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整风反右运动及其扩大化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提出大量正确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少数人却乘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种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运动。
山东省的整风运动从四月末初步展开，五月进行全面的大鸣大放，七月转入反右派斗争。参加整风运动的先是省、市级党政机关、各大专院校、民主党派和莱阳、惠民、昌潍三个地专机关等381个单位；下半年又扩大到各城市及工交部门，年末进一步扩大到农村和中小学教师队伍。到一九五七年底，反右派运动第一阶段基本结束，错划了一大批右派分子，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七年末，继在社会上广泛开展整风反右运动之后，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开展了重点抓党内和干部中的右派分子的整风补课运动。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山东省委连续召开了全省四级干部会议和第一届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传达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帮助省委整风，强调言者无罪。与会干部本着对共产党和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对于山东省前段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例如省委对山东情况了解的不深不透，对地方工业发展缺乏长远全面的规划，在反向明路线①（1950年8月，向明主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作，1957年4月，以所谓右倾路线错误被中央撤销党内职务。经1981年中央和河北省委复查，向明问题已予平反。）时打击面过宽等。然而意见提出来以后，省委主要负责人却认为这是“地方主义作怪”，“为向明翻案”，“反对省委路线”。于是，在会议期间就组织了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批判，从而开始了整风补课反右派运动。
一九五八年夏的中央成都会议之后，随着批判“反冒进”调门的不断升高，山东党内以反对地方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为基本内容的大规模“整风补课”运动趋向高潮。干部们提的意见，不论是否正确，统统被指责为向党进攻。先是把青岛、济南、惠民、菏泽等地、市委负责人都打成反党集团；接着，又将一批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打成右派集团；最后，又以反冒进积极、在“整风补课”中对右派态度不明朗等为由，将省长赵建民作为地方主义的总代表进行了重点批判，两位省委书记也遭到点名批判。到年末“整风补课”运动结束时，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和地市、厅局级干部被撤职者达几十人，处级干部数百人，一般干部被处分的更多。至此，反右派运动最终结束。全省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3－4万人（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错划的右派分子均已平反改正）。
这次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了严重后果。它违背实事求是原则，批判按照经济规律和实力进行建设的稳妥方针，否定共产党内外的民主权利，排斥正直敢言的人，堵塞言路，搞得山东省党内外一时人人自危，真情实话不敢反映，“左”倾思想开始膨胀起来，致使后来的经济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和“大跃进”的发动
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之后，迫切要求发展生产力，尽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但是，它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即过分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必须严格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原则，招致了严重恶果。
一九五八初，山东省计委提出年度的主要生产指标为：粮食总产量320亿斤；工业总产值增长20.1％，争取25－30％，其中重工、机械工业增长92％。这已经是冒进的建设计划。然而，随着总路线的提出，在四月下旬召开的省委第八次全委会上，生产指标又大幅度提高。粮食总产量改为350亿斤，争取430亿斤；工业总产值增长50％，争取70％；全年基建投资安排数相当于“一五”期间工业投资总额。不久，山东省委又提出生产指标的第三本帐，要求粮食总产量达530亿斤，工业总产值翻一番。夏季以后，“整风补课”运动日趋偏激，主管计划、财政工作的省人民委员会领导班子，被戴上“阻碍、破坏工农业生产”的右派集团帽子，受到猛烈攻击和清洗改组。此后，经济建设方针、政策上“左”的调门又不断提高。农业方面再次调高农作物产量：粮食总产量保证完成530亿斤，力争达到600－700亿斤，棉花1000万担，花生30亿斤；工业主要指标：生铁产量调为75万吨，钢25万吨。一九五八年十月，山东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大会努力贯彻“总路线”精神，大批右倾机会主义，把山东省的“大跃进”发动起来。随后，山东省人委二届二次会议又通过了一九五八年的“跃进”计划，其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300-400亿元，粮食总产量1600－2400亿斤，棉花2000－4000万担，油料130－200亿斤，基建投资26.5亿元。所定指标之高达到了荒谬的程度。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后，关于调动人民的主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各级党政机关日益重视。然而，这种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宣传，逐渐滑向唯意志论方面，片面强调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观点。一九五八年夏末，在省委统一部署下，山东各地在乡、社、队干部中开展了“拔白旗”运动，撤换了大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冒进浮夸的基层干部。由此，浮夸风越刮越凶。在高指标和浮夸风之下，为了达到无法达到的目标，工农业生产中各种不切实际的方法、措施应运而生，瞎指挥和命令主义非常严重。由于高指标和自以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于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为最时髦的流行语。在山东属于后进地区的范县、寿张等县，甚至提出“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为了加速进入共产主义，在不具备现实的物质和思想基础的情况下，就在调整生产关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上下功夫，“共产风”又时兴起来。认识路线的偏差影响到政治路线和经济的发展。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把大搞群众运动作为进行经济建设的基本方法，甚至是唯一方法。这就为大破各种规章制度、为各种“大办”、“大呼隆”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具体方法，出现了工业以大办钢铁、农业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的第一次高潮。
三、全民大办钢铁运动
一九五八年的工业“大跃进”，首先是围绕中央提出“大办钢铁”展开的。全省大办钢铁之风，早在这年上半年已经兴起。六月份以前各县、乡、社办了十几万工业作坊，其中部分就是土煤窑、土冶炼、土水泥、土耐火材料等工场。六月召开的全省工作会议上，为了推动冶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全党全民办钢铁”的方针，要求全省拿出3％的农业劳力挖铁矿石，平均每县生产铁矿石7万吨；大搞土法炼焦、土法生产耐火材料，组织民间运输力量，搞好冶铁的后勤保障；大力兴办1.5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半数县至少有200个（（小高炉的成本高于国家调拨价，部分由国家补贴）；大力发动群众收集废钢铁，打捞威海的清朝北洋水师沉船以及青岛的日军沉船等。
八月以前，尽管全省人民做出巨大努力，但钢铁产量距离计划数仍有极大差距。例如生铁只生产了2.2万吨（指好铁），占年度计划的3％。就在此时，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钢产量当年翻番的目标，并且肯定了山东七月会议通过的钢铁生产计划数；以后虽略有降低，仍高达年产生铁70万吨、钢20万吨。然而，冶金工业历来是山东省的薄弱环节，一九五七年生铁产量还是零，钢也仅有两万余吨，要在一年之内达到上述目标，无论冶炼设备、煤焦产量、发电能力、运输能力、技术力量等条件都不具备。但是由于省里领导缺乏现代科学知识，主观唯心主义的指导，在条件根本不具备时强行上马。大中型、现代化的冶炼设备和企业建立不起来，就土法上马，大搞小型手工式的冶炼工场；发电能力跟不上，就靠人力风箱鼓风；现代化运输设施和工具不敷使用，就组织农民、市民人力运输队。总之，一切照搬照套过去领导人民战争的方式方法来领导经济工作，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不求效益，不顾后果，以小代大，以土代“洋”，以拚人的体力代替机械设备。农作物总产量的浮夸虚报、超高指标，对工农业生产、特别是钢铁生产的胡闯蛮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山东省全境解放以来，粮食产量的人均占有数一直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五”期间人均低于118.6斤，扣除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即使不储备，全省人均亦仅有300余斤原粮，只能维持低水平的生活。这不能不大大制约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规模，大大影响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是，“大跃进”带来的浮夸风掩盖了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首要问题。各地粮食亩产量入夏以来竞相放出“高产卫星”：先是一千、几千斤，后来是几万、几十万斤。一九五八年实产量，据省统计局以后估计是，粮食245.2亿斤，棉花423.9万担，油料15.7亿斤。而当时省里的产量预报却不断升级：十月初已增报粮食800亿斤，棉花1200万担，花生41亿斤；十一月又报到粮食1000亿斤。既然已无吃粮的后顾之忧，自然可以放手大干钢铁了。
于是，为加快发展钢铁生产的步伐，省里把年初提出的“粮食、钢铁、机械”三个“元帅”减为钢铁一个“元帅”，要求全省一切工作都围绕增产钢铁这一中心进行，千方百计地确保“钢铁元帅升帐”。
（一）大量劳力投入工业系统，加快大上的步伐。到一九五八年底，全省工业职工由上年底的34万人激增至近162万人，增加近4倍；基建职工由5万余人激增至26万人，也增加4倍。在国家职工中，从事冶金、黑色金属和燃料工业的职工为127.1万人，是一九五七年的21.5倍；公社办的企业有职工255万人；两项合计全省共有职工417万人，比上年增加10倍多。同时，还在全省范围开展全民“大协作”大办钢铁。八月以后，各地城镇乡村、党政军民、男女老少数百万人的钢铁大军一齐动手，到处建高炉，挖铁矿，整个山东都陷入大炼钢铁的热浪之中。
（二）在冶炼设备方面，以土为主，以小为主，大中小高炉一起上。从八月末开始到九月底一个月的时间，全省建成各种小高炉和土炉8.1万座。其中1.5立方米以上的1330座，1立方米的1.6万座，猪嘴炉等6.2万座，还有坩锅、大窑炉10万余座。由于各种土炉一般炼不出铁来，徒然劳民伤财，以后建设的重点转向3立方米以上小高炉。到年末，共建起3立方米以上高炉2000余座。
（三）为确保钢铁生产，重点抓了采矿、煤炭、运输、电力等部门。钢铁工业的大步快上，使矿石、燃料、运输等无法适应。为满足铁矿石需要，动员不产铁的地区和县的劳力到产铁的地方参加开采；为解决燃料之急，动员有煤的地方广开小煤窑，实行土法手工采煤。到十月，各地施工的小井达1000余对，生产井310对。全省原煤日产能力达到5.7万吨，最高日产6.7万吨，比上年平均日产1.7万吨增加2.4倍。至于各地大量兴办的小土冶铁炉，由于国家不包煤炭供应，只好毁木伐林、拆房扒屋烧木炭炼铁。为保证煤、铁矿石及时运出，由公社、县、地区层层组织民间运输工具，担负起地方运输任务。此外，铁路运输开展了每日百万吨公里运动，60％以上的汽车实行两班运输和一车两挂，主要河道上的船只实行昼夜航行等，以增加货运量。尽管如此，物资积压现象仍较为严重，每月积压六七百万吨，致使许多工程和工厂被迫停工停产。为保证钢铁生产用电，只好把轻工、民用、农用电力压缩到无法正常生产的地步。如轻工业方面的造纸、纺织、面粉等行业，分别限制用电30－60％。即使如此，发电量仍缺22％。
（四）大搞所谓废物利用，收集废钢铁。一九五八年七月，以青岛市委和青岛海军基地为主，吸收烟台、昌潍各地委的负责人参加，组成海上打捞指挥部，统一领导并限期完成沿海沉船的打捞任务。另外，要求全省每人平均卖给国家5－10斤废钢铁、废铜铝。这样一来，不仅废铜烂铁一扫而光，而且城乡许多地方普遍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不管铁器有用无用，群众同意不同意，见了就收；甚至好物废用，到处砸锅卖铁，拆除家具上的金属等，毁坏了大量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
（五）集中进行突击性生产。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到十二月期间，先后打了四次“钢铁战役”。经过四个月夜以继日的连续苦战，钢铁生产取得突破性进展。据省委钢铁煤炭生产领导小组公布的数字，当年生铁产量99.4万吨，后经统计局核订公布的数为50.5万吨，其中后四个月生产48.4万吨，占当年产量的96％；钢产量25.2万吨，后核订为5.3万吨；原煤1422万吨，后核订为1373万吨；工业总产值76亿元，后核订为59.9亿元。
一九五八年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使全省钢铁工业从年产2万吨钢的起点一跃达到产钢5.3万吨、生铁50万吨的水平，发展速度确是惊人。这是山东省5000万人民一年来毁家舍业、含辛茹苦、艰苦奋战夺得的成果，反映出人民群众崇高的精神和广阔的胸怀。然而，它却不值得庆幸。首先，钢铁生产的高速度本身就是极大的浪费。这次大炼钢铁运动，由于用料多、产量少、消耗大，造成大量亏损。例如，国家生铁调拨价为每斤7-8分钱，而小土炉出一斤铁造价一般在5角左右，高的甚至达9角以上。四个月的大办钢铁运动，山东省亏损5亿多元，相当于整个“一五”期间山东省自筹基建投资额的1.28倍。另外，钢产量的五分之四、铁产量的一半是废品，这本身也是巨大的浪费。再者，投入几百万人力，损坏了大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对于仍十分贫困的山东人民不能不是一次惨重损失。而且片面突击钢铁生产，造成工农业之间、钢铁工业与其他工业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使当时十分脆弱而且发展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受到一次严重的破坏，削弱了自身发展和抵御灾害的能力。总之，钢铁产量的一时跃进，是通过牺牲其他事业和行业，牺牲人民多年积蓄的财富，牺牲将来均衡发展的高速度换来的。所以，从整个社会效益看，当时钢铁生产发展的速度越快，炼出的钢铁越多，越是得不偿失，越会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
一九五八年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不久，为适应工业跃进的形势，中共中央发出合并农业社的指示。据此，济南郊区开始把一些农业社合并为农场，掖县的一些小型农业社并成一万多户的大社。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向全国发出大办人民公社的号召。会议期间，即八月九日，毛泽东视察济南北园公社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此后，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省5.1万个农业社合并为1556个人民公社，到年末又归并为1343处，平均每个公社8511户。其中范县、寿张等县为一县一个人民公社单位的县联社，户数超过10万。
人民公社在体制和所有制上实行政社合一制度，追求“一大二公”。所谓“大”，从行政上说是管理规模大，从经济上说是经营范围大，从财产上说是统一核算单位大。所谓“公”，从所有制上讲是公有化程度高，从经济上讲是大家的财务一律归公、人人平等，从生活上讲是不论干不干，干多干少，每人每天三顿饭。所以“一大二公”不仅是建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又是组织方法。然而，由于公社内原合作社及个人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收入水平都极不相同，加上在办社过程中，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生活资料、粮食物资统统归公社所有，许多地方甚至将社员的私人存款、房屋也收为公有，实行所谓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因此，建立人民公社实际上意味着生活水平低的人共了生活水平高的人的产，贫队共了富队的产，公社共了社员的产，这就形成“平”的问题。在办社过程中，广大基层工作者又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直接支配。各公社、县任意抽调生产队的人力、物资、资金搞工业，搞水利，搞基建，这又形成“调”的问题。由此可见，正是“一大二公”的体制，导致“一平二调”的错误。
在生产组织方面，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搞大兵团作战。一社几千几万人拉出去，完全打破原有村社的土地界限，实行全公社集体耕种、集体管理、集体收获；收获物归集体所有。在耕种方式上，不顾实际情况，强行规定翻地深度、用种数量、作物品种等。有的地方提出“翻地不到二尺不许播种”，即使误了农时也在所不计。播种时大搞密植，一亩播种几十乃至几百斤。在耕种方式上，片面强调精耕细作、少种多收。为了追求产量，强迫各地大种地瓜；种了其他作物的地方，强令毁苗重播。
公社化以后，立即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从一九五八年夏开始，先后开工兴建一大批水利工程。其中大型工程主要有位山引黄枢纽工程、韩庄枢纽工程等以及大型水库几十座。为此，全省动员民工数百万人，大战一秋一冬一春，其中仅位山工程即动员民工近28万人。这些水利工程，小的需几个月，大的需一两年，一直持续到一九六〇年才告一段落。全省共兴修大中型水库150座（库容40亿立方米），打井11.7万眼，小水库5600座，小水渠8000处。这些水利工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变水害为水利，在以后的生产中发挥了极大效益的，这些主要是大中型山谷水库；一种是投入大量劳力、资金，劳而无益的，如一批引黄枢纽工程和平原水库，建成后因次生盐碱等问题而全部报废，其中仅位山工程一项就损失资金一亿余元；再一种是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不仅不能兴水利反成水害的，如一些地区盲目“让河流改道”的工程，打乱了地面水流的自然流势和流向，招致以后的连年水灾。
公社化后的另一件大事是大办工业、大办钢铁。一九五八年夏季以前，各地农村已开始纷纷办工业，截至六月十日，已建立11.8万个场点。六月，全省工业会议上又提出当年创办50万个工业厂、矿、组的奋斗目标，让农业社必须拿出3％左右的劳力采掘矿石，10－20％的劳动力投入工业生产。全省共有2000余万农业整、半劳动力，一下拿出这么多劳力办工业，对于靠人力、畜力维持生产的农业，显然是无力承受的。然而，随着公社化的实现和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的开展，各地不顾能力、条件，蜂拥上马大办工业，全省农民从事工业、水利、副业、运输等生产的人数达470余万人，其中工业260万人。但由于既缺乏技术、设备，又缺乏知识、经验，这些工场生产效益甚低。例如炼铁动用了上百万人，当年仅炼铁6.8万吨，而且多是无法直接利用、基本未算入产量的三类“土铁”。此外，象生产的37万吨土化肥、3万吨土水泥等，在以后的清仓中证明也都是废物。真正有效的，只有58万吨原煤和174万吨铁矿石等。
在当时山东省粮食生产远未过关的情况下，农村人民公社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粮食生产，并辅之以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随着农业生产的改善，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整体安排，公社可以把越来越多的力量和精力转移到工业领域。然而，公社化后却把农业生产放在次要地位，全省共有187万农业劳动力因招工、支援外省等离开农村，加上其他“大办”，共减少660万人，而且几乎都是青壮劳力。真正从事田间劳动的人数只有一九五七年的62％，其中又多是辅助劳力和半劳力。为了几个“大办”，大批工具、农具、牲畜、车辆、机械都投入水利、开采、冶炼、运输等部门，致使一九五八年秋，成片的庄稼、棉花无人收获；冬小麦种植面积比“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减少14.2％，种上的也因肥料不足、耕种马虎、种植过密、无人管理而生长甚差。这成为一九五九年以后连年发生粮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节 农业的严重形势和工业的继续冒进
一、农村的严重形势和对人民公社的整顿
一九五九年初，公社化中的严重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粮食严重不足，生产趋于瘫痪。
早在一九五八年末，秋粮刚刚登场不久，一些号称“特大丰收”的地区，包括济宁、聊城等地，已经开始闹粮荒。到次年二月，粮荒在全省农村普遍蔓延开来，当时粮食紧张的县、市共31个，占全省的37％。其中最严重的是浮夸风最盛的济宁（包括今菏泽地区）、聊城（包括今德州地区）地区。在31个缺粮县中，济宁占9个，相当于本地区县数的53％；聊城占6个，相当于本地区县数的40％。
产生粮荒的根本原因，一是省委把工作重点放在“整风补课”和批判地方主义等政治运动上，忽视了经济工作。二是在经济工作中大办钢铁，忽视了农业生产。三是在农村工作中大搞公社化运动，忽视了粮食工作；而在粮食工作中又只抓种不抓收，大量农作物烂在田里，损失甚大。粮荒的其他原因还有，城市人口大增，扩大了吃统销粮的面；高征购使农民极少存粮等。
为了解决农村存在的粮荒问题，省委作出如下决定：第一，不论粮食紧张还是不紧张的地区，立即彻底放弃挤群众粮食的做法。第二，立即向群众摊牌亮底，说明当前的困难，动员党团员带头，共同克服困难，渡过春荒。第三，在安排好生活的同时，把基本核算单位肯定下来，配好干部，编好生产小队，做好包工包产工作，安排好生产。第四，粮食紧张地区生产队和社员的欠款、欠帐，麦收前一律不得清算。一九五九年四月中旬，在济宁召开贯彻中央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期间，省委又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加强领导，通过解决公社体制、压缩粮食销量和清算大小集体及社员之间的帐目等方法，进一步解决粮食问题。经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把28.4亿斤粮食返销回灾区和缺粮地区，这才战胜了严重粮荒，渡过了难关。
一九五九年三至四月间，针对公社化过程中暴露出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连续发表讲话和党内通信，提出彻底解决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以及《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等文件，为整社工作提出了较明确的方向和工作方式方法。三月中旬，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落实中央精神。经过激烈争论，会议一致肯定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原则，一致拥护实行按劳分配、扩大劳动部分分配比例和评工记分等分配方法。三月下旬，各县纷纷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和公社四级干部会议，吸收部分社员代表参加，进一步在全民中贯彻整社精神，白天生产，晚上开会，确定体制，清算帐目，解决大小集体及集体与社员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央精神的传达与贯彻，在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许多领导带头检查，承担责任，诚恳地听取群众的批评。县、公社把集中的粮食、农具、肥料、马车、现款等大部交还给生产队和社员。在这一基础上，体制问题、包产问题、评工记分问题等得到初步落实，干群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初步得到改善，公社化中的严重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群众生产积极性逐渐有所提高，春地基本都种上了。
为了减轻城市供应的负担，解决农村劳力不足的问题，上半年全省裁减了52万工人回农村，停办了部分大型水利工程、基建工程和社办工业，调整了公社内外的一些关系问题。
二、工业和城市经济问题的初步暴露及纠正
一九五九年初，“大跃进”带来的弊端在工业和城市经济中也日益显露出来。
首先，钢铁生产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极不相称，并且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在矿石方面，由于仍以手工开采为主，矿山越挖越深，采剥量与矿石达到10：1，每采一吨矿石耗用10余个劳力，无法保证冶炼的需要。在煤炭方面，由于长期重开采轻掘进，寅吃卯粮，打乱了工作面。上半年原有19个国营煤矿中仅有4个矿工作面比较正常，6个矿采掘严重失调，有的根本没有工作面，靠吃煤柱过活，全省日产水平由7万吨落到5万吨。在质量和成本方面，铁的含硫量过高，合格率不及50％，无法用以炼钢。每吨铁成本高的达1000元以上，一般在四五百元左右，而国家牌价是每吨200元，所以每炼一吨铁就要亏损二三百元。上半年共炼60余万吨，仅此一项就需补贴资金1.2亿元。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的大量浪费，造成财政亏虚。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全省亏损5.7亿余元。除了占用私人的银行存款、企业资金，拿了群众的东西无力偿还以外，全省历年节余都差不多用光了。到一九五九年中，全省财政超支0.9亿元，赤字达1.7亿余元，全年23.4亿元的信贷指标已贷出23.1亿元。省内流动资金额仅几千万元，财政实际处于枯竭状态。
其次，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失调，经济不平衡状况日趋严重。在工业生产中，重工太重，轻工太轻，轻工业产品产销之间脱节的差数过大。据济南、青岛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调查，计划购进商品，能够安排生产的仅54.5％。其中五金类全无，百货缺51％，化工缺76％，交电缺91％，煤炭、木材缺45％，农业生产资料缺99.4％。手工业情况更糟，由于“大跃进”后手工业都升级转并为国营企业，差不多陷入停顿状态。工业对农业的冲击影响了农业生产，反过来又限制了轻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生产因为缺乏全面安排，特别是由于农副产品收购不起来，原料、材料缺乏，有的工厂面临停工，有的工厂减产，不仅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货币回笼，而且影响市场供应。农业和轻工业的萎缩又冲击了市场，大大影响了群众生活。城市居民不仅减口粮，肉菜等副食供应更加紧张。
第三，企业管理混乱，经营不善，劳动生产率下降。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造成生产管理的无政府状态，主要是人员庞杂，组织管理混乱，指挥调度不灵，各种制度和操作规程被废除或被忽视，使原料消耗过多，质量下降，设备严重失修，工伤事故增多。以支农产品为例，“大跃进”期间生产的无法使用的土化肥、土农药、农业机具和六十年代初收购的菜种子、代食品，共造成商业损失5亿余元，占商品损失总额的68.9％。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工业企业职工劳动生产率与一九五八年同期比较，昌潍降低51％，烟台降低38.7％，聊城降低44％。
一九五九年四月以后，随着粮荒问题的逐渐解决，省委开始抓紧解决工业的问题。在济宁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了整顿工业的问题，决定边整边改，上下结合，力求迅速扭转生产和管理中的混乱状态。当时工业战线的整顿主要集中于下列方面：
（一）加强计划工作，从宏观上实现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省委多次压低重工业生产指标和发展的速度、规模，以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为加强综合计划的管理工作，强调各部门、各地区的计划必须统筹安排，不能各有一盘棋；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和健全计划管理与检查制度，掌握和督促计划执行情况，保证重点工程、重点产品按期完成。
（二）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水平。其主要措施是：（1）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大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后，厂党委包揽一切，助长了生产上的瞎指挥风。据此，会议强调恢复和建立厂长负责制，建立起生产、技术、行政工作强有力的指挥系统。（2）整顿劳动组织和职工队伍。按照生产任务和企业管理的需要定员定额，多余的人员坚决裁减下去，或动员回乡务农，不准盲目吸收劳动力。（3）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原有合理的规章制度必须坚决执行，已废除的要恢复起来，并根据新情况和实际需要建立一些新的规章制度。（4）改善上下关系、干部职工关系，克服在“大跃进”中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歪风。（5）适当解决当前存在的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提倡劳逸结合，改善职工生活。
