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整风反右运动及其扩大化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提出大量正确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少数人却乘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种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运动。
  山东省的整风运动从四月末初步展开，五月进行全面的大鸣大放，七月转入反右派斗争。参加整风运动的先是省、市级党政机关、各大专院校、民主党派和莱阳、惠民、昌潍三个地专机关等381个单位；下半年又扩大到各城市及工交部门，年末进一步扩大到农村和中小学教师队伍。到一九五七年底，反右派运动第一阶段基本结束，错划了一大批右派分子，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七年末，继在社会上广泛开展整风反右运动之后，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开展了重点抓党内和干部中的右派分子的整风补课运动。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山东省委连续召开了全省四级干部会议和第一届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传达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帮助省委整风，强调言者无罪。与会干部本着对共产党和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对于山东省前段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例如省委对山东情况了解的不深不透，对地方工业发展缺乏长远全面的规划，在反向明路线①（1950年8月，向明主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作，1957年4月，以所谓右倾路线错误被中央撤销党内职务。经1981年中央和河北省委复查，向明问题已予平反。）时打击面过宽等。然而意见提出来以后，省委主要负责人却认为这是“地方主义作怪”，“为向明翻案”，“反对省委路线”。于是，在会议期间就组织了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批判，从而开始了整风补课反右派运动。
  一九五八年夏的中央成都会议之后，随着批判“反冒进”调门的不断升高，山东党内以反对地方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为基本内容的大规模“整风补课”运动趋向高潮。干部们提的意见，不论是否正确，统统被指责为向党进攻。先是把青岛、济南、惠民、菏泽等地、市委负责人都打成反党集团；接着，又将一批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打成右派集团；最后，又以反冒进积极、在“整风补课”中对右派态度不明朗等为由，将省长赵建民作为地方主义的总代表进行了重点批判，两位省委书记也遭到点名批判。到年末“整风补课”运动结束时，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和地市、厅局级干部被撤职者达几十人，处级干部数百人，一般干部被处分的更多。至此，反右派运动最终结束。全省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3－4万人（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错划的右派分子均已平反改正）。
  这次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了严重后果。它违背实事求是原则，批判按照经济规律和实力进行建设的稳妥方针，否定共产党内外的民主权利，排斥正直敢言的人，堵塞言路，搞得山东省党内外一时人人自危，真情实话不敢反映，“左”倾思想开始膨胀起来，致使后来的经济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和“大跃进”的发动
  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之后，迫切要求发展生产力，尽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但是，它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即过分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必须严格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原则，招致了严重恶果。
