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全省大动乱
一、“文化大革命”灾难的降临
一九六六年，国家已经克服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严重经济困难，呈现出复苏兴旺的良好景象。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又来临了。在城乡“四清”运动紧张推进的同时，政治讨伐式的“学术批判”，“突出政治”的喧嚣，使“阶级斗争”的火药气息达到一触即发的燃点。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提出了要清洗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各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抛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织了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六月初，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被批判、被改组的消息异乎寻常地通过电台和报纸公开宣布，一场连天大火立即燃烧起来，红卫兵造反的狂潮一下子席卷了全国。就在这种政治局面之下，山东的“文化大革命”也逐渐地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城市走向农村。
五月二日，中共山东省委文化大革命小组成立。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共山东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同时，在《大众日报》展开了对所谓“三家村黑店山东分店”及一大批文化教育界知名人物的批判。八月下旬，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文化革命《十六条》的鼓动下，在首都红卫兵的影响下，济南、青岛等地的红卫兵也走向街头，走向社会，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整个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许多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在青岛，当红卫兵象潮水一样涌向市政府机关的时候，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采用了保护自己支持造反的策略，使他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于是，他立即身价百倍，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和全省唯一的“高举毛泽东革命造反旗帜的领导干部”。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山东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山东人民本来是带着自信和喜悦的心情跨进一九六六年的。虽然一九六五年的阶级斗争空气已经相当紧张，但是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仍然井井有条，农业生产关系已经稳定，工业内部结构渐趋合理，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接近一九五六年的最高水平。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18％。尽管这还带有对前几年经济补偿的性质，但是，由此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明显好转，确实给人带来希望。一九六六年一开始，农村春旱严重。一至六月份仅降雨40－50毫米，鲁西北地区只有20－30毫米，许多河水断流，井塘枯竭。中共山东省委带领省、地、县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分片包干；工业系统也竭尽全力予以支援，形成了全民抗旱保丰收的热潮。这就使在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干旱的年份，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夏粮产量72.5亿斤，与丰收的一九六五年基本平产。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的工业形势也很好，工业总产值完成34亿元，取得了时间过半完成计划过半的较好成绩。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政治上的混乱，山东经济逐渐脱离了正常的轨道。首先是交通运输紧张状况加剧。从八月份开始的红卫兵大串连，使运输量急剧增长，挤占了货运能力，打乱了运输秩序，造成严重的交通阻塞。其次，生产指挥系统遭到破坏，工厂生产受到冲击。许多干部不敢也不能抓生产、抓业务，怕被说成是“不突出政治”，“冲击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后，工人也建立“革命组织”，互相串连，使工厂最终卷进了“文化革命”的旋流之中。这就造成了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产品质量下降，设备维修差，生产事故增加，制成品和半成品不敷周转的局面。
但是，总的看，“文化大革命”对一九六六年经济的影响还是初步的。在十二月份以前，工矿企业的运动基本上还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进行。作为一个生产周期，上半年的延续力量也给下半年以支持，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奖惩制度还发挥作用。因此，一九六六年全年的经济仍然取得较大进展，各项经济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6，52亿元，比上年增长20.5％，增长的势头甚至一直维持到一九六七年初。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文化大革命”内乱的逐步升级，山东整个社会的灾难也就更形加剧。
二、夺权之风刮遍全省
一九六七年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一月二十二日，王效禹纠集了一伙人夺了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月底，王效禹匆匆到济南，伺机夺取全省的领导权。就在这时，即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决定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以控制局势，建立秩序。二月三日，王效禹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在济南召开10万人大会，宣布向中共山东省委、省人委全面夺权，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二·三”夺权犹如一剂触媒，从二月到三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夺权之风刮遍了全省城乡。
三月份，王效禹为了排除异己，巩固已经得到的权力，在全省范围发动了“反逆流”斗争。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表态赞同；张春桥、姚文元坐镇济南，予以支持，“反逆流”运动进一步扩大。五月七日，王效禹调集10万群众包围了拥进省革委大院的另一派群众，压倒了反对派，加强了对济南的控制。之后，德州、聊城、惠民、菏泽、临沂、济宁等地区也都进行了“反逆流”斗争，辩论不息，武斗不止。至一九六八年三月底，全省又有青岛、济南、淄博、枣庄4市与昌潍、烟台、临沂、泰安、菏泽、惠民6个地区，91个县（市、区），成立或改组了革命委员会。大量的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学校等基层单位也在新的基础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七月份，德州、济宁、聊城三个地区的革命委员会也予以改组。王效禹进一步控制了山东局势。
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独揽大权，王效禹一方面需要借重于军队与领导干部的支持，同时又顽固地坚持反军队、反领导干部、反“保守派”的立场。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到十二月，王效禹在省革命委员会内部，猛烈攻击济南军区和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胡说他们与“二月逆流”的后台相勾结，是一九六七年春天山东“反革命逆流”的幕后支持者，把临沂、昌潍、德州等地区武斗的责任推给济南军区和省军区；并把当时结合到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原班人马上台”，是“复旧势力”。随即就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大规模的“反复旧”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军队和广大干部。为了进一步搞乱济南军区，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王效禹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军队中开展“四大”①（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单位，妄图由此打开缺口，搞垮驻军主要负责人，达到反党乱军、在山东称王称霸的目的。
三、国民经济的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掀起的内乱和层出叠起的武斗，使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受到极严重的摧残与破坏。
武斗和混乱首先干扰、破坏了交通。一九六七年上半年铁路欠装297万吨，积压物资88万吨。七月份铁道部核定日装3300车，平均只装2645车。装不上，卸不下，运不进，搬不出，港站堵塞，物资积压，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问题。一九六六年货物运输量比上年增长12％，一九六七年比上年减少2.3％，一九六八年比上年略增0.3％，一九六九年则下滑了8％。
煤炭生产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全省平均日产5.5万吨，四季度降至4万吨以下。八月份，地方工业仅能供应计划煤的52％，九月份降至33％，只好重点保火车、轮船、发电；地区只保青岛、济南、烟台。一大批企业处于二、三个月停产半停产状态。一九六八年煤炭产量虽稍有回升，但因为全国煤产量大幅度下降，至一九六九年六、七月份，工业用煤已经停发，发电用煤压到最低点。鲁中电网经常处于低波运行中，由38万千瓦限制到30万千瓦。济南240个企业限电，纺织企业由三班改为一班，机械工业多半停顿。黑旺、金岭、莱芜三大铁矿及全部水泥厂停产。全省14座高炉只能开7座，新建的一座氧气顶吹炼钢炉因缺乏焦炭无法投产。济南化肥厂也面临着全部停产的危险。全省各发电厂煤炭连连告急，用电负荷一限再限。交通、煤炭问题造成了工业的全面危机。
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下降。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有缓慢增长。一九六九年又急遽跌落。三年来，尽管有不少新建企业投产，但总的产值产量基本上停留在一九六六年的水平。一九六七年四、五月“反逆流”以来，多数产品产量都低于上年。除棉布、棉纱等几个品种外，多数产品产量逐月下降。年终，在45种主要产品中，只有23种高于上年；原煤、石油、铁矿石、钢材等都低于上年。除棉布、棉纱等几个品种外，多数产品没有完成年度计划，甚至连年中下调计划也落空了。一九六八年全国没有编制年度计划，山东也只是根据一九六七年的水平作了大体安排。但新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即比去年同期降低15％。这一年，煤炭、焦炭、钢、钢材、铁矿石、化肥、棉纱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较上年大幅度下降。
