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初步调整中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和新的发展方案的提出
  从一九六〇年十月到一九六三年中，经过两年多的初步调整，扭转了山东工农业生产衰退的局面，经济开始回升。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好转，过去调整中一些被忽视、被掩盖的矛盾，则逐渐尖锐起来。
  从农业方面看，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粮食产量虽有所提高，但远未达到“一五”期间的水平，吃饭仍是急需解决的首要课题。第二，前几年主要解决吃饭问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棉花产量降到“一五”期间的五六分之一，油料作物和烤烟降到三四分之一，麻类降到四分之一。经济作物生产的严重萎缩，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也影响轻工业生产的恢复。第三，“大跃进”期间大办的部分水利工程，搞乱了鲁北、鲁西原有的自然排水系统，招致大面积水涝灾害；有的水库缺少配套工程，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工业方面看，由于初步调整时期解决吃饭问题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为了迅速压缩吃商品粮的人口，工业不得不大幅度地下马。由于时间紧迫，尽管注意到照顾左邻右舍问题，但在许多部门、厂矿之间及其内部，仍未很好解决互相衔接和综合平衡问题。这表现在某些企业的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不完全适应，确定的产品方向不能实现或保留生产能力不合适，需要对“关停并转”的部分企业进行再调整；在初步调整中对生产专业化与协作相结合问题研究不够，定点供应解决不好；设备的维修更新、技术的提高改造、新企业的填平补齐工作基本未得到解决；企业管理系统的整顿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随着农村经济的复苏，还有轻工业及下马基建工程重新上马的问题。
  继续全面调整工业、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对于以后的发展是至关紧要的。一九六三年八月，国家计委提出近期发展的总规划，把一九六三、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定为又调整又发展的过渡阶段。为贯彻这一决策，总结“二五”期间的经验教训，规划以后三年继续调整和发展的部署，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作了《全党进一步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争取国民经济全面新高潮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对“大跃进”中犯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这段时间所犯的原则性错误是：农业方面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瞎指挥，公社化过程中的“一平二调”、“共产风”；工业方面的摊子大、战线长、要求过高过急，以及工作中的强迫命令等；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采取了过火斗争的错误作法，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挫折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党内外关系不正常的情况。
  大会认为，“大跃进”期间经济工作所犯错误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发展农业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在工业的发展上，对农轻重的适当比例注意不够，把重工业战线建设拉得过长，过多占用农村劳动力；对于发展重工业要以促进农业为出发点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把农业的技术改造当做重工业的主要任务。结果工、农业之间和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农业没有上去，工业也无法继续前进。会议明确认识到，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上，必须以农轻重为序，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进行综合平衡。
  根据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当时形势的分析，省委提出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贯彻以粮为纲、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举的方针，还要争取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都有相应的发展。按照上述方针，一九六四、一九六五两年的农业发展计划是：粮食总产量达到260亿－270亿斤，棉花总产量达到310万－340万担，花生总产量达到14亿－16亿斤，烤烟总产量达到180万担，麻类总产量达到70万担，造林250万亩，大牲畜达到290万头－300万头，猪达到850万头。为了把农业生产搞好，会议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要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正确处理所有制方面的遗留问题，坚决维护集体所有制；对于社员的自留地、开荒地、家庭副业，应该给以切实保护；要切实搞好经营管理工作，特别是劳动管理，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所有社、队都制定出一套比较完善、简便易行的具体管理办法。
