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新中国建立时，山东的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新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复杂，全省人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全省解放后，腐朽没落的阶级和各种反动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在千方百计地进行垂死挣扎，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残留在各地的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特务分子、伪顽军官、惯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分子以及台湾派来的特务，串联勾结，大肆进行窃取情报、造谣、组织暴动、暗杀、爆破等各种罪恶活动。一九四九年，全省尚有残匪421股，6000余人。济南、徐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解放后，逃归地主、散兵残匪、恶霸等逐渐增多，全省约有10余万人。这些人逃归农村后，到处散布谣言，甚至煽动叛乱，给农村社会治安带来严重危害。一九四九年，全省各地发生多起暴乱、地富复辟、暗杀、放毒、放火、抢劫、偷盗等各类案件，使人民的财产、生命受到极大损失。各种反动势力的猖獗活动，严重威胁着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阻碍着各项建设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广大农村由于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长期反动统治与战争破坏，河道失修，山林破坏，土地荒芜，经济处于严重萧条状态。全省解放前，农村连续数年遭到水、旱、病虫等灾害。一九四九年全省又遇到特大自然灾害，138个县中有103个县遭受水灾，受淹土地达1248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5％，受淹灾民约650万人；加上旱、虫等灾害，受灾面积达4800万亩。灾区群众开展了排水治黄、生产自救等运动，克服了不少困难，但由于灾情严重，元气损伤过重，粮食收成一般只有六成左右，部分地区只有三四成。一九五〇年春荒严重时，灾区普遍发生灾民逃荒现象，灾民总数达950万人。
  在连年战争环境下，农村生产力极度低落。一九四九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174亿斤，仅及战前（指一九三七年前，下同）平均水平的81％。另外，棉花比战前减少了6％，花生比战前减少了15％。农村生产力受到的严重破坏，给新中国建立后的山东恢复生产带来极大困难。
  城市工矿企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破坏。抗战胜利后，又遭受国民党官僚军阀劫收、盗卖和破坏，到全省解放时已是千疮百孔，残破不堪。济南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因交通阻梗，原料匮乏，工商业大批停工歇业，减少了4000余家。青岛在抗战胜利时曾有私营工业1802家，至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勉强能维持开工的不到300家。潍坊在战前织染业曾盛极一时，有织户三四千家，月产布10万多匹，后遭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破坏，到解放时，织染业仅剩217家。济宁一九四八年解放前夕市内较大的企业，如电灯厂、火柴厂、面粉厂、打蛋厂等全部停工倒闭。工业交通部门，铁路和煤矿受到的破坏最为严重。铁路被接管时，能通车的线路仅占全线的20％；煤矿除坊子、贾汪较完整外，其余如枣庄、新汶、莱芜、淄川、博山、章丘等煤矿的工程设备，有的全部遭到破坏，有的大部遭到破坏。一九四九年上半年，经各方努力，虽然部分铁路和煤矿得到修复，但是铁路运力和煤矿产量均远未恢复到战前水平。
  由于城乡经济凋敝，不少工厂企业倒闭，城市工人和手工业者大批失业。一九五〇年初，失业、半失业和将失业者达7.7万余人。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投机资本家乘机大肆活动，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牟取暴利。在国民党长期通货膨胀政策恶果影响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相比，18种主要商品的物价平均上涨90倍。其中高粱上涨124倍，玉米上涨115倍，大豆上涨102倍，小米上涨101倍，小麦上涨87倍，棉花上涨131倍，棉纱上涨67倍，棉布上涨56倍。物价的急剧上涨，不仅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跌到战后（指一九四五年以后）最低点，而且破坏了生产的正常秩序，使市场陷入一片混乱。
  总之，由于反动阶级的长期统治和连年战争的破坏，新中国建立时，山东经济已经濒临绝境。
  新中国建立时的山东政治经济形势表明，山东人民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残破凋落的城乡经济亟待恢复，新生的人民政权亟待巩固，大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有待继续完成。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省人民政府的任务是：动员与组织全省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有步骤地进行以经济为中心的包括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的社会改革和建设，使城乡经济在较短的时期内完全恢复。从当时形势和总任务的要求出发，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制定一九五〇年工作纲要时明确规定了各级共产党组织和政府的具体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以城市工作为重点，改造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平抑物价，恢复私营工商业，建立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在广大农村以生产救灾为首要任务，逐步恢复农业生产，在此基础上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为保证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加强了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捣乱破坏的镇压，肃清各种反革命分子，切实巩固人民民主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