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土地制度改革的完成和农业合作的初步开展
  从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开始，山东广大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制度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它的根本目的，是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国家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从政治上看，土地改革就是要打倒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农村封建势力，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山东大部分地区是老解放区。在老解放区，土地制度改革一九四六年即已开始，经过一九四七年复查，至一九四九年全省已有72％的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是，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重点进攻和地主阶级疯狂反攻倒算，许多地区的土改成果遭到严重破坏，农民分得的土地重新被地主还乡团霸占。国民党重点进攻被粉碎后，农村经济因战争摧残和连年灾荒而凋敝，全省人民当时不得不集中全力从事生产救灾，土地改革遂暂缓推进。一九五〇年一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关于施政方针的建议》中提出，结合生产救灾，争取于一九五〇年内在全省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但是，由于上半年生产救灾、统一财经工作任务繁重，各地对土地改革只是作了一些典型试验工作，未能全面展开。这样，到一九五〇年年终，全省需要进行土地改革或已完成土改的地区大致可分为：老解放区、恢复区、新解放区、城市郊区四类。各类地区因土地改革的深度不同，情况各不一样。
  （一）老解放区，约有6.4万余村，农业人口约3000余万，占全省农业人口的80％左右，全省解放前大部已实行过土改。全省解放后，有不少地区结合生产救灾，处理了土改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如确定地权、改正成份、补偿中农损失等）。一九四九年年底，多数农民颁发了土地证，结束了土地改革。
  （二）恢复区，约有9000余村，农业人口约400余万，占全省农业人口的11％。这一类地区过去曾进行过土地改革，但在敌人占领期间，成果遭到破坏，地权紊乱。全省解放后，除部分地区进行了反“倒算”与处理地权工作外，多数地区尚未处理地权，封建土地制度尚未完全废除。农民的要求是处理地权，完成土地改革，发展生产。
  （三）新解放区，约有7000余村，农业人口340余万，占全省农业人口的8％。这一类地区过去因受国民党统治，未曾进行土地改革。全省解放后，农民群众经过反霸、减租运动，觉悟不断提高，迫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分配土地。
  （四）城市郊区，农业人口约36万，占全省农业人口的1％。和新解放区一样，这里的农民也迫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改革除没收地主多余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外，对于地主的其他财产，包括地主所兼营的工商业在内，不予没收。对富农经济采取保护的政策，即保护富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这样做，能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保护民族工商业，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和农业生产的早日恢复发展。
  一九五〇年夏秋之际，全省自上而下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对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广泛宣传。八九月间，配合中国共产党内整风运动，全省各地开始有组织地训练土改工作干部，先后轮训了1.7万余名在职干部、2.3万余名乡村干部、1600名知识分子，提高了干部政策水平。同时，为加强新区和恢复区的土改工作，省直属各机关还抽调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两个工作队，分赴昌潍、滕县地区帮助工作，以确保各地土改协调发展。各县还建起了县以上土地改革委员会，组织了各种检查组和巡视团，并架通了全省土改电话，使领导部门能够及时了解各地土改进程，给予直接指导。上述工作，使各地完成了进行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日，根据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结合山东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完成与结束土地改革的指示》。同一天，省人民政府公布《山东省土地改革具体实施办法》。这两个文件规定：凡已基本完成土地分配的老解放区，其任务是确定地权，发展生产，而决不是再来一次土地改革；凡尚未处理地权的恢复区，应在保护过去土地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处理地主、富农倒算占夺的土地，完成土地改革；凡属新解放区和未分配过土地的恢复区，均应遵照《土地改革法》实行土地改革。
  秋收以后，全省土地改革运动正式展开。为了正确执行政策，避免偏差，创造经验，省、专区及县的领导人亲自动手，带领2000余名干部在各地进行典型试验工作。十月底，各专署、县设的20个典型乡结束了试验。从十一月开始，各县采用点面结合、逐步推动的方法，以重点乡为基础，带动外围乡，促使运动由点到面向前发展。每期土改大体都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阶段。到年底，有3137个乡结束了土地改革。
  随着土地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斗争日趋激化。作为土地改革对象的地主阶级中的少数顽固分子，不甘心交出土地，想方设法对抗、破坏运动。他们或者散布谣言，威胁群众，暗中倒算土地财物；或者引诱、腐蚀农村干部，借宗族关系分化群众，混入基层政权；或者用假典假卖、赠送亲友、转入城市工商业等方式转移应被没收的财产；更有许多恶霸地主与匪特勾结，杀害乡村干部，颠覆乡村政权。
  不法地主的破坏活动，激起农民群众极大义愤，他们强烈要求人民政府严惩这些地主恶霸，支持他们的土地要求。各地采取了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斗争的方针。从一九五〇年年底开始，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张旗鼓地逮捕和镇压了一批血案在身的地主恶霸。各县相继成立了人民法庭，对地主的不法活动进行了严厉制裁。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土地改革的热情日益高涨，掀起了诉苦、讲理、审判等形式的反封建斗争，申诉了积压多年的血海深仇，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各种不法活动。仅淄博一地，就有45万农民参加法庭审判和斗争大会，农民原告达7万余人，4000余名农民出庭作了控诉，5.2万余名农民同地主作了面对面的讲理斗争。据统计，全省上述形式的斗争以乡为计者约3000余次，以村为计者约6000余次。通过反对封建斗争，打击了不法地主的嚣张气焰，树立起群众优势，为推动土地改革扫除了障碍。
