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一、“左”倾政治错误的初步纠正与生产救灾运动
“大跃进”以来，由于党内生活极不正常，错误地批判、处分了大批干部，搞得人人自危。一方面形成许多干部不敢讲真话、不敢负责任的庸俗作风；一方面形成部分干部说假话、强迫命令、不顾群众死活的恶劣作风。所以，正确处理上述运动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为错误批判、处分的干部复议纠正，加强全党全民团结，是改变局势的一项主要政策。一九六〇年十月，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派曾希〓来山东解决问题。十月以后，省委根据中央部署进行甄别平反工作，为部分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平了反。次年一月，谭启龙主持中共山东省委工作，对全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重新进行了清理。七月，省委颁布了《关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提出彻底转变领导作风和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问题。
省委认为，对干部、党员的错误处理是省委领导欠下的一笔政治账，要坚决甄别，不能再拖。并决定在拔“白旗”和反右倾中，凡科员以下戴了帽子的一般干部、党员和群众，一律宣布无效；级科局长以上干部“整风补课”以来受到批判或处分的，由各级党委成立专门小组加以甄别；各级党委代表省委向被错误批判或处分的同志道歉，同时层层承担自己的责任。
在转变领导作风方面，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带头，按照党章办事，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外民主生活；走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克服听喜不听忧的坏习气，鼓励如实反映情况和提意见；带头学习、执行党的政策；在上下左右之间建立正常的同志式相互关系，互相团结，互相支持。
省委领导认为，几年来应吸取的几条重要经验教训是：从思想上看，省委对于山东广大干部、党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工作中发生问题过分责备下面；从工作上看，省委对山东的历史、地理、气候等特点，与社会的客观条件，缺乏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缺乏工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识，对许多经济问题的处理带主观盲目性；在党内斗争方面，没有很好学习和记取历史上“左”倾路线的教训，重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省委主要领导人有的以正确自居，稍有成绩就骄傲自满，官气很大。
在省委带动和督促下，处理错案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到一九六一年末，共有6万余人的错误处理得到纠正，占被错误批判干部的三分之二。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可能系统彻底地清算政治上、经济上的“左”倾错误。
省委在纠正政治错误的同时，领导全省人民开展生产救灾运动，渡过了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
（一）两年多“大跃进”留给山东人民的，是经济战线的一片混乱状态。全省5200万人民都在忍饥挨饿，近2000万人民甚至有性命之忧。如何战胜饥荒，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摆在山东党政军民面前的首要任务；而如何渡过春荒、尽量减少损失、保住人命，又是当务之急。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七日，省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紧急指示》，确定生产救灾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为战胜灾荒而奋斗。十一月二十一日，省人民委员会又发出《布告》，布置做好救灾的具体工作。从冬到次年春，全省主要做了下列工作：（1）秋收中精收细打、颗粒归仓，秋末又种越冬菜200万亩，掀起种粮、种菜、收集代食品运动；（2）少征公粮，按低标准落实安排各地社员生活；（3）开展捐献粮食、捐献衣物活动，支援农民；（4）开展疾病防治工作；（5）压缩城镇劳力，抽调干部加强农业战线，城市和机关共下放劳力210万人。
为了帮助山东救灾，中央在一九六〇年最后两个月调给山东省粮食10亿斤（包括返还4亿斤），救济款8000万元，拖拉机2000台等。华东各兄弟省支援粮食2亿斤，代食品2.5亿斤，棉衣170万件等。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山东人民团结奋斗，渡过了封冻和青黄不接两大关口。一九六一年春的病情和死亡率较上年有所下降，外流人口部分返回，全省人民渡过了春荒。
（二）进入一九六一年，省委估计当年要收获200亿斤粮食，全省人民方能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然而一九六〇年入秋以后，全省酷旱无雨。鲁北三区甚至九个月没有下雨，全省9000万亩耕地七个月未下透雨，小麦产量大受影响，总产量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一半。由于春旱，聊城、德州、惠民等地300万亩耕地未能播种，五分之一的土地因严重缺苗需要翻种，其他地区的春播也受到影响，全省春播面积较“一五”期间减少15％。入夏以后，全省又连降暴雨，汛期雨量较常年多100毫米。特别是鲁北三区雨量更为集中，致使洪水泛滥，受灾面积达1658万亩，占播种面积的50.2％；绝产1086万亩，占粮田面积的50％。到秋粮登场后，鲁北三区粮产量比上年下降56％，全省总产量与上年持平，比省委原预计最低需求量尚少30余亿斤。
鲁北三区秋灾发生后，全省再次开展了生产救灾和增产节约运动。为加强对生产救灾的领导，全省各级党政机关组织大批干部深入灾区，并组织慰问团携带粮、菜、药品等前往灾区支援。解放军和民航部门还出动飞机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空投熟食、药品。到十月上旬，全省共支援灾区粮食4亿斤，加上国家调入共14亿斤，干菜450万斤，煤炭20万吨，拨救济款1335万元。为战胜饥荒，灾区人民开展了农副业生产。秋后，鲁北三区共种小麦1322万亩，捕鱼652万斤。入春，省里又向灾区发放大量粮食，支援扶持春耕生产。由于春耕工作抓得紧，全省基本上消灭了春荒地，使耕种面积大致恢复到了一九五九年的水平。
（三）一九六二年夏，全省小麦产量达39.7亿斤，虽比上年增长51％，但比一九六〇年还低四分之一。入秋，暴雨连绵，全省半数以上地市、县受涝，成灾面积达3100万亩，比上年增加27.6％。秋粮产量与上年持平，全省粮食总产量为182亿斤，是一九六〇年以来连续第三个产量最低的年份。为战胜灾荒，渡过难关，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省委发出《大力开展抗灾斗争，积极抓好秋季生产的紧急指示》，具体措施是：（1）种足种好小麦，稳定人心，为明年丰收创造条件，并切实帮助群众解决耕种中的实际困难。（2）采取以工代赈方法，在鲁西北低洼地区建设一批关键性排水工程，改变连年水患频繁的局面。（3）搞好小秋收，采集代食品，搞好副业生产，以补粮食生产之不足。（4）逐队逐户安排好群众生活。
国家也从各方面给山东省灾民以巨大的援助。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国家共发放救济款1.4亿元，救灾布700多万米，棉花200多万斤。如果不是全国人民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节衣缩食支援山东，山东省人民将遭受更加严重的困难。