由于管理制度破坏，生产秩序混乱，加上“献忠心”、凑产值，造成产品质量下降，消耗定额和生产成本提高，设备损伤，事故增多。一九六九年情况尤为严重：第一，产品质量进一步下降。有的厂铸件废品率高达30％以上，有的出口刨床80％的零件不合格。火柴划不着，拖拉机开不动，已司空见惯。第二，消耗定额提高。电厂煤耗普遍上升，一九六六年每度电耗煤452克，一九六九年增至478克；每吨合成氨用焦（白煤）由1.6吨提高至一九六九年的2吨以上。第三，成本提高，亏损严重。周村造纸厂每吨纸成本由一九六八年的718元猛增到1232元，提高62％。全省42个化肥厂24个亏损。据青岛、济南、聊城三个地、市不完全统计，亏损单位52个。全省国营工矿企业银行贷款高达14.46亿元，利润减少2亿元。济南汽车总厂贷款超过该厂固定资产的一半，每月仅付利息即达25万元，相当于该厂一个半月工资总数。济南机床二厂贷款相当于固定资产的1.4倍。第四，设备严重失修。由于挪出维修资金、拚设备和违反操作规程，机器带病运行带有普遍性。鲁中电网因锅炉漏气，电机故障，一个月中三次停电。煤炭工业长期采掘失调，丢瘦抢肥。新汶矿务局两年来共欠开拓进尺3万米，减少开拓煤量6000万吨。肥城矿务局开拓进尺由4.5万米下降到2万米。同时，巷道设备严重失修。新汶矿务局除永久性巷道外，其余100％失修，其中严重失修者占60％。其他煤矿大体相类似。第五，事故严重。汽车事故频繁，铁路也不断发生重大恶性事故。几个化肥厂一个月内连续发生爆炸。无视纪律，放松管理，后患无穷。
农业生产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虽然一九六八年遭受较为严重的旱灾，但综观三年，灾情并不突出；三年来，化肥、农药、农用动力等产品的供应比一九六六年及其以前有若干倍的增长。但粮食产量却连续三年低于灾情严重的一九六六年；花生、烟草等更是以每年12－33％的速度直线下落，只有棉花略有增长。特别是一九六九年，由于“反复旧”，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市实行了合社并队，打破了小队为基础的生产体制，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不少社队出现了分净公共积累、砍伐树木、生产消极怠工等严重情况。有些地区甚至大片田园荒芜。因此，一九六九年虽然是少有的风调雨顺，但粮食、花生、油菜、麻类等仍普遍减产，生猪由一九六六年的1384万头锐减为905万头。
第二节 局势出现起伏
一、政局的暂时转机
一九六八年秋后，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不仅进一步搞乱了山东，而且也在不少省份引起了连锁反应。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重视。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过后，山东问题就正式提上了日程。从五月四日至二十八日，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部队的27人留京集中学习，讨论解决山东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7次就山东问题及王效禹的错误作出指示。五月二十四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以给中央报告的形式，就解决山东问题提出十条措施。第二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作出批示（当时简称这两个文件为“批示”和“十条”），指出王效禹犯了严重的错误，解决山东问题的原则是：“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为了加强领导，便于纠正错误，经中央批准，充实了山东省革委会成员，建立了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穆林、赵修德7人组成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作为山东省的最高领导机构。王效禹回到济南后，顽固坚持错误，拒不接受批评，拒绝出席山东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因此，山东工作实际上由杨得志、袁升平等部队领导人为核心负起主要领导责任。这就打破了王效禹把持山东的局面，为山东政局渐趋相对稳定创造了条件。
为了纠正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运动所造成的危害，省的新领导班子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整顿组织。参加27人学习班的成员离京回济后召开了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驻济部队党委常委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示精神。之后，调整省革命委员会机构，改组生产指挥部，恢复“反复旧”前主要领导成员的职务和机构建制，撤出“工人宣传队”，增派大批军队负责干部，改变生产指挥的混乱局面；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解散省级群众组织；“工人宣传队”按“批示”、“十条”的精神进行整顿，从而制止了各组织机构的混乱状态，初步恢复了各部门的职能作用。
其次，根据“批示”、“十条”精神，采取断然措施制止武斗，要求全部收缴群众组织和个人手中的一切枪支弹药及其他武器，立即停止内战；逾期不缴者，由军队强制收缴；携枪逃跑者，由驻军追捕，归案法办。强令解散各种形式的武斗队及所有的“司令部”、“总部”、“指挥部”，削平一切山头。
再次，抓紧“解放”干部，号召把那些能解放而尚未解放的干部尽快解放出来，能够结合而又需要结合的干部尽快结合，并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一九六九年九月，根据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的决定，专门召开了全省干部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实调整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名额，正确地、合理地、大胆地使用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充实省级领导班子，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率先让白如冰、苏毅然等原省委、省人委的领导人和一批厅局部门的负责人走上领导岗位，配合军队干部构成了省级各部门的领导核心。
与此同时，省革委还采取措施，全力扭转生产下降的局面，建立健全各级生产指挥机构，恢复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并要求生产部门努力发展新产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推广先进经验。
经过政治、经济的整顿，工交生产逐月下降的趋势到一九六九年七月份已经停止。八、九月份以后，全省铁路、公路、水运运输转入正常。许多地区和单位的生产水平比七月份有所提高，九月份煤炭产量稳步上升。一九六九年虽然多数产品的产量没有完成预计的计划，但是大大补偿了上半年的欠产。
二、经济上的“大会战”
一九六九年秋，根据中央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和山东地处国防前线要尽快建成一个独立作战区的指示，组成了以杨得志为首的重点建设工程会战指挥部，并提出以战备为纲，组织“两个大办”（大办农业、大办国防工业）和“两个会战”（黄、淮、海水利大会战和钢铁、化肥、农机大会战）。“会战”的总任务，就是搞钢铁保国防，搞化肥、农机保粮食，为建立独立作战的经济体系奠定基础；具体要求是，一九七〇年粮食总产300亿斤，棉花480－500万担，花生15亿斤；工业总产值100亿元，钢27万吨，钢材21万吨，生铁61万吨，发电量50亿度，煤1950－2000万吨，化肥64万吨。
为了实现“两个大办”、“两个会战”，省里加强了组织领导。一九七〇年三月，白如冰、苏毅然被任命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进入党的核心小组，同穆林等人一起，配合部队干部，担负起工农业生产的主要领导责任。各地、市生产指挥部，省直各办，各局，各有关基层企业，都指定专人或建立专门机构，担负起会战的领导支援工作。
在计划安排上也突出“会战”。凡属“会战”必需的设备、机具、材料、运输工具等，优先保证供应。
在农业方面，省革命委员会于六月份召开了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十一月份又根据中央召开的北方省区农业会议的精神，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号召“农业学大寨”的同时，批评了前几年升级并队、记政治工分等错误作法，重申了农村的各项政策。如坚持小队基本核算，允许经营自留地或家庭副业，不得无偿调用生产队的人财物力，继续实行粮食一定三年的包购任务等，使某些地区一度波动的农村政策再趋平稳。
由于适时地采取了以上措施，加上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有所回升。工农业总产值实现179.12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25.7％。其中农业总产值55.46亿元，增长9.8％；工业总产值达到123.66亿元，超越完成了突破100亿元的计划，增长34.5％。农业，由于上半年的风雹水涝和下半年的旱灾，粮食产量未实现“突破”任务，完成293亿斤。但是棉花、花生超额完成了计划，其中棉花总产546.42万担，花生总产15.44亿斤。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29.6万吨，生铁61.67万吨，钢材29万吨，原煤2402万吨，原油467万吨，发电量55亿度。
随着一九七〇年经济的回升和各处会战工程的展开，山东“四五”计划的指标不断升级，到年底形成的《山东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总的目标是：农业超“纲要”，工业要翻番，基本建成为国防服务、为农业服务的独立作战区的经济体系。
经过一年来的努力，一九七一年的主要计划指标总算拚下来了。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14.87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13.2％。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数84.33亿元，增长8.3％；工业总产值130.54亿元，增长15.4％。
连续两年的“大会战”和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基建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一九七〇年国家预算外投资已占投资总额的23.4％，超过一九六一年以后的任何一年；一九七一年又猛增到33.8％，两年的积累率都在25％以上，是“大跃进”以来的最高纪录。二是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和商品粮销售都大大突破了计划，给山东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恶果。三是交通运输全面吃紧，煤电供应更加紧张。这不仅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而且影响到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
一九七一年三月，中共中央批准杨得志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四月一日，中共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济南举行，选举杨得志为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袁升平任第二书记。新的山东省委领导班子认真贯彻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和中央有关指示，对山东国民经济作了调整：第一，调低了一九七二年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第二，强调了企业管理，建立了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7项制度和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7项考核指标；第三，抓了按劳分配制度、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虽然上述调整起了一些作用，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生产建设中质量差、效率低、消耗高、（见表4）成本高、亏损大、事故多、计划不平衡的情况依然是严重的。
