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第四章 国民经济的恢复
  第一节 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解放，宣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彻底垮台。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省政府更名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并于四月十五日迁至济南市。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的浴血奋战，一九四九年八月，山东全境获得了解放。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山东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
  一、新中国建立时山东的政治经济形势
  新中国建立时，山东的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新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复杂，全省人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全省解放后，腐朽没落的阶级和各种反动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在千方百计地进行垂死挣扎，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残留在各地的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特务分子、伪顽军官、惯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分子以及台湾派来的特务，串联勾结，大肆进行窃取情报、造谣、组织暴动、暗杀、爆破等各种罪恶活动。一九四九年，全省尚有残匪421股，6000余人。济南、徐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解放后，逃归地主、散兵残匪、恶霸等逐渐增多，全省约有10余万人。这些人逃归农村后，到处散布谣言，甚至煽动叛乱，给农村社会治安带来严重危害。一九四九年，全省各地发生多起暴乱、地富复辟、暗杀、放毒、放火、抢劫、偷盗等各类案件，使人民的财产、生命受到极大损失。各种反动势力的猖獗活动，严重威胁着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阻碍着各项建设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广大农村由于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长期反动统治与战争破坏，河道失修，山林破坏，土地荒芜，经济处于严重萧条状态。全省解放前，农村连续数年遭到水、旱、病虫等灾害。一九四九年全省又遇到特大自然灾害，138个县中有103个县遭受水灾，受淹土地达1248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5％，受淹灾民约650万人；加上旱、虫等灾害，受灾面积达4800万亩。灾区群众开展了排水治黄、生产自救等运动，克服了不少困难，但由于灾情严重，元气损伤过重，粮食收成一般只有六成左右，部分地区只有三四成。一九五〇年春荒严重时，灾区普遍发生灾民逃荒现象，灾民总数达950万人。
  在连年战争环境下，农村生产力极度低落。一九四九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174亿斤，仅及战前（指一九三七年前，下同）平均水平的81％。另外，棉花比战前减少了6％，花生比战前减少了15％。农村生产力受到的严重破坏，给新中国建立后的山东恢复生产带来极大困难。
  城市工矿企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破坏。抗战胜利后，又遭受国民党官僚军阀劫收、盗卖和破坏，到全省解放时已是千疮百孔，残破不堪。济南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因交通阻梗，原料匮乏，工商业大批停工歇业，减少了4000余家。青岛在抗战胜利时曾有私营工业1802家，至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勉强能维持开工的不到300家。潍坊在战前织染业曾盛极一时，有织户三四千家，月产布10万多匹，后遭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破坏，到解放时，织染业仅剩217家。济宁一九四八年解放前夕市内较大的企业，如电灯厂、火柴厂、面粉厂、打蛋厂等全部停工倒闭。工业交通部门，铁路和煤矿受到的破坏最为严重。铁路被接管时，能通车的线路仅占全线的20％；煤矿除坊子、贾汪较完整外，其余如枣庄、新汶、莱芜、淄川、博山、章丘等煤矿的工程设备，有的全部遭到破坏，有的大部遭到破坏。一九四九年上半年，经各方努力，虽然部分铁路和煤矿得到修复，但是铁路运力和煤矿产量均远未恢复到战前水平。
  由于城乡经济凋敝，不少工厂企业倒闭，城市工人和手工业者大批失业。一九五〇年初，失业、半失业和将失业者达7.7万余人。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投机资本家乘机大肆活动，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牟取暴利。在国民党长期通货膨胀政策恶果影响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相比，18种主要商品的物价平均上涨90倍。其中高粱上涨124倍，玉米上涨115倍，大豆上涨102倍，小米上涨101倍，小麦上涨87倍，棉花上涨131倍，棉纱上涨67倍，棉布上涨56倍。物价的急剧上涨，不仅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跌到战后（指一九四五年以后）最低点，而且破坏了生产的正常秩序，使市场陷入一片混乱。
  总之，由于反动阶级的长期统治和连年战争的破坏，新中国建立时，山东经济已经濒临绝境。
  新中国建立时的山东政治经济形势表明，山东人民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残破凋落的城乡经济亟待恢复，新生的人民政权亟待巩固，大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有待继续完成。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省人民政府的任务是：动员与组织全省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有步骤地进行以经济为中心的包括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的社会改革和建设，使城乡经济在较短的时期内完全恢复。从当时形势和总任务的要求出发，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制定一九五〇年工作纲要时明确规定了各级共产党组织和政府的具体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以城市工作为重点，改造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平抑物价，恢复私营工商业，建立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在广大农村以生产救灾为首要任务，逐步恢复农业生产，在此基础上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为保证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加强了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捣乱破坏的镇压，肃清各种反革命分子，切实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二、没收官僚资本，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山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构成上有三个来源：一是没收的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二是解放区创办的公营经济（包括军需工业、商业、银行等），三是解放初期为适应建设需要投资新建的企业。这三者在恢复时期经过改造、整顿、提高，成为山东国营经济发展的基础。
  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山东经济发展的。二十世纪初，一些反动政客和军阀开始在山东投资兴办工商企业和银行。到抗战前，山东地方官僚资本已发展到一定规模，控制着一些较大的企业、矿山和银行。抗日战争胜利后，德、日在山东的资本企业，大部分被国民党政府接收，矿山、机械等重工业归入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系统，纺织、橡胶等轻工业归入国民党政府的中纺系统和兵工系统，帝国主义资本一变而为官僚资本。从此，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垄断了山东的主要工业、交通、商业和金融业，控制了山东经济的命脉。
  没收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为人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接收工作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即已开始。一九四五年，解放区军政部门首先没收了烟台、淄博等城市的日营矿山、企业，不久又没收了与日本侵略者勾结的烟台惠通银行、巨丰银行、山东渔网厂等，使这些企业回到人民手中。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从一九四八年四月潍坊解放至一九四九年六月青岛解放，各地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在接收城市的同时，采取“各按系统、整套接收”的方式，先后接管和没收了潍坊、兖州、徐州、济南、青岛等城市的官僚资本，接管范围包括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讯等部门。在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中，金融方面有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在济南和青岛等市的分行、山东省银行及其各地分行、山东农业银行、金城银行等，工矿方面有属于资源委员会系统的青岛中实有限公司、华北钢铁公司、山东铝公司、招远金矿，属于中纺系统的有青纺公司21个纺纱厂和修配厂，属于兵工系统的有联勤兵工署44兵工厂、海军造船所、新城化工厂，等等。此外，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经营的齐鲁公司所属各厂、中国蚕丝公司所属各厂。接管与没收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主要集中在济南、青岛两市，其中济南64个，青岛59个。一九四九年全省接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82个，其中较大的有济南仁丰纱厂、成大纱厂、济南面粉厂、山东机器厂、致敬水泥厂等。接管工作完成以后，工矿部门在企业中广泛建立起工会组织，大力发动工人群众修复遭受破坏的铁路、矿山、机器设备，使生产很快得到恢复。
  解放区公营经济，是战争时期由革命根据地人民政府创办的。在十余年的根据地建设中，山东解放区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包括工矿、交通、邮电、商业、银行在内的公营经济系统。工业方面，有机器工厂82家，其中规模较大的30余家。商业方面，内贸系统有山东贸易总公司及下属公司、商店80余个，外贸系统有进出口管理局及下属总公司、分公司、事务所25个，商业职工合计9000余人。金融方面，有北海银行及遍布各地的分行、支行、办事处172个。解放区的工业主要有矿山、军工、化工、食品、制盐和医药等行业，其中较大的企业有新华药厂、鲁明纱厂、龙华火柴厂、化学总厂、被服总厂等。解放区的企业在生产关系上完全是新型的。这些企业不仅支援了革命战争，而且还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成为后来各地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
  但是，解放区工业总的来说规模较小，机器设备简陋，技术条件落后，必须经过改造才能适应新时期发展经济的需要。因此，各城市解放后，军工企业开始收缩。一九四九年八月，大部分军工企业奉命结束军工生产，整编转业，由供应战时需要转向民用生产。在转业过程中，原有的37个军工厂整编为第一、二、三兵工厂，有1.6万名职工转向民用生产部门。同时，解放区民用工业也由农村迁到交通比较便利、原料比较丰富的城市和工矿区，与其他企业实行合并改组。经过技术改造，辅导工人学习生产技术和操作方法，解放区企业纠正了因转业而产生的混乱现象，劳动生产力得到提高，生产出了机床、水车等工农业急需的产品，满足了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为国家积累了大量建设资金。不少企业在合并改组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现代化的工厂，成为机械、化工、医药等行业的骨干企业。
  随着经济建设的逐步恢复，各地政府根据生产和市场需要，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起，利用有限的资金，在部分旧企业的基础上，投资兴建起一批新企业，如电极厂、电木厂、制酸厂、硫磺厂、建筑公司等。这些企业的建立，填补了国营工业在一些行业上的空白，使地方社会主义工业体系逐渐完善。
  经过近两年的接管、恢复工作和整编改组工作，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壮大，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不断提高。一九四九年国营工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占50.3％，国营交通货运量占全省货运量51.2％。据一九五〇年经济调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重工业产值的82.3％，占轻工业产值的63.8％，占交通运输业产值的82％。三项合计，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73％。在主要物资供应额方面，国营贸易占51.2％，私营贸易占48.8％。以上数字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已控制了全省经济命脉，成为山东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接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以后，企业虽然掌握在人民手中，但由于采取了“原封不动”的接收政策，企业内部旧的生产管理一时未来得及加以改造，依旧存在着落后的封建管理制度，如煤矿的“半分制”、“代表制”，工厂的“包工制”、“搜身制”等。有的企业虽然形式上取消了“代表制”，改为小组，但是封建把头改头换面仍在以“组长”的名义操纵控制工人。工人因受封建把头压迫和陈规陋习限制，工作情绪低沉，生产效率很低。更为严重的是，有许多反动党团、封建会道门分子潜伏在企业中兴风作浪，进行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影响着企业的生产。
  整编迁并的原解放区公营企业，虽然内部生产关系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平等关系，但由于受长期战争环境的影响，厂矿管理干部存在着浓厚的军事管理作风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思想，企业缺乏合理正规的经营管理制度，生产只顾完成任务，不计盈亏，存在着效率低、质量差、废品多、成本高等方面的问题。
  这些情况表明：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在接收之后，有待进一步废除封建把头制，清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实行民主化管理；整编后的公营企业也有待进一步转变经营作风，建立科学的规章制度和经济核算制，实行企业化经营。各类国营企业只有在发动广大工人、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之后，才能真正改造成为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针对许多城市未把主要力量放在工业、忽视产业工人的倾向，强调城市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工矿企业，要求厂矿企业党委树立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彻底废除封建制度。这次会议之后，各企业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地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树立工人主人翁思想；部分企业建立了有工人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各地纱厂相继取消了搜身制，煤矿基本上取消了封建把头制度。一九五〇年二月，大规模的民主改革运动正式展开。五月以后，全省工矿企业为支援抗美援朝，掀起了爱国生产竞赛和合理化建议运动，不少企业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民主管理制度，并制定了技术操作、安全卫生、清理资财、岗位责任、合理化建议、劳动奖惩等条例制度，初步走上了企业化经营的道路。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召开了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总结检查了工矿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的情况，指出许多企业的民主改革还很不彻底，工厂管理委员会形若虚设，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生产管理混乱，浪费亏损的现象仍很严重。为此，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国营工矿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企业通过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清理企业内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实施劳动保护条例等措施，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发动工人实行民主改革，改善民主管理，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进而改善企业经营，实行经济核算制。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结束后，各城市自六月起，有计划、有领导地在国营企业中进行了民主改革“补课”运动。在改革不彻底的企业中进一步废除了旧的不合理的制度，整顿健全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基层工会组织，有步骤地建立起新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经济核算制度。到一九五二年底，全省约有80％以上的国营企业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转入以增产节约为基本要求的正规化生产轨道。
  三、平抑物价，统一财政经济工作
  全省城市解放后，国民党统治时期形成的通货膨胀、商业投机之风，一直持续不止。物价一日数涨，市场动荡不宁。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完成，省人民政府在国营经济提供的物质基础上，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下，运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同投机资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并在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等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全国物价涨风的影响下，山东全省解放初期出现了三次大的物价上涨，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平抑物价的斗争。
  第一次物价上涨以粮食、棉纺带头，开始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各地物价平均上涨57.1％。其中济南上涨65.7％，徐州上涨63.5％，烟台上涨29.65％，德州上涨61.4％。这次物价上涨的特点是，涨势迅猛，全面波及。涨价的原因，是山东的物价低于平、津、沪、宁等城市，货币流入“盆地”，在六月份，沪、宁等地物价上涨后，引起山东各地物价追随上涨；不法商人进行投机，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囤积物资，哄抬物价，使低物价地区首先发生波动，接着引起各地区物价上涨，迅速波及全省。
  为了制止这次物价上涨，在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各地一致行动，采取了如下措施：国营贸易机构在物价高处停止收购，集中抛售粮食、纱布等物资，平抑物价；公营企事业单位停止购存物资，同时为保证部队、机关、企业的资金和供给不受影响，由银行办理折实存款；紧缩财政与银行信贷，停止或收回贷款，催缴纳税；通过交易所加强市场管理，保证正当交易，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据统计，在七、八两月内，济南、青岛、徐州、周村、潍坊及鲁中南地区共抛售粮食5219万斤、面粉15万袋、食油331万斤、棉纱3521件、细布7.5万匹和其他大宗生产、生活物资。各地采取这些措施后，涨风停止，从七月下旬起，物价开始步步回跌，至八月逐渐趋于稳定。
  第二次物价上涨开始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以粮食带头引起浮动，是全省解放后物价波动幅度最大的一次。上涨之风先从城市开始，随后扩展到乡村。从十一月八日至十四日短短的六天中，济南农产品价格上涨80％，工业品上涨65％。全省6种主要粮食平均价格，十一月底比七月底上涨76.7％。猛烈的涨风造成了物资紧缺、正当工商业受排挤、工厂倒闭、市面萧条的局面。
  十一月下旬，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各地相继采取紧急措施，对奸商的投机活动进行回击。工商部门对公私工商业的主要物资实行登记，调查存货，防止囤积；物资部门协助贸易机构从外地调入大批物资，在适当时机集中抛售，以加快货币回笼，控制市场。经过连续数天的斗争，物价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回落，至十二月二日全省城乡的物价回落到预定水平。通过这次平抑物价斗争，投机活动受到沉重打击，不法奸商因积存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纷纷赔累倒闭。同时，在斗争过程中也暴露出国家财政不统一，物资使用不够集中的弱点。
  第三次物价上涨发生在一九五〇年二至三月份。二月六日，上海纱厂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生产受到影响，商情再次出现波动。物价涨风从沪、宁由南而北延及山东。当时山东物价虽涨，但由于市场控制权掌握在国营经济手中，交易场内的物价仍较稳定。不法奸商因在交易场无法施展投机伎俩，便转移到小市进行投机活动。于是小市价格失去控制，猛烈上涨。场外价格猛涨，引起场内交易吃紧，有买无卖，结果全部压力都集中到国营商业身上，最后导致交易场内价格随之上涨。至三月上旬，全省24种主要商品的价格比一九四九年底平均上涨168％。
  一九五〇年三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指示，决定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节约支出，增加收入，缩小赤字，统一管理，彻底稳定物价，争取财政经济状况走向好转。山东为贯彻中央这一决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了过去财政紊乱的现象，初步实现了财政收支的平衡。
  在节约支出方面，省、地、县各级机关进行了机构整编。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省人民政府分别作出决定，取消胶东、渤海、鲁中南三个地区的区党委和行政公署，将原来的17个专区调整为11个专区。机构精简以后，减少了编制人员和车辆马匹，节约了经费开支，使国库支出减少约三分之
  在增加收入方面，各级机构建立健全了金库、粮库、物资仓库制度。税收、粮款、公粮、物资按时入库，严格开支手续；除省、地方附加收入外，其余税款、粮款与物资，一律交归中央统一使用。
  在现金管理方面，各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公营企业和合作社均向银行开立帐户，由银行统一管理现金。据当时91个行、处的统计，全省企事业单位在银行开户3991户，存款额占当时存款总额的95％。十一月以后，各级机构又普遍试行现金收支计划，为节约现金和合理使用现金，减少货币投放，制止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
  在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同时，贸易机构实行了改组，过去一揽子性质的贸易机构改组为各类专业公司。全省共成立了花纱布、百货、粮食、土产、盐业、蛋品、油脂、进出口、煤油等10个专业公司。各专业公司成立后，大力组织调运物资，为统一抛售作好准备。
  根据当时物价上涨的趋势，一九五〇年三月下旬，全省各地开始采取统一步骤，对奸商投机活动进行反击：机关、企事业资金一律实行冻结，金融部门停止贷款，重点吸收存款；税务部门整顿税收，公布补税办法，开征上年冬季营业税；各专业公司大量增设零售网点，扩大零售阵地，集中抛售物资，并下调主要商品的国家牌价，其中20支纱下降20％，棉布下降15％；工商行政部门组织力量检查黑市，取缔投机，对查出的奸商实行严厉制裁。
  采取上述措施后，工商界迫于缴纳税款、公债，纷纷抢吐存货，使社会虚假购买力逐渐消失。四月后，物价开始步步回跌，抢购囤积现象也随之停止，市场出现了货物滞销、供大于求的局面。全省主要商品价格平均指数，四月比三月下降52.4％，五月又比四月下降16.6％。四月下旬后，物价由落转稳，贸易市场开始恢复正常。下半年，各地物价虽然一度又出现波动，但是由于国营经济已经控制了市场，投机资本到处受到打击，失去了活动的温床，物价上涨风很快就被平息下去。
  在全国财政经济走上统一、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的形势下，山东各地通过采取一系列经济、行政措施，终于在一九五〇年下半年扭转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使整个财政经济状况开始走向好转。
  四、调整工商业，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在财政经济工作实行改组，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后，全省经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由于虚假购买力消失，真实购买力一时尚难恢复，形成了市场货物滞销、资金紧缺的局面。青岛小麦、棉纱成交量一九五〇年四月与一月相比，分别减少了54％和23％。济南面粉、白细布成交量四月与一月相比，分别减少了93％和96％。过去以通货膨胀为温床的工商业失去了经营依托，过去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服务的工商业产品更无市场，一般工商业因以往生产的盲目性和经营管理落后产品也出现过剩和亏损，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因难。从一九五〇年四月起，各地工业大量停工减产，商业成批歇业倒闭。青岛、济南、徐州、烟台、潍坊5市，四月份工商业减少281户，五月份减少922户，六月份减少1047户。全省火柴销量为产量的50％，面粉销量为产量的40％，卷烟仅及25％。济南纱布、面粉结存数约占产量的60％。
  市场的不景气，使工商业者思想产生混乱，对政府发展生产的政策产生怀疑，一些人甚至失去经营信心，采取抽逃资金、解雇工人、偷卖原料、伪装歇业等办法，将困难推到政府和工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关系也趋向紧张，全省劳资争议六月份比三月份增加20％。上述情况表明，金融物价趋于稳定以后，山东的经济状况虽然已开始好转，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好转；整个经济形势仍存在不稳定因素，仍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
  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是争取国家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三个基本条件。根据全会的精神和部署，中国共产党山东各级组织和人民政府除了积极进行土地改革等项工作外，还用了很大力量调整城市工商业。
  调整工商业，包括调整工商之间、公私之间、劳资之间、产销之间、城乡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了理顺这些关系，缓和各种矛盾，调整工作主要从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方面进行。
  调整公私关系，就是本着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在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给予私营工商业的产、供、销以适当照顾，使私营工商业在发展的同时，接受社会主义的初步改造。工业方面的调整，主要是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把私营企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使其按国民经济的需要进行生产，并取得正当利润。一九五〇年，省工商部门扩大了向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委托生产面粉5700万斤、纱万余件、布190余万匹，同时收购纱4800余件、布12万匹。八月以后，粮食、纱布的委托加工量占该业产量的70-90％。商业方面的调整，主要是国家通过经销、代销等方式，在价格政策和经营范围上对私营商业予以照顾，使其有利可图，并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共同为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服务。一九五〇年，省工商部门调整了国营商业零售公司的经营范围，由过去样样都经营改为只经营粮食、纱布、食油、食盐、煤炭、石油等6种商品，专业公司将次要土产、百货大都让与私商经营；在价格政策上也作了适当调整，对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加以调整，使私营商业取得正当的利润。
  调整劳资关系，就是正确处理在当时条件下的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资本家必须确认工人的民主权力，适当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不能象过去那样压迫和剥削工人；而工人也不能向资本家提出过高的工资福利要求，以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劳资矛盾，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全省有71个行业和249个厂店成立了劳资协商会议，工人主动与资本家订立了362件集体合同和协议，与资本家建立契约关系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46％。劳资关系有了契约保证和劳资协商会议之后，能够及时解决劳资双方生产两利等问题，大大减少了劳资纠纷。各城市工会组织配合调整，普遍提出以生产为中心，开展劳动竞赛的口号。广大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进行生产，使私营企业的生产面貌得到改善。
  调整产销关系，就是从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出发，合理安排公私企业生产比重，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七八月间，省工业部门分别召开有公私厂代表参加的全省面粉、火柴、卷烟等专业会议，具体贯彻以销定产的方针，按华东分配数字合理协商分配生产任务，从而使公、私营生产减少了盲目性，逐步走上正常生产的道路。
  随着一系列调整工商业措施的贯彻实施，工商界悲观、紧张的情绪开始扭转。夏秋两季丰收，农民购买力逐渐恢复，东北、华北客商云集山东，大量收购物资。所以，从七月起，全省私营工商业开始逐渐好转，由亏损而保本，由保本而获得合理的利润。在政府发展经济政策的鼓励下，一般工商业者提高了经营信心，增资增产，扩大经营。济南、青岛等城市许多商店重新粉刷了门面，较大的商店还装上了霓红灯，整个市面呈现出复苏繁荣的景象。许多原拟歇业的工商户，撤销了报歇申请，筹划复业。新建厂店也随之增加，从九月至十二月，济南、青岛、徐州、烟台、潍坊5市工商业共实增5378户。产销情况也大为改善，济南工业产品产量，八月份比四月份增加192％，销量增加114％；青岛棉纱市场成交量，九月份比四月份增加184％，细布增加220％。
  工商业好转之后，全省财政工作的中心转移到贸易上，各级政府大力组织国营、合作社及私营商业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举办物资交流大会，鼓励私商贩运，从而加强了城乡之间的贸易联系，使市场更加活跃，工商业更加繁荣。
  随着调整工商业的胜利完成，城乡物资交流的不断扩大，全省财政经济状况取得了根本性好转。一九五〇年全省工业产值为13.5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43％，一九五一年又比上一年增长24％；商品零售额一九五〇年为11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54％，一九五一年又比上一年增长40％。工商业的恢复使财政状况也明显好转。一九五〇年全省地方财政略有节余。一九五一年财政收入继续增长，收支相抵，全年结余6000余万元。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完成经济恢复的任务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土地制度改革、抗美援朝及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土地制度改革的完成和农业合作的初步开展
  从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开始，山东广大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制度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它的根本目的，是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国家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从政治上看，土地改革就是要打倒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农村封建势力，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山东大部分地区是老解放区。在老解放区，土地制度改革一九四六年即已开始，经过一九四七年复查，至一九四九年全省已有72％的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是，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重点进攻和地主阶级疯狂反攻倒算，许多地区的土改成果遭到严重破坏，农民分得的土地重新被地主还乡团霸占。国民党重点进攻被粉碎后，农村经济因战争摧残和连年灾荒而凋敝，全省人民当时不得不集中全力从事生产救灾，土地改革遂暂缓推进。一九五〇年一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关于施政方针的建议》中提出，结合生产救灾，争取于一九五〇年内在全省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但是，由于上半年生产救灾、统一财经工作任务繁重，各地对土地改革只是作了一些典型试验工作，未能全面展开。这样，到一九五〇年年终，全省需要进行土地改革或已完成土改的地区大致可分为：老解放区、恢复区、新解放区、城市郊区四类。各类地区因土地改革的深度不同，情况各不一样。
  （一）老解放区，约有6.4万余村，农业人口约3000余万，占全省农业人口的80％左右，全省解放前大部已实行过土改。全省解放后，有不少地区结合生产救灾，处理了土改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如确定地权、改正成份、补偿中农损失等）。一九四九年年底，多数农民颁发了土地证，结束了土地改革。
  （二）恢复区，约有9000余村，农业人口约400余万，占全省农业人口的11％。这一类地区过去曾进行过土地改革，但在敌人占领期间，成果遭到破坏，地权紊乱。全省解放后，除部分地区进行了反“倒算”与处理地权工作外，多数地区尚未处理地权，封建土地制度尚未完全废除。农民的要求是处理地权，完成土地改革，发展生产。
  （三）新解放区，约有7000余村，农业人口340余万，占全省农业人口的8％。这一类地区过去因受国民党统治，未曾进行土地改革。全省解放后，农民群众经过反霸、减租运动，觉悟不断提高，迫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分配土地。
  （四）城市郊区，农业人口约36万，占全省农业人口的1％。和新解放区一样，这里的农民也迫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改革除没收地主多余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外，对于地主的其他财产，包括地主所兼营的工商业在内，不予没收。对富农经济采取保护的政策，即保护富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这样做，能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保护民族工商业，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和农业生产的早日恢复发展。
  一九五〇年夏秋之际，全省自上而下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对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广泛宣传。八九月间，配合中国共产党内整风运动，全省各地开始有组织地训练土改工作干部，先后轮训了1.7万余名在职干部、2.3万余名乡村干部、1600名知识分子，提高了干部政策水平。同时，为加强新区和恢复区的土改工作，省直属各机关还抽调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两个工作队，分赴昌潍、滕县地区帮助工作，以确保各地土改协调发展。各县还建起了县以上土地改革委员会，组织了各种检查组和巡视团，并架通了全省土改电话，使领导部门能够及时了解各地土改进程，给予直接指导。上述工作，使各地完成了进行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日，根据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结合山东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完成与结束土地改革的指示》。同一天，省人民政府公布《山东省土地改革具体实施办法》。这两个文件规定：凡已基本完成土地分配的老解放区，其任务是确定地权，发展生产，而决不是再来一次土地改革；凡尚未处理地权的恢复区，应在保护过去土地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处理地主、富农倒算占夺的土地，完成土地改革；凡属新解放区和未分配过土地的恢复区，均应遵照《土地改革法》实行土地改革。
  秋收以后，全省土地改革运动正式展开。为了正确执行政策，避免偏差，创造经验，省、专区及县的领导人亲自动手，带领2000余名干部在各地进行典型试验工作。十月底，各专署、县设的20个典型乡结束了试验。从十一月开始，各县采用点面结合、逐步推动的方法，以重点乡为基础，带动外围乡，促使运动由点到面向前发展。每期土改大体都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阶段。到年底，有3137个乡结束了土地改革。
  随着土地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斗争日趋激化。作为土地改革对象的地主阶级中的少数顽固分子，不甘心交出土地，想方设法对抗、破坏运动。他们或者散布谣言，威胁群众，暗中倒算土地财物；或者引诱、腐蚀农村干部，借宗族关系分化群众，混入基层政权；或者用假典假卖、赠送亲友、转入城市工商业等方式转移应被没收的财产；更有许多恶霸地主与匪特勾结，杀害乡村干部，颠覆乡村政权。
  不法地主的破坏活动，激起农民群众极大义愤，他们强烈要求人民政府严惩这些地主恶霸，支持他们的土地要求。各地采取了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斗争的方针。从一九五〇年年底开始，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张旗鼓地逮捕和镇压了一批血案在身的地主恶霸。各县相继成立了人民法庭，对地主的不法活动进行了严厉制裁。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土地改革的热情日益高涨，掀起了诉苦、讲理、审判等形式的反封建斗争，申诉了积压多年的血海深仇，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各种不法活动。仅淄博一地，就有45万农民参加法庭审判和斗争大会，农民原告达7万余人，4000余名农民出庭作了控诉，5.2万余名农民同地主作了面对面的讲理斗争。据统计，全省上述形式的斗争以乡为计者约3000余次，以村为计者约6000余次。通过反对封建斗争，打击了不法地主的嚣张气焰，树立起群众优势，为推动土地改革扫除了障碍。
  一九五一年一月，全省土地改革运动逐渐进入高潮，完成并结束土改的乡已达4211个，占乡总数的52％；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乡达3464个，占乡总数的43％；城市郊区未开展土地改革的乡也在积极酝酿，着手进行准备工作。二月，运动继续深入，至下旬，昌潍、胶州、文登等专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三月初，其他地区的土地改革也基本结束，并有三分之一的乡村颁发了土地证。春耕之后，各地农村利用麦收前农隙时间对土地改革工作进行了全面核查，给分到土地的农民颁发土地证。至此，全省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基本结束。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成为推动农村一切工作的动力，使整个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农村经济中出现了两种趋向：多数农民分得土地后，因家底薄，缺乏劳力、畜力和生产工具，生产受到一定影响，要求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以发展生产；而一部分比较殷实的农民，则希望借助充裕的劳力和生产资料，发展个体经济。针对农民中出现的这两种积极性，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通过互助合作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针，采取积极而又谨慎的步骤，在农村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了互助合作工作。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就有了一定的互助合作基础。当时为解决劳力和生产资料不足，增加生产，支援前线，解放区农民就开始组织农业互助组。互助形式有边御敌边生产、劳武结合的互助组，有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有记工算账的互助组；另外，广饶、博兴等地还出现了土地入股的农业合作社。一九四五年，解放区共有互助合作组织9.2万多个。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大批青年报名参军，支前任务十分繁重，农村劳动力和畜力更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互助形式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代耕、支前生产相结合的大变工组。通过变工互助，发动男女劳力参加生产，做到生产、支前两不误。解放区农业互助组织的发展，一方面支援了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也为全省解放后开展互助合作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
  全省解放后，各地农村结合生产救灾，在整理原有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动灾区群众实行生产互助，抗御自然灾害，恢复农业生产，从而使劳动互助组织取得新发展。一九四九年，全省互助组已发展到近5万个，参加农户达207万，占当时全省农户总数的21.3％。随着土地改革的逐步完成，组织起来的农户也逐步增多。一九五一年全省互助组已发展到83万个，参加农户355万，占全省农户总数的34.8％。此外，惠民、文登、莱阳、沂水等地还建立了14处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当时互助合作组织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临时性互助组；第二种是低级形式的常年互助组；第三种是常年固定互助、结合副业与技术的互助组；第四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的特点是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以土地入股，主要农具、牲畜统一合理使用，分配除给予入股土地、牲畜、农具一定合理报酬外，主要是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红。生产合作社由于土地实行统一经营，劳动实行合理分工，因而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技术、积累资金举办农田水利建设、购置新式农具等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农作物产量一般也比单干户高1倍左右。