（三）提高轻工业、手工业的生产地位。在总的原则方面，虽然继续把钢铁、煤炭当作重点，但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注意合理安排轻工、化工、纺织和百货日用品的生产。省委提出适当压缩钢铁的基建材料和投资，妥善安排化工、纺织和轻工业生产，充分挖掘潜力，节约原料、材料的使用，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拨出部分金属材料进行小五金和日用品的生产，改善市场供应。在手工业方面，恢复手工业管理局及其下属机构，已被轻、重工业吞掉的人员设备等重新吐出来，加强机械、原料等的供应。被冲掉的名牌产品，如烟台的钟表、绣花、花边等，也重新恢复了生产。
（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大跃进”之后，人力、物力、资金、材料的浪费积压极为严重，这是经济建设上“左”倾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虽然不能改变各方面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能够部分解决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中的某些弊端。增产节约运动主要采取的措施是：（1）充分挖掘企业潜力，千方百计地解决原料、材料、燃料的困难。各地区节约的原材料，可在增加生产的原则下自行处理。（2）增产节约运动的中心环节是提高产品质量，克服质量下降造成的损失。为此，要求加强技术管理和质量管理，严格操作规程。（3）精减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全省头五个月共精减52万工人回农村。省委要求年内精简75－80万人。（4）加强设备、工具的维修，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改变拚设备、吃老本的方法，防止设备和人身事故的发生。
（五）加强财政监督和财务管理，严格财经纪律，克服资金管理和使用上的混乱状态，扭转紧张被动局面。为保证以上规定顺利执行，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自觉遵守，各级党的监察部门认真监督，各级财政金融机关把好关。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全省农业、工业和商业等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退够、站稳、前进”的指导思想，在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都退了一步；对于干部的不良作风和某些“左”的思想进行了纠正；对于各部门之间和各部门内部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也做了一些调整。上述措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整个经济的混乱局面，但缓和了干群关系，维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
一年来疾风骤雨般的社会鼎革之后，中共山东省委对于前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工作中的主要错误进行了初步检查。省委认为，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在“大跃进”形势到来之后，领导上不够冷静，头脑发热，有“左”的情绪。在思想方法上有主观片面性，这表现在对下布置任务过大，时间要求过急，没有全面考虑实际可能性，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规律性。由于存在官僚主义作风，特别是在公社化以后，忙于大办钢铁，接着又清算地方主义等，对很多问题不能防患于未然，又未能及早解决。在组织上失去控制，表现在取消了必要的统计工作，只凭主观估计定数字；对一些规章制度只破不立，或者乱破乱立，使领导对很多问题不能事先有所控制，容易陷于被动。省委的自我批评，尽管没有抓住要害问题，经济工作上“左”的指导思想未得到根本清理，但仍不失为领导工作趋向好转的有利转机。
三、“反右倾”运动与“大跃进”的高潮
一九五九年七月至八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会议对彭德怀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提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生死斗争的高度。会议之后，又在全国范围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这次会议，对于山东的工作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一日，省委召开第二届十四次全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并且联系本省各地区、各单位上上下下的组织与个人，部署清除所谓“右倾思想”。在会议报告中，省委领导人提出要区别前段工作中的反右倾与拔白旗、鼓干劲与浮夸作假、反对资本主义与刮“共产风”、反浮夸作假与隐瞒少报、群众运动与“大呼隆”等问题，实际上是把以前对各种“左”倾思想和方法的抵制全部否定，把上半年纠偏措施、特别是农业方面的纠偏措施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展开了批判。这样，上半年开始得到初步澄清的各种错误思想重新抬头，全省工作再度陷入混乱状态。
庐山会议之后，山东同全国一样，批判了一九五九年中期那些合理放慢速度、寻求综合平衡，特别是放慢重工业发展速度的措施。在大批“右倾”的过程中，经济建设上“左”倾盲目的“大跃进”思想再度兴起，各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再度提出。在农业方面，完全不顾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严重恶果，又提出更加荒谬的粮食年产400-450亿斤的生产指标和75亿斤的征购任务，并在全省农村结合“反右倾”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十月，全省连续召开地、县委第一书记会议、“六边”①（边看、边听、边议、边决、边写、边行。）现场会、畜牧大会等，反瞒产之风甚嚣尘上，并又撤换了一大批敢于讲真话的基层干部，有些社队甚至半数干部被撤职。在高征购的压力下，尽管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仅有209.8亿斤，却又逼出424.9亿斤的虚假数字，征购也完成70多亿斤。在浮夸的基础上，省里又订出一九六〇年年产500-550-600亿斤的粮食指标，内部掌握则争取达到600一650亿斤。工业方面，九月结束的省委扩大会议提出当年产生铁147万吨、钢18万吨、煤2220万吨的指标，并力争数量提前完成，质量提前升级。到年终，工业总产值达80.87亿元，比上年增长35％。其中重工业32亿元，比上年增长50％。与一九五八年相比，钢产量完成22万吨，增加近3倍；生铁产量150万吨，增加1倍；原煤产量2304万吨，增加67.8％，达到省委扩大会议调整后的指标，也更助长了“左”倾求快情绪。在此基础上，省委又制定出一九六〇年更加冒进的工业“跃进”计划。其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100亿元，钢30.9－50－70万吨，生铁200－260－300万吨，原煤2600－2800－3000万吨，发电量22.5－23.2－25.2亿度等。一九六〇年五月，省委批准计委对当年生产的补充计划报告，再次大幅度提高工业指标，工业总产值为203－500亿元，生铁350万吨，钢72万吨，钢材45万吨，煤炭3500万吨。
在新的冒进计划指导下，“大跃进”的第二次高潮从一九五九年八月开始，持续到一九六〇年十月，前后十四个月。这次“跃进”是在农业已经面临严重危机，粮荒日趋严重，并且有了一次沉痛的冒进教训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一）工业。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新的“跃进”，结合增产节约，一九五九年第四季度开展了超额完成省计划运动。一九六〇年第一季度开展了“开门红”、“月月红”运动，第二季度开展了大战“红五月”和“一、二、五、十”①（指日产1万吨生铁，2万吨焦炭，5万吨铁矿石，10万吨原煤。）运动。一年之中，这样的生产运动持续不断。
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大大增加了投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经济建设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由“一五”期间的23％上升为60％。两年中由地方财政支出的基建投资比重由“一五”期间的20.7％上升为49.5％。工业生产的大发展，要求更多的人力投入。为了加快货物周转量，从一九五九年九月开始，开展了群众性短途运输，全省动员28.5万人参加，动用运输工具23万件。十月初，省委又决定增加20－30万临时工，以加强工业战线。进入一九六〇年以后，随着工业大上，特别是“小土群”、“小洋群”大上，新增职工76.4万人。工业的盲目发展，不仅占去大量劳力，还造成巨大浪费。据以后统计，三年“大跃进”中，山东省国营工商业的物资盘亏、报废、削价、丢失、霉烂等损失财产资金，以及挤占银行、集体的资金（不包括“平调”人民公社部分）共约22亿元。
（二）农业。一九五九年秋后，全省掀起大办水利的热潮。这一年，仅大中型水利工程项目便上马266项，小型工程16万个左右。全省投资共9亿元，其中从农村社队征集6亿元，约相当于“一五”期间全省投资总额。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887万人。甚至在一九六〇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
农村另一劳力支出是社队办工业。省委计划安排的5000多个“小洋群”企业多数由社队经办，加上更多的“小土群”，占去全省农村大量劳力。据统计，到一九五九年末，全省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单位达1.5万余处，工业就业人数58.4万；加上运输15万人，基本建设150万人，外调及国家义务工50万人，共达280万人。
（三）文教卫生。文教卫生一直是山东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应得到优先和较快的发展。然而，山东省人口多，家底薄，农业生产不过关，难以负担太多的非农业人口。这就决定了山东省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不能太急太快。但在“大跃进”中，这些部门也进行了超越本省负荷能力的增长。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三年间，山东省高等学校由7所增加到63所；中等专业学校由86所增加到474所；技工学校由44所增加到145所，普通中学由1004所增加到2770所；小学由5.2万所增加到6.7万所。在校学生数以及教职员数分别增加1－2倍，共达837.4万人。全省医院、疗养院等卫生事业单位一九五七年为1万个，一九六〇年增至2.4万个；卫生事业工作人员数由8.7万增加为9.7万人。此外，农村社队中还有16万人从事文教卫生的民办人员。
总之，在“大跃进”高潮中，工业、基建、水利、文教等部门都在“大办”，都从农业战线拉人，又一起吃农业，把农村经济搞得极其虚弱，成为以后连年粮荒，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
四、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一九五九年春，全省人民勉强渡过春荒，迎来夏收。这年的夏粮虽然长势甚好，但是由于一九五八年秋播面积只及常年的74.5％，反比常年少收10几亿斤；到了秋季，人们翘首以盼的秋粮又只相当于大灾之年的收成。这年夏秋两季共产粮209.8亿斤，只有“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的85％。一九六〇年，粮产量急剧下跌，全年产粮仅165.9亿斤，相当于“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的68％，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尤其是素以山东省粮仓著称的烟台、昌潍，当年粮产量分别比上年减少38.4％和27％，两地区共少收24亿斤。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八月，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达65万人，患水肿、干瘦等疾病者达420万人，逃荒未归者110万人，全省缺粮人口共1596万人，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142.7斤，处于严重的饥饿线上。
粮产量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人力减少。自“大跃进”以来，大批人力投入工业战线，农村劳力下降20％；在农村劳力中大多数又在修水利，到一九六〇年夏尚有近三分之一未撤回农业；而且，由于连年粮荒，劳力体质下降，生产效率甚低。第二，牲畜减少。山东省一九六〇年的大牲畜头数比一九五七年减少33.2％，又由于缺乏饲料，大多数牲畜十分瘦弱，失去生产能力；生猪存栏头数减少40.9％。这对于倚牲畜耕地、靠生猪积肥的山东省农业是巨大损失。第三，播种面积减少。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两年，全省共荒地5000－6000万亩，如以每亩产量120斤计，少收60－70亿斤。第四，经营不善。从事农作的人力、畜力和肥料下降一半，影响了耕作质量和田间管理，造成地力贫瘠、草荒严重和虫灾泛滥。农业和社会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工作的“左”倾指导思想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使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更加混乱，打击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反右倾”调门不断提高，全省各地方干部由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情绪普遍增长，不顾客观条件争先“过渡”的现象，即“平调”现象再度普遍发生。
农业的严重问题，必然影响工业。一九六〇年十月以后，山东省的工业开始迅速衰退。在这年最后五分之一的时间内，铁矿石完成全年产量的9％，生铁完成全年产量的9.7％，钢完成六分之一，煤炭完成六分之一，工业总产值完成全年的3.3％。“大跃进”以钢铁的跃进开始，又以钢铁生产的严重下跌而告失败。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
一、“左”倾政治错误的初步纠正与生产救灾运动
“大跃进”以来，由于党内生活极不正常，错误地批判、处分了大批干部，搞得人人自危。一方面形成许多干部不敢讲真话、不敢负责任的庸俗作风；一方面形成部分干部说假话、强迫命令、不顾群众死活的恶劣作风。所以，正确处理上述运动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为错误批判、处分的干部复议纠正，加强全党全民团结，是改变局势的一项主要政策。一九六〇年十月，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派曾希〓来山东解决问题。十月以后，省委根据中央部署进行甄别平反工作，为部分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平了反。次年一月，谭启龙主持中共山东省委工作，对全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重新进行了清理。七月，省委颁布了《关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提出彻底转变领导作风和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问题。
省委认为，对干部、党员的错误处理是省委领导欠下的一笔政治账，要坚决甄别，不能再拖。并决定在拔“白旗”和反右倾中，凡科员以下戴了帽子的一般干部、党员和群众，一律宣布无效；级科局长以上干部“整风补课”以来受到批判或处分的，由各级党委成立专门小组加以甄别；各级党委代表省委向被错误批判或处分的同志道歉，同时层层承担自己的责任。
在转变领导作风方面，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带头，按照党章办事，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外民主生活；走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克服听喜不听忧的坏习气，鼓励如实反映情况和提意见；带头学习、执行党的政策；在上下左右之间建立正常的同志式相互关系，互相团结，互相支持。
省委领导认为，几年来应吸取的几条重要经验教训是：从思想上看，省委对于山东广大干部、党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工作中发生问题过分责备下面；从工作上看，省委对山东的历史、地理、气候等特点，与社会的客观条件，缺乏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缺乏工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识，对许多经济问题的处理带主观盲目性；在党内斗争方面，没有很好学习和记取历史上“左”倾路线的教训，重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省委主要领导人有的以正确自居，稍有成绩就骄傲自满，官气很大。
在省委带动和督促下，处理错案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到一九六一年末，共有6万余人的错误处理得到纠正，占被错误批判干部的三分之二。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可能系统彻底地清算政治上、经济上的“左”倾错误。
省委在纠正政治错误的同时，领导全省人民开展生产救灾运动，渡过了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
（一）两年多“大跃进”留给山东人民的，是经济战线的一片混乱状态。全省5200万人民都在忍饥挨饿，近2000万人民甚至有性命之忧。如何战胜饥荒，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摆在山东党政军民面前的首要任务；而如何渡过春荒、尽量减少损失、保住人命，又是当务之急。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七日，省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紧急指示》，确定生产救灾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为战胜灾荒而奋斗。十一月二十一日，省人民委员会又发出《布告》，布置做好救灾的具体工作。从冬到次年春，全省主要做了下列工作：（1）秋收中精收细打、颗粒归仓，秋末又种越冬菜200万亩，掀起种粮、种菜、收集代食品运动；（2）少征公粮，按低标准落实安排各地社员生活；（3）开展捐献粮食、捐献衣物活动，支援农民；（4）开展疾病防治工作；（5）压缩城镇劳力，抽调干部加强农业战线，城市和机关共下放劳力210万人。
为了帮助山东救灾，中央在一九六〇年最后两个月调给山东省粮食10亿斤（包括返还4亿斤），救济款8000万元，拖拉机2000台等。华东各兄弟省支援粮食2亿斤，代食品2.5亿斤，棉衣170万件等。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山东人民团结奋斗，渡过了封冻和青黄不接两大关口。一九六一年春的病情和死亡率较上年有所下降，外流人口部分返回，全省人民渡过了春荒。
（二）进入一九六一年，省委估计当年要收获200亿斤粮食，全省人民方能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然而一九六〇年入秋以后，全省酷旱无雨。鲁北三区甚至九个月没有下雨，全省9000万亩耕地七个月未下透雨，小麦产量大受影响，总产量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一半。由于春旱，聊城、德州、惠民等地300万亩耕地未能播种，五分之一的土地因严重缺苗需要翻种，其他地区的春播也受到影响，全省春播面积较“一五”期间减少15％。入夏以后，全省又连降暴雨，汛期雨量较常年多100毫米。特别是鲁北三区雨量更为集中，致使洪水泛滥，受灾面积达1658万亩，占播种面积的50.2％；绝产1086万亩，占粮田面积的50％。到秋粮登场后，鲁北三区粮产量比上年下降56％，全省总产量与上年持平，比省委原预计最低需求量尚少30余亿斤。
鲁北三区秋灾发生后，全省再次开展了生产救灾和增产节约运动。为加强对生产救灾的领导，全省各级党政机关组织大批干部深入灾区，并组织慰问团携带粮、菜、药品等前往灾区支援。解放军和民航部门还出动飞机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空投熟食、药品。到十月上旬，全省共支援灾区粮食4亿斤，加上国家调入共14亿斤，干菜450万斤，煤炭20万吨，拨救济款1335万元。为战胜饥荒，灾区人民开展了农副业生产。秋后，鲁北三区共种小麦1322万亩，捕鱼652万斤。入春，省里又向灾区发放大量粮食，支援扶持春耕生产。由于春耕工作抓得紧，全省基本上消灭了春荒地，使耕种面积大致恢复到了一九五九年的水平。
（三）一九六二年夏，全省小麦产量达39.7亿斤，虽比上年增长51％，但比一九六〇年还低四分之一。入秋，暴雨连绵，全省半数以上地市、县受涝，成灾面积达3100万亩，比上年增加27.6％。秋粮产量与上年持平，全省粮食总产量为182亿斤，是一九六〇年以来连续第三个产量最低的年份。为战胜灾荒，渡过难关，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省委发出《大力开展抗灾斗争，积极抓好秋季生产的紧急指示》，具体措施是：（1）种足种好小麦，稳定人心，为明年丰收创造条件，并切实帮助群众解决耕种中的实际困难。（2）采取以工代赈方法，在鲁西北低洼地区建设一批关键性排水工程，改变连年水患频繁的局面。（3）搞好小秋收，采集代食品，搞好副业生产，以补粮食生产之不足。（4）逐队逐户安排好群众生活。
国家也从各方面给山东省灾民以巨大的援助。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国家共发放救济款1.4亿元，救灾布700多万米，棉花200多万斤。如果不是全国人民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节衣缩食支援山东，山东省人民将遭受更加严重的困难。
尽管全国人民大力支援，由于全省连年粮荒，一九六三年入春以后，全省缺粮人口仍有1000万，其中鲁西、鲁北的四个地区就有800万人。加上农村统销粮比一九六一年减少2.7亿斤，口粮安排紧，人民生活极为艰难。为此，省委在一九六三年初又拨出1亿多斤粮食和部分贷款扶持穷队；省里集中配置了大量拖拉机，国家也从外省调入一批拖拉机帮助春耕春种，以补畜力之不足。经过努力，一九六三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198.5亿斤，尽管仍是一九六〇年以来连续第四个总产量低的年份，但终于接近200亿斤这个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至此，大规模的生产救灾运动基本结束。
二、国民经济初步的全面调整
一九六〇年十月以后，随着中共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八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山东省进入全面调整的第一阶段。初步调整的中心是农业，其他部门的调整，都围绕着怎样适应和服务于农业这一主题展开。这段调整的特点是，工业、基建、财贸、文教等部门迅速退到农业所能承受的规模；调整的基本方式是城市和工业减人，农业加人，变粮食的消费者为生产者，增加粮食产量。
（一）农业方面的调整。
一九六〇年末，严重的饥荒笼罩全省。如何恢复凋敝的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向良性转化的关键；而改善公社体制又是发展农业的关键。因此调整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次年三月，又公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这两个文件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理论和政策，是进行和指导农业调整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在许多方面切中时弊要害，一经公布，在山东引起巨大反响。从一九六〇年末开始，全省干部结合整风整社，认真组织了对中央文件精神的学习和落实。中央进行农业体制调整的根本原则是：增加生产队和社员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克服上面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病，以利于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山东在贯彻落实这些精神中主要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1.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实行以农轻重为序的工作安排，树立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思想，把生产的重点转向农业。山东省人委提出，全省人民的义务是：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战胜灾荒，把农村的形势转变过来，争取一九六一年农业达到应有的丰收，保证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全省人民在实际工作中，把搞好农业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2.对人民公社体制中阻碍农业生产的缺陷与弊端进行了调整和解决。在生产管理体制上，反复重申和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改变过去县、公社任意指挥生产、平调物资的现象，先是将生产、管理、分配权固定在大队，在各生产队建立了各项管理制度，如包工包产制度、评工记分制度等。但是，实行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仍无法避免平均主义带来的低效率。一九六一年，全省许多地方开始试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新制度，即把土地及部分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和生产、生活的管理权进一步下放到相当于原初级社规模的小队。到一九六二年初，全省已有近40％的大队实行了小队核算。为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地方试行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留“保本田”等办法，把集体土地交社员支配，收入由社员、生产队分成。据即墨下泊公社调查，全部土地包产到户的队占11.2％，部分包产到户的占36％。另外，将公社化期间上收的社员自留地、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发还给原主；解散了公共食堂，取消了部分供给制的规定，社员按工分分配产品等。上述生产、生活管理体制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瞎指挥、命令主义和平调风的产生，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
3.坚决纠正“共产风”，实行经济退赔政策。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两年，公社曾对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财产、物资进行了部分退赔。然而由于当时“共产风”并未根本纠正，退赔很不彻底。一九六一年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平调问题，省委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有“倾家荡产”、“破产还债”的决心，贯彻群众路线、民主协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合理地解决问题，务使生产队和社员满意。一九六一年夏，针对许多干部退赔不力、调多赔少等问题，重新进行清理计算，估计全省“平调风”共给群众造成约20亿元的损失。省委提出，要在今后三五年内赔完，做错了事必须改。为帮助地方赔偿群众损失，中央多次拨出专款，其中仅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次即分配山东省平调退赔款2.2亿元。
4.精简非农业生产人口，加强农业。人口的精简包括两方面：其一是精简农村中的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员，把从事农田水利建设和其他建设的大量劳力放回农业生产中；把公社、大队各种工副业从业人员都减到最低限度；全部解散农村各种成人学校、农校、宣传队、文艺队等脱产组织。经过整顿，农村社会劳力中的农业劳动力人数一九六〇年末增为1247万人，占农村社会劳动力的75％；一九六一年末为1492万人，占农村社会劳动力的87.5％；一九六三年末为1590万人，占90％。其二是精简城市和工业人口。当时，一方面农业劳力不足，一方面工业等部门由于战线太长、规模过大、开工不足等，劳力大大有余。由于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一九六〇年粮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减少四分之一强，销量却增加四分之一。因此从年末开始，山东大力压缩城镇人口。到一九六一年末，非农业人口减少85万，职工减少44万。一九六二年，非农业人口又减少50万，职工减少51万人。经过两年精简，使工业和城镇人口基本退缩到农业能够负担的水平，增加了农业劳力，这是完成调整任务的决定性的一步。
5.减少粮食征购数量，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分别征购贸易粮35亿斤和37亿斤，比过去减少一半。此外，两年间国家多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实行农副产品奖售和换购，适当照顾农民利益。这些措施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给农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促进了农业的恢复。
经过两年的调整工作，在农具、畜力不足，生活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全省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日益高涨。尽管由于天灾和“大跃进”的创伤，生产力的恢复十分缓慢，但粮食产量仍有回升，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开始初步扭转。