  一九五一年一月，全省土地改革运动逐渐进入高潮，完成并结束土改的乡已达4211个，占乡总数的52％；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乡达3464个，占乡总数的43％；城市郊区未开展土地改革的乡也在积极酝酿，着手进行准备工作。二月，运动继续深入，至下旬，昌潍、胶州、文登等专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三月初，其他地区的土地改革也基本结束，并有三分之一的乡村颁发了土地证。春耕之后，各地农村利用麦收前农隙时间对土地改革工作进行了全面核查，给分到土地的农民颁发土地证。至此，全省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基本结束。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成为推动农村一切工作的动力，使整个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农村经济中出现了两种趋向：多数农民分得土地后，因家底薄，缺乏劳力、畜力和生产工具，生产受到一定影响，要求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以发展生产；而一部分比较殷实的农民，则希望借助充裕的劳力和生产资料，发展个体经济。针对农民中出现的这两种积极性，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通过互助合作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针，采取积极而又谨慎的步骤，在农村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了互助合作工作。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就有了一定的互助合作基础。当时为解决劳力和生产资料不足，增加生产，支援前线，解放区农民就开始组织农业互助组。互助形式有边御敌边生产、劳武结合的互助组，有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有记工算账的互助组；另外，广饶、博兴等地还出现了土地入股的农业合作社。一九四五年，解放区共有互助合作组织9.2万多个。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大批青年报名参军，支前任务十分繁重，农村劳动力和畜力更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互助形式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代耕、支前生产相结合的大变工组。通过变工互助，发动男女劳力参加生产，做到生产、支前两不误。解放区农业互助组织的发展，一方面支援了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也为全省解放后开展互助合作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
  全省解放后，各地农村结合生产救灾，在整理原有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动灾区群众实行生产互助，抗御自然灾害，恢复农业生产，从而使劳动互助组织取得新发展。一九四九年，全省互助组已发展到近5万个，参加农户达207万，占当时全省农户总数的21.3％。随着土地改革的逐步完成，组织起来的农户也逐步增多。一九五一年全省互助组已发展到83万个，参加农户355万，占全省农户总数的34.8％。此外，惠民、文登、莱阳、沂水等地还建立了14处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当时互助合作组织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临时性互助组；第二种是低级形式的常年互助组；第三种是常年固定互助、结合副业与技术的互助组；第四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的特点是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以土地入股，主要农具、牲畜统一合理使用，分配除给予入股土地、牲畜、农具一定合理报酬外，主要是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红。生产合作社由于土地实行统一经营，劳动实行合理分工，因而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技术、积累资金举办农田水利建设、购置新式农具等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农作物产量一般也比单干户高1倍左右。
  为了推动农村开展农业合作，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提出，各地开展农业互助合作应本着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注意防止强迫命令和放任自流的错误倾向。年底，中央把决议下发到各地试行后，山东党政领导机构开始把农村工作的注意力转向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一九五二年一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要求各地在发展、巩固、提高互助合作组织时，必须牢牢掌握提高生产、增加农民收入这一中心环节；严格遵守自愿互利原则，防止不顾实际，追求数量或形式的任务观点。五月，中共山东分局又召开了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上半年互助合作发展的情况，批评了运动中放任自流和强迫命令的倾向，决定在重点发展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的同时，有领导地扩大常年互助组，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仍采取试办的作法。另外，会议还对互助合作中的组织领导及有关政策重新作了规定和说明。经过两次全省性的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中国共产党在农业互助合作方面的各项方针政策，逐步为干部群众所掌握。各地在指导运动开展时，按照会议的要求，纠正了不顾群众觉悟程度的强迫命令的作风和放任自流的作法，保证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
  一九五二年，山东各地农村采取广泛号召、普遍组织、重点指导的办法，首先在春耕抗旱时节，大量发展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部分互助合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则大量发展常年互助组。