  工交基建部门的继续调整，主要是通过贯彻工业“七十条”，加强企业管理，把企业的生产秩序建立健全起来。整顿企业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加强班组工作，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和职能科室的作用。总的部署是各个部门必须以支援农业为中心，帮助农业解决水、肥问题；有重点地进行机械化、电气化试点；大力发展化肥生产，提高农药的产量、效力，增加品种；积极生产各种农机、农具；帮助农民训练各种技术力量。此外，还应积极扩大日用工业品生产，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花色品种，并重点发展某些新兴工业。
  财贸方面。首先要把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财贸工作的第一位，千方百计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同时要积极支援工业生产，力求使各工业单位及时得到所需的原料和材料；改进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收购工作，做好工业品的下乡工作；要认真改善经营管理，减少商品流通环节，降低管理费用，压缩中、下层管理机构，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扩大经营业务，以便利群众，改善人民生活。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二届代表大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认识水平基础上，比较客观地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本省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和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经济工作的中心及各部门、各行业进一步调整、发展的总任务和具体任务，制定出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和部署。这对于保证继续调整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一）大力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大跃进”以来，山东农业生产的被动局面，与农田基本建设基础太差，抗灾能力太弱有很大关系。在山东的1.2亿亩耕地中，有3500万亩常受雨涝灾害，产量很低。其余的土地，除有2000万亩左右搞了农田基本建设，生产稍为稳定外，多数土地缺乏国土整治的基础工作，产量也不稳定。因此，改造自然，改变生产条件，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一九六二年冬至一九六三年春，全省动用3000万工日，投资2500万元，以鲁西南、鲁西北排涝工程为主，以各地水库配套工程为辅，全面进行水利建设。在涝洼地区，重点开挖了韩庄运河、徒骇河等，还兴修了大量台田、条田，疏浚25万条排水沟。在灌溉地区，新打机井1300眼，新建电力扬水站71处，扩建水库灌区配套工程70处，扩大灌溉面积83万亩。在山区丘陵地区，新建水库塘坝2100座，整修8500座，整修梯田600万亩，新增水土保持面积700平方公里。
  从一九六三年冬到次年春，再次掀起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热潮。250万劳动力投入徒骇河、韩庄运河等国家投资工程和其他水利工程，共兴修小水库660座，塘坝2600座，打机井4000眼，水井3.9万眼，整修配套工程300处，兴修沟洫畦田44万亩与台、条田230万亩，围田47万亩，整修梯田170万亩，改良盐碱地200万亩。上述工程共扩大灌溉面积150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64万亩。在一九六四年夏秋的抗涝斗争中，全省水利工程发挥了显著作用，全省当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14.1％。
  一九六四年抗洪防灾工作中水利工程发挥的巨大作用，进一步鼓舞了全省人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省、地、市各级政府连续召开农业会议，研究确定农业生产水利建设长期规划，特别是省内各主要河流及各自然地理区的宏观整治规划。经反复研讨，制定了比较细致周到、合理完善的全省农田水利建设总体规划，整治的方案是：（1）山区丘陵地区实行封山造林育苗，整修梯田地堰，兴建塘坝水库，发展灌溉，实行山、水、田全面综合治理。（2）平原、涝洼、盐碱地区，以河为纲，以沟为网，蓄、滞、排并举，以排为主，适当发展河灌井灌，大搞台田、条田、梯田。（3）山麓平原地区，发展井灌、河灌，实行园田化、畦田化，实行农作物改革和耕作制度改革，力争稳产高产。（4）沙荒地区，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变沙荒为良田。
  一九六四年到次年春，在新规划的鼓舞下，全省再次掀起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新修台田300万亩，条田700万亩，梯田200万亩，以及大量水库、水井、引河、灌区配套工程等。经一冬一春的大干，共完成土石方8.7亿立方米，工程量超过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年总和。由于认真贯彻因地制宜、小型为主、当年见效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新建的水利设施大多数质量、效果较好，在生产、抗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九六一年以来，全省农民利用农闲季节年年大搞水利，规模一年比一年大，成效一年比一年好。