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从一九六〇年十月到一九六五年末，前后经历了五年调整时期，以一九六三年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主要调整任务是恢复农业生产，把工业等其他行业迅速退到严重萎缩的农业所能够承受的规模。工业的大规模下马影响到工业产值，因此前期工业总产值呈下跌趋势。一九六二年以后，由于农村体制得到较好的解决，农业生产开始较快回升。随着农业复苏，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工业生产也迅速回升。调整在生产方面明显见到成效。从此，进入了工农业生产恢复和重新发展的新时期。一九六三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71.31亿元，相当于一九六一年的水平；一九六四年为82.51亿元，相当于“一五”时期最高水平；一九六五年达到105亿元。调整后期，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达18％，其中农业总产值14.9％，轻工业、重工业总产值都是20.4％。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工业开始大规模调整以后，国家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大大增加。“一五”期间，农业投资占工农业投资总额的25％；“大跃进”期间，农业投资占工农业投资总额的24.1％；而一九六二年农业投资占工农业投资总额的30.7％，一九六三年占45.7％，一九六四年占43.7％，一九六五年占40％。由于补还了农业投资的欠账，使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比较平衡协调。
  调整初期，工业大下马，使原料、材料等生产资料产量大减，政府财政收入大减，正常的工业生产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加速经济复苏最有效的措施，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原料和材料，创造出最多的价值。通过提高生产效益来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调整时期发展经济、实现积累、改善生活的主要方式。三年“大跃进”期间，新增固定资产平均占投资总额的78.8％，五年调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8.1％，高于“一五”期间的水平。调整后三年，主要工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达7400余元，比“大跃进”期间的5500元提高35％，略高于“一五”期间的水平。为保证工业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基建投资的新增生产效益集中在煤炭、电力、运输、化肥、水泥等基础部门，其他部门基本不再投资。此外，企业的成本、利润等各项经济指标也一年比一年得到改善，越是在调整后期，经济效益的提高更为显著。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然而在“大跃进”时期，由于政策失误，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职工劳动强度大、待遇低，这种杀鸡取卵式的作法，是使工农业生产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调整期间，各级领导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发展生产的杠杆。一九六二年以后，全省国家职工的工资有较大增长。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工业部门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76元，比“大跃进”期间提高44.2％；基建部门职工工资为708元，提高45.6％；交通部门职工工资为729元，提高17.8％；商业部门职工工资为532元，提高19.3％；科研、教育、卫生部门职工工资为526元，提高9.7％；国家机关职工工资为671元，提高9.6％。在广大农村，由于国家提高农副产品价格、降低农业税、减免大量贷款、增加农业投资、开放农贸市场等，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由于职工和农民的收入都有所增加，银行存款一反减少趋势。在调整后三年，城乡人民存款金额都超过“大跃进”期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生产、生活水平同步增长，是调整效果显著的又一证明。
  “大跃进”的失误及在调整中纠正错误，关键都在于处理体制问题、即生产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归根结底取决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任何体制，不论它如何貌似公允合理，只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不正确，就应当改变。“大跃进”的失误，在于当时的工业生产体制，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大大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调整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农业方面最根本的是一九六一年末、一九六二年初落实了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使农业生产关系比较适合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工业方面，是由于农业经济的复苏及对工业跃进体制各种弊病的纠正，才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成败及经验教训的基本点。
  调整的成绩显著，这是基本方面，然而也不是没有问题。在前期，由于对调整的方法、措施，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迫于形势工业又下马仓促，工作做得不细，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在后期，特别是一九六五年，由于工业生产开始转向战备体制，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急躁冒进情绪和不顾左邻右舍平衡的现象又有所抬头。由于“大跃进”的“左”倾思想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在当时的大好形势下，仍潜伏着指导思想上“左”的病根，只要政治气候适宜，旧病仍会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