质量差。据粗略统计，一九七二年六月底，全省轻工产品质量仍有三分之二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的纺织工业，棉纱的质量落到全国第十二位，棉布落到第八位，有的纺织品入库漏检率高达20-60％。有的厂生产的罐头内发现有螺丝钉、木棒、玻璃、头发、猪毛、蚂蚁等。机械工业产品有60％质量不合格。铸钢件废品率高达30-40％。
效率低。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两年增加职工48万人，一九七三年又比一九七二年增加职工11.2万人；加上原有职工的大批调离生产岗位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未能根本扭转，因而造成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国营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一九七一年比一九七〇年下降3.3％，一九七二年又比一九七一年下降1.45％。
亏损增加。一九七一年全省企业亏损1.85亿元，一九七二年增加到2.76亿元，亏增49.6％。其中工业亏损1.03亿元，增加40.1％；商业企业亏损5200万元，增加26.7％；粮食企业亏损1.2亿元（主要是政策性亏损），增加75.9％。
三、混乱的社会状况
这期间，教育工作继续遭受破坏。中小学校虽然从一九七〇年开始有所发展，但是教育秩序仍很混乱。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学工、学农的生产劳动上，学文化被视为“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路线。高等学校在一九七〇年战备疏散期间，在到农村办学、到社会实践中办学的片面观点影响下，又一次大搬家、大拆迁。如山东大学一分为三，理科改名为山东科技大学；文科迁往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是为新山东大学；原来的生物系并入山东农学院，迁往泰安办学。一九七二年十月，周恩来曾提出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学习成绩优秀的中学生可以直接升入大学，要对文化课进行必要的考察和考试。山东省刚刚贯彻，但是很快就作为“右倾回潮”被压了下去。
同一时期，大批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下放农村，接受改造。人们在舞台上、银幕上偶尔所能看到的仅是几个“样板戏”。为了宣传普及“样板戏”，搞“文艺革命”，江青还命令全国的工厂、农村把一大批青壮年劳力抽出来，组织脱产的“文艺宣传队”。山东也因此造成了工厂大量的生产减员，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从一九七〇年初大张旗鼓地进行。虽然也清理出一些经济问题和查有实据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一些正常的民间商品贩运、工程承包甚至小商小贩，也作为“投机倒把”被打击；特别是对反对林彪、江青等的一些人，也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予了严厉制裁。从一九七一年三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开展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第三节 大反复大倒退
一、“批林批孔”导致大倒退
（一）政治上的大混乱。
随着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暴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清查。但是江青一伙借机打击干部，搞乱军队；在批判“右倾回潮”的幌子下，又把全国刚刚稳定下来的局势搅乱了。
一九七三年初，省委检查前阶段在“清队”、整党和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所出现的偏差，为一些被冤屈了的干部和群众落实政策。但是，在中央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特别在批判“右倾回潮”思想指导下，把袁升平错误地划为林彪集团一伙，对其进行清理和批判。这不仅使袁升平个人遭受了冤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以杨得志、袁升平为中心的省委领导在扭转王效禹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稳定局势、发展经济等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就使山东形势又出现了大的反复。
中共十大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了篡党窃国的活动。一九七四年初，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的名义，在中央恶毒攻击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在地方则把矛头指向已经恢复工作的大批领导干部，掀起大规模的“反复辟”、“反倒退”、“反右倾回潮”运动。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几次召开数十万人的群众大会，进行“批林批孔”、“批林揭袁”斗争。于是，山东再次出现大混乱，形势一下子动荡起来。
（二）生产跌入“谷底”。
一九七三年，由于政治上再度混乱，生产已开始出现低落。随着“四人帮”在全国的肆虐，一九七四年山东又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工农业生产急剧下跌，落到了十年内乱中的“谷底”。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工业基本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工业总产值完成年计划的29.8％，比上年同期降低32.8％。全省13个地区比上年同期普遍下降，其中枣庄下降72％，菏泽下降56％，济南、青岛下降50％。煤炭生产逐月下降，平均日产由一月份的4万多吨，下降到1万多吨，上半年只完成全年计划的18％，比上年同期下降63％，欠产796万吨，占全国欠产数的一半。全省最大的枣庄煤矿，计划日产1.75万吨，长期停留在日产几百吨的水平，有时伙房等厂内用煤都要到附近集体小煤窑去借。全省发电机组只开三分之一，土焦全部停产，机焦处于闷火保炉状态。16座高炉只开3座，炼钢厂全部停产。105个小化肥厂，停产75个，半停产10个；3个大化肥厂停产2个。25个农药厂只有3个维持最低生产水平，17个农用动力厂停产12个。上半年比上年同期钢产量下降80％，生铁下降64％，化肥下降30％。
铁路运输长期堵塞。六月份保留列车高达30列，每天比计划少装1000车左右；上半年货运量只占年计划的32％，比上年同期下降33.7％。青岛港口的堵塞也相当严重。外轮在港时间由上年平均10.8天，延长到23天。上半年因超期停港所付外轮租金折人民币440多万元。
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上半年只完成13亿元，占年度计划的28％，比上年同期下降34％，但行政事业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2.9％。收支逆差，造成资金周转困难，上半年已向中央借款2亿元。由于工业生产下降，产品成品率低，原材料库存增加，占压资金过多，造成亏损户大面积增加，工业贷款上升。至五月底，国营企业亏损户占总户数的48％，亏损额1.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倍。工业贷款六月底达19.78亿元，比年初增加2.74亿元，大大超过中央下达的贷款指标。
市场普遍紧张，生活必需品库存下降。商品购进，上半年完成计划的29％，比上年同期下降26％，其中工业品收购比上年同期下降35％。37种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工业品，有30种下降30－70％。货架空空，市场萧条，人民的生活已压到十几年来的最低水平。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经济政治生活的这种混乱，带有全国性质。虽然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必要挽救措施，但是无法制止形势的急剧恶化。六月份，毛泽东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制定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提出凡是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与其他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人员，必须迅速返回工作岗位，逾期不归的，停发工资，或按旷工处理。通知还批判了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串连，拉山头，打内战，煽动停工停产等错误言论和作法，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挥骨干作用，为增产节约作出贡献。中共山东省委对中央通知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接连召开各种会议，强调稳定局势。经过紧张的工作和耐心的劝导，广大群众基本上稳定下来，但长时期结成的疙瘩短期难以解开，生产的热情更难以焕发。而多数干部则不敢管，不敢抓，怕说是“管卡压”、“右倾回潮”。这样，尽管在第四季度工业生产有些回升，但一年来破败的大局无法挽回。
一九七四年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96.05亿元，比一九七三年（下同）降低18.8％。其中农业总产值86.7亿元，降低5.4％；工业总产值109.35亿元，降低27.1％。轻工业降低22.8％，重工业降低30.9％。一九七四年货运量与上年相比，铁路下降35％，公路下降20％，内河下降22％，沿海下降22％。财政收入完成26.95亿元，比上年下降40％。亏损企业由一九七三年的404个，占企业总数的6.11％，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1007个，占企业总数的41.48％。
二、进行全面整顿
（一）全面整顿方针在山东的贯彻。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一九七四年的混乱局面，提出在全国各行各业中进行全面整顿的方针。中共山东省委努力落实中央指示，对山东进行了全面整顿。
1.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由于整顿的决策深得人心，所以中央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哪里，哪里就引起强烈反响。虽然还有不少干部顾虑重重，但是，相当多的干部决计把山东的工作搞好。在整顿过程中，多数干部都能深入生产第一线，蹲点调查，解决问题，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良好精神状态。他们对地、县以下直至各厂矿企业社队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分类排队，整顿和加强了部分“软、懒、散”的班子；一大批安排不当或未作安排而又有工作能力的领导干部被派到关键性的厂矿企业，担负起主要领导责任。
2.批判派性，稳定局势。一九七四年底，虽然武斗停息了，山头名义上削平了，但是派系的壁垒依然分明。各级领导对派性进行了坚决批判。虽然这种批判在本质上还是以派性批判派性，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但大轰大闹的现象毕竟制止了。