尽管全国人民大力支援，由于全省连年粮荒，一九六三年入春以后，全省缺粮人口仍有1000万，其中鲁西、鲁北的四个地区就有800万人。加上农村统销粮比一九六一年减少2.7亿斤，口粮安排紧，人民生活极为艰难。为此，省委在一九六三年初又拨出1亿多斤粮食和部分贷款扶持穷队；省里集中配置了大量拖拉机，国家也从外省调入一批拖拉机帮助春耕春种，以补畜力之不足。经过努力，一九六三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198.5亿斤，尽管仍是一九六〇年以来连续第四个总产量低的年份，但终于接近200亿斤这个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至此，大规模的生产救灾运动基本结束。
二、国民经济初步的全面调整
一九六〇年十月以后，随着中共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八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山东省进入全面调整的第一阶段。初步调整的中心是农业，其他部门的调整，都围绕着怎样适应和服务于农业这一主题展开。这段调整的特点是，工业、基建、财贸、文教等部门迅速退到农业所能承受的规模；调整的基本方式是城市和工业减人，农业加人，变粮食的消费者为生产者，增加粮食产量。
（一）农业方面的调整。
一九六〇年末，严重的饥荒笼罩全省。如何恢复凋敝的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向良性转化的关键；而改善公社体制又是发展农业的关键。因此调整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次年三月，又公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这两个文件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理论和政策，是进行和指导农业调整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在许多方面切中时弊要害，一经公布，在山东引起巨大反响。从一九六〇年末开始，全省干部结合整风整社，认真组织了对中央文件精神的学习和落实。中央进行农业体制调整的根本原则是：增加生产队和社员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克服上面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病，以利于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山东在贯彻落实这些精神中主要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1.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实行以农轻重为序的工作安排，树立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思想，把生产的重点转向农业。山东省人委提出，全省人民的义务是：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战胜灾荒，把农村的形势转变过来，争取一九六一年农业达到应有的丰收，保证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全省人民在实际工作中，把搞好农业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2.对人民公社体制中阻碍农业生产的缺陷与弊端进行了调整和解决。在生产管理体制上，反复重申和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改变过去县、公社任意指挥生产、平调物资的现象，先是将生产、管理、分配权固定在大队，在各生产队建立了各项管理制度，如包工包产制度、评工记分制度等。但是，实行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仍无法避免平均主义带来的低效率。一九六一年，全省许多地方开始试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新制度，即把土地及部分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和生产、生活的管理权进一步下放到相当于原初级社规模的小队。到一九六二年初，全省已有近40％的大队实行了小队核算。为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地方试行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留“保本田”等办法，把集体土地交社员支配，收入由社员、生产队分成。据即墨下泊公社调查，全部土地包产到户的队占11.2％，部分包产到户的占36％。另外，将公社化期间上收的社员自留地、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发还给原主；解散了公共食堂，取消了部分供给制的规定，社员按工分分配产品等。上述生产、生活管理体制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瞎指挥、命令主义和平调风的产生，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
3.坚决纠正“共产风”，实行经济退赔政策。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两年，公社曾对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财产、物资进行了部分退赔。然而由于当时“共产风”并未根本纠正，退赔很不彻底。一九六一年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平调问题，省委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有“倾家荡产”、“破产还债”的决心，贯彻群众路线、民主协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合理地解决问题，务使生产队和社员满意。一九六一年夏，针对许多干部退赔不力、调多赔少等问题，重新进行清理计算，估计全省“平调风”共给群众造成约20亿元的损失。省委提出，要在今后三五年内赔完，做错了事必须改。为帮助地方赔偿群众损失，中央多次拨出专款，其中仅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次即分配山东省平调退赔款2.2亿元。
4.精简非农业生产人口，加强农业。人口的精简包括两方面：其一是精简农村中的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员，把从事农田水利建设和其他建设的大量劳力放回农业生产中；把公社、大队各种工副业从业人员都减到最低限度；全部解散农村各种成人学校、农校、宣传队、文艺队等脱产组织。经过整顿，农村社会劳力中的农业劳动力人数一九六〇年末增为1247万人，占农村社会劳动力的75％；一九六一年末为1492万人，占农村社会劳动力的87.5％；一九六三年末为1590万人，占90％。其二是精简城市和工业人口。当时，一方面农业劳力不足，一方面工业等部门由于战线太长、规模过大、开工不足等，劳力大大有余。由于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一九六〇年粮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减少四分之一强，销量却增加四分之一。因此从年末开始，山东大力压缩城镇人口。到一九六一年末，非农业人口减少85万，职工减少44万。一九六二年，非农业人口又减少50万，职工减少51万人。经过两年精简，使工业和城镇人口基本退缩到农业能够负担的水平，增加了农业劳力，这是完成调整任务的决定性的一步。
5.减少粮食征购数量，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分别征购贸易粮35亿斤和37亿斤，比过去减少一半。此外，两年间国家多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实行农副产品奖售和换购，适当照顾农民利益。这些措施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给农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促进了农业的恢复。
