61.67万吨，钢材29万吨，原煤2402万吨，原油467万吨，发电量55亿度。
  随着一九七〇年经济的回升和各处会战工程的展开，山东“四五”计划的指标不断升级，到年底形成的《山东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总的目标是：农业超“纲要”，工业要翻番，基本建成为国防服务、为农业服务的独立作战区的经济体系。
  经过一年来的努力，一九七一年的主要计划指标总算拚下来了。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14.87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13.2％。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数84.33亿元，增长8.3％；工业总产值130.54亿元，增长15.4％。
  连续两年的“大会战”和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基建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一九七〇年国家预算外投资已占投资总额的23.4％，超过一九六一年以后的任何一年；一九七一年又猛增到33.8％，两年的积累率都在25％以上，是“大跃进”以来的最高纪录。二是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和商品粮销售都大大突破了计划，给山东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恶果。三是交通运输全面吃紧，煤电供应更加紧张。这不仅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而且影响到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
  一九七一年三月，中共中央批准杨得志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四月一日，中共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济南举行，选举杨得志为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袁升平任第二书记。新的山东省委领导班子认真贯彻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和中央有关指示，对山东国民经济作了调整：第一，调低了一九七二年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第二，强调了企业管理，建立了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7项制度和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7项考核指标；第三，抓了按劳分配制度、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虽然上述调整起了一些作用，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生产建设中质量差、效率低、消耗高、（见表4）成本高、亏损大、事故多、计划不平衡的情况依然是严重的。
  质量差。据粗略统计，一九七二年六月底，全省轻工产品质量仍有三分之二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的纺织工业，棉纱的质量落到全国第十二位，棉布落到第八位，有的纺织品入库漏检率高达20-60％。有的厂生产的罐头内发现有螺丝钉、木棒、玻璃、头发、猪毛、蚂蚁等。机械工业产品有60％质量不合格。铸钢件废品率高达30-40％。
  效率低。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两年增加职工48万人，一九七三年又比一九七二年增加职工11.2万人；加上原有职工的大批调离生产岗位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未能根本扭转，因而造成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国营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一九七一年比一九七〇年下降3.3％，一九七二年又比一九七一年下降1.45％。
  亏损增加。一九七一年全省企业亏损1.85亿元，一九七二年增加到2.76亿元，亏增49.6％。其中工业亏损1.03亿元，增加40.1％；商业企业亏损5200万元，增加26.7％；粮食企业亏损1.2亿元（主要是政策性亏损），增加75.9％。
  三、混乱的社会状况
  这期间，教育工作继续遭受破坏。中小学校虽然从一九七〇年开始有所发展，但是教育秩序仍很混乱。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学工、学农的生产劳动上，学文化被视为“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路线。高等学校在一九七〇年战备疏散期间，在到农村办学、到社会实践中办学的片面观点影响下，又一次大搬家、大拆迁。如山东大学一分为三，理科改名为山东科技大学；文科迁往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是为新山东大学；原来的生物系并入山东农学院，迁往泰安办学。一九七二年十月，周恩来曾提出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学习成绩优秀的中学生可以直接升入大学，要对文化课进行必要的考察和考试。山东省刚刚贯彻，但是很快就作为“右倾回潮”被压了下去。
  同一时期，大批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下放农村，接受改造。人们在舞台上、银幕上偶尔所能看到的仅是几个“样板戏”。为了宣传普及“样板戏”，搞“文艺革命”，江青还命令全国的工厂、农村把一大批青壮年劳力抽出来，组织脱产的“文艺宣传队”。山东也因此造成了工厂大量的生产减员，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从一九七〇年初大张旗鼓地进行。虽然也清理出一些经济问题和查有实据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一些正常的民间商品贩运、工程承包甚至小商小贩，也作为“投机倒把”被打击；特别是对反对林彪、江青等的一些人，也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予了严厉制裁。从一九七一年三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开展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