粮食产量的回升，带来整个农村经济的好转。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为了救灾不得不大大压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与“一五”期间相比，棉花种植面积减少近一半，油料作物减少一半多，麻类减少40％，烤烟减少近一半。一九六二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较上年一般略有增长，除棉花外，其他作物产量都高于一九六〇年。林业方面，一九六二年后，落实林权和林业政策，鼓励国家、集体、个人种树，实行谁种谁有，当年造林115万亩。副业方面，一九六〇年大灾之后，为了补助农业，省里拿出部分物资和资金大力扶持开办各种手工作坊，开展刺绣编织，鼓励打鱼围猎，养殖家禽家畜。此外，还放宽了市场和收购政策，促进商品交流，使副业总产值迅速恢复和增长。到一九六二年，副业总产值比一九六〇年增长60.9％，畜牧业总产值增长67.9％。
（二）工业、交通、基建方面的调整。
一九五九年以来，尽管中央已经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方针，但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业发展缺乏正确估价，看成就多，看问题少。因此在一九六〇年末农业开始调整、后退时，工业指标不仅没有下来，反而继续上升。对一九六〇年的估计，山东省人委认为，除农业外其他方面是好的，是继续跃进的。一九六一年工业发展的任务是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基础上，争取继续跃进。由于“以钢为纲”、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观念没有改变，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和建设的势头，仍与国民经济实力不相称。山东上报和中央批转的计划指标，均高于一九六〇年实际产量。工农业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决定了这一计划无法实现。
一九六一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地市委工业会议，研究生产形势，分析存在的问题，重新落实计划。根据中央关于压缩工业，发展农业，压缩重工业，发展轻工业的方针，会议指出，工业调整的原则总的是大减重工，小减轻工。重工业除煤炭外，其他行业都减，重点是冶金、基建、机械和建材；轻工增日用百货，减食品，纺织亦要大减。调整与裁减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是“调、整、转、并、停”。“调”就是调整布局，缩短生产战线；“整”就是普遍整顿劳动组织，定型（定企业规模）、定员、定额，压缩管理人员及非生产人员；“转”就是将部分重工业转为或分为生产日用品的工业，将部分生产主机的转为生产配件和零件的，将过去搞小百货、小五金的归队，将常年工业转为季节性的工业等；“并”就是将某些“小土群”、“小洋群”进行合并，一业多厂的也适当合并，将无原料的厂合并到有原料的厂，将不配套的经过调整合并使其配起套来；“停”就是停一批不合理的厂矿，停一批可以不办或缓办的项目，停一批两三年内解决不了原料的企业。从一九六一年秋，山东开始对工业实行全面调整。
1.降低工业生产指标。一九六一年十月，生铁年产量指标降为40－50万吨，原煤日产量降为4.5万吨。一九六二年又对工业生产指标大幅度调降。生铁年产量计划30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14.8％；铁矿石185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17.3％；货运量5530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39.2％。
2.实行“关、停、并、转”，缩小工业规模，改善内部结构，合理调整布局，减少浪费亏损。到一九六一年末，全省县以上工业企业数由一九六〇年末的3026个减为2349个，减少22.4％。一九六二年，又对企业进行大规模调减，到年末减为1648个，比上年减少701个。一九六三年，全省县以上企业进一步减为1344个，比一九六〇年累计减少56％。与一九六一年比较，煤炭工业企业保留70个，减少11个；钢铁企业保留11个，减少30个；电力企业保留83个，减少2个；化学企业保留42个，减少66个；机械企业保留303个，减少160个；纺织企业保留112个，减少106个。到一九六三年，“关、停、并、转”调整任务基本完成。
3.精减职工。到一九六三年，全省工交基建部门共精减职工84.3万人，比一九六〇年减少55.9％。
4.工业转向以农业为基础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轨道。“大跃进”三年间，山东地方资金、材料和生产能力绝大部分用于发展钢铁、煤炭等重工业，而用于支农的工业，如化肥、农药、农机等部门的投资额仅占工业投资总额的3.6％。到一九六二年末，全省农业机械企业由228个调整为136个，主要裁减了一批产品不对路、质量低劣的企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最急需的锄、镰、锨、镢等小农具的生产。其中一九六一年共拨出钢材4.9万吨、生铁4000万吨，制造小农具2777万件，比上年增产68.5％。一九六二年又生产小农具1700万件，使农民的小农具保有量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同时还生产手推胶轮车126万辆，动力排灌机械10万多马力，机引农具8500多台。
5.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和整顿，实现扭亏增盈。山东工业交通基建部门从一九六一年十月开始贯彻中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到一九六二年末，结合精简和调整，取得初步成效。这表现在：通过整顿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了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初步整顿和加强了技术管理，并结合调整和精简，查定了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和人员机构；结合清仓核资，初步整顿了物资和财务管理；通过试行奖罚结合、按劳分配，初步整顿了劳动组织的管理和劳动纪律，健全了生产责任制。经过整顿，一九六二年一至九月份，全省工业企业可比产品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2.5％；亏损企业总数比例由上年末的43％下降到28.9％。到年底，劳动生产率提高20％，成本降低6.5％，亏损企业降为23％，亏损额降为7900万元，比上年减少71.8％。
6.削减基建投资，缩小基建规模。一九六一年，山东基建投资完成总额由上年的15亿元缩减为4.1亿元，比上年减少72.3％。一九六二年基建投资完成总额进一步减为2.2亿元，比上年减少46.5％。由于加强了集中统一的管理，不仅大大压缩了投资额，而且制止了各地不顾整体效益乱上项目、影响投资效益和拉长基建战线的作法。例如，一九六一年，山东省国家预算外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6.8％下降为32.2％，次年进一步降为11.3％。调整后，基建投资效益明显好转，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由一九六〇年的12.4％降为一九六二年的7％，新增固定资产占投资的比重由一九六〇年的71％提高到一九六二年的93.4％。
（三）财政、贸易方面的调整。
财政调整集中于下列方面：（1）调整财税机构，充实财税干部，加强银行工作，严格财政的管理和监督。（2）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农业税由一九五九年的征粮26.5亿斤，减为一九六一年的11.5亿斤，一九六二年又减为11.3亿斤。用于支援农业的投资和资金，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两年共12.6亿元；一九六二年虽税收大减，支农投资仍达2.5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0％。（3）努力减少损失，增加收入，包括加强企业财务成本管理，关停亏损企业；加强税收与市场管理工作；控制财政、信贷投放，制止盲目收购，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4）进行清仓核资工作。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各行业生产冒进，管理松弛，废品率甚高；受“大跃进”影响，商业又盲目盘进，收进大批毫无使用价值的货物。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底，全省库存的20.6亿元物资中，积压的多余物资达5.4亿元，占库存总数的26.4％。全省工交等各部门积压的物资，由于霉烂、变质、削价、报废、盘亏等造成损失10.6亿元，比全省“一五”期间头三年的财政支出总和尚多9000万元。在当时资金十分短缺、商品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从一九六一年初到次年末，在全省范围进行了清仓核资大检查。到一九六三年，全省县以上全民所有制单位共清查1.2万家，清出库存生产资料9.4亿元。三年清理工作，摸清了全省的家底，基本实现了企业固定资产、库存物资和债权债务“三清”。通过这一工作，建立健全了物资管理制度，杜绝了浪费和漏洞，挖掘了物资潜力，调剂了余缺，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商业方面的调整同样成效显著。“大跃进”以来，全省商业工作面临两个难题。一是由于副业生产和轻工生产的萎缩，商品供应量与购买力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人民有钱而无物可买，生活极为困难。一九六一年下半年，57种主要商品在整个社会商品零售额中的比重，由75％左右降为44％，其绝对额比一九五七年下降30％。到一九六一年八月底，商业、供销部门库存共15.8亿元，其中6亿元的商品不顶用，适销商品仅5.7亿元。二是商业队伍数量不足，商业网点撤并过多。截至一九六一年底，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和物资供销部门职工共29.3万人，比一九五七年减少5.5万人。据一九六一年七月统计，全省商业网点4.7万个，比一九五七年的19.3万个减少75.5％。济南市一九六一年三月仅有商业网点760个，比一九五七年的8810个减少91.4％。
为了搞活经济、方便生活，对商业采取的调整措施包括：（1）拿出部分工业品在农副产品收购中进行换购，增加收购量。一九六二年收购季节，省里拿出工业品换回粮食3亿斤，换购棉花10万担。（2）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全省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9.9％。（3）加强对企业和商业各部门的清仓工作，充分挖掘库存潜力，增加市场货源。（4）开办部分高价商店、饭店，增加货币回笼。据统计，一九六二年回笼货币2亿元，获取利润1.25亿元；一九六三年获取利润约6500万元。（5）改变国营商店独家经营的局面，恢复供销社、合作社等流通渠道。一九六一年秋开始，结合城乡商业调整，把精简下来的大部分小商小贩组织成立了合作社。农村没有商业网点的生产队，采取亦农亦商办法，开展代购代销业务。（6）从一九六〇年开始逐渐恢复和开放了农村、城镇集市贸易。其间对城市集市几次取缔又几次开放，最后发展为指定地点、集中管理的贸易市场。城乡集市贸易的出现，对于搞活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仅据青岛、济南两市统计，一九六二年集市贸易成交额为3200万元，占同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7％。两市一九六二年通过市场调剂粮食1084万斤，蔬菜3884万斤，肉食46万斤，还提供了许多手工业品和生活用品。商业的调整，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疏通了流通渠道，加速了商品周转，搞活了市场和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
在调整中，教育、文化等部门也进行了收缩。一九六二年同一九六〇年比较，全省高校退为26所，减少37所，在校师生数减少23.3％；中等专业学校退为85所，减少389所，在校师生数减少82.5％；技工学校退为19所，减少126所，在校师生数减少82.7％；普通中学退为1247所，减少55％，在校师生数减少39.5％；小学退为5.9万所，减少12.8％，在校师生数减少32％。卫生事业机构比一九六〇年减少20％；卫生事业工作人员为19.7万人，比一九六〇年增加10％。
三、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评价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经历了三年“大跃进”和两年初步调整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大跃进”的错误，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后一段的调整，工业又有片面下马、砍得过头的地方。把“二五”计划两阶段作为一个完整过程来看，工农业生产的实绩都很差。五年间工农业总产值不仅没有前进，反比一九五七年降低18.1％，平均年递减4％。其中农业降低30.8％，平均年递减7.1％；轻工业降低22.7％，平均年递减5％。“二五”期间全省人民历尽千辛万苦进行生产，结果不仅没有发展经济，工农业总产值发展速度反呈负增长状，即越干越少。这种反常现象证明“大跃进”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
造成“二五”期间工农业生产萎缩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工农业体制存在严重问题。从农业看，人民公社体制过大，所有权问题又长期不落实，破坏了农村经济。从工业看，在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口号之下，生产长期陷入混乱状态，妨碍了工业生产的发展。此外，“大跃进”期间的政治运动和“大呼隆”的群众运动，对于生产的破坏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应当看到，“大跃进”是在国家经济落后特别是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发动的。它的目的本来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迅速把中国建设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实行中，虽然给经济带来巨大破坏，但在几年中也建成一批工农业项目，如农业的一批水利工程，象峡山水库、跋山水库、青峰岭水库、陡山水库、产芝水库、门楼水库、沐浴水库，及南四湖周围的水利工程等。工业方面，也在钢铁、电力、煤炭、机械、轻工、化学等部门建成或初步建设了一大批骨干企业。这些项目虽然在当时未能见到效益，但对于以后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仍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 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与恢复发展
一、初步调整中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和新的发展方案的提出
从一九六〇年十月到一九六三年中，经过两年多的初步调整，扭转了山东工农业生产衰退的局面，经济开始回升。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好转，过去调整中一些被忽视、被掩盖的矛盾，则逐渐尖锐起来。
从农业方面看，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粮食产量虽有所提高，但远未达到“一五”期间的水平，吃饭仍是急需解决的首要课题。第二，前几年主要解决吃饭问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棉花产量降到“一五”期间的五六分之一，油料作物和烤烟降到三四分之一，麻类降到四分之一。经济作物生产的严重萎缩，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也影响轻工业生产的恢复。第三，“大跃进”期间大办的部分水利工程，搞乱了鲁北、鲁西原有的自然排水系统，招致大面积水涝灾害；有的水库缺少配套工程，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工业方面看，由于初步调整时期解决吃饭问题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为了迅速压缩吃商品粮的人口，工业不得不大幅度地下马。由于时间紧迫，尽管注意到照顾左邻右舍问题，但在许多部门、厂矿之间及其内部，仍未很好解决互相衔接和综合平衡问题。这表现在某些企业的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不完全适应，确定的产品方向不能实现或保留生产能力不合适，需要对“关停并转”的部分企业进行再调整；在初步调整中对生产专业化与协作相结合问题研究不够，定点供应解决不好；设备的维修更新、技术的提高改造、新企业的填平补齐工作基本未得到解决；企业管理系统的整顿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随着农村经济的复苏，还有轻工业及下马基建工程重新上马的问题。
继续全面调整工业、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对于以后的发展是至关紧要的。一九六三年八月，国家计委提出近期发展的总规划，把一九六三、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定为又调整又发展的过渡阶段。为贯彻这一决策，总结“二五”期间的经验教训，规划以后三年继续调整和发展的部署，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作了《全党进一步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争取国民经济全面新高潮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对“大跃进”中犯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这段时间所犯的原则性错误是：农业方面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瞎指挥，公社化过程中的“一平二调”、“共产风”；工业方面的摊子大、战线长、要求过高过急，以及工作中的强迫命令等；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采取了过火斗争的错误作法，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挫折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党内外关系不正常的情况。
大会认为，“大跃进”期间经济工作所犯错误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发展农业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在工业的发展上，对农轻重的适当比例注意不够，把重工业战线建设拉得过长，过多占用农村劳动力；对于发展重工业要以促进农业为出发点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把农业的技术改造当做重工业的主要任务。结果工、农业之间和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农业没有上去，工业也无法继续前进。会议明确认识到，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上，必须以农轻重为序，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进行综合平衡。
根据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当时形势的分析，省委提出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贯彻以粮为纲、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举的方针，还要争取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都有相应的发展。按照上述方针，一九六四、一九六五两年的农业发展计划是：粮食总产量达到260亿－270亿斤，棉花总产量达到310万－340万担，花生总产量达到14亿－16亿斤，烤烟总产量达到180万担，麻类总产量达到70万担，造林250万亩，大牲畜达到290万头－300万头，猪达到850万头。为了把农业生产搞好，会议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要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正确处理所有制方面的遗留问题，坚决维护集体所有制；对于社员的自留地、开荒地、家庭副业，应该给以切实保护；要切实搞好经营管理工作，特别是劳动管理，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所有社、队都制定出一套比较完善、简便易行的具体管理办法。
工交基建部门的继续调整，主要是通过贯彻工业“七十条”，加强企业管理，把企业的生产秩序建立健全起来。整顿企业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加强班组工作，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和职能科室的作用。总的部署是各个部门必须以支援农业为中心，帮助农业解决水、肥问题；有重点地进行机械化、电气化试点；大力发展化肥生产，提高农药的产量、效力，增加品种；积极生产各种农机、农具；帮助农民训练各种技术力量。此外，还应积极扩大日用工业品生产，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花色品种，并重点发展某些新兴工业。
财贸方面。首先要把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财贸工作的第一位，千方百计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同时要积极支援工业生产，力求使各工业单位及时得到所需的原料和材料；改进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收购工作，做好工业品的下乡工作；要认真改善经营管理，减少商品流通环节，降低管理费用，压缩中、下层管理机构，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扩大经营业务，以便利群众，改善人民生活。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二届代表大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认识水平基础上，比较客观地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本省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和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经济工作的中心及各部门、各行业进一步调整、发展的总任务和具体任务，制定出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和部署。这对于保证继续调整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一）大力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大跃进”以来，山东农业生产的被动局面，与农田基本建设基础太差，抗灾能力太弱有很大关系。在山东的1.2亿亩耕地中，有3500万亩常受雨涝灾害，产量很低。其余的土地，除有2000万亩左右搞了农田基本建设，生产稍为稳定外，多数土地缺乏国土整治的基础工作，产量也不稳定。因此，改造自然，改变生产条件，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一九六二年冬至一九六三年春，全省动用3000万工日，投资2500万元，以鲁西南、鲁西北排涝工程为主，以各地水库配套工程为辅，全面进行水利建设。在涝洼地区，重点开挖了韩庄运河、徒骇河等，还兴修了大量台田、条田，疏浚25万条排水沟。在灌溉地区，新打机井1300眼，新建电力扬水站71处，扩建水库灌区配套工程70处，扩大灌溉面积83万亩。在山区丘陵地区，新建水库塘坝2100座，整修8500座，整修梯田600万亩，新增水土保持面积700平方公里。
从一九六三年冬到次年春，再次掀起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热潮。250万劳动力投入徒骇河、韩庄运河等国家投资工程和其他水利工程，共兴修小水库660座，塘坝2600座，打机井4000眼，水井3.9万眼，整修配套工程300处，兴修沟洫畦田44万亩与台、条田230万亩，围田47万亩，整修梯田170万亩，改良盐碱地200万亩。上述工程共扩大灌溉面积150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64万亩。在一九六四年夏秋的抗涝斗争中，全省水利工程发挥了显著作用，全省当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14.1％。
一九六四年抗洪防灾工作中水利工程发挥的巨大作用，进一步鼓舞了全省人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省、地、市各级政府连续召开农业会议，研究确定农业生产水利建设长期规划，特别是省内各主要河流及各自然地理区的宏观整治规划。经反复研讨，制定了比较细致周到、合理完善的全省农田水利建设总体规划，整治的方案是：（1）山区丘陵地区实行封山造林育苗，整修梯田地堰，兴建塘坝水库，发展灌溉，实行山、水、田全面综合治理。（2）平原、涝洼、盐碱地区，以河为纲，以沟为网，蓄、滞、排并举，以排为主，适当发展河灌井灌，大搞台田、条田、梯田。（3）山麓平原地区，发展井灌、河灌，实行园田化、畦田化，实行农作物改革和耕作制度改革，力争稳产高产。（4）沙荒地区，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变沙荒为良田。
一九六四年到次年春，在新规划的鼓舞下，全省再次掀起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新修台田300万亩，条田700万亩，梯田200万亩，以及大量水库、水井、引河、灌区配套工程等。经一冬一春的大干，共完成土石方8.7亿立方米，工程量超过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年总和。由于认真贯彻因地制宜、小型为主、当年见效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新建的水利设施大多数质量、效果较好，在生产、抗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九六一年以来，全省农民利用农闲季节年年大搞水利，规模一年比一年大，成效一年比一年好。经过五年奋战，灌溉面积由一九六二年的1438万亩扩至一九六五年的2267万亩，生产环境和自然条件大大改观，农作物产量年年递增，为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开展多种经营，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以副养农，改善农民生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中共山东省委第一届十六次全会通过《今冬明春农村工作要点》，要求农村积极开展副业生产，以增加社员实际收入，解决生产资金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保护繁殖牲畜；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和冬季捕捞、养殖。一九六三年，省委、省人委又发出《关于开展农林副业生产、发展多种经济的指示》，要求充分利用5500万亩荒山荒滩、2400多公里海岸线、500万亩湖泊水面，积极发展养殖业、种植业以及其他副业生产。一九六三年，由于具体落实了奖励养殖牲畜收购畜产品的奖售政策，加上农业的恢复，大牲畜、猪、禽、蛋、渔业生产都有很大增长：大牲畜比上年增加5.3％，生猪增长16.3％，鲜蛋购进增加36.7％，水产品购进增加50％。一九六五年，省委进一步提出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粮食、经济作物并举，以农带副、相互促进的发展农村经济的总方针，使多种经营得到长足发展。一九六五年同一九六三年比较，大牲畜达302.8万头，增加11.1％；生猪达850万头，增加3.8％；鲜蛋购进4228万斤，增加24.6％；水产品购进达24.8万吨，增加40.4％；副业总产值达3.45亿元，增长25.5％。
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促进轻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一九六三年以后，全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一九六三年播种面积为1536.6万亩，比上年增加21.4％；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为1900万亩。经济作物产量迅速回升，一九六三年产棉171.9万担，比上年增产1.23倍；一九六四年达241.47万担，一九六五年达397.46万担，接近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水平。油料作物一九六三年为1022万担，比上年增产20.6％；一九六四年达1286万担；一九六五年达1343万担，相当于“一五”期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烤烟一九六三年为136.9万担，比上年增产1.8倍；一九六四年为132.8万担；一九六五年为203万担，接近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水平。麻类生产也年年递增，一九六五年达52.5万担，相当于“一五”期间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