经过五年奋战，灌溉面积由一九六二年的1438万亩扩至一九六五年的2267万亩，生产环境和自然条件大大改观，农作物产量年年递增，为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开展多种经营，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以副养农，改善农民生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中共山东省委第一届十六次全会通过《今冬明春农村工作要点》，要求农村积极开展副业生产，以增加社员实际收入，解决生产资金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保护繁殖牲畜；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和冬季捕捞、养殖。一九六三年，省委、省人委又发出《关于开展农林副业生产、发展多种经济的指示》，要求充分利用5500万亩荒山荒滩、2400多公里海岸线、500万亩湖泊水面，积极发展养殖业、种植业以及其他副业生产。一九六三年，由于具体落实了奖励养殖牲畜收购畜产品的奖售政策，加上农业的恢复，大牲畜、猪、禽、蛋、渔业生产都有很大增长：大牲畜比上年增加5.3％，生猪增长16.3％，鲜蛋购进增加36.7％，水产品购进增加50％。一九六五年，省委进一步提出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粮食、经济作物并举，以农带副、相互促进的发展农村经济的总方针，使多种经营得到长足发展。一九六五年同一九六三年比较，大牲畜达302.8万头，增加11.1％；生猪达850万头，增加3.8％；鲜蛋购进4228万斤，增加24.6％；水产品购进达24.8万吨，增加40.4％；副业总产值达3.45亿元，增长25.5％。
  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促进轻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一九六三年以后，全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一九六三年播种面积为1536.6万亩，比上年增加21.4％；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为1900万亩。经济作物产量迅速回升，一九六三年产棉171.9万担，比上年增产1.23倍；一九六四年达241.47万担，一九六五年达397.46万担，接近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水平。油料作物一九六三年为1022万担，比上年增产20.6％；一九六四年达1286万担；一九六五年达1343万担，相当于“一五”期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烤烟一九六三年为136.9万担，比上年增产1.8倍；一九六四年为132.8万担；一九六五年为203万担，接近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水平。麻类生产也年年递增，一九六五年达52.5万担，相当于“一五”期间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
  （三）各部门、各行业大力支援农业。一九六三年，全省工业在继续调整中开始真正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各种支农产品产量有很大提高，其中化肥提高40％，农药提高17％，手推车和小农具已能满足农村需要。为了支援农田水利建设，除增加排灌机具生产外，还组织2700名技术人员深入社队，进行机械普查整修。新建农村输电线路460公里，帮助社队培训电工3000名，扩大了电力灌溉面积。交通部门为促进城乡交流，开辟延伸汽车客货运输线5900公里，使80％的公社所在地通了汽车。各级财贸部门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全年供应化肥37.2万吨（按折合量计算，以下均同），比上年增加1.4倍；农药3.9万吨，比上年增加91.7％；还从省外购进耕畜10.5万头。国家支农资金全年投放5.88亿元，比上年增加70％。一九六四年，国家进一步增拨支农物资和资金，其中化肥增加27％，农药增加29％，动力排灌机械等增加50％；一至八月国家拨出支农资金5.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8％。一九六五年，化肥供应达64.3万吨，比一九六二年增加3倍多；农药达5.9万吨，比一九六二年增加近2倍，工业新增氮肥能力提高1倍。一至九月，农村新建输电线路比上年同期增加60％；新修县、乡道路1300公里，延伸农村货运线路8700公里。财贸部门头十个月的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总值比上年增长20.3％。
  （四）粮食产量的迅速回升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经过全省农民的连年苦干和各行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生产的形势迅速好转。自一九六三年以后，粮食产量明显回升。一九六四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26.5亿斤，相当于一九五七年产量；一九六五年一跃达266.4亿斤，接近历史最好水平。在继续调整的三年中，农业总产值也有显著增加：一九六三年为33.27亿元，比上年增长15.2％；一九六四年为35.24亿元，比上年增长5.9％；一九六五年为43.74亿元，比上年增长24.1％。
  随着粮食产量、经济作物产量的不断提高和各项副业收入的不断增加，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到一九六五年，饲料用粮达10.6亿斤，比一九六二年增加1倍；储备粮达3.4亿斤，比一九六二年增加79％；其他集体留粮达8.2亿斤，增加1倍多。农业人口从集体分得的粮食，由一九六二年的228斤提高到308斤，加上自留地的收成，大致可以达到每日1斤。在资金分配方面，全省公积金当年提留额由一九六二年的1.06亿元增加到2.43亿元；公益金提留额由0.47亿元增加到0.76亿元；社员人均收入由一九六二年的35.4元增加到45元，提高27.1％。
  三、工业的继续全面调整
