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农村的严重形势和对人民公社的整顿
  一九五九年初，公社化中的严重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粮食严重不足，生产趋于瘫痪。
  早在一九五八年末，秋粮刚刚登场不久，一些号称“特大丰收”的地区，包括济宁、聊城等地，已经开始闹粮荒。到次年二月，粮荒在全省农村普遍蔓延开来，当时粮食紧张的县、市共31个，占全省的37％。其中最严重的是浮夸风最盛的济宁（包括今菏泽地区）、聊城（包括今德州地区）地区。在31个缺粮县中，济宁占9个，相当于本地区县数的53％；聊城占6个，相当于本地区县数的40％。
  产生粮荒的根本原因，一是省委把工作重点放在“整风补课”和批判地方主义等政治运动上，忽视了经济工作。二是在经济工作中大办钢铁，忽视了农业生产。三是在农村工作中大搞公社化运动，忽视了粮食工作；而在粮食工作中又只抓种不抓收，大量农作物烂在田里，损失甚大。粮荒的其他原因还有，城市人口大增，扩大了吃统销粮的面；高征购使农民极少存粮等。
  为了解决农村存在的粮荒问题，省委作出如下决定：第一，不论粮食紧张还是不紧张的地区，立即彻底放弃挤群众粮食的做法。第二，立即向群众摊牌亮底，说明当前的困难，动员党团员带头，共同克服困难，渡过春荒。第三，在安排好生活的同时，把基本核算单位肯定下来，配好干部，编好生产小队，做好包工包产工作，安排好生产。第四，粮食紧张地区生产队和社员的欠款、欠帐，麦收前一律不得清算。一九五九年四月中旬，在济宁召开贯彻中央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期间，省委又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加强领导，通过解决公社体制、压缩粮食销量和清算大小集体及社员之间的帐目等方法，进一步解决粮食问题。经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把28.4亿斤粮食返销回灾区和缺粮地区，这才战胜了严重粮荒，渡过了难关。
  一九五九年三至四月间，针对公社化过程中暴露出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连续发表讲话和党内通信，提出彻底解决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以及《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等文件，为整社工作提出了较明确的方向和工作方式方法。三月中旬，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落实中央精神。经过激烈争论，会议一致肯定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原则，一致拥护实行按劳分配、扩大劳动部分分配比例和评工记分等分配方法。三月下旬，各县纷纷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和公社四级干部会议，吸收部分社员代表参加，进一步在全民中贯彻整社精神，白天生产，晚上开会，确定体制，清算帐目，解决大小集体及集体与社员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央精神的传达与贯彻，在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许多领导带头检查，承担责任，诚恳地听取群众的批评。县、公社把集中的粮食、农具、肥料、马车、现款等大部交还给生产队和社员。在这一基础上，体制问题、包产问题、评工记分问题等得到初步落实，干群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初步得到改善，公社化中的严重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群众生产积极性逐渐有所提高，春地基本都种上了。
  为了减轻城市供应的负担，解决农村劳力不足的问题，上半年全省裁减了52万工人回农村，停办了部分大型水利工程、基建工程和社办工业，调整了公社内外的一些关系问题。
  二、工业和城市经济问题的初步暴露及纠正
  一九五九年初，“大跃进”带来的弊端在工业和城市经济中也日益显露出来。
  首先，钢铁生产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极不相称，并且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在矿石方面，由于仍以手工开采为主，矿山越挖越深，采剥量与矿石达到10：1，每采一吨矿石耗用10余个劳力，无法保证冶炼的需要。在煤炭方面，由于长期重开采轻掘进，寅吃卯粮，打乱了工作面。上半年原有19个国营煤矿中仅有4个矿工作面比较正常，6个矿采掘严重失调，有的根本没有工作面，靠吃煤柱过活，全省日产水平由7万吨落到5万吨。在质量和成本方面，铁的含硫量过高，合格率不及50％，无法用以炼钢。每吨铁成本高的达1000元以上，一般在四五百元左右，而国家牌价是每吨200元，所以每炼一吨铁就要亏损二三百元。上半年共炼60余万吨，仅此一项就需补贴资金1.2亿元。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的大量浪费，造成财政亏虚。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全省亏损5.7亿余元。除了占用私人的银行存款、企业资金，拿了群众的东西无力偿还以外，全省历年节余都差不多用光了。到一九五九年中，全省财政超支0.9亿元，赤字达1.7亿余元，全年23.4亿元的信贷指标已贷出23.1亿元。省内流动资金额仅几千万元，财政实际处于枯竭状态。
  其次，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失调，经济不平衡状况日趋严重。在工业生产中，重工太重，轻工太轻，轻工业产品产销之间脱节的差数过大。据济南、青岛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调查，计划购进商品，能够安排生产的仅54.5％。其中五金类全无，百货缺51％，化工缺76％，交电缺91％，煤炭、木材缺45％，农业生产资料缺99.4％。手工业情况更糟，由于“大跃进”后手工业都升级转并为国营企业，差不多陷入停顿状态。工业对农业的冲击影响了农业生产，反过来又限制了轻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生产因为缺乏全面安排，特别是由于农副产品收购不起来，原料、材料缺乏，有的工厂面临停工，有的工厂减产，不仅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货币回笼，而且影响市场供应。农业和轻工业的萎缩又冲击了市场，大大影响了群众生活。城市居民不仅减口粮，肉菜等副食供应更加紧张。