（三）各部门、各行业大力支援农业。一九六三年，全省工业在继续调整中开始真正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各种支农产品产量有很大提高，其中化肥提高40％，农药提高17％，手推车和小农具已能满足农村需要。为了支援农田水利建设，除增加排灌机具生产外，还组织2700名技术人员深入社队，进行机械普查整修。新建农村输电线路460公里，帮助社队培训电工3000名，扩大了电力灌溉面积。交通部门为促进城乡交流，开辟延伸汽车客货运输线5900公里，使80％的公社所在地通了汽车。各级财贸部门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全年供应化肥37.2万吨（按折合量计算，以下均同），比上年增加1.4倍；农药3.9万吨，比上年增加91.7％；还从省外购进耕畜10.5万头。国家支农资金全年投放5.88亿元，比上年增加70％。一九六四年，国家进一步增拨支农物资和资金，其中化肥增加27％，农药增加29％，动力排灌机械等增加50％；一至八月国家拨出支农资金5.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8％。一九六五年，化肥供应达64.3万吨，比一九六二年增加3倍多；农药达5.9万吨，比一九六二年增加近2倍，工业新增氮肥能力提高1倍。一至九月，农村新建输电线路比上年同期增加60％；新修县、乡道路1300公里，延伸农村货运线路8700公里。财贸部门头十个月的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总值比上年增长20.3％。
（四）粮食产量的迅速回升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经过全省农民的连年苦干和各行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生产的形势迅速好转。自一九六三年以后，粮食产量明显回升。一九六四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26.5亿斤，相当于一九五七年产量；一九六五年一跃达266.4亿斤，接近历史最好水平。在继续调整的三年中，农业总产值也有显著增加：一九六三年为33.27亿元，比上年增长15.2％；一九六四年为35.24亿元，比上年增长5.9％；一九六五年为43.74亿元，比上年增长24.1％。
随着粮食产量、经济作物产量的不断提高和各项副业收入的不断增加，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到一九六五年，饲料用粮达10.6亿斤，比一九六二年增加1倍；储备粮达3.4亿斤，比一九六二年增加79％；其他集体留粮达8.2亿斤，增加1倍多。农业人口从集体分得的粮食，由一九六二年的228斤提高到308斤，加上自留地的收成，大致可以达到每日1斤。在资金分配方面，全省公积金当年提留额由一九六二年的1.06亿元增加到2.43亿元；公益金提留额由0.47亿元增加到0.76亿元；社员人均收入由一九六二年的35.4元增加到45元，提高27.1％。
三、工业的继续全面调整
（一）继续调整的主要原则和措施。工业继续调整的重点，是紧密结合年度计划和实际生产，不断提高产量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措施是：（1）加强企业党委领导。（2）全面贯彻执行工业“七十条”，加强企业管理，包括继续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逐步地将工业的技术、财务、计划等管理制度以及各种责任制度系统地建立和健全起来，形成一整套更完整、更合理、更科学、更巩固的体制。（3）更合理地调整某些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逐渐实现专业化和协作相结合的要求。（4）加强科学实验，提高技术水平，加强技术力量，加强设备的维修改造和企业的填平补齐工作。（5）成立各种专业性实业公司，进一步解决产供销成龙配套以及计划、技术指导统一等问题。
（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学上海、赶先进等群众运动。一九六三年伊始，根据中央对当年工交工作的指示精神，省委分析了本省形势，决定把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作为工交战线全年工作的重点。上半年以降低成本、扭转亏损作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内容。运动中普遍发动群众比先进、找差距、反浪费，推行班组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开展劳动竞赛。此外，还发动群众揭发生产管理中的铺张浪费现象，检查领导上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思想作风，使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紧密结合。到三月末，全省亏损企业数由上年的197个减少到111个，亏损额下降60％。从下半年起，特别是八月华东局提出八个月内改变工业品质次价高局面的要求之后，在增产节约运动的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开展了群众性的学上海、赶先进，比学赶帮运动。到一九六三年底，据124种主要产品质量检查，达到国家标准的由年初的75种上升到113种；与全国可比的99种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由上半年的18种上升为51种；与本省历史可比的79种产品中，达到历史先进水平的，由年初的36种上升到58种。全省工业总产值完成38.04亿元，虽然比上年的35.11亿元增长不多，但可比成本降低13.6％。交通运输成本降低9.3％。工交基建企业利润完成额增长38.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35.1％，生产效益显著提高。
（三）开展学习解放军和学习大庆经验的群众运动。一九六四年三月，省委、省人委通过了山东省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工业交通企业调整方案，确定以改进企业领导、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继续调整的关键；进一步贯彻“工业七十条”，加强企业管理，使现代企业革命化作为整个调整工作的重点。在具体调整中，主要解决某些企业的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问题，有重点的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填平补齐工作，对于直接支援农业的工业部门采取加速发展的方针。
一九六四年全省开展了工业学解放军、学大庆运动，促进干部职工的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各级工交和基建部门先后建立或健全了政治工作机构，充实加强了政治工作干部，并抽调一批领导骨干到解放军的政治学校或各级党校、行政干校进行政治学习和训练，逐步在企业中建立起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此同时，广泛动员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各级工业管理机关开始转变领导作风，减少会议、文件、报表，深入基层进行研究，总结经验，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工交战线还开展了“两赶、三消灭”运动。“两赶”是指在一九六四年底以前，全省要有三分之二左右企业的主要产品质量、成本等经济指标，赶上或超过一九六三年底的国内先进水平；部分产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三消灭”是指消灭三类产品，消灭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消灭技术经济指标落后于历史水平的现象。为达到规定目标，各企业从政治思想、生产指标和经营管理各方面弄清自身存在的问题，找出与先进单位的差距，制定企业规划。同时，还组织职工大练基本功，提高技术和业务水平。各行各业都树立自己的标兵，使群众学标兵、赶标兵的目标更明确、具体、生动；广泛开展劳动竞赛，包括同行业、同工种、同业务之间的厂际竞赛和厂内班组竞赛。
一九六四年的群众运动，尽管已开始出现片面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忽视按劳分配原则等种种弊端，但在当时的形势下，确实调动起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基调是好的。经过一年的努力，一九六四年工业总产值达47.27亿元，比上年增长24.3％；列入全年计划的120种主要产品，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的达106种。在产品质量方面，列入全省“两赶、三消灭”规划的105种产品，有18种接近或赶上国际水平，69种赶上上年底国内先进水平，规划消灭落后现象的6种产品达到预定目标。在成本方面，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7325元，比上年提高27.9％，除煤炭外，其他主要行业部门均超过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地方工业可比成本比上年降低10％，地方工业利润比上年增长49％。在交通运输方面，全年货运量达6068万吨，比上年增长18％，运输效率提高9％，运输成本降低7％。在基建方面，全省投资完成总额达5.2亿元，比上年增长30％。
（四）工业生产健康顺利的发展。一九六五年，工交战线工作的重心仍放在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特别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方面；强调用思想革命带动技术革命和管理革命，组织生产高潮。通过学习，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革命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连续几年，工业战线始终把组织生产高潮作为主要工作方法。然而，这种方式容易出现盲目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弊病。一九六五年省委提出，吸取过去的教训，反对形而上学和瞎指挥，强调按照多快好省全面发展，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的精神，妥善安排和组织生产。一九六五年的工作重点是抓紧质量品种、设备维修、基础工作、技术革新和管理五项。在处理质量和数量的关系上，强调质量第一；在处理生产与维修的关系上，强调维修，防止吃老本、拚设备；在生产管理制度的废立上，强调有立有破、先立后破；在计划安排上，强调积极可靠，留有余地，一分指标十分措施；在具体组织生产高潮中，对出现的不好苗头，发现要及时，并抓紧扭转。上述措施保证了生产高潮正常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一九六五年的工交生产取得重大成就，全省工业总产值完成61.26亿元，比上年增长29.6％，其中轻工业总产值36.93亿元，比上年增长27.9％，重工业总产值24.33亿元，增长32.3％；列入国家计划的80种主要产品，有72种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9320元，比上年提高27.2％，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地方工业完成利润4亿元，比上年增长47％；货运量7595万吨，比上年增长25.2％；基本建设全年完成投资4.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5.3亿元。
四、财贸工作形势的好转
在继续调整时期，随着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明显好转，商业和财贸情况也日益改善。一九六三年，在清仓核资的基础上，山东商业部门开展了以降低商品流通费用、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的改善经营管理运动。广大商业工作者从反浪费入手，查漏洞、找差距，制定整改方案，抓住减少流转环节、调整运输线路、降低商品损耗等主要环节，重点解决食品、煤炭、蔬菜等部门的亏损问题。到本年末，撤并不合理的机构185个，调整运输线路3462条，恢复了商品跨行政区和按经济区收购、供应和流转，减少了迂回运输，节约了人力和费用，全年商品损耗降低30％，商品流通费用降低13％，减少开支9500万元，煤炭、食品、蔬菜都转亏为盈。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业部门进一步疏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和集市贸易各条渠道，组织农副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扩大商业流通，稳定市场物价。一九六三年全年工农业产品采购总值完成27.69亿元，比上年增长18.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34.2亿元，增长1.5％。主要商品供应量大多有所增加。其中粮食销售比上年增加6.5％，猪肉增加1.4倍，鲜蛋增加79.5％，水产品增加13.4％。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下降0.2％，集市价格高于计划价格的差距，由上年的1.3倍缩小到68％。
一九六四年，进一步调整商品流通渠道，改进购销工作，扩大城乡物资交流，整顿集市贸易。随着当年生产的发展，商品收购增长幅度很大。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降低1.8％，城乡居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
一九六五年，城乡供应进一步改善，出现了市场繁荣，经济活跃，商品购销扩大，库存增加，物价继续稳中有降的局面。到年底，商业部门纯购进总额达37.9亿元，比上年增长18.8％，其中农副产品收购总值完成19.3亿元，比上年增长26.3％；工业品增长14％；商品零售额达39.9亿元，增长10.6％。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下降2.5％。
随着经济的回升和发展，山东财政收入从一九六三年开始逐渐回升。一九六三年收入总额为15.1亿元，比上年增长20.4％，一九六四年达15.5亿元，一九六五年达16.5亿元。
五、经济调整的评价
从一九六〇年十月到一九六五年末，前后经历了五年调整时期，以一九六三年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主要调整任务是恢复农业生产，把工业等其他行业迅速退到严重萎缩的农业所能够承受的规模。工业的大规模下马影响到工业产值，因此前期工业总产值呈下跌趋势。一九六二年以后，由于农村体制得到较好的解决，农业生产开始较快回升。随着农业复苏，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工业生产也迅速回升。调整在生产方面明显见到成效。从此，进入了工农业生产恢复和重新发展的新时期。一九六三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71.31亿元，相当于一九六一年的水平；一九六四年为82.51亿元，相当于“一五”时期最高水平；一九六五年达到105亿元。调整后期，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达18％，其中农业总产值14.9％，轻工业、重工业总产值都是20.4％。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工业开始大规模调整以后，国家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大大增加。“一五”期间，农业投资占工农业投资总额的25％；“大跃进”期间，农业投资占工农业投资总额的24.1％；而一九六二年农业投资占工农业投资总额的30.7％，一九六三年占45.7％，一九六四年占43.7％，一九六五年占40％。由于补还了农业投资的欠账，使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比较平衡协调。
调整初期，工业大下马，使原料、材料等生产资料产量大减，政府财政收入大减，正常的工业生产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加速经济复苏最有效的措施，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原料和材料，创造出最多的价值。通过提高生产效益来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调整时期发展经济、实现积累、改善生活的主要方式。三年“大跃进”期间，新增固定资产平均占投资总额的78.8％，五年调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8.1％，高于“一五”期间的水平。调整后三年，主要工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达7400余元，比“大跃进”期间的5500元提高35％，略高于“一五”期间的水平。为保证工业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基建投资的新增生产效益集中在煤炭、电力、运输、化肥、水泥等基础部门，其他部门基本不再投资。此外，企业的成本、利润等各项经济指标也一年比一年得到改善，越是在调整后期，经济效益的提高更为显著。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然而在“大跃进”时期，由于政策失误，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职工劳动强度大、待遇低，这种杀鸡取卵式的作法，是使工农业生产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调整期间，各级领导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发展生产的杠杆。一九六二年以后，全省国家职工的工资有较大增长。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工业部门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76元，比“大跃进”期间提高44.2％；基建部门职工工资为708元，提高45.6％；交通部门职工工资为729元，提高17.8％；商业部门职工工资为532元，提高19.3％；科研、教育、卫生部门职工工资为526元，提高9.7％；国家机关职工工资为671元，提高9.6％。在广大农村，由于国家提高农副产品价格、降低农业税、减免大量贷款、增加农业投资、开放农贸市场等，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由于职工和农民的收入都有所增加，银行存款一反减少趋势。在调整后三年，城乡人民存款金额都超过“大跃进”期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生产、生活水平同步增长，是调整效果显著的又一证明。
“大跃进”的失误及在调整中纠正错误，关键都在于处理体制问题、即生产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归根结底取决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任何体制，不论它如何貌似公允合理，只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不正确，就应当改变。“大跃进”的失误，在于当时的工业生产体制，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大大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调整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农业方面最根本的是一九六一年末、一九六二年初落实了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使农业生产关系比较适合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工业方面，是由于农业经济的复苏及对工业跃进体制各种弊病的纠正，才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成败及经验教训的基本点。
调整的成绩显著，这是基本方面，然而也不是没有问题。在前期，由于对调整的方法、措施，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迫于形势工业又下马仓促，工作做得不细，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在后期，特别是一九六五年，由于工业生产开始转向战备体制，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急躁冒进情绪和不顾左邻右舍平衡的现象又有所抬头。由于“大跃进”的“左”倾思想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在当时的大好形势下，仍潜伏着指导思想上“左”的病根，只要政治气候适宜，旧病仍会复发。
第五节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大跃进”的三年，由于许多政策措施失当，经济形势日益恶劣，群众中的不满情绪有所发展。也有个别阶级异己分子乘机大肆活动，台湾也不断派遣武装特务，扰乱沿海一带。这些说明，阶级斗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而且有所发展。然而大量的是由于工作做得不好而形成或激化的人民内部矛盾。从中国共产党内看，“大跃进”以来少数干部高高在上，官僚主义习气恶性发展；有些干部多吃多占，甚至内外勾结监守自盗，贪污腐化。在“大跃进”和调整初期，由于官僚主义的滋生和管理的混乱，少数单位贪污、浪费、损公肥私、化大公为小公的情况相当严重。据省清仓核资指挥部统计，全省在清仓核资中共揭发违法乱纪案件1547起。特别是停、并、撤的单位，乘机私分或不适当降价出售国家物资的现象相当普遍。企业管理不善和干部官僚主义造成的损失也相当惊人。据全省工业交通、文教卫生、国营农场和劳改系统统计，在清仓核资中初步落实的物资盘亏、调价、报废损失达3.3亿元；商业供销社系统有问题商品和“三清”损失达7.7亿元，两项全年仅支付利息即达7920万元。大量的经济案件和严重浪费都牵扯到一批干部。这一时期经济案件的特点之一是干部与奸商、流氓勾结起来共同犯罪。在这些政治上或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领导的单位，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与作用受到严重损害，生产的恢复发展受到阻碍。为此，在大力加强经济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采取适当的法律、行政和组织措施，消除党内外各种阻碍经济恢复的消极现象，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六〇年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扭转被动局面，取得良好效果。然而，经济刚刚开始好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问题，并且把它扩大化、绝对化，说成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说成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一年十一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全会精神，认为山东省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尖锐。会议按照中共中央部署，布置了山东省一九六二年冬到次春的工作，提出全力抓好社会主义教育，整社、整队、整顿企业等。从此，开始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阶段
一九六三年一月，省委召开各地市、县委书记及组织、宣传部长和监委书记会议。会议认为，山东省广大干部和党员在前几年的工作中，纠正了不少错误，加强了团结，领导人民战胜了灾害，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党内确实存在不健康的东西，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比较突出；经济上，资产阶级的贪污腐化等坏现象在不少干部、党员中有所滋长；组织上，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有些松弛。为解决这些问题，省委提出整顿基层组织，把集体经济不巩固的社队、变质的单位整好。这项工作计划用三五年时间分期分批进行。全省各级机关抽调1.2万名干部，经过审查、训练，以乡村为主包括城市，立即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即“前十条”）；九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此后，按照中央部署，全省陆续组织了2.8万多名干部开展社教试点工作。通过这一运动，试点单位初步进行了账目、仓库、财务、工分的“四清”，贯彻执行了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建立起各项管理制度。在清理和整顿经营管理制度、管理人员时，训练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100多万人，有些地方还建立了经营管理交流站、会计辅导网等。在开展农村社教的同时，城市也进行了以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五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接受以前历次运动打击面过宽的教训，要求各级主管机关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不层层分配任务。
从一九六二年末开展的城乡社教运动，到一九六四年秋完成了试点工作，即第一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党内党外各种经济犯罪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清理干部中多吃多占的问题；同时也处理了一批官僚主义严重、横行霸道、欺压群众的党员干部。经过这次运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农村，各种经济问题得到初步清理，进一步落实和巩固了农村现行经济体制和政策，完善了财经管理制度和劳动制度，提高了社队干部管理水平，纠正了党员干部的各种歪风，缓和了某些矛盾。在城市，经过“五反”运动，广大党员干部的觉悟有所提高，作风有所改变，特殊化和铺张浪费的风气基本被制止，参加劳动的制度逐渐形成。经过整顿，加强了组织领导，改进了工作方法，纯洁了党的队伍，活跃了民主生活，密切了党群关系。运动激发了干部和群众生产、学习的积极性，工农业生产掀起劳动竞赛高潮。所以，这一运动对于工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地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第一阶段的社教运动出现了一些偏差，表现在：（1）片面地强调阶级成份，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扩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2）在片面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经济上采取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和措施。在农业政策方面，从一九六二年春后，废止了各种形式的包工包产责任制；限制社员在自留地投工投料；限制社员自留地产品及手工产品的自由买卖等。在工业方面，取消了各种奖金和一些正当的福利待遇；对社会上的单干户采取歧视性政策，一般均纳入合作组织。在城乡集市贸易管理上，逐渐管得太严太死，甚至采取以国营、集体商业取而代之的方针。这些“左”的政策和做法，妨碍了生产和整个经济恢复发展的进程，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和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
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二阶段
一九六四年五至六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工作会议，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形势，认为全国三分之一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九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后十条”的修正草案；十二月，又提出“四清”的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上述观点反映出，中央把党内存在的阴暗面估计得过于严重，纠正措施过于偏激，打击面过宽过重。这对地方社教工作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一九六四年冬，在曲阜、海阳、齐河、长岛、临沂、泰安、历城7个县重点开展社教运动，从此揭开第二阶段社教的帷幕，参加运动的工作队员达5.4万人。由于中央指导方针的偏差，不少单位因怕搞不彻底，对基层干部采取“是贼不是贼，先打三油锤”的错误作法；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连”，不少单位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不予解放；有些单位发生了变相体罚与逼供等现象。
一九六五年初，中共中央公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提出尽快解放大部分干部的问题。为贯彻“二十三条”，当时的四清工作团，在春节前对工作组长以上的干部进行了学习整训，节后又对全体队员进行了整训。经过学习教育，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有所纠正。然而，由于“二十三条”提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极左观点，运动的基本偏差仍无法纠正。据一九六五年五月7个重点县初步统计：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人数占基层干部总数的2.8％；开除党籍者占党员总数的5－10％；受撤职以上处分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5％；属于懒、馋、占、贪、变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0％以上；定为领导权“被篡夺”的生产大队占10％左右。在整顿基层组织时，县级领导核心调整三分之一，社级调整二分之一，大队调整二分之一。这一统计表明，对干部的打击面过宽过重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一九六五年九月，省里又派出12万工作队队员，在33个县、2个郊区和9个城市展开面上的社教，其覆盖面约占全省县、社、队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运动中，大批“三自一包”、“自由化”、“单干风”等，把政治上的“左”倾再次扩展到经济领域。