  一九五八初，山东省计委提出年度的主要生产指标为：粮食总产量320亿斤；工业总产值增长20.1％，争取25－30％，其中重工、机械工业增长92％。这已经是冒进的建设计划。然而，随着总路线的提出，在四月下旬召开的省委第八次全委会上，生产指标又大幅度提高。粮食总产量改为350亿斤，争取430亿斤；工业总产值增长50％，争取70％；全年基建投资安排数相当于“一五”期间工业投资总额。不久，山东省委又提出生产指标的第三本帐，要求粮食总产量达530亿斤，工业总产值翻一番。夏季以后，“整风补课”运动日趋偏激，主管计划、财政工作的省人民委员会领导班子，被戴上“阻碍、破坏工农业生产”的右派集团帽子，受到猛烈攻击和清洗改组。此后，经济建设方针、政策上“左”的调门又不断提高。农业方面再次调高农作物产量：粮食总产量保证完成530亿斤，力争达到600－700亿斤，棉花1000万担，花生30亿斤；工业主要指标：生铁产量调为75万吨，钢25万吨。一九五八年十月，山东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大会努力贯彻“总路线”精神，大批右倾机会主义，把山东省的“大跃进”发动起来。随后，山东省人委二届二次会议又通过了一九五八年的“跃进”计划，其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300-400亿元，粮食总产量1600－2400亿斤，棉花2000－4000万担，油料130－200亿斤，基建投资26.5亿元。所定指标之高达到了荒谬的程度。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后，关于调动人民的主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各级党政机关日益重视。然而，这种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宣传，逐渐滑向唯意志论方面，片面强调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观点。一九五八年夏末，在省委统一部署下，山东各地在乡、社、队干部中开展了“拔白旗”运动，撤换了大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冒进浮夸的基层干部。由此，浮夸风越刮越凶。在高指标和浮夸风之下，为了达到无法达到的目标，工农业生产中各种不切实际的方法、措施应运而生，瞎指挥和命令主义非常严重。由于高指标和自以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于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为最时髦的流行语。在山东属于后进地区的范县、寿张等县，甚至提出“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为了加速进入共产主义，在不具备现实的物质和思想基础的情况下，就在调整生产关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上下功夫，“共产风”又时兴起来。认识路线的偏差影响到政治路线和经济的发展。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把大搞群众运动作为进行经济建设的基本方法，甚至是唯一方法。这就为大破各种规章制度、为各种“大办”、“大呼隆”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具体方法，出现了工业以大办钢铁、农业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的第一次高潮。
  三、全民大办钢铁运动
  一九五八年的工业“大跃进”，首先是围绕中央提出“大办钢铁”展开的。全省大办钢铁之风，早在这年上半年已经兴起。六月份以前各县、乡、社办了十几万工业作坊，其中部分就是土煤窑、土冶炼、土水泥、土耐火材料等工场。六月召开的全省工作会议上，为了推动冶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全党全民办钢铁”的方针，要求全省拿出3％的农业劳力挖铁矿石，平均每县生产铁矿石7万吨；大搞土法炼焦、土法生产耐火材料，组织民间运输力量，搞好冶铁的后勤保障；大力兴办1.5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半数县至少有200个（（小高炉的成本高于国家调拨价，部分由国家补贴）；大力发动群众收集废钢铁，打捞威海的清朝北洋水师沉船以及青岛的日军沉船等。
  八月以前，尽管全省人民做出巨大努力，但钢铁产量距离计划数仍有极大差距。例如生铁只生产了2.2万吨（指好铁），占年度计划的3％。就在此时，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钢产量当年翻番的目标，并且肯定了山东七月会议通过的钢铁生产计划数；以后虽略有降低，仍高达年产生铁70万吨、钢20万吨。然而，冶金工业历来是山东省的薄弱环节，一九五七年生铁产量还是零，钢也仅有两万余吨，要在一年之内达到上述目标，无论冶炼设备、煤焦产量、发电能力、运输能力、技术力量等条件都不具备。但是由于省里领导缺乏现代科学知识，主观唯心主义的指导，在条件根本不具备时强行上马。大中型、现代化的冶炼设备和企业建立不起来，就土法上马，大搞小型手工式的冶炼工场；发电能力跟不上，就靠人力风箱鼓风；现代化运输设施和工具不敷使用，就组织农民、市民人力运输队。总之，一切照搬照套过去领导人民战争的方式方法来领导经济工作，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不求效益，不顾后果，以小代大，以土代“洋”，以拚人的体力代替机械设备。农作物总产量的浮夸虚报、超高指标，对工农业生产、特别是钢铁生产的胡闯蛮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山东省全境解放以来，粮食产量的人均占有数一直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五”期间人均低于118.6斤，扣除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即使不储备，全省人均亦仅有300余斤原粮，只能维持低水平的生活。这不能不大大制约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规模，大大影响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是，“大跃进”带来的浮夸风掩盖了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首要问题。各地粮食亩产量入夏以来竞相放出“高产卫星”：先是一千、几千斤，后来是几万、几十万斤。一九五八年实产量，据省统计局以后估计是，粮食245.2亿斤，棉花423.9万担，油料15.7亿斤。而当时省里的产量预报却不断升级：十月初已增报粮食800亿斤，棉花1200万担，花生41亿斤；十一月又报到粮食1000亿斤。既然已无吃粮的后顾之忧，自然可以放手大干钢铁了。