经过两年的调整工作，在农具、畜力不足，生活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全省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日益高涨。尽管由于天灾和“大跃进”的创伤，生产力的恢复十分缓慢，但粮食产量仍有回升，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开始初步扭转。
粮食产量的回升，带来整个农村经济的好转。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为了救灾不得不大大压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与“一五”期间相比，棉花种植面积减少近一半，油料作物减少一半多，麻类减少40％，烤烟减少近一半。一九六二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较上年一般略有增长，除棉花外，其他作物产量都高于一九六〇年。林业方面，一九六二年后，落实林权和林业政策，鼓励国家、集体、个人种树，实行谁种谁有，当年造林115万亩。副业方面，一九六〇年大灾之后，为了补助农业，省里拿出部分物资和资金大力扶持开办各种手工作坊，开展刺绣编织，鼓励打鱼围猎，养殖家禽家畜。此外，还放宽了市场和收购政策，促进商品交流，使副业总产值迅速恢复和增长。到一九六二年，副业总产值比一九六〇年增长60.9％，畜牧业总产值增长67.9％。
（二）工业、交通、基建方面的调整。
一九五九年以来，尽管中央已经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方针，但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业发展缺乏正确估价，看成就多，看问题少。因此在一九六〇年末农业开始调整、后退时，工业指标不仅没有下来，反而继续上升。对一九六〇年的估计，山东省人委认为，除农业外其他方面是好的，是继续跃进的。一九六一年工业发展的任务是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基础上，争取继续跃进。由于“以钢为纲”、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观念没有改变，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和建设的势头，仍与国民经济实力不相称。山东上报和中央批转的计划指标，均高于一九六〇年实际产量。工农业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决定了这一计划无法实现。
一九六一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地市委工业会议，研究生产形势，分析存在的问题，重新落实计划。根据中央关于压缩工业，发展农业，压缩重工业，发展轻工业的方针，会议指出，工业调整的原则总的是大减重工，小减轻工。重工业除煤炭外，其他行业都减，重点是冶金、基建、机械和建材；轻工增日用百货，减食品，纺织亦要大减。调整与裁减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是“调、整、转、并、停”。“调”就是调整布局，缩短生产战线；“整”就是普遍整顿劳动组织，定型（定企业规模）、定员、定额，压缩管理人员及非生产人员；“转”就是将部分重工业转为或分为生产日用品的工业，将部分生产主机的转为生产配件和零件的，将过去搞小百货、小五金的归队，将常年工业转为季节性的工业等；“并”就是将某些“小土群”、“小洋群”进行合并，一业多厂的也适当合并，将无原料的厂合并到有原料的厂，将不配套的经过调整合并使其配起套来；“停”就是停一批不合理的厂矿，停一批可以不办或缓办的项目，停一批两三年内解决不了原料的企业。从一九六一年秋，山东开始对工业实行全面调整。
1.降低工业生产指标。一九六一年十月，生铁年产量指标降为40－50万吨，原煤日产量降为4.5万吨。一九六二年又对工业生产指标大幅度调降。生铁年产量计划30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14.8％；铁矿石185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17.3％；货运量5530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39.2％。
2.实行“关、停、并、转”，缩小工业规模，改善内部结构，合理调整布局，减少浪费亏损。到一九六一年末，全省县以上工业企业数由一九六〇年末的3026个减为2349个，减少22.4％。一九六二年，又对企业进行大规模调减，到年末减为1648个，比上年减少701个。一九六三年，全省县以上企业进一步减为1344个，比一九六〇年累计减少56％。与一九六一年比较，煤炭工业企业保留70个，减少11个；钢铁企业保留11个，减少30个；电力企业保留83个，减少2个；化学企业保留42个，减少66个；机械企业保留303个，减少160个；纺织企业保留112个，减少106个。到一九六三年，“关、停、并、转”调整任务基本完成。
3.精减职工。到一九六三年，全省工交基建部门共精减职工84.3万人，比一九六〇年减少55.9％。
4.工业转向以农业为基础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轨道。“大跃进”三年间，山东地方资金、材料和生产能力绝大部分用于发展钢铁、煤炭等重工业，而用于支农的工业，如化肥、农药、农机等部门的投资额仅占工业投资总额的3.6％。到一九六二年末，全省农业机械企业由228个调整为136个，主要裁减了一批产品不对路、质量低劣的企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最急需的锄、镰、锨、镢等小农具的生产。其中一九六一年共拨出钢材4.9万吨、生铁4000万吨，制造小农具2777万件，比上年增产68.5％。一九六二年又生产小农具1700万件，使农民的小农具保有量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同时还生产手推胶轮车126万辆，动力排灌机械10万多马力，机引农具8500多台。
5.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和整顿，实现扭亏增盈。山东工业交通基建部门从一九六一年十月开始贯彻中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到一九六二年末，结合精简和调整，取得初步成效。这表现在：通过整顿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了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初步整顿和加强了技术管理，并结合调整和精简，查定了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和人员机构；结合清仓核资，初步整顿了物资和财务管理；通过试行奖罚结合、按劳分配，初步整顿了劳动组织的管理和劳动纪律，健全了生产责任制。经过整顿，一九六二年一至九月份，全省工业企业可比产品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2.5％；亏损企业总数比例由上年末的43％下降到28.9％。到年底，劳动生产率提高20％，成本降低6.5％，亏损企业降为23％，亏损额降为7900万元，比上年减少71.8％。
6.削减基建投资，缩小基建规模。一九六一年，山东基建投资完成总额由上年的15亿元缩减为4.1亿元，比上年减少72.3％。一九六二年基建投资完成总额进一步减为2.2亿元，比上年减少46.5％。由于加强了集中统一的管理，不仅大大压缩了投资额，而且制止了各地不顾整体效益乱上项目、影响投资效益和拉长基建战线的作法。例如，一九六一年，山东省国家预算外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6.8％下降为32.2％，次年进一步降为11.3％。调整后，基建投资效益明显好转，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由一九六〇年的12.4％降为一九六二年的7％，新增固定资产占投资的比重由一九六〇年的71％提高到一九六二年的93.4％。