  （一）继续调整的主要原则和措施。工业继续调整的重点，是紧密结合年度计划和实际生产，不断提高产量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措施是：（1）加强企业党委领导。（2）全面贯彻执行工业“七十条”，加强企业管理，包括继续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逐步地将工业的技术、财务、计划等管理制度以及各种责任制度系统地建立和健全起来，形成一整套更完整、更合理、更科学、更巩固的体制。（3）更合理地调整某些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逐渐实现专业化和协作相结合的要求。（4）加强科学实验，提高技术水平，加强技术力量，加强设备的维修改造和企业的填平补齐工作。（5）成立各种专业性实业公司，进一步解决产供销成龙配套以及计划、技术指导统一等问题。
  （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学上海、赶先进等群众运动。一九六三年伊始，根据中央对当年工交工作的指示精神，省委分析了本省形势，决定把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作为工交战线全年工作的重点。上半年以降低成本、扭转亏损作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内容。运动中普遍发动群众比先进、找差距、反浪费，推行班组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开展劳动竞赛。此外，还发动群众揭发生产管理中的铺张浪费现象，检查领导上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思想作风，使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紧密结合。到三月末，全省亏损企业数由上年的197个减少到111个，亏损额下降60％。从下半年起，特别是八月华东局提出八个月内改变工业品质次价高局面的要求之后，在增产节约运动的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开展了群众性的学上海、赶先进，比学赶帮运动。到一九六三年底，据124种主要产品质量检查，达到国家标准的由年初的75种上升到113种；与全国可比的99种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由上半年的18种上升为51种；与本省历史可比的79种产品中，达到历史先进水平的，由年初的36种上升到58种。全省工业总产值完成38.04亿元，虽然比上年的35.11亿元增长不多，但可比成本降低13.6％。交通运输成本降低9.3％。工交基建企业利润完成额增长38.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35.1％，生产效益显著提高。
  （三）开展学习解放军和学习大庆经验的群众运动。一九六四年三月，省委、省人委通过了山东省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工业交通企业调整方案，确定以改进企业领导、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继续调整的关键；进一步贯彻“工业七十条”，加强企业管理，使现代企业革命化作为整个调整工作的重点。在具体调整中，主要解决某些企业的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问题，有重点的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填平补齐工作，对于直接支援农业的工业部门采取加速发展的方针。
  一九六四年全省开展了工业学解放军、学大庆运动，促进干部职工的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各级工交和基建部门先后建立或健全了政治工作机构，充实加强了政治工作干部，并抽调一批领导骨干到解放军的政治学校或各级党校、行政干校进行政治学习和训练，逐步在企业中建立起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此同时，广泛动员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各级工业管理机关开始转变领导作风，减少会议、文件、报表，深入基层进行研究，总结经验，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工交战线还开展了“两赶、三消灭”运动。“两赶”是指在一九六四年底以前，全省要有三分之二左右企业的主要产品质量、成本等经济指标，赶上或超过一九六三年底的国内先进水平；部分产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三消灭”是指消灭三类产品，消灭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消灭技术经济指标落后于历史水平的现象。为达到规定目标，各企业从政治思想、生产指标和经营管理各方面弄清自身存在的问题，找出与先进单位的差距，制定企业规划。同时，还组织职工大练基本功，提高技术和业务水平。各行各业都树立自己的标兵，使群众学标兵、赶标兵的目标更明确、具体、生动；广泛开展劳动竞赛，包括同行业、同工种、同业务之间的厂际竞赛和厂内班组竞赛。
  一九六四年的群众运动，尽管已开始出现片面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忽视按劳分配原则等种种弊端，但在当时的形势下，确实调动起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基调是好的。经过一年的努力，一九六四年工业总产值达47.27亿元，比上年增长24.3％；列入全年计划的120种主要产品，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的达106种。在产品质量方面，列入全省“两赶、三消灭”规划的105种产品，有18种接近或赶上国际水平，69种赶上上年底国内先进水平，规划消灭落后现象的6种产品达到预定目标。在成本方面，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7325元，比上年提高27.9％，除煤炭外，其他主要行业部门均超过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地方工业可比成本比上年降低10％，地方工业利润比上年增长49％。在交通运输方面，全年货运量达6068万吨，比上年增长18％，运输效率提高9％，运输成本降低7％。在基建方面，全省投资完成总额达5.2亿元，比上年增长30％。