  于是，为加快发展钢铁生产的步伐，省里把年初提出的“粮食、钢铁、机械”三个“元帅”减为钢铁一个“元帅”，要求全省一切工作都围绕增产钢铁这一中心进行，千方百计地确保“钢铁元帅升帐”。
  （一）大量劳力投入工业系统，加快大上的步伐。到一九五八年底，全省工业职工由上年底的34万人激增至近162万人，增加近4倍；基建职工由5万余人激增至26万人，也增加4倍。在国家职工中，从事冶金、黑色金属和燃料工业的职工为127.1万人，是一九五七年的21.5倍；公社办的企业有职工255万人；两项合计全省共有职工417万人，比上年增加10倍多。同时，还在全省范围开展全民“大协作”大办钢铁。八月以后，各地城镇乡村、党政军民、男女老少数百万人的钢铁大军一齐动手，到处建高炉，挖铁矿，整个山东都陷入大炼钢铁的热浪之中。
  （二）在冶炼设备方面，以土为主，以小为主，大中小高炉一起上。从八月末开始到九月底一个月的时间，全省建成各种小高炉和土炉8.1万座。其中1.5立方米以上的1330座，1立方米的1.6万座，猪嘴炉等6.2万座，还有坩锅、大窑炉10万余座。由于各种土炉一般炼不出铁来，徒然劳民伤财，以后建设的重点转向3立方米以上小高炉。到年末，共建起3立方米以上高炉2000余座。
  （三）为确保钢铁生产，重点抓了采矿、煤炭、运输、电力等部门。钢铁工业的大步快上，使矿石、燃料、运输等无法适应。为满足铁矿石需要，动员不产铁的地区和县的劳力到产铁的地方参加开采；为解决燃料之急，动员有煤的地方广开小煤窑，实行土法手工采煤。到十月，各地施工的小井达1000余对，生产井310对。全省原煤日产能力达到5.7万吨，最高日产6.7万吨，比上年平均日产1.7万吨增加2.4倍。至于各地大量兴办的小土冶铁炉，由于国家不包煤炭供应，只好毁木伐林、拆房扒屋烧木炭炼铁。为保证煤、铁矿石及时运出，由公社、县、地区层层组织民间运输工具，担负起地方运输任务。此外，铁路运输开展了每日百万吨公里运动，60％以上的汽车实行两班运输和一车两挂，主要河道上的船只实行昼夜航行等，以增加货运量。尽管如此，物资积压现象仍较为严重，每月积压六七百万吨，致使许多工程和工厂被迫停工停产。为保证钢铁生产用电，只好把轻工、民用、农用电力压缩到无法正常生产的地步。如轻工业方面的造纸、纺织、面粉等行业，分别限制用电30－60％。即使如此，发电量仍缺22％。
  （四）大搞所谓废物利用，收集废钢铁。一九五八年七月，以青岛市委和青岛海军基地为主，吸收烟台、昌潍各地委的负责人参加，组成海上打捞指挥部，统一领导并限期完成沿海沉船的打捞任务。另外，要求全省每人平均卖给国家5－10斤废钢铁、废铜铝。这样一来，不仅废铜烂铁一扫而光，而且城乡许多地方普遍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不管铁器有用无用，群众同意不同意，见了就收；甚至好物废用，到处砸锅卖铁，拆除家具上的金属等，毁坏了大量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
  （五）集中进行突击性生产。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到十二月期间，先后打了四次“钢铁战役”。经过四个月夜以继日的连续苦战，钢铁生产取得突破性进展。据省委钢铁煤炭生产领导小组公布的数字，当年生铁产量99.4万吨，后经统计局核订公布的数为50.5万吨，其中后四个月生产48.4万吨，占当年产量的96％；钢产量25.2万吨，后核订为5.3万吨；原煤1422万吨，后核订为1373万吨；工业总产值76亿元，后核订为59.9亿元。
  一九五八年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使全省钢铁工业从年产2万吨钢的起点一跃达到产钢5.3万吨、生铁50万吨的水平，发展速度确是惊人。这是山东省5000万人民一年来毁家舍业、含辛茹苦、艰苦奋战夺得的成果，反映出人民群众崇高的精神和广阔的胸怀。然而，它却不值得庆幸。首先，钢铁生产的高速度本身就是极大的浪费。这次大炼钢铁运动，由于用料多、产量少、消耗大，造成大量亏损。例如，国家生铁调拨价为每斤7-8分钱，而小土炉出一斤铁造价一般在5角左右，高的甚至达9角以上。四个月的大办钢铁运动，山东省亏损5亿多元，相当于整个“一五”期间山东省自筹基建投资额的1.28倍。另外，钢产量的五分之四、铁产量的一半是废品，这本身也是巨大的浪费。再者，投入几百万人力，损坏了大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对于仍十分贫困的山东人民不能不是一次惨重损失。而且片面突击钢铁生产，造成工农业之间、钢铁工业与其他工业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使当时十分脆弱而且发展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受到一次严重的破坏，削弱了自身发展和抵御灾害的能力。总之，钢铁产量的一时跃进，是通过牺牲其他事业和行业，牺牲人民多年积蓄的财富，牺牲将来均衡发展的高速度换来的。所以，从整个社会效益看，当时钢铁生产发展的速度越快，炼出的钢铁越多，越是得不偿失，越会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
  一九五八年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不久，为适应工业跃进的形势，中共中央发出合并农业社的指示。据此，济南郊区开始把一些农业社合并为农场，掖县的一些小型农业社并成一万多户的大社。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向全国发出大办人民公社的号召。会议期间，即八月九日，毛泽东视察济南北园公社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此后，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省5.1万个农业社合并为1556个人民公社，到年末又归并为1343处，平均每个公社8511户。其中范县、寿张等县为一县一个人民公社单位的县联社，户数超过10万。
