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文化大革命”灾难的降临
  一九六六年，国家已经克服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严重经济困难，呈现出复苏兴旺的良好景象。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又来临了。在城乡“四清”运动紧张推进的同时，政治讨伐式的“学术批判”，“突出政治”的喧嚣，使“阶级斗争”的火药气息达到一触即发的燃点。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提出了要清洗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各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抛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织了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六月初，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被批判、被改组的消息异乎寻常地通过电台和报纸公开宣布，一场连天大火立即燃烧起来，红卫兵造反的狂潮一下子席卷了全国。就在这种政治局面之下，山东的“文化大革命”也逐渐地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城市走向农村。
  五月二日，中共山东省委文化大革命小组成立。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共山东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同时，在《大众日报》展开了对所谓“三家村黑店山东分店”及一大批文化教育界知名人物的批判。八月下旬，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文化革命《十六条》的鼓动下，在首都红卫兵的影响下，济南、青岛等地的红卫兵也走向街头，走向社会，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整个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许多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在青岛，当红卫兵象潮水一样涌向市政府机关的时候，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采用了保护自己支持造反的策略，使他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于是，他立即身价百倍，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和全省唯一的“高举毛泽东革命造反旗帜的领导干部”。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山东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山东人民本来是带着自信和喜悦的心情跨进一九六六年的。虽然一九六五年的阶级斗争空气已经相当紧张，但是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仍然井井有条，农业生产关系已经稳定，工业内部结构渐趋合理，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接近一九五六年的最高水平。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18％。尽管这还带有对前几年经济补偿的性质，但是，由此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明显好转，确实给人带来希望。一九六六年一开始，农村春旱严重。一至六月份仅降雨40－50毫米，鲁西北地区只有20－30毫米，许多河水断流，井塘枯竭。中共山东省委带领省、地、县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分片包干；工业系统也竭尽全力予以支援，形成了全民抗旱保丰收的热潮。这就使在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干旱的年份，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夏粮产量72.5亿斤，与丰收的一九六五年基本平产。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的工业形势也很好，工业总产值完成34亿元，取得了时间过半完成计划过半的较好成绩。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政治上的混乱，山东经济逐渐脱离了正常的轨道。首先是交通运输紧张状况加剧。从八月份开始的红卫兵大串连，使运输量急剧增长，挤占了货运能力，打乱了运输秩序，造成严重的交通阻塞。其次，生产指挥系统遭到破坏，工厂生产受到冲击。许多干部不敢也不能抓生产、抓业务，怕被说成是“不突出政治”，“冲击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后，工人也建立“革命组织”，互相串连，使工厂最终卷进了“文化革命”的旋流之中。这就造成了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产品质量下降，设备维修差，生产事故增加，制成品和半成品不敷周转的局面。
  但是，总的看，“文化大革命”对一九六六年经济的影响还是初步的。在十二月份以前，工矿企业的运动基本上还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进行。作为一个生产周期，上半年的延续力量也给下半年以支持，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奖惩制度还发挥作用。因此，一九六六年全年的经济仍然取得较大进展，各项经济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6，52亿元，比上年增长20.5％，增长的势头甚至一直维持到一九六七年初。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文化大革命”内乱的逐步升级，山东整个社会的灾难也就更形加剧。
  二、夺权之风刮遍全省
  一九六七年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一月二十二日，王效禹纠集了一伙人夺了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月底，王效禹匆匆到济南，伺机夺取全省的领导权。就在这时，即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决定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以控制局势，建立秩序。二月三日，王效禹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在济南召开10万人大会，宣布向中共山东省委、省人委全面夺权，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二·三”夺权犹如一剂触媒，从二月到三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夺权之风刮遍了全省城乡。