（三）财政、贸易方面的调整。
财政调整集中于下列方面：（1）调整财税机构，充实财税干部，加强银行工作，严格财政的管理和监督。（2）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农业税由一九五九年的征粮26.5亿斤，减为一九六一年的11.5亿斤，一九六二年又减为11.3亿斤。用于支援农业的投资和资金，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两年共12.6亿元；一九六二年虽税收大减，支农投资仍达2.5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0％。（3）努力减少损失，增加收入，包括加强企业财务成本管理，关停亏损企业；加强税收与市场管理工作；控制财政、信贷投放，制止盲目收购，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4）进行清仓核资工作。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各行业生产冒进，管理松弛，废品率甚高；受“大跃进”影响，商业又盲目盘进，收进大批毫无使用价值的货物。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底，全省库存的20.6亿元物资中，积压的多余物资达5.4亿元，占库存总数的26.4％。全省工交等各部门积压的物资，由于霉烂、变质、削价、报废、盘亏等造成损失10.6亿元，比全省“一五”期间头三年的财政支出总和尚多9000万元。在当时资金十分短缺、商品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从一九六一年初到次年末，在全省范围进行了清仓核资大检查。到一九六三年，全省县以上全民所有制单位共清查1.2万家，清出库存生产资料9.4亿元。三年清理工作，摸清了全省的家底，基本实现了企业固定资产、库存物资和债权债务“三清”。通过这一工作，建立健全了物资管理制度，杜绝了浪费和漏洞，挖掘了物资潜力，调剂了余缺，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商业方面的调整同样成效显著。“大跃进”以来，全省商业工作面临两个难题。一是由于副业生产和轻工生产的萎缩，商品供应量与购买力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人民有钱而无物可买，生活极为困难。一九六一年下半年，57种主要商品在整个社会商品零售额中的比重，由75％左右降为44％，其绝对额比一九五七年下降30％。到一九六一年八月底，商业、供销部门库存共15.8亿元，其中6亿元的商品不顶用，适销商品仅5.7亿元。二是商业队伍数量不足，商业网点撤并过多。截至一九六一年底，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和物资供销部门职工共29.3万人，比一九五七年减少5.5万人。据一九六一年七月统计，全省商业网点4.7万个，比一九五七年的19.3万个减少75.5％。济南市一九六一年三月仅有商业网点760个，比一九五七年的8810个减少91.4％。
为了搞活经济、方便生活，对商业采取的调整措施包括：（1）拿出部分工业品在农副产品收购中进行换购，增加收购量。一九六二年收购季节，省里拿出工业品换回粮食3亿斤，换购棉花10万担。（2）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全省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9.9％。（3）加强对企业和商业各部门的清仓工作，充分挖掘库存潜力，增加市场货源。（4）开办部分高价商店、饭店，增加货币回笼。据统计，一九六二年回笼货币2亿元，获取利润1.25亿元；一九六三年获取利润约6500万元。（5）改变国营商店独家经营的局面，恢复供销社、合作社等流通渠道。一九六一年秋开始，结合城乡商业调整，把精简下来的大部分小商小贩组织成立了合作社。农村没有商业网点的生产队，采取亦农亦商办法，开展代购代销业务。（6）从一九六〇年开始逐渐恢复和开放了农村、城镇集市贸易。其间对城市集市几次取缔又几次开放，最后发展为指定地点、集中管理的贸易市场。城乡集市贸易的出现，对于搞活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仅据青岛、济南两市统计，一九六二年集市贸易成交额为3200万元，占同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7％。两市一九六二年通过市场调剂粮食1084万斤，蔬菜3884万斤，肉食46万斤，还提供了许多手工业品和生活用品。商业的调整，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疏通了流通渠道，加速了商品周转，搞活了市场和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
在调整中，教育、文化等部门也进行了收缩。一九六二年同一九六〇年比较，全省高校退为26所，减少37所，在校师生数减少23.3％；中等专业学校退为85所，减少389所，在校师生数减少82.5％；技工学校退为19所，减少126所，在校师生数减少82.7％；普通中学退为1247所，减少55％，在校师生数减少39.5％；小学退为5.9万所，减少12.8％，在校师生数减少32％。卫生事业机构比一九六〇年减少20％；卫生事业工作人员为19.7万人，比一九六〇年增加10％。
三、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评价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经历了三年“大跃进”和两年初步调整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大跃进”的错误，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后一段的调整，工业又有片面下马、砍得过头的地方。把“二五”计划两阶段作为一个完整过程来看，工农业生产的实绩都很差。五年间工农业总产值不仅没有前进，反比一九五七年降低18.1％，平均年递减4％。其中农业降低30.8％，平均年递减7.1％；轻工业降低22.7％，平均年递减5％。“二五”期间全省人民历尽千辛万苦进行生产，结果不仅没有发展经济，工农业总产值发展速度反呈负增长状，即越干越少。这种反常现象证明“大跃进”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
造成“二五”期间工农业生产萎缩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工农业体制存在严重问题。从农业看，人民公社体制过大，所有权问题又长期不落实，破坏了农村经济。从工业看，在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口号之下，生产长期陷入混乱状态，妨碍了工业生产的发展。此外，“大跃进”期间的政治运动和“大呼隆”的群众运动，对于生产的破坏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应当看到，“大跃进”是在国家经济落后特别是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发动的。它的目的本来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迅速把中国建设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实行中，虽然给经济带来巨大破坏，但在几年中也建成一批工农业项目，如农业的一批水利工程，象峡山水库、跋山水库、青峰岭水库、陡山水库、产芝水库、门楼水库、沐浴水库，及南四湖周围的水利工程等。工业方面，也在钢铁、电力、煤炭、机械、轻工、化学等部门建成或初步建设了一大批骨干企业。这些项目虽然在当时未能见到效益，但对于以后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仍起了重要的作用。