  夏季以后，各地普遍开展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爱国增产运动。到年底，全省互助合作组织达到113万多个，参加农户550多万，占全省农户总数的52.7％。农业生产合作社由试办初期的14个发展到520个，并由原来的4个县扩展到全省每一个县；互助合作的内容也由农业、副业扩大到林业、渔业和畜牧业。
  二、抗美援朝运动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山东的社会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迹象。战争初期，美国出兵的消息曾引起各阶层群众一定的思想波动和混乱，许多群众存在着严重的恐美思想，害怕因此爆发世界大战，害怕美国使用原子弹，而工商界则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崇美思想。与美蒋反共活动相配合，散处于全省各地的匪特、地主恶霸分子乘机大肆造谣，加紧活动，破坏土改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有的甚至串联组织，密谋暴动。农村群众特别是新解放区的一些农民，受谣言迷惑，不敢积极参加土改，有的不敢接受土地，或不敢在新分到的土地上耕种。城市工商业者犹豫彷徨，消极观望，而投机奸商则大量囤积物资，一般市民也竞相存实，致使初步稳定下来的物价再次波动上涨。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和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一系列指示，向全省人民发出号召，希望各阶层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卫祖国；反击省内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以推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生产建设等项工作顺利进行。在各级共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带动下，全省城乡首先掀起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一九五〇年十月底，全省共有2100余万人在和平宣言上签字，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愿望。
  十一月五日，全省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纷纷发表声明，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决心以实际行动，从各方面为抗美援朝积极做贡献。此后，全省各界人民组成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山东分会”，以统一领导这一爱国运动。在中共山东分局的具体领导下，分会利用各种宣传形式，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商店开展时事宣传和学习活动，使广大群众受到一次普遍的爱国主义教育，从而克服了某些群众存在的恐美、崇美心理和少数人的亲美思想，为广泛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十二月以后，工人、学生、妇女、工商界、宗教界人士相继召开各种会议，并举行了各种规模的游行示威。为了支援国家抗美援朝斗争事业，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一些部门的职工和医务工作者，也踊跃报名参加支前大队。十二月七日，山东首批志愿抗美援朝支前大队，组成两个分队开赴朝鲜前线。与此同时，山东分会还开展了慰劳志愿军以及救济朝鲜难民的活动，城市发起捐献“千元运动”，农村发起捐献“百元运动”。截止一九五一年三月，银行共收到捐款63亿多元（旧币①（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发行新人民币和收回旧人民币的命令》，新旧人民币的比价是1：10000。），下同）。
  一九五一年六月以后，全省又普遍开展了增产捐献活动。六月十日，山东抗美援朝分会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当场报捐5架战斗机的献款。济南民族资本的成通纱厂和东源盛染厂各报捐战斗机一架。到八月底，各地已认捐142架飞机款额。积极踊跃的报名参军和捐献热潮，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高涨的爱国
  热情。全省自上而下、从干部到群众普遍订立了个人和集体的切实可行的爱国公约。在工厂企业中，工人开展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仅济南、青岛两市就有174个公私营工厂、6.5万多名职工参加了劳动竞赛。他们的口号是“以工厂为战场，把机器当刀枪”，努力生产，支援前线。
  在农村，抗美援朝运动与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密切结合，成为推动农村社会改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农民提高了爱国热忱，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并通过整顿巩固民兵组织，对不法地主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有力的镇压，树立起群众优势。农民群众的口号是“为了抗美援朝，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为此，各地农村广泛开展了爱国丰产竞赛。在合作社、互助组的带领下，广大农民加紧生产，作好代耕优属工作，积极交纳公粮。
  在工人、农民爱国热忱的影响下，私营工商业者也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他们普遍订立了爱国公约，表示要积极纳税，互相监督，不投机倒把，不偷税漏税，如青岛市当时有2840户工商业者提前缴纳了营业税。许多富有爱国心的资本家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捐献出大量武器款和军需物资，为国家做出了贡献。文化教育界配合宣传，积极从事抗美援朝的创作和教育工作，清除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旧观念、旧习俗。
  抗美援朝运动，是山东全境解放后第一次全社会的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这期间，除先后派往朝鲜数批慰问团外，全省各界人民共写慰问信3.2万余封，做慰问袋14.3万个，捐献慰问金86.4亿元，捐献武器款2957亿元。山东人民为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镇压反革命运动