  为了推动农村开展农业合作，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提出，各地开展农业互助合作应本着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注意防止强迫命令和放任自流的错误倾向。年底，中央把决议下发到各地试行后，山东党政领导机构开始把农村工作的注意力转向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一九五二年一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要求各地在发展、巩固、提高互助合作组织时，必须牢牢掌握提高生产、增加农民收入这一中心环节；严格遵守自愿互利原则，防止不顾实际，追求数量或形式的任务观点。五月，中共山东分局又召开了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上半年互助合作发展的情况，批评了运动中放任自流和强迫命令的倾向，决定在重点发展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的同时，有领导地扩大常年互助组，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仍采取试办的作法。另外，会议还对互助合作中的组织领导及有关政策重新作了规定和说明。经过两次全省性的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中国共产党在农业互助合作方面的各项方针政策，逐步为干部群众所掌握。各地在指导运动开展时，按照会议的要求，纠正了不顾群众觉悟程度的强迫命令的作风和放任自流的作法，保证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
  一九五二年，山东各地农村采取广泛号召、普遍组织、重点指导的办法，首先在春耕抗旱时节，大量发展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部分互助合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则大量发展常年互助组。
  夏季以后，各地普遍开展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爱国增产运动。到年底，全省互助合作组织达到113万多个，参加农户550多万，占全省农户总数的52.7％。农业生产合作社由试办初期的14个发展到520个，并由原来的4个县扩展到全省每一个县；互助合作的内容也由农业、副业扩大到林业、渔业和畜牧业。
  二、抗美援朝运动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山东的社会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迹象。战争初期，美国出兵的消息曾引起各阶层群众一定的思想波动和混乱，许多群众存在着严重的恐美思想，害怕因此爆发世界大战，害怕美国使用原子弹，而工商界则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崇美思想。与美蒋反共活动相配合，散处于全省各地的匪特、地主恶霸分子乘机大肆造谣，加紧活动，破坏土改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有的甚至串联组织，密谋暴动。农村群众特别是新解放区的一些农民，受谣言迷惑，不敢积极参加土改，有的不敢接受土地，或不敢在新分到的土地上耕种。城市工商业者犹豫彷徨，消极观望，而投机奸商则大量囤积物资，一般市民也竞相存实，致使初步稳定下来的物价再次波动上涨。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和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一系列指示，向全省人民发出号召，希望各阶层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卫祖国；反击省内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以推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生产建设等项工作顺利进行。在各级共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带动下，全省城乡首先掀起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一九五〇年十月底，全省共有2100余万人在和平宣言上签字，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愿望。
  十一月五日，全省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纷纷发表声明，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决心以实际行动，从各方面为抗美援朝积极做贡献。此后，全省各界人民组成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山东分会”，以统一领导这一爱国运动。在中共山东分局的具体领导下，分会利用各种宣传形式，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商店开展时事宣传和学习活动，使广大群众受到一次普遍的爱国主义教育，从而克服了某些群众存在的恐美、崇美心理和少数人的亲美思想，为广泛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十二月以后，工人、学生、妇女、工商界、宗教界人士相继召开各种会议，并举行了各种规模的游行示威。为了支援国家抗美援朝斗争事业，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一些部门的职工和医务工作者，也踊跃报名参加支前大队。十二月七日，山东首批志愿抗美援朝支前大队，组成两个分队开赴朝鲜前线。与此同时，山东分会还开展了慰劳志愿军以及救济朝鲜难民的活动，城市发起捐献“千元运动”，农村发起捐献“百元运动”。截止一九五一年三月，银行共收到捐款63亿多元（旧币①（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发行新人民币和收回旧人民币的命令》，新旧人民币的比价是1：10000。），下同）。
  一九五一年六月以后，全省又普遍开展了增产捐献活动。六月十日，山东抗美援朝分会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当场报捐5架战斗机的献款。济南民族资本的成通纱厂和东源盛染厂各报捐战斗机一架。到八月底，各地已认捐142架飞机款额。积极踊跃的报名参军和捐献热潮，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高涨的爱国
  热情。全省自上而下、从干部到群众普遍订立了个人和集体的切实可行的爱国公约。在工厂企业中，工人开展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仅济南、青岛两市就有174个公私营工厂、6.5万多名职工参加了劳动竞赛。他们的口号是“以工厂为战场，把机器当刀枪”，努力生产，支援前线。
  在农村，抗美援朝运动与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密切结合，成为推动农村社会改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农民提高了爱国热忱，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并通过整顿巩固民兵组织，对不法地主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有力的镇压，树立起群众优势。农民群众的口号是“为了抗美援朝，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为此，各地农村广泛开展了爱国丰产竞赛。在合作社、互助组的带领下，广大农民加紧生产，作好代耕优属工作，积极交纳公粮。
  在工人、农民爱国热忱的影响下，私营工商业者也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他们普遍订立了爱国公约，表示要积极纳税，互相监督，不投机倒把，不偷税漏税，如青岛市当时有2840户工商业者提前缴纳了营业税。许多富有爱国心的资本家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捐献出大量武器款和军需物资，为国家做出了贡献。文化教育界配合宣传，积极从事抗美援朝的创作和教育工作，清除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旧观念、旧习俗。
  抗美援朝运动，是山东全境解放后第一次全社会的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这期间，除先后派往朝鲜数批慰问团外，全省各界人民共写慰问信3.2万余封，做慰问袋14.3万个，捐献慰问金86.4亿元，捐献武器款2957亿元。山东人民为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镇压反革命运动
  新中国建立初期，山东各地依旧残存着各种腐朽没落的反动社会势力。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他们对人民的仇视有增无减，破坏活动变得愈加猖獗狠毒，给人民生命财产和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是国民党重点进攻的主要战场。在敌占区，反动地主恶霸曾乘机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残暴杀害农村群众。全省解放后，一些血债累累的凶手尚未受到应有的惩处，并仍逍遥法外，继续作恶。同时还有散布全省各地的散兵残匪约2万余人，武装土匪约400余股，经过一九四九年夏、冬两次清剿，各地土匪仍有200多股。这些土匪到处杀人抢劫，扰乱社会治安，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反动会道门也有一定力量。一九五〇年初，全省各种类型的会道门共有176种，办道人员1711人，道众约69万人。其中一贯道约18万人，普济佛教会约16万人，圣贤道会约4万人。一九四九年秋，军事管制部门宣布反动会道门为非法，进行重点取缔。从此，他们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方式变得更加隐蔽，常用各种迷信手法散布谣言，蛊惑群众，或与特务分子勾结串通，组织武装，密谋叛乱。另一种反动势力是特务。国民党败逃之际，曾在山东部署了大量特务潜伏，从事地下破坏活动。一九四九年经公安部门大力侦破，共捕获特务2911名，搜获电台62部，清除掉了大批浮在“外层”的特务。但是，各地仍有不少特务潜伏下来，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构还不断派遣特务到山东，从事各种阴谋活动。一九五〇年五月，国民党武装特务90余人，在胶南县大珠山海岸偷行登陆，被当地军民全部歼灭。
  各种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给社会治安造成了严重危害。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公然刺杀干部，组织地下武装，进行所谓“敌后游击”，大肆破坏经济建设。一九五〇年，全省发生的各类刑事案件是解放后最多的一年，其中杀人、纵火、抢劫、暴乱等重大案件就占总案件的84％。这些情况表明，各种反动社会势力的疯狂破坏活动，已经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果不及时坚决地进行镇压，势必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影响整个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工作的进行。
  为此，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政部门克服太平麻痹思想，严厉镇压匪特，严防敌人利用会道门搞破坏活动，加紧侦破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阴谋。各地在接到分局指示后，针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情况，开展了剿匪、肃特、反霸及取缔会道门工作。一九五〇年镇反工作的重点主要在农村，打击的目标主要是武装匪特。仅下半年，全省共歼灭股匪69股，共破获重大匪特案件72起。在破获的案件中，属于阴谋武装暴动的案件约占半数以上。对于反动会道门，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公安部门再次通令取缔，逮捕了一批反动道首，对办道人员实行登记，并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揭露会道门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动员道徒退道。据不完全统计，在几个重点取缔的反动会道门中，经过教育悔过退道的受骗群众达6.1万多人，如连其家属计，退道群众约在10万人以上。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镇反工作中，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反革命分子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管的管。十一月，山东各地在接到中央指示后，迅速纠正了在镇反问题上“宽大无边”的右倾错误，加强了对镇反工作的组织和指导。济南、青岛、徐州等城市先后处决了一批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各地结合土地改革运动，镇压了一批恶霸地主。至一九五一年四月底，全省残存的股匪、散匪基本上被消灭。四月后，全省镇反的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四月一日，全省各大、中、小城市统一行动，逮捕并处决了一批潜伏的大恶霸、大流氓；并对反动党团分子实行全面登记，严厉禁止吸毒贩毒，取缔娼妓。五月十日后，全省城乡各地又统一行动，逮捕了一批作恶多端的反动会道门首领。济南、青岛等城市结合宗教改革运动，驱逐了一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间谍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取缔了圣母军一类的反动宗教组织。经过七个月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全省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新区还是老区，凡是浮在“外层”的反革命分子均受到了严厉镇压，潜伏的特务也受到了沉重打击。至此，以清理“外层”为主的镇反任务基本胜利结束。
  为了巩固已有的胜利，纠正各地开始萌发的多捕多杀、扩大镇压范围的偏向，保证运动的正常健康发展，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央第三次公安会议决定，及时采取了适当收缩的方针和谨慎的政策。自六月起，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死刑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并规定在一段时间内，除现行犯及少数案件外，暂时停止捕人。六月以后，各地农村和城市遵照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对各类积案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八月，各地依据案件清理审定结果，分别宣判了一批案犯，组织犯人进行劳动改造，并对反革命分子实行管制。十一月，各地公安部门根据全省第六次公安会议的决议，在一些镇压不够彻底的地区，继续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上述工作结束以后，机关、工矿企业进一步开展了清理“内层”的工作，挖出了一批暗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使党政部门，工矿企业组织内部更加纯洁巩固。到一九五二年年底，全省范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便基本结束。
  镇反运动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土匪、地主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反动党团等五个方面的敌人，支援了抗美援朝运动，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全省社会治安迅速好转，社会秩序大为稳定。一九五一年全省发案率比一九五〇年下降46.3％，一九五二年又比一九五一年下降31.2％。社会秩序的好转，为各项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节“三反”、“五反”运动
  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经过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私营工商业在政府部门加工订货、贷款扶持的帮助下，不但得到恢复，而且取得新的发展，开业户数和资本额均有很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日趋尖锐。资产阶级因不能再同国营经济进行公开斗争，便利用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联系，采取隐蔽的方式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活动，侵蚀国营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争夺领导权。
  各个行业不法资本家施展“五毒”的方式，各有侧重和不同。进出口业以偷税漏税为主。“五反”前，青岛90户进出口商偷税漏税额近226万元，逃汇244万元，盗窃国家经济情报134次。他们通过盗窃外贸机构的业务计划、外汇存底以及内部资料，来进行投机活动。营造业则以行贿、偷工减料为主，如青岛建筑营造业79户私营企业，偷工减料达46万元，盗窃国家资财60万元。他们为了牟取暴利，在修筑国防设施和基建工程时，大肆偷工减料，致使机场出现涵洞淤塞、地基下陷等严重现象。食品、机器、木材、五金及纺织印染等行业的不法资本家，通过行贿勾结政府部门内的某些贪污分子，在承接加工订货任务时，以次充好，以劣顶优，大量掺假作弊，偷工减料，骗取非法暴利。青岛纺织业资本家还集资成立“宾宴春”，专门用以宴请验布人员，拉拢贿赂，包庇其非法活动。至于专事买空卖空，在市场上兴风作浪的投机商，给社会主义经济带来的危害就更为严重。这些不法奸商，或虚设门头，暗中倒卖黄金、贩运毒品；或只凭一部电话和一块招牌，倒卖国家物资；或利用空头押品，骗取银行贷款，假借座商名义组织行商低价抢购物资，囤积居奇，扰乱市场。
  不同城市、不同行业的不法资本家：施展“五毒”的侧重点和表现虽有不同，但归纳起来，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利用与国家经济机关、国营企业的业务关系，采取各种卑鄙手法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目的达到后，即在这些人的包庇下，从事各种违法活动。（2）利用国家经济制度上的某些不健全之处和经营管理体制上的漏洞，“钻空子”，“挖墙角”，破坏经济建设。（3）为了掩盖违法活动，表面一套，暗里一套。表面口口声声“拥护共同纲领”，暗里却大肆贪污，私扣税款，侵吞国家资财。
  在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和旧社会污毒的侵蚀下，国家机关中的某些工作人员丢掉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沾染上严重的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习气，在生活上追求个人安逸，讲究“排场”；在工作上搞形式主义，漠视群众的意见和疾苦，有些干部甚至利用职权，贪赃枉法，压制群众民主。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和干部，放松了思想警惕，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逐渐腐化堕落，变成资产阶级的俘虏；一些企业的性质逐渐蜕变，名为人民企业，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企业。山东建筑公司在贪污分子的包庇下，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大肆盗窃倒卖国家资财，给国家造成的直接损失达600多万元。济南煤建公司在“煤荒”严重、木材紧缺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不法分子采用“拉出来”、“打进去”的手法篡夺了公司部分领导权，有组织、有计划地盗窃国家资财，使国家亏损总额达130多万元。
  上述情况表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已经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巨大危害，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给国家政治和经济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必须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反击。
  二、“三反”运动
  山东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是在整编、节约运动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一九五一年十月末，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为了执行中央的决定，十一月三日，省级机关成立了整编节约委员会。十一月八日，该委员会发出关于厉行整编节约的决定，制定出立即停止增设机构和增添人员，停止请客送礼，停止增加汽车，停止增建房屋等十项紧急措施。从十一月十日起至十二月二十日，全省县以上党政军民机关普遍开展了精简节约运动。各地结合精简机构、清理资财等项工作，对机关和干部进行了检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被揭露了出来。这些现象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1）行政经费和开支严重铺张浪费；（2）计划不周，管理不善，造成国家资财严重损失；（3）一些部门和个人任意占用国家资财，违犯财经纪律；（4）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公文旅行，办事迟缓；（5）某些干部蜕化变质，贪污腐化现象严重。检查结果表明，必须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斗争，才能较彻底地清除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污毒。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末，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指出，要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作为一九五二年的基本任务。此后，全省县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公营厂矿企业和大专院校，正式开始了“三反”运动。这场运动经过民主揭发，坦白检举，清除大贪污犯（即打“虎”运动），定案处理，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等步骤，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基本结束。
  运动初期，党政机关和宣传部门进行了广泛宣传，用具体事实向群众说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危害，阐明“三反”运动的意义和有关的方针、政策。运动全面展开后，全省参加运动的国家职工达到24万人，通过民主检查和检举揭发，大量“三害”事例被揭露出来。许多贪污分子慑于运动的威力，纷纷交待了自己的贪污行为。当多数中小贪污分子被挖出后，省直属各机关从二月初、农村县级机关自春耕前，陆续转入清除大贪污分子的打“虎”阶段。
  春耕结束后，中共山东分局鉴于一些地区在打“虎”中出现逼供信偏向，指示各地要改变方式，注重掌握材料和事实根据，严禁逼供信。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很多县总结经验教训，停止了打“虎”的作法，开始重视“强调证据，不重口供”，从而减少了运动中存在的盲目性和“左”的偏向。四月底，省直属机关的“三反”运动开始转入定案处理阶段。五月，各地按中共山东分局停止群众打“虎”退赃的决定，也相继转入定案工作。
  定案工作开始时，各地较普遍存在主观定案现象，不愿进行细致的核实工作。因此一般地区被定案的贪污分子占有经济问题人数的50％以上，个别地区甚至达到80％。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山东分局按照中央和华东局指示精神，对贪污、受贿等行为的界限作了具体解释，对贪污数额的折算标准和折算时间也作了明确规定；并组织了4个检查组，帮助各地加强调查研究，作好定案工作。通过对全部检举坦白材料认真核实查对，许多错案得以纠正，贪污分子的人数比原来减少了20.4％，大贪污犯的人数比原来减少了82.7％。
  在核实定案的基础上，依据“检查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对贪污分子分别给予了不同处分：免予处分的人员占贪污分子总数的71.3％，受到各种行政处分的占18％，受到刑事处分的占1.7％，需要进一步核实处理的约占9％。由于采取了区别对待，“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使相当一部分人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而少数罪行严重的人，则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六月，“三反”运动转入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阶段。思想建设的内容，主要是要求机关团体内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划清与资产阶级的界限。通过思想建设工作，在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对国家机关的侵蚀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使共产党的组织更加纯洁。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局限下，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庸俗化和过头倾向。组织建设，主要是进行机构整编，调整干部，健全制度。四月中旬以后，省、县各级部门按照政务院颁发的编制标准，对组织不合理的机构进行重新调整，并抽出干部加强工矿企业和财经部门。通过组织建设，将“三反”运动与精简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
  三、“五反”运动
  继“三反”运动之后，全省各地先后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运动从一九五二年一月开始，至八月底基本结束，大体经过宣传酝酿、坦白检举、检查“五毒”、定案处理等四个阶段。参加运动的私营工商业者约计6.4万多人，职工14万多人。
  运动初期，不法资本家表面装作拥护政府号召，暗中却用拉拢、欺骗，甚至造谣破坏等手法，抗拒运动开展。在资本家的影响下，职工存在着种种思想顾虑。他们怕资本家报复，怕解雇失业，怕牵连上自己，怕打破和资本家的“情面”。为了提高职工思想觉悟，揭露资本家的阴谋对抗活动，各级共产党组织与政府部门利用报纸、广播、群众大会等形式，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用具体事实向职工说明资产阶级“五毒”行为造成的危害。同时，各行各业的工会组织也采用报告会、座谈会、职工会议等方式，在各厂店宣传“五反”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向职工反复说明一切违法活动均由资方负责，运动期间不准擅自歇业等项政策规定。
  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广大职工积极投入运动，纷纷写信检举揭发资本家的不法活动。济南市仅在一月下旬，就收到了3000件检举信，揭发资本家的不法行为。二月，济南、青岛等城市的职工以厂店为单位，召开坦白检举大会，要不法工商户限期坦白自己的违法活动。各地私营企业的职工依靠政府和工会的支持，在坦白检举大会上，同不法资本家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揭发批判他们的不法行为，形成了一种对不法资本家“围剿”的形势，不少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
  二月以后，个别城市的运动进入检查阶段。各地根据资本家违法程度的不同，将其分成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通过对资本家分类排队，召开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户会议，宣布区别对待的政策，使多数资本家得到解脱，将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孤立起来。
  五月以后，各地按照中央颁布的工商户处理标准和办法，按违法情节的轻重，分批对不同类别的不法工商户给予退财补税、罚款、刑事处分等项处理。经过检查定案，全省在“五反”运动中共清查出不同程度的“五毒”工商户5万多户，其中工业2.5万户，商业2.5万户，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所得共1406.8万元。
  “五反”运动之后，职工群众在厂店中的主人翁地位得到加强，建立了监督生产和经营制度，使企业的生产迅速恢复正常。
  四、“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
  “三反”、“五反”运动，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运动。
  “三反”运动，在思想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着的旧社会污毒和资产阶级思想做了一次清除，初步克服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树立起廉洁奉公的风气，机关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在组织上，清除了不法资本家“打进去”的异己分子和“拉出来”的蜕化分子，挽救了一大批误入歧途的干部；在经济上，加强了对经济和财务部门的管理，使国家经济建设避免了重大损失和浪费，为增产节约开辟了道路。
  “五反”运动，在清除不法资本家的“五毒”活动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它推动了工商界的思想改造；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正确贯彻了对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内外的民主团结；并通过工人监督生产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曾一度出现了一些“左”的情绪和主观主义倾向，如各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逼供信和盲目退赃现象；只强调对资产阶级打击、限制的一面，而忽视了团结、利用、改造的一面。尽管如此，“三反”、“五反”运动的成就是主要的，通过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以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扫清了道路。
  第四节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山东人民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通过开展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和增产运动，到一九五二年，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一九五二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0.9亿元，比一九四九年的32.5亿元增长了47％，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增长了50％。在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全省财政收支也同步增长并达到了平衡。一九五二年，财政收入达到7.6亿元，比一九五〇年增长72.38％。其中地方财政收入达到近3.9亿元，比一九五〇年增长2.1倍；财政支出达到近3.2亿元，比一九五〇年增长2.2倍；收支相抵，全省地方财政净结余7100万元。财政平衡既稳定了市场物价，也为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前夕，山东农业经济已濒临绝境。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从当时农村灾情严重、生产萧条的状况出发，首先把生产救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全省动员70余万人，完成了黄河春修工程、导沐第三期工程及泗河改道、临黄复堤、北运河复堤等项工程，并修治了宣惠河、徒骇河、双山河、淄阳河、白浪河、泗河、紫文河等为害较重的河流。受淹地区农民采取挖沟排水等措施，救出90％的水淹地，进行了补种。为了支援灾区生产救灾斗争，各地政府向农民发放了大量贷款、救济粮，城市人民也积极捐募钱物帮助灾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城乡人民共同努力，广大灾区人民终于战胜了一九五〇年的严重春荒。
  生产救灾工作完成以后，中共山东分局和省人民政府制定了以恢复生产、提高农民生活为基本内容的农业生产总方针。根据这一总方针，农业部门又在不同发展阶段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方针和任务。一九五〇年的方针是：以恢复为主，增产粮食，扩大植棉面积，在战胜灾荒的基础上精耕细作。一九五一年的方针是：争取农业生产恢复和超过战前水平。一九五二年的方针是：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和爱国丰产竞赛运动，集中力量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根据上述方针，这期间各地农村采取了一系列生产建设措施，逐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使奄奄一息的农村经济重新获得了生机。
  生产建设措施以兴修水利、改造农业生产技术为重点。在兴修水利方面，人民政府根据全省春旱、秋涝、晚秋又旱的特点，从当时经济技术的实际条件出发，在治理主要河流的同时，引导农民开展了群众性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全省以打井灌溉为主的水利建设发展很快。一九五二年底，全省有水井160万眼，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80％。同时，政府还在部分地区有重点地建设了一批自流灌溉工程。山区人民结合水土保持工作，三年中共挖山泉3.3万多个，修蓄水池4.1万个。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在兴修水利方面，全省累计共完成土方2.3亿方，石方587万方，投资总额达7270万元。
  在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各地农村在推广深耕、冬耕的同时，建起了种子管理推广机构，推广优良品种。一九五二年小麦、秋粮、棉花的良种播种面积，分别占播种总面积的24％、11％和49％。此外，各地还大力进行了农具增补和改进工作。到一九五二年，共增补旧式农具1000万件，推广新式农具36万件。为了帮助农民克服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三年内国家共发放农贷1.67亿元，占贷款总额的10.4％。
  在人民政府的扶持和广大农民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土地改革、农业互助合作和一系列恢复生产措施，一九五二年，全省农业生产已基本恢复并超过战前历史最高水平。这一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40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73.3％，超过战前水平22.2％；粮食达到23980万担，比一九四九年增长37.8％，超过战前水平29％；生猪达到527万头，比一九四九年增长94.5％，超过战前水平29％；大牲畜达到464万头，比一九四九年增长19％，接近战前水平。另外，烤烟、果品、蚕茧、水产品也比一九四九年有了成倍增长。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全省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为恢复城市经济，各级人民政府在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组解放区公营企业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地方国营经济体系；并通过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废除了企业中旧的生产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起新的生产管理制度，使企业开始按计划生产。私营工商业依靠国家贷款扶持、加工订货和一系列调整措施，也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三反”、“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进一步受到限制，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则在政府鼓励下取得新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了支援志愿军作战和国家经济建设，全省各城市先后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生产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工人阶级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态度，发挥了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改进生产工艺和工具设备，提出各项合理化建议，创造出许多新的工作法和生产记录，并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一九五二年，在劳动模范的带动下，各厂矿企业开始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经验和工作方法。煤矿实行了新法采煤及快速掘进法；纺织业普及推广了郝建秀工作法和新式织布法；机械工业推广了高速切削等方法；电力工业推广了快速检修法和巡回检修法；铁路建筑等部门相继采用了一些新的工作法。随着先进生产经验和工作方法的推广采用，工矿企业减少了成本损耗，工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九五二年与一九四九年相比，主要工业部门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7.2％，生产取得迅速发展。
  一九五二年全省工业生产总产值达到20.9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121.2％，平均每年增长30.3％。工业产值的大幅度增长，初步改变了工业在全省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九五二年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已由一九四九年的29.1％上升为34.3％。在工业生产中，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了2倍多，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2.6倍。由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中占的比重由一九四九年的22.6％上升到26.9％。一九五二年与一九四九年相比，冶金工业增长156.2％，煤炭工业增长72.9％，化学工业增长134.2％，机械工业增长193.6％，纺织工业增长89.6％，食品工业增长218.9％。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也有很大增长。一九五二年与一九四九年相比，钢产量由105吨发展到3619吨，钢材由634吨发展到1.7万吨，原煤由169万吨发展到362万吨，发电量由2.09亿度发展到3.48亿度；另外，棉纱增长了148.3％，棉布增长了109.9％。工业产品大量增加，不仅丰富了市场，支援了农业生产，而且加速了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恢复时期，工业贯彻了优先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方针。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挤出有限的资金，用于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作。三年中全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2.34亿元，其中用于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占总额的72.8％。随着新增固定资产和生产能力的增加，社会主义工业在全省工业中的比重不断增大。一九五二年国营、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及公私合营工业在全省工业中的比重，由一九四九年的57.4％上升到71.4％。私营工业虽然也取得相应发展，生产总值一九五二年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52.8％，但是在全省工业中的比重却在下降。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增长，为改造私营工业，引导其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条件。
  恢复时期，交通运输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铁路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山东全境解放后，为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各地对铁路进行了大力修复。至一九四九年七月，胶济、津浦两铁路相继修复通车。同时，各地还对受战争破坏的公路进行了修复。至一九五二年，全省通过修复旧路、兴建新路，公路行车里程达到7669公里，比解放前增加2.4倍。随着铁路、公路的修复和兴建，货运量也有了很大发展，一九五二年铁路和公路货运量分别比一九四九年增长77.2％和5.2倍。
  恢复时期，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通过吞吐物资，调剂供求，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商，扶持正当私营商业，大大活跃了城乡市场贸易，使市场商品流通量迅速增长。一九四九年全省商品零售总额为7.18亿元，一九五二年达到19.95亿元，三年中增长了1.8倍。在利用、限制、改造私营商业的斗争中，国营商业日益发展壮大。一九五二年全省国营及合作营商业机构发展到1.6万多个，农产品收购总额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5倍。
  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
  随着全省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新中国成立前，山东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其中农村中的文盲约占90％以上。整个教育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教会学校和农村私塾在城乡教育中占很大比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继续发展巩固解放区教育的同时，接管、恢复了新解放区各类公、私立学校。随后，又借助解放区和苏联的教育经验，对旧教育进行初步改造，努力清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遗毒，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在此基础上，政府有关部门又进一步对各类学校进行了整顿、调整和改革。
  首先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这一工作从一九四八年即已开始，至一九五一年，经过数次合并，原有各院校合并成为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医学院、山东农学院、山东工学院等5所高等院校。一九五二年下半年，省人民政府第六次扩大会议制定出《高等学校调整方案》，成立了华东局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委员会山东分会。经过有组织的调整，在发展学院、加强综合性大学建设的基础上，增强了工业和师范专业的设置。其次，对中等教育进行了整顿。恢复时期，山东人民政府先后召开了两次全省中等教育会议，制定了各类中等学校的发展方针和任务，确定了使学生智、德、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宗旨。中等教育的整顿改革，促进了其他各类教育的发展，使山东的整个教育面貌出现了崭新的气象。一九五二年全省各类在校学生数近470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近1.4倍。
  恢复时期，社会就业大量增加，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全省职工人数由一九四九年的36.5万人增加到一九五二年的75万人，职工年平均工资由276元增加到362元；农民收益也比解放前有很大提高。一九五二年，全省城乡人民平均消费额由一九四九年的45元增加到70元。医疗卫生条件也获得改善，一九五二年全省卫生事业机构由一九四九年的288个发展到1879个；各类医院床位数由2959张发展到1.8万多张。