“大跃进”以来，由于党内生活极不正常，错误地批判、处分了大批干部，搞得人人自危。一方面形成许多干部不敢讲真话、不敢负责任的庸俗作风；一方面形成部分干部说假话、强迫命令、不顾群众死活的恶劣作风。所以，正确处理上述运动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为错误批判、处分的干部复议纠正，加强全党全民团结，是改变局势的一项主要政策。一九六〇年十月，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派曾希〓来山东解决问题。十月以后，省委根据中央部署进行甄别平反工作，为部分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平了反。次年一月，谭启龙主持中共山东省委工作，对全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重新进行了清理。七月，省委颁布了《关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提出彻底转变领导作风和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问题。
省委认为，对干部、党员的错误处理是省委领导欠下的一笔政治账，要坚决甄别，不能再拖。并决定在拔“白旗”和反右倾中，凡科员以下戴了帽子的一般干部、党员和群众，一律宣布无效；级科局长以上干部“整风补课”以来受到批判或处分的，由各级党委成立专门小组加以甄别；各级党委代表省委向被错误批判或处分的同志道歉，同时层层承担自己的责任。
在转变领导作风方面，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带头，按照党章办事，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外民主生活；走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克服听喜不听忧的坏习气，鼓励如实反映情况和提意见；带头学习、执行党的政策；在上下左右之间建立正常的同志式相互关系，互相团结，互相支持。
省委领导认为，几年来应吸取的几条重要经验教训是：从思想上看，省委对于山东广大干部、党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工作中发生问题过分责备下面；从工作上看，省委对山东的历史、地理、气候等特点，与社会的客观条件，缺乏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缺乏工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识，对许多经济问题的处理带主观盲目性；在党内斗争方面，没有很好学习和记取历史上“左”倾路线的教训，重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省委主要领导人有的以正确自居，稍有成绩就骄傲自满，官气很大。
在省委带动和督促下，处理错案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到一九六一年末，共有6万余人的错误处理得到纠正，占被错误批判干部的三分之二。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可能系统彻底地清算政治上、经济上的“左”倾错误。
省委在纠正政治错误的同时，领导全省人民开展生产救灾运动，渡过了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
（一）两年多“大跃进”留给山东人民的，是经济战线的一片混乱状态。全省5200万人民都在忍饥挨饿，近2000万人民甚至有性命之忧。如何战胜饥荒，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摆在山东党政军民面前的首要任务；而如何渡过春荒、尽量减少损失、保住人命，又是当务之急。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七日，省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紧急指示》，确定生产救灾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为战胜灾荒而奋斗。十一月二十一日，省人民委员会又发出《布告》，布置做好救灾的具体工作。从冬到次年春，全省主要做了下列工作：（1）秋收中精收细打、颗粒归仓，秋末又种越冬菜200万亩，掀起种粮、种菜、收集代食品运动；（2）少征公粮，按低标准落实安排各地社员生活；（3）开展捐献粮食、捐献衣物活动，支援农民；（4）开展疾病防治工作；（5）压缩城镇劳力，抽调干部加强农业战线，城市和机关共下放劳力210万人。
为了帮助山东救灾，中央在一九六〇年最后两个月调给山东省粮食10亿斤（包括返还4亿斤），救济款8000万元，拖拉机2000台等。华东各兄弟省支援粮食2亿斤，代食品2.5亿斤，棉衣170万件等。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山东人民团结奋斗，渡过了封冻和青黄不接两大关口。一九六一年春的病情和死亡率较上年有所下降，外流人口部分返回，全省人民渡过了春荒。
（二）进入一九六一年，省委估计当年要收获200亿斤粮食，全省人民方能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然而一九六〇年入秋以后，全省酷旱无雨。鲁北三区甚至九个月没有下雨，全省9000万亩耕地七个月未下透雨，小麦产量大受影响，总产量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一半。由于春旱，聊城、德州、惠民等地300万亩耕地未能播种，五分之一的土地因严重缺苗需要翻种，其他地区的春播也受到影响，全省春播面积较“一五”期间减少15％。入夏以后，全省又连降暴雨，汛期雨量较常年多100毫米。特别是鲁北三区雨量更为集中，致使洪水泛滥，受灾面积达1658万亩，占播种面积的50.2％；绝产1086万亩，占粮田面积的50％。到秋粮登场后，鲁北三区粮产量比上年下降56％，全省总产量与上年持平，比省委原预计最低需求量尚少30余亿斤。
鲁北三区秋灾发生后，全省再次开展了生产救灾和增产节约运动。为加强对生产救灾的领导，全省各级党政机关组织大批干部深入灾区，并组织慰问团携带粮、菜、药品等前往灾区支援。解放军和民航部门还出动飞机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空投熟食、药品。到十月上旬，全省共支援灾区粮食4亿斤，加上国家调入共14亿斤，干菜450万斤，煤炭20万吨，拨救济款1335万元。为战胜饥荒，灾区人民开展了农副业生产。秋后，鲁北三区共种小麦1322万亩，捕鱼652万斤。入春，省里又向灾区发放大量粮食，支援扶持春耕生产。由于春耕工作抓得紧，全省基本上消灭了春荒地，使耕种面积大致恢复到了一九五九年的水平。
（三）一九六二年夏，全省小麦产量达39.7亿斤，虽比上年增长51％，但比一九六〇年还低四分之一。入秋，暴雨连绵，全省半数以上地市、县受涝，成灾面积达3100万亩，比上年增加27.6％。秋粮产量与上年持平，全省粮食总产量为182亿斤，是一九六〇年以来连续第三个产量最低的年份。为战胜灾荒，渡过难关，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省委发出《大力开展抗灾斗争，积极抓好秋季生产的紧急指示》，具体措施是：（1）种足种好小麦，稳定人心，为明年丰收创造条件，并切实帮助群众解决耕种中的实际困难。（2）采取以工代赈方法，在鲁西北低洼地区建设一批关键性排水工程，改变连年水患频繁的局面。（3）搞好小秋收，采集代食品，搞好副业生产，以补粮食生产之不足。（4）逐队逐户安排好群众生活。
国家也从各方面给山东省灾民以巨大的援助。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国家共发放救济款1.4亿元，救灾布700多万米，棉花200多万斤。如果不是全国人民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节衣缩食支援山东，山东省人民将遭受更加严重的困难。
尽管全国人民大力支援，由于全省连年粮荒，一九六三年入春以后，全省缺粮人口仍有1000万，其中鲁西、鲁北的四个地区就有800万人。加上农村统销粮比一九六一年减少2.7亿斤，口粮安排紧，人民生活极为艰难。为此，省委在一九六三年初又拨出1亿多斤粮食和部分贷款扶持穷队；省里集中配置了大量拖拉机，国家也从外省调入一批拖拉机帮助春耕春种，以补畜力之不足。经过努力，一九六三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198.5亿斤，尽管仍是一九六〇年以来连续第四个总产量低的年份，但终于接近200亿斤这个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至此，大规模的生产救灾运动基本结束。