第二阶段的社教运动，把整顿重点放在党内和干部方面，通过运动纠正党内和干部中的各种不良风气，处分一些为非作歹的坏人是应该的。但是，作为这一运动思想基础的阶级斗争理论及斗争重点是“党内走资派”的观点，不能不把运动步步引向歧途，使“党内走资派”越揪越多，打击面也随之扩大，最后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一、整风反右运动及其扩大化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提出大量正确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少数人却乘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种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运动。
山东省的整风运动从四月末初步展开，五月进行全面的大鸣大放，七月转入反右派斗争。参加整风运动的先是省、市级党政机关、各大专院校、民主党派和莱阳、惠民、昌潍三个地专机关等381个单位；下半年又扩大到各城市及工交部门，年末进一步扩大到农村和中小学教师队伍。到一九五七年底，反右派运动第一阶段基本结束，错划了一大批右派分子，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七年末，继在社会上广泛开展整风反右运动之后，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开展了重点抓党内和干部中的右派分子的整风补课运动。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山东省委连续召开了全省四级干部会议和第一届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传达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帮助省委整风，强调言者无罪。与会干部本着对共产党和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对于山东省前段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例如省委对山东情况了解的不深不透，对地方工业发展缺乏长远全面的规划，在反向明路线①（1950年8月，向明主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作，1957年4月，以所谓右倾路线错误被中央撤销党内职务。经1981年中央和河北省委复查，向明问题已予平反。）时打击面过宽等。然而意见提出来以后，省委主要负责人却认为这是“地方主义作怪”，“为向明翻案”，“反对省委路线”。于是，在会议期间就组织了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批判，从而开始了整风补课反右派运动。
一九五八年夏的中央成都会议之后，随着批判“反冒进”调门的不断升高，山东党内以反对地方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为基本内容的大规模“整风补课”运动趋向高潮。干部们提的意见，不论是否正确，统统被指责为向党进攻。先是把青岛、济南、惠民、菏泽等地、市委负责人都打成反党集团；接着，又将一批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打成右派集团；最后，又以反冒进积极、在“整风补课”中对右派态度不明朗等为由，将省长赵建民作为地方主义的总代表进行了重点批判，两位省委书记也遭到点名批判。到年末“整风补课”运动结束时，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和地市、厅局级干部被撤职者达几十人，处级干部数百人，一般干部被处分的更多。至此，反右派运动最终结束。全省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3－4万人（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错划的右派分子均已平反改正）。
这次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了严重后果。它违背实事求是原则，批判按照经济规律和实力进行建设的稳妥方针，否定共产党内外的民主权利，排斥正直敢言的人，堵塞言路，搞得山东省党内外一时人人自危，真情实话不敢反映，“左”倾思想开始膨胀起来，致使后来的经济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和“大跃进”的发动
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之后，迫切要求发展生产力，尽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但是，它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即过分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必须严格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原则，招致了严重恶果。
一九五八初，山东省计委提出年度的主要生产指标为：粮食总产量320亿斤；工业总产值增长20.1％，争取25－30％，其中重工、机械工业增长92％。这已经是冒进的建设计划。然而，随着总路线的提出，在四月下旬召开的省委第八次全委会上，生产指标又大幅度提高。粮食总产量改为350亿斤，争取430亿斤；工业总产值增长50％，争取70％；全年基建投资安排数相当于“一五”期间工业投资总额。不久，山东省委又提出生产指标的第三本帐，要求粮食总产量达530亿斤，工业总产值翻一番。夏季以后，“整风补课”运动日趋偏激，主管计划、财政工作的省人民委员会领导班子，被戴上“阻碍、破坏工农业生产”的右派集团帽子，受到猛烈攻击和清洗改组。此后，经济建设方针、政策上“左”的调门又不断提高。农业方面再次调高农作物产量：粮食总产量保证完成530亿斤，力争达到600－700亿斤，棉花1000万担，花生30亿斤；工业主要指标：生铁产量调为75万吨，钢25万吨。一九五八年十月，山东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大会努力贯彻“总路线”精神，大批右倾机会主义，把山东省的“大跃进”发动起来。随后，山东省人委二届二次会议又通过了一九五八年的“跃进”计划，其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300-400亿元，粮食总产量1600－2400亿斤，棉花2000－4000万担，油料130－200亿斤，基建投资26.5亿元。所定指标之高达到了荒谬的程度。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后，关于调动人民的主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各级党政机关日益重视。然而，这种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宣传，逐渐滑向唯意志论方面，片面强调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观点。一九五八年夏末，在省委统一部署下，山东各地在乡、社、队干部中开展了“拔白旗”运动，撤换了大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冒进浮夸的基层干部。由此，浮夸风越刮越凶。在高指标和浮夸风之下，为了达到无法达到的目标，工农业生产中各种不切实际的方法、措施应运而生，瞎指挥和命令主义非常严重。由于高指标和自以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于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为最时髦的流行语。在山东属于后进地区的范县、寿张等县，甚至提出“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为了加速进入共产主义，在不具备现实的物质和思想基础的情况下，就在调整生产关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上下功夫，“共产风”又时兴起来。认识路线的偏差影响到政治路线和经济的发展。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把大搞群众运动作为进行经济建设的基本方法，甚至是唯一方法。这就为大破各种规章制度、为各种“大办”、“大呼隆”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具体方法，出现了工业以大办钢铁、农业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的第一次高潮。
三、全民大办钢铁运动
一九五八年的工业“大跃进”，首先是围绕中央提出“大办钢铁”展开的。全省大办钢铁之风，早在这年上半年已经兴起。六月份以前各县、乡、社办了十几万工业作坊，其中部分就是土煤窑、土冶炼、土水泥、土耐火材料等工场。六月召开的全省工作会议上，为了推动冶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全党全民办钢铁”的方针，要求全省拿出3％的农业劳力挖铁矿石，平均每县生产铁矿石7万吨；大搞土法炼焦、土法生产耐火材料，组织民间运输力量，搞好冶铁的后勤保障；大力兴办1.5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半数县至少有200个（（小高炉的成本高于国家调拨价，部分由国家补贴）；大力发动群众收集废钢铁，打捞威海的清朝北洋水师沉船以及青岛的日军沉船等。
八月以前，尽管全省人民做出巨大努力，但钢铁产量距离计划数仍有极大差距。例如生铁只生产了2.2万吨（指好铁），占年度计划的3％。就在此时，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钢产量当年翻番的目标，并且肯定了山东七月会议通过的钢铁生产计划数；以后虽略有降低，仍高达年产生铁70万吨、钢20万吨。然而，冶金工业历来是山东省的薄弱环节，一九五七年生铁产量还是零，钢也仅有两万余吨，要在一年之内达到上述目标，无论冶炼设备、煤焦产量、发电能力、运输能力、技术力量等条件都不具备。但是由于省里领导缺乏现代科学知识，主观唯心主义的指导，在条件根本不具备时强行上马。大中型、现代化的冶炼设备和企业建立不起来，就土法上马，大搞小型手工式的冶炼工场；发电能力跟不上，就靠人力风箱鼓风；现代化运输设施和工具不敷使用，就组织农民、市民人力运输队。总之，一切照搬照套过去领导人民战争的方式方法来领导经济工作，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不求效益，不顾后果，以小代大，以土代“洋”，以拚人的体力代替机械设备。农作物总产量的浮夸虚报、超高指标，对工农业生产、特别是钢铁生产的胡闯蛮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山东省全境解放以来，粮食产量的人均占有数一直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五”期间人均低于118.6斤，扣除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即使不储备，全省人均亦仅有300余斤原粮，只能维持低水平的生活。这不能不大大制约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规模，大大影响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是，“大跃进”带来的浮夸风掩盖了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首要问题。各地粮食亩产量入夏以来竞相放出“高产卫星”：先是一千、几千斤，后来是几万、几十万斤。一九五八年实产量，据省统计局以后估计是，粮食245.2亿斤，棉花423.9万担，油料15.7亿斤。而当时省里的产量预报却不断升级：十月初已增报粮食800亿斤，棉花1200万担，花生41亿斤；十一月又报到粮食1000亿斤。既然已无吃粮的后顾之忧，自然可以放手大干钢铁了。
于是，为加快发展钢铁生产的步伐，省里把年初提出的“粮食、钢铁、机械”三个“元帅”减为钢铁一个“元帅”，要求全省一切工作都围绕增产钢铁这一中心进行，千方百计地确保“钢铁元帅升帐”。
（一）大量劳力投入工业系统，加快大上的步伐。到一九五八年底，全省工业职工由上年底的34万人激增至近162万人，增加近4倍；基建职工由5万余人激增至26万人，也增加4倍。在国家职工中，从事冶金、黑色金属和燃料工业的职工为127.1万人，是一九五七年的21.5倍；公社办的企业有职工255万人；两项合计全省共有职工417万人，比上年增加10倍多。同时，还在全省范围开展全民“大协作”大办钢铁。八月以后，各地城镇乡村、党政军民、男女老少数百万人的钢铁大军一齐动手，到处建高炉，挖铁矿，整个山东都陷入大炼钢铁的热浪之中。
（二）在冶炼设备方面，以土为主，以小为主，大中小高炉一起上。从八月末开始到九月底一个月的时间，全省建成各种小高炉和土炉8.1万座。其中1.5立方米以上的1330座，1立方米的1.6万座，猪嘴炉等6.2万座，还有坩锅、大窑炉10万余座。由于各种土炉一般炼不出铁来，徒然劳民伤财，以后建设的重点转向3立方米以上小高炉。到年末，共建起3立方米以上高炉2000余座。
（三）为确保钢铁生产，重点抓了采矿、煤炭、运输、电力等部门。钢铁工业的大步快上，使矿石、燃料、运输等无法适应。为满足铁矿石需要，动员不产铁的地区和县的劳力到产铁的地方参加开采；为解决燃料之急，动员有煤的地方广开小煤窑，实行土法手工采煤。到十月，各地施工的小井达1000余对，生产井310对。全省原煤日产能力达到5.7万吨，最高日产6.7万吨，比上年平均日产1.7万吨增加2.4倍。至于各地大量兴办的小土冶铁炉，由于国家不包煤炭供应，只好毁木伐林、拆房扒屋烧木炭炼铁。为保证煤、铁矿石及时运出，由公社、县、地区层层组织民间运输工具，担负起地方运输任务。此外，铁路运输开展了每日百万吨公里运动，60％以上的汽车实行两班运输和一车两挂，主要河道上的船只实行昼夜航行等，以增加货运量。尽管如此，物资积压现象仍较为严重，每月积压六七百万吨，致使许多工程和工厂被迫停工停产。为保证钢铁生产用电，只好把轻工、民用、农用电力压缩到无法正常生产的地步。如轻工业方面的造纸、纺织、面粉等行业，分别限制用电30－60％。即使如此，发电量仍缺22％。
（四）大搞所谓废物利用，收集废钢铁。一九五八年七月，以青岛市委和青岛海军基地为主，吸收烟台、昌潍各地委的负责人参加，组成海上打捞指挥部，统一领导并限期完成沿海沉船的打捞任务。另外，要求全省每人平均卖给国家5－10斤废钢铁、废铜铝。这样一来，不仅废铜烂铁一扫而光，而且城乡许多地方普遍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不管铁器有用无用，群众同意不同意，见了就收；甚至好物废用，到处砸锅卖铁，拆除家具上的金属等，毁坏了大量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
（五）集中进行突击性生产。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到十二月期间，先后打了四次“钢铁战役”。经过四个月夜以继日的连续苦战，钢铁生产取得突破性进展。据省委钢铁煤炭生产领导小组公布的数字，当年生铁产量99.4万吨，后经统计局核订公布的数为50.5万吨，其中后四个月生产48.4万吨，占当年产量的96％；钢产量25.2万吨，后核订为5.3万吨；原煤1422万吨，后核订为1373万吨；工业总产值76亿元，后核订为59.9亿元。
一九五八年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使全省钢铁工业从年产2万吨钢的起点一跃达到产钢5.3万吨、生铁50万吨的水平，发展速度确是惊人。这是山东省5000万人民一年来毁家舍业、含辛茹苦、艰苦奋战夺得的成果，反映出人民群众崇高的精神和广阔的胸怀。然而，它却不值得庆幸。首先，钢铁生产的高速度本身就是极大的浪费。这次大炼钢铁运动，由于用料多、产量少、消耗大，造成大量亏损。例如，国家生铁调拨价为每斤7-8分钱，而小土炉出一斤铁造价一般在5角左右，高的甚至达9角以上。四个月的大办钢铁运动，山东省亏损5亿多元，相当于整个“一五”期间山东省自筹基建投资额的1.28倍。另外，钢产量的五分之四、铁产量的一半是废品，这本身也是巨大的浪费。再者，投入几百万人力，损坏了大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对于仍十分贫困的山东人民不能不是一次惨重损失。而且片面突击钢铁生产，造成工农业之间、钢铁工业与其他工业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使当时十分脆弱而且发展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受到一次严重的破坏，削弱了自身发展和抵御灾害的能力。总之，钢铁产量的一时跃进，是通过牺牲其他事业和行业，牺牲人民多年积蓄的财富，牺牲将来均衡发展的高速度换来的。所以，从整个社会效益看，当时钢铁生产发展的速度越快，炼出的钢铁越多，越是得不偿失，越会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
一九五八年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不久，为适应工业跃进的形势，中共中央发出合并农业社的指示。据此，济南郊区开始把一些农业社合并为农场，掖县的一些小型农业社并成一万多户的大社。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向全国发出大办人民公社的号召。会议期间，即八月九日，毛泽东视察济南北园公社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此后，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省5.1万个农业社合并为1556个人民公社，到年末又归并为1343处，平均每个公社8511户。其中范县、寿张等县为一县一个人民公社单位的县联社，户数超过10万。
人民公社在体制和所有制上实行政社合一制度，追求“一大二公”。所谓“大”，从行政上说是管理规模大，从经济上说是经营范围大，从财产上说是统一核算单位大。所谓“公”，从所有制上讲是公有化程度高，从经济上讲是大家的财务一律归公、人人平等，从生活上讲是不论干不干，干多干少，每人每天三顿饭。所以“一大二公”不仅是建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又是组织方法。然而，由于公社内原合作社及个人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收入水平都极不相同，加上在办社过程中，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生活资料、粮食物资统统归公社所有，许多地方甚至将社员的私人存款、房屋也收为公有，实行所谓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因此，建立人民公社实际上意味着生活水平低的人共了生活水平高的人的产，贫队共了富队的产，公社共了社员的产，这就形成“平”的问题。在办社过程中，广大基层工作者又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直接支配。各公社、县任意抽调生产队的人力、物资、资金搞工业，搞水利，搞基建，这又形成“调”的问题。由此可见，正是“一大二公”的体制，导致“一平二调”的错误。
在生产组织方面，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搞大兵团作战。一社几千几万人拉出去，完全打破原有村社的土地界限，实行全公社集体耕种、集体管理、集体收获；收获物归集体所有。在耕种方式上，不顾实际情况，强行规定翻地深度、用种数量、作物品种等。有的地方提出“翻地不到二尺不许播种”，即使误了农时也在所不计。播种时大搞密植，一亩播种几十乃至几百斤。在耕种方式上，片面强调精耕细作、少种多收。为了追求产量，强迫各地大种地瓜；种了其他作物的地方，强令毁苗重播。
公社化以后，立即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从一九五八年夏开始，先后开工兴建一大批水利工程。其中大型工程主要有位山引黄枢纽工程、韩庄枢纽工程等以及大型水库几十座。为此，全省动员民工数百万人，大战一秋一冬一春，其中仅位山工程即动员民工近28万人。这些水利工程，小的需几个月，大的需一两年，一直持续到一九六〇年才告一段落。全省共兴修大中型水库150座（库容40亿立方米），打井11.7万眼，小水库5600座，小水渠8000处。这些水利工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变水害为水利，在以后的生产中发挥了极大效益的，这些主要是大中型山谷水库；一种是投入大量劳力、资金，劳而无益的，如一批引黄枢纽工程和平原水库，建成后因次生盐碱等问题而全部报废，其中仅位山工程一项就损失资金一亿余元；再一种是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不仅不能兴水利反成水害的，如一些地区盲目“让河流改道”的工程，打乱了地面水流的自然流势和流向，招致以后的连年水灾。
公社化后的另一件大事是大办工业、大办钢铁。一九五八年夏季以前，各地农村已开始纷纷办工业，截至六月十日，已建立11.8万个场点。六月，全省工业会议上又提出当年创办50万个工业厂、矿、组的奋斗目标，让农业社必须拿出3％左右的劳力采掘矿石，10－20％的劳动力投入工业生产。全省共有2000余万农业整、半劳动力，一下拿出这么多劳力办工业，对于靠人力、畜力维持生产的农业，显然是无力承受的。然而，随着公社化的实现和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的开展，各地不顾能力、条件，蜂拥上马大办工业，全省农民从事工业、水利、副业、运输等生产的人数达470余万人，其中工业260万人。但由于既缺乏技术、设备，又缺乏知识、经验，这些工场生产效益甚低。例如炼铁动用了上百万人，当年仅炼铁6.8万吨，而且多是无法直接利用、基本未算入产量的三类“土铁”。此外，象生产的37万吨土化肥、3万吨土水泥等，在以后的清仓中证明也都是废物。真正有效的，只有58万吨原煤和174万吨铁矿石等。
在当时山东省粮食生产远未过关的情况下，农村人民公社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粮食生产，并辅之以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随着农业生产的改善，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整体安排，公社可以把越来越多的力量和精力转移到工业领域。然而，公社化后却把农业生产放在次要地位，全省共有187万农业劳动力因招工、支援外省等离开农村，加上其他“大办”，共减少660万人，而且几乎都是青壮劳力。真正从事田间劳动的人数只有一九五七年的62％，其中又多是辅助劳力和半劳力。为了几个“大办”，大批工具、农具、牲畜、车辆、机械都投入水利、开采、冶炼、运输等部门，致使一九五八年秋，成片的庄稼、棉花无人收获；冬小麦种植面积比“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减少14.2％，种上的也因肥料不足、耕种马虎、种植过密、无人管理而生长甚差。这成为一九五九年以后连年发生粮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节 农业的严重形势和工业的继续冒进
一、农村的严重形势和对人民公社的整顿
一九五九年初，公社化中的严重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粮食严重不足，生产趋于瘫痪。
早在一九五八年末，秋粮刚刚登场不久，一些号称“特大丰收”的地区，包括济宁、聊城等地，已经开始闹粮荒。到次年二月，粮荒在全省农村普遍蔓延开来，当时粮食紧张的县、市共31个，占全省的37％。其中最严重的是浮夸风最盛的济宁（包括今菏泽地区）、聊城（包括今德州地区）地区。在31个缺粮县中，济宁占9个，相当于本地区县数的53％；聊城占6个，相当于本地区县数的40％。
产生粮荒的根本原因，一是省委把工作重点放在“整风补课”和批判地方主义等政治运动上，忽视了经济工作。二是在经济工作中大办钢铁，忽视了农业生产。三是在农村工作中大搞公社化运动，忽视了粮食工作；而在粮食工作中又只抓种不抓收，大量农作物烂在田里，损失甚大。粮荒的其他原因还有，城市人口大增，扩大了吃统销粮的面；高征购使农民极少存粮等。
为了解决农村存在的粮荒问题，省委作出如下决定：第一，不论粮食紧张还是不紧张的地区，立即彻底放弃挤群众粮食的做法。第二，立即向群众摊牌亮底，说明当前的困难，动员党团员带头，共同克服困难，渡过春荒。第三，在安排好生活的同时，把基本核算单位肯定下来，配好干部，编好生产小队，做好包工包产工作，安排好生产。第四，粮食紧张地区生产队和社员的欠款、欠帐，麦收前一律不得清算。一九五九年四月中旬，在济宁召开贯彻中央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期间，省委又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加强领导，通过解决公社体制、压缩粮食销量和清算大小集体及社员之间的帐目等方法，进一步解决粮食问题。经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把28.4亿斤粮食返销回灾区和缺粮地区，这才战胜了严重粮荒，渡过了难关。
一九五九年三至四月间，针对公社化过程中暴露出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连续发表讲话和党内通信，提出彻底解决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以及《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等文件，为整社工作提出了较明确的方向和工作方式方法。三月中旬，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落实中央精神。经过激烈争论，会议一致肯定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原则，一致拥护实行按劳分配、扩大劳动部分分配比例和评工记分等分配方法。三月下旬，各县纷纷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和公社四级干部会议，吸收部分社员代表参加，进一步在全民中贯彻整社精神，白天生产，晚上开会，确定体制，清算帐目，解决大小集体及集体与社员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央精神的传达与贯彻，在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许多领导带头检查，承担责任，诚恳地听取群众的批评。县、公社把集中的粮食、农具、肥料、马车、现款等大部交还给生产队和社员。在这一基础上，体制问题、包产问题、评工记分问题等得到初步落实，干群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初步得到改善，公社化中的严重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群众生产积极性逐渐有所提高，春地基本都种上了。
为了减轻城市供应的负担，解决农村劳力不足的问题，上半年全省裁减了52万工人回农村，停办了部分大型水利工程、基建工程和社办工业，调整了公社内外的一些关系问题。
二、工业和城市经济问题的初步暴露及纠正
一九五九年初，“大跃进”带来的弊端在工业和城市经济中也日益显露出来。
首先，钢铁生产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极不相称，并且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在矿石方面，由于仍以手工开采为主，矿山越挖越深，采剥量与矿石达到10：1，每采一吨矿石耗用10余个劳力，无法保证冶炼的需要。在煤炭方面，由于长期重开采轻掘进，寅吃卯粮，打乱了工作面。上半年原有19个国营煤矿中仅有4个矿工作面比较正常，6个矿采掘严重失调，有的根本没有工作面，靠吃煤柱过活，全省日产水平由7万吨落到5万吨。在质量和成本方面，铁的含硫量过高，合格率不及50％，无法用以炼钢。每吨铁成本高的达1000元以上，一般在四五百元左右，而国家牌价是每吨200元，所以每炼一吨铁就要亏损二三百元。上半年共炼60余万吨，仅此一项就需补贴资金1.2亿元。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的大量浪费，造成财政亏虚。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全省亏损5.7亿余元。除了占用私人的银行存款、企业资金，拿了群众的东西无力偿还以外，全省历年节余都差不多用光了。到一九五九年中，全省财政超支0.9亿元，赤字达1.7亿余元，全年23.4亿元的信贷指标已贷出23.1亿元。省内流动资金额仅几千万元，财政实际处于枯竭状态。
其次，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失调，经济不平衡状况日趋严重。在工业生产中，重工太重，轻工太轻，轻工业产品产销之间脱节的差数过大。据济南、青岛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调查，计划购进商品，能够安排生产的仅54.5％。其中五金类全无，百货缺51％，化工缺76％，交电缺91％，煤炭、木材缺45％，农业生产资料缺99.4％。手工业情况更糟，由于“大跃进”后手工业都升级转并为国营企业，差不多陷入停顿状态。工业对农业的冲击影响了农业生产，反过来又限制了轻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生产因为缺乏全面安排，特别是由于农副产品收购不起来，原料、材料缺乏，有的工厂面临停工，有的工厂减产，不仅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货币回笼，而且影响市场供应。农业和轻工业的萎缩又冲击了市场，大大影响了群众生活。城市居民不仅减口粮，肉菜等副食供应更加紧张。
第三，企业管理混乱，经营不善，劳动生产率下降。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造成生产管理的无政府状态，主要是人员庞杂，组织管理混乱，指挥调度不灵，各种制度和操作规程被废除或被忽视，使原料消耗过多，质量下降，设备严重失修，工伤事故增多。以支农产品为例，“大跃进”期间生产的无法使用的土化肥、土农药、农业机具和六十年代初收购的菜种子、代食品，共造成商业损失5亿余元，占商品损失总额的68.9％。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工业企业职工劳动生产率与一九五八年同期比较，昌潍降低51％，烟台降低38.7％，聊城降低44％。
一九五九年四月以后，随着粮荒问题的逐渐解决，省委开始抓紧解决工业的问题。在济宁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了整顿工业的问题，决定边整边改，上下结合，力求迅速扭转生产和管理中的混乱状态。当时工业战线的整顿主要集中于下列方面：
（一）加强计划工作，从宏观上实现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省委多次压低重工业生产指标和发展的速度、规模，以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为加强综合计划的管理工作，强调各部门、各地区的计划必须统筹安排，不能各有一盘棋；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和健全计划管理与检查制度，掌握和督促计划执行情况，保证重点工程、重点产品按期完成。
（二）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水平。其主要措施是：（1）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大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后，厂党委包揽一切，助长了生产上的瞎指挥风。据此，会议强调恢复和建立厂长负责制，建立起生产、技术、行政工作强有力的指挥系统。（2）整顿劳动组织和职工队伍。按照生产任务和企业管理的需要定员定额，多余的人员坚决裁减下去，或动员回乡务农，不准盲目吸收劳动力。（3）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原有合理的规章制度必须坚决执行，已废除的要恢复起来，并根据新情况和实际需要建立一些新的规章制度。（4）改善上下关系、干部职工关系，克服在“大跃进”中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歪风。（5）适当解决当前存在的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提倡劳逸结合，改善职工生活。