  总之，恢复时期各项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初步改变了山东国民经济的旧面貌，使整个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五章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基本完成，从一九五三年起，山东与全国各省市一样，已由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进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九五二年底，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主要内容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节 山东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为了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中共山东分局的领导下，从一九五二年就着手制定山东省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一九五三年七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财经会议，制定了工农业生产五年计划的初步指标。一九五四年二月，省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国家对“一五”计划各项指标的要求，结合山东经济现状和特点，从需要和可能出发，初步提出了“一五”计划发展指标的建议数字。九月，提出了对原编计划建议数字的修改草案。十二月二十日，召开了由各市、地、县委书记，部分区委书记及地、县计划干部出席的扩大干部会议，对重新编制的计划草案进行了讨论；经过修改，最后制定了《山东省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基本任务是：充分利用省内自然资源及经济上的有利条件，发挥工业现有设备的潜力，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积累资金，大力培养各项建设人才，以便从物力、财力、人力等方面支援国家重点建设，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积极稳步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保证社会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不断增长。
  围绕上述基本任务，山东省农业、工业、基本建设、商业、交通、邮电、文教卫生等部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是：
  农业（包括副业）总产值，一九五七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由39.99亿元增至41.25亿元，增长3.2％；粮食总产最达到225亿斤（按旧折算标准），下降6.1％；棉花达到347万担，增长2.4％；花生达到1382万担，下降16.1％。农业生产合作社由520个发展到12万个，入社农户达到全省农户总数的40％。
  地方工业产值，一九五七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由9.06亿元增至15.27亿元，增长68.5％。各种经济成分在工业产值中占的比重，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工业三者合计由49.32％上升为85.32％；私营工业的比重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将由50.68％下降为14.68％；组织起来的手工业产值，则将占全部手工业产值的37.16％。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42.5％，由19.95亿元增至28.43亿元。国营与合作社商业将由一九五二年占34.5％上升为一九五七年的52％，私营商业到一九五七年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或合作形式的商业。
  基本建设，根据“增加生产，厉行节约，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速度，全省五年内在工业、农业、水利、交通、文教卫生、城市建设等方面的投资总额为23.31亿元。在投资总额中大型建设单位共有52个，其中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22个，限额以下单位30个。
  交通运输，一九五七年全省公路货运量达到2973万吨，货运周转量达到327万吨公里，分别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89％和112％。地方航运货达到256万吨，货运周转量25.589万吨公里，分别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41％和104％。
  此外，“一五”计划还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了具体规定。五年中，职工的平均工资将增长51.9％；各类学校在校人数到一九五七年将达到530.4万人；全省医院床位将达到23878张，比一九五二年增加5546张。
  总的看来，山东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是比较积极稳妥的。它成为各级领导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工作的依据和奋斗目标。
  第二节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山东农村的经济形势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土地改革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础上，山东的农业生产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也明显改善，人均收入比战前提高了10％。随着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购买生产资料投资占消费额的比重，由一九五〇年的19％上升到44％。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批贫农雇农上升为中农，贫农逐渐减少。如果把土地改革前的中农计算在内，中农约占当时全省农户总数的70％左右。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主要经济力量和农业生产的主力。
  土地改革之后，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又开始分化，其主要表现有两方面：一是土地买卖、出典、出租增加，土地价格随之上涨，有些地方超过战前一倍至数倍。农民出卖土地，大都是由于生活贫困、缺乏劳力、债务负担和意外灾害等原因；而购买土地者，80％以上是富裕中农。二是高利贷有所发展，对农村经济的破坏相当严重。一些农民因还不起债，不得不出卖土地。一部分中农因出卖土地而降为贫农；一部分中农借助劳力、生产资料等方面的优越条件，上升为富裕中农、富农。尽管这种分化还很不明显，但分化确实已开始了。
  从发展趋势看，小农经济不仅会使农村经济重新产生分化，而且由于其本身狭隘落后的经济特点，也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国家实现工业化，需要大量的粮食和原料；在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建设资金大部分也得靠农业提供，而这些都是小农经济无法满足的。同样，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就需要兴办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采用机械和先进的技术，而这些又是个体小农经济无法办到的。因此，必须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一部分分到土地而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农民，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新式农具和其他新技术，要求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一九五二年全省组织起来的农民已占农户总数的52.6％。一九五三年春，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下，互助合作组织的抗灾力量远远超过单干户。一部分个体农民由于受到灾害，从中农下降为贫农；而互助合作组织由于克服了个体农民无法解决的困难，绝大部分农民仍保持了中农水平。这一事实教育了广大个体农民，增强了他们走互助合作道路的信心。
  一九五三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对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国家对农业的支援日益增强，山东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进入一个普遍发展的新时期。
  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普遍发展
  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规定，要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围绕这一中心任务，一九五三年春，各级党委结合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组织了1.4万余名干部下乡检查工作，整顿基层干部作风，改进领导方法，纠正基层组织中普遍存在的违法乱纪现象，以此来推动各地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遵照中共山东分局加强基点工作的决定，各县相继加强了合作社的基点工作。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地区一级试办过渡到县一级试办，全省共设基点社587个。基点社的建立，对于贯彻“稳步前进”的方针，推动互助合作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五二年冬到一九五三年春，全省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比较快，农民群众建组办社的热情很高，许多基点社往往刚一建立，周围就有几十个社、组跟着建立起来。新建的社组多数办得较成功，但也有一些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办起来的。这部分社因缺乏经验，管理不善，过急地积累公共财产，结果生产和农民收入都受到影响。
  为了克服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偏向，中共山东分局在一九五三年春季提出了上半年互助合作运动以整顿巩固为主的方针，要求各级党委深入生产过程，帮助合作组织制定增产计划，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在中共山东分局的指导下，农村各级领导结合春夏生产，从有利于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出发，帮助互助合作组织改进经营管理，并对一些不具备条件、盲目合并的大社大组进行了适当调整。
  经过春夏两季的整顿，到一九五三年九月，全省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偏向基本停止，多数社组获得巩固。冬季，各地农村结合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对农民普遍进行了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并在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互助合作组织以大力扶持。许多建立基点社的地区，通过典型示范，树立榜样，使农民逐步看清合作社的优越性。年底，全省组织起来的农民已达528.6万户，农业合作社由原来的520个发展到1429个。
  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总结了全国两年多来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提出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逐步过渡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并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然后到实行生产资料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决议》特别强调了初级社的优越性，指出这种合作社是引导农民过渡到高级社的适当形式。因此，《决议》提出必须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大力发展初级社，以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一九五四年一月《决议》在全国公布后，对山东的合作化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按照《决议》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及时把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重心转到发展初级社上来。一九五四年春，全省广大农村兴起了办社热潮，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2.4万余个，全省有97.7％的区和50.4％的乡建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有80个乡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一九五四年春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约有80％坚持巩固下来，但是也有部分地区的合作社因办社条件不具备，一轰而起，存在着垮台的危险。因此在夏季，各地集中力量再次对新社进行了整顿巩固工作。经过半年的整顿工作，绝大部分社坚持巩固下来。当年有80％以上的社获得显著增产，一般增产15％左右，其中增产30％至1倍以上的社占总社数的48％。一九五四年全省小麦产量和95个县的秋粮产量综合统计，农业合作社产量超出全省平均产量17.5％，比互助组增产12.5％，比单干户增产28.9％。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增加生产和收入方面显示出来的优越性，是对农民最好的教育。一九五四年冬，随着统购统销工作的改进，供销、信贷等项合作事业的全面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要求参加合作社，各地农村再次出现办社热潮，全省要求办社的有7.3万余处。这种情况的出现，标志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由逐级试办阶段进入到普遍发展时期。
  从一九五四年冬到一九五五年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共山东省委（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起，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改为中共山东省委员会）统一计划和安排下有领导有控制地进行的。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省领导从当时春耕迫近、生产任务繁重等方面考虑，强调量力而行，对原订一九五五年春耕前发展10万个社的计划作了修改，缩减成8万个；同时对新社的规模也作了适当控制，要求一般不超过二三十户。一九五五年入春前，全省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建社工作。各地从个体农民的实际思想状况出发，首先进行充分的思想教育，做到“道理通、个人通、全家通”，自愿入社。其次，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合理解决土地评产入股、土劳分配比例及耕畜农具使用办法等问题，具体研究制定社章和生产计划，在社成立后组织社员转入生产。另外，政府部门也从各方面加强了对合作社的扶持工作，供应大批新式农具、农药和化肥，发放大量农业贷款；通过建立技术推广站，实行机器代耕等方法，帮助合作社改进技术，增加生产。春耕前，全省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2万个，社员约20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9％，遍布于95％的乡和90％的自然村。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步骤和一系列扶持措施，全省多数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比较健康，新老社一般都贯彻了自愿互利的政策，在生产中逐步建立起正常秩序。但是，也有一些地区超越条件许可，发展过快，办起的新社很不巩固。当时全省约有30％左右的社是巩固的，建立了各项生产责任制，生产比较稳定；约有50％的社基本上能够巩固下来，但若千政策问题尚待进一步妥善解决，社内生产不够稳定；另有20％的社政策处理极不妥当，生产陷于严重混乱，其中约有四分之一的社根本不具备办社的条件，需要有领导地转为互助组或单干。
  不少初级生产合作社之所以存在不巩固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建社工作比较粗糙，社员入社不是完全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大势所趋，或由于统购统销和物资供应对合作社的照顾，使他们觉得入社好办事，因而勉强入社。还有一些社在土地、牲畜、农具、林木问题的处理上，不符合互利原则，过急地将生产资料作价入社，作价又偏低，损害了中农的利益，造成了农村关系紧张；甚至一些地区发生农民闹退社、宰杀牲畜、变卖农具、砍伐树木等现象。
  为了及时地、妥善地解决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一九五五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合作化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完成计划的地区应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对条件不具备的社进行整顿。三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停、缩、整、发”的方针，即按地区不同，分别采取停止发展、实行收缩、进行整顿、适当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引导山东各级领导冷静地估计农村形势，克服急躁冒进情绪，正确指导合作化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春耕前夕，中共山东省委根据山东地区的实际情况，按照《通知》精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及时刹车，不再发展新社。春耕开始后，各地合作化运动适时停止了发展，转向整顿巩固阶段。整顿工作以搞好春夏生产、增加社员收入为中心环节；贯彻落实了自愿互利原则，使大部分社逐步趋向巩固。同时，在整顿过程中，还对新社做了必要的收缩，对4000余个难以巩固的社和10万余户不自愿入社的社员，分别进行转组或退社工作。经过整顿、收缩，全省留下来的8.8万个社有80％以上增产，说明“停、缩、整、发”的方针是正确的，进行整顿巩固工作的效果是良好的。
  三、农业合作化高潮
  随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广大农村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到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步走上高潮。
  七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认为全国农业合作化存在着大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明确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要求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地、有计划地、热情地去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八月，中共山东省委把毛泽东的报告传达到省、地各级党组织，使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加快了步伐。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七日，中共山东省委通过了《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春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规划》，规定一九五五年秋到一九五六年春，全省要新发展5万个合作社，到一九五八年底全省合作社要发展到20万个，把70％的农民组织到合作社中，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并准备条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实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八月十八日，省委又召开了有1800人参加的县、区委书记会议，研究了各地区的发展规划和实现规划的措施，要求各地应遵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在促进合作化到来的同时，切忌大轰大嗡和“大呼隆”现象，要有准备、有计划、有领导地分批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但是，由于会议将前一时期合作社的整顿工作误认为是“右倾”，对其进行了不适当的批判，因而助长了急躁冒进情绪。一九五五年秋季以后，全省各地农村成批地建立起农业生产合作社。数月之间，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就由原先的9万个发展到18万个，入社户数由原来占农户总数19％发展到55％。不少合作化基础较好的县，如莒南、文登、广饶、莱阳、寿张等县，基本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在初级社大发展的同时，全省还建立了3033个高级社。
  农业合作化运动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大突破了省委原订的发展规划。为此，一九五六年一月，省委决定有领导有步骤地提前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要求在一九五六年春耕前，入社农户达到农户总数的70％以上，并组织部分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一九五六年秋冬使高级社发展到3万个以上，在一九五七年秋完成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
  一九五六年春，全省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整乡整村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截至三月，全省已有90％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与此同时，通过扩社、并社、建立新社，高级社也成批建立，入社农民已占农民总数的63％。农业生产关系的迅速改变，使农民生产热情普遍提高，掀起了社会主义增产竞赛运动。但各地合作社普遍存在着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忽视副业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偏向。一九五六年入春以后，农村副业生产大幅度减少，合作社资金发生短缺，加上各部门同时伸手，要合作社出力兴办各种事业，使合作社的资金困难更加严重。此外，在处理国家与合作社、合作社与社员、积累与消费等关系时，许多地区也安排得不够合理，存在着过分集中、统得过死、忽视社员利益的现象。有的社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出自留地，有的社不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因而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特别是有不少社的领导办事不与社员商量，强迫命令，结果使一些本来经过民主协商可以避免的错误一再发生。
  上述问题不仅给农业生产带来混乱，而且也影响了合作社与社员的关系。一九五六年三月，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各级党政部门派出1.7万名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基层整顿合作社。到六月，全省有7.2万个社基本结束了入社时生产资料的处理工作，建立了财务制度；有6.5万个社初步实行了包工包产、定额管理、季节包工等项生产责任制。七月，在中共山东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省委根据全省合作化的形势，指示各地要切实做好合作社的整顿工作，帮助合作社修订不切实际的计划，改进经营管理，制定合理的劳动定额和包工包产计划，有效地停止生产中的混乱现象。同时，省委还要求各地大力开展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以增加合作社与社员的收入，并指示基层部门不得再加重合作社的负担。
  依照省委的布置，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的合作社整顿工作，主要是围绕着以下三个方面进行：（1）贯彻互利政策。对农民生产资料作价入社，各地采取依靠群众、民主协商的办法，凡作价基本合理的固定不动，不合理的加以适当调整；在收益分配上，按照兼顾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利益的原则，做好夏季预分，使90％左右的社员收入有所增加。（2）改善经营管理。合作社按照“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普遍制定劳动生产定额、包工包产等项生产责任制，合理组织劳动，从而减少支出，增加收入。（3）发展副业生产。针对副业生产下降的情况，各地从农村副业生产的特点出发，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或者由社统一经营，或者由社员个人单独经营，鼓励合作社和社员发展副业生产。
  整顿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后，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巩固、提高的基础上，继续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吸收农民入社，并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一九五六年底，全省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达到1066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4.4％，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934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4.4％。一九五七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整顿、巩固、提高，由一九五六年的7.3万多个合并为5.1万多个，其中高级社由近3万个发展到近5万个，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6.8％。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个体小农经济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已经转变为集体所有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支援了工业建设。一九五六年春季以后，全省广大农民在中共山东省委“四年超额完成农业增产计划”的号召下，掀起了劳动竞赛运动，使农业生产取得了大发展，提前完成了原定计划指标。
  农业合作化虽取得了上述成就，但也有一些缺点和教训值得总结。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由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总的精神是强调反右倾保守，因此“左”的急躁冒进情绪有所滋长。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出现了一些偏差：第一，对合作化的速度要求过急，生产关系改变过快，违背了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的原则。当初级社脚跟尚未站稳时，又马上并社升级，不少农户超越了初级社这一关键步骤，“一步登天”地跨入高级社，这对集体经济的巩固带来了不良后果。第二，兴办高级社的时间短促，工作粗糙，不少新建的高级社，实际上只是挂了个牌子，搭了个架子；社内劳动组织、生产责任制、分配制度、财务管理和物资管理制度等，都没有建立起来，经营管理相当混乱。第三，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群众觉悟程度不同，在合作化过程中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典型示范、由少到多、分期分批地发展。而在这个期间，许多地方却采取一个模式、一种速度、整齐划一地向前平推，结果相当多的高级社，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要求，超越了群众的觉悟程度，超越了干部的经验水平。第四，由于形势发展的太快，办社工作跟不上，未能严格执行入社规定的经济政策，自愿互利的原则执行得很差，损害了中农的利益，挫伤了一部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偏差，给以后的农业生产遗留下不少问题。
  第三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资本主义工商业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过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和调整工商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很大发展。一九五二年，全省私营工业发展到6041户，私营工业产值达到4.59亿元，分别比一九四九年增长142％和152％；私营商业发展到35万户，销售额达到10.6亿元，分别比一九四九年增长21％和1.2倍。在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增长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得到发展，比重却有所下降。一九五二年与一九四九年相比，工业比重由42.6％下降为28.6％，商业比重由67.6％下降为52.9％。上述情况说明，当时国营经济虽占优势，但资本主义工商业仍占相当大的比重。
  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挥过某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也使它在很多方面暴露了对国计民生的破坏作用。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日益尖锐，束缚着工人阶级生产的积极性，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进程要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国营经济和国家有关单位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则让它为国营商业经销代销商品；同时，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加以必要的限制。经过“五反”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得到保护和发展，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则受到打击和取缔，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成为国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一九五二年，山东私营工业的主要部门，已经全部纳入到这一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产值为2.6亿多元，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57.9％。私营工业之所以能接受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造，主要原因是国营经济已经控制了主要原料物资的供应和产品的销售渠道；农民自己组织的销售合作组织，使私营工商业在农村市场受到一定限制；国营工商业在群众中的信誉不断提高，私营工商业的信誉日益下降。在这些条件下，私营企业如果不与国营经济发生联系，不依靠国家的扶持，就难以生存和发展。
  但是，私营工业接受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造是不情愿的。他们对待加工订货的态度是：产品滞销和原料困难时，愿意接受加工订货；一旦产销情况好转或原料充裕，即设法摆脱加工订货合同，拒绝接受新的委托任务。另外，加工订货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同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的只是外部联系，企业内部旧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改变，因此公私矛盾、劳资矛盾非常突出，产品质量低劣、交货逾期、拖欠工资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不仅妨碍了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且也不利于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下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资本主义盲目性生产和社会主义计划性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加上工商管理部门在税收和贸易方面放松了控制，山东私营工业出现了盲目发展的势头，一九五三年产值达到5.35亿元，利润达3.837万元，分别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7％和156.5％，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山东私营工业发展最快的一年。私营工业的盲目发展造成了市场原料、资金紧张的局面，国营工业也因之受到牵动。与此同时，由于上半年国营商业采取了减少加工订货、压缩库存的方针，放松了对货源的控制，使部分商品出现脱销。国营商业供应不足的地方，私营批发商乘机活动，抬高物价，牟取暴利。这种情况不仅破坏了市场稳定，而且造成国营商业比重下降，私营商业比重上升的“公退私进”的局面。
  经济形势的变化表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级形式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无法解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经济建设大规模展开后，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有计划的更高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矛盾的途径是实行公私合营，用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代替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就是国家向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投资入股，并派干部（即公方代表）进驻企业；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同工人、资本家（即私方代表）共同管理生产和改造企业。一九五三年以前，山东公私合营企业还比较少，只有52家。这些合营企业由于国家派干部参与管理，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私方人员得到妥善安排，因而生产蒸蒸日上。这种公私合营的企业，已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比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二、资本主义工业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发展
  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自一九五四年起，全省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是年一月，中共山东分局研究制定了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企业的计划以及必须采取的各项措施。此后，各地、市根据国家需要、企业改造可能和资本家自愿的原则，选择了产供销平衡、规模较大的59户私营企业，做为扩展公私合营的对象。
  在扩展公私合营的过程中，各地采取的步骤一般是：选择合营对象，组织干部以增产节约工作组、工会工作组的名义分赴各厂，通过见面会、座谈会、群众大会，分别向职工和资本家说明来意，解除资本家的思想顾虑，提高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通过检查总结生产，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逐步了解企业各方面的情况，进行清产核资定股，做好合营前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成熟后，公方代表进一步与资本家进行协商谈判，成立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对有关合营的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做好人事安排，召开合营大会，正式宣布公私合营。由于采取了从试点入手，得出经验后再逐步展开的方法，因而工作进展比较快，顺利完成了扩展计划。
  一九五四年，山东共扩展公私合营工业64户，交通运输业3户。新扩展的公私合营工业都是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在全省工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合营时，本着投入少量资金和干部的原则，国家共投入现金209万元，占扩展合营企业资本额的9.42％，派入干部192人。在公私合营扩展的同时，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取得了显著发展。一九五四年，加工订货产值的可比部分比一九五三年增加31.9％，加工订货产值已占私营企业产值的84.6％。煤炭、化工、橡胶、火柴、造纸、缫丝、纺织、印染、面粉、榨油、卷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已全部纳入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一九五四年九月国家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了明确的规定。资本家通过学习宪法，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纷纷向政府提出合营申请。有的厂还实行并厂，为公私合营创造条件。
  一九五五年，根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以及国家计委批准山东当年扩展公私合营的计划指标，全省私营工业的合营工作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各地按照国家需要、资本家自愿以及适当照顾农村地区和部分产品特殊需要的原则，共选择194户产销基本平衡、技术设备比较完整的私营企业进行了合营。由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多数已合营，剩下的多是中、小企业，企业之间有着密切的协作关系，所以单户合营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该年初，省委根据计划合营企业产值小、技术条件差、经营管理落后、资方实职人员比较多的特点，指示各地可采取单独合营、并厂以后再合营、合营大厂吸收私营小厂等形式进行公私合营。这样，实行合营的私营工业中，大约有50％的企业采取了并厂合营的方式。并厂合营是一件极为复杂的工作，为了避免引起混乱，影响生产，省委在扩展过程中提出：并厂合营的企业，应在并厂之前作好调查研究，按照行业性质、产品品种和生产联系，在便于集中生产的原则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并厂；未具备合营条件的企业，不要轻易迁并，可先采取集中领导、分散生产的方法，待条件具备后再进行并厂。根据省委的指示，各地在公私合营过程中，采取“以大厂带小厂，以先进带落后”的方法，以并厂改组来推动合营，使公私合营工作取得迅速进展。这一年，全省又有194户私营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经过整顿合并，全省共有公私合营工业220户，职工3.7万人。合营时，国家除将合营企业的“五反”退补款作为公方投资的股金外，另投资163万元，这两项股金占私股资本的12.9％；共派干部243人，作为公方代表进入企业内部，加强对企业的领导。在私营工业中，与国营贸易部门及合作社建立加工订货、收购包销关系的企业共3969户，占总户数的71.2％；职工近5.9万人，占总人数的80.4％。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及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以后大规模扩展全行业公私合营工作创造了条件。
  在扩展合营企业的同时，各城市还对公私合营企业进行了整顿。一九五四年以前公私合营的企业，由于合营早，对合营的政策不明确，生产管理一般均采取了国营企业的办法，私股的合法权益没有受到重视，公私关系比较紧张。因此，这部分企业着重从改善公方代表与私方代表的关系，妥善安排私方人员的工作，使他们有职有权，合理进行红利分配等方面，采取措施，进行了整顿。一九五四年后合营的企业，由于原企业生产无计划，财务混乱，部分资方人员不愿接受领导，公私关系也比较紧张。对这部分企业着重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产量和质量、降低成本、树立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等方面进行了整顿。经过整顿，企业开始由盲目生产转变为遵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企业内部建立了必要的生产责任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结合整顿工作，有盈余的公私合营企业实行了盈余分配。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企业的盈余分配采取的是“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全年盈余总额由国家所得税、公积金、企业奖励基金、股息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当时山东一般公私合营企业的盈余分配比例是：所得税占盈余总额的34.5％，股息红利占25％，公积金占30.5％，企业奖励基金占10％。这样企业的盈余除一小部分用于支付资本家的红利外，绝大部分可以用于发展生产和改善工人福利，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但是这种单个的公私合营企业内仍保留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部分所有制，劳资之间、公私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因此仍需要进一步改造。
  三、资本主义商业逐行业改造的发展
  一九五三年是对私营商业进行有计划改造的第一年。针对上半年市场出现的社会主义商业比重下降，私营商业比重上升的情况，八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按照中央财经会议的精神，对商业工作的错误倾向及时作了批评和纠正。会后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切实巩固和发展国营商业批发阵地，缩小私营商业批发业务。首先在粮食和工业原料方面逐步挤掉私营大批发商，限制中批发商，暂时维持小批发商。对于私营零售商要求各地采取更为稳妥的步骤，在保证其正当经营的前提下，使新增零售额的主要部分归国营和合作社所有。
