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大跃进”的三年，由于许多政策措施失当，经济形势日益恶劣，群众中的不满情绪有所发展。也有个别阶级异己分子乘机大肆活动，台湾也不断派遣武装特务，扰乱沿海一带。这些说明，阶级斗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而且有所发展。然而大量的是由于工作做得不好而形成或激化的人民内部矛盾。从中国共产党内看，“大跃进”以来少数干部高高在上，官僚主义习气恶性发展；有些干部多吃多占，甚至内外勾结监守自盗，贪污腐化。在“大跃进”和调整初期，由于官僚主义的滋生和管理的混乱，少数单位贪污、浪费、损公肥私、化大公为小公的情况相当严重。据省清仓核资指挥部统计，全省在清仓核资中共揭发违法乱纪案件1547起。特别是停、并、撤的单位，乘机私分或不适当降价出售国家物资的现象相当普遍。企业管理不善和干部官僚主义造成的损失也相当惊人。据全省工业交通、文教卫生、国营农场和劳改系统统计，在清仓核资中初步落实的物资盘亏、调价、报废损失达3.3亿元；商业供销社系统有问题商品和“三清”损失达7.7亿元，两项全年仅支付利息即达7920万元。大量的经济案件和严重浪费都牵扯到一批干部。这一时期经济案件的特点之一是干部与奸商、流氓勾结起来共同犯罪。在这些政治上或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领导的单位，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与作用受到严重损害，生产的恢复发展受到阻碍。为此，在大力加强经济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采取适当的法律、行政和组织措施，消除党内外各种阻碍经济恢复的消极现象，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六〇年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扭转被动局面，取得良好效果。然而，经济刚刚开始好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问题，并且把它扩大化、绝对化，说成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说成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一年十一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全会精神，认为山东省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尖锐。会议按照中共中央部署，布置了山东省一九六二年冬到次春的工作，提出全力抓好社会主义教育，整社、整队、整顿企业等。从此，开始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阶段
  一九六三年一月，省委召开各地市、县委书记及组织、宣传部长和监委书记会议。会议认为，山东省广大干部和党员在前几年的工作中，纠正了不少错误，加强了团结，领导人民战胜了灾害，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党内确实存在不健康的东西，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比较突出；经济上，资产阶级的贪污腐化等坏现象在不少干部、党员中有所滋长；组织上，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有些松弛。为解决这些问题，省委提出整顿基层组织，把集体经济不巩固的社队、变质的单位整好。这项工作计划用三五年时间分期分批进行。全省各级机关抽调1.2万名干部，经过审查、训练，以乡村为主包括城市，立即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即“前十条”）；九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此后，按照中央部署，全省陆续组织了2.8万多名干部开展社教试点工作。通过这一运动，试点单位初步进行了账目、仓库、财务、工分的“四清”，贯彻执行了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建立起各项管理制度。在清理和整顿经营管理制度、管理人员时，训练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100多万人，有些地方还建立了经营管理交流站、会计辅导网等。在开展农村社教的同时，城市也进行了以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五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接受以前历次运动打击面过宽的教训，要求各级主管机关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不层层分配任务。
  从一九六二年末开展的城乡社教运动，到一九六四年秋完成了试点工作，即第一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党内党外各种经济犯罪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清理干部中多吃多占的问题；同时也处理了一批官僚主义严重、横行霸道、欺压群众的党员干部。经过这次运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农村，各种经济问题得到初步清理，进一步落实和巩固了农村现行经济体制和政策，完善了财经管理制度和劳动制度，提高了社队干部管理水平，纠正了党员干部的各种歪风，缓和了某些矛盾。在城市，经过“五反”运动，广大党员干部的觉悟有所提高，作风有所改变，特殊化和铺张浪费的风气基本被制止，参加劳动的制度逐渐形成。经过整顿，加强了组织领导，改进了工作方法，纯洁了党的队伍，活跃了民主生活，密切了党群关系。运动激发了干部和群众生产、学习的积极性，工农业生产掀起劳动竞赛高潮。所以，这一运动对于工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地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第一阶段的社教运动出现了一些偏差，表现在：（1）片面地强调阶级成份，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扩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2）在片面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经济上采取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和措施。在农业政策方面，从一九六二年春后，废止了各种形式的包工包产责任制；限制社员在自留地投工投料；限制社员自留地产品及手工产品的自由买卖等。在工业方面，取消了各种奖金和一些正当的福利待遇；对社会上的单干户采取歧视性政策，一般均纳入合作组织。在城乡集市贸易管理上，逐渐管得太严太死，甚至采取以国营、集体商业取而代之的方针。这些“左”的政策和做法，妨碍了生产和整个经济恢复发展的进程，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和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
  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二阶段
  一九六四年五至六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工作会议，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形势，认为全国三分之一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九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后十条”的修正草案；十二月，又提出“四清”的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上述观点反映出，中央把党内存在的阴暗面估计得过于严重，纠正措施过于偏激，打击面过宽过重。这对地方社教工作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一九六四年冬，在曲阜、海阳、齐河、长岛、临沂、泰安、历城7个县重点开展社教运动，从此揭开第二阶段社教的帷幕，参加运动的工作队员达5.4万人。由于中央指导方针的偏差，不少单位因怕搞不彻底，对基层干部采取“是贼不是贼，先打三油锤”的错误作法；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连”，不少单位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不予解放；有些单位发生了变相体罚与逼供等现象。
  一九六五年初，中共中央公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提出尽快解放大部分干部的问题。为贯彻“二十三条”，当时的四清工作团，在春节前对工作组长以上的干部进行了学习整训，节后又对全体队员进行了整训。经过学习教育，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有所纠正。然而，由于“二十三条”提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极左观点，运动的基本偏差仍无法纠正。据一九六五年五月7个重点县初步统计：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人数占基层干部总数的2.8％；开除党籍者占党员总数的5－10％；受撤职以上处分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5％；属于懒、馋、占、贪、变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0％以上；定为领导权“被篡夺”的生产大队占10％左右。在整顿基层组织时，县级领导核心调整三分之一，社级调整二分之一，大队调整二分之一。这一统计表明，对干部的打击面过宽过重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一九六五年九月，省里又派出12万工作队队员，在33个县、2个郊区和9个城市展开面上的社教，其覆盖面约占全省县、社、队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运动中，大批“三自一包”、“自由化”、“单干风”等，把政治上的“左”倾再次扩展到经济领域。
  第二阶段的社教运动，把整顿重点放在党内和干部方面，通过运动纠正党内和干部中的各种不良风气，处分一些为非作歹的坏人是应该的。但是，作为这一运动思想基础的阶级斗争理论及斗争重点是“党内走资派”的观点，不能不把运动步步引向歧途，使“党内走资派”越揪越多，打击面也随之扩大，最后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