（三）提高轻工业、手工业的生产地位。在总的原则方面，虽然继续把钢铁、煤炭当作重点，但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注意合理安排轻工、化工、纺织和百货日用品的生产。省委提出适当压缩钢铁的基建材料和投资，妥善安排化工、纺织和轻工业生产，充分挖掘潜力，节约原料、材料的使用，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拨出部分金属材料进行小五金和日用品的生产，改善市场供应。在手工业方面，恢复手工业管理局及其下属机构，已被轻、重工业吞掉的人员设备等重新吐出来，加强机械、原料等的供应。被冲掉的名牌产品，如烟台的钟表、绣花、花边等，也重新恢复了生产。
（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大跃进”之后，人力、物力、资金、材料的浪费积压极为严重，这是经济建设上“左”倾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虽然不能改变各方面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能够部分解决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中的某些弊端。增产节约运动主要采取的措施是：（1）充分挖掘企业潜力，千方百计地解决原料、材料、燃料的困难。各地区节约的原材料，可在增加生产的原则下自行处理。（2）增产节约运动的中心环节是提高产品质量，克服质量下降造成的损失。为此，要求加强技术管理和质量管理，严格操作规程。（3）精减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全省头五个月共精减52万工人回农村。省委要求年内精简75－80万人。（4）加强设备、工具的维修，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改变拚设备、吃老本的方法，防止设备和人身事故的发生。
（五）加强财政监督和财务管理，严格财经纪律，克服资金管理和使用上的混乱状态，扭转紧张被动局面。为保证以上规定顺利执行，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自觉遵守，各级党的监察部门认真监督，各级财政金融机关把好关。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全省农业、工业和商业等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退够、站稳、前进”的指导思想，在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都退了一步；对于干部的不良作风和某些“左”的思想进行了纠正；对于各部门之间和各部门内部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也做了一些调整。上述措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整个经济的混乱局面，但缓和了干群关系，维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
一年来疾风骤雨般的社会鼎革之后，中共山东省委对于前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工作中的主要错误进行了初步检查。省委认为，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在“大跃进”形势到来之后，领导上不够冷静，头脑发热，有“左”的情绪。在思想方法上有主观片面性，这表现在对下布置任务过大，时间要求过急，没有全面考虑实际可能性，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规律性。由于存在官僚主义作风，特别是在公社化以后，忙于大办钢铁，接着又清算地方主义等，对很多问题不能防患于未然，又未能及早解决。在组织上失去控制，表现在取消了必要的统计工作，只凭主观估计定数字；对一些规章制度只破不立，或者乱破乱立，使领导对很多问题不能事先有所控制，容易陷于被动。省委的自我批评，尽管没有抓住要害问题，经济工作上“左”的指导思想未得到根本清理，但仍不失为领导工作趋向好转的有利转机。
三、“反右倾”运动与“大跃进”的高潮
一九五九年七月至八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会议对彭德怀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提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生死斗争的高度。会议之后，又在全国范围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这次会议，对于山东的工作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一日，省委召开第二届十四次全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并且联系本省各地区、各单位上上下下的组织与个人，部署清除所谓“右倾思想”。在会议报告中，省委领导人提出要区别前段工作中的反右倾与拔白旗、鼓干劲与浮夸作假、反对资本主义与刮“共产风”、反浮夸作假与隐瞒少报、群众运动与“大呼隆”等问题，实际上是把以前对各种“左”倾思想和方法的抵制全部否定，把上半年纠偏措施、特别是农业方面的纠偏措施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展开了批判。这样，上半年开始得到初步澄清的各种错误思想重新抬头，全省工作再度陷入混乱状态。
庐山会议之后，山东同全国一样，批判了一九五九年中期那些合理放慢速度、寻求综合平衡，特别是放慢重工业发展速度的措施。在大批“右倾”的过程中，经济建设上“左”倾盲目的“大跃进”思想再度兴起，各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再度提出。在农业方面，完全不顾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严重恶果，又提出更加荒谬的粮食年产400-450亿斤的生产指标和75亿斤的征购任务，并在全省农村结合“反右倾”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十月，全省连续召开地、县委第一书记会议、“六边”①（边看、边听、边议、边决、边写、边行。）现场会、畜牧大会等，反瞒产之风甚嚣尘上，并又撤换了一大批敢于讲真话的基层干部，有些社队甚至半数干部被撤职。在高征购的压力下，尽管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仅有209.8亿斤，却又逼出424.9亿斤的虚假数字，征购也完成70多亿斤。在浮夸的基础上，省里又订出一九六〇年年产500-550-600亿斤的粮食指标，内部掌握则争取达到600一650亿斤。工业方面，九月结束的省委扩大会议提出当年产生铁147万吨、钢18万吨、煤2220万吨的指标，并力争数量提前完成，质量提前升级。到年终，工业总产值达80.87亿元，比上年增长35％。其中重工业32亿元，比上年增长50％。与一九五八年相比，钢产量完成22万吨，增加近3倍；生铁产量150万吨，增加1倍；原煤产量2304万吨，增加67.8％，达到省委扩大会议调整后的指标，也更助长了“左”倾求快情绪。在此基础上，省委又制定出一九六〇年更加冒进的工业“跃进”计划。其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100亿元，钢30.9－50－70万吨，生铁200－260－300万吨，原煤2600－2800－3000万吨，发电量22.5－23.2－25.2亿度等。一九六〇年五月，省委批准计委对当年生产的补充计划报告，再次大幅度提高工业指标，工业总产值为203－500亿元，生铁350万吨，钢72万吨，钢材45万吨，煤炭3500万吨。
在新的冒进计划指导下，“大跃进”的第二次高潮从一九五九年八月开始，持续到一九六〇年十月，前后十四个月。这次“跃进”是在农业已经面临严重危机，粮荒日趋严重，并且有了一次沉痛的冒进教训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一）工业。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新的“跃进”，结合增产节约，一九五九年第四季度开展了超额完成省计划运动。一九六〇年第一季度开展了“开门红”、“月月红”运动，第二季度开展了大战“红五月”和“一、二、五、十”①（指日产1万吨生铁，2万吨焦炭，5万吨铁矿石，10万吨原煤。）运动。一年之中，这样的生产运动持续不断。
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大大增加了投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经济建设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由“一五”期间的23％上升为60％。两年中由地方财政支出的基建投资比重由“一五”期间的20.7％上升为49.5％。工业生产的大发展，要求更多的人力投入。为了加快货物周转量，从一九五九年九月开始，开展了群众性短途运输，全省动员28.5万人参加，动用运输工具23万件。十月初，省委又决定增加20－30万临时工，以加强工业战线。进入一九六〇年以后，随着工业大上，特别是“小土群”、“小洋群”大上，新增职工76.4万人。工业的盲目发展，不仅占去大量劳力，还造成巨大浪费。据以后统计，三年“大跃进”中，山东省国营工商业的物资盘亏、报废、削价、丢失、霉烂等损失财产资金，以及挤占银行、集体的资金（不包括“平调”人民公社部分）共约22亿元。
（二）农业。一九五九年秋后，全省掀起大办水利的热潮。这一年，仅大中型水利工程项目便上马266项，小型工程16万个左右。全省投资共9亿元，其中从农村社队征集6亿元，约相当于“一五”期间全省投资总额。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887万人。甚至在一九六〇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
农村另一劳力支出是社队办工业。省委计划安排的5000多个“小洋群”企业多数由社队经办，加上更多的“小土群”，占去全省农村大量劳力。据统计，到一九五九年末，全省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单位达1.5万余处，工业就业人数58.4万；加上运输15万人，基本建设150万人，外调及国家义务工50万人，共达280万人。
（三）文教卫生。文教卫生一直是山东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应得到优先和较快的发展。然而，山东省人口多，家底薄，农业生产不过关，难以负担太多的非农业人口。这就决定了山东省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不能太急太快。但在“大跃进”中，这些部门也进行了超越本省负荷能力的增长。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三年间，山东省高等学校由7所增加到63所；中等专业学校由86所增加到474所；技工学校由44所增加到145所，普通中学由1004所增加到2770所；小学由5.2万所增加到6.7万所。在校学生数以及教职员数分别增加1－2倍，共达837.4万人。全省医院、疗养院等卫生事业单位一九五七年为1万个，一九六〇年增至2.4万个；卫生事业工作人员数由8.7万增加为9.7万人。此外，农村社队中还有16万人从事文教卫生的民办人员。
总之，在“大跃进”高潮中，工业、基建、水利、文教等部门都在“大办”，都从农业战线拉人，又一起吃农业，把农村经济搞得极其虚弱，成为以后连年粮荒，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
四、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一九五九年春，全省人民勉强渡过春荒，迎来夏收。这年的夏粮虽然长势甚好，但是由于一九五八年秋播面积只及常年的74.5％，反比常年少收10几亿斤；到了秋季，人们翘首以盼的秋粮又只相当于大灾之年的收成。这年夏秋两季共产粮209.8亿斤，只有“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的85％。一九六〇年，粮产量急剧下跌，全年产粮仅165.9亿斤，相当于“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的68％，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尤其是素以山东省粮仓著称的烟台、昌潍，当年粮产量分别比上年减少38.4％和27％，两地区共少收24亿斤。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八月，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达65万人，患水肿、干瘦等疾病者达420万人，逃荒未归者110万人，全省缺粮人口共1596万人，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142.7斤，处于严重的饥饿线上。
粮产量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人力减少。自“大跃进”以来，大批人力投入工业战线，农村劳力下降20％；在农村劳力中大多数又在修水利，到一九六〇年夏尚有近三分之一未撤回农业；而且，由于连年粮荒，劳力体质下降，生产效率甚低。第二，牲畜减少。山东省一九六〇年的大牲畜头数比一九五七年减少33.2％，又由于缺乏饲料，大多数牲畜十分瘦弱，失去生产能力；生猪存栏头数减少40.9％。这对于倚牲畜耕地、靠生猪积肥的山东省农业是巨大损失。第三，播种面积减少。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两年，全省共荒地5000－6000万亩，如以每亩产量120斤计，少收60－70亿斤。第四，经营不善。从事农作的人力、畜力和肥料下降一半，影响了耕作质量和田间管理，造成地力贫瘠、草荒严重和虫灾泛滥。农业和社会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工作的“左”倾指导思想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使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更加混乱，打击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反右倾”调门不断提高，全省各地方干部由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情绪普遍增长，不顾客观条件争先“过渡”的现象，即“平调”现象再度普遍发生。
农业的严重问题，必然影响工业。一九六〇年十月以后，山东省的工业开始迅速衰退。在这年最后五分之一的时间内，铁矿石完成全年产量的9％，生铁完成全年产量的9.7％，钢完成六分之一，煤炭完成六分之一，工业总产值完成全年的3.3％。“大跃进”以钢铁的跃进开始，又以钢铁生产的严重下跌而告失败。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
一、“左”倾政治错误的初步纠正与生产救灾运动
“大跃进”以来，由于党内生活极不正常，错误地批判、处分了大批干部，搞得人人自危。一方面形成许多干部不敢讲真话、不敢负责任的庸俗作风；一方面形成部分干部说假话、强迫命令、不顾群众死活的恶劣作风。所以，正确处理上述运动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为错误批判、处分的干部复议纠正，加强全党全民团结，是改变局势的一项主要政策。一九六〇年十月，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派曾希〓来山东解决问题。十月以后，省委根据中央部署进行甄别平反工作，为部分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平了反。次年一月，谭启龙主持中共山东省委工作，对全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重新进行了清理。七月，省委颁布了《关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提出彻底转变领导作风和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问题。
省委认为，对干部、党员的错误处理是省委领导欠下的一笔政治账，要坚决甄别，不能再拖。并决定在拔“白旗”和反右倾中，凡科员以下戴了帽子的一般干部、党员和群众，一律宣布无效；级科局长以上干部“整风补课”以来受到批判或处分的，由各级党委成立专门小组加以甄别；各级党委代表省委向被错误批判或处分的同志道歉，同时层层承担自己的责任。
在转变领导作风方面，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带头，按照党章办事，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外民主生活；走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克服听喜不听忧的坏习气，鼓励如实反映情况和提意见；带头学习、执行党的政策；在上下左右之间建立正常的同志式相互关系，互相团结，互相支持。
省委领导认为，几年来应吸取的几条重要经验教训是：从思想上看，省委对于山东广大干部、党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工作中发生问题过分责备下面；从工作上看，省委对山东的历史、地理、气候等特点，与社会的客观条件，缺乏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缺乏工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识，对许多经济问题的处理带主观盲目性；在党内斗争方面，没有很好学习和记取历史上“左”倾路线的教训，重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省委主要领导人有的以正确自居，稍有成绩就骄傲自满，官气很大。
在省委带动和督促下，处理错案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到一九六一年末，共有6万余人的错误处理得到纠正，占被错误批判干部的三分之二。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可能系统彻底地清算政治上、经济上的“左”倾错误。
省委在纠正政治错误的同时，领导全省人民开展生产救灾运动，渡过了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
（一）两年多“大跃进”留给山东人民的，是经济战线的一片混乱状态。全省5200万人民都在忍饥挨饿，近2000万人民甚至有性命之忧。如何战胜饥荒，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摆在山东党政军民面前的首要任务；而如何渡过春荒、尽量减少损失、保住人命，又是当务之急。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七日，省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紧急指示》，确定生产救灾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为战胜灾荒而奋斗。十一月二十一日，省人民委员会又发出《布告》，布置做好救灾的具体工作。从冬到次年春，全省主要做了下列工作：（1）秋收中精收细打、颗粒归仓，秋末又种越冬菜200万亩，掀起种粮、种菜、收集代食品运动；（2）少征公粮，按低标准落实安排各地社员生活；（3）开展捐献粮食、捐献衣物活动，支援农民；（4）开展疾病防治工作；（5）压缩城镇劳力，抽调干部加强农业战线，城市和机关共下放劳力210万人。
为了帮助山东救灾，中央在一九六〇年最后两个月调给山东省粮食10亿斤（包括返还4亿斤），救济款8000万元，拖拉机2000台等。华东各兄弟省支援粮食2亿斤，代食品2.5亿斤，棉衣170万件等。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山东人民团结奋斗，渡过了封冻和青黄不接两大关口。一九六一年春的病情和死亡率较上年有所下降，外流人口部分返回，全省人民渡过了春荒。
（二）进入一九六一年，省委估计当年要收获200亿斤粮食，全省人民方能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然而一九六〇年入秋以后，全省酷旱无雨。鲁北三区甚至九个月没有下雨，全省9000万亩耕地七个月未下透雨，小麦产量大受影响，总产量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一半。由于春旱，聊城、德州、惠民等地300万亩耕地未能播种，五分之一的土地因严重缺苗需要翻种，其他地区的春播也受到影响，全省春播面积较“一五”期间减少15％。入夏以后，全省又连降暴雨，汛期雨量较常年多100毫米。特别是鲁北三区雨量更为集中，致使洪水泛滥，受灾面积达1658万亩，占播种面积的50.2％；绝产1086万亩，占粮田面积的50％。到秋粮登场后，鲁北三区粮产量比上年下降56％，全省总产量与上年持平，比省委原预计最低需求量尚少30余亿斤。
鲁北三区秋灾发生后，全省再次开展了生产救灾和增产节约运动。为加强对生产救灾的领导，全省各级党政机关组织大批干部深入灾区，并组织慰问团携带粮、菜、药品等前往灾区支援。解放军和民航部门还出动飞机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空投熟食、药品。到十月上旬，全省共支援灾区粮食4亿斤，加上国家调入共14亿斤，干菜450万斤，煤炭20万吨，拨救济款1335万元。为战胜饥荒，灾区人民开展了农副业生产。秋后，鲁北三区共种小麦1322万亩，捕鱼652万斤。入春，省里又向灾区发放大量粮食，支援扶持春耕生产。由于春耕工作抓得紧，全省基本上消灭了春荒地，使耕种面积大致恢复到了一九五九年的水平。
（三）一九六二年夏，全省小麦产量达39.7亿斤，虽比上年增长51％，但比一九六〇年还低四分之一。入秋，暴雨连绵，全省半数以上地市、县受涝，成灾面积达3100万亩，比上年增加27.6％。秋粮产量与上年持平，全省粮食总产量为182亿斤，是一九六〇年以来连续第三个产量最低的年份。为战胜灾荒，渡过难关，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省委发出《大力开展抗灾斗争，积极抓好秋季生产的紧急指示》，具体措施是：（1）种足种好小麦，稳定人心，为明年丰收创造条件，并切实帮助群众解决耕种中的实际困难。（2）采取以工代赈方法，在鲁西北低洼地区建设一批关键性排水工程，改变连年水患频繁的局面。（3）搞好小秋收，采集代食品，搞好副业生产，以补粮食生产之不足。（4）逐队逐户安排好群众生活。
国家也从各方面给山东省灾民以巨大的援助。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国家共发放救济款1.4亿元，救灾布700多万米，棉花200多万斤。如果不是全国人民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节衣缩食支援山东，山东省人民将遭受更加严重的困难。
尽管全国人民大力支援，由于全省连年粮荒，一九六三年入春以后，全省缺粮人口仍有1000万，其中鲁西、鲁北的四个地区就有800万人。加上农村统销粮比一九六一年减少2.7亿斤，口粮安排紧，人民生活极为艰难。为此，省委在一九六三年初又拨出1亿多斤粮食和部分贷款扶持穷队；省里集中配置了大量拖拉机，国家也从外省调入一批拖拉机帮助春耕春种，以补畜力之不足。经过努力，一九六三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198.5亿斤，尽管仍是一九六〇年以来连续第四个总产量低的年份，但终于接近200亿斤这个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至此，大规模的生产救灾运动基本结束。
二、国民经济初步的全面调整
一九六〇年十月以后，随着中共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八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山东省进入全面调整的第一阶段。初步调整的中心是农业，其他部门的调整，都围绕着怎样适应和服务于农业这一主题展开。这段调整的特点是，工业、基建、财贸、文教等部门迅速退到农业所能承受的规模；调整的基本方式是城市和工业减人，农业加人，变粮食的消费者为生产者，增加粮食产量。
（一）农业方面的调整。
一九六〇年末，严重的饥荒笼罩全省。如何恢复凋敝的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向良性转化的关键；而改善公社体制又是发展农业的关键。因此调整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次年三月，又公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这两个文件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理论和政策，是进行和指导农业调整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在许多方面切中时弊要害，一经公布，在山东引起巨大反响。从一九六〇年末开始，全省干部结合整风整社，认真组织了对中央文件精神的学习和落实。中央进行农业体制调整的根本原则是：增加生产队和社员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克服上面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病，以利于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山东在贯彻落实这些精神中主要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1.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实行以农轻重为序的工作安排，树立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思想，把生产的重点转向农业。山东省人委提出，全省人民的义务是：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战胜灾荒，把农村的形势转变过来，争取一九六一年农业达到应有的丰收，保证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全省人民在实际工作中，把搞好农业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2.对人民公社体制中阻碍农业生产的缺陷与弊端进行了调整和解决。在生产管理体制上，反复重申和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改变过去县、公社任意指挥生产、平调物资的现象，先是将生产、管理、分配权固定在大队，在各生产队建立了各项管理制度，如包工包产制度、评工记分制度等。但是，实行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仍无法避免平均主义带来的低效率。一九六一年，全省许多地方开始试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新制度，即把土地及部分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和生产、生活的管理权进一步下放到相当于原初级社规模的小队。到一九六二年初，全省已有近40％的大队实行了小队核算。为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地方试行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留“保本田”等办法，把集体土地交社员支配，收入由社员、生产队分成。据即墨下泊公社调查，全部土地包产到户的队占11.2％，部分包产到户的占36％。另外，将公社化期间上收的社员自留地、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发还给原主；解散了公共食堂，取消了部分供给制的规定，社员按工分分配产品等。上述生产、生活管理体制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瞎指挥、命令主义和平调风的产生，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
3.坚决纠正“共产风”，实行经济退赔政策。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两年，公社曾对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财产、物资进行了部分退赔。然而由于当时“共产风”并未根本纠正，退赔很不彻底。一九六一年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平调问题，省委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有“倾家荡产”、“破产还债”的决心，贯彻群众路线、民主协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合理地解决问题，务使生产队和社员满意。一九六一年夏，针对许多干部退赔不力、调多赔少等问题，重新进行清理计算，估计全省“平调风”共给群众造成约20亿元的损失。省委提出，要在今后三五年内赔完，做错了事必须改。为帮助地方赔偿群众损失，中央多次拨出专款，其中仅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次即分配山东省平调退赔款2.2亿元。
4.精简非农业生产人口，加强农业。人口的精简包括两方面：其一是精简农村中的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员，把从事农田水利建设和其他建设的大量劳力放回农业生产中；把公社、大队各种工副业从业人员都减到最低限度；全部解散农村各种成人学校、农校、宣传队、文艺队等脱产组织。经过整顿，农村社会劳力中的农业劳动力人数一九六〇年末增为1247万人，占农村社会劳动力的75％；一九六一年末为1492万人，占农村社会劳动力的87.5％；一九六三年末为1590万人，占90％。其二是精简城市和工业人口。当时，一方面农业劳力不足，一方面工业等部门由于战线太长、规模过大、开工不足等，劳力大大有余。由于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一九六〇年粮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减少四分之一强，销量却增加四分之一。因此从年末开始，山东大力压缩城镇人口。到一九六一年末，非农业人口减少85万，职工减少44万。一九六二年，非农业人口又减少50万，职工减少51万人。经过两年精简，使工业和城镇人口基本退缩到农业能够负担的水平，增加了农业劳力，这是完成调整任务的决定性的一步。
5.减少粮食征购数量，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分别征购贸易粮35亿斤和37亿斤，比过去减少一半。此外，两年间国家多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实行农副产品奖售和换购，适当照顾农民利益。这些措施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给农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促进了农业的恢复。
经过两年的调整工作，在农具、畜力不足，生活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全省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日益高涨。尽管由于天灾和“大跃进”的创伤，生产力的恢复十分缓慢，但粮食产量仍有回升，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开始初步扭转。