  各地商业部门接到这个指示后，从第四季度起，开始扩大货源，控制加工订货额。十月，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全省实行了粮食、油料的统购统销，取缔了粮食和油料的自由市场，取消了私营粮油批发商的业务经营，并将私营粮、油零售商改造成为国营商业服务的经销、代销点。对私营粮、油商的改造，为逐行业改造私营商业开辟了道路。国营与合作社商业因经营范围扩大，批发比重直线上升；私营商业则因与农村市场的联系逐步缩小，批发比重直线下降。一九五三年国营商业的批发比重上升到78.7％，而私营商业的批发比重则下降为21.3％。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是国家对私营商业逐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继粮、油统购统销之后，一九五四年国家又采取了对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并对烤烟、麻实行包销的政策。统购统销范围的扩大，使全省城乡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若干主要农副产品已完全脱离自由市场，为国营与合作社商业所掌握。这一切，断绝了私营批发商与农村市场的联系，使其失去了在城乡商品流通中的作用，从而为改造私营商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促进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四年七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明确规定要采取“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将私营批发商和零售商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七月上旬，中共山东分局召开全省改造私商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对私营批发商的改造作出了具体规定，即能继续经营、国营商业不能代替的，让其继续经营；有条件并且为国营商业需要的，委托其代理批发；有条件转业的，辅导其转业；无法经营又无法转业的，其从业人员由国营企业包下来，按行业吸收录用，以利用其设备、资金和经验，将从业人员逐步改造成为国营商业的工作人员。对于经营次要商品的小批发商，要注意发挥其积极性，充分利用他们在城乡交流中的作用，以补充国营、合作社商业之不足。会后，各地首先开始了对私营批发商的改造和安置工作。凡城市中难以维持的批发商，有条件转业的大部分转入工业、手工业、文娱事业、服务业、畜牧业、园艺业等行业；无条件转业的则由国家分别在商业部门和其他行业给予安置。一九五四年，全省共安置、改造私营批发商1159户，占私营批发商总户数的51.5％。至此，全省较大的私营批发商基本上被国营商业所代替。
  对私营零售商的改造，特别是对实行统购统销的粮、油、棉、布行业的零售商的改造，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由劳资双方协商，匡定销售额，由私商同国家签定经销合同，从国营公司进货，按国家牌价出售。一九五四年全省零售额比重，国营、合作社商业占64.3％，公私合营占0.2％，私营占35.5％，改变了私营商业零售额比重一直居先的状况。在城市，国营、合作社商业的批发比重达到92％，零售比重占59.8％；在农村，国营、合作社商业的零售比重占64％，私营商业只占36％。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深入，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逐步扩大，私营商业逐步缩小，这是完全自然和正常的。但在具体改造过程中，由于领导部门只偏重对批发和粮、油、棉布等重点行业零售商的改造，未能充分估计当时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缺乏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国营商业的一些行业前进步伐过快，致使许多行业的私营零售商发生困难，大批停业歇业。一九五四年，全省城乡被挤垮的私营商业达20.6万户，其中纯商业户占10.3万户（农村9.8万户，城市5638户）。在国营、合作社商业尚不能取代的地方和行业，私营零售商的急剧减少与经营上的困难，造成城乡物资交流严重壅阻，市场供应出现紧张。许多被挤垮的私商生活遇到困难，给社会就业安排增添了负担。
  出现这种状况是与国家统筹兼顾、积极改造的方针不相符的。为了保障城乡物资交流畅通，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各地根据中央提出的“总的踏步，着重市场安排，改造私商”的方针，开始对国营、合作社商业的经营比重实行控制，并加强了对私营零售商货源的分配，以尽量使他们能够维持下来。一九五五年二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全省农村私商改造工作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央对农村小商贩的改造政策，使干部明确了农村私商改造的途径是组织他们走合作化道路。三月，省委又召开全省财经工作会议，对加强国营商业批发业务和退让零售业务作了具体部署。两次会议通过对全省市场特点和形势的分析，加深了对私营零售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用的了解，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过去“只挤不安排”的偏向，对引导各级干部正确对待私营零售商安排改造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各地遵照省委的指示，逐步把私营商业改造的重点转到对零售商的安排上来。在城市，商业部门根据“先安后改”、“安改结合”的原则，首先对私商进行了调查分类，匡算营业额和公私比重，扩大私商货源供应，让出国营、合作社商业部分零售阵地。上半年，全省有20个城市撤去97个门市部、235个专业柜台，对私商增加了10－20％的“热”货供应。其次，在私营零售商中扩大了批购、经销业务，辅导私商组织经销小组或合作商店，使他们在国营商业的计划指导下开展经营。
  在农村，各县商业部门根据各类私商的不同特点，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小商贩，由合作社派出干部组织合作试点工作，采取经销小组、合作小组或代购代销等形式，逐步把小商贩组织起来，发挥他们在农村商品流通中的作用；对农村商业资本家，采取了经销或合营的办法，将其改造为供销合作社；对富农兼商者，使其弃商转农，由供销社予以代替。
  随着全面安排改造方针的贯彻实施，城乡市场渐趋活跃，物资交流恢复畅通，私营零售商大部分安排维持下来。安排工作促进了改造工作，许多零售商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一九五五年，全省私营零售商共成立各类合作小组与合作商店4093户，经销、代销已占私商销售额的45％。经销、代销、合作小组等改造形式，不仅适应小商小贩的经营特点，而且也使他们同社会主义商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成为国营与合作社商业的补充和助手。
  在安排改造零售商的同时，私营批发商的改造也取得进展，国营商业成为主要商品的唯一的批发机构。一九五五年底，绸布、煤炭、新药、茶叶、粮油、猪肉、烟、木材等行业的私营批发商已不存在；只是在少数国营商业未完全控制货源的行业，尚有小私营批发商603户。在改造私营批发商的基础上，这一年全省建立了37户公私合营商业。
  四、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还存在着部分的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随着生产的发展，企业盈余的增多，支付给资本家私股的红利也随之增加，公私之间、劳资之间的矛盾和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矛盾仍然存在。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打破企业的界限，实行统一管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经过几年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山东已初步具备了一些全行业合营的条件。首先，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九五五年，全省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90.4％，而私营工业只占9.6％。在这个比重中，有87.1％的产值是为国家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已占私营商业销售总额的46.8％。其次，经过安排生产、改造私商等项工作，国营工商部门已基本掌握了私营工商业的情况，并对合营工作初步摸索出一些经验。第三，私营企业的广大职工普遍要求实行合营；资本家遇到的各方面的矛盾难以处理，困难重重，在看到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后，逐渐认清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多数也愿意实行合营。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城市要求加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山东省委于十一月统一组织力量，分赴各地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加速改造的若干具体问题作了全面分析。十二月二十日，省委召开了由各市、地、县、区委书记参加的私营工商业改造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速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指示，制定出全省的规划草案，规定山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仍按二年内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原则进行。会议分析了全省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指出自一九五四年下半年起，不少地区滋长着一种“左比右好”的思想情绪，提醒各地在积极推进改造的同时，必须注意防止急躁冒进倾向，积极主动地掌握运动的发展。
  十二月的私营工商业改造会议，加速了各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步伐。在各级党委亲自领导和工会、共青团、妇联及工商联等团体的大力配合下，各地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活动，用各种形式向工商界宣传和平改造的方针和赎买的政策，解除他们的思想疑虑。
  一九五六年初春，全省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济南、泰安等城市的私商，未经批准便自动实行并店合营。面对这种形势，省委不得不变动一个月前的规划设想，决定采取“先合营、后改组”的作法，把分期分批改造变为一次批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一月十九日，自济南开始，接着青岛、淄博、烟台、潍坊等市，先后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一月二十五日，在短短几天里，全省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一至二月，城乡私营商业改造也进入高潮。全省商业部门筹建了40个新的专业公司、271个公私合营总店、中心店、区店，加强了对私营商店改造的领导。各行业均由专业公司、同行业工会和职工代表组成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昼夜进行工作。到二月底，除零星行业外，全部资本主义商业都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城乡零售小商贩也大部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或由国家委托代销、经销。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私营工业除12户小型砖瓦窑厂因地区分散未合营外，其余全部批准为全行业公私合营或走上合作化道路。其中实行公私合营的2416户，实行合作化的836户。20个城市的近7.2万户私商，纳入各种改造形式的有近5.4万户，占总数的74.4％。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各地紧接着转入对合营企业中资本家的财产、债务进行清理，核定资方股份数额的清产核资工作。进行的方法是由资本家自清、自估、自报，职工协助监督，行业代表评议，最后由行业合营委员会或专业公司批准。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多数企业按照“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则，对资方财产合理地进行了作价定股；对资方债务和债股，也依据“从宽处理，尽量了结”的方针，作了妥善处理。但是也有不少行业和企业存在着估价偏低的现象。为了切实贯彻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全省对2985户合营企业和7713户合营商店的估价工作，重新进行了复查调整，使估价基本达到合理。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的股息红利，由原来的“四马分肥”办法改变为实行“定息”制度，即把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估价折成股份，每年按股份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润，其余利润由国家支配。根据中央有关规定，山东合营厂店的私股定息，除枣庄煤矿年息定为5.5厘外，其余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户亏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统一规定为年息5厘。全省2780户合营工业企业，共有私股资金6345万元，每年国家需付股息319万元；20个城市的合营商业共有私股资金1331万元，每年需付股息66.5万元。为了消除工商业者的思想顾虑，安心接受改造，中央规定定息的时间为七年（以后又宣布延长三年），对原企业有技术或有管理能力的资方人员和资方代理人，合理地安排他们参加生产经营或企业管理工作，并保留他们原来的高薪。这种公私合营的企业，国家除了按照固定年息发给资本家利息外，资本家已完全失去了对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至此，全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
  五、实行经济改组，发展全行业公私合营成果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全省普遍进行了经济改组工作，其主要内容是改组工业生产与调整商业网。
  山东公私合营的企业大多户小人少、设备落后、工序不全、布局不合理，因此必须进行适当的并厂改组，才能合理组织生产。但是改组必须从实际条件出发，有计划地逐步实行。否则，就会导致原有产供销关系的混乱。
  生产改组工作从一九五六年一月开始，至一九五七年初结束。
  改组初期，由于一些部门对改组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想趁改造的高潮形势一鼓作气，在短期内完成，结果发生了盲目迁并厂店的现象，造成原有产销关系中断，生产下降，产品品种减少。二月上旬，省委专门召开会议，针对盲目迁并厂店现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认真执行国务院“半年不动”的规定，停止继续迁并，做好调查研究，提出改组方案，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组工作。四月后，各部门各行业按照中央“大部不动，小部调整”的方针，相继制定出分期分批改组的计划，并对合并不当的厂店，实事求是地作了调整，使改组初期的混乱状况得到纠正。
  在初步调整以后，各地开始采取“并”、“联”、“管”的方式，按合营企业的不同条件，有区别地进行生产改组。“并”就是对产品设备类型相同、生产过程相联的企业，采用“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进行并厂改组。“联”就是对不具备并厂条件的企业，采用原地生产、统一计算盈亏的办法，以达到平衡设备、统一使用技术力量的目的。“管”就是对无条件“并”“联”的工厂采用按行业分别编组的办法，先由有关部门管起来，企业组织不变，仍旧实行独立生产和独立核算，待企业设备逐步平衡，劳力得到调整之后，再实行改组并厂。
  经过半年的“并”“联”“管”等方式的生产改组，合营企业分散落后的面貌大为改观。改造高潮中实行合营的2400余户企业，到一九五六年年底合并为781户。企业改组合并后，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条件大为改善，先进设备得到充分利用，工人劳动强度减轻，生产能力提高；企业技术领导和管理加强，技术力量得到统一合理使用；资金使用情况得到改善，改变了过去资金周转和物资调配呆滞的状况。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中，商业部门对城市商业网也进行了调整。城市旧商业网是在市场竞争和旧城市供求关系的作用下形成的，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有的区街店铺过于集中，难以维持；有的区街特别是新区则又太少，居民生活很不方便。因此，合理调整商业网是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在对资本主义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各地通过合并商店、门市部等方式，调整了旧商业网。但是在调并过程中，许多行业也出现了大调大并、盲目撤店并店的现象，给群众生活带来不便。合并后，不少地区和行业在管理制度上统得过死，有的地区和行业甚至实行整行业统一核算，统一掌握供销，结果打乱了原有的供销、赊贷关系，产生了“吃大锅饭”的现象。
  改造小商贩的工作是与调整商业网同步进行的，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除济南、青岛、烟台等城市仍采取代销、经销方式进行安排改造外，其他中小城市对小商贩一律实行了合营，并不适当地采取了清产估价、固定工资的作法，结果在小商贩中引起了混乱，营业额普遍下降。
  针对上述问题，一九五六年二月，省委提出了对小商贩的合营暂停发展的意见。三月，省商业部门根据省委的意见，指示各地商业部门对合营商店原有制度暂时保持不变，在调查之后，下半年再逐步改革。对调整商业网，省商业部门要求各地必须掌握便利消费者、扩大商品流通和符合城市发展需要的原则，分行业制定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整。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商业调整工作开始恢复进行。各行业根据实际需要，恢复了一些盲目撤并的店铺和门市部；合营商业管理实行资金下放，由各合营商店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各国营专业公司通过中心店，改善了对小商贩的领导和管理，并从小商贩经营分散、便利消费者的特点出发，改变了过去合营的形式，辅导他们组织起分散经营、自负盈亏的合作小组或代销、经销小组。对于小商贩当时存在的经营、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国营与合作社商业还采取了改进货源供应、扩大小商品批零差率、提高代销手续费以及贷款、包税等措施，给予安排解决。
  经过一年的调整、改组，一九五六年年底，全省公私合营商业由改造高潮时的7000余户并为4042户。随着小商贩改造形式的转变，合作商店及经销、代销户大大增加。一九五六年全省共有合作商店（小组）3.9万多户，经销代销户4.4万多户；纯私营商业仅余近2万户，其销售额只占公私合营、合作社及私营商业销售总额的7％。
  经济改组是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合营企业改造的延续。如果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是从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那么，经济改组则使这一转变得到巩固和完善。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消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在企业内部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为国家有计划地进行工业建设创造了条件。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广大职工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生产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九五六年，全省工业总值达到39.7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5.4％，其中公私合营工业产值达到8.27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5.8％。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早就提出过但从来没有实现过的设想。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正确政策；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继续保持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逐步形成的联盟；在实践中创造了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当然，这一运动也存在着缺点，如对个体商业的改造有要求过急，转变过快的问题，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安置有不妥当的地方等。
  第四节 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个体手工业的特点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
  山东手工业有悠久的历史，一向比转发达，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的地位。在经济恢复时期，个体手工业经过人民政府的扶持帮助，不但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获得很大发展。一九五二年，全省共有个体手工业13.3万户，从业人员48万人，产值4.85亿元，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一九五四年是手工业发展较快的一年，手工业户数发展到13.5万户，从业人员发展到56万人，产值达6.48亿元。手工业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且在支援农业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弥补大工业产品不足以及出口等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农村市场，手工业产品占商品供应量的70％左右。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山东手工业形成了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行业品种较多。据一九五四年调查，全省手工业约有自然行业150个，产品数千种。其中金属制造、木材加工、丝棉针织、服装、建筑和建筑材料、食品、造纸、陶瓷、竹藤编织、皮革、工艺品、服务修理等13个主要行业，从业人员数占手工业总人数的87.2％，产值占手工业总产值的80％。这些行业分布于城乡各地，以制造、修配、固定生产与流动修理等方式为城乡生产和生活需要服务。
  第二，分布面广，发展极不平衡。由于政治、经济、交通条件不同，全省手工业一般多集中于城市，农村较少；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的地区比较集中，偏僻山区比较分散。这种特点，把城市和农村分别形成为手工业集中产区和销区。同时，不同地区的不同需要又形成手工业产品的品种和规格参差不齐，复杂多样。尽管这种产销分布不完全合理，但它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不可能一下子改变。
  第三，经营灵活，能够适应各种需要。手工业资金少，工具简陋，生产效率低，是其落后不足之处；但另一方面，它的生产经营灵活多变，能迅速适应市场季节变化，生产样式繁多的产品，供应各方面不同的需要。许多服务性行业，还有着串街走巷、服务上门的传统，为城乡人民生活提供了很大方便。
  但是，手工业内部的生产关系基本属于个体经济范畴，生产分散落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人员少，资金不足，工具简陋，技术落后、保守，生产力十分低下。这一切对于手工业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有必要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是走合作化的道路，使手工业者逐步从分散落后的单独生产到适应国家计划需要、实行合理分工协作的集体生产，变个体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并在现代工业的帮助下，逐步用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代替落后的手工工具生产，从根本上改变手工业生产的落后面貌。
  手工业者一方面是劳动者，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和愿望；另一方面又是小私有者，思想比较保守。这就规定了对它的改造不能用剥夺、命令的方法，而必须用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国家扶持的方法，通过提高觉悟，使他们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这种过渡的办法，既易于为广大手工业者所接受，又能把手工业者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使手工业者的利益很自然地服从于国家利益。
  二、合作组织由典型试办到普遍发展
  山东的手工业合作化运动，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为供应人民生产、生活需要，以合作的形式、供销的方法，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手工业生产，个别地区还出现了专业手工业合作社的萌芽。
  全省解放后，许多城市从供销入手，开始试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一九四九年春，潍坊、济南两市先后组织起铁业供销合作社与生产合作社，不久，其他城市也相继试办。农村乡镇则有重点地试办以铁业、木业为中心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组）。到一九五一年初，全省共组织起55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社员1.1万余人。从此，全省手工业合作组织在主要行业中普遍进入典型试办阶段。一九五二年，全省手工业合作社（组）发展到416个，参加人数达2.4万余人。典型试办的基点社经过整顿、提高，不仅基本巩固下来，而且取得了个体手工业者无法相比的经济效益。各地通过典型试办，一方面给个体手工业者树立了发展生产、共同富裕的榜样，一方面也积累了办社经验，为普遍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九五二年底，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明确提出“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组织形式上肯定了由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①（供销生产小组，是个体手工业者通过向国营、合作社商业购买原料、推销成品、接受加工订货而组织起来的比较松散的组织。组员以户为单位，生产工具归组员私有，实行分户生产、各计盈亏。）、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②（供销生产合作社，是个体手工业户或供销生产小组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为解决供销困难建立起来的合作组织。合作社开始是分散生产，统一供销，按户缴纳股金，工具设备仍归社员私有。在生产取得发展之后，部分生产环节开始实行分工协作，并通过公共积累购置公有工具，社员私有工具也逐步作价归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③（生产合作社，既是手工业合作化的高级形式，又是它的主要形式。社内生产资料为社员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统一计算盈亏；收入在缴纳国家税款和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后，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分配。）三种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给各地手工业合作化运动指出了方向。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共山东分局倡议召开了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对全省手工业合作化作了具体布置，指示各地应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采取上述三种循序渐进的组织形式，逐步向合作化过渡。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全省有28个市和专区所驻县建立了手工业生产联社，并相应建立起行政管理机构。许多市、县通过召开手工业者代表会议和产供销会议，向手工业劳动者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在原料、销路等方面给予合作社以扶持；同时银行、税务部门在贷款、纳税上也给予照顾，规定合作社成立后免征所得税一年，营业税始终减征20％。这样，通过基点社的榜样作用、国家政策上的扶持鼓励以及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取得迅速普遍的发展。一九五四年底，共组织起供销、生产社（组）3909个，参加人数10.5万人，占手工业者总数的18.8％；全年生产总值1亿多元，占手工业总产值的21％。
  在手工业合作化普遍发展阶段，多数合作组织都是按照稳步前进的方针，从供销入手，吸收、改造手工业劳动者，逐步由低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因此，生产秩序没有因生产关系改变而产生紊乱。但是，也有部分地区和行业由于对改造缺乏全面安排，好高骛远，超越当时的客观条件，急于办大组、大社或高级形式的生产合作社，忽视供销生产社的发展，结果合作社办起来以后，出现了生产管理不善、财务制度混乱、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的现象。这不仅影响了合作社的巩固，而且不利于团结和吸引个体手工业者参加合作组织。因此，要进一步发展合作社，就必须对已有的合作社实行整顿。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各地手工业管理部门着手对手工业合作社进行整顿，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花色品种为中心，结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改善生产管理。经过整顿，绝大多数合作社巩固了下来。到年底，全省各类手工业合作社（组）达到5000个。
  三、手工业合作化高潮
  一九五五年冬，农村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翌年一月，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继之而起。在这两个高潮的推动下，城乡广大手工业者开始自动串联酝酿，不久又经手工业管理部门组织，从城市到农村，迅速形成全省性的手工业合作化高潮，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整地区、整行业地报名申请加入生产合作社。在这种情况下，省委采取了按行业一次批准的办法，简化了成立合作社审批的手续。至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各地手工业者分别组成不同形式的合作社（组）7440个，社员达36.8万人，占应组织人数的95％以上，使全省个体手工业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一九五六年山东手工业合作化高潮的特点是：组织的规模已经不是限于部分手工业劳动者，而是整地区、整行业的组织起来；发展的形式也不再是从小到大，由低级逐渐过渡到高级，而是老社扩大，或直接组织社。结果合作化高潮以后，生产合作社在各类社组中的比重由一九五五年的35％激增到77％。由于客观上手工业面广分散，行业多杂，运动来势迅猛，各方面准备不够充分；主观上各级领导存在着急躁冒进情绪，对改造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盲目提倡办大社、高级社；因而在合作化高潮期间，许多行业、地区未能从客观条件出发，有步骤地进行改造，而是照搬外地的做法，贪高图大，追求办社数量而忽视质量，致使运动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
  当时合作社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过于单一。一些本来适合分散经营的行业被不适当地集中在一起；一些适宜于社会需要的小型社组，不顾厂房、资金技术条件，过早地改变了原来的经营形式和产销关系，合并为统一核算盈亏的大组、大社；一些原属农村副业性质的手工业，也单独组织成专业合作社。这些现象的存在，导致部分生产合作社生产发生困难，产销关系脱节，花色品种减少，产品质量下降，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二是许多合作社没有很好地贯彻互利政策。办社只强调公共积累，而忽视社员的实际收益和生活福利；工具作价入社普遍存在着偏低现象，估价一般比市价低10-20％；特别是在收入分配上，合作社公共积累过大，一般利润低的社和新社，社员收入相对减少。因此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受到挫伤，引起社与社员关系紧张。
  针对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省委统一领导下，普遍进行了整顿。在整顿过程中，首先对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进行了整顿。在尽量照顾原来行业经营特点的前提下，将过于集中的大社和不宜统一计算盈亏的社划分为小社、小组或改为供销生产社，实行单独核算；对中断的产销关系进行了恢复；对许多农副兼营性质的手工业者，根据不同情况，或继续让其留在合作社内，或划归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到十月份，全省划归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手工业者共8.1万多人。其次，逐步建立起一些必要的经营管理制度：在生产上建立了产品检验制和工序责任制；在财务上建立了清理资财和定期公布帐目等制度；在分配上克服平均主义和只顾积累、不关心社员生活福利的错误倾向，根据社员劳动轻重和技术繁简，确定合理的工资标准，适当提高工资水平，使社员的实际收入不低于入社前的水平。
  通过整顿，健全和巩固了手工业合作社，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一九五六年手工业生产总值达到7.1亿元，比合作化高潮前的一九五五年增长10.7％，比恢复时期最高水平的一九五二年增长46.4％。合作化以后，手工业扩大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共积累，增加了社员的劳动收入。一九五六年全省手工业合作社购置机器设备的投资额达164万多元，增加各种动力机器1011台，建筑厂房仓库8.9万平方米。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全省手工业合作社的公共积累达8944万元。许多合作社通过增加设备、扩大生产规模，逐步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在公共积累增加的同时，社员的劳动收入和文化生活也相应得到了改善，全省90％左右的社员收入提高10-30％。
  手工业合作化的完成和生产条件的逐步改善，为以后山东轻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第五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山东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获得进一步解放，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与速度都大大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三年，经济建设的主要指标提前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的最后一年任务。这一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6.51亿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长42％。
  一九五七年，山东农业遭到特大自然灾害，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但是整个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方针，因此仍是新中国建立后经济效果较好的年份之一。特别是工业生产超过了一九五六年，成为“一五”时期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年。这一年全省工农业生产总值为81.93亿元，其中农业为41.25亿元，工业为40.68亿元，国民收入为53.07亿元。五年内工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1％，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0.6％，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2％，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2％。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级党政部门始终把农业生产作为一项中心任务，积极从改造个体小农经济和提高生产力水平两个方面来推动农业的发展。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各地从不同阶段生产发展的需要出发，依靠集体的力量，适时地采取各项生产措施，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挖掘生产潜力，提高农作物产量。这些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有：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宣传普及科学技术，改进耕作制度，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等。
  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全省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对沂河、沐河、卫运河、徒骇河、万福河、四女寺减河等进行了治理；打井176万眼，机井增加到2058眼，提灌工具、水车达到60万部。一九五六年后开始广泛兴修小型水库，到一九五七年全省已有小型水库2704座。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使全省农田灌溉面积大为增加，洪涝灾害大为减少。一九五七年，灌溉面积为1157万亩，比一九五二年增加126％。此外，山区和黄泛区农民群众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壤改良工作。五年内，全省共改良盐碱涝洼地、山岭地、平原砂地826万亩，其中效果显著的为190万亩。
  在宣传普及科学技术方面，各地建立了各级技术推广机构，有计划地训练了大批农民。一九五三年，全省共训练农民20万人，并使139万人受到技术教育。一九五四年全省建立农村技术推广站133处，达到一县一站，训练农民25万人。一九五五年，各地进一步健全群众性技术辅导组织，农业社普遍建立了技术研究组和青年技术传授站，各地有25万青年农民参加了技术学习，受到农业训练的农民达60万人。一九五六年全省技术推广站发展到1089处，共训练农民技术员70.7万人。大规模的技术传授推广工作，使农业科学技术在农村得到推广、普及。
  在改进耕作制度方面，各地采取了冬耕、增种高产作物、合理密植、选用良种、增施肥料等措施。五年内全省每年平均冬耕面积占宜耕地的78.3％；良种播种面积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16.4％上升为一九五七年的67％；施肥量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19.8％。
  在推广新式农具方面，一九五二年后，各地采取“重点推广，普遍示范”的方针，开始推广双轮双铧犁；一九五三年后又采取“保用、保会、保修”的方法，使新式农具逐步得到推广。五年内，全省共推广新式农具34.4万部。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现代农业机械开始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一九五三年，胶县试办了全省第一个拖拉机站。一九五四年，农业部门根据重点试办的方针，选择条件较好的地区建立拖拉机站12处。一九五七年全省已有36个拖拉机站，机耕面积为262万亩。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从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农业以大力支援，帮助农民发展生产。除技术指导外，五年内共发放农贷5.76亿元，占贷款总额的36％，用以帮助农民购买农具、化肥、农药等，解决生产中的困难。
  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逐步改善，农业科学技术逐步普及推广，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一九五六年，全省农业生产提前一年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大部分指标。一九五六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46.76亿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16.92％，超过原定计划指标2.3％，平均每年增长4.23％；粮食总产量达到274.5亿斤（按旧折算率为289.2亿斤），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4.5％，超过了原计划规定的13.3％的指标，粮食亩产量250斤，比一九五二年增长20.2％；棉花总产量达到434.5万担，比一九五二年增长28.2％，超过原定计划指标6.6％；花生总产量达到2565.9万担，比一九五二年增长55.7％，接近原定计划指标；烤烟总产量达到249.9万担，比一九五二年增长95.4％。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林业和水产业也得到了显著发展。全省五年造林面积共856万亩，为原定计划的2.9倍；一九五七年果品产量达7.6亿斤，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0.2％，水产品达到27.1万吨，比一九五二年增长23％。
  第一个五年期间，畜牧业发展有起有落。生猪前三年因饲料缺乏，收购价格偏低，存栏头数减少；一九五五年价格上调后，存栏头数开始回升。一九五七年达到700万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32.8％，为原定计划的96.8％。大牲畜前三年逐年上升，一九五五年发展到540.8万头。一九五六年合作化后，因改变所有制后一些政策问题没有妥善解决，饲料缺之，连续两年出现下降。
  一九五七年大牲畜为431.4万头，比一九五二年减少5％。
  二、工业生产的发展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一九五三年，山东工业开始进入有计划的发展阶段。根据当时公私合营企业盲目发展，企业内部忽视经营管理的状况，对工矿企业进行了大力整顿，明确了国营和地方国营的任务，调整了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纠正了当时地方工业贪多贪大、盲目冒进的偏向。经过整顿，部分企业开始转变忽视经营管理的偏向，从生产着手，改善了企业经营的落后状况。一九五四年，省工业部门遵照中央提出的发挥地方积极性，发展地方国营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设备效能，以弥补中央国营工业之不足的方针，开始全力组织地方工业生产。在组织过程中，对原料及销路有保证的企业，鼓励其发掘潜力，努力增产；对产品质量低、销路不畅的企业，则帮助其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打开销路；对供销受国家平衡限制的企业，则严格约束其在计划之内生产。为了克服当时工业生产开工不足的现象，工业部门还积极引导企业生产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开辟新市场。在改进经营管理方面，部分企业开始逐步推行厂长负责制，加强专业管理和技术指导，并发动职工群众开展了以技术革新为内容的劳动竞赛运动。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农业掀起合作化高潮后，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生产的高涨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对工业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工业部门对原定计划作了适当调整，全力转向为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服务，以满足农民对新式农具和各种生产资料的需求。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全省各类形式的工矿企业普遍开展了以提高技术、改进技术、学习掌握新技术为中心的劳动生产竞赛运动。在运动中，济南、青岛等9个城市和99个县的企业职工共提出合理化建议2万多项，推广先进经验1万多项，涌现出3万多名先进工作者。各地企业在开展竞赛、改进技术的同时，普遍推行了厂长负责制，并在生产过程中，整顿劳动组织，加强定额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设备利用率，从而使企业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生产取得显著发展。一九五六年，全省各项工业生产都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一五”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这一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9.75亿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长90.15％，其中地方工业产值达到16.34亿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长80.3％，超过计划原定指标7％。五年计划中所列的27项主要工业产品，除受原料限制的烧碱、植物油、卷烟、火柴等产品未能完成计划外，其他产品均提前完成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指标。一九五七年，全省工业继续发展，许多生产指标创出了历史最好水平，工业总产值达到40.68亿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长94.6％，五年平均每年增长14.2％。