3.组织恢复生产。一九七四年，生产遭受的破坏十分严重。春节过后，省委在生产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农业方面。自一九七四年一月开始，省委领导全省人民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一九七五年，曾先后几次派大批干部去农村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精神。这一运动虽有不少“左”的和形式主义的东西，但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工业交通方面。首先，配合铁道部整顿铁路交通秩序，在干部职工中广泛深入地宣传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调整充实了路局领导班子，狠批了资产阶级派性；召开了铁路沿线和矿区周围地、县负责人和公安部门负责人会议，严厉打击哄抢铁路矿区物资、破坏铁路交通的活动。从三月份开始，日装车逐旬提高。三月末路局秩序和生产水平基本恢复正常，装卸车月月超额完成计划。
其次，抓煤炭。二月份省委召开煤炭紧急会议，派出大批领导干部组织工作组，深入煤炭生产第一线，发动干部群众，部署打击破坏煤炭生产的反革命分子，使煤炭生产很快扭转了局面，三月份即完成计划的102％。这是自一九七三年七月以来，首次完成月度计划。自此，生产月月上升，至八月份，不仅补上了欠产，而且还超产2.5万吨。
在上述两个关系全局的薄弱环节促上去以后，从一九七四年四月份省委开始着力抓化肥、钢铁。由于上年化肥的严重欠产，使小麦返青追肥基本落空。当时由于煤炭不足，全省117个小化肥厂，已停产的50个，半停产的50个，情况十分严重。在煤炭情况基本好转之后，三月末，召开了全省化肥生产紧急电话会议，号召紧急动员起来，打一场化肥生产大会战，迅速提高化肥生产水平，确保小麦丰收。从四月份开始，化肥生产月月上升。特别是小化肥厂提高的幅度更大。自此，化肥生产也一直保持了稳产高产的水平。经过整顿和几个“战役”的艰苦奋斗，终于走出了一九七四年的生产“谷底”。
4.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鉴于“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一九七四年工交生产的半瘫痪状态，当务之急是使机器转动起来，社会秩序安顿下来，工人出满勤，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并坚持安全生产。十月份以后，省委即着手加强建立健全严格的规章制度，特别是对完成任务好的企业，要求对各项管理制度和技术指标认真排队，提出具体要求，切实贯彻落实。首先从安全生产抓起，抓设备管理维修，提高设备完好率，加强岗位责任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防止事故的发生；尔后抓节约原材料，降低消耗，提高产品品种的质量。为了维护执行制度的严肃性，还广泛发动群众批判了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强调集中统一，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些工作，对整顿工矿秩序，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技术指标，都起到了不少作用。
（二）全面整顿的成就。
一九七五年工农业总产值完成280.2亿元，比一九七四年增长43％，比一九七三年增长16％。其中，农业总产值103.01亿元，比一九七四年增长18.8％，比一九七三年增长12.4％；工业总产值177.81亿元，比一九七四年增长62.6％，比一九七三年增长18.6％。三个产值指标都超额完成了原定计划。
粮食总产量达到434.1亿斤，超过原计划的4－8％，比一九七四年增长29％，比一九七三年增长13.2％；棉花482.8万担，比一九七四年增长27.2％，没有达到555万担的计划指标。其他，如麻类超额完成计划，有大幅度增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烤烟接近完成计划；花生较上年略有增长，没有完成计划；生猪2002万头，超过计划5％，比一九七四年提高30.7％。
工业产品产量是几年来完成计划最好的一年。据24种主要产品检查，除电解铝、农药和纯碱外，都完成计划并创历史最好水平。与一九七四年相比，钢增长2.36倍，生铁增长2.17倍，钢材增长1.47倍，原煤增长近1倍，发电量增长50.2％，原油增长33％，合成氨增长近1倍，化肥增长78％，拖拉机增长1.51倍，棉纱、棉布增长1倍多，自行车增长2.31倍。与一九七三年相比，多数产品的增长速度在百分之十几，二十几，至五十几。
石油一直稳产高产，油田7项主要指标都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原油产量达1672万吨，比一九七三年增长54％，超过过去十年的任何一年。原油加工完成425万吨，超计划25万吨。
铁路货运量和地方货运量分别提前十一天和二十天完成国家计划，货运总量完成14598万吨，比一九七四年提高38％。其中铁路完成4214万吨，比一九七四年提高40％；公路完成9781万吨，比一九七四年提高37.6％；水运完成603万吨，比一九七四年提高32.8％。
财政收入完成45.97亿元，比一九七四年提高70.5％。
全面整顿，山东和全国一样都取得明显效果。人们从一年来的整顿实践中看到了生机，充满了希望。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果
（一）“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山东。
一九七五年初，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批评，使他们的活动稍有收敛，这给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四人帮”总是在寻找机会破坏全面整顿工作，开动他们所控制的全部舆论机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浪潮，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不管愿意不愿意，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都必须“转弯子”。中共山东省委也在全省范围内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在这个期间，除去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关于“大批判”的文章和报道之外，省委还多次召开几万人、十几万人的群众大会，表明自己的“转弯子”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坚决态度”，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和声势。
但这次运动，总的来说对山东整个形势没有发生很大的混乱和震动，特别是农村和工矿企业，局势大体是稳定的。这种局面所以能够得以维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一九七五年整顿的基础搞得比较扎实，比较牢固。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前两年大下大上的对比中，看到了社会混乱的危害和整顿的成效；人心思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这种形势下，虽有少数害群之马上窜下跳，挑起事端，把攻击矛头指向党委，但是多数人几经折腾，不愿卷进大规模的派性斗争之中。加上省委强调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对这些派性头头发出批评警告，故而他们没有能够掀起更大的风浪。
第二，这次运动，首先涉及的仍是教育文化部门，工厂企业波及较迟，所以在新年的头一、二月继续强调了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后来批判“管、卡、压”，多数工厂只是提拔了一些工人去作负责质量检验等工作，并没有将已经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冲掉。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形势压力下，十几万干部下乡，一大批干部到工业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和“蹲点”，也使生产秩序得以维持，生产得以发展。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失败告终。
由于“四人帮”的捣乱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又一次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各条战线遭受了进一步的损失。但是.在经济战线上全面整顿的措施仍在发挥作用，因而，一九七六年的经济发展还是相当可观的。
工农业总产值完成318.6亿元，超计划5.4％，比上年增长13.5％；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达到107亿元，比上年增长3.8％；工业总产值达到211.6亿元，超过年计划的8％，比上年增长19％。
粮食总产448.3亿斤，比上年（下同）增长3.3％；棉花316.7万担，减产166万担，降低34％；花生1143万担，减产515.7万担，降低31％；麻类173万担，减产35万担，降低16.8％；烤烟略有增加，但也大大低于计划指标。这是贯彻“以粮为纲”、搞粮食“单打一”带来的结果。
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较农业好，13个地市都超额完成了产值计划。主要工业品的产量90％以上完成了计划，“支农”主要产品增长幅度都在20％以上。社办工业发展迅速，一九七五年完成产值7亿元，一九七六年完成14.56亿元，增长1.8倍。队力工业一九七五年总产值约达5亿元，一九七六年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一九七五年，特别是烟台、昌潍等地区发展迅速。
交通运输的情况也是好的。货物运输量完成17320万吨，比上年提高18.6％。其中铁路4904万吨，提高16.4％；公路11732万吨，提高19.9％。
财政收入49.67亿元，比上年提高6％。
虽然产品的产量和产值大部分上去了，但是规章制度毕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所以多数产品的经济技术指标较一九七五年为差，管理乱、质量低、消耗高、亏损大、事故多、设备失修的情况更趋严重。
不少产品质量连续下降。在24种主要产品中，有13种（占54％）质量较上年下降。在纺织品中，棉纱一等一级品率，棉布入库一等品率，都连年下降，不少织布厂下机一等品率等于零。“三大件”中自行车、缝纫机的质量又有下降，手表返修率高达30％。其他生铁合格率，钢锭合格率，钢铁铸件合格率，机械加工合格率，都低于上年水平。
消耗也在提高。据26种主要产品统计，有15种高于上年，占58％。
亏损企业增加。不少企业不计成本，不讲核算，致使企业亏损逐月增加，一九七六年一月底亏损企业464个，三月底增加到575个，六月底增加到576个，九月底增加到626个，年底达到698个，比上年增加260个。上年亏损面占企业总数的6.7％，一九七六年增至28.11％，亏损总额达到4.59亿元，比上年增加1.13亿元，提高32.6％。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最后几个月的肆虐，搞得天怒人怨。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心在北京，可是它的广泛深厚的基础却在全国广大的干部群众之中。山东的情况同样如此。当十月二十二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一经公布.全省城乡一下子就狂欢起来。一连几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集会游行，欢呼庆贺。“四人帮”的最后垮台，标志着十年内乱的结束，这就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正确政策，调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四个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创造了基本条件。但是十年内乱，十年灾患，十年的是非颠倒，十年的经济震荡起伏所造成的严重比例失调等，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一、“文化大革命”灾难的降临