粮食产量的回升，带来整个农村经济的好转。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为了救灾不得不大大压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与“一五”期间相比，棉花种植面积减少近一半，油料作物减少一半多，麻类减少40％，烤烟减少近一半。一九六二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较上年一般略有增长，除棉花外，其他作物产量都高于一九六〇年。林业方面，一九六二年后，落实林权和林业政策，鼓励国家、集体、个人种树，实行谁种谁有，当年造林115万亩。副业方面，一九六〇年大灾之后，为了补助农业，省里拿出部分物资和资金大力扶持开办各种手工作坊，开展刺绣编织，鼓励打鱼围猎，养殖家禽家畜。此外，还放宽了市场和收购政策，促进商品交流，使副业总产值迅速恢复和增长。到一九六二年，副业总产值比一九六〇年增长60.9％，畜牧业总产值增长67.9％。
（二）工业、交通、基建方面的调整。
一九五九年以来，尽管中央已经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方针，但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业发展缺乏正确估价，看成就多，看问题少。因此在一九六〇年末农业开始调整、后退时，工业指标不仅没有下来，反而继续上升。对一九六〇年的估计，山东省人委认为，除农业外其他方面是好的，是继续跃进的。一九六一年工业发展的任务是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基础上，争取继续跃进。由于“以钢为纲”、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观念没有改变，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和建设的势头，仍与国民经济实力不相称。山东上报和中央批转的计划指标，均高于一九六〇年实际产量。工农业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决定了这一计划无法实现。
一九六一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地市委工业会议，研究生产形势，分析存在的问题，重新落实计划。根据中央关于压缩工业，发展农业，压缩重工业，发展轻工业的方针，会议指出，工业调整的原则总的是大减重工，小减轻工。重工业除煤炭外，其他行业都减，重点是冶金、基建、机械和建材；轻工增日用百货，减食品，纺织亦要大减。调整与裁减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是“调、整、转、并、停”。“调”就是调整布局，缩短生产战线；“整”就是普遍整顿劳动组织，定型（定企业规模）、定员、定额，压缩管理人员及非生产人员；“转”就是将部分重工业转为或分为生产日用品的工业，将部分生产主机的转为生产配件和零件的，将过去搞小百货、小五金的归队，将常年工业转为季节性的工业等；“并”就是将某些“小土群”、“小洋群”进行合并，一业多厂的也适当合并，将无原料的厂合并到有原料的厂，将不配套的经过调整合并使其配起套来；“停”就是停一批不合理的厂矿，停一批可以不办或缓办的项目，停一批两三年内解决不了原料的企业。从一九六一年秋，山东开始对工业实行全面调整。
1.降低工业生产指标。一九六一年十月，生铁年产量指标降为40－50万吨，原煤日产量降为4.5万吨。一九六二年又对工业生产指标大幅度调降。生铁年产量计划30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14.8％；铁矿石185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17.3％；货运量5530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39.2％。
2.实行“关、停、并、转”，缩小工业规模，改善内部结构，合理调整布局，减少浪费亏损。到一九六一年末，全省县以上工业企业数由一九六〇年末的3026个减为2349个，减少22.4％。一九六二年，又对企业进行大规模调减，到年末减为1648个，比上年减少701个。一九六三年，全省县以上企业进一步减为1344个，比一九六〇年累计减少56％。与一九六一年比较，煤炭工业企业保留70个，减少11个；钢铁企业保留11个，减少30个；电力企业保留83个，减少2个；化学企业保留42个，减少66个；机械企业保留303个，减少160个；纺织企业保留112个，减少106个。到一九六三年，“关、停、并、转”调整任务基本完成。
3.精减职工。到一九六三年，全省工交基建部门共精减职工84.3万人，比一九六〇年减少55.9％。
4.工业转向以农业为基础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轨道。“大跃进”三年间，山东地方资金、材料和生产能力绝大部分用于发展钢铁、煤炭等重工业，而用于支农的工业，如化肥、农药、农机等部门的投资额仅占工业投资总额的3.6％。到一九六二年末，全省农业机械企业由228个调整为136个，主要裁减了一批产品不对路、质量低劣的企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最急需的锄、镰、锨、镢等小农具的生产。其中一九六一年共拨出钢材4.9万吨、生铁4000万吨，制造小农具2777万件，比上年增产68.5％。一九六二年又生产小农具1700万件，使农民的小农具保有量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同时还生产手推胶轮车126万辆，动力排灌机械10万多马力，机引农具8500多台。
5.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和整顿，实现扭亏增盈。山东工业交通基建部门从一九六一年十月开始贯彻中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到一九六二年末，结合精简和调整，取得初步成效。这表现在：通过整顿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了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初步整顿和加强了技术管理，并结合调整和精简，查定了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和人员机构；结合清仓核资，初步整顿了物资和财务管理；通过试行奖罚结合、按劳分配，初步整顿了劳动组织的管理和劳动纪律，健全了生产责任制。经过整顿，一九六二年一至九月份，全省工业企业可比产品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2.5％；亏损企业总数比例由上年末的43％下降到28.9％。到年底，劳动生产率提高20％，成本降低6.5％，亏损企业降为23％，亏损额降为7900万元，比上年减少71.8％。
6.削减基建投资，缩小基建规模。一九六一年，山东基建投资完成总额由上年的15亿元缩减为4.1亿元，比上年减少72.3％。一九六二年基建投资完成总额进一步减为2.2亿元，比上年减少46.5％。由于加强了集中统一的管理，不仅大大压缩了投资额，而且制止了各地不顾整体效益乱上项目、影响投资效益和拉长基建战线的作法。例如，一九六一年，山东省国家预算外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6.8％下降为32.2％，次年进一步降为11.3％。调整后，基建投资效益明显好转，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由一九六〇年的12.4％降为一九六二年的7％，新增固定资产占投资的比重由一九六〇年的71％提高到一九六二年的93.4％。
（三）财政、贸易方面的调整。
财政调整集中于下列方面：（1）调整财税机构，充实财税干部，加强银行工作，严格财政的管理和监督。（2）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农业税由一九五九年的征粮26.5亿斤，减为一九六一年的11.5亿斤，一九六二年又减为11.3亿斤。用于支援农业的投资和资金，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两年共12.6亿元；一九六二年虽税收大减，支农投资仍达2.5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0％。（3）努力减少损失，增加收入，包括加强企业财务成本管理，关停亏损企业；加强税收与市场管理工作；控制财政、信贷投放，制止盲目收购，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4）进行清仓核资工作。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各行业生产冒进，管理松弛，废品率甚高；受“大跃进”影响，商业又盲目盘进，收进大批毫无使用价值的货物。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底，全省库存的20.6亿元物资中，积压的多余物资达5.4亿元，占库存总数的26.4％。全省工交等各部门积压的物资，由于霉烂、变质、削价、报废、盘亏等造成损失10.6亿元，比全省“一五”期间头三年的财政支出总和尚多9000万元。在当时资金十分短缺、商品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从一九六一年初到次年末，在全省范围进行了清仓核资大检查。到一九六三年，全省县以上全民所有制单位共清查1.2万家，清出库存生产资料9.4亿元。三年清理工作，摸清了全省的家底，基本实现了企业固定资产、库存物资和债权债务“三清”。通过这一工作，建立健全了物资管理制度，杜绝了浪费和漏洞，挖掘了物资潜力，调剂了余缺，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商业方面的调整同样成效显著。“大跃进”以来，全省商业工作面临两个难题。一是由于副业生产和轻工生产的萎缩，商品供应量与购买力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人民有钱而无物可买，生活极为困难。一九六一年下半年，57种主要商品在整个社会商品零售额中的比重，由75％左右降为44％，其绝对额比一九五七年下降30％。到一九六一年八月底，商业、供销部门库存共15.8亿元，其中6亿元的商品不顶用，适销商品仅5.7亿元。二是商业队伍数量不足，商业网点撤并过多。截至一九六一年底，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和物资供销部门职工共29.3万人，比一九五七年减少5.5万人。据一九六一年七月统计，全省商业网点4.7万个，比一九五七年的19.3万个减少75.5％。济南市一九六一年三月仅有商业网点760个，比一九五七年的8810个减少91.4％。
为了搞活经济、方便生活，对商业采取的调整措施包括：（1）拿出部分工业品在农副产品收购中进行换购，增加收购量。一九六二年收购季节，省里拿出工业品换回粮食3亿斤，换购棉花10万担。（2）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全省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9.9％。（3）加强对企业和商业各部门的清仓工作，充分挖掘库存潜力，增加市场货源。（4）开办部分高价商店、饭店，增加货币回笼。据统计，一九六二年回笼货币2亿元，获取利润1.25亿元；一九六三年获取利润约6500万元。（5）改变国营商店独家经营的局面，恢复供销社、合作社等流通渠道。一九六一年秋开始，结合城乡商业调整，把精简下来的大部分小商小贩组织成立了合作社。农村没有商业网点的生产队，采取亦农亦商办法，开展代购代销业务。（6）从一九六〇年开始逐渐恢复和开放了农村、城镇集市贸易。其间对城市集市几次取缔又几次开放，最后发展为指定地点、集中管理的贸易市场。城乡集市贸易的出现，对于搞活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仅据青岛、济南两市统计，一九六二年集市贸易成交额为3200万元，占同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7％。两市一九六二年通过市场调剂粮食1084万斤，蔬菜3884万斤，肉食46万斤，还提供了许多手工业品和生活用品。商业的调整，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疏通了流通渠道，加速了商品周转，搞活了市场和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
在调整中，教育、文化等部门也进行了收缩。一九六二年同一九六〇年比较，全省高校退为26所，减少37所，在校师生数减少23.3％；中等专业学校退为85所，减少389所，在校师生数减少82.5％；技工学校退为19所，减少126所，在校师生数减少82.7％；普通中学退为1247所，减少55％，在校师生数减少39.5％；小学退为5.9万所，减少12.8％，在校师生数减少32％。卫生事业机构比一九六〇年减少20％；卫生事业工作人员为19.7万人，比一九六〇年增加10％。
三、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评价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经历了三年“大跃进”和两年初步调整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大跃进”的错误，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后一段的调整，工业又有片面下马、砍得过头的地方。把“二五”计划两阶段作为一个完整过程来看，工农业生产的实绩都很差。五年间工农业总产值不仅没有前进，反比一九五七年降低18.1％，平均年递减4％。其中农业降低30.8％，平均年递减7.1％；轻工业降低22.7％，平均年递减5％。“二五”期间全省人民历尽千辛万苦进行生产，结果不仅没有发展经济，工农业总产值发展速度反呈负增长状，即越干越少。这种反常现象证明“大跃进”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
造成“二五”期间工农业生产萎缩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工农业体制存在严重问题。从农业看，人民公社体制过大，所有权问题又长期不落实，破坏了农村经济。从工业看，在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口号之下，生产长期陷入混乱状态，妨碍了工业生产的发展。此外，“大跃进”期间的政治运动和“大呼隆”的群众运动，对于生产的破坏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应当看到，“大跃进”是在国家经济落后特别是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发动的。它的目的本来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迅速把中国建设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实行中，虽然给经济带来巨大破坏，但在几年中也建成一批工农业项目，如农业的一批水利工程，象峡山水库、跋山水库、青峰岭水库、陡山水库、产芝水库、门楼水库、沐浴水库，及南四湖周围的水利工程等。工业方面，也在钢铁、电力、煤炭、机械、轻工、化学等部门建成或初步建设了一大批骨干企业。这些项目虽然在当时未能见到效益，但对于以后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仍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 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与恢复发展
一、初步调整中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和新的发展方案的提出
从一九六〇年十月到一九六三年中，经过两年多的初步调整，扭转了山东工农业生产衰退的局面，经济开始回升。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好转，过去调整中一些被忽视、被掩盖的矛盾，则逐渐尖锐起来。
从农业方面看，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粮食产量虽有所提高，但远未达到“一五”期间的水平，吃饭仍是急需解决的首要课题。第二，前几年主要解决吃饭问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棉花产量降到“一五”期间的五六分之一，油料作物和烤烟降到三四分之一，麻类降到四分之一。经济作物生产的严重萎缩，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也影响轻工业生产的恢复。第三，“大跃进”期间大办的部分水利工程，搞乱了鲁北、鲁西原有的自然排水系统，招致大面积水涝灾害；有的水库缺少配套工程，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工业方面看，由于初步调整时期解决吃饭问题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为了迅速压缩吃商品粮的人口，工业不得不大幅度地下马。由于时间紧迫，尽管注意到照顾左邻右舍问题，但在许多部门、厂矿之间及其内部，仍未很好解决互相衔接和综合平衡问题。这表现在某些企业的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不完全适应，确定的产品方向不能实现或保留生产能力不合适，需要对“关停并转”的部分企业进行再调整；在初步调整中对生产专业化与协作相结合问题研究不够，定点供应解决不好；设备的维修更新、技术的提高改造、新企业的填平补齐工作基本未得到解决；企业管理系统的整顿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随着农村经济的复苏，还有轻工业及下马基建工程重新上马的问题。
继续全面调整工业、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对于以后的发展是至关紧要的。一九六三年八月，国家计委提出近期发展的总规划，把一九六三、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定为又调整又发展的过渡阶段。为贯彻这一决策，总结“二五”期间的经验教训，规划以后三年继续调整和发展的部署，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作了《全党进一步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争取国民经济全面新高潮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对“大跃进”中犯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这段时间所犯的原则性错误是：农业方面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瞎指挥，公社化过程中的“一平二调”、“共产风”；工业方面的摊子大、战线长、要求过高过急，以及工作中的强迫命令等；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采取了过火斗争的错误作法，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挫折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党内外关系不正常的情况。
大会认为，“大跃进”期间经济工作所犯错误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发展农业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在工业的发展上，对农轻重的适当比例注意不够，把重工业战线建设拉得过长，过多占用农村劳动力；对于发展重工业要以促进农业为出发点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把农业的技术改造当做重工业的主要任务。结果工、农业之间和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农业没有上去，工业也无法继续前进。会议明确认识到，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上，必须以农轻重为序，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进行综合平衡。
根据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当时形势的分析，省委提出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贯彻以粮为纲、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举的方针，还要争取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都有相应的发展。按照上述方针，一九六四、一九六五两年的农业发展计划是：粮食总产量达到260亿－270亿斤，棉花总产量达到310万－340万担，花生总产量达到14亿－16亿斤，烤烟总产量达到180万担，麻类总产量达到70万担，造林250万亩，大牲畜达到290万头－300万头，猪达到850万头。为了把农业生产搞好，会议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要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正确处理所有制方面的遗留问题，坚决维护集体所有制；对于社员的自留地、开荒地、家庭副业，应该给以切实保护；要切实搞好经营管理工作，特别是劳动管理，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所有社、队都制定出一套比较完善、简便易行的具体管理办法。
工交基建部门的继续调整，主要是通过贯彻工业“七十条”，加强企业管理，把企业的生产秩序建立健全起来。整顿企业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加强班组工作，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和职能科室的作用。总的部署是各个部门必须以支援农业为中心，帮助农业解决水、肥问题；有重点地进行机械化、电气化试点；大力发展化肥生产，提高农药的产量、效力，增加品种；积极生产各种农机、农具；帮助农民训练各种技术力量。此外，还应积极扩大日用工业品生产，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花色品种，并重点发展某些新兴工业。
财贸方面。首先要把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财贸工作的第一位，千方百计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同时要积极支援工业生产，力求使各工业单位及时得到所需的原料和材料；改进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收购工作，做好工业品的下乡工作；要认真改善经营管理，减少商品流通环节，降低管理费用，压缩中、下层管理机构，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扩大经营业务，以便利群众，改善人民生活。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二届代表大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认识水平基础上，比较客观地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本省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和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经济工作的中心及各部门、各行业进一步调整、发展的总任务和具体任务，制定出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和部署。这对于保证继续调整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一）大力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大跃进”以来，山东农业生产的被动局面，与农田基本建设基础太差，抗灾能力太弱有很大关系。在山东的1.2亿亩耕地中，有3500万亩常受雨涝灾害，产量很低。其余的土地，除有2000万亩左右搞了农田基本建设，生产稍为稳定外，多数土地缺乏国土整治的基础工作，产量也不稳定。因此，改造自然，改变生产条件，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一九六二年冬至一九六三年春，全省动用3000万工日，投资2500万元，以鲁西南、鲁西北排涝工程为主，以各地水库配套工程为辅，全面进行水利建设。在涝洼地区，重点开挖了韩庄运河、徒骇河等，还兴修了大量台田、条田，疏浚25万条排水沟。在灌溉地区，新打机井1300眼，新建电力扬水站71处，扩建水库灌区配套工程70处，扩大灌溉面积83万亩。在山区丘陵地区，新建水库塘坝2100座，整修8500座，整修梯田600万亩，新增水土保持面积700平方公里。
从一九六三年冬到次年春，再次掀起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热潮。250万劳动力投入徒骇河、韩庄运河等国家投资工程和其他水利工程，共兴修小水库660座，塘坝2600座，打机井4000眼，水井3.9万眼，整修配套工程300处，兴修沟洫畦田44万亩与台、条田230万亩，围田47万亩，整修梯田170万亩，改良盐碱地200万亩。上述工程共扩大灌溉面积150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64万亩。在一九六四年夏秋的抗涝斗争中，全省水利工程发挥了显著作用，全省当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14.1％。
一九六四年抗洪防灾工作中水利工程发挥的巨大作用，进一步鼓舞了全省人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省、地、市各级政府连续召开农业会议，研究确定农业生产水利建设长期规划，特别是省内各主要河流及各自然地理区的宏观整治规划。经反复研讨，制定了比较细致周到、合理完善的全省农田水利建设总体规划，整治的方案是：（1）山区丘陵地区实行封山造林育苗，整修梯田地堰，兴建塘坝水库，发展灌溉，实行山、水、田全面综合治理。（2）平原、涝洼、盐碱地区，以河为纲，以沟为网，蓄、滞、排并举，以排为主，适当发展河灌井灌，大搞台田、条田、梯田。（3）山麓平原地区，发展井灌、河灌，实行园田化、畦田化，实行农作物改革和耕作制度改革，力争稳产高产。（4）沙荒地区，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变沙荒为良田。
一九六四年到次年春，在新规划的鼓舞下，全省再次掀起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新修台田300万亩，条田700万亩，梯田200万亩，以及大量水库、水井、引河、灌区配套工程等。经一冬一春的大干，共完成土石方8.7亿立方米，工程量超过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年总和。由于认真贯彻因地制宜、小型为主、当年见效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新建的水利设施大多数质量、效果较好，在生产、抗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九六一年以来，全省农民利用农闲季节年年大搞水利，规模一年比一年大，成效一年比一年好。经过五年奋战，灌溉面积由一九六二年的1438万亩扩至一九六五年的2267万亩，生产环境和自然条件大大改观，农作物产量年年递增，为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开展多种经营，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以副养农，改善农民生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中共山东省委第一届十六次全会通过《今冬明春农村工作要点》，要求农村积极开展副业生产，以增加社员实际收入，解决生产资金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保护繁殖牲畜；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和冬季捕捞、养殖。一九六三年，省委、省人委又发出《关于开展农林副业生产、发展多种经济的指示》，要求充分利用5500万亩荒山荒滩、2400多公里海岸线、500万亩湖泊水面，积极发展养殖业、种植业以及其他副业生产。一九六三年，由于具体落实了奖励养殖牲畜收购畜产品的奖售政策，加上农业的恢复，大牲畜、猪、禽、蛋、渔业生产都有很大增长：大牲畜比上年增加5.3％，生猪增长16.3％，鲜蛋购进增加36.7％，水产品购进增加50％。一九六五年，省委进一步提出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粮食、经济作物并举，以农带副、相互促进的发展农村经济的总方针，使多种经营得到长足发展。一九六五年同一九六三年比较，大牲畜达302.8万头，增加11.1％；生猪达850万头，增加3.8％；鲜蛋购进4228万斤，增加24.6％；水产品购进达24.8万吨，增加40.4％；副业总产值达3.45亿元，增长25.5％。
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促进轻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一九六三年以后，全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一九六三年播种面积为1536.6万亩，比上年增加21.4％；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为1900万亩。经济作物产量迅速回升，一九六三年产棉171.9万担，比上年增产1.23倍；一九六四年达241.47万担，一九六五年达397.46万担，接近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水平。油料作物一九六三年为1022万担，比上年增产20.6％；一九六四年达1286万担；一九六五年达1343万担，相当于“一五”期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烤烟一九六三年为136.9万担，比上年增产1.8倍；一九六四年为132.8万担；一九六五年为203万担，接近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水平。麻类生产也年年递增，一九六五年达52.5万担，相当于“一五”期间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