  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工业在山东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34.3％上升为49.7％。在工业内部构成上，由于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快于轻工业。一九五七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重工业增长270.3％，轻工业增长63.1％。重工业的迅速增长，使重工业占的比重由15.2％上升为28.9％，重工业落后的面貌得到了初步改善。
  随着新的工业设备大批投产运行和旧企业不断扩建、改建，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了较大增长。一九五七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原煤增长70.3％，产量达到616.5万吨；钢产量增长4.9倍，达到2.1万吨；钢材增长1.2倍，达到3.6万吨；发电量增长1倍，达到7.01亿度；化肥增长12.3倍，达到3.2万吨；机床增长1.7倍，达到2448台。
  三、基本建设取得的成就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山东从支援国家建设需要出发，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五年内共施工兴建了4132个基建项目，投资总额为14.57亿元。施工项目内大、中型项目为5.12亿元，占投资总额的35.1％；小型项目为9.45亿元，占投资总额的64.9％。基本建设投资重点放在生产性建设方面，并适当照顾文化教育和卫生福利事业的发展。五年内生产性建设投资为11.01亿元，占投资总额的75.6％。
  工业建设方面，除动工兴建国家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山东铝厂外，山东地方工业以改造企业原有设备、充分发挥设备潜力为主，根据需要和可能，按照全国平衡和就地产销的原则，新建、改建了一大批企业。五年内全省共新建、改建了470多个厂矿企业，工业投资额6.4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3.9％。在工业投资中，重工业的投资约占76％，主要用于煤炭、电力、冶金、机械、化工等部门。农林水利建设方面，五年投资累计为2.2亿元，约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5.1％，主要用于修治防洪排灌设施、增加农业机械等方面。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山东的基本建设工作除一九五六年一度出现急躁冒进外，整个来说综合平衡比较好，建设的规模、速度与财力、物资的供应能力比较一致，物资不留缺口，材料供应到施工单位，取得了显著的投资效益。五年内建成投产项目3641个，占全部施工项目的88％；新增工业固定资产5.6亿元，占工业投资总额的90％。新增工业生产能力为：铁矿开采42万吨，煤炭开采282万吨，电力5.9万千瓦，轧钢8.5万吨，化肥5万吨。基本建设的成就，增强了全省经济建设的实力，促进了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四、交通邮电事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交通运输事业取得很大发展，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原定计划。铁路运输方面，新建蓝（村）烟（台）铁路全长138公里，于一九五五年建成通车，大大促进了内地与胶东沿海地区的物资交流。一九五七年山东铁路长度比一九五二年增长21％，达到1154公里；铁路货运量达1238万吨，货物周转量达6190百万吨公里。公路运输方面，一九五七年通车里程达到1.3万多公里，比一九五二年增长75％，全省各县均有公路相通。一九五七年公路货运量达2973万吨，货物周转量达327百万吨公里，分别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9倍和1.1倍。
  为适应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全省邮电部门普遍对邮电通信网络进行了技术改造和大力扩展，五年内共新建长途明线路8637对公里。一九五七年，全省长途明线路由一九五二年的4590对公里发展到1.3万对公里；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由1.85万门增加到3.15万门；农村邮电局、所达到1989处，初步改变了新中国建立前农村闭塞不通邮的落后面貌。
  在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流通也相应取得很大发展。一九五七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28.43亿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长42.5％。通过改造资本主义商业，扩大农副产品采购，供给工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扩大商品交流，社会主义商业阵地不断壮大。一九五七年国营及合作社商业机构近4.9万个，比一九五二年增加2倍。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合作社占74.3％，公私合营占19.6％，私营只占6.1％。五年内国营与合作社商业采购农副产品总额为56.9亿元，其中一九五七年为10.9亿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长59.6％。社会主义商业在采购农副产品的同时，还积极供应农村各种生产资料，五年内供应水车68.5万部、双（单）铧犁24.7万部、化肥70万吨。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有计划地提高了部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而工业品的零售价格则基本未动。一九五七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一九五二年提高19.7％，而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只提高1.7％。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缩小，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民生活，使工农联盟更加巩固。
  五、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全省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全省共安置待业人员17万余人。一九五七年全省职工总数达126.9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69％；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50元，其中工业部门职工为607元，分别比一九五二年增加51.9％和27.8％。同一时期主要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1.3％。而零售物价指数上升9.3％，这表明职工工资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大体相适应的，并大大超过了物价指数的上升速度。农民平均收入也有了明显增长，由一九五二年的77.86元上升为一九五六年的86.24元，增长10.8％。在劳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一九五六年全省城乡人民购买力达到32.37亿元，相当于每人平均购买力61.59元，分别比一九五二年增长56％和49％。各项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量也有很大增长，一九五七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粮食增长46％，鲜蛋增长18.8％，食糖增长158％，水产品增长15.8％。在生活消费增长的同时，职工的劳动条件和居住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一五”时期前四年，有51万余名职工实行了劳动保险；五年内共建筑住宅374万平方米，相当于每个职工增加2.9平方米。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省人民的文化生活也相应得到改善。五年内全省用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投资为1.02亿元，相当于基建投资总额的7％。教育方面，五年内大学新增座位1.2万个，中学新增20.2万个，小学新增2万个；一九五七年全省各类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达530.4万人，超过原定计划指标的3.7％。扫盲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一九五六年全省扫盲入学人数达628万人，四年共扫除文盲138.3万人，占应扫盲人数的10％左右。此外，新闻、出版、文艺等也有很大发展，初步改变了文化教育事业的落后面貌。
  “一五”计划时期，山东省人民政府对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视，每年都从基建投资中挤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改善城乡人民卫生条件，五年内共投资2543万元。在国家投资和自筹资金的帮助下，各地普遍建立了区级卫生机构。一九五七年全省各类卫生事业机构达1万多个，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5.4倍；卫生机构床位数近2.4万张，其中医院床位数近1.5万张，比一九五二年增加72.9％，超过原定计划指标50.3％。在各类卫生机构中发展最快的是门诊部（所）和防疫、保健单位，门诊部由一九五二年的1506个增加到9522个，卫生防疫站由4个增加到141个。另外，在防治地方病方面，新建了不少专科防治机构，初步对黑热病、结核病、麻疯病进行了防治。
  总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山东的各项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事业，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推动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这充分说明“一五”计划在山东实施的结果是成功的，成就是巨大的。
  六、“一五”计划时期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经过“一五”计划的实践，山东积累了不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一五”期间各级党委与政府部门一直把农业的发展作为保证其他经济建设发展的基础，大力抓农业生产，使农业取得比较稳步的增长，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原料。“一五”计划的执行结果表明，凡是农业发展的年份，国民经济就获得全面增长；反之，国民经济的增长就受到影响。一九五六年农业丰收，工农业总产值是五年中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年，工业增长速度高达25.4％；一九五七年农业歉收，工农业总产值与上一年相比出现负增长，工业产值虽达到五年中最高水平，但增长速度却低于前四年。由此可见，农业的稳步发展是促进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关键。第二，“一五”期间，基本建设规模比较大，但是由于采取了集中物力、财力，有重点地进行建设的方针，瞻前顾后地综合平衡搞得比较好，避免了百废俱兴、乱铺摊子的作法，因而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五年内施工项目的交付使用率平均为88.2％。另外，新建与改建、扩建的比例掌握也比较好，在重点兴建一些新项目的同时，对一些老企业和老设备进行了技术改造，并通过增添设备、扩大企业生产能力的方式，避免了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从而使企业潜力得到发挥，节约了国家资金。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一度出现冒进，影响了资金、物资平衡，造成损失和浪费，这就从反面说明建设规模必须从实际出发，不可贪大求快，否则只能是欲速则不达。第三，“一五”期间，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比较协调，五年平均积累率为21.1％，比一九五二年增长6.8％，而同期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4.5％，国民收入增长28.9％。由于积累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而逐步增长，因而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市场商品比较丰富，物价比较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一五”时期，山东的经济建设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因经济基础落后造成的，不可能在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就得到解决；有的是因领导部门对山东的省情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主观行事，急躁冒进所造成。
  农业方面。在农业基础落后的情况下，粮食增产速度赶不上粮食消费的增长，粮食情况比较紧张。一九五六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4.5％，平均每年增长3.6％，而商品粮销售量却因城镇人口增加过快而增长了47.8％，平均每年增长11.9％。粮食紧张使畜牧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生猪前四年的存栏数一直未超过一九五二年的水平。粮食不足还影响了经济作物的生产。山东是重要的棉花、花生产区，增产经济作物，对于保证工业原料供应，增加农民收入，有极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单位面积产量未显著提高之前，增种经济作物就势必压缩粮田，使粮食紧张情况更加严重。因此，经济作物扩种受到很大制约，一九五七年棉花、花生的种植都未能完成计划。
  “一五”时期，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兴办了一系列农田水利建设。但是，这些基本建设主要还是以小型水库、水井为主；一些为患较重的河流因财力、物力所限，尚未进行根治，灌溉面积只占耕地面积的8.4％。因此，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比较弱，生产不够稳定。这五年内，农业出现了“两丰、两灾、一平”的局面。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七年，农业生产都因遭到自然灾害而减产，粮食产量分别比一九五二年减少12.5％和6.1％。特别是一九五七年，农田受灾面积达7219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52.5％，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产值比上一年减少了11.8％。由此可见，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山东农业生产的一个长期任务。
  工业方面。“一五”计划前期，由于领导部门片面强调山东地处国防前线，未能适当处理沿海建设与内地建设的关系，因而一度对地方工业不注意发展。一九五三年“反冒进”以后，不少地区工业出现了坐守“摊子”、等待上交的状况。一九五四年后，工业部门虽然开始重视这一问题，调整了各部门行业间的关系，加强了对企业的领导，但一直到一九五五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兴起后，这种偏向才扭转过来。
  由于一度放松了对工业的领导，“一五”时期，山东工业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未能得到妥善处理。一方面，各类企业之间，即国营、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私营企业之间，缺乏系统的领导和管理，未能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发挥各自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整顿、改革不够彻底，存在着经营管理落后、服务方向不明确、产品成本高、花色品种单一的现象；一些部门出现了人员过剩、设备有余、开工不足的状况。除棉纱、电力设备的利用率在80％以上外，其他部门都比较低，如面粉只有55％、缫丝47％、印染43％、酿酒29％、火柴16％、罐头7％。
  基本建设方面。“一五”计划后期，由于受急躁冒进情绪的影响，基本建设的计划和安排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一九五六年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这一年投资额比上一年增长1.1倍，超过了钢铁、木材、水泥等物资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由于一些部门争上项目，失去控制，致使建筑材料、设备供应、现金收支出现紧张；在设计、施工力量不足的情况下，造成许多工程停工待料的浪费现象。这种状况直到后来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才得到了纠正。
  第六章 “大跃进”的挫折和国民经济的调整
  第一节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整风反右运动及其扩大化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提出大量正确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少数人却乘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种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运动。
  山东省的整风运动从四月末初步展开，五月进行全面的大鸣大放，七月转入反右派斗争。参加整风运动的先是省、市级党政机关、各大专院校、民主党派和莱阳、惠民、昌潍三个地专机关等381个单位；下半年又扩大到各城市及工交部门，年末进一步扩大到农村和中小学教师队伍。到一九五七年底，反右派运动第一阶段基本结束，错划了一大批右派分子，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七年末，继在社会上广泛开展整风反右运动之后，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开展了重点抓党内和干部中的右派分子的整风补课运动。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山东省委连续召开了全省四级干部会议和第一届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传达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帮助省委整风，强调言者无罪。与会干部本着对共产党和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对于山东省前段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例如省委对山东情况了解的不深不透，对地方工业发展缺乏长远全面的规划，在反向明路线①（1950年8月，向明主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作，1957年4月，以所谓右倾路线错误被中央撤销党内职务。经1981年中央和河北省委复查，向明问题已予平反。）时打击面过宽等。然而意见提出来以后，省委主要负责人却认为这是“地方主义作怪”，“为向明翻案”，“反对省委路线”。于是，在会议期间就组织了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批判，从而开始了整风补课反右派运动。
  一九五八年夏的中央成都会议之后，随着批判“反冒进”调门的不断升高，山东党内以反对地方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为基本内容的大规模“整风补课”运动趋向高潮。干部们提的意见，不论是否正确，统统被指责为向党进攻。先是把青岛、济南、惠民、菏泽等地、市委负责人都打成反党集团；接着，又将一批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打成右派集团；最后，又以反冒进积极、在“整风补课”中对右派态度不明朗等为由，将省长赵建民作为地方主义的总代表进行了重点批判，两位省委书记也遭到点名批判。到年末“整风补课”运动结束时，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和地市、厅局级干部被撤职者达几十人，处级干部数百人，一般干部被处分的更多。至此，反右派运动最终结束。全省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3－4万人（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错划的右派分子均已平反改正）。
  这次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了严重后果。它违背实事求是原则，批判按照经济规律和实力进行建设的稳妥方针，否定共产党内外的民主权利，排斥正直敢言的人，堵塞言路，搞得山东省党内外一时人人自危，真情实话不敢反映，“左”倾思想开始膨胀起来，致使后来的经济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和“大跃进”的发动
  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之后，迫切要求发展生产力，尽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但是，它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即过分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必须严格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原则，招致了严重恶果。
  一九五八初，山东省计委提出年度的主要生产指标为：粮食总产量320亿斤；工业总产值增长20.1％，争取25－30％，其中重工、机械工业增长92％。这已经是冒进的建设计划。然而，随着总路线的提出，在四月下旬召开的省委第八次全委会上，生产指标又大幅度提高。粮食总产量改为350亿斤，争取430亿斤；工业总产值增长50％，争取70％；全年基建投资安排数相当于“一五”期间工业投资总额。不久，山东省委又提出生产指标的第三本帐，要求粮食总产量达530亿斤，工业总产值翻一番。夏季以后，“整风补课”运动日趋偏激，主管计划、财政工作的省人民委员会领导班子，被戴上“阻碍、破坏工农业生产”的右派集团帽子，受到猛烈攻击和清洗改组。此后，经济建设方针、政策上“左”的调门又不断提高。农业方面再次调高农作物产量：粮食总产量保证完成530亿斤，力争达到600－700亿斤，棉花1000万担，花生30亿斤；工业主要指标：生铁产量调为75万吨，钢25万吨。一九五八年十月，山东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大会努力贯彻“总路线”精神，大批右倾机会主义，把山东省的“大跃进”发动起来。随后，山东省人委二届二次会议又通过了一九五八年的“跃进”计划，其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300-400亿元，粮食总产量1600－2400亿斤，棉花2000－4000万担，油料130－200亿斤，基建投资26.5亿元。所定指标之高达到了荒谬的程度。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后，关于调动人民的主动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各级党政机关日益重视。然而，这种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宣传，逐渐滑向唯意志论方面，片面强调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观点。一九五八年夏末，在省委统一部署下，山东各地在乡、社、队干部中开展了“拔白旗”运动，撤换了大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冒进浮夸的基层干部。由此，浮夸风越刮越凶。在高指标和浮夸风之下，为了达到无法达到的目标，工农业生产中各种不切实际的方法、措施应运而生，瞎指挥和命令主义非常严重。由于高指标和自以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于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为最时髦的流行语。在山东属于后进地区的范县、寿张等县，甚至提出“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为了加速进入共产主义，在不具备现实的物质和思想基础的情况下，就在调整生产关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上下功夫，“共产风”又时兴起来。认识路线的偏差影响到政治路线和经济的发展。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把大搞群众运动作为进行经济建设的基本方法，甚至是唯一方法。这就为大破各种规章制度、为各种“大办”、“大呼隆”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具体方法，出现了工业以大办钢铁、农业以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的第一次高潮。
  三、全民大办钢铁运动
  一九五八年的工业“大跃进”，首先是围绕中央提出“大办钢铁”展开的。全省大办钢铁之风，早在这年上半年已经兴起。六月份以前各县、乡、社办了十几万工业作坊，其中部分就是土煤窑、土冶炼、土水泥、土耐火材料等工场。六月召开的全省工作会议上，为了推动冶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全党全民办钢铁”的方针，要求全省拿出3％的农业劳力挖铁矿石，平均每县生产铁矿石7万吨；大搞土法炼焦、土法生产耐火材料，组织民间运输力量，搞好冶铁的后勤保障；大力兴办1.5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半数县至少有200个（（小高炉的成本高于国家调拨价，部分由国家补贴）；大力发动群众收集废钢铁，打捞威海的清朝北洋水师沉船以及青岛的日军沉船等。
  八月以前，尽管全省人民做出巨大努力，但钢铁产量距离计划数仍有极大差距。例如生铁只生产了2.2万吨（指好铁），占年度计划的3％。就在此时，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钢产量当年翻番的目标，并且肯定了山东七月会议通过的钢铁生产计划数；以后虽略有降低，仍高达年产生铁70万吨、钢20万吨。然而，冶金工业历来是山东省的薄弱环节，一九五七年生铁产量还是零，钢也仅有两万余吨，要在一年之内达到上述目标，无论冶炼设备、煤焦产量、发电能力、运输能力、技术力量等条件都不具备。但是由于省里领导缺乏现代科学知识，主观唯心主义的指导，在条件根本不具备时强行上马。大中型、现代化的冶炼设备和企业建立不起来，就土法上马，大搞小型手工式的冶炼工场；发电能力跟不上，就靠人力风箱鼓风；现代化运输设施和工具不敷使用，就组织农民、市民人力运输队。总之，一切照搬照套过去领导人民战争的方式方法来领导经济工作，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不求效益，不顾后果，以小代大，以土代“洋”，以拚人的体力代替机械设备。农作物总产量的浮夸虚报、超高指标，对工农业生产、特别是钢铁生产的胡闯蛮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山东省全境解放以来，粮食产量的人均占有数一直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五”期间人均低于118.6斤，扣除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即使不储备，全省人均亦仅有300余斤原粮，只能维持低水平的生活。这不能不大大制约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规模，大大影响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是，“大跃进”带来的浮夸风掩盖了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首要问题。各地粮食亩产量入夏以来竞相放出“高产卫星”：先是一千、几千斤，后来是几万、几十万斤。一九五八年实产量，据省统计局以后估计是，粮食245.2亿斤，棉花423.9万担，油料15.7亿斤。而当时省里的产量预报却不断升级：十月初已增报粮食800亿斤，棉花1200万担，花生41亿斤；十一月又报到粮食1000亿斤。既然已无吃粮的后顾之忧，自然可以放手大干钢铁了。
  于是，为加快发展钢铁生产的步伐，省里把年初提出的“粮食、钢铁、机械”三个“元帅”减为钢铁一个“元帅”，要求全省一切工作都围绕增产钢铁这一中心进行，千方百计地确保“钢铁元帅升帐”。
  （一）大量劳力投入工业系统，加快大上的步伐。到一九五八年底，全省工业职工由上年底的34万人激增至近162万人，增加近4倍；基建职工由5万余人激增至26万人，也增加4倍。在国家职工中，从事冶金、黑色金属和燃料工业的职工为127.1万人，是一九五七年的21.5倍；公社办的企业有职工255万人；两项合计全省共有职工417万人，比上年增加10倍多。同时，还在全省范围开展全民“大协作”大办钢铁。八月以后，各地城镇乡村、党政军民、男女老少数百万人的钢铁大军一齐动手，到处建高炉，挖铁矿，整个山东都陷入大炼钢铁的热浪之中。
  （二）在冶炼设备方面，以土为主，以小为主，大中小高炉一起上。从八月末开始到九月底一个月的时间，全省建成各种小高炉和土炉8.1万座。其中1.5立方米以上的1330座，1立方米的1.6万座，猪嘴炉等6.2万座，还有坩锅、大窑炉10万余座。由于各种土炉一般炼不出铁来，徒然劳民伤财，以后建设的重点转向3立方米以上小高炉。到年末，共建起3立方米以上高炉2000余座。
  （三）为确保钢铁生产，重点抓了采矿、煤炭、运输、电力等部门。钢铁工业的大步快上，使矿石、燃料、运输等无法适应。为满足铁矿石需要，动员不产铁的地区和县的劳力到产铁的地方参加开采；为解决燃料之急，动员有煤的地方广开小煤窑，实行土法手工采煤。到十月，各地施工的小井达1000余对，生产井310对。全省原煤日产能力达到5.7万吨，最高日产6.7万吨，比上年平均日产1.7万吨增加2.4倍。至于各地大量兴办的小土冶铁炉，由于国家不包煤炭供应，只好毁木伐林、拆房扒屋烧木炭炼铁。为保证煤、铁矿石及时运出，由公社、县、地区层层组织民间运输工具，担负起地方运输任务。此外，铁路运输开展了每日百万吨公里运动，60％以上的汽车实行两班运输和一车两挂，主要河道上的船只实行昼夜航行等，以增加货运量。尽管如此，物资积压现象仍较为严重，每月积压六七百万吨，致使许多工程和工厂被迫停工停产。为保证钢铁生产用电，只好把轻工、民用、农用电力压缩到无法正常生产的地步。如轻工业方面的造纸、纺织、面粉等行业，分别限制用电30－60％。即使如此，发电量仍缺22％。
  （四）大搞所谓废物利用，收集废钢铁。一九五八年七月，以青岛市委和青岛海军基地为主，吸收烟台、昌潍各地委的负责人参加，组成海上打捞指挥部，统一领导并限期完成沿海沉船的打捞任务。另外，要求全省每人平均卖给国家5－10斤废钢铁、废铜铝。这样一来，不仅废铜烂铁一扫而光，而且城乡许多地方普遍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不管铁器有用无用，群众同意不同意，见了就收；甚至好物废用，到处砸锅卖铁，拆除家具上的金属等，毁坏了大量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
  （五）集中进行突击性生产。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到十二月期间，先后打了四次“钢铁战役”。经过四个月夜以继日的连续苦战，钢铁生产取得突破性进展。据省委钢铁煤炭生产领导小组公布的数字，当年生铁产量99.4万吨，后经统计局核订公布的数为50.5万吨，其中后四个月生产48.4万吨，占当年产量的96％；钢产量25.2万吨，后核订为5.3万吨；原煤1422万吨，后核订为1373万吨；工业总产值76亿元，后核订为59.9亿元。
  一九五八年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使全省钢铁工业从年产2万吨钢的起点一跃达到产钢5.3万吨、生铁50万吨的水平，发展速度确是惊人。这是山东省5000万人民一年来毁家舍业、含辛茹苦、艰苦奋战夺得的成果，反映出人民群众崇高的精神和广阔的胸怀。然而，它却不值得庆幸。首先，钢铁生产的高速度本身就是极大的浪费。这次大炼钢铁运动，由于用料多、产量少、消耗大，造成大量亏损。例如，国家生铁调拨价为每斤7-8分钱，而小土炉出一斤铁造价一般在5角左右，高的甚至达9角以上。四个月的大办钢铁运动，山东省亏损5亿多元，相当于整个“一五”期间山东省自筹基建投资额的1.28倍。另外，钢产量的五分之四、铁产量的一半是废品，这本身也是巨大的浪费。再者，投入几百万人力，损坏了大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对于仍十分贫困的山东人民不能不是一次惨重损失。而且片面突击钢铁生产，造成工农业之间、钢铁工业与其他工业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使当时十分脆弱而且发展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受到一次严重的破坏，削弱了自身发展和抵御灾害的能力。总之，钢铁产量的一时跃进，是通过牺牲其他事业和行业，牺牲人民多年积蓄的财富，牺牲将来均衡发展的高速度换来的。所以，从整个社会效益看，当时钢铁生产发展的速度越快，炼出的钢铁越多，越是得不偿失，越会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
  一九五八年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不久，为适应工业跃进的形势，中共中央发出合并农业社的指示。据此，济南郊区开始把一些农业社合并为农场，掖县的一些小型农业社并成一万多户的大社。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向全国发出大办人民公社的号召。会议期间，即八月九日，毛泽东视察济南北园公社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此后，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省5.1万个农业社合并为1556个人民公社，到年末又归并为1343处，平均每个公社8511户。其中范县、寿张等县为一县一个人民公社单位的县联社，户数超过10万。
  人民公社在体制和所有制上实行政社合一制度，追求“一大二公”。所谓“大”，从行政上说是管理规模大，从经济上说是经营范围大，从财产上说是统一核算单位大。所谓“公”，从所有制上讲是公有化程度高，从经济上讲是大家的财务一律归公、人人平等，从生活上讲是不论干不干，干多干少，每人每天三顿饭。所以“一大二公”不仅是建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又是组织方法。然而，由于公社内原合作社及个人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收入水平都极不相同，加上在办社过程中，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生活资料、粮食物资统统归公社所有，许多地方甚至将社员的私人存款、房屋也收为公有，实行所谓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因此，建立人民公社实际上意味着生活水平低的人共了生活水平高的人的产，贫队共了富队的产，公社共了社员的产，这就形成“平”的问题。在办社过程中，广大基层工作者又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直接支配。各公社、县任意抽调生产队的人力、物资、资金搞工业，搞水利，搞基建，这又形成“调”的问题。由此可见，正是“一大二公”的体制，导致“一平二调”的错误。
  在生产组织方面，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搞大兵团作战。一社几千几万人拉出去，完全打破原有村社的土地界限，实行全公社集体耕种、集体管理、集体收获；收获物归集体所有。在耕种方式上，不顾实际情况，强行规定翻地深度、用种数量、作物品种等。有的地方提出“翻地不到二尺不许播种”，即使误了农时也在所不计。播种时大搞密植，一亩播种几十乃至几百斤。在耕种方式上，片面强调精耕细作、少种多收。为了追求产量，强迫各地大种地瓜；种了其他作物的地方，强令毁苗重播。
  公社化以后，立即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从一九五八年夏开始，先后开工兴建一大批水利工程。其中大型工程主要有位山引黄枢纽工程、韩庄枢纽工程等以及大型水库几十座。为此，全省动员民工数百万人，大战一秋一冬一春，其中仅位山工程即动员民工近28万人。这些水利工程，小的需几个月，大的需一两年，一直持续到一九六〇年才告一段落。全省共兴修大中型水库150座（库容40亿立方米），打井11.7万眼，小水库5600座，小水渠8000处。这些水利工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变水害为水利，在以后的生产中发挥了极大效益的，这些主要是大中型山谷水库；一种是投入大量劳力、资金，劳而无益的，如一批引黄枢纽工程和平原水库，建成后因次生盐碱等问题而全部报废，其中仅位山工程一项就损失资金一亿余元；再一种是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不仅不能兴水利反成水害的，如一些地区盲目“让河流改道”的工程，打乱了地面水流的自然流势和流向，招致以后的连年水灾。
  公社化后的另一件大事是大办工业、大办钢铁。一九五八年夏季以前，各地农村已开始纷纷办工业，截至六月十日，已建立11.8万个场点。六月，全省工业会议上又提出当年创办50万个工业厂、矿、组的奋斗目标，让农业社必须拿出3％左右的劳力采掘矿石，10－20％的劳动力投入工业生产。全省共有2000余万农业整、半劳动力，一下拿出这么多劳力办工业，对于靠人力、畜力维持生产的农业，显然是无力承受的。然而，随着公社化的实现和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的开展，各地不顾能力、条件，蜂拥上马大办工业，全省农民从事工业、水利、副业、运输等生产的人数达470余万人，其中工业260万人。但由于既缺乏技术、设备，又缺乏知识、经验，这些工场生产效益甚低。例如炼铁动用了上百万人，当年仅炼铁6.8万吨，而且多是无法直接利用、基本未算入产量的三类“土铁”。此外，象生产的37万吨土化肥、3万吨土水泥等，在以后的清仓中证明也都是废物。真正有效的，只有58万吨原煤和174万吨铁矿石等。
  在当时山东省粮食生产远未过关的情况下，农村人民公社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粮食生产，并辅之以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随着农业生产的改善，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整体安排，公社可以把越来越多的力量和精力转移到工业领域。然而，公社化后却把农业生产放在次要地位，全省共有187万农业劳动力因招工、支援外省等离开农村，加上其他“大办”，共减少660万人，而且几乎都是青壮劳力。真正从事田间劳动的人数只有一九五七年的62％，其中又多是辅助劳力和半劳力。为了几个“大办”，大批工具、农具、牲畜、车辆、机械都投入水利、开采、冶炼、运输等部门，致使一九五八年秋，成片的庄稼、棉花无人收获；冬小麦种植面积比“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减少14.2％，种上的也因肥料不足、耕种马虎、种植过密、无人管理而生长甚差。这成为一九五九年以后连年发生粮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节 农业的严重形势和工业的继续冒进
  一、农村的严重形势和对人民公社的整顿
  一九五九年初，公社化中的严重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粮食严重不足，生产趋于瘫痪。
  早在一九五八年末，秋粮刚刚登场不久，一些号称“特大丰收”的地区，包括济宁、聊城等地，已经开始闹粮荒。到次年二月，粮荒在全省农村普遍蔓延开来，当时粮食紧张的县、市共31个，占全省的37％。其中最严重的是浮夸风最盛的济宁（包括今菏泽地区）、聊城（包括今德州地区）地区。在31个缺粮县中，济宁占9个，相当于本地区县数的53％；聊城占6个，相当于本地区县数的40％。
  产生粮荒的根本原因，一是省委把工作重点放在“整风补课”和批判地方主义等政治运动上，忽视了经济工作。二是在经济工作中大办钢铁，忽视了农业生产。三是在农村工作中大搞公社化运动，忽视了粮食工作；而在粮食工作中又只抓种不抓收，大量农作物烂在田里，损失甚大。粮荒的其他原因还有，城市人口大增，扩大了吃统销粮的面；高征购使农民极少存粮等。
  为了解决农村存在的粮荒问题，省委作出如下决定：第一，不论粮食紧张还是不紧张的地区，立即彻底放弃挤群众粮食的做法。第二，立即向群众摊牌亮底，说明当前的困难，动员党团员带头，共同克服困难，渡过春荒。第三，在安排好生活的同时，把基本核算单位肯定下来，配好干部，编好生产小队，做好包工包产工作，安排好生产。第四，粮食紧张地区生产队和社员的欠款、欠帐，麦收前一律不得清算。一九五九年四月中旬，在济宁召开贯彻中央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期间，省委又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加强领导，通过解决公社体制、压缩粮食销量和清算大小集体及社员之间的帐目等方法，进一步解决粮食问题。经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把28.4亿斤粮食返销回灾区和缺粮地区，这才战胜了严重粮荒，渡过了难关。
  一九五九年三至四月间，针对公社化过程中暴露出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连续发表讲话和党内通信，提出彻底解决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以及《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等文件，为整社工作提出了较明确的方向和工作方式方法。三月中旬，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落实中央精神。经过激烈争论，会议一致肯定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原则，一致拥护实行按劳分配、扩大劳动部分分配比例和评工记分等分配方法。三月下旬，各县纷纷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和公社四级干部会议，吸收部分社员代表参加，进一步在全民中贯彻整社精神，白天生产，晚上开会，确定体制，清算帐目，解决大小集体及集体与社员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央精神的传达与贯彻，在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许多领导带头检查，承担责任，诚恳地听取群众的批评。县、公社把集中的粮食、农具、肥料、马车、现款等大部交还给生产队和社员。在这一基础上，体制问题、包产问题、评工记分问题等得到初步落实，干群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初步得到改善，公社化中的严重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群众生产积极性逐渐有所提高，春地基本都种上了。
  为了减轻城市供应的负担，解决农村劳力不足的问题，上半年全省裁减了52万工人回农村，停办了部分大型水利工程、基建工程和社办工业，调整了公社内外的一些关系问题。
  二、工业和城市经济问题的初步暴露及纠正
  一九五九年初，“大跃进”带来的弊端在工业和城市经济中也日益显露出来。
  首先，钢铁生产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极不相称，并且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在矿石方面，由于仍以手工开采为主，矿山越挖越深，采剥量与矿石达到10：1，每采一吨矿石耗用10余个劳力，无法保证冶炼的需要。在煤炭方面，由于长期重开采轻掘进，寅吃卯粮，打乱了工作面。上半年原有19个国营煤矿中仅有4个矿工作面比较正常，6个矿采掘严重失调，有的根本没有工作面，靠吃煤柱过活，全省日产水平由7万吨落到5万吨。在质量和成本方面，铁的含硫量过高，合格率不及50％，无法用以炼钢。每吨铁成本高的达1000元以上，一般在四五百元左右，而国家牌价是每吨200元，所以每炼一吨铁就要亏损二三百元。上半年共炼60余万吨，仅此一项就需补贴资金1.2亿元。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的大量浪费，造成财政亏虚。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全省亏损5.7亿余元。除了占用私人的银行存款、企业资金，拿了群众的东西无力偿还以外，全省历年节余都差不多用光了。到一九五九年中，全省财政超支0.9亿元，赤字达1.7亿余元，全年23.4亿元的信贷指标已贷出23.1亿元。省内流动资金额仅几千万元，财政实际处于枯竭状态。
  其次，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失调，经济不平衡状况日趋严重。在工业生产中，重工太重，轻工太轻，轻工业产品产销之间脱节的差数过大。据济南、青岛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调查，计划购进商品，能够安排生产的仅54.5％。其中五金类全无，百货缺51％，化工缺76％，交电缺91％，煤炭、木材缺45％，农业生产资料缺99.4％。手工业情况更糟，由于“大跃进”后手工业都升级转并为国营企业，差不多陷入停顿状态。工业对农业的冲击影响了农业生产，反过来又限制了轻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生产因为缺乏全面安排，特别是由于农副产品收购不起来，原料、材料缺乏，有的工厂面临停工，有的工厂减产，不仅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货币回笼，而且影响市场供应。农业和轻工业的萎缩又冲击了市场，大大影响了群众生活。城市居民不仅减口粮，肉菜等副食供应更加紧张。