一九六六年，国家已经克服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严重经济困难，呈现出复苏兴旺的良好景象。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又来临了。在城乡“四清”运动紧张推进的同时，政治讨伐式的“学术批判”，“突出政治”的喧嚣，使“阶级斗争”的火药气息达到一触即发的燃点。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提出了要清洗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各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抛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织了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六月初，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被批判、被改组的消息异乎寻常地通过电台和报纸公开宣布，一场连天大火立即燃烧起来，红卫兵造反的狂潮一下子席卷了全国。就在这种政治局面之下，山东的“文化大革命”也逐渐地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城市走向农村。
五月二日，中共山东省委文化大革命小组成立。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共山东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同时，在《大众日报》展开了对所谓“三家村黑店山东分店”及一大批文化教育界知名人物的批判。八月下旬，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文化革命《十六条》的鼓动下，在首都红卫兵的影响下，济南、青岛等地的红卫兵也走向街头，走向社会，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整个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许多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在青岛，当红卫兵象潮水一样涌向市政府机关的时候，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采用了保护自己支持造反的策略，使他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于是，他立即身价百倍，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和全省唯一的“高举毛泽东革命造反旗帜的领导干部”。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山东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山东人民本来是带着自信和喜悦的心情跨进一九六六年的。虽然一九六五年的阶级斗争空气已经相当紧张，但是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仍然井井有条，农业生产关系已经稳定，工业内部结构渐趋合理，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接近一九五六年的最高水平。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18％。尽管这还带有对前几年经济补偿的性质，但是，由此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明显好转，确实给人带来希望。一九六六年一开始，农村春旱严重。一至六月份仅降雨40－50毫米，鲁西北地区只有20－30毫米，许多河水断流，井塘枯竭。中共山东省委带领省、地、县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分片包干；工业系统也竭尽全力予以支援，形成了全民抗旱保丰收的热潮。这就使在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干旱的年份，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夏粮产量72.5亿斤，与丰收的一九六五年基本平产。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的工业形势也很好，工业总产值完成34亿元，取得了时间过半完成计划过半的较好成绩。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政治上的混乱，山东经济逐渐脱离了正常的轨道。首先是交通运输紧张状况加剧。从八月份开始的红卫兵大串连，使运输量急剧增长，挤占了货运能力，打乱了运输秩序，造成严重的交通阻塞。其次，生产指挥系统遭到破坏，工厂生产受到冲击。许多干部不敢也不能抓生产、抓业务，怕被说成是“不突出政治”，“冲击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后，工人也建立“革命组织”，互相串连，使工厂最终卷进了“文化革命”的旋流之中。这就造成了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产品质量下降，设备维修差，生产事故增加，制成品和半成品不敷周转的局面。
但是，总的看，“文化大革命”对一九六六年经济的影响还是初步的。在十二月份以前，工矿企业的运动基本上还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进行。作为一个生产周期，上半年的延续力量也给下半年以支持，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奖惩制度还发挥作用。因此，一九六六年全年的经济仍然取得较大进展，各项经济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6，52亿元，比上年增长20.5％，增长的势头甚至一直维持到一九六七年初。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文化大革命”内乱的逐步升级，山东整个社会的灾难也就更形加剧。
二、夺权之风刮遍全省
一九六七年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一月二十二日，王效禹纠集了一伙人夺了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月底，王效禹匆匆到济南，伺机夺取全省的领导权。就在这时，即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决定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以控制局势，建立秩序。二月三日，王效禹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在济南召开10万人大会，宣布向中共山东省委、省人委全面夺权，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二·三”夺权犹如一剂触媒，从二月到三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夺权之风刮遍了全省城乡。
三月份，王效禹为了排除异己，巩固已经得到的权力，在全省范围发动了“反逆流”斗争。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表态赞同；张春桥、姚文元坐镇济南，予以支持，“反逆流”运动进一步扩大。五月七日，王效禹调集10万群众包围了拥进省革委大院的另一派群众，压倒了反对派，加强了对济南的控制。之后，德州、聊城、惠民、菏泽、临沂、济宁等地区也都进行了“反逆流”斗争，辩论不息，武斗不止。至一九六八年三月底，全省又有青岛、济南、淄博、枣庄4市与昌潍、烟台、临沂、泰安、菏泽、惠民6个地区，91个县（市、区），成立或改组了革命委员会。大量的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学校等基层单位也在新的基础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七月份，德州、济宁、聊城三个地区的革命委员会也予以改组。王效禹进一步控制了山东局势。
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独揽大权，王效禹一方面需要借重于军队与领导干部的支持，同时又顽固地坚持反军队、反领导干部、反“保守派”的立场。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到十二月，王效禹在省革命委员会内部，猛烈攻击济南军区和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胡说他们与“二月逆流”的后台相勾结，是一九六七年春天山东“反革命逆流”的幕后支持者，把临沂、昌潍、德州等地区武斗的责任推给济南军区和省军区；并把当时结合到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原班人马上台”，是“复旧势力”。随即就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大规模的“反复旧”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军队和广大干部。为了进一步搞乱济南军区，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王效禹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军队中开展“四大”①（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单位，妄图由此打开缺口，搞垮驻军主要负责人，达到反党乱军、在山东称王称霸的目的。
三、国民经济的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掀起的内乱和层出叠起的武斗，使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受到极严重的摧残与破坏。
武斗和混乱首先干扰、破坏了交通。一九六七年上半年铁路欠装297万吨，积压物资88万吨。七月份铁道部核定日装3300车，平均只装2645车。装不上，卸不下，运不进，搬不出，港站堵塞，物资积压，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问题。一九六六年货物运输量比上年增长12％，一九六七年比上年减少2.3％，一九六八年比上年略增0.3％，一九六九年则下滑了8％。
煤炭生产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全省平均日产5.5万吨，四季度降至4万吨以下。八月份，地方工业仅能供应计划煤的52％，九月份降至33％，只好重点保火车、轮船、发电；地区只保青岛、济南、烟台。一大批企业处于二、三个月停产半停产状态。一九六八年煤炭产量虽稍有回升，但因为全国煤产量大幅度下降，至一九六九年六、七月份，工业用煤已经停发，发电用煤压到最低点。鲁中电网经常处于低波运行中，由38万千瓦限制到30万千瓦。济南240个企业限电，纺织企业由三班改为一班，机械工业多半停顿。黑旺、金岭、莱芜三大铁矿及全部水泥厂停产。全省14座高炉只能开7座，新建的一座氧气顶吹炼钢炉因缺乏焦炭无法投产。济南化肥厂也面临着全部停产的危险。全省各发电厂煤炭连连告急，用电负荷一限再限。交通、煤炭问题造成了工业的全面危机。
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下降。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有缓慢增长。一九六九年又急遽跌落。三年来，尽管有不少新建企业投产，但总的产值产量基本上停留在一九六六年的水平。一九六七年四、五月“反逆流”以来，多数产品产量都低于上年。除棉布、棉纱等几个品种外，多数产品产量逐月下降。年终，在45种主要产品中，只有23种高于上年；原煤、石油、铁矿石、钢材等都低于上年。除棉布、棉纱等几个品种外，多数产品没有完成年度计划，甚至连年中下调计划也落空了。一九六八年全国没有编制年度计划，山东也只是根据一九六七年的水平作了大体安排。但新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即比去年同期降低15％。这一年，煤炭、焦炭、钢、钢材、铁矿石、化肥、棉纱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较上年大幅度下降。
