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六四年五至六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工作会议，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形势，认为全国三分之一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九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后十条”的修正草案；十二月，又提出“四清”的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上述观点反映出，中央把党内存在的阴暗面估计得过于严重，纠正措施过于偏激，打击面过宽过重。这对地方社教工作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一九六四年冬，在曲阜、海阳、齐河、长岛、临沂、泰安、历城7个县重点开展社教运动，从此揭开第二阶段社教的帷幕，参加运动的工作队员达5.4万人。由于中央指导方针的偏差，不少单位因怕搞不彻底，对基层干部采取“是贼不是贼，先打三油锤”的错误作法；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连”，不少单位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不予解放；有些单位发生了变相体罚与逼供等现象。
  一九六五年初，中共中央公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提出尽快解放大部分干部的问题。为贯彻“二十三条”，当时的四清工作团，在春节前对工作组长以上的干部进行了学习整训，节后又对全体队员进行了整训。经过学习教育，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有所纠正。然而，由于“二十三条”提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极左观点，运动的基本偏差仍无法纠正。据一九六五年五月7个重点县初步统计：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人数占基层干部总数的2.8％；开除党籍者占党员总数的5－10％；受撤职以上处分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5％；属于懒、馋、占、贪、变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0％以上；定为领导权“被篡夺”的生产大队占10％左右。在整顿基层组织时，县级领导核心调整三分之一，社级调整二分之一，大队调整二分之一。这一统计表明，对干部的打击面过宽过重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一九六五年九月，省里又派出12万工作队队员，在33个县、2个郊区和9个城市展开面上的社教，其覆盖面约占全省县、社、队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运动中，大批“三自一包”、“自由化”、“单干风”等，把政治上的“左”倾再次扩展到经济领域。
  第二阶段的社教运动，把整顿重点放在党内和干部方面，通过运动纠正党内和干部中的各种不良风气，处分一些为非作歹的坏人是应该的。但是，作为这一运动思想基础的阶级斗争理论及斗争重点是“党内走资派”的观点，不能不把运动步步引向歧途，使“党内走资派”越揪越多，打击面也随之扩大，最后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