  第三，企业管理混乱，经营不善，劳动生产率下降。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造成生产管理的无政府状态，主要是人员庞杂，组织管理混乱，指挥调度不灵，各种制度和操作规程被废除或被忽视，使原料消耗过多，质量下降，设备严重失修，工伤事故增多。以支农产品为例，“大跃进”期间生产的无法使用的土化肥、土农药、农业机具和六十年代初收购的菜种子、代食品，共造成商业损失5亿余元，占商品损失总额的68.9％。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工业企业职工劳动生产率与一九五八年同期比较，昌潍降低51％，烟台降低38.7％，聊城降低44％。
  一九五九年四月以后，随着粮荒问题的逐渐解决，省委开始抓紧解决工业的问题。在济宁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了整顿工业的问题，决定边整边改，上下结合，力求迅速扭转生产和管理中的混乱状态。当时工业战线的整顿主要集中于下列方面：
  （一）加强计划工作，从宏观上实现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省委多次压低重工业生产指标和发展的速度、规模，以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为加强综合计划的管理工作，强调各部门、各地区的计划必须统筹安排，不能各有一盘棋；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和健全计划管理与检查制度，掌握和督促计划执行情况，保证重点工程、重点产品按期完成。
  （二）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水平。其主要措施是：（1）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大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后，厂党委包揽一切，助长了生产上的瞎指挥风。据此，会议强调恢复和建立厂长负责制，建立起生产、技术、行政工作强有力的指挥系统。（2）整顿劳动组织和职工队伍。按照生产任务和企业管理的需要定员定额，多余的人员坚决裁减下去，或动员回乡务农，不准盲目吸收劳动力。（3）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原有合理的规章制度必须坚决执行，已废除的要恢复起来，并根据新情况和实际需要建立一些新的规章制度。（4）改善上下关系、干部职工关系，克服在“大跃进”中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歪风。（5）适当解决当前存在的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提倡劳逸结合，改善职工生活。
  （三）提高轻工业、手工业的生产地位。在总的原则方面，虽然继续把钢铁、煤炭当作重点，但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注意合理安排轻工、化工、纺织和百货日用品的生产。省委提出适当压缩钢铁的基建材料和投资，妥善安排化工、纺织和轻工业生产，充分挖掘潜力，节约原料、材料的使用，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拨出部分金属材料进行小五金和日用品的生产，改善市场供应。在手工业方面，恢复手工业管理局及其下属机构，已被轻、重工业吞掉的人员设备等重新吐出来，加强机械、原料等的供应。被冲掉的名牌产品，如烟台的钟表、绣花、花边等，也重新恢复了生产。
  （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大跃进”之后，人力、物力、资金、材料的浪费积压极为严重，这是经济建设上“左”倾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虽然不能改变各方面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能够部分解决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中的某些弊端。增产节约运动主要采取的措施是：（1）充分挖掘企业潜力，千方百计地解决原料、材料、燃料的困难。各地区节约的原材料，可在增加生产的原则下自行处理。（2）增产节约运动的中心环节是提高产品质量，克服质量下降造成的损失。为此，要求加强技术管理和质量管理，严格操作规程。（3）精减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全省头五个月共精减52万工人回农村。省委要求年内精简75－80万人。（4）加强设备、工具的维修，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改变拚设备、吃老本的方法，防止设备和人身事故的发生。
  （五）加强财政监督和财务管理，严格财经纪律，克服资金管理和使用上的混乱状态，扭转紧张被动局面。为保证以上规定顺利执行，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自觉遵守，各级党的监察部门认真监督，各级财政金融机关把好关。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全省农业、工业和商业等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退够、站稳、前进”的指导思想，在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都退了一步；对于干部的不良作风和某些“左”的思想进行了纠正；对于各部门之间和各部门内部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也做了一些调整。上述措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整个经济的混乱局面，但缓和了干群关系，维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