由于管理制度破坏，生产秩序混乱，加上“献忠心”、凑产值，造成产品质量下降，消耗定额和生产成本提高，设备损伤，事故增多。一九六九年情况尤为严重：第一，产品质量进一步下降。有的厂铸件废品率高达30％以上，有的出口刨床80％的零件不合格。火柴划不着，拖拉机开不动，已司空见惯。第二，消耗定额提高。电厂煤耗普遍上升，一九六六年每度电耗煤452克，一九六九年增至478克；每吨合成氨用焦（白煤）由1.6吨提高至一九六九年的2吨以上。第三，成本提高，亏损严重。周村造纸厂每吨纸成本由一九六八年的718元猛增到1232元，提高62％。全省42个化肥厂24个亏损。据青岛、济南、聊城三个地、市不完全统计，亏损单位52个。全省国营工矿企业银行贷款高达14.46亿元，利润减少2亿元。济南汽车总厂贷款超过该厂固定资产的一半，每月仅付利息即达25万元，相当于该厂一个半月工资总数。济南机床二厂贷款相当于固定资产的1.4倍。第四，设备严重失修。由于挪出维修资金、拚设备和违反操作规程，机器带病运行带有普遍性。鲁中电网因锅炉漏气，电机故障，一个月中三次停电。煤炭工业长期采掘失调，丢瘦抢肥。新汶矿务局两年来共欠开拓进尺3万米，减少开拓煤量6000万吨。肥城矿务局开拓进尺由4.5万米下降到2万米。同时，巷道设备严重失修。新汶矿务局除永久性巷道外，其余100％失修，其中严重失修者占60％。其他煤矿大体相类似。第五，事故严重。汽车事故频繁，铁路也不断发生重大恶性事故。几个化肥厂一个月内连续发生爆炸。无视纪律，放松管理，后患无穷。
农业生产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虽然一九六八年遭受较为严重的旱灾，但综观三年，灾情并不突出；三年来，化肥、农药、农用动力等产品的供应比一九六六年及其以前有若干倍的增长。但粮食产量却连续三年低于灾情严重的一九六六年；花生、烟草等更是以每年12－33％的速度直线下落，只有棉花略有增长。特别是一九六九年，由于“反复旧”，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市实行了合社并队，打破了小队为基础的生产体制，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不少社队出现了分净公共积累、砍伐树木、生产消极怠工等严重情况。有些地区甚至大片田园荒芜。因此，一九六九年虽然是少有的风调雨顺，但粮食、花生、油菜、麻类等仍普遍减产，生猪由一九六六年的1384万头锐减为905万头。
第二节 局势出现起伏
一、政局的暂时转机
一九六八年秋后，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不仅进一步搞乱了山东，而且也在不少省份引起了连锁反应。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重视。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过后，山东问题就正式提上了日程。从五月四日至二十八日，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部队的27人留京集中学习，讨论解决山东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7次就山东问题及王效禹的错误作出指示。五月二十四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以给中央报告的形式，就解决山东问题提出十条措施。第二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作出批示（当时简称这两个文件为“批示”和“十条”），指出王效禹犯了严重的错误，解决山东问题的原则是：“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为了加强领导，便于纠正错误，经中央批准，充实了山东省革委会成员，建立了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穆林、赵修德7人组成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作为山东省的最高领导机构。王效禹回到济南后，顽固坚持错误，拒不接受批评，拒绝出席山东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因此，山东工作实际上由杨得志、袁升平等部队领导人为核心负起主要领导责任。这就打破了王效禹把持山东的局面，为山东政局渐趋相对稳定创造了条件。
为了纠正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运动所造成的危害，省的新领导班子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整顿组织。参加27人学习班的成员离京回济后召开了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驻济部队党委常委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示精神。之后，调整省革命委员会机构，改组生产指挥部，恢复“反复旧”前主要领导成员的职务和机构建制，撤出“工人宣传队”，增派大批军队负责干部，改变生产指挥的混乱局面；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解散省级群众组织；“工人宣传队”按“批示”、“十条”的精神进行整顿，从而制止了各组织机构的混乱状态，初步恢复了各部门的职能作用。
其次，根据“批示”、“十条”精神，采取断然措施制止武斗，要求全部收缴群众组织和个人手中的一切枪支弹药及其他武器，立即停止内战；逾期不缴者，由军队强制收缴；携枪逃跑者，由驻军追捕，归案法办。强令解散各种形式的武斗队及所有的“司令部”、“总部”、“指挥部”，削平一切山头。
再次，抓紧“解放”干部，号召把那些能解放而尚未解放的干部尽快解放出来，能够结合而又需要结合的干部尽快结合，并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一九六九年九月，根据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的决定，专门召开了全省干部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实调整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名额，正确地、合理地、大胆地使用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充实省级领导班子，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率先让白如冰、苏毅然等原省委、省人委的领导人和一批厅局部门的负责人走上领导岗位，配合军队干部构成了省级各部门的领导核心。
与此同时，省革委还采取措施，全力扭转生产下降的局面，建立健全各级生产指挥机构，恢复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并要求生产部门努力发展新产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推广先进经验。
经过政治、经济的整顿，工交生产逐月下降的趋势到一九六九年七月份已经停止。八、九月份以后，全省铁路、公路、水运运输转入正常。许多地区和单位的生产水平比七月份有所提高，九月份煤炭产量稳步上升。一九六九年虽然多数产品的产量没有完成预计的计划，但是大大补偿了上半年的欠产。
二、经济上的“大会战”
一九六九年秋，根据中央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和山东地处国防前线要尽快建成一个独立作战区的指示，组成了以杨得志为首的重点建设工程会战指挥部，并提出以战备为纲，组织“两个大办”（大办农业、大办国防工业）和“两个会战”（黄、淮、海水利大会战和钢铁、化肥、农机大会战）。“会战”的总任务，就是搞钢铁保国防，搞化肥、农机保粮食，为建立独立作战的经济体系奠定基础；具体要求是，一九七〇年粮食总产300亿斤，棉花480－500万担，花生15亿斤；工业总产值100亿元，钢27万吨，钢材21万吨，生铁61万吨，发电量50亿度，煤1950－2000万吨，化肥64万吨。
为了实现“两个大办”、“两个会战”，省里加强了组织领导。一九七〇年三月，白如冰、苏毅然被任命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进入党的核心小组，同穆林等人一起，配合部队干部，担负起工农业生产的主要领导责任。各地、市生产指挥部，省直各办，各局，各有关基层企业，都指定专人或建立专门机构，担负起会战的领导支援工作。
在计划安排上也突出“会战”。凡属“会战”必需的设备、机具、材料、运输工具等，优先保证供应。
在农业方面，省革命委员会于六月份召开了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十一月份又根据中央召开的北方省区农业会议的精神，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号召“农业学大寨”的同时，批评了前几年升级并队、记政治工分等错误作法，重申了农村的各项政策。如坚持小队基本核算，允许经营自留地或家庭副业，不得无偿调用生产队的人财物力，继续实行粮食一定三年的包购任务等，使某些地区一度波动的农村政策再趋平稳。
由于适时地采取了以上措施，加上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有所回升。工农业总产值实现179.12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25.7％。其中农业总产值55.46亿元，增长9.8％；工业总产值达到123.66亿元，超越完成了突破100亿元的计划，增长34.5％。农业，由于上半年的风雹水涝和下半年的旱灾，粮食产量未实现“突破”任务，完成293亿斤。但是棉花、花生超额完成了计划，其中棉花总产546.42万担，花生总产15.44亿斤。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29.6万吨，生铁61.67万吨，钢材29万吨，原煤2402万吨，原油467万吨，发电量55亿度。
随着一九七〇年经济的回升和各处会战工程的展开，山东“四五”计划的指标不断升级，到年底形成的《山东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总的目标是：农业超“纲要”，工业要翻番，基本建成为国防服务、为农业服务的独立作战区的经济体系。
经过一年来的努力，一九七一年的主要计划指标总算拚下来了。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14.87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13.2％。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数84.33亿元，增长8.3％；工业总产值130.54亿元，增长15.4％。
连续两年的“大会战”和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基建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一九七〇年国家预算外投资已占投资总额的23.4％，超过一九六一年以后的任何一年；一九七一年又猛增到33.8％，两年的积累率都在25％以上，是“大跃进”以来的最高纪录。二是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和商品粮销售都大大突破了计划，给山东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恶果。三是交通运输全面吃紧，煤电供应更加紧张。这不仅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而且影响到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
一九七一年三月，中共中央批准杨得志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四月一日，中共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济南举行，选举杨得志为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袁升平任第二书记。新的山东省委领导班子认真贯彻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和中央有关指示，对山东国民经济作了调整：第一，调低了一九七二年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第二，强调了企业管理，建立了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7项制度和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7项考核指标；第三，抓了按劳分配制度、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虽然上述调整起了一些作用，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生产建设中质量差、效率低、消耗高、（见表4）成本高、亏损大、事故多、计划不平衡的情况依然是严重的。