二、国民经济初步的全面调整
一九六〇年十月以后，随着中共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八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山东省进入全面调整的第一阶段。初步调整的中心是农业，其他部门的调整，都围绕着怎样适应和服务于农业这一主题展开。这段调整的特点是，工业、基建、财贸、文教等部门迅速退到农业所能承受的规模；调整的基本方式是城市和工业减人，农业加人，变粮食的消费者为生产者，增加粮食产量。
（一）农业方面的调整。
一九六〇年末，严重的饥荒笼罩全省。如何恢复凋敝的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向良性转化的关键；而改善公社体制又是发展农业的关键。因此调整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次年三月，又公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这两个文件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理论和政策，是进行和指导农业调整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在许多方面切中时弊要害，一经公布，在山东引起巨大反响。从一九六〇年末开始，全省干部结合整风整社，认真组织了对中央文件精神的学习和落实。中央进行农业体制调整的根本原则是：增加生产队和社员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克服上面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病，以利于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山东在贯彻落实这些精神中主要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1.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实行以农轻重为序的工作安排，树立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思想，把生产的重点转向农业。山东省人委提出，全省人民的义务是：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战胜灾荒，把农村的形势转变过来，争取一九六一年农业达到应有的丰收，保证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全省人民在实际工作中，把搞好农业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2.对人民公社体制中阻碍农业生产的缺陷与弊端进行了调整和解决。在生产管理体制上，反复重申和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改变过去县、公社任意指挥生产、平调物资的现象，先是将生产、管理、分配权固定在大队，在各生产队建立了各项管理制度，如包工包产制度、评工记分制度等。但是，实行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仍无法避免平均主义带来的低效率。一九六一年，全省许多地方开始试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新制度，即把土地及部分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和生产、生活的管理权进一步下放到相当于原初级社规模的小队。到一九六二年初，全省已有近40％的大队实行了小队核算。为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地方试行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留“保本田”等办法，把集体土地交社员支配，收入由社员、生产队分成。据即墨下泊公社调查，全部土地包产到户的队占11.2％，部分包产到户的占36％。另外，将公社化期间上收的社员自留地、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发还给原主；解散了公共食堂，取消了部分供给制的规定，社员按工分分配产品等。上述生产、生活管理体制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瞎指挥、命令主义和平调风的产生，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
3.坚决纠正“共产风”，实行经济退赔政策。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两年，公社曾对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财产、物资进行了部分退赔。然而由于当时“共产风”并未根本纠正，退赔很不彻底。一九六一年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平调问题，省委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有“倾家荡产”、“破产还债”的决心，贯彻群众路线、民主协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合理地解决问题，务使生产队和社员满意。一九六一年夏，针对许多干部退赔不力、调多赔少等问题，重新进行清理计算，估计全省“平调风”共给群众造成约20亿元的损失。省委提出，要在今后三五年内赔完，做错了事必须改。为帮助地方赔偿群众损失，中央多次拨出专款，其中仅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次即分配山东省平调退赔款2.2亿元。
4.精简非农业生产人口，加强农业。人口的精简包括两方面：其一是精简农村中的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员，把从事农田水利建设和其他建设的大量劳力放回农业生产中；把公社、大队各种工副业从业人员都减到最低限度；全部解散农村各种成人学校、农校、宣传队、文艺队等脱产组织。经过整顿，农村社会劳力中的农业劳动力人数一九六〇年末增为1247万人，占农村社会劳动力的75％；一九六一年末为1492万人，占农村社会劳动力的87.5％；一九六三年末为1590万人，占90％。其二是精简城市和工业人口。当时，一方面农业劳力不足，一方面工业等部门由于战线太长、规模过大、开工不足等，劳力大大有余。由于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一九六〇年粮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减少四分之一强，销量却增加四分之一。因此从年末开始，山东大力压缩城镇人口。到一九六一年末，非农业人口减少85万，职工减少44万。一九六二年，非农业人口又减少50万，职工减少51万人。经过两年精简，使工业和城镇人口基本退缩到农业能够负担的水平，增加了农业劳力，这是完成调整任务的决定性的一步。
5.减少粮食征购数量，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分别征购贸易粮35亿斤和37亿斤，比过去减少一半。此外，两年间国家多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实行农副产品奖售和换购，适当照顾农民利益。这些措施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给农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促进了农业的恢复。