  一年来疾风骤雨般的社会鼎革之后，中共山东省委对于前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工作中的主要错误进行了初步检查。省委认为，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在“大跃进”形势到来之后，领导上不够冷静，头脑发热，有“左”的情绪。在思想方法上有主观片面性，这表现在对下布置任务过大，时间要求过急，没有全面考虑实际可能性，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规律性。由于存在官僚主义作风，特别是在公社化以后，忙于大办钢铁，接着又清算地方主义等，对很多问题不能防患于未然，又未能及早解决。在组织上失去控制，表现在取消了必要的统计工作，只凭主观估计定数字；对一些规章制度只破不立，或者乱破乱立，使领导对很多问题不能事先有所控制，容易陷于被动。省委的自我批评，尽管没有抓住要害问题，经济工作上“左”的指导思想未得到根本清理，但仍不失为领导工作趋向好转的有利转机。
  三、“反右倾”运动与“大跃进”的高潮
  一九五九年七月至八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会议对彭德怀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提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生死斗争的高度。会议之后，又在全国范围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这次会议，对于山东的工作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一日，省委召开第二届十四次全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并且联系本省各地区、各单位上上下下的组织与个人，部署清除所谓“右倾思想”。在会议报告中，省委领导人提出要区别前段工作中的反右倾与拔白旗、鼓干劲与浮夸作假、反对资本主义与刮“共产风”、反浮夸作假与隐瞒少报、群众运动与“大呼隆”等问题，实际上是把以前对各种“左”倾思想和方法的抵制全部否定，把上半年纠偏措施、特别是农业方面的纠偏措施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展开了批判。这样，上半年开始得到初步澄清的各种错误思想重新抬头，全省工作再度陷入混乱状态。
  庐山会议之后，山东同全国一样，批判了一九五九年中期那些合理放慢速度、寻求综合平衡，特别是放慢重工业发展速度的措施。在大批“右倾”的过程中，经济建设上“左”倾盲目的“大跃进”思想再度兴起，各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再度提出。在农业方面，完全不顾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严重恶果，又提出更加荒谬的粮食年产400-450亿斤的生产指标和75亿斤的征购任务，并在全省农村结合“反右倾”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十月，全省连续召开地、县委第一书记会议、“六边”①（边看、边听、边议、边决、边写、边行。）现场会、畜牧大会等，反瞒产之风甚嚣尘上，并又撤换了一大批敢于讲真话的基层干部，有些社队甚至半数干部被撤职。在高征购的压力下，尽管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仅有209.8亿斤，却又逼出424.9亿斤的虚假数字，征购也完成70多亿斤。在浮夸的基础上，省里又订出一九六〇年年产500-550-600亿斤的粮食指标，内部掌握则争取达到600一650亿斤。工业方面，九月结束的省委扩大会议提出当年产生铁147万吨、钢18万吨、煤2220万吨的指标，并力争数量提前完成，质量提前升级。到年终，工业总产值达80.87亿元，比上年增长35％。其中重工业32亿元，比上年增长50％。与一九五八年相比，钢产量完成22万吨，增加近3倍；生铁产量150万吨，增加1倍；原煤产量2304万吨，增加67.8％，达到省委扩大会议调整后的指标，也更助长了“左”倾求快情绪。在此基础上，省委又制定出一九六〇年更加冒进的工业“跃进”计划。其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100亿元，钢30.9－50－70万吨，生铁200－260－300万吨，原煤2600－2800－3000万吨，发电量22.5－23.2－25.2亿度等。一九六〇年五月，省委批准计委对当年生产的补充计划报告，再次大幅度提高工业指标，工业总产值为203－500亿元，生铁350万吨，钢72万吨，钢材45万吨，煤炭3500万吨。
  在新的冒进计划指导下，“大跃进”的第二次高潮从一九五九年八月开始，持续到一九六〇年十月，前后十四个月。这次“跃进”是在农业已经面临严重危机，粮荒日趋严重，并且有了一次沉痛的冒进教训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一）工业。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新的“跃进”，结合增产节约，一九五九年第四季度开展了超额完成省计划运动。一九六〇年第一季度开展了“开门红”、“月月红”运动，第二季度开展了大战“红五月”和“一、二、五、十”①（指日产1万吨生铁，2万吨焦炭，5万吨铁矿石，10万吨原煤。）运动。一年之中，这样的生产运动持续不断。