  （四）工业生产健康顺利的发展。一九六五年，工交战线工作的重心仍放在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特别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方面；强调用思想革命带动技术革命和管理革命，组织生产高潮。通过学习，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革命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连续几年，工业战线始终把组织生产高潮作为主要工作方法。然而，这种方式容易出现盲目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弊病。一九六五年省委提出，吸取过去的教训，反对形而上学和瞎指挥，强调按照多快好省全面发展，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的精神，妥善安排和组织生产。一九六五年的工作重点是抓紧质量品种、设备维修、基础工作、技术革新和管理五项。在处理质量和数量的关系上，强调质量第一；在处理生产与维修的关系上，强调维修，防止吃老本、拚设备；在生产管理制度的废立上，强调有立有破、先立后破；在计划安排上，强调积极可靠，留有余地，一分指标十分措施；在具体组织生产高潮中，对出现的不好苗头，发现要及时，并抓紧扭转。上述措施保证了生产高潮正常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一九六五年的工交生产取得重大成就，全省工业总产值完成61.26亿元，比上年增长29.6％，其中轻工业总产值36.93亿元，比上年增长27.9％，重工业总产值24.33亿元，增长32.3％；列入国家计划的80种主要产品，有72种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9320元，比上年提高27.2％，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地方工业完成利润4亿元，比上年增长47％；货运量7595万吨，比上年增长25.2％；基本建设全年完成投资4.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5.3亿元。
  四、财贸工作形势的好转
  在继续调整时期，随着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明显好转，商业和财贸情况也日益改善。一九六三年，在清仓核资的基础上，山东商业部门开展了以降低商品流通费用、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的改善经营管理运动。广大商业工作者从反浪费入手，查漏洞、找差距，制定整改方案，抓住减少流转环节、调整运输线路、降低商品损耗等主要环节，重点解决食品、煤炭、蔬菜等部门的亏损问题。到本年末，撤并不合理的机构185个，调整运输线路3462条，恢复了商品跨行政区和按经济区收购、供应和流转，减少了迂回运输，节约了人力和费用，全年商品损耗降低30％，商品流通费用降低13％，减少开支9500万元，煤炭、食品、蔬菜都转亏为盈。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业部门进一步疏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和集市贸易各条渠道，组织农副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扩大商业流通，稳定市场物价。一九六三年全年工农业产品采购总值完成27.69亿元，比上年增长18.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34.2亿元，增长1.5％。主要商品供应量大多有所增加。其中粮食销售比上年增加6.5％，猪肉增加1.4倍，鲜蛋增加79.5％，水产品增加13.4％。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下降0.2％，集市价格高于计划价格的差距，由上年的1.3倍缩小到68％。
  一九六四年，进一步调整商品流通渠道，改进购销工作，扩大城乡物资交流，整顿集市贸易。随着当年生产的发展，商品收购增长幅度很大。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降低1.8％，城乡居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
  一九六五年，城乡供应进一步改善，出现了市场繁荣，经济活跃，商品购销扩大，库存增加，物价继续稳中有降的局面。到年底，商业部门纯购进总额达37.9亿元，比上年增长18.8％，其中农副产品收购总值完成19.3亿元，比上年增长26.3％；工业品增长14％；商品零售额达39.9亿元，增长10.6％。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下降2.5％。
  随着经济的回升和发展，山东财政收入从一九六三年开始逐渐回升。一九六三年收入总额为15.1亿元，比上年增长20.4％，一九六四年达15.5亿元，一九六五年达16.5亿元。
  五、经济调整的评价