质量差。据粗略统计，一九七二年六月底，全省轻工产品质量仍有三分之二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的纺织工业，棉纱的质量落到全国第十二位，棉布落到第八位，有的纺织品入库漏检率高达20-60％。有的厂生产的罐头内发现有螺丝钉、木棒、玻璃、头发、猪毛、蚂蚁等。机械工业产品有60％质量不合格。铸钢件废品率高达30-40％。
效率低。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两年增加职工48万人，一九七三年又比一九七二年增加职工11.2万人；加上原有职工的大批调离生产岗位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未能根本扭转，因而造成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国营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一九七一年比一九七〇年下降3.3％，一九七二年又比一九七一年下降1.45％。
亏损增加。一九七一年全省企业亏损1.85亿元，一九七二年增加到2.76亿元，亏增49.6％。其中工业亏损1.03亿元，增加40.1％；商业企业亏损5200万元，增加26.7％；粮食企业亏损1.2亿元（主要是政策性亏损），增加75.9％。
三、混乱的社会状况
这期间，教育工作继续遭受破坏。中小学校虽然从一九七〇年开始有所发展，但是教育秩序仍很混乱。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学工、学农的生产劳动上，学文化被视为“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路线。高等学校在一九七〇年战备疏散期间，在到农村办学、到社会实践中办学的片面观点影响下，又一次大搬家、大拆迁。如山东大学一分为三，理科改名为山东科技大学；文科迁往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是为新山东大学；原来的生物系并入山东农学院，迁往泰安办学。一九七二年十月，周恩来曾提出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学习成绩优秀的中学生可以直接升入大学，要对文化课进行必要的考察和考试。山东省刚刚贯彻，但是很快就作为“右倾回潮”被压了下去。
同一时期，大批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下放农村，接受改造。人们在舞台上、银幕上偶尔所能看到的仅是几个“样板戏”。为了宣传普及“样板戏”，搞“文艺革命”，江青还命令全国的工厂、农村把一大批青壮年劳力抽出来，组织脱产的“文艺宣传队”。山东也因此造成了工厂大量的生产减员，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从一九七〇年初大张旗鼓地进行。虽然也清理出一些经济问题和查有实据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一些正常的民间商品贩运、工程承包甚至小商小贩，也作为“投机倒把”被打击；特别是对反对林彪、江青等的一些人，也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予了严厉制裁。从一九七一年三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开展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第三节 大反复大倒退
一、“批林批孔”导致大倒退
（一）政治上的大混乱。
随着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暴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清查。但是江青一伙借机打击干部，搞乱军队；在批判“右倾回潮”的幌子下，又把全国刚刚稳定下来的局势搅乱了。
一九七三年初，省委检查前阶段在“清队”、整党和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所出现的偏差，为一些被冤屈了的干部和群众落实政策。但是，在中央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特别在批判“右倾回潮”思想指导下，把袁升平错误地划为林彪集团一伙，对其进行清理和批判。这不仅使袁升平个人遭受了冤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以杨得志、袁升平为中心的省委领导在扭转王效禹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稳定局势、发展经济等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就使山东形势又出现了大的反复。
中共十大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了篡党窃国的活动。一九七四年初，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的名义，在中央恶毒攻击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在地方则把矛头指向已经恢复工作的大批领导干部，掀起大规模的“反复辟”、“反倒退”、“反右倾回潮”运动。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几次召开数十万人的群众大会，进行“批林批孔”、“批林揭袁”斗争。于是，山东再次出现大混乱，形势一下子动荡起来。
（二）生产跌入“谷底”。
一九七三年，由于政治上再度混乱，生产已开始出现低落。随着“四人帮”在全国的肆虐，一九七四年山东又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工农业生产急剧下跌，落到了十年内乱中的“谷底”。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工业基本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工业总产值完成年计划的29.8％，比上年同期降低32.8％。全省13个地区比上年同期普遍下降，其中枣庄下降72％，菏泽下降56％，济南、青岛下降50％。煤炭生产逐月下降，平均日产由一月份的4万多吨，下降到1万多吨，上半年只完成全年计划的18％，比上年同期下降63％，欠产796万吨，占全国欠产数的一半。全省最大的枣庄煤矿，计划日产1.75万吨，长期停留在日产几百吨的水平，有时伙房等厂内用煤都要到附近集体小煤窑去借。全省发电机组只开三分之一，土焦全部停产，机焦处于闷火保炉状态。16座高炉只开3座，炼钢厂全部停产。105个小化肥厂，停产75个，半停产10个；3个大化肥厂停产2个。25个农药厂只有3个维持最低生产水平，17个农用动力厂停产12个。上半年比上年同期钢产量下降80％，生铁下降64％，化肥下降30％。
铁路运输长期堵塞。六月份保留列车高达30列，每天比计划少装1000车左右；上半年货运量只占年计划的32％，比上年同期下降33.7％。青岛港口的堵塞也相当严重。外轮在港时间由上年平均10.8天，延长到23天。上半年因超期停港所付外轮租金折人民币440多万元。
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上半年只完成13亿元，占年度计划的28％，比上年同期下降34％，但行政事业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2.9％。收支逆差，造成资金周转困难，上半年已向中央借款2亿元。由于工业生产下降，产品成品率低，原材料库存增加，占压资金过多，造成亏损户大面积增加，工业贷款上升。至五月底，国营企业亏损户占总户数的48％，亏损额1.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倍。工业贷款六月底达19.78亿元，比年初增加2.74亿元，大大超过中央下达的贷款指标。
市场普遍紧张，生活必需品库存下降。商品购进，上半年完成计划的29％，比上年同期下降26％，其中工业品收购比上年同期下降35％。37种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工业品，有30种下降30－70％。货架空空，市场萧条，人民的生活已压到十几年来的最低水平。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经济政治生活的这种混乱，带有全国性质。虽然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必要挽救措施，但是无法制止形势的急剧恶化。六月份，毛泽东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制定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提出凡是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与其他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人员，必须迅速返回工作岗位，逾期不归的，停发工资，或按旷工处理。通知还批判了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串连，拉山头，打内战，煽动停工停产等错误言论和作法，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挥骨干作用，为增产节约作出贡献。中共山东省委对中央通知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接连召开各种会议，强调稳定局势。经过紧张的工作和耐心的劝导，广大群众基本上稳定下来，但长时期结成的疙瘩短期难以解开，生产的热情更难以焕发。而多数干部则不敢管，不敢抓，怕说是“管卡压”、“右倾回潮”。这样，尽管在第四季度工业生产有些回升，但一年来破败的大局无法挽回。
一九七四年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96.05亿元，比一九七三年（下同）降低18.8％。其中农业总产值86.7亿元，降低5.4％；工业总产值109.35亿元，降低27.1％。轻工业降低22.8％，重工业降低30.9％。一九七四年货运量与上年相比，铁路下降35％，公路下降20％，内河下降22％，沿海下降22％。财政收入完成26.95亿元，比上年下降40％。亏损企业由一九七三年的404个，占企业总数的6.11％，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1007个，占企业总数的41.48％。
二、进行全面整顿
（一）全面整顿方针在山东的贯彻。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一九七四年的混乱局面，提出在全国各行各业中进行全面整顿的方针。中共山东省委努力落实中央指示，对山东进行了全面整顿。
1.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由于整顿的决策深得人心，所以中央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哪里，哪里就引起强烈反响。虽然还有不少干部顾虑重重，但是，相当多的干部决计把山东的工作搞好。在整顿过程中，多数干部都能深入生产第一线，蹲点调查，解决问题，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良好精神状态。他们对地、县以下直至各厂矿企业社队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分类排队，整顿和加强了部分“软、懒、散”的班子；一大批安排不当或未作安排而又有工作能力的领导干部被派到关键性的厂矿企业，担负起主要领导责任。
2.批判派性，稳定局势。一九七四年底，虽然武斗停息了，山头名义上削平了，但是派系的壁垒依然分明。各级领导对派性进行了坚决批判。虽然这种批判在本质上还是以派性批判派性，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但大轰大闹的现象毕竟制止了。