  第三，企业管理混乱，经营不善，劳动生产率下降。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造成生产管理的无政府状态，主要是人员庞杂，组织管理混乱，指挥调度不灵，各种制度和操作规程被废除或被忽视，使原料消耗过多，质量下降，设备严重失修，工伤事故增多。以支农产品为例，“大跃进”期间生产的无法使用的土化肥、土农药、农业机具和六十年代初收购的菜种子、代食品，共造成商业损失5亿余元，占商品损失总额的68.9％。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工业企业职工劳动生产率与一九五八年同期比较，昌潍降低51％，烟台降低38.7％，聊城降低44％。
  一九五九年四月以后，随着粮荒问题的逐渐解决，省委开始抓紧解决工业的问题。在济宁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了整顿工业的问题，决定边整边改，上下结合，力求迅速扭转生产和管理中的混乱状态。当时工业战线的整顿主要集中于下列方面：
  （一）加强计划工作，从宏观上实现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省委多次压低重工业生产指标和发展的速度、规模，以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为加强综合计划的管理工作，强调各部门、各地区的计划必须统筹安排，不能各有一盘棋；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和健全计划管理与检查制度，掌握和督促计划执行情况，保证重点工程、重点产品按期完成。
  （二）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水平。其主要措施是：（1）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大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后，厂党委包揽一切，助长了生产上的瞎指挥风。据此，会议强调恢复和建立厂长负责制，建立起生产、技术、行政工作强有力的指挥系统。（2）整顿劳动组织和职工队伍。按照生产任务和企业管理的需要定员定额，多余的人员坚决裁减下去，或动员回乡务农，不准盲目吸收劳动力。（3）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原有合理的规章制度必须坚决执行，已废除的要恢复起来，并根据新情况和实际需要建立一些新的规章制度。（4）改善上下关系、干部职工关系，克服在“大跃进”中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歪风。（5）适当解决当前存在的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提倡劳逸结合，改善职工生活。
  （三）提高轻工业、手工业的生产地位。在总的原则方面，虽然继续把钢铁、煤炭当作重点，但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注意合理安排轻工、化工、纺织和百货日用品的生产。省委提出适当压缩钢铁的基建材料和投资，妥善安排化工、纺织和轻工业生产，充分挖掘潜力，节约原料、材料的使用，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拨出部分金属材料进行小五金和日用品的生产，改善市场供应。在手工业方面，恢复手工业管理局及其下属机构，已被轻、重工业吞掉的人员设备等重新吐出来，加强机械、原料等的供应。被冲掉的名牌产品，如烟台的钟表、绣花、花边等，也重新恢复了生产。
  （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大跃进”之后，人力、物力、资金、材料的浪费积压极为严重，这是经济建设上“左”倾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虽然不能改变各方面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能够部分解决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中的某些弊端。增产节约运动主要采取的措施是：（1）充分挖掘企业潜力，千方百计地解决原料、材料、燃料的困难。各地区节约的原材料，可在增加生产的原则下自行处理。（2）增产节约运动的中心环节是提高产品质量，克服质量下降造成的损失。为此，要求加强技术管理和质量管理，严格操作规程。（3）精减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全省头五个月共精减52万工人回农村。省委要求年内精简75－80万人。（4）加强设备、工具的维修，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改变拚设备、吃老本的方法，防止设备和人身事故的发生。
  （五）加强财政监督和财务管理，严格财经纪律，克服资金管理和使用上的混乱状态，扭转紧张被动局面。为保证以上规定顺利执行，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自觉遵守，各级党的监察部门认真监督，各级财政金融机关把好关。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全省农业、工业和商业等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退够、站稳、前进”的指导思想，在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都退了一步；对于干部的不良作风和某些“左”的思想进行了纠正；对于各部门之间和各部门内部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也做了一些调整。上述措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整个经济的混乱局面，但缓和了干群关系，维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
  一年来疾风骤雨般的社会鼎革之后，中共山东省委对于前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工作中的主要错误进行了初步检查。省委认为，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在“大跃进”形势到来之后，领导上不够冷静，头脑发热，有“左”的情绪。在思想方法上有主观片面性，这表现在对下布置任务过大，时间要求过急，没有全面考虑实际可能性，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规律性。由于存在官僚主义作风，特别是在公社化以后，忙于大办钢铁，接着又清算地方主义等，对很多问题不能防患于未然，又未能及早解决。在组织上失去控制，表现在取消了必要的统计工作，只凭主观估计定数字；对一些规章制度只破不立，或者乱破乱立，使领导对很多问题不能事先有所控制，容易陷于被动。省委的自我批评，尽管没有抓住要害问题，经济工作上“左”的指导思想未得到根本清理，但仍不失为领导工作趋向好转的有利转机。
  三、“反右倾”运动与“大跃进”的高潮
  一九五九年七月至八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会议对彭德怀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提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生死斗争的高度。会议之后，又在全国范围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这次会议，对于山东的工作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一日，省委召开第二届十四次全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并且联系本省各地区、各单位上上下下的组织与个人，部署清除所谓“右倾思想”。在会议报告中，省委领导人提出要区别前段工作中的反右倾与拔白旗、鼓干劲与浮夸作假、反对资本主义与刮“共产风”、反浮夸作假与隐瞒少报、群众运动与“大呼隆”等问题，实际上是把以前对各种“左”倾思想和方法的抵制全部否定，把上半年纠偏措施、特别是农业方面的纠偏措施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展开了批判。这样，上半年开始得到初步澄清的各种错误思想重新抬头，全省工作再度陷入混乱状态。
  庐山会议之后，山东同全国一样，批判了一九五九年中期那些合理放慢速度、寻求综合平衡，特别是放慢重工业发展速度的措施。在大批“右倾”的过程中，经济建设上“左”倾盲目的“大跃进”思想再度兴起，各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再度提出。在农业方面，完全不顾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严重恶果，又提出更加荒谬的粮食年产400-450亿斤的生产指标和75亿斤的征购任务，并在全省农村结合“反右倾”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十月，全省连续召开地、县委第一书记会议、“六边”①（边看、边听、边议、边决、边写、边行。）现场会、畜牧大会等，反瞒产之风甚嚣尘上，并又撤换了一大批敢于讲真话的基层干部，有些社队甚至半数干部被撤职。在高征购的压力下，尽管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仅有209.8亿斤，却又逼出424.9亿斤的虚假数字，征购也完成70多亿斤。在浮夸的基础上，省里又订出一九六〇年年产500-550-600亿斤的粮食指标，内部掌握则争取达到600一650亿斤。工业方面，九月结束的省委扩大会议提出当年产生铁147万吨、钢18万吨、煤2220万吨的指标，并力争数量提前完成，质量提前升级。到年终，工业总产值达80.87亿元，比上年增长35％。其中重工业32亿元，比上年增长50％。与一九五八年相比，钢产量完成22万吨，增加近3倍；生铁产量150万吨，增加1倍；原煤产量2304万吨，增加67.8％，达到省委扩大会议调整后的指标，也更助长了“左”倾求快情绪。在此基础上，省委又制定出一九六〇年更加冒进的工业“跃进”计划。其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100亿元，钢30.9－50－70万吨，生铁200－260－300万吨，原煤2600－2800－3000万吨，发电量22.5－23.2－25.2亿度等。一九六〇年五月，省委批准计委对当年生产的补充计划报告，再次大幅度提高工业指标，工业总产值为203－500亿元，生铁350万吨，钢72万吨，钢材45万吨，煤炭3500万吨。
  在新的冒进计划指导下，“大跃进”的第二次高潮从一九五九年八月开始，持续到一九六〇年十月，前后十四个月。这次“跃进”是在农业已经面临严重危机，粮荒日趋严重，并且有了一次沉痛的冒进教训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一）工业。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新的“跃进”，结合增产节约，一九五九年第四季度开展了超额完成省计划运动。一九六〇年第一季度开展了“开门红”、“月月红”运动，第二季度开展了大战“红五月”和“一、二、五、十”①（指日产1万吨生铁，2万吨焦炭，5万吨铁矿石，10万吨原煤。）运动。一年之中，这样的生产运动持续不断。
  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大大增加了投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经济建设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由“一五”期间的23％上升为60％。两年中由地方财政支出的基建投资比重由“一五”期间的20.7％上升为49.5％。工业生产的大发展，要求更多的人力投入。为了加快货物周转量，从一九五九年九月开始，开展了群众性短途运输，全省动员28.5万人参加，动用运输工具23万件。十月初，省委又决定增加20－30万临时工，以加强工业战线。进入一九六〇年以后，随着工业大上，特别是“小土群”、“小洋群”大上，新增职工76.4万人。工业的盲目发展，不仅占去大量劳力，还造成巨大浪费。据以后统计，三年“大跃进”中，山东省国营工商业的物资盘亏、报废、削价、丢失、霉烂等损失财产资金，以及挤占银行、集体的资金（不包括“平调”人民公社部分）共约22亿元。
  （二）农业。一九五九年秋后，全省掀起大办水利的热潮。这一年，仅大中型水利工程项目便上马266项，小型工程16万个左右。全省投资共9亿元，其中从农村社队征集6亿元，约相当于“一五”期间全省投资总额。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887万人。甚至在一九六〇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
  农村另一劳力支出是社队办工业。省委计划安排的5000多个“小洋群”企业多数由社队经办，加上更多的“小土群”，占去全省农村大量劳力。据统计，到一九五九年末，全省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单位达1.5万余处，工业就业人数58.4万；加上运输15万人，基本建设150万人，外调及国家义务工50万人，共达280万人。
  （三）文教卫生。文教卫生一直是山东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应得到优先和较快的发展。然而，山东省人口多，家底薄，农业生产不过关，难以负担太多的非农业人口。这就决定了山东省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不能太急太快。但在“大跃进”中，这些部门也进行了超越本省负荷能力的增长。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三年间，山东省高等学校由7所增加到63所；中等专业学校由86所增加到474所；技工学校由44所增加到145所，普通中学由1004所增加到2770所；小学由5.2万所增加到6.7万所。在校学生数以及教职员数分别增加1－2倍，共达837.4万人。全省医院、疗养院等卫生事业单位一九五七年为1万个，一九六〇年增至2.4万个；卫生事业工作人员数由8.7万增加为9.7万人。此外，农村社队中还有16万人从事文教卫生的民办人员。
  总之，在“大跃进”高潮中，工业、基建、水利、文教等部门都在“大办”，都从农业战线拉人，又一起吃农业，把农村经济搞得极其虚弱，成为以后连年粮荒，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
  四、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一九五九年春，全省人民勉强渡过春荒，迎来夏收。这年的夏粮虽然长势甚好，但是由于一九五八年秋播面积只及常年的74.5％，反比常年少收10几亿斤；到了秋季，人们翘首以盼的秋粮又只相当于大灾之年的收成。这年夏秋两季共产粮209.8亿斤，只有“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的85％。一九六〇年，粮产量急剧下跌，全年产粮仅165.9亿斤，相当于“一五”期间年平均水平的68％，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尤其是素以山东省粮仓著称的烟台、昌潍，当年粮产量分别比上年减少38.4％和27％，两地区共少收24亿斤。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八月，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达65万人，患水肿、干瘦等疾病者达420万人，逃荒未归者110万人，全省缺粮人口共1596万人，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142.7斤，处于严重的饥饿线上。
  粮产量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人力减少。自“大跃进”以来，大批人力投入工业战线，农村劳力下降20％；在农村劳力中大多数又在修水利，到一九六〇年夏尚有近三分之一未撤回农业；而且，由于连年粮荒，劳力体质下降，生产效率甚低。第二，牲畜减少。山东省一九六〇年的大牲畜头数比一九五七年减少33.2％，又由于缺乏饲料，大多数牲畜十分瘦弱，失去生产能力；生猪存栏头数减少40.9％。这对于倚牲畜耕地、靠生猪积肥的山东省农业是巨大损失。第三，播种面积减少。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两年，全省共荒地5000－6000万亩，如以每亩产量120斤计，少收60－70亿斤。第四，经营不善。从事农作的人力、畜力和肥料下降一半，影响了耕作质量和田间管理，造成地力贫瘠、草荒严重和虫灾泛滥。农业和社会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工作的“左”倾指导思想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使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更加混乱，打击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反右倾”调门不断提高，全省各地方干部由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情绪普遍增长，不顾客观条件争先“过渡”的现象，即“平调”现象再度普遍发生。
  农业的严重问题，必然影响工业。一九六〇年十月以后，山东省的工业开始迅速衰退。在这年最后五分之一的时间内，铁矿石完成全年产量的9％，生铁完成全年产量的9.7％，钢完成六分之一，煤炭完成六分之一，工业总产值完成全年的3.3％。“大跃进”以钢铁的跃进开始，又以钢铁生产的严重下跌而告失败。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
  一、“左”倾政治错误的初步纠正与生产救灾运动
  “大跃进”以来，由于党内生活极不正常，错误地批判、处分了大批干部，搞得人人自危。一方面形成许多干部不敢讲真话、不敢负责任的庸俗作风；一方面形成部分干部说假话、强迫命令、不顾群众死活的恶劣作风。所以，正确处理上述运动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为错误批判、处分的干部复议纠正，加强全党全民团结，是改变局势的一项主要政策。一九六〇年十月，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派曾希〓来山东解决问题。十月以后，省委根据中央部署进行甄别平反工作，为部分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平了反。次年一月，谭启龙主持中共山东省委工作，对全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重新进行了清理。七月，省委颁布了《关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提出彻底转变领导作风和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问题。
  省委认为，对干部、党员的错误处理是省委领导欠下的一笔政治账，要坚决甄别，不能再拖。并决定在拔“白旗”和反右倾中，凡科员以下戴了帽子的一般干部、党员和群众，一律宣布无效；级科局长以上干部“整风补课”以来受到批判或处分的，由各级党委成立专门小组加以甄别；各级党委代表省委向被错误批判或处分的同志道歉，同时层层承担自己的责任。
  在转变领导作风方面，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带头，按照党章办事，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外民主生活；走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克服听喜不听忧的坏习气，鼓励如实反映情况和提意见；带头学习、执行党的政策；在上下左右之间建立正常的同志式相互关系，互相团结，互相支持。
  省委领导认为，几年来应吸取的几条重要经验教训是：从思想上看，省委对于山东广大干部、党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工作中发生问题过分责备下面；从工作上看，省委对山东的历史、地理、气候等特点，与社会的客观条件，缺乏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缺乏工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识，对许多经济问题的处理带主观盲目性；在党内斗争方面，没有很好学习和记取历史上“左”倾路线的教训，重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省委主要领导人有的以正确自居，稍有成绩就骄傲自满，官气很大。
  在省委带动和督促下，处理错案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到一九六一年末，共有6万余人的错误处理得到纠正，占被错误批判干部的三分之二。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可能系统彻底地清算政治上、经济上的“左”倾错误。
  省委在纠正政治错误的同时，领导全省人民开展生产救灾运动，渡过了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
  （一）两年多“大跃进”留给山东人民的，是经济战线的一片混乱状态。全省5200万人民都在忍饥挨饿，近2000万人民甚至有性命之忧。如何战胜饥荒，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摆在山东党政军民面前的首要任务；而如何渡过春荒、尽量减少损失、保住人命，又是当务之急。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七日，省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紧急指示》，确定生产救灾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为战胜灾荒而奋斗。十一月二十一日，省人民委员会又发出《布告》，布置做好救灾的具体工作。从冬到次年春，全省主要做了下列工作：（1）秋收中精收细打、颗粒归仓，秋末又种越冬菜200万亩，掀起种粮、种菜、收集代食品运动；（2）少征公粮，按低标准落实安排各地社员生活；（3）开展捐献粮食、捐献衣物活动，支援农民；（4）开展疾病防治工作；（5）压缩城镇劳力，抽调干部加强农业战线，城市和机关共下放劳力210万人。
  为了帮助山东救灾，中央在一九六〇年最后两个月调给山东省粮食10亿斤（包括返还4亿斤），救济款8000万元，拖拉机2000台等。华东各兄弟省支援粮食2亿斤，代食品2.5亿斤，棉衣170万件等。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山东人民团结奋斗，渡过了封冻和青黄不接两大关口。一九六一年春的病情和死亡率较上年有所下降，外流人口部分返回，全省人民渡过了春荒。
  （二）进入一九六一年，省委估计当年要收获200亿斤粮食，全省人民方能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然而一九六〇年入秋以后，全省酷旱无雨。鲁北三区甚至九个月没有下雨，全省9000万亩耕地七个月未下透雨，小麦产量大受影响，总产量比一九六〇年减少一半。由于春旱，聊城、德州、惠民等地300万亩耕地未能播种，五分之一的土地因严重缺苗需要翻种，其他地区的春播也受到影响，全省春播面积较“一五”期间减少15％。入夏以后，全省又连降暴雨，汛期雨量较常年多100毫米。特别是鲁北三区雨量更为集中，致使洪水泛滥，受灾面积达1658万亩，占播种面积的50.2％；绝产1086万亩，占粮田面积的50％。到秋粮登场后，鲁北三区粮产量比上年下降56％，全省总产量与上年持平，比省委原预计最低需求量尚少30余亿斤。
  鲁北三区秋灾发生后，全省再次开展了生产救灾和增产节约运动。为加强对生产救灾的领导，全省各级党政机关组织大批干部深入灾区，并组织慰问团携带粮、菜、药品等前往灾区支援。解放军和民航部门还出动飞机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空投熟食、药品。到十月上旬，全省共支援灾区粮食4亿斤，加上国家调入共14亿斤，干菜450万斤，煤炭20万吨，拨救济款1335万元。为战胜饥荒，灾区人民开展了农副业生产。秋后，鲁北三区共种小麦1322万亩，捕鱼652万斤。入春，省里又向灾区发放大量粮食，支援扶持春耕生产。由于春耕工作抓得紧，全省基本上消灭了春荒地，使耕种面积大致恢复到了一九五九年的水平。
  （三）一九六二年夏，全省小麦产量达39.7亿斤，虽比上年增长51％，但比一九六〇年还低四分之一。入秋，暴雨连绵，全省半数以上地市、县受涝，成灾面积达3100万亩，比上年增加27.6％。秋粮产量与上年持平，全省粮食总产量为182亿斤，是一九六〇年以来连续第三个产量最低的年份。为战胜灾荒，渡过难关，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省委发出《大力开展抗灾斗争，积极抓好秋季生产的紧急指示》，具体措施是：（1）种足种好小麦，稳定人心，为明年丰收创造条件，并切实帮助群众解决耕种中的实际困难。（2）采取以工代赈方法，在鲁西北低洼地区建设一批关键性排水工程，改变连年水患频繁的局面。（3）搞好小秋收，采集代食品，搞好副业生产，以补粮食生产之不足。（4）逐队逐户安排好群众生活。
  国家也从各方面给山东省灾民以巨大的援助。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国家共发放救济款1.4亿元，救灾布700多万米，棉花200多万斤。如果不是全国人民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节衣缩食支援山东，山东省人民将遭受更加严重的困难。
  尽管全国人民大力支援，由于全省连年粮荒，一九六三年入春以后，全省缺粮人口仍有1000万，其中鲁西、鲁北的四个地区就有800万人。加上农村统销粮比一九六一年减少2.7亿斤，口粮安排紧，人民生活极为艰难。为此，省委在一九六三年初又拨出1亿多斤粮食和部分贷款扶持穷队；省里集中配置了大量拖拉机，国家也从外省调入一批拖拉机帮助春耕春种，以补畜力之不足。经过努力，一九六三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198.5亿斤，尽管仍是一九六〇年以来连续第四个总产量低的年份，但终于接近200亿斤这个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至此，大规模的生产救灾运动基本结束。
  二、国民经济初步的全面调整
  一九六〇年十月以后，随着中共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八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山东省进入全面调整的第一阶段。初步调整的中心是农业，其他部门的调整，都围绕着怎样适应和服务于农业这一主题展开。这段调整的特点是，工业、基建、财贸、文教等部门迅速退到农业所能承受的规模；调整的基本方式是城市和工业减人，农业加人，变粮食的消费者为生产者，增加粮食产量。
  （一）农业方面的调整。
  一九六〇年末，严重的饥荒笼罩全省。如何恢复凋敝的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向良性转化的关键；而改善公社体制又是发展农业的关键。因此调整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次年三月，又公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这两个文件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理论和政策，是进行和指导农业调整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在许多方面切中时弊要害，一经公布，在山东引起巨大反响。从一九六〇年末开始，全省干部结合整风整社，认真组织了对中央文件精神的学习和落实。中央进行农业体制调整的根本原则是：增加生产队和社员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克服上面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病，以利于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山东在贯彻落实这些精神中主要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1.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实行以农轻重为序的工作安排，树立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思想，把生产的重点转向农业。山东省人委提出，全省人民的义务是：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战胜灾荒，把农村的形势转变过来，争取一九六一年农业达到应有的丰收，保证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全省人民在实际工作中，把搞好农业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2.对人民公社体制中阻碍农业生产的缺陷与弊端进行了调整和解决。在生产管理体制上，反复重申和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改变过去县、公社任意指挥生产、平调物资的现象，先是将生产、管理、分配权固定在大队，在各生产队建立了各项管理制度，如包工包产制度、评工记分制度等。但是，实行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仍无法避免平均主义带来的低效率。一九六一年，全省许多地方开始试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新制度，即把土地及部分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和生产、生活的管理权进一步下放到相当于原初级社规模的小队。到一九六二年初，全省已有近40％的大队实行了小队核算。为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地方试行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留“保本田”等办法，把集体土地交社员支配，收入由社员、生产队分成。据即墨下泊公社调查，全部土地包产到户的队占11.2％，部分包产到户的占36％。另外，将公社化期间上收的社员自留地、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发还给原主；解散了公共食堂，取消了部分供给制的规定，社员按工分分配产品等。上述生产、生活管理体制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瞎指挥、命令主义和平调风的产生，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
  3.坚决纠正“共产风”，实行经济退赔政策。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两年，公社曾对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财产、物资进行了部分退赔。然而由于当时“共产风”并未根本纠正，退赔很不彻底。一九六一年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平调问题，省委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有“倾家荡产”、“破产还债”的决心，贯彻群众路线、民主协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合理地解决问题，务使生产队和社员满意。一九六一年夏，针对许多干部退赔不力、调多赔少等问题，重新进行清理计算，估计全省“平调风”共给群众造成约20亿元的损失。省委提出，要在今后三五年内赔完，做错了事必须改。为帮助地方赔偿群众损失，中央多次拨出专款，其中仅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次即分配山东省平调退赔款2.2亿元。
  4.精简非农业生产人口，加强农业。人口的精简包括两方面：其一是精简农村中的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员，把从事农田水利建设和其他建设的大量劳力放回农业生产中；把公社、大队各种工副业从业人员都减到最低限度；全部解散农村各种成人学校、农校、宣传队、文艺队等脱产组织。经过整顿，农村社会劳力中的农业劳动力人数一九六〇年末增为1247万人，占农村社会劳动力的75％；一九六一年末为1492万人，占农村社会劳动力的87.5％；一九六三年末为1590万人，占90％。其二是精简城市和工业人口。当时，一方面农业劳力不足，一方面工业等部门由于战线太长、规模过大、开工不足等，劳力大大有余。由于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一九六〇年粮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减少四分之一强，销量却增加四分之一。因此从年末开始，山东大力压缩城镇人口。到一九六一年末，非农业人口减少85万，职工减少44万。一九六二年，非农业人口又减少50万，职工减少51万人。经过两年精简，使工业和城镇人口基本退缩到农业能够负担的水平，增加了农业劳力，这是完成调整任务的决定性的一步。
  5.减少粮食征购数量，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分别征购贸易粮35亿斤和37亿斤，比过去减少一半。此外，两年间国家多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实行农副产品奖售和换购，适当照顾农民利益。这些措施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给农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促进了农业的恢复。
  经过两年的调整工作，在农具、畜力不足，生活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全省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日益高涨。尽管由于天灾和“大跃进”的创伤，生产力的恢复十分缓慢，但粮食产量仍有回升，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开始初步扭转。
  粮食产量的回升，带来整个农村经济的好转。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为了救灾不得不大大压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与“一五”期间相比，棉花种植面积减少近一半，油料作物减少一半多，麻类减少40％，烤烟减少近一半。一九六二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较上年一般略有增长，除棉花外，其他作物产量都高于一九六〇年。林业方面，一九六二年后，落实林权和林业政策，鼓励国家、集体、个人种树，实行谁种谁有，当年造林115万亩。副业方面，一九六〇年大灾之后，为了补助农业，省里拿出部分物资和资金大力扶持开办各种手工作坊，开展刺绣编织，鼓励打鱼围猎，养殖家禽家畜。此外，还放宽了市场和收购政策，促进商品交流，使副业总产值迅速恢复和增长。到一九六二年，副业总产值比一九六〇年增长60.9％，畜牧业总产值增长67.9％。
  （二）工业、交通、基建方面的调整。
  一九五九年以来，尽管中央已经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方针，但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业发展缺乏正确估价，看成就多，看问题少。因此在一九六〇年末农业开始调整、后退时，工业指标不仅没有下来，反而继续上升。对一九六〇年的估计，山东省人委认为，除农业外其他方面是好的，是继续跃进的。一九六一年工业发展的任务是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基础上，争取继续跃进。由于“以钢为纲”、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观念没有改变，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和建设的势头，仍与国民经济实力不相称。山东上报和中央批转的计划指标，均高于一九六〇年实际产量。工农业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决定了这一计划无法实现。
  一九六一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地市委工业会议，研究生产形势，分析存在的问题，重新落实计划。根据中央关于压缩工业，发展农业，压缩重工业，发展轻工业的方针，会议指出，工业调整的原则总的是大减重工，小减轻工。重工业除煤炭外，其他行业都减，重点是冶金、基建、机械和建材；轻工增日用百货，减食品，纺织亦要大减。调整与裁减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是“调、整、转、并、停”。“调”就是调整布局，缩短生产战线；“整”就是普遍整顿劳动组织，定型（定企业规模）、定员、定额，压缩管理人员及非生产人员；“转”就是将部分重工业转为或分为生产日用品的工业，将部分生产主机的转为生产配件和零件的，将过去搞小百货、小五金的归队，将常年工业转为季节性的工业等；“并”就是将某些“小土群”、“小洋群”进行合并，一业多厂的也适当合并，将无原料的厂合并到有原料的厂，将不配套的经过调整合并使其配起套来；“停”就是停一批不合理的厂矿，停一批可以不办或缓办的项目，停一批两三年内解决不了原料的企业。从一九六一年秋，山东开始对工业实行全面调整。
  1.降低工业生产指标。一九六一年十月，生铁年产量指标降为40－50万吨，原煤日产量降为4.5万吨。一九六二年又对工业生产指标大幅度调降。生铁年产量计划30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14.8％；铁矿石185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17.3％；货运量5530万吨，相当于一九六〇年的39.2％。
  2.实行“关、停、并、转”，缩小工业规模，改善内部结构，合理调整布局，减少浪费亏损。到一九六一年末，全省县以上工业企业数由一九六〇年末的3026个减为2349个，减少22.4％。一九六二年，又对企业进行大规模调减，到年末减为1648个，比上年减少701个。一九六三年，全省县以上企业进一步减为1344个，比一九六〇年累计减少56％。与一九六一年比较，煤炭工业企业保留70个，减少11个；钢铁企业保留11个，减少30个；电力企业保留83个，减少2个；化学企业保留42个，减少66个；机械企业保留303个，减少160个；纺织企业保留112个，减少106个。到一九六三年，“关、停、并、转”调整任务基本完成。
  3.精减职工。到一九六三年，全省工交基建部门共精减职工84.3万人，比一九六〇年减少55.9％。
  4.工业转向以农业为基础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轨道。“大跃进”三年间，山东地方资金、材料和生产能力绝大部分用于发展钢铁、煤炭等重工业，而用于支农的工业，如化肥、农药、农机等部门的投资额仅占工业投资总额的3.6％。到一九六二年末，全省农业机械企业由228个调整为136个，主要裁减了一批产品不对路、质量低劣的企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最急需的锄、镰、锨、镢等小农具的生产。其中一九六一年共拨出钢材4.9万吨、生铁4000万吨，制造小农具2777万件，比上年增产68.5％。一九六二年又生产小农具1700万件，使农民的小农具保有量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同时还生产手推胶轮车126万辆，动力排灌机械10万多马力，机引农具8500多台。
  5.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和整顿，实现扭亏增盈。山东工业交通基建部门从一九六一年十月开始贯彻中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到一九六二年末，结合精简和调整，取得初步成效。这表现在：通过整顿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了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初步整顿和加强了技术管理，并结合调整和精简，查定了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和人员机构；结合清仓核资，初步整顿了物资和财务管理；通过试行奖罚结合、按劳分配，初步整顿了劳动组织的管理和劳动纪律，健全了生产责任制。经过整顿，一九六二年一至九月份，全省工业企业可比产品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2.5％；亏损企业总数比例由上年末的43％下降到28.9％。到年底，劳动生产率提高20％，成本降低6.5％，亏损企业降为23％，亏损额降为7900万元，比上年减少71.8％。
  6.削减基建投资，缩小基建规模。一九六一年，山东基建投资完成总额由上年的15亿元缩减为4.1亿元，比上年减少72.3％。一九六二年基建投资完成总额进一步减为2.2亿元，比上年减少46.5％。由于加强了集中统一的管理，不仅大大压缩了投资额，而且制止了各地不顾整体效益乱上项目、影响投资效益和拉长基建战线的作法。例如，一九六一年，山东省国家预算外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6.8％下降为32.2％，次年进一步降为11.3％。调整后，基建投资效益明显好转，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由一九六〇年的12.4％降为一九六二年的7％，新增固定资产占投资的比重由一九六〇年的71％提高到一九六二年的93.4％。
  （三）财政、贸易方面的调整。
  财政调整集中于下列方面：（1）调整财税机构，充实财税干部，加强银行工作，严格财政的管理和监督。（2）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农业税由一九五九年的征粮26.5亿斤，减为一九六一年的11.5亿斤，一九六二年又减为11.3亿斤。用于支援农业的投资和资金，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两年共12.6亿元；一九六二年虽税收大减，支农投资仍达2.5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0％。（3）努力减少损失，增加收入，包括加强企业财务成本管理，关停亏损企业；加强税收与市场管理工作；控制财政、信贷投放，制止盲目收购，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4）进行清仓核资工作。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各行业生产冒进，管理松弛，废品率甚高；受“大跃进”影响，商业又盲目盘进，收进大批毫无使用价值的货物。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底，全省库存的20.6亿元物资中，积压的多余物资达5.4亿元，占库存总数的26.4％。全省工交等各部门积压的物资，由于霉烂、变质、削价、报废、盘亏等造成损失10.6亿元，比全省“一五”期间头三年的财政支出总和尚多9000万元。在当时资金十分短缺、商品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从一九六一年初到次年末，在全省范围进行了清仓核资大检查。到一九六三年，全省县以上全民所有制单位共清查1.2万家，清出库存生产资料9.4亿元。三年清理工作，摸清了全省的家底，基本实现了企业固定资产、库存物资和债权债务“三清”。通过这一工作，建立健全了物资管理制度，杜绝了浪费和漏洞，挖掘了物资潜力，调剂了余缺，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商业方面的调整同样成效显著。“大跃进”以来，全省商业工作面临两个难题。一是由于副业生产和轻工生产的萎缩，商品供应量与购买力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人民有钱而无物可买，生活极为困难。一九六一年下半年，57种主要商品在整个社会商品零售额中的比重，由75％左右降为44％，其绝对额比一九五七年下降30％。到一九六一年八月底，商业、供销部门库存共15.8亿元，其中6亿元的商品不顶用，适销商品仅5.7亿元。二是商业队伍数量不足，商业网点撤并过多。截至一九六一年底，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和物资供销部门职工共29.3万人，比一九五七年减少5.5万人。据一九六一年七月统计，全省商业网点4.7万个，比一九五七年的19.3万个减少75.5％。济南市一九六一年三月仅有商业网点760个，比一九五七年的8810个减少91.4％。
  为了搞活经济、方便生活，对商业采取的调整措施包括：（1）拿出部分工业品在农副产品收购中进行换购，增加收购量。一九六二年收购季节，省里拿出工业品换回粮食3亿斤，换购棉花10万担。（2）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全省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9.9％。（3）加强对企业和商业各部门的清仓工作，充分挖掘库存潜力，增加市场货源。（4）开办部分高价商店、饭店，增加货币回笼。据统计，一九六二年回笼货币2亿元，获取利润1.25亿元；一九六三年获取利润约6500万元。（5）改变国营商店独家经营的局面，恢复供销社、合作社等流通渠道。一九六一年秋开始，结合城乡商业调整，把精简下来的大部分小商小贩组织成立了合作社。农村没有商业网点的生产队，采取亦农亦商办法，开展代购代销业务。（6）从一九六〇年开始逐渐恢复和开放了农村、城镇集市贸易。其间对城市集市几次取缔又几次开放，最后发展为指定地点、集中管理的贸易市场。城乡集市贸易的出现，对于搞活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仅据青岛、济南两市统计，一九六二年集市贸易成交额为3200万元，占同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7％。两市一九六二年通过市场调剂粮食1084万斤，蔬菜3884万斤，肉食46万斤，还提供了许多手工业品和生活用品。商业的调整，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疏通了流通渠道，加速了商品周转，搞活了市场和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
  在调整中，教育、文化等部门也进行了收缩。一九六二年同一九六〇年比较，全省高校退为26所，减少37所，在校师生数减少23.3％；中等专业学校退为85所，减少389所，在校师生数减少82.5％；技工学校退为19所，减少126所，在校师生数减少82.7％；普通中学退为1247所，减少55％，在校师生数减少39.5％；小学退为5.9万所，减少12.8％，在校师生数减少32％。卫生事业机构比一九六〇年减少20％；卫生事业工作人员为19.7万人，比一九六〇年增加10％。
  三、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评价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经历了三年“大跃进”和两年初步调整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大跃进”的错误，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后一段的调整，工业又有片面下马、砍得过头的地方。把“二五”计划两阶段作为一个完整过程来看，工农业生产的实绩都很差。五年间工农业总产值不仅没有前进，反比一九五七年降低18.1％，平均年递减4％。其中农业降低30.8％，平均年递减7.1％；轻工业降低22.7％，平均年递减5％。“二五”期间全省人民历尽千辛万苦进行生产，结果不仅没有发展经济，工农业总产值发展速度反呈负增长状，即越干越少。这种反常现象证明“大跃进”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