  从一九六〇年十月到一九六五年末，前后经历了五年调整时期，以一九六三年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主要调整任务是恢复农业生产，把工业等其他行业迅速退到严重萎缩的农业所能够承受的规模。工业的大规模下马影响到工业产值，因此前期工业总产值呈下跌趋势。一九六二年以后，由于农村体制得到较好的解决，农业生产开始较快回升。随着农业复苏，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工业生产也迅速回升。调整在生产方面明显见到成效。从此，进入了工农业生产恢复和重新发展的新时期。一九六三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71.31亿元，相当于一九六一年的水平；一九六四年为82.51亿元，相当于“一五”时期最高水平；一九六五年达到105亿元。调整后期，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达18％，其中农业总产值14.9％，轻工业、重工业总产值都是20.4％。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工业开始大规模调整以后，国家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大大增加。“一五”期间，农业投资占工农业投资总额的25％；“大跃进”期间，农业投资占工农业投资总额的24.1％；而一九六二年农业投资占工农业投资总额的30.7％，一九六三年占45.7％，一九六四年占43.7％，一九六五年占40％。由于补还了农业投资的欠账，使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比较平衡协调。
  调整初期，工业大下马，使原料、材料等生产资料产量大减，政府财政收入大减，正常的工业生产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加速经济复苏最有效的措施，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原料和材料，创造出最多的价值。通过提高生产效益来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调整时期发展经济、实现积累、改善生活的主要方式。三年“大跃进”期间，新增固定资产平均占投资总额的78.8％，五年调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8.1％，高于“一五”期间的水平。调整后三年，主要工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达7400余元，比“大跃进”期间的5500元提高35％，略高于“一五”期间的水平。为保证工业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基建投资的新增生产效益集中在煤炭、电力、运输、化肥、水泥等基础部门，其他部门基本不再投资。此外，企业的成本、利润等各项经济指标也一年比一年得到改善，越是在调整后期，经济效益的提高更为显著。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然而在“大跃进”时期，由于政策失误，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职工劳动强度大、待遇低，这种杀鸡取卵式的作法，是使工农业生产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调整期间，各级领导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发展生产的杠杆。一九六二年以后，全省国家职工的工资有较大增长。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工业部门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76元，比“大跃进”期间提高44.2％；基建部门职工工资为708元，提高45.6％；交通部门职工工资为729元，提高17.8％；商业部门职工工资为532元，提高19.3％；科研、教育、卫生部门职工工资为526元，提高9.7％；国家机关职工工资为671元，提高9.6％。在广大农村，由于国家提高农副产品价格、降低农业税、减免大量贷款、增加农业投资、开放农贸市场等，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由于职工和农民的收入都有所增加，银行存款一反减少趋势。在调整后三年，城乡人民存款金额都超过“大跃进”期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生产、生活水平同步增长，是调整效果显著的又一证明。
  “大跃进”的失误及在调整中纠正错误，关键都在于处理体制问题、即生产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归根结底取决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任何体制，不论它如何貌似公允合理，只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不正确，就应当改变。“大跃进”的失误，在于当时的工业生产体制，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大大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调整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农业方面最根本的是一九六一年末、一九六二年初落实了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使农业生产关系比较适合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工业方面，是由于农业经济的复苏及对工业跃进体制各种弊病的纠正，才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成败及经验教训的基本点。
  调整的成绩显著，这是基本方面，然而也不是没有问题。在前期，由于对调整的方法、措施，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迫于形势工业又下马仓促，工作做得不细，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在后期，特别是一九六五年，由于工业生产开始转向战备体制，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急躁冒进情绪和不顾左邻右舍平衡的现象又有所抬头。由于“大跃进”的“左”倾思想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在当时的大好形势下，仍潜伏着指导思想上“左”的病根，只要政治气候适宜，旧病仍会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