  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大大增加了投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经济建设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由“一五”期间的23％上升为60％。两年中由地方财政支出的基建投资比重由“一五”期间的20.7％上升为49.5％。工业生产的大发展，要求更多的人力投入。为了加快货物周转量，从一九五九年九月开始，开展了群众性短途运输，全省动员28.5万人参加，动用运输工具23万件。十月初，省委又决定增加20－30万临时工，以加强工业战线。进入一九六〇年以后，随着工业大上，特别是“小土群”、“小洋群”大上，新增职工76.4万人。工业的盲目发展，不仅占去大量劳力，还造成巨大浪费。据以后统计，三年“大跃进”中，山东省国营工商业的物资盘亏、报废、削价、丢失、霉烂等损失财产资金，以及挤占银行、集体的资金（不包括“平调”人民公社部分）共约22亿元。
  （二）农业。一九五九年秋后，全省掀起大办水利的热潮。这一年，仅大中型水利工程项目便上马266项，小型工程16万个左右。全省投资共9亿元，其中从农村社队征集6亿元，约相当于“一五”期间全省投资总额。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887万人。甚至在一九六〇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
  农村另一劳力支出是社队办工业。省委计划安排的5000多个“小洋群”企业多数由社队经办，加上更多的“小土群”，占去全省农村大量劳力。据统计，到一九五九年末，全省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单位达1.5万余处，工业就业人数58.4万；加上运输15万人，基本建设150万人，外调及国家义务工50万人，共达280万人。
  （三）文教卫生。文教卫生一直是山东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应得到优先和较快的发展。然而，山东省人口多，家底薄，农业生产不过关，难以负担太多的非农业人口。这就决定了山东省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不能太急太快。但在“大跃进”中，这些部门也进行了超越本省负荷能力的增长。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三年间，山东省高等学校由7所增加到63所；中等专业学校由86所增加到474所；技工学校由44所增加到145所，普通中学由1004所增加到2770所；小学由5.2万所增加到6.7万所。在校学生数以及教职员数分别增加1－2倍，共达837.4万人。全省医院、疗养院等卫生事业单位一九五七年为1万个，一九六〇年增至2.4万个；卫生事业工作人员数由8.7万增加为9.7万人。此外，农村社队中还有16万人从事文教卫生的民办人员。
  总之，在“大跃进”高潮中，工业、基建、水利、文教等部门都在“大办”，都从农业战线拉人，又一起吃农业，把农村经济搞得极其虚弱，成为以后连年粮荒，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
  四、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一九五九年春，全省人民勉强渡过春荒，迎来夏收。这年的夏粮虽然长势甚好，但是由于一九五八年秋播面积只及常年的74.5％，反比常年少收10几亿斤；到了秋季，人们翘首以盼的秋粮又只相当于大灾之年的收成。这年夏秋两季共产粮209.8亿斤，只有“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的85％。一九六〇年，粮产量急剧下跌，全年产粮仅165.9亿斤，相当于“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的68％，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尤其是素以山东省粮仓著称的烟台、昌潍，当年粮产量分别比上年减少38.4％和27％，两地区共少收24亿斤。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八月，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达65万人，患水肿、干瘦等疾病者达420万人，逃荒未归者110万人，全省缺粮人口共1596万人，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142.7斤，处于严重的饥饿线上。
  粮产量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人力减少。自“大跃进”以来，大批人力投入工业战线，农村劳力下降20％；在农村劳力中大多数又在修水利，到一九六〇年夏尚有近三分之一未撤回农业；而且，由于连年粮荒，劳力体质下降，生产效率甚低。第二，牲畜减少。山东省一九六〇年的大牲畜头数比一九五七年减少33.2％，又由于缺乏饲料，大多数牲畜十分瘦弱，失去生产能力；生猪存栏头数减少40.9％。这对于倚牲畜耕地、靠生猪积肥的山东省农业是巨大损失。第三，播种面积减少。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两年，全省共荒地5000－6000万亩，如以每亩产量120斤计，少收60－70亿斤。第四，经营不善。从事农作的人力、畜力和肥料下降一半，影响了耕作质量和田间管理，造成地力贫瘠、草荒严重和虫灾泛滥。农业和社会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工作的“左”倾指导思想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使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更加混乱，打击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反右倾”调门不断提高，全省各地方干部由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情绪普遍增长，不顾客观条件争先“过渡”的现象，即“平调”现象再度普遍发生。
  农业的严重问题，必然影响工业。一九六〇年十月以后，山东省的工业开始迅速衰退。在这年最后五分之一的时间内，铁矿石完成全年产量的9％，生铁完成全年产量的9.7％，钢完成六分之一，煤炭完成六分之一，工业总产值完成全年的3.3％。“大跃进”以钢铁的跃进开始，又以钢铁生产的严重下跌而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