  造成“二五”期间工农业生产萎缩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工农业体制存在严重问题。从农业看，人民公社体制过大，所有权问题又长期不落实，破坏了农村经济。从工业看，在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口号之下，生产长期陷入混乱状态，妨碍了工业生产的发展。此外，“大跃进”期间的政治运动和“大呼隆”的群众运动，对于生产的破坏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应当看到，“大跃进”是在国家经济落后特别是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发动的。它的目的本来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迅速把中国建设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实行中，虽然给经济带来巨大破坏，但在几年中也建成一批工农业项目，如农业的一批水利工程，象峡山水库、跋山水库、青峰岭水库、陡山水库、产芝水库、门楼水库、沐浴水库，及南四湖周围的水利工程等。工业方面，也在钢铁、电力、煤炭、机械、轻工、化学等部门建成或初步建设了一大批骨干企业。这些项目虽然在当时未能见到效益，但对于以后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仍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 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与恢复发展
  一、初步调整中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和新的发展方案的提出
  从一九六〇年十月到一九六三年中，经过两年多的初步调整，扭转了山东工农业生产衰退的局面，经济开始回升。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好转，过去调整中一些被忽视、被掩盖的矛盾，则逐渐尖锐起来。
  从农业方面看，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粮食产量虽有所提高，但远未达到“一五”期间的水平，吃饭仍是急需解决的首要课题。第二，前几年主要解决吃饭问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棉花产量降到“一五”期间的五六分之一，油料作物和烤烟降到三四分之一，麻类降到四分之一。经济作物生产的严重萎缩，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也影响轻工业生产的恢复。第三，“大跃进”期间大办的部分水利工程，搞乱了鲁北、鲁西原有的自然排水系统，招致大面积水涝灾害；有的水库缺少配套工程，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工业方面看，由于初步调整时期解决吃饭问题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为了迅速压缩吃商品粮的人口，工业不得不大幅度地下马。由于时间紧迫，尽管注意到照顾左邻右舍问题，但在许多部门、厂矿之间及其内部，仍未很好解决互相衔接和综合平衡问题。这表现在某些企业的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不完全适应，确定的产品方向不能实现或保留生产能力不合适，需要对“关停并转”的部分企业进行再调整；在初步调整中对生产专业化与协作相结合问题研究不够，定点供应解决不好；设备的维修更新、技术的提高改造、新企业的填平补齐工作基本未得到解决；企业管理系统的整顿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随着农村经济的复苏，还有轻工业及下马基建工程重新上马的问题。
  继续全面调整工业、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对于以后的发展是至关紧要的。一九六三年八月，国家计委提出近期发展的总规划，把一九六三、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定为又调整又发展的过渡阶段。为贯彻这一决策，总结“二五”期间的经验教训，规划以后三年继续调整和发展的部署，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作了《全党进一步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争取国民经济全面新高潮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对“大跃进”中犯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这段时间所犯的原则性错误是：农业方面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瞎指挥，公社化过程中的“一平二调”、“共产风”；工业方面的摊子大、战线长、要求过高过急，以及工作中的强迫命令等；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采取了过火斗争的错误作法，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挫折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党内外关系不正常的情况。
  大会认为，“大跃进”期间经济工作所犯错误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发展农业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在工业的发展上，对农轻重的适当比例注意不够，把重工业战线建设拉得过长，过多占用农村劳动力；对于发展重工业要以促进农业为出发点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把农业的技术改造当做重工业的主要任务。结果工、农业之间和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农业没有上去，工业也无法继续前进。会议明确认识到，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上，必须以农轻重为序，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进行综合平衡。
  根据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当时形势的分析，省委提出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贯彻以粮为纲、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举的方针，还要争取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都有相应的发展。按照上述方针，一九六四、一九六五两年的农业发展计划是：粮食总产量达到260亿－270亿斤，棉花总产量达到310万－340万担，花生总产量达到14亿－16亿斤，烤烟总产量达到180万担，麻类总产量达到70万担，造林250万亩，大牲畜达到290万头－300万头，猪达到850万头。为了把农业生产搞好，会议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要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正确处理所有制方面的遗留问题，坚决维护集体所有制；对于社员的自留地、开荒地、家庭副业，应该给以切实保护；要切实搞好经营管理工作，特别是劳动管理，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所有社、队都制定出一套比较完善、简便易行的具体管理办法。
  工交基建部门的继续调整，主要是通过贯彻工业“七十条”，加强企业管理，把企业的生产秩序建立健全起来。整顿企业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加强班组工作，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和职能科室的作用。总的部署是各个部门必须以支援农业为中心，帮助农业解决水、肥问题；有重点地进行机械化、电气化试点；大力发展化肥生产，提高农药的产量、效力，增加品种；积极生产各种农机、农具；帮助农民训练各种技术力量。此外，还应积极扩大日用工业品生产，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花色品种，并重点发展某些新兴工业。
  财贸方面。首先要把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财贸工作的第一位，千方百计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同时要积极支援工业生产，力求使各工业单位及时得到所需的原料和材料；改进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收购工作，做好工业品的下乡工作；要认真改善经营管理，减少商品流通环节，降低管理费用，压缩中、下层管理机构，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扩大经营业务，以便利群众，改善人民生活。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二届代表大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认识水平基础上，比较客观地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本省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和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经济工作的中心及各部门、各行业进一步调整、发展的总任务和具体任务，制定出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和部署。这对于保证继续调整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一）大力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大跃进”以来，山东农业生产的被动局面，与农田基本建设基础太差，抗灾能力太弱有很大关系。在山东的1.2亿亩耕地中，有3500万亩常受雨涝灾害，产量很低。其余的土地，除有2000万亩左右搞了农田基本建设，生产稍为稳定外，多数土地缺乏国土整治的基础工作，产量也不稳定。因此，改造自然，改变生产条件，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一九六二年冬至一九六三年春，全省动用3000万工日，投资2500万元，以鲁西南、鲁西北排涝工程为主，以各地水库配套工程为辅，全面进行水利建设。在涝洼地区，重点开挖了韩庄运河、徒骇河等，还兴修了大量台田、条田，疏浚25万条排水沟。在灌溉地区，新打机井1300眼，新建电力扬水站71处，扩建水库灌区配套工程70处，扩大灌溉面积83万亩。在山区丘陵地区，新建水库塘坝2100座，整修8500座，整修梯田600万亩，新增水土保持面积700平方公里。
  从一九六三年冬到次年春，再次掀起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热潮。250万劳动力投入徒骇河、韩庄运河等国家投资工程和其他水利工程，共兴修小水库660座，塘坝2600座，打机井4000眼，水井3.9万眼，整修配套工程300处，兴修沟洫畦田44万亩与台、条田230万亩，围田47万亩，整修梯田170万亩，改良盐碱地200万亩。上述工程共扩大灌溉面积150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64万亩。在一九六四年夏秋的抗涝斗争中，全省水利工程发挥了显著作用，全省当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14.1％。
  一九六四年抗洪防灾工作中水利工程发挥的巨大作用，进一步鼓舞了全省人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省、地、市各级政府连续召开农业会议，研究确定农业生产水利建设长期规划，特别是省内各主要河流及各自然地理区的宏观整治规划。经反复研讨，制定了比较细致周到、合理完善的全省农田水利建设总体规划，整治的方案是：（1）山区丘陵地区实行封山造林育苗，整修梯田地堰，兴建塘坝水库，发展灌溉，实行山、水、田全面综合治理。（2）平原、涝洼、盐碱地区，以河为纲，以沟为网，蓄、滞、排并举，以排为主，适当发展河灌井灌，大搞台田、条田、梯田。（3）山麓平原地区，发展井灌、河灌，实行园田化、畦田化，实行农作物改革和耕作制度改革，力争稳产高产。（4）沙荒地区，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变沙荒为良田。
  一九六四年到次年春，在新规划的鼓舞下，全省再次掀起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新修台田300万亩，条田700万亩，梯田200万亩，以及大量水库、水井、引河、灌区配套工程等。经一冬一春的大干，共完成土石方8.7亿立方米，工程量超过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年总和。由于认真贯彻因地制宜、小型为主、当年见效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新建的水利设施大多数质量、效果较好，在生产、抗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九六一年以来，全省农民利用农闲季节年年大搞水利，规模一年比一年大，成效一年比一年好。经过五年奋战，灌溉面积由一九六二年的1438万亩扩至一九六五年的2267万亩，生产环境和自然条件大大改观，农作物产量年年递增，为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开展多种经营，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以副养农，改善农民生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中共山东省委第一届十六次全会通过《今冬明春农村工作要点》，要求农村积极开展副业生产，以增加社员实际收入，解决生产资金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保护繁殖牲畜；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和冬季捕捞、养殖。一九六三年，省委、省人委又发出《关于开展农林副业生产、发展多种经济的指示》，要求充分利用5500万亩荒山荒滩、2400多公里海岸线、500万亩湖泊水面，积极发展养殖业、种植业以及其他副业生产。一九六三年，由于具体落实了奖励养殖牲畜收购畜产品的奖售政策，加上农业的恢复，大牲畜、猪、禽、蛋、渔业生产都有很大增长：大牲畜比上年增加5.3％，生猪增长16.3％，鲜蛋购进增加36.7％，水产品购进增加50％。一九六五年，省委进一步提出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粮食、经济作物并举，以农带副、相互促进的发展农村经济的总方针，使多种经营得到长足发展。一九六五年同一九六三年比较，大牲畜达302.8万头，增加11.1％；生猪达850万头，增加3.8％；鲜蛋购进4228万斤，增加24.6％；水产品购进达24.8万吨，增加40.4％；副业总产值达3.45亿元，增长25.5％。
  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促进轻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一九六三年以后，全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一九六三年播种面积为1536.6万亩，比上年增加21.4％；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为1900万亩。经济作物产量迅速回升，一九六三年产棉171.9万担，比上年增产1.23倍；一九六四年达241.47万担，一九六五年达397.46万担，接近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水平。油料作物一九六三年为1022万担，比上年增产20.6％；一九六四年达1286万担；一九六五年达1343万担，相当于“一五”期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烤烟一九六三年为136.9万担，比上年增产1.8倍；一九六四年为132.8万担；一九六五年为203万担，接近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水平。麻类生产也年年递增，一九六五年达52.5万担，相当于“一五”期间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
  （三）各部门、各行业大力支援农业。一九六三年，全省工业在继续调整中开始真正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各种支农产品产量有很大提高，其中化肥提高40％，农药提高17％，手推车和小农具已能满足农村需要。为了支援农田水利建设，除增加排灌机具生产外，还组织2700名技术人员深入社队，进行机械普查整修。新建农村输电线路460公里，帮助社队培训电工3000名，扩大了电力灌溉面积。交通部门为促进城乡交流，开辟延伸汽车客货运输线5900公里，使80％的公社所在地通了汽车。各级财贸部门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全年供应化肥37.2万吨（按折合量计算，以下均同），比上年增加1.4倍；农药3.9万吨，比上年增加91.7％；还从省外购进耕畜10.5万头。国家支农资金全年投放5.88亿元，比上年增加70％。一九六四年，国家进一步增拨支农物资和资金，其中化肥增加27％，农药增加29％，动力排灌机械等增加50％；一至八月国家拨出支农资金5.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8％。一九六五年，化肥供应达64.3万吨，比一九六二年增加3倍多；农药达5.9万吨，比一九六二年增加近2倍，工业新增氮肥能力提高1倍。一至九月，农村新建输电线路比上年同期增加60％；新修县、乡道路1300公里，延伸农村货运线路8700公里。财贸部门头十个月的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总值比上年增长20.3％。
  （四）粮食产量的迅速回升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经过全省农民的连年苦干和各行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生产的形势迅速好转。自一九六三年以后，粮食产量明显回升。一九六四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26.5亿斤，相当于一九五七年产量；一九六五年一跃达266.4亿斤，接近历史最好水平。在继续调整的三年中，农业总产值也有显著增加：一九六三年为33.27亿元，比上年增长15.2％；一九六四年为35.24亿元，比上年增长5.9％；一九六五年为43.74亿元，比上年增长24.1％。
  随着粮食产量、经济作物产量的不断提高和各项副业收入的不断增加，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到一九六五年，饲料用粮达10.6亿斤，比一九六二年增加1倍；储备粮达3.4亿斤，比一九六二年增加79％；其他集体留粮达8.2亿斤，增加1倍多。农业人口从集体分得的粮食，由一九六二年的228斤提高到308斤，加上自留地的收成，大致可以达到每日1斤。在资金分配方面，全省公积金当年提留额由一九六二年的1.06亿元增加到2.43亿元；公益金提留额由0.47亿元增加到0.76亿元；社员人均收入由一九六二年的35.4元增加到45元，提高27.1％。
  三、工业的继续全面调整
  （一）继续调整的主要原则和措施。工业继续调整的重点，是紧密结合年度计划和实际生产，不断提高产量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措施是：（1）加强企业党委领导。（2）全面贯彻执行工业“七十条”，加强企业管理，包括继续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逐步地将工业的技术、财务、计划等管理制度以及各种责任制度系统地建立和健全起来，形成一整套更完整、更合理、更科学、更巩固的体制。（3）更合理地调整某些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逐渐实现专业化和协作相结合的要求。（4）加强科学实验，提高技术水平，加强技术力量，加强设备的维修改造和企业的填平补齐工作。（5）成立各种专业性实业公司，进一步解决产供销成龙配套以及计划、技术指导统一等问题。
  （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学上海、赶先进等群众运动。一九六三年伊始，根据中央对当年工交工作的指示精神，省委分析了本省形势，决定把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作为工交战线全年工作的重点。上半年以降低成本、扭转亏损作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内容。运动中普遍发动群众比先进、找差距、反浪费，推行班组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开展劳动竞赛。此外，还发动群众揭发生产管理中的铺张浪费现象，检查领导上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思想作风，使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紧密结合。到三月末，全省亏损企业数由上年的197个减少到111个，亏损额下降60％。从下半年起，特别是八月华东局提出八个月内改变工业品质次价高局面的要求之后，在增产节约运动的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开展了群众性的学上海、赶先进，比学赶帮运动。到一九六三年底，据124种主要产品质量检查，达到国家标准的由年初的75种上升到113种；与全国可比的99种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由上半年的18种上升为51种；与本省历史可比的79种产品中，达到历史先进水平的，由年初的36种上升到58种。全省工业总产值完成38.04亿元，虽然比上年的35.11亿元增长不多，但可比成本降低13.6％。交通运输成本降低9.3％。工交基建企业利润完成额增长38.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35.1％，生产效益显著提高。
  （三）开展学习解放军和学习大庆经验的群众运动。一九六四年三月，省委、省人委通过了山东省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工业交通企业调整方案，确定以改进企业领导、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继续调整的关键；进一步贯彻“工业七十条”，加强企业管理，使现代企业革命化作为整个调整工作的重点。在具体调整中，主要解决某些企业的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问题，有重点的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填平补齐工作，对于直接支援农业的工业部门采取加速发展的方针。
  一九六四年全省开展了工业学解放军、学大庆运动，促进干部职工的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各级工交和基建部门先后建立或健全了政治工作机构，充实加强了政治工作干部，并抽调一批领导骨干到解放军的政治学校或各级党校、行政干校进行政治学习和训练，逐步在企业中建立起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此同时，广泛动员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各级工业管理机关开始转变领导作风，减少会议、文件、报表，深入基层进行研究，总结经验，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工交战线还开展了“两赶、三消灭”运动。“两赶”是指在一九六四年底以前，全省要有三分之二左右企业的主要产品质量、成本等经济指标，赶上或超过一九六三年底的国内先进水平；部分产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三消灭”是指消灭三类产品，消灭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消灭技术经济指标落后于历史水平的现象。为达到规定目标，各企业从政治思想、生产指标和经营管理各方面弄清自身存在的问题，找出与先进单位的差距，制定企业规划。同时，还组织职工大练基本功，提高技术和业务水平。各行各业都树立自己的标兵，使群众学标兵、赶标兵的目标更明确、具体、生动；广泛开展劳动竞赛，包括同行业、同工种、同业务之间的厂际竞赛和厂内班组竞赛。
  一九六四年的群众运动，尽管已开始出现片面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忽视按劳分配原则等种种弊端，但在当时的形势下，确实调动起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基调是好的。经过一年的努力，一九六四年工业总产值达47.27亿元，比上年增长24.3％；列入全年计划的120种主要产品，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的达106种。在产品质量方面，列入全省“两赶、三消灭”规划的105种产品，有18种接近或赶上国际水平，69种赶上上年底国内先进水平，规划消灭落后现象的6种产品达到预定目标。在成本方面，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7325元，比上年提高27.9％，除煤炭外，其他主要行业部门均超过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地方工业可比成本比上年降低10％，地方工业利润比上年增长49％。在交通运输方面，全年货运量达6068万吨，比上年增长18％，运输效率提高9％，运输成本降低7％。在基建方面，全省投资完成总额达5.2亿元，比上年增长30％。
  （四）工业生产健康顺利的发展。一九六五年，工交战线工作的重心仍放在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特别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方面；强调用思想革命带动技术革命和管理革命，组织生产高潮。通过学习，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革命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连续几年，工业战线始终把组织生产高潮作为主要工作方法。然而，这种方式容易出现盲目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弊病。一九六五年省委提出，吸取过去的教训，反对形而上学和瞎指挥，强调按照多快好省全面发展，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的精神，妥善安排和组织生产。一九六五年的工作重点是抓紧质量品种、设备维修、基础工作、技术革新和管理五项。在处理质量和数量的关系上，强调质量第一；在处理生产与维修的关系上，强调维修，防止吃老本、拚设备；在生产管理制度的废立上，强调有立有破、先立后破；在计划安排上，强调积极可靠，留有余地，一分指标十分措施；在具体组织生产高潮中，对出现的不好苗头，发现要及时，并抓紧扭转。上述措施保证了生产高潮正常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一九六五年的工交生产取得重大成就，全省工业总产值完成61.26亿元，比上年增长29.6％，其中轻工业总产值36.93亿元，比上年增长27.9％，重工业总产值24.33亿元，增长32.3％；列入国家计划的80种主要产品，有72种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9320元，比上年提高27.2％，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地方工业完成利润4亿元，比上年增长47％；货运量7595万吨，比上年增长25.2％；基本建设全年完成投资4.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5.3亿元。
  四、财贸工作形势的好转
  在继续调整时期，随着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明显好转，商业和财贸情况也日益改善。一九六三年，在清仓核资的基础上，山东商业部门开展了以降低商品流通费用、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的改善经营管理运动。广大商业工作者从反浪费入手，查漏洞、找差距，制定整改方案，抓住减少流转环节、调整运输线路、降低商品损耗等主要环节，重点解决食品、煤炭、蔬菜等部门的亏损问题。到本年末，撤并不合理的机构185个，调整运输线路3462条，恢复了商品跨行政区和按经济区收购、供应和流转，减少了迂回运输，节约了人力和费用，全年商品损耗降低30％，商品流通费用降低13％，减少开支9500万元，煤炭、食品、蔬菜都转亏为盈。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业部门进一步疏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和集市贸易各条渠道，组织农副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扩大商业流通，稳定市场物价。一九六三年全年工农业产品采购总值完成27.69亿元，比上年增长18.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34.2亿元，增长1.5％。主要商品供应量大多有所增加。其中粮食销售比上年增加6.5％，猪肉增加1.4倍，鲜蛋增加79.5％，水产品增加13.4％。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下降0.2％，集市价格高于计划价格的差距，由上年的1.3倍缩小到68％。
  一九六四年，进一步调整商品流通渠道，改进购销工作，扩大城乡物资交流，整顿集市贸易。随着当年生产的发展，商品收购增长幅度很大。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降低1.8％，城乡居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
  一九六五年，城乡供应进一步改善，出现了市场繁荣，经济活跃，商品购销扩大，库存增加，物价继续稳中有降的局面。到年底，商业部门纯购进总额达37.9亿元，比上年增长18.8％，其中农副产品收购总值完成19.3亿元，比上年增长26.3％；工业品增长14％；商品零售额达39.9亿元，增长10.6％。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下降2.5％。
  随着经济的回升和发展，山东财政收入从一九六三年开始逐渐回升。一九六三年收入总额为15.1亿元，比上年增长20.4％，一九六四年达15.5亿元，一九六五年达16.5亿元。
  五、经济调整的评价
  从一九六〇年十月到一九六五年末，前后经历了五年调整时期，以一九六三年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主要调整任务是恢复农业生产，把工业等其他行业迅速退到严重萎缩的农业所能够承受的规模。工业的大规模下马影响到工业产值，因此前期工业总产值呈下跌趋势。一九六二年以后，由于农村体制得到较好的解决，农业生产开始较快回升。随着农业复苏，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工业生产也迅速回升。调整在生产方面明显见到成效。从此，进入了工农业生产恢复和重新发展的新时期。一九六三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71.31亿元，相当于一九六一年的水平；一九六四年为82.51亿元，相当于“一五”时期最高水平；一九六五年达到105亿元。调整后期，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达18％，其中农业总产值14.9％，轻工业、重工业总产值都是20.4％。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工业开始大规模调整以后，国家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大大增加。“一五”期间，农业投资占工农业投资总额的25％；“大跃进”期间，农业投资占工农业投资总额的24.1％；而一九六二年农业投资占工农业投资总额的30.7％，一九六三年占45.7％，一九六四年占43.7％，一九六五年占40％。由于补还了农业投资的欠账，使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比较平衡协调。
  调整初期，工业大下马，使原料、材料等生产资料产量大减，政府财政收入大减，正常的工业生产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加速经济复苏最有效的措施，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原料和材料，创造出最多的价值。通过提高生产效益来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调整时期发展经济、实现积累、改善生活的主要方式。三年“大跃进”期间，新增固定资产平均占投资总额的78.8％，五年调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8.1％，高于“一五”期间的水平。调整后三年，主要工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达7400余元，比“大跃进”期间的5500元提高35％，略高于“一五”期间的水平。为保证工业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基建投资的新增生产效益集中在煤炭、电力、运输、化肥、水泥等基础部门，其他部门基本不再投资。此外，企业的成本、利润等各项经济指标也一年比一年得到改善，越是在调整后期，经济效益的提高更为显著。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然而在“大跃进”时期，由于政策失误，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职工劳动强度大、待遇低，这种杀鸡取卵式的作法，是使工农业生产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调整期间，各级领导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发展生产的杠杆。一九六二年以后，全省国家职工的工资有较大增长。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工业部门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76元，比“大跃进”期间提高44.2％；基建部门职工工资为708元，提高45.6％；交通部门职工工资为729元，提高17.8％；商业部门职工工资为532元，提高19.3％；科研、教育、卫生部门职工工资为526元，提高9.7％；国家机关职工工资为671元，提高9.6％。在广大农村，由于国家提高农副产品价格、降低农业税、减免大量贷款、增加农业投资、开放农贸市场等，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由于职工和农民的收入都有所增加，银行存款一反减少趋势。在调整后三年，城乡人民存款金额都超过“大跃进”期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生产、生活水平同步增长，是调整效果显著的又一证明。
  “大跃进”的失误及在调整中纠正错误，关键都在于处理体制问题、即生产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归根结底取决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任何体制，不论它如何貌似公允合理，只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不正确，就应当改变。“大跃进”的失误，在于当时的工业生产体制，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大大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调整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农业方面最根本的是一九六一年末、一九六二年初落实了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使农业生产关系比较适合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工业方面，是由于农业经济的复苏及对工业跃进体制各种弊病的纠正，才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成败及经验教训的基本点。
  调整的成绩显著，这是基本方面，然而也不是没有问题。在前期，由于对调整的方法、措施，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迫于形势工业又下马仓促，工作做得不细，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在后期，特别是一九六五年，由于工业生产开始转向战备体制，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急躁冒进情绪和不顾左邻右舍平衡的现象又有所抬头。由于“大跃进”的“左”倾思想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在当时的大好形势下，仍潜伏着指导思想上“左”的病根，只要政治气候适宜，旧病仍会复发。
  第五节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大跃进”的三年，由于许多政策措施失当，经济形势日益恶劣，群众中的不满情绪有所发展。也有个别阶级异己分子乘机大肆活动，台湾也不断派遣武装特务，扰乱沿海一带。这些说明，阶级斗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而且有所发展。然而大量的是由于工作做得不好而形成或激化的人民内部矛盾。从中国共产党内看，“大跃进”以来少数干部高高在上，官僚主义习气恶性发展；有些干部多吃多占，甚至内外勾结监守自盗，贪污腐化。在“大跃进”和调整初期，由于官僚主义的滋生和管理的混乱，少数单位贪污、浪费、损公肥私、化大公为小公的情况相当严重。据省清仓核资指挥部统计，全省在清仓核资中共揭发违法乱纪案件1547起。特别是停、并、撤的单位，乘机私分或不适当降价出售国家物资的现象相当普遍。企业管理不善和干部官僚主义造成的损失也相当惊人。据全省工业交通、文教卫生、国营农场和劳改系统统计，在清仓核资中初步落实的物资盘亏、调价、报废损失达3.3亿元；商业供销社系统有问题商品和“三清”损失达7.7亿元，两项全年仅支付利息即达7920万元。大量的经济案件和严重浪费都牵扯到一批干部。这一时期经济案件的特点之一是干部与奸商、流氓勾结起来共同犯罪。在这些政治上或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领导的单位，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与作用受到严重损害，生产的恢复发展受到阻碍。为此，在大力加强经济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采取适当的法律、行政和组织措施，消除党内外各种阻碍经济恢复的消极现象，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六〇年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扭转被动局面，取得良好效果。然而，经济刚刚开始好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问题，并且把它扩大化、绝对化，说成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说成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一年十一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全会精神，认为山东省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尖锐。会议按照中共中央部署，布置了山东省一九六二年冬到次春的工作，提出全力抓好社会主义教育，整社、整队、整顿企业等。从此，开始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阶段
  一九六三年一月，省委召开各地市、县委书记及组织、宣传部长和监委书记会议。会议认为，山东省广大干部和党员在前几年的工作中，纠正了不少错误，加强了团结，领导人民战胜了灾害，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党内确实存在不健康的东西，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比较突出；经济上，资产阶级的贪污腐化等坏现象在不少干部、党员中有所滋长；组织上，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有些松弛。为解决这些问题，省委提出整顿基层组织，把集体经济不巩固的社队、变质的单位整好。这项工作计划用三五年时间分期分批进行。全省各级机关抽调1.2万名干部，经过审查、训练，以乡村为主包括城市，立即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即“前十条”）；九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此后，按照中央部署，全省陆续组织了2.8万多名干部开展社教试点工作。通过这一运动，试点单位初步进行了账目、仓库、财务、工分的“四清”，贯彻执行了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建立起各项管理制度。在清理和整顿经营管理制度、管理人员时，训练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100多万人，有些地方还建立了经营管理交流站、会计辅导网等。在开展农村社教的同时，城市也进行了以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五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接受以前历次运动打击面过宽的教训，要求各级主管机关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不层层分配任务。
  从一九六二年末开展的城乡社教运动，到一九六四年秋完成了试点工作，即第一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党内党外各种经济犯罪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清理干部中多吃多占的问题；同时也处理了一批官僚主义严重、横行霸道、欺压群众的党员干部。经过这次运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农村，各种经济问题得到初步清理，进一步落实和巩固了农村现行经济体制和政策，完善了财经管理制度和劳动制度，提高了社队干部管理水平，纠正了党员干部的各种歪风，缓和了某些矛盾。在城市，经过“五反”运动，广大党员干部的觉悟有所提高，作风有所改变，特殊化和铺张浪费的风气基本被制止，参加劳动的制度逐渐形成。经过整顿，加强了组织领导，改进了工作方法，纯洁了党的队伍，活跃了民主生活，密切了党群关系。运动激发了干部和群众生产、学习的积极性，工农业生产掀起劳动竞赛高潮。所以，这一运动对于工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地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第一阶段的社教运动出现了一些偏差，表现在：（1）片面地强调阶级成份，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扩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2）在片面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经济上采取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和措施。在农业政策方面，从一九六二年春后，废止了各种形式的包工包产责任制；限制社员在自留地投工投料；限制社员自留地产品及手工产品的自由买卖等。在工业方面，取消了各种奖金和一些正当的福利待遇；对社会上的单干户采取歧视性政策，一般均纳入合作组织。在城乡集市贸易管理上，逐渐管得太严太死，甚至采取以国营、集体商业取而代之的方针。这些“左”的政策和做法，妨碍了生产和整个经济恢复发展的进程，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和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
  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二阶段
  一九六四年五至六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工作会议，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形势，认为全国三分之一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九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后十条”的修正草案；十二月，又提出“四清”的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上述观点反映出，中央把党内存在的阴暗面估计得过于严重，纠正措施过于偏激，打击面过宽过重。这对地方社教工作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一九六四年冬，在曲阜、海阳、齐河、长岛、临沂、泰安、历城7个县重点开展社教运动，从此揭开第二阶段社教的帷幕，参加运动的工作队员达5.4万人。由于中央指导方针的偏差，不少单位因怕搞不彻底，对基层干部采取“是贼不是贼，先打三油锤”的错误作法；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连”，不少单位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不予解放；有些单位发生了变相体罚与逼供等现象。