  人民公社在体制和所有制上实行政社合一制度，追求“一大二公”。所谓“大”，从行政上说是管理规模大，从经济上说是经营范围大，从财产上说是统一核算单位大。所谓“公”，从所有制上讲是公有化程度高，从经济上讲是大家的财务一律归公、人人平等，从生活上讲是不论干不干，干多干少，每人每天三顿饭。所以“一大二公”不仅是建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又是组织方法。然而，由于公社内原合作社及个人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收入水平都极不相同，加上在办社过程中，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生活资料、粮食物资统统归公社所有，许多地方甚至将社员的私人存款、房屋也收为公有，实行所谓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因此，建立人民公社实际上意味着生活水平低的人共了生活水平高的人的产，贫队共了富队的产，公社共了社员的产，这就形成“平”的问题。在办社过程中，广大基层工作者又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直接支配。各公社、县任意抽调生产队的人力、物资、资金搞工业，搞水利，搞基建，这又形成“调”的问题。由此可见，正是“一大二公”的体制，导致“一平二调”的错误。
  在生产组织方面，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搞大兵团作战。一社几千几万人拉出去，完全打破原有村社的土地界限，实行全公社集体耕种、集体管理、集体收获；收获物归集体所有。在耕种方式上，不顾实际情况，强行规定翻地深度、用种数量、作物品种等。有的地方提出“翻地不到二尺不许播种”，即使误了农时也在所不计。播种时大搞密植，一亩播种几十乃至几百斤。在耕种方式上，片面强调精耕细作、少种多收。为了追求产量，强迫各地大种地瓜；种了其他作物的地方，强令毁苗重播。
  公社化以后，立即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从一九五八年夏开始，先后开工兴建一大批水利工程。其中大型工程主要有位山引黄枢纽工程、韩庄枢纽工程等以及大型水库几十座。为此，全省动员民工数百万人，大战一秋一冬一春，其中仅位山工程即动员民工近28万人。这些水利工程，小的需几个月，大的需一两年，一直持续到一九六〇年才告一段落。全省共兴修大中型水库150座（库容40亿立方米），打井11.7万眼，小水库5600座，小水渠8000处。这些水利工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变水害为水利，在以后的生产中发挥了极大效益的，这些主要是大中型山谷水库；一种是投入大量劳力、资金，劳而无益的，如一批引黄枢纽工程和平原水库，建成后因次生盐碱等问题而全部报废，其中仅位山工程一项就损失资金一亿余元；再一种是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不仅不能兴水利反成水害的，如一些地区盲目“让河流改道”的工程，打乱了地面水流的自然流势和流向，招致以后的连年水灾。
  公社化后的另一件大事是大办工业、大办钢铁。一九五八年夏季以前，各地农村已开始纷纷办工业，截至六月十日，已建立11.8万个场点。六月，全省工业会议上又提出当年创办50万个工业厂、矿、组的奋斗目标，让农业社必须拿出3％左右的劳力采掘矿石，10－20％的劳动力投入工业生产。全省共有2000余万农业整、半劳动力，一下拿出这么多劳力办工业，对于靠人力、畜力维持生产的农业，显然是无力承受的。然而，随着公社化的实现和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的开展，各地不顾能力、条件，蜂拥上马大办工业，全省农民从事工业、水利、副业、运输等生产的人数达470余万人，其中工业260万人。但由于既缺乏技术、设备，又缺乏知识、经验，这些工场生产效益甚低。例如炼铁动用了上百万人，当年仅炼铁6.8万吨，而且多是无法直接利用、基本未算入产量的三类“土铁”。此外，象生产的37万吨土化肥、3万吨土水泥等，在以后的清仓中证明也都是废物。真正有效的，只有58万吨原煤和174万吨铁矿石等。
  在当时山东省粮食生产远未过关的情况下，农村人民公社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粮食生产，并辅之以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随着农业生产的改善，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整体安排，公社可以把越来越多的力量和精力转移到工业领域。然而，公社化后却把农业生产放在次要地位，全省共有187万农业劳动力因招工、支援外省等离开农村，加上其他“大办”，共减少660万人，而且几乎都是青壮劳力。真正从事田间劳动的人数只有一九五七年的62％，其中又多是辅助劳力和半劳力。为了几个“大办”，大批工具、农具、牲畜、车辆、机械都投入水利、开采、冶炼、运输等部门，致使一九五八年秋，成片的庄稼、棉花无人收获；冬小麦种植面积比“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减少14.2％，种上的也因肥料不足、耕种马虎、种植过密、无人管理而生长甚差。这成为一九五九年以后连年发生粮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