经过两年的调整工作，在农具、畜力不足，生活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全省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日益高涨。尽管由于天灾和“大跃进”的创伤，生产力的恢复十分缓慢，但粮食产量仍有回升，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开始初步扭转。
粮食产量的回升，带来整个农村经济的好转。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为了救灾不得不大大压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与“一五”期间相比，棉花种植面积减少近一半，油料作物减少一半多，麻类减少40％，烤烟减少近一半。一九六二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较上年一般略有增长，除棉花外，其他作物产量都高于一九六〇年。林业方面，一九六二年后，落实林权和林业政策，鼓励国家、集体、个人种树，实行谁种谁有，当年造林115万亩。副业方面，一九六〇年大灾之后，为了补助农业，省里拿出部分物资和资金大力扶持开办各种手工作坊，开展刺绣编织，鼓励打鱼围猎，养殖家禽家畜。此外，还放宽了市场和收购政策，促进商品交流，使副业总产值迅速恢复和增长。到一九六二年，副业总产值比一九六〇年增长60.9％，畜牧业总产值增长67.9％。
（二）工业、交通、基建方面的调整。
一九五九年以来，尽管中央已经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方针，但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业发展缺乏正确估价，看成就多，看问题少。因此在一九六〇年末农业开始调整、后退时，工业指标不仅没有下来，反而继续上升。对一九六〇年的估计，山东省人委认为，除农业外其他方面是好的，是继续跃进的。一九六一年工业发展的任务是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基础上，争取继续跃进。由于“以钢为纲”、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观念没有改变，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和建设的势头，仍与国民经济实力不相称。山东上报和中央批转的计划指标，均高于一九六〇年实际产量。工农业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决定了这一计划无法实现。
一九六一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地市委工业会议，研究生产形势，分析存在的问题，重新落实计划。根据中央关于压缩工业，发展农业，压缩重工业，发展轻工业的方针，会议指出，工业调整的原则总的是大减重工，小减轻工。重工业除煤炭外，其他行业都减，重点是冶金、基建、机械和建材；轻工增日用百货，减食品，纺织亦要大减。调整与裁减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是“调、整、转、并、停”。“调”就是调整布局，缩短生产战线；“整”就是普遍整顿劳动组织，定型（定企业规模）、定员、定额，压缩管理人员及非生产人员；“转”就是将部分重工业转为或分为生产日用品的工业，将部分生产主机的转为生产配件和零件的，将过去搞小百货、小五金的归队，将常年工业转为季节性的工业等；“并”就是将某些“小土群”、“小洋群”进行合并，一业多厂的也适当合并，将无原料的厂合并到有原料的厂，将不配套的经过调整合并使其配起套来；“停”就是停一批不合理的厂矿，停一批可以不办或缓办的项目，停一批两三年内解决不了原料的企业。从一九六一年秋，山东开始对工业实行全面调整。
1.降低工业生产指标。一九六一年十月，生铁年产量指标降为40－50万吨，原煤日产量降为4.5万吨。一九六二年又对工业生产指标大幅度调降。生铁年产量计划30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14.8％；铁矿石185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17.3％；货运量5530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39.2％。
2.实行“关、停、并、转”，缩小工业规模，改善内部结构，合理调整布局，减少浪费亏损。到一九六一年末，全省县以上工业企业数由一九六〇年末的3026个减为2349个，减少22.4％。一九六二年，又对企业进行大规模调减，到年末减为1648个，比上年减少701个。一九六三年，全省县以上企业进一步减为1344个，比一九六〇年累计减少56％。与一九六一年比较，煤炭工业企业保留70个，减少11个；钢铁企业保留11个，减少30个；电力企业保留83个，减少2个；化学企业保留42个，减少66个；机械企业保留303个，减少160个；纺织企业保留112个，减少106个。到一九六三年，“关、停、并、转”调整任务基本完成。
3.精减职工。到一九六三年，全省工交基建部门共精减职工84.3万人，比一九六〇年减少55.9％。
4.工业转向以农业为基础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轨道。“大跃进”三年间，山东地方资金、材料和生产能力绝大部分用于发展钢铁、煤炭等重工业，而用于支农的工业，如化肥、农药、农机等部门的投资额仅占工业投资总额的3.6％。到一九六二年末，全省农业机械企业由228个调整为136个，主要裁减了一批产品不对路、质量低劣的企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最急需的锄、镰、锨、镢等小农具的生产。其中一九六一年共拨出钢材4.9万吨、生铁4000万吨，制造小农具2777万件，比上年增产68.5％。一九六二年又生产小农具1700万件，使农民的小农具保有量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同时还生产手推胶轮车126万辆，动力排灌机械10万多马力，机引农具8500多台。
5.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和整顿，实现扭亏增盈。山东工业交通基建部门从一九六一年十月开始贯彻中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到一九六二年末，结合精简和调整，取得初步成效。这表现在：通过整顿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了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初步整顿和加强了技术管理，并结合调整和精简，查定了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和人员机构；结合清仓核资，初步整顿了物资和财务管理；通过试行奖罚结合、按劳分配，初步整顿了劳动组织的管理和劳动纪律，健全了生产责任制。经过整顿，一九六二年一至九月份，全省工业企业可比产品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2.5％；亏损企业总数比例由上年末的43％下降到28.9％。到年底，劳动生产率提高20％，成本降低6.5％，亏损企业降为23％，亏损额降为7900万元，比上年减少71.8％。
6.削减基建投资，缩小基建规模。一九六一年，山东基建投资完成总额由上年的15亿元缩减为4.1亿元，比上年减少72.3％。一九六二年基建投资完成总额进一步减为2.2亿元，比上年减少46.5％。由于加强了集中统一的管理，不仅大大压缩了投资额，而且制止了各地不顾整体效益乱上项目、影响投资效益和拉长基建战线的作法。例如，一九六一年，山东省国家预算外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6.8％下降为32.2％，次年进一步降为11.3％。调整后，基建投资效益明显好转，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由一九六〇年的12.4％降为一九六二年的7％，新增固定资产占投资的比重由一九六〇年的71％提高到一九六二年的93.4％。
（三）财政、贸易方面的调整。