  三月份，王效禹为了排除异己，巩固已经得到的权力，在全省范围发动了“反逆流”斗争。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表态赞同；张春桥、姚文元坐镇济南，予以支持，“反逆流”运动进一步扩大。五月七日，王效禹调集10万群众包围了拥进省革委大院的另一派群众，压倒了反对派，加强了对济南的控制。之后，德州、聊城、惠民、菏泽、临沂、济宁等地区也都进行了“反逆流”斗争，辩论不息，武斗不止。至一九六八年三月底，全省又有青岛、济南、淄博、枣庄4市与昌潍、烟台、临沂、泰安、菏泽、惠民6个地区，91个县（市、区），成立或改组了革命委员会。大量的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学校等基层单位也在新的基础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七月份，德州、济宁、聊城三个地区的革命委员会也予以改组。王效禹进一步控制了山东局势。
  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独揽大权，王效禹一方面需要借重于军队与领导干部的支持，同时又顽固地坚持反军队、反领导干部、反“保守派”的立场。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到十二月，王效禹在省革命委员会内部，猛烈攻击济南军区和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胡说他们与“二月逆流”的后台相勾结，是一九六七年春天山东“反革命逆流”的幕后支持者，把临沂、昌潍、德州等地区武斗的责任推给济南军区和省军区；并把当时结合到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原班人马上台”，是“复旧势力”。随即就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大规模的“反复旧”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军队和广大干部。为了进一步搞乱济南军区，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王效禹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军队中开展“四大”①（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单位，妄图由此打开缺口，搞垮驻军主要负责人，达到反党乱军、在山东称王称霸的目的。
  三、国民经济的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掀起的内乱和层出叠起的武斗，使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受到极严重的摧残与破坏。
  武斗和混乱首先干扰、破坏了交通。一九六七年上半年铁路欠装297万吨，积压物资88万吨。七月份铁道部核定日装3300车，平均只装2645车。装不上，卸不下，运不进，搬不出，港站堵塞，物资积压，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问题。一九六六年货物运输量比上年增长12％，一九六七年比上年减少2.3％，一九六八年比上年略增0.3％，一九六九年则下滑了8％。
  煤炭生产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全省平均日产5.5万吨，四季度降至4万吨以下。八月份，地方工业仅能供应计划煤的52％，九月份降至33％，只好重点保火车、轮船、发电；地区只保青岛、济南、烟台。一大批企业处于二、三个月停产半停产状态。一九六八年煤炭产量虽稍有回升，但因为全国煤产量大幅度下降，至一九六九年六、七月份，工业用煤已经停发，发电用煤压到最低点。鲁中电网经常处于低波运行中，由38万千瓦限制到30万千瓦。济南240个企业限电，纺织企业由三班改为一班，机械工业多半停顿。黑旺、金岭、莱芜三大铁矿及全部水泥厂停产。全省14座高炉只能开7座，新建的一座氧气顶吹炼钢炉因缺乏焦炭无法投产。济南化肥厂也面临着全部停产的危险。全省各发电厂煤炭连连告急，用电负荷一限再限。交通、煤炭问题造成了工业的全面危机。
  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下降。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有缓慢增长。一九六九年又急遽跌落。三年来，尽管有不少新建企业投产，但总的产值产量基本上停留在一九六六年的水平。一九六七年四、五月“反逆流”以来，多数产品产量都低于上年。除棉布、棉纱等几个品种外，多数产品产量逐月下降。年终，在45种主要产品中，只有23种高于上年；原煤、石油、铁矿石、钢材等都低于上年。除棉布、棉纱等几个品种外，多数产品没有完成年度计划，甚至连年中下调计划也落空了。一九六八年全国没有编制年度计划，山东也只是根据一九六七年的水平作了大体安排。但新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即比去年同期降低15％。这一年，煤炭、焦炭、钢、钢材、铁矿石、化肥、棉纱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较上年大幅度下降。
  由于管理制度破坏，生产秩序混乱，加上“献忠心”、凑产值，造成产品质量下降，消耗定额和生产成本提高，设备损伤，事故增多。一九六九年情况尤为严重：第一，产品质量进一步下降。有的厂铸件废品率高达30％以上，有的出口刨床80％的零件不合格。火柴划不着，拖拉机开不动，已司空见惯。第二，消耗定额提高。电厂煤耗普遍上升，一九六六年每度电耗煤452克，一九六九年增至478克；每吨合成氨用焦（白煤）由1.6吨提高至一九六九年的2吨以上。第三，成本提高，亏损严重。周村造纸厂每吨纸成本由一九六八年的718元猛增到1232元，提高62％。全省42个化肥厂24个亏损。据青岛、济南、聊城三个地、市不完全统计，亏损单位52个。全省国营工矿企业银行贷款高达14.46亿元，利润减少2亿元。济南汽车总厂贷款超过该厂固定资产的一半，每月仅付利息即达25万元，相当于该厂一个半月工资总数。济南机床二厂贷款相当于固定资产的1.4倍。第四，设备严重失修。由于挪出维修资金、拚设备和违反操作规程，机器带病运行带有普遍性。鲁中电网因锅炉漏气，电机故障，一个月中三次停电。煤炭工业长期采掘失调，丢瘦抢肥。新汶矿务局两年来共欠开拓进尺3万米，减少开拓煤量6000万吨。肥城矿务局开拓进尺由4.5万米下降到2万米。同时，巷道设备严重失修。新汶矿务局除永久性巷道外，其余100％失修，其中严重失修者占60％。其他煤矿大体相类似。第五，事故严重。汽车事故频繁，铁路也不断发生重大恶性事故。几个化肥厂一个月内连续发生爆炸。无视纪律，放松管理，后患无穷。
  农业生产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虽然一九六八年遭受较为严重的旱灾，但综观三年，灾情并不突出；三年来，化肥、农药、农用动力等产品的供应比一九六六年及其以前有若干倍的增长。但粮食产量却连续三年低于灾情严重的一九六六年；花生、烟草等更是以每年12－33％的速度直线下落，只有棉花略有增长。特别是一九六九年，由于“反复旧”，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市实行了合社并队，打破了小队为基础的生产体制，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不少社队出现了分净公共积累、砍伐树木、生产消极怠工等严重情况。有些地区甚至大片田园荒芜。因此，一九六九年虽然是少有的风调雨顺，但粮食、花生、油菜、麻类等仍普遍减产，生猪由一九六六年的1384万头锐减为905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