3.组织恢复生产。一九七四年，生产遭受的破坏十分严重。春节过后，省委在生产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农业方面。自一九七四年一月开始，省委领导全省人民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一九七五年，曾先后几次派大批干部去农村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精神。这一运动虽有不少“左”的和形式主义的东西，但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工业交通方面。首先，配合铁道部整顿铁路交通秩序，在干部职工中广泛深入地宣传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调整充实了路局领导班子，狠批了资产阶级派性；召开了铁路沿线和矿区周围地、县负责人和公安部门负责人会议，严厉打击哄抢铁路矿区物资、破坏铁路交通的活动。从三月份开始，日装车逐旬提高。三月末路局秩序和生产水平基本恢复正常，装卸车月月超额完成计划。
其次，抓煤炭。二月份省委召开煤炭紧急会议，派出大批领导干部组织工作组，深入煤炭生产第一线，发动干部群众，部署打击破坏煤炭生产的反革命分子，使煤炭生产很快扭转了局面，三月份即完成计划的102％。这是自一九七三年七月以来，首次完成月度计划。自此，生产月月上升，至八月份，不仅补上了欠产，而且还超产2.5万吨。
在上述两个关系全局的薄弱环节促上去以后，从一九七四年四月份省委开始着力抓化肥、钢铁。由于上年化肥的严重欠产，使小麦返青追肥基本落空。当时由于煤炭不足，全省117个小化肥厂，已停产的50个，半停产的50个，情况十分严重。在煤炭情况基本好转之后，三月末，召开了全省化肥生产紧急电话会议，号召紧急动员起来，打一场化肥生产大会战，迅速提高化肥生产水平，确保小麦丰收。从四月份开始，化肥生产月月上升。特别是小化肥厂提高的幅度更大。自此，化肥生产也一直保持了稳产高产的水平。经过整顿和几个“战役”的艰苦奋斗，终于走出了一九七四年的生产“谷底”。
4.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鉴于“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一九七四年工交生产的半瘫痪状态，当务之急是使机器转动起来，社会秩序安顿下来，工人出满勤，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并坚持安全生产。十月份以后，省委即着手加强建立健全严格的规章制度，特别是对完成任务好的企业，要求对各项管理制度和技术指标认真排队，提出具体要求，切实贯彻落实。首先从安全生产抓起，抓设备管理维修，提高设备完好率，加强岗位责任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防止事故的发生；尔后抓节约原材料，降低消耗，提高产品品种的质量。为了维护执行制度的严肃性，还广泛发动群众批判了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强调集中统一，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些工作，对整顿工矿秩序，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技术指标，都起到了不少作用。
（二）全面整顿的成就。
一九七五年工农业总产值完成280.2亿元，比一九七四年增长43％，比一九七三年增长16％。其中，农业总产值103.01亿元，比一九七四年增长18.8％，比一九七三年增长12.4％；工业总产值177.81亿元，比一九七四年增长62.6％，比一九七三年增长18.6％。三个产值指标都超额完成了原定计划。
粮食总产量达到434.1亿斤，超过原计划的4－8％，比一九七四年增长29％，比一九七三年增长13.2％；棉花482.8万担，比一九七四年增长27.2％，没有达到555万担的计划指标。其他，如麻类超额完成计划，有大幅度增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烤烟接近完成计划；花生较上年略有增长，没有完成计划；生猪2002万头，超过计划5％，比一九七四年提高30.7％。
工业产品产量是几年来完成计划最好的一年。据24种主要产品检查，除电解铝、农药和纯碱外，都完成计划并创历史最好水平。与一九七四年相比，钢增长2.36倍，生铁增长2.17倍，钢材增长1.47倍，原煤增长近1倍，发电量增长50.2％，原油增长33％，合成氨增长近1倍，化肥增长78％，拖拉机增长1.51倍，棉纱、棉布增长1倍多，自行车增长2.31倍。与一九七三年相比，多数产品的增长速度在百分之十几，二十几，至五十几。
石油一直稳产高产，油田7项主要指标都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原油产量达1672万吨，比一九七三年增长54％，超过过去十年的任何一年。原油加工完成425万吨，超计划25万吨。
铁路货运量和地方货运量分别提前十一天和二十天完成国家计划，货运总量完成14598万吨，比一九七四年提高38％。其中铁路完成4214万吨，比一九七四年提高40％；公路完成9781万吨，比一九七四年提高37.6％；水运完成603万吨，比一九七四年提高32.8％。
财政收入完成45.97亿元，比一九七四年提高70.5％。
全面整顿，山东和全国一样都取得明显效果。人们从一年来的整顿实践中看到了生机，充满了希望。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果
（一）“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山东。
一九七五年初，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批评，使他们的活动稍有收敛，这给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四人帮”总是在寻找机会破坏全面整顿工作，开动他们所控制的全部舆论机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浪潮，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不管愿意不愿意，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都必须“转弯子”。中共山东省委也在全省范围内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在这个期间，除去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关于“大批判”的文章和报道之外，省委还多次召开几万人、十几万人的群众大会，表明自己的“转弯子”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坚决态度”，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和声势。
但这次运动，总的来说对山东整个形势没有发生很大的混乱和震动，特别是农村和工矿企业，局势大体是稳定的。这种局面所以能够得以维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一九七五年整顿的基础搞得比较扎实，比较牢固。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前两年大下大上的对比中，看到了社会混乱的危害和整顿的成效；人心思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这种形势下，虽有少数害群之马上窜下跳，挑起事端，把攻击矛头指向党委，但是多数人几经折腾，不愿卷进大规模的派性斗争之中。加上省委强调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对这些派性头头发出批评警告，故而他们没有能够掀起更大的风浪。
第二，这次运动，首先涉及的仍是教育文化部门，工厂企业波及较迟，所以在新年的头一、二月继续强调了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后来批判“管、卡、压”，多数工厂只是提拔了一些工人去作负责质量检验等工作，并没有将已经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冲掉。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形势压力下，十几万干部下乡，一大批干部到工业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和“蹲点”，也使生产秩序得以维持，生产得以发展。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失败告终。
由于“四人帮”的捣乱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又一次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各条战线遭受了进一步的损失。但是.在经济战线上全面整顿的措施仍在发挥作用，因而，一九七六年的经济发展还是相当可观的。
工农业总产值完成318.6亿元，超计划5.4％，比上年增长13.5％；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达到107亿元，比上年增长3.8％；工业总产值达到211.6亿元，超过年计划的8％，比上年增长19％。
粮食总产448.3亿斤，比上年（下同）增长3.3％；棉花316.7万担，减产166万担，降低34％；花生1143万担，减产515.7万担，降低31％；麻类173万担，减产35万担，降低16.8％；烤烟略有增加，但也大大低于计划指标。这是贯彻“以粮为纲”、搞粮食“单打一”带来的结果。
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较农业好，13个地市都超额完成了产值计划。主要工业品的产量90％以上完成了计划，“支农”主要产品增长幅度都在20％以上。社办工业发展迅速，一九七五年完成产值7亿元，一九七六年完成14.56亿元，增长1.8倍。队力工业一九七五年总产值约达5亿元，一九七六年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一九七五年，特别是烟台、昌潍等地区发展迅速。
交通运输的情况也是好的。货物运输量完成17320万吨，比上年提高18.6％。其中铁路4904万吨，提高16.4％；公路11732万吨，提高19.9％。
财政收入49.67亿元，比上年提高6％。
虽然产品的产量和产值大部分上去了，但是规章制度毕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所以多数产品的经济技术指标较一九七五年为差，管理乱、质量低、消耗高、亏损大、事故多、设备失修的情况更趋严重。
不少产品质量连续下降。在24种主要产品中，有13种（占54％）质量较上年下降。在纺织品中，棉纱一等一级品率，棉布入库一等品率，都连年下降，不少织布厂下机一等品率等于零。“三大件”中自行车、缝纫机的质量又有下降，手表返修率高达30％。其他生铁合格率，钢锭合格率，钢铁铸件合格率，机械加工合格率，都低于上年水平。
消耗也在提高。据26种主要产品统计，有15种高于上年，占58％。
亏损企业增加。不少企业不计成本，不讲核算，致使企业亏损逐月增加，一九七六年一月底亏损企业464个，三月底增加到575个，六月底增加到576个，九月底增加到626个，年底达到698个，比上年增加260个。上年亏损面占企业总数的6.7％，一九七六年增至28.11％，亏损总额达到4.59亿元，比上年增加1.13亿元，提高32.6％。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最后几个月的肆虐，搞得天怒人怨。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心在北京，可是它的广泛深厚的基础却在全国广大的干部群众之中。山东的情况同样如此。当十月二十二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一经公布.全省城乡一下子就狂欢起来。一连几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集会游行，欢呼庆贺。“四人帮”的最后垮台，标志着十年内乱的结束，这就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正确政策，调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四个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创造了基本条件。但是十年内乱，十年灾患，十年的是非颠倒，十年的经济震荡起伏所造成的严重比例失调等，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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