  一九六五年初，中共中央公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提出尽快解放大部分干部的问题。为贯彻“二十三条”，当时的四清工作团，在春节前对工作组长以上的干部进行了学习整训，节后又对全体队员进行了整训。经过学习教育，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有所纠正。然而，由于“二十三条”提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极左观点，运动的基本偏差仍无法纠正。据一九六五年五月7个重点县初步统计：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人数占基层干部总数的2.8％；开除党籍者占党员总数的5－10％；受撤职以上处分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5％；属于懒、馋、占、贪、变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0％以上；定为领导权“被篡夺”的生产大队占10％左右。在整顿基层组织时，县级领导核心调整三分之一，社级调整二分之一，大队调整二分之一。这一统计表明，对干部的打击面过宽过重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一九六五年九月，省里又派出12万工作队队员，在33个县、2个郊区和9个城市展开面上的社教，其覆盖面约占全省县、社、队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运动中，大批“三自一包”、“自由化”、“单干风”等，把政治上的“左”倾再次扩展到经济领域。
  第二阶段的社教运动，把整顿重点放在党内和干部方面，通过运动纠正党内和干部中的各种不良风气，处分一些为非作歹的坏人是应该的。但是，作为这一运动思想基础的阶级斗争理论及斗争重点是“党内走资派”的观点，不能不把运动步步引向歧途，使“党内走资派”越揪越多，打击面也随之扩大，最后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第七章 十年动乱时期的山东
  第一节 全省大动乱
  一、“文化大革命”灾难的降临
  一九六六年，国家已经克服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严重经济困难，呈现出复苏兴旺的良好景象。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又来临了。在城乡“四清”运动紧张推进的同时，政治讨伐式的“学术批判”，“突出政治”的喧嚣，使“阶级斗争”的火药气息达到一触即发的燃点。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提出了要清洗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各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抛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织了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六月初，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被批判、被改组的消息异乎寻常地通过电台和报纸公开宣布，一场连天大火立即燃烧起来，红卫兵造反的狂潮一下子席卷了全国。就在这种政治局面之下，山东的“文化大革命”也逐渐地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城市走向农村。
  五月二日，中共山东省委文化大革命小组成立。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共山东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同时，在《大众日报》展开了对所谓“三家村黑店山东分店”及一大批文化教育界知名人物的批判。八月下旬，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文化革命《十六条》的鼓动下，在首都红卫兵的影响下，济南、青岛等地的红卫兵也走向街头，走向社会，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整个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许多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在青岛，当红卫兵象潮水一样涌向市政府机关的时候，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采用了保护自己支持造反的策略，使他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于是，他立即身价百倍，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和全省唯一的“高举毛泽东革命造反旗帜的领导干部”。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山东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山东人民本来是带着自信和喜悦的心情跨进一九六六年的。虽然一九六五年的阶级斗争空气已经相当紧张，但是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仍然井井有条，农业生产关系已经稳定，工业内部结构渐趋合理，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接近一九五六年的最高水平。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18％。尽管这还带有对前几年经济补偿的性质，但是，由此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明显好转，确实给人带来希望。一九六六年一开始，农村春旱严重。一至六月份仅降雨40－50毫米，鲁西北地区只有20－30毫米，许多河水断流，井塘枯竭。中共山东省委带领省、地、县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分片包干；工业系统也竭尽全力予以支援，形成了全民抗旱保丰收的热潮。这就使在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干旱的年份，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夏粮产量72.5亿斤，与丰收的一九六五年基本平产。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的工业形势也很好，工业总产值完成34亿元，取得了时间过半完成计划过半的较好成绩。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政治上的混乱，山东经济逐渐脱离了正常的轨道。首先是交通运输紧张状况加剧。从八月份开始的红卫兵大串连，使运输量急剧增长，挤占了货运能力，打乱了运输秩序，造成严重的交通阻塞。其次，生产指挥系统遭到破坏，工厂生产受到冲击。许多干部不敢也不能抓生产、抓业务，怕被说成是“不突出政治”，“冲击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后，工人也建立“革命组织”，互相串连，使工厂最终卷进了“文化革命”的旋流之中。这就造成了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产品质量下降，设备维修差，生产事故增加，制成品和半成品不敷周转的局面。
  但是，总的看，“文化大革命”对一九六六年经济的影响还是初步的。在十二月份以前，工矿企业的运动基本上还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进行。作为一个生产周期，上半年的延续力量也给下半年以支持，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奖惩制度还发挥作用。因此，一九六六年全年的经济仍然取得较大进展，各项经济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6，52亿元，比上年增长20.5％，增长的势头甚至一直维持到一九六七年初。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文化大革命”内乱的逐步升级，山东整个社会的灾难也就更形加剧。
  二、夺权之风刮遍全省
  一九六七年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一月二十二日，王效禹纠集了一伙人夺了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月底，王效禹匆匆到济南，伺机夺取全省的领导权。就在这时，即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决定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以控制局势，建立秩序。二月三日，王效禹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在济南召开10万人大会，宣布向中共山东省委、省人委全面夺权，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二·三”夺权犹如一剂触媒，从二月到三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夺权之风刮遍了全省城乡。
  三月份，王效禹为了排除异己，巩固已经得到的权力，在全省范围发动了“反逆流”斗争。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表态赞同；张春桥、姚文元坐镇济南，予以支持，“反逆流”运动进一步扩大。五月七日，王效禹调集10万群众包围了拥进省革委大院的另一派群众，压倒了反对派，加强了对济南的控制。之后，德州、聊城、惠民、菏泽、临沂、济宁等地区也都进行了“反逆流”斗争，辩论不息，武斗不止。至一九六八年三月底，全省又有青岛、济南、淄博、枣庄4市与昌潍、烟台、临沂、泰安、菏泽、惠民6个地区，91个县（市、区），成立或改组了革命委员会。大量的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学校等基层单位也在新的基础上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七月份，德州、济宁、聊城三个地区的革命委员会也予以改组。王效禹进一步控制了山东局势。
  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独揽大权，王效禹一方面需要借重于军队与领导干部的支持，同时又顽固地坚持反军队、反领导干部、反“保守派”的立场。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到十二月，王效禹在省革命委员会内部，猛烈攻击济南军区和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胡说他们与“二月逆流”的后台相勾结，是一九六七年春天山东“反革命逆流”的幕后支持者，把临沂、昌潍、德州等地区武斗的责任推给济南军区和省军区；并把当时结合到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原班人马上台”，是“复旧势力”。随即就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大规模的“反复旧”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军队和广大干部。为了进一步搞乱济南军区，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王效禹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军队中开展“四大”①（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单位，妄图由此打开缺口，搞垮驻军主要负责人，达到反党乱军、在山东称王称霸的目的。
  三、国民经济的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掀起的内乱和层出叠起的武斗，使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受到极严重的摧残与破坏。
  武斗和混乱首先干扰、破坏了交通。一九六七年上半年铁路欠装297万吨，积压物资88万吨。七月份铁道部核定日装3300车，平均只装2645车。装不上，卸不下，运不进，搬不出，港站堵塞，物资积压，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问题。一九六六年货物运输量比上年增长12％，一九六七年比上年减少2.3％，一九六八年比上年略增0.3％，一九六九年则下滑了8％。
  煤炭生产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全省平均日产5.5万吨，四季度降至4万吨以下。八月份，地方工业仅能供应计划煤的52％，九月份降至33％，只好重点保火车、轮船、发电；地区只保青岛、济南、烟台。一大批企业处于二、三个月停产半停产状态。一九六八年煤炭产量虽稍有回升，但因为全国煤产量大幅度下降，至一九六九年六、七月份，工业用煤已经停发，发电用煤压到最低点。鲁中电网经常处于低波运行中，由38万千瓦限制到30万千瓦。济南240个企业限电，纺织企业由三班改为一班，机械工业多半停顿。黑旺、金岭、莱芜三大铁矿及全部水泥厂停产。全省14座高炉只能开7座，新建的一座氧气顶吹炼钢炉因缺乏焦炭无法投产。济南化肥厂也面临着全部停产的危险。全省各发电厂煤炭连连告急，用电负荷一限再限。交通、煤炭问题造成了工业的全面危机。
  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下降。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有缓慢增长。一九六九年又急遽跌落。三年来，尽管有不少新建企业投产，但总的产值产量基本上停留在一九六六年的水平。一九六七年四、五月“反逆流”以来，多数产品产量都低于上年。除棉布、棉纱等几个品种外，多数产品产量逐月下降。年终，在45种主要产品中，只有23种高于上年；原煤、石油、铁矿石、钢材等都低于上年。除棉布、棉纱等几个品种外，多数产品没有完成年度计划，甚至连年中下调计划也落空了。一九六八年全国没有编制年度计划，山东也只是根据一九六七年的水平作了大体安排。但新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即比去年同期降低15％。这一年，煤炭、焦炭、钢、钢材、铁矿石、化肥、棉纱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较上年大幅度下降。
  由于管理制度破坏，生产秩序混乱，加上“献忠心”、凑产值，造成产品质量下降，消耗定额和生产成本提高，设备损伤，事故增多。一九六九年情况尤为严重：第一，产品质量进一步下降。有的厂铸件废品率高达30％以上，有的出口刨床80％的零件不合格。火柴划不着，拖拉机开不动，已司空见惯。第二，消耗定额提高。电厂煤耗普遍上升，一九六六年每度电耗煤452克，一九六九年增至478克；每吨合成氨用焦（白煤）由1.6吨提高至一九六九年的2吨以上。第三，成本提高，亏损严重。周村造纸厂每吨纸成本由一九六八年的718元猛增到1232元，提高62％。全省42个化肥厂24个亏损。据青岛、济南、聊城三个地、市不完全统计，亏损单位52个。全省国营工矿企业银行贷款高达14.46亿元，利润减少2亿元。济南汽车总厂贷款超过该厂固定资产的一半，每月仅付利息即达25万元，相当于该厂一个半月工资总数。济南机床二厂贷款相当于固定资产的1.4倍。第四，设备严重失修。由于挪出维修资金、拚设备和违反操作规程，机器带病运行带有普遍性。鲁中电网因锅炉漏气，电机故障，一个月中三次停电。煤炭工业长期采掘失调，丢瘦抢肥。新汶矿务局两年来共欠开拓进尺3万米，减少开拓煤量6000万吨。肥城矿务局开拓进尺由4.5万米下降到2万米。同时，巷道设备严重失修。新汶矿务局除永久性巷道外，其余100％失修，其中严重失修者占60％。其他煤矿大体相类似。第五，事故严重。汽车事故频繁，铁路也不断发生重大恶性事故。几个化肥厂一个月内连续发生爆炸。无视纪律，放松管理，后患无穷。
  农业生产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虽然一九六八年遭受较为严重的旱灾，但综观三年，灾情并不突出；三年来，化肥、农药、农用动力等产品的供应比一九六六年及其以前有若干倍的增长。但粮食产量却连续三年低于灾情严重的一九六六年；花生、烟草等更是以每年12－33％的速度直线下落，只有棉花略有增长。特别是一九六九年，由于“反复旧”，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市实行了合社并队，打破了小队为基础的生产体制，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不少社队出现了分净公共积累、砍伐树木、生产消极怠工等严重情况。有些地区甚至大片田园荒芜。因此，一九六九年虽然是少有的风调雨顺，但粮食、花生、油菜、麻类等仍普遍减产，生猪由一九六六年的1384万头锐减为905万头。
  第二节 局势出现起伏
  一、政局的暂时转机
  一九六八年秋后，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不仅进一步搞乱了山东，而且也在不少省份引起了连锁反应。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重视。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过后，山东问题就正式提上了日程。从五月四日至二十八日，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部队的27人留京集中学习，讨论解决山东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7次就山东问题及王效禹的错误作出指示。五月二十四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以给中央报告的形式，就解决山东问题提出十条措施。第二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作出批示（当时简称这两个文件为“批示”和“十条”），指出王效禹犯了严重的错误，解决山东问题的原则是：“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为了加强领导，便于纠正错误，经中央批准，充实了山东省革委会成员，建立了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穆林、赵修德7人组成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作为山东省的最高领导机构。王效禹回到济南后，顽固坚持错误，拒不接受批评，拒绝出席山东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因此，山东工作实际上由杨得志、袁升平等部队领导人为核心负起主要领导责任。这就打破了王效禹把持山东的局面，为山东政局渐趋相对稳定创造了条件。
  为了纠正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运动所造成的危害，省的新领导班子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整顿组织。参加27人学习班的成员离京回济后召开了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驻济部队党委常委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示精神。之后，调整省革命委员会机构，改组生产指挥部，恢复“反复旧”前主要领导成员的职务和机构建制，撤出“工人宣传队”，增派大批军队负责干部，改变生产指挥的混乱局面；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解散省级群众组织；“工人宣传队”按“批示”、“十条”的精神进行整顿，从而制止了各组织机构的混乱状态，初步恢复了各部门的职能作用。
  其次，根据“批示”、“十条”精神，采取断然措施制止武斗，要求全部收缴群众组织和个人手中的一切枪支弹药及其他武器，立即停止内战；逾期不缴者，由军队强制收缴；携枪逃跑者，由驻军追捕，归案法办。强令解散各种形式的武斗队及所有的“司令部”、“总部”、“指挥部”，削平一切山头。
  再次，抓紧“解放”干部，号召把那些能解放而尚未解放的干部尽快解放出来，能够结合而又需要结合的干部尽快结合，并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一九六九年九月，根据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的决定，专门召开了全省干部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实调整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名额，正确地、合理地、大胆地使用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充实省级领导班子，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率先让白如冰、苏毅然等原省委、省人委的领导人和一批厅局部门的负责人走上领导岗位，配合军队干部构成了省级各部门的领导核心。
  与此同时，省革委还采取措施，全力扭转生产下降的局面，建立健全各级生产指挥机构，恢复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并要求生产部门努力发展新产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推广先进经验。
  经过政治、经济的整顿，工交生产逐月下降的趋势到一九六九年七月份已经停止。八、九月份以后，全省铁路、公路、水运运输转入正常。许多地区和单位的生产水平比七月份有所提高，九月份煤炭产量稳步上升。一九六九年虽然多数产品的产量没有完成预计的计划，但是大大补偿了上半年的欠产。
  二、经济上的“大会战”
  一九六九年秋，根据中央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和山东地处国防前线要尽快建成一个独立作战区的指示，组成了以杨得志为首的重点建设工程会战指挥部，并提出以战备为纲，组织“两个大办”（大办农业、大办国防工业）和“两个会战”（黄、淮、海水利大会战和钢铁、化肥、农机大会战）。“会战”的总任务，就是搞钢铁保国防，搞化肥、农机保粮食，为建立独立作战的经济体系奠定基础；具体要求是，一九七〇年粮食总产300亿斤，棉花480－500万担，花生15亿斤；工业总产值100亿元，钢27万吨，钢材21万吨，生铁61万吨，发电量50亿度，煤1950－2000万吨，化肥64万吨。
  为了实现“两个大办”、“两个会战”，省里加强了组织领导。一九七〇年三月，白如冰、苏毅然被任命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进入党的核心小组，同穆林等人一起，配合部队干部，担负起工农业生产的主要领导责任。各地、市生产指挥部，省直各办，各局，各有关基层企业，都指定专人或建立专门机构，担负起会战的领导支援工作。
  在计划安排上也突出“会战”。凡属“会战”必需的设备、机具、材料、运输工具等，优先保证供应。
  在农业方面，省革命委员会于六月份召开了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十一月份又根据中央召开的北方省区农业会议的精神，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号召“农业学大寨”的同时，批评了前几年升级并队、记政治工分等错误作法，重申了农村的各项政策。如坚持小队基本核算，允许经营自留地或家庭副业，不得无偿调用生产队的人财物力，继续实行粮食一定三年的包购任务等，使某些地区一度波动的农村政策再趋平稳。
  由于适时地采取了以上措施，加上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有所回升。工农业总产值实现179.12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25.7％。其中农业总产值55.46亿元，增长9.8％；工业总产值达到123.66亿元，超越完成了突破100亿元的计划，增长34.5％。农业，由于上半年的风雹水涝和下半年的旱灾，粮食产量未实现“突破”任务，完成293亿斤。但是棉花、花生超额完成了计划，其中棉花总产546.42万担，花生总产15.44亿斤。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29.6万吨，生铁61.67万吨，钢材29万吨，原煤2402万吨，原油467万吨，发电量55亿度。
  随着一九七〇年经济的回升和各处会战工程的展开，山东“四五”计划的指标不断升级，到年底形成的《山东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总的目标是：农业超“纲要”，工业要翻番，基本建成为国防服务、为农业服务的独立作战区的经济体系。
  经过一年来的努力，一九七一年的主要计划指标总算拚下来了。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14.87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13.2％。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数84.33亿元，增长8.3％；工业总产值130.54亿元，增长15.4％。
  连续两年的“大会战”和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基建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一九七〇年国家预算外投资已占投资总额的23.4％，超过一九六一年以后的任何一年；一九七一年又猛增到33.8％，两年的积累率都在25％以上，是“大跃进”以来的最高纪录。二是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和商品粮销售都大大突破了计划，给山东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恶果。三是交通运输全面吃紧，煤电供应更加紧张。这不仅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而且影响到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
  一九七一年三月，中共中央批准杨得志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四月一日，中共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济南举行，选举杨得志为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袁升平任第二书记。新的山东省委领导班子认真贯彻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和中央有关指示，对山东国民经济作了调整：第一，调低了一九七二年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第二，强调了企业管理，建立了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7项制度和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7项考核指标；第三，抓了按劳分配制度、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虽然上述调整起了一些作用，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生产建设中质量差、效率低、消耗高、（见表4）成本高、亏损大、事故多、计划不平衡的情况依然是严重的。
  质量差。据粗略统计，一九七二年六月底，全省轻工产品质量仍有三分之二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的纺织工业，棉纱的质量落到全国第十二位，棉布落到第八位，有的纺织品入库漏检率高达20-60％。有的厂生产的罐头内发现有螺丝钉、木棒、玻璃、头发、猪毛、蚂蚁等。机械工业产品有60％质量不合格。铸钢件废品率高达30-40％。
  效率低。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两年增加职工48万人，一九七三年又比一九七二年增加职工11.2万人；加上原有职工的大批调离生产岗位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未能根本扭转，因而造成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国营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一九七一年比一九七〇年下降3.3％，一九七二年又比一九七一年下降1.45％。
  亏损增加。一九七一年全省企业亏损1.85亿元，一九七二年增加到2.76亿元，亏增49.6％。其中工业亏损1.03亿元，增加40.1％；商业企业亏损5200万元，增加26.7％；粮食企业亏损1.2亿元（主要是政策性亏损），增加75.9％。
  三、混乱的社会状况
  这期间，教育工作继续遭受破坏。中小学校虽然从一九七〇年开始有所发展，但是教育秩序仍很混乱。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学工、学农的生产劳动上，学文化被视为“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路线。高等学校在一九七〇年战备疏散期间，在到农村办学、到社会实践中办学的片面观点影响下，又一次大搬家、大拆迁。如山东大学一分为三，理科改名为山东科技大学；文科迁往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是为新山东大学；原来的生物系并入山东农学院，迁往泰安办学。一九七二年十月，周恩来曾提出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学习成绩优秀的中学生可以直接升入大学，要对文化课进行必要的考察和考试。山东省刚刚贯彻，但是很快就作为“右倾回潮”被压了下去。
  同一时期，大批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下放农村，接受改造。人们在舞台上、银幕上偶尔所能看到的仅是几个“样板戏”。为了宣传普及“样板戏”，搞“文艺革命”，江青还命令全国的工厂、农村把一大批青壮年劳力抽出来，组织脱产的“文艺宣传队”。山东也因此造成了工厂大量的生产减员，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从一九七〇年初大张旗鼓地进行。虽然也清理出一些经济问题和查有实据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一些正常的民间商品贩运、工程承包甚至小商小贩，也作为“投机倒把”被打击；特别是对反对林彪、江青等的一些人，也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予了严厉制裁。从一九七一年三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开展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第三节 大反复大倒退
  一、“批林批孔”导致大倒退
  （一）政治上的大混乱。
  随着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暴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清查。但是江青一伙借机打击干部，搞乱军队；在批判“右倾回潮”的幌子下，又把全国刚刚稳定下来的局势搅乱了。
  一九七三年初，省委检查前阶段在“清队”、整党和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所出现的偏差，为一些被冤屈了的干部和群众落实政策。但是，在中央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特别在批判“右倾回潮”思想指导下，把袁升平错误地划为林彪集团一伙，对其进行清理和批判。这不仅使袁升平个人遭受了冤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以杨得志、袁升平为中心的省委领导在扭转王效禹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稳定局势、发展经济等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就使山东形势又出现了大的反复。
  中共十大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了篡党窃国的活动。一九七四年初，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的名义，在中央恶毒攻击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在地方则把矛头指向已经恢复工作的大批领导干部，掀起大规模的“反复辟”、“反倒退”、“反右倾回潮”运动。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几次召开数十万人的群众大会，进行“批林批孔”、“批林揭袁”斗争。于是，山东再次出现大混乱，形势一下子动荡起来。
  （二）生产跌入“谷底”。
  一九七三年，由于政治上再度混乱，生产已开始出现低落。随着“四人帮”在全国的肆虐，一九七四年山东又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工农业生产急剧下跌，落到了十年内乱中的“谷底”。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工业基本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工业总产值完成年计划的29.8％，比上年同期降低32.8％。全省13个地区比上年同期普遍下降，其中枣庄下降72％，菏泽下降56％，济南、青岛下降50％。煤炭生产逐月下降，平均日产由一月份的4万多吨，下降到1万多吨，上半年只完成全年计划的18％，比上年同期下降63％，欠产796万吨，占全国欠产数的一半。全省最大的枣庄煤矿，计划日产1.75万吨，长期停留在日产几百吨的水平，有时伙房等厂内用煤都要到附近集体小煤窑去借。全省发电机组只开三分之一，土焦全部停产，机焦处于闷火保炉状态。16座高炉只开3座，炼钢厂全部停产。105个小化肥厂，停产75个，半停产10个；3个大化肥厂停产2个。25个农药厂只有3个维持最低生产水平，17个农用动力厂停产12个。上半年比上年同期钢产量下降80％，生铁下降64％，化肥下降30％。
  铁路运输长期堵塞。六月份保留列车高达30列，每天比计划少装1000车左右；上半年货运量只占年计划的32％，比上年同期下降33.7％。青岛港口的堵塞也相当严重。外轮在港时间由上年平均10.8天，延长到23天。上半年因超期停港所付外轮租金折人民币440多万元。
  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上半年只完成13亿元，占年度计划的28％，比上年同期下降34％，但行政事业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2.9％。收支逆差，造成资金周转困难，上半年已向中央借款2亿元。由于工业生产下降，产品成品率低，原材料库存增加，占压资金过多，造成亏损户大面积增加，工业贷款上升。至五月底，国营企业亏损户占总户数的48％，亏损额1.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倍。工业贷款六月底达19.78亿元，比年初增加2.74亿元，大大超过中央下达的贷款指标。
  市场普遍紧张，生活必需品库存下降。商品购进，上半年完成计划的29％，比上年同期下降26％，其中工业品收购比上年同期下降35％。37种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工业品，有30种下降30－70％。货架空空，市场萧条，人民的生活已压到十几年来的最低水平。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经济政治生活的这种混乱，带有全国性质。虽然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必要挽救措施，但是无法制止形势的急剧恶化。六月份，毛泽东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制定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提出凡是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与其他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人员，必须迅速返回工作岗位，逾期不归的，停发工资，或按旷工处理。通知还批判了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串连，拉山头，打内战，煽动停工停产等错误言论和作法，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挥骨干作用，为增产节约作出贡献。中共山东省委对中央通知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接连召开各种会议，强调稳定局势。经过紧张的工作和耐心的劝导，广大群众基本上稳定下来，但长时期结成的疙瘩短期难以解开，生产的热情更难以焕发。而多数干部则不敢管，不敢抓，怕说是“管卡压”、“右倾回潮”。这样，尽管在第四季度工业生产有些回升，但一年来破败的大局无法挽回。
  一九七四年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96.05亿元，比一九七三年（下同）降低18.8％。其中农业总产值86.7亿元，降低5.4％；工业总产值109.35亿元，降低27.1％。轻工业降低22.8％，重工业降低30.9％。一九七四年货运量与上年相比，铁路下降35％，公路下降20％，内河下降22％，沿海下降22％。财政收入完成26.95亿元，比上年下降40％。亏损企业由一九七三年的404个，占企业总数的6.11％，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1007个，占企业总数的41.48％。
  二、进行全面整顿
  （一）全面整顿方针在山东的贯彻。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一九七四年的混乱局面，提出在全国各行各业中进行全面整顿的方针。中共山东省委努力落实中央指示，对山东进行了全面整顿。
  1.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由于整顿的决策深得人心，所以中央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哪里，哪里就引起强烈反响。虽然还有不少干部顾虑重重，但是，相当多的干部决计把山东的工作搞好。在整顿过程中，多数干部都能深入生产第一线，蹲点调查，解决问题，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良好精神状态。他们对地、县以下直至各厂矿企业社队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分类排队，整顿和加强了部分“软、懒、散”的班子；一大批安排不当或未作安排而又有工作能力的领导干部被派到关键性的厂矿企业，担负起主要领导责任。
  2.批判派性，稳定局势。一九七四年底，虽然武斗停息了，山头名义上削平了，但是派系的壁垒依然分明。各级领导对派性进行了坚决批判。虽然这种批判在本质上还是以派性批判派性，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但大轰大闹的现象毕竟制止了。
  3.组织恢复生产。一九七四年，生产遭受的破坏十分严重。春节过后，省委在生产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农业方面。自一九七四年一月开始，省委领导全省人民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一九七五年，曾先后几次派大批干部去农村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精神。这一运动虽有不少“左”的和形式主义的东西，但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工业交通方面。首先，配合铁道部整顿铁路交通秩序，在干部职工中广泛深入地宣传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调整充实了路局领导班子，狠批了资产阶级派性；召开了铁路沿线和矿区周围地、县负责人和公安部门负责人会议，严厉打击哄抢铁路矿区物资、破坏铁路交通的活动。从三月份开始，日装车逐旬提高。三月末路局秩序和生产水平基本恢复正常，装卸车月月超额完成计划。
  其次，抓煤炭。二月份省委召开煤炭紧急会议，派出大批领导干部组织工作组，深入煤炭生产第一线，发动干部群众，部署打击破坏煤炭生产的反革命分子，使煤炭生产很快扭转了局面，三月份即完成计划的102％。这是自一九七三年七月以来，首次完成月度计划。自此，生产月月上升，至八月份，不仅补上了欠产，而且还超产2.5万吨。
  在上述两个关系全局的薄弱环节促上去以后，从一九七四年四月份省委开始着力抓化肥、钢铁。由于上年化肥的严重欠产，使小麦返青追肥基本落空。当时由于煤炭不足，全省117个小化肥厂，已停产的50个，半停产的50个，情况十分严重。在煤炭情况基本好转之后，三月末，召开了全省化肥生产紧急电话会议，号召紧急动员起来，打一场化肥生产大会战，迅速提高化肥生产水平，确保小麦丰收。从四月份开始，化肥生产月月上升。特别是小化肥厂提高的幅度更大。自此，化肥生产也一直保持了稳产高产的水平。经过整顿和几个“战役”的艰苦奋斗，终于走出了一九七四年的生产“谷底”。
  4.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鉴于“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一九七四年工交生产的半瘫痪状态，当务之急是使机器转动起来，社会秩序安顿下来，工人出满勤，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并坚持安全生产。十月份以后，省委即着手加强建立健全严格的规章制度，特别是对完成任务好的企业，要求对各项管理制度和技术指标认真排队，提出具体要求，切实贯彻落实。首先从安全生产抓起，抓设备管理维修，提高设备完好率，加强岗位责任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防止事故的发生；尔后抓节约原材料，降低消耗，提高产品品种的质量。为了维护执行制度的严肃性，还广泛发动群众批判了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强调集中统一，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些工作，对整顿工矿秩序，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技术指标，都起到了不少作用。
  （二）全面整顿的成就。
  一九七五年工农业总产值完成280.2亿元，比一九七四年增长43％，比一九七三年增长16％。其中，农业总产值103.01亿元，比一九七四年增长18.8％，比一九七三年增长12.4％；工业总产值177.81亿元，比一九七四年增长62.6％，比一九七三年增长18.6％。三个产值指标都超额完成了原定计划。
  粮食总产量达到434.1亿斤，超过原计划的4－8％，比一九七四年增长29％，比一九七三年增长13.2％；棉花482.8万担，比一九七四年增长27.2％，没有达到555万担的计划指标。其他，如麻类超额完成计划，有大幅度增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烤烟接近完成计划；花生较上年略有增长，没有完成计划；生猪2002万头，超过计划5％，比一九七四年提高30.7％。
  工业产品产量是几年来完成计划最好的一年。据24种主要产品检查，除电解铝、农药和纯碱外，都完成计划并创历史最好水平。与一九七四年相比，钢增长2.36倍，生铁增长2.17倍，钢材增长1.47倍，原煤增长近1倍，发电量增长50.2％，原油增长33％，合成氨增长近1倍，化肥增长78％，拖拉机增长1.51倍，棉纱、棉布增长1倍多，自行车增长2.31倍。与一九七三年相比，多数产品的增长速度在百分之十几，二十几，至五十几。
  石油一直稳产高产，油田7项主要指标都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原油产量达1672万吨，比一九七三年增长54％，超过过去十年的任何一年。原油加工完成425万吨，超计划25万吨。
  铁路货运量和地方货运量分别提前十一天和二十天完成国家计划，货运总量完成14598万吨，比一九七四年提高38％。其中铁路完成4214万吨，比一九七四年提高40％；公路完成9781万吨，比一九七四年提高37.6％；水运完成603万吨，比一九七四年提高32.8％。
  财政收入完成45.97亿元，比一九七四年提高70.5％。
  全面整顿，山东和全国一样都取得明显效果。人们从一年来的整顿实践中看到了生机，充满了希望。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果
  （一）“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山东。
  一九七五年初，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批评，使他们的活动稍有收敛，这给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四人帮”总是在寻找机会破坏全面整顿工作，开动他们所控制的全部舆论机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浪潮，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不管愿意不愿意，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都必须“转弯子”。中共山东省委也在全省范围内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在这个期间，除去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关于“大批判”的文章和报道之外，省委还多次召开几万人、十几万人的群众大会，表明自己的“转弯子”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坚决态度”，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和声势。
  但这次运动，总的来说对山东整个形势没有发生很大的混乱和震动，特别是农村和工矿企业，局势大体是稳定的。这种局面所以能够得以维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一九七五年整顿的基础搞得比较扎实，比较牢固。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前两年大下大上的对比中，看到了社会混乱的危害和整顿的成效；人心思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这种形势下，虽有少数害群之马上窜下跳，挑起事端，把攻击矛头指向党委，但是多数人几经折腾，不愿卷进大规模的派性斗争之中。加上省委强调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对这些派性头头发出批评警告，故而他们没有能够掀起更大的风浪。
  第二，这次运动，首先涉及的仍是教育文化部门，工厂企业波及较迟，所以在新年的头一、二月继续强调了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后来批判“管、卡、压”，多数工厂只是提拔了一些工人去作负责质量检验等工作，并没有将已经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冲掉。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形势压力下，十几万干部下乡，一大批干部到工业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和“蹲点”，也使生产秩序得以维持，生产得以发展。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失败告终。
  由于“四人帮”的捣乱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又一次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各条战线遭受了进一步的损失。但是.在经济战线上全面整顿的措施仍在发挥作用，因而，一九七六年的经济发展还是相当可观的。
  工农业总产值完成318.6亿元，超计划5.4％，比上年增长13.5％；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达到107亿元，比上年增长3.8％；工业总产值达到211.6亿元，超过年计划的8％，比上年增长19％。
  粮食总产448.3亿斤，