（三）各部门、各行业大力支援农业。一九六三年，全省工业在继续调整中开始真正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各种支农产品产量有很大提高，其中化肥提高40％，农药提高17％，手推车和小农具已能满足农村需要。为了支援农田水利建设，除增加排灌机具生产外，还组织2700名技术人员深入社队，进行机械普查整修。新建农村输电线路460公里，帮助社队培训电工3000名，扩大了电力灌溉面积。交通部门为促进城乡交流，开辟延伸汽车客货运输线5900公里，使80％的公社所在地通了汽车。各级财贸部门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全年供应化肥37.2万吨（按折合量计算，以下均同），比上年增加1.4倍；农药3.9万吨，比上年增加91.7％；还从省外购进耕畜10.5万头。国家支农资金全年投放5.88亿元，比上年增加70％。一九六四年，国家进一步增拨支农物资和资金，其中化肥增加27％，农药增加29％，动力排灌机械等增加50％；一至八月国家拨出支农资金5.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8％。一九六五年，化肥供应达64.3万吨，比一九六二年增加3倍多；农药达5.9万吨，比一九六二年增加近2倍，工业新增氮肥能力提高1倍。一至九月，农村新建输电线路比上年同期增加60％；新修县、乡道路1300公里，延伸农村货运线路8700公里。财贸部门头十个月的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总值比上年增长20.3％。
（四）粮食产量的迅速回升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经过全省农民的连年苦干和各行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生产的形势迅速好转。自一九六三年以后，粮食产量明显回升。一九六四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26.5亿斤，相当于一九五七年产量；一九六五年一跃达266.4亿斤，接近历史最好水平。在继续调整的三年中，农业总产值也有显著增加：一九六三年为33.27亿元，比上年增长15.2％；一九六四年为35.24亿元，比上年增长5.9％；一九六五年为43.74亿元，比上年增长24.1％。
随着粮食产量、经济作物产量的不断提高和各项副业收入的不断增加，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到一九六五年，饲料用粮达10.6亿斤，比一九六二年增加1倍；储备粮达3.4亿斤，比一九六二年增加79％；其他集体留粮达8.2亿斤，增加1倍多。农业人口从集体分得的粮食，由一九六二年的228斤提高到308斤，加上自留地的收成，大致可以达到每日1斤。在资金分配方面，全省公积金当年提留额由一九六二年的1.06亿元增加到2.43亿元；公益金提留额由0.47亿元增加到0.76亿元；社员人均收入由一九六二年的35.4元增加到45元，提高27.1％。
三、工业的继续全面调整
（一）继续调整的主要原则和措施。工业继续调整的重点，是紧密结合年度计划和实际生产，不断提高产量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措施是：（1）加强企业党委领导。（2）全面贯彻执行工业“七十条”，加强企业管理，包括继续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逐步地将工业的技术、财务、计划等管理制度以及各种责任制度系统地建立和健全起来，形成一整套更完整、更合理、更科学、更巩固的体制。（3）更合理地调整某些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逐渐实现专业化和协作相结合的要求。（4）加强科学实验，提高技术水平，加强技术力量，加强设备的维修改造和企业的填平补齐工作。（5）成立各种专业性实业公司，进一步解决产供销成龙配套以及计划、技术指导统一等问题。
（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学上海、赶先进等群众运动。一九六三年伊始，根据中央对当年工交工作的指示精神，省委分析了本省形势，决定把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作为工交战线全年工作的重点。上半年以降低成本、扭转亏损作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内容。运动中普遍发动群众比先进、找差距、反浪费，推行班组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开展劳动竞赛。此外，还发动群众揭发生产管理中的铺张浪费现象，检查领导上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思想作风，使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紧密结合。到三月末，全省亏损企业数由上年的197个减少到111个，亏损额下降60％。从下半年起，特别是八月华东局提出八个月内改变工业品质次价高局面的要求之后，在增产节约运动的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开展了群众性的学上海、赶先进，比学赶帮运动。到一九六三年底，据124种主要产品质量检查，达到国家标准的由年初的75种上升到113种；与全国可比的99种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由上半年的18种上升为51种；与本省历史可比的79种产品中，达到历史先进水平的，由年初的36种上升到58种。全省工业总产值完成38.04亿元，虽然比上年的35.11亿元增长不多，但可比成本降低13.6％。交通运输成本降低9.3％。工交基建企业利润完成额增长38.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35.1％，生产效益显著提高。
（三）开展学习解放军和学习大庆经验的群众运动。一九六四年三月，省委、省人委通过了山东省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工业交通企业调整方案，确定以改进企业领导、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继续调整的关键；进一步贯彻“工业七十条”，加强企业管理，使现代企业革命化作为整个调整工作的重点。在具体调整中，主要解决某些企业的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问题，有重点的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填平补齐工作，对于直接支援农业的工业部门采取加速发展的方针。
一九六四年全省开展了工业学解放军、学大庆运动，促进干部职工的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各级工交和基建部门先后建立或健全了政治工作机构，充实加强了政治工作干部，并抽调一批领导骨干到解放军的政治学校或各级党校、行政干校进行政治学习和训练，逐步在企业中建立起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此同时，广泛动员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各级工业管理机关开始转变领导作风，减少会议、文件、报表，深入基层进行研究，总结经验，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工交战线还开展了“两赶、三消灭”运动。“两赶”是指在一九六四年底以前，全省要有三分之二左右企业的主要产品质量、成本等经济指标，赶上或超过一九六三年底的国内先进水平；部分产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三消灭”是指消灭三类产品，消灭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消灭技术经济指标落后于历史水平的现象。为达到规定目标，各企业从政治思想、生产指标和经营管理各方面弄清自身存在的问题，找出与先进单位的差距，制定企业规划。同时，还组织职工大练基本功，提高技术和业务水平。各行各业都树立自己的标兵，使群众学标兵、赶标兵的目标更明确、具体、生动；广泛开展劳动竞赛，包括同行业、同工种、同业务之间的厂际竞赛和厂内班组竞赛。
一九六四年的群众运动，尽管已开始出现片面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忽视按劳分配原则等种种弊端，但在当时的形势下，确实调动起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基调是好的。经过一年的努力，一九六四年工业总产值达47.27亿元，比上年增长24.3％；列入全年计划的120种主要产品，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的达106种。在产品质量方面，列入全省“两赶、三消灭”规划的105种产品，有18种接近或赶上国际水平，69种赶上上年底国内先进水平，规划消灭落后现象的6种产品达到预定目标。在成本方面，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7325元，比上年提高27.9％，除煤炭外，其他主要行业部门均超过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地方工业可比成本比上年降低10％，地方工业利润比上年增长49％。在交通运输方面，全年货运量达6068万吨，比上年增长18％，运输效率提高9％，运输成本降低7％。在基建方面，全省投资完成总额达5.2亿元，比上年增长30％。
（四）工业生产健康顺利的发展。一九六五年，工交战线工作的重心仍放在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特别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方面；强调用思想革命带动技术革命和管理革命，组织生产高潮。通过学习，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革命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连续几年，工业战线始终把组织生产高潮作为主要工作方法。然而，这种方式容易出现盲目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弊病。一九六五年省委提出，吸取过去的教训，反对形而上学和瞎指挥，强调按照多快好省全面发展，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的精神，妥善安排和组织生产。一九六五年的工作重点是抓紧质量品种、设备维修、基础工作、技术革新和管理五项。在处理质量和数量的关系上，强调质量第一；在处理生产与维修的关系上，强调维修，防止吃老本、拚设备；在生产管理制度的废立上，强调有立有破、先立后破；在计划安排上，强调积极可靠，留有余地，一分指标十分措施；在具体组织生产高潮中，对出现的不好苗头，发现要及时，并抓紧扭转。上述措施保证了生产高潮正常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一九六五年的工交生产取得重大成就，全省工业总产值完成61.26亿元，比上年增长29.6％，其中轻工业总产值36.93亿元，比上年增长27.9％，重工业总产值24.33亿元，增长32.3％；列入国家计划的80种主要产品，有72种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9320元，比上年提高27.2％，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地方工业完成利润4亿元，比上年增长47％；货运量7595万吨，比上年增长25.2％；基本建设全年完成投资4.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5.3亿元。
四、财贸工作形势的好转
在继续调整时期，随着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明显好转，商业和财贸情况也日益改善。一九六三年，在清仓核资的基础上，山东商业部门开展了以降低商品流通费用、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的改善经营管理运动。广大商业工作者从反浪费入手，查漏洞、找差距，制定整改方案，抓住减少流转环节、调整运输线路、降低商品损耗等主要环节，重点解决食品、煤炭、蔬菜等部门的亏损问题。到本年末，撤并不合理的机构185个，调整运输线路3462条，恢复了商品跨行政区和按经济区收购、供应和流转，减少了迂回运输，节约了人力和费用，全年商品损耗降低30％，商品流通费用降低13％，减少开支9500万元，煤炭、食品、蔬菜都转亏为盈。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业部门进一步疏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和集市贸易各条渠道，组织农副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扩大商业流通，稳定市场物价。一九六三年全年工农业产品采购总值完成27.69亿元，比上年增长18.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34.2亿元，增长1.5％。主要商品供应量大多有所增加。其中粮食销售比上年增加6.5％，猪肉增加1.4倍，鲜蛋增加79.5％，水产品增加13.4％。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下降0.2％，集市价格高于计划价格的差距，由上年的1.3倍缩小到68％。
一九六四年，进一步调整商品流通渠道，改进购销工作，扩大城乡物资交流，整顿集市贸易。随着当年生产的发展，商品收购增长幅度很大。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降低1.8％，城乡居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
一九六五年，城乡供应进一步改善，出现了市场繁荣，经济活跃，商品购销扩大，库存增加，物价继续稳中有降的局面。到年底，商业部门纯购进总额达37.9亿元，比上年增长18.8％，其中农副产品收购总值完成19.3亿元，比上年增长26.3％；工业品增长14％；商品零售额达39.9亿元，增长10.6％。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下降2.5％。
随着经济的回升和发展，山东财政收入从一九六三年开始逐渐回升。一九六三年收入总额为15.1亿元，比上年增长20.4％，一九六四年达15.5亿元，一九六五年达16.5亿元。
五、经济调整的评价
从一九六〇年十月到一九六五年末，前后经历了五年调整时期，以一九六三年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主要调整任务是恢复农业生产，把工业等其他行业迅速退到严重萎缩的农业所能够承受的规模。工业的大规模下马影响到工业产值，因此前期工业总产值呈下跌趋势。一九六二年以后，由于农村体制得到较好的解决，农业生产开始较快回升。随着农业复苏，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工业生产也迅速回升。调整在生产方面明显见到成效。从此，进入了工农业生产恢复和重新发展的新时期。一九六三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71.31亿元，相当于一九六一年的水平；一九六四年为82.51亿元，相当于“一五”时期最高水平；一九六五年达到105亿元。调整后期，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达18％，其中农业总产值14.9％，轻工业、重工业总产值都是20.4％。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工业开始大规模调整以后，国家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大大增加。“一五”期间，农业投资占工农业投资总额的25％；“大跃进”期间，农业投资占工农业投资总额的24.1％；而一九六二年农业投资占工农业投资总额的30.7％，一九六三年占45.7％，一九六四年占43.7％，一九六五年占40％。由于补还了农业投资的欠账，使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比较平衡协调。
调整初期，工业大下马，使原料、材料等生产资料产量大减，政府财政收入大减，正常的工业生产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加速经济复苏最有效的措施，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原料和材料，创造出最多的价值。通过提高生产效益来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调整时期发展经济、实现积累、改善生活的主要方式。三年“大跃进”期间，新增固定资产平均占投资总额的78.8％，五年调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8.1％，高于“一五”期间的水平。调整后三年，主要工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达7400余元，比“大跃进”期间的5500元提高35％，略高于“一五”期间的水平。为保证工业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基建投资的新增生产效益集中在煤炭、电力、运输、化肥、水泥等基础部门，其他部门基本不再投资。此外，企业的成本、利润等各项经济指标也一年比一年得到改善，越是在调整后期，经济效益的提高更为显著。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然而在“大跃进”时期，由于政策失误，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职工劳动强度大、待遇低，这种杀鸡取卵式的作法，是使工农业生产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调整期间，各级领导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发展生产的杠杆。一九六二年以后，全省国家职工的工资有较大增长。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工业部门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76元，比“大跃进”期间提高44.2％；基建部门职工工资为708元，提高45.6％；交通部门职工工资为729元，提高17.8％；商业部门职工工资为532元，提高19.3％；科研、教育、卫生部门职工工资为526元，提高9.7％；国家机关职工工资为671元，提高9.6％。在广大农村，由于国家提高农副产品价格、降低农业税、减免大量贷款、增加农业投资、开放农贸市场等，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由于职工和农民的收入都有所增加，银行存款一反减少趋势。在调整后三年，城乡人民存款金额都超过“大跃进”期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生产、生活水平同步增长，是调整效果显著的又一证明。
“大跃进”的失误及在调整中纠正错误，关键都在于处理体制问题、即生产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归根结底取决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任何体制，不论它如何貌似公允合理，只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不正确，就应当改变。“大跃进”的失误，在于当时的工业生产体制，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大大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调整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农业方面最根本的是一九六一年末、一九六二年初落实了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使农业生产关系比较适合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工业方面，是由于农业经济的复苏及对工业跃进体制各种弊病的纠正，才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成败及经验教训的基本点。
调整的成绩显著，这是基本方面，然而也不是没有问题。在前期，由于对调整的方法、措施，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迫于形势工业又下马仓促，工作做得不细，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在后期，特别是一九六五年，由于工业生产开始转向战备体制，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急躁冒进情绪和不顾左邻右舍平衡的现象又有所抬头。由于“大跃进”的“左”倾思想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在当时的大好形势下，仍潜伏着指导思想上“左”的病根，只要政治气候适宜，旧病仍会复发。
第五节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大跃进”的三年，由于许多政策措施失当，经济形势日益恶劣，群众中的不满情绪有所发展。也有个别阶级异己分子乘机大肆活动，台湾也不断派遣武装特务，扰乱沿海一带。这些说明，阶级斗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而且有所发展。然而大量的是由于工作做得不好而形成或激化的人民内部矛盾。从中国共产党内看，“大跃进”以来少数干部高高在上，官僚主义习气恶性发展；有些干部多吃多占，甚至内外勾结监守自盗，贪污腐化。在“大跃进”和调整初期，由于官僚主义的滋生和管理的混乱，少数单位贪污、浪费、损公肥私、化大公为小公的情况相当严重。据省清仓核资指挥部统计，全省在清仓核资中共揭发违法乱纪案件1547起。特别是停、并、撤的单位，乘机私分或不适当降价出售国家物资的现象相当普遍。企业管理不善和干部官僚主义造成的损失也相当惊人。据全省工业交通、文教卫生、国营农场和劳改系统统计，在清仓核资中初步落实的物资盘亏、调价、报废损失达3.3亿元；商业供销社系统有问题商品和“三清”损失达7.7亿元，两项全年仅支付利息即达7920万元。大量的经济案件和严重浪费都牵扯到一批干部。这一时期经济案件的特点之一是干部与奸商、流氓勾结起来共同犯罪。在这些政治上或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领导的单位，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与作用受到严重损害，生产的恢复发展受到阻碍。为此，在大力加强经济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采取适当的法律、行政和组织措施，消除党内外各种阻碍经济恢复的消极现象，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六〇年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扭转被动局面，取得良好效果。然而，经济刚刚开始好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问题，并且把它扩大化、绝对化，说成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说成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一年十一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全会精神，认为山东省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尖锐。会议按照中共中央部署，布置了山东省一九六二年冬到次春的工作，提出全力抓好社会主义教育，整社、整队、整顿企业等。从此，开始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阶段
一九六三年一月，省委召开各地市、县委书记及组织、宣传部长和监委书记会议。会议认为，山东省广大干部和党员在前几年的工作中，纠正了不少错误，加强了团结，领导人民战胜了灾害，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党内确实存在不健康的东西，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比较突出；经济上，资产阶级的贪污腐化等坏现象在不少干部、党员中有所滋长；组织上，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有些松弛。为解决这些问题，省委提出整顿基层组织，把集体经济不巩固的社队、变质的单位整好。这项工作计划用三五年时间分期分批进行。全省各级机关抽调1.2万名干部，经过审查、训练，以乡村为主包括城市，立即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即“前十条”）；九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此后，按照中央部署，全省陆续组织了2.8万多名干部开展社教试点工作。通过这一运动，试点单位初步进行了账目、仓库、财务、工分的“四清”，贯彻执行了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建立起各项管理制度。在清理和整顿经营管理制度、管理人员时，训练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100多万人，有些地方还建立了经营管理交流站、会计辅导网等。在开展农村社教的同时，城市也进行了以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五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接受以前历次运动打击面过宽的教训，要求各级主管机关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不层层分配任务。
从一九六二年末开展的城乡社教运动，到一九六四年秋完成了试点工作，即第一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党内党外各种经济犯罪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清理干部中多吃多占的问题；同时也处理了一批官僚主义严重、横行霸道、欺压群众的党员干部。经过这次运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农村，各种经济问题得到初步清理，进一步落实和巩固了农村现行经济体制和政策，完善了财经管理制度和劳动制度，提高了社队干部管理水平，纠正了党员干部的各种歪风，缓和了某些矛盾。在城市，经过“五反”运动，广大党员干部的觉悟有所提高，作风有所改变，特殊化和铺张浪费的风气基本被制止，参加劳动的制度逐渐形成。经过整顿，加强了组织领导，改进了工作方法，纯洁了党的队伍，活跃了民主生活，密切了党群关系。运动激发了干部和群众生产、学习的积极性，工农业生产掀起劳动竞赛高潮。所以，这一运动对于工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地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第一阶段的社教运动出现了一些偏差，表现在：（1）片面地强调阶级成份，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扩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2）在片面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经济上采取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和措施。在农业政策方面，从一九六二年春后，废止了各种形式的包工包产责任制；限制社员在自留地投工投料；限制社员自留地产品及手工产品的自由买卖等。在工业方面，取消了各种奖金和一些正当的福利待遇；对社会上的单干户采取歧视性政策，一般均纳入合作组织。在城乡集市贸易管理上，逐渐管得太严太死，甚至采取以国营、集体商业取而代之的方针。这些“左”的政策和做法，妨碍了生产和整个经济恢复发展的进程，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和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
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二阶段
一九六四年五至六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工作会议，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形势，认为全国三分之一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九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后十条”的修正草案；十二月，又提出“四清”的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上述观点反映出，中央把党内存在的阴暗面估计得过于严重，纠正措施过于偏激，打击面过宽过重。这对地方社教工作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一九六四年冬，在曲阜、海阳、齐河、长岛、临沂、泰安、历城7个县重点开展社教运动，从此揭开第二阶段社教的帷幕，参加运动的工作队员达5.4万人。由于中央指导方针的偏差，不少单位因怕搞不彻底，对基层干部采取“是贼不是贼，先打三油锤”的错误作法；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连”，不少单位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不予解放；有些单位发生了变相体罚与逼供等现象。
一九六五年初，中共中央公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提出尽快解放大部分干部的问题。为贯彻“二十三条”，当时的四清工作团，在春节前对工作组长以上的干部进行了学习整训，节后又对全体队员进行了整训。经过学习教育，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有所纠正。然而，由于“二十三条”提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极左观点，运动的基本偏差仍无法纠正。据一九六五年五月7个重点县初步统计：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人数占基层干部总数的2.8％；开除党籍者占党员总数的5－10％；受撤职以上处分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5％；属于懒、馋、占、贪、变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0％以上；定为领导权“被篡夺”的生产大队占10％左右。在整顿基层组织时，县级领导核心调整三分之一，社级调整二分之一，大队调整二分之一。这一统计表明，对干部的打击面过宽过重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一九六五年九月，省里又派出12万工作队队员，在33个县、2个郊区和9个城市展开面上的社教，其覆盖面约占全省县、社、队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运动中，大批“三自一包”、“自由化”、“单干风”等，把政治上的“左”倾再次扩展到经济领域。
第二阶段的社教运动，把整顿重点放在党内和干部方面，通过运动纠正党内和干部中的各种不良风气，处分一些为非作歹的坏人是应该的。但是，作为这一运动思想基础的阶级斗争理论及斗争重点是“党内走资派”的观点，不能不把运动步步引向歧途，使“党内走资派”越揪越多，打击面也随之扩大，最后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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