财政调整集中于下列方面：（1）调整财税机构，充实财税干部，加强银行工作，严格财政的管理和监督。（2）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农业税由一九五九年的征粮26.5亿斤，减为一九六一年的11.5亿斤，一九六二年又减为11.3亿斤。用于支援农业的投资和资金，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两年共12.6亿元；一九六二年虽税收大减，支农投资仍达2.5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0％。（3）努力减少损失，增加收入，包括加强企业财务成本管理，关停亏损企业；加强税收与市场管理工作；控制财政、信贷投放，制止盲目收购，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4）进行清仓核资工作。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各行业生产冒进，管理松弛，废品率甚高；受“大跃进”影响，商业又盲目盘进，收进大批毫无使用价值的货物。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底，全省库存的20.6亿元物资中，积压的多余物资达5.4亿元，占库存总数的26.4％。全省工交等各部门积压的物资，由于霉烂、变质、削价、报废、盘亏等造成损失10.6亿元，比全省“一五”期间头三年的财政支出总和尚多9000万元。在当时资金十分短缺、商品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从一九六一年初到次年末，在全省范围进行了清仓核资大检查。到一九六三年，全省县以上全民所有制单位共清查1.2万家，清出库存生产资料9.4亿元。三年清理工作，摸清了全省的家底，基本实现了企业固定资产、库存物资和债权债务“三清”。通过这一工作，建立健全了物资管理制度，杜绝了浪费和漏洞，挖掘了物资潜力，调剂了余缺，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商业方面的调整同样成效显著。“大跃进”以来，全省商业工作面临两个难题。一是由于副业生产和轻工生产的萎缩，商品供应量与购买力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人民有钱而无物可买，生活极为困难。一九六一年下半年，57种主要商品在整个社会商品零售额中的比重，由75％左右降为44％，其绝对额比一九五七年下降30％。到一九六一年八月底，商业、供销部门库存共15.8亿元，其中6亿元的商品不顶用，适销商品仅5.7亿元。二是商业队伍数量不足，商业网点撤并过多。截至一九六一年底，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和物资供销部门职工共29.3万人，比一九五七年减少5.5万人。据一九六一年七月统计，全省商业网点4.7万个，比一九五七年的19.3万个减少75.5％。济南市一九六一年三月仅有商业网点760个，比一九五七年的8810个减少91.4％。
为了搞活经济、方便生活，对商业采取的调整措施包括：（1）拿出部分工业品在农副产品收购中进行换购，增加收购量。一九六二年收购季节，省里拿出工业品换回粮食3亿斤，换购棉花10万担。（2）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全省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9.9％。（3）加强对企业和商业各部门的清仓工作，充分挖掘库存潜力，增加市场货源。（4）开办部分高价商店、饭店，增加货币回笼。据统计，一九六二年回笼货币2亿元，获取利润1.25亿元；一九六三年获取利润约6500万元。（5）改变国营商店独家经营的局面，恢复供销社、合作社等流通渠道。一九六一年秋开始，结合城乡商业调整，把精简下来的大部分小商小贩组织成立了合作社。农村没有商业网点的生产队，采取亦农亦商办法，开展代购代销业务。（6）从一九六〇年开始逐渐恢复和开放了农村、城镇集市贸易。其间对城市集市几次取缔又几次开放，最后发展为指定地点、集中管理的贸易市场。城乡集市贸易的出现，对于搞活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仅据青岛、济南两市统计，一九六二年集市贸易成交额为3200万元，占同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7％。两市一九六二年通过市场调剂粮食1084万斤，蔬菜3884万斤，肉食46万斤，还提供了许多手工业品和生活用品。商业的调整，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疏通了流通渠道，加速了商品周转，搞活了市场和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
在调整中，教育、文化等部门也进行了收缩。一九六二年同一九六〇年比较，全省高校退为26所，减少37所，在校师生数减少23.3％；中等专业学校退为85所，减少389所，在校师生数减少82.5％；技工学校退为19所，减少126所，在校师生数减少82.7％；普通中学退为1247所，减少55％，在校师生数减少39.5％；小学退为5.9万所，减少12.8％，在校师生数减少32％。卫生事业机构比一九六〇年减少20％；卫生事业工作人员为19.7万人，比一九六〇年增加10％。
三、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评价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经历了三年“大跃进”和两年初步调整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大跃进”的错误，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后一段的调整，工业又有片面下马、砍得过头的地方。把“二五”计划两阶段作为一个完整过程来看，工农业生产的实绩都很差。五年间工农业总产值不仅没有前进，反比一九五七年降低18.1％，平均年递减4％。其中农业降低30.8％，平均年递减7.1％；轻工业降低22.7％，平均年递减5％。“二五”期间全省人民历尽千辛万苦进行生产，结果不仅没有发展经济，工农业总产值发展速度反呈负增长状，即越干越少。这种反常现象证明“大跃进”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
造成“二五”期间工农业生产萎缩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工农业体制存在严重问题。从农业看，人民公社体制过大，所有权问题又长期不落实，破坏了农村经济。从工业看，在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口号之下，生产长期陷入混乱状态，妨碍了工业生产的发展。此外，“大跃进”期间的政治运动和“大呼隆”的群众运动，对于生产的破坏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应当看到，“大跃进”是在国家经济落后特别是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发动的。它的目的本来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迅速把中国建设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实行中，虽然给经济带来巨大破坏，但在几年中也建成一批工农业项目，如农业的一批水利工程，象峡山水库、跋山水库、青峰岭水库、陡山水库、产芝水库、门楼水库、沐浴水库，及南四湖周围的水利工程等。工业方面，也在钢铁、电力、煤炭、机械、轻工、化学等部门建成或初步建设了一大批骨干企业。这些项目虽然在当时未能见到效益，但对于以后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仍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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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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