  新中国建立初期，山东各地依旧残存着各种腐朽没落的反动社会势力。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他们对人民的仇视有增无减，破坏活动变得愈加猖獗狠毒，给人民生命财产和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是国民党重点进攻的主要战场。在敌占区，反动地主恶霸曾乘机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残暴杀害农村群众。全省解放后，一些血债累累的凶手尚未受到应有的惩处，并仍逍遥法外，继续作恶。同时还有散布全省各地的散兵残匪约2万余人，武装土匪约400余股，经过一九四九年夏、冬两次清剿，各地土匪仍有200多股。这些土匪到处杀人抢劫，扰乱社会治安，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反动会道门也有一定力量。一九五〇年初，全省各种类型的会道门共有176种，办道人员1711人，道众约69万人。其中一贯道约18万人，普济佛教会约16万人，圣贤道会约4万人。一九四九年秋，军事管制部门宣布反动会道门为非法，进行重点取缔。从此，他们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方式变得更加隐蔽，常用各种迷信手法散布谣言，蛊惑群众，或与特务分子勾结串通，组织武装，密谋叛乱。另一种反动势力是特务。国民党败逃之际，曾在山东部署了大量特务潜伏，从事地下破坏活动。一九四九年经公安部门大力侦破，共捕获特务2911名，搜获电台62部，清除掉了大批浮在“外层”的特务。但是，各地仍有不少特务潜伏下来，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构还不断派遣特务到山东，从事各种阴谋活动。一九五〇年五月，国民党武装特务90余人，在胶南县大珠山海岸偷行登陆，被当地军民全部歼灭。
  各种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给社会治安造成了严重危害。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公然刺杀干部，组织地下武装，进行所谓“敌后游击”，大肆破坏经济建设。一九五〇年，全省发生的各类刑事案件是解放后最多的一年，其中杀人、纵火、抢劫、暴乱等重大案件就占总案件的84％。这些情况表明，各种反动社会势力的疯狂破坏活动，已经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果不及时坚决地进行镇压，势必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影响整个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工作的进行。
  为此，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政部门克服太平麻痹思想，严厉镇压匪特，严防敌人利用会道门搞破坏活动，加紧侦破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阴谋。各地在接到分局指示后，针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情况，开展了剿匪、肃特、反霸及取缔会道门工作。一九五〇年镇反工作的重点主要在农村，打击的目标主要是武装匪特。仅下半年，全省共歼灭股匪69股，共破获重大匪特案件72起。在破获的案件中，属于阴谋武装暴动的案件约占半数以上。对于反动会道门，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公安部门再次通令取缔，逮捕了一批反动道首，对办道人员实行登记，并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揭露会道门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动员道徒退道。据不完全统计，在几个重点取缔的反动会道门中，经过教育悔过退道的受骗群众达6.1万多人，如连其家属计，退道群众约在10万人以上。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镇反工作中，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反革命分子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管的管。十一月，山东各地在接到中央指示后，迅速纠正了在镇反问题上“宽大无边”的右倾错误，加强了对镇反工作的组织和指导。济南、青岛、徐州等城市先后处决了一批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各地结合土地改革运动，镇压了一批恶霸地主。至一九五一年四月底，全省残存的股匪、散匪基本上被消灭。四月后，全省镇反的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四月一日，全省各大、中、小城市统一行动，逮捕并处决了一批潜伏的大恶霸、大流氓；并对反动党团分子实行全面登记，严厉禁止吸毒贩毒，取缔娼妓。五月十日后，全省城乡各地又统一行动，逮捕了一批作恶多端的反动会道门首领。济南、青岛等城市结合宗教改革运动，驱逐了一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间谍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取缔了圣母军一类的反动宗教组织。经过七个月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全省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新区还是老区，凡是浮在“外层”的反革命分子均受到了严厉镇压，潜伏的特务也受到了沉重打击。至此，以清理“外层”为主的镇反任务基本胜利结束。
  为了巩固已有的胜利，纠正各地开始萌发的多捕多杀、扩大镇压范围的偏向，保证运动的正常健康发展，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央第三次公安会议决定，及时采取了适当收缩的方针和谨慎的政策。自六月起，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死刑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并规定在一段时间内，除现行犯及少数案件外，暂时停止捕人。六月以后，各地农村和城市遵照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对各类积案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八月，各地依据案件清理审定结果，分别宣判了一批案犯，组织犯人进行劳动改造，并对反革命分子实行管制。十一月，各地公安部门根据全省第六次公安会议的决议，在一些镇压不够彻底的地区，继续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上述工作结束以后，机关、工矿企业进一步开展了清理“内层”的工作，挖出了一批暗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使党政部门，工矿企业组织内部更加纯洁巩固。到一九五二年年底，全省范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便基本结束。
  镇反运动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土匪、地主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反动党团等五个方面的敌人，支援了抗美援朝运动，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全省社会治安迅速好转，社会秩序大为稳定。一九五一年全省发案率比一九五〇年下降46.3％，一九五二年又比一九五一年下降31.2％。社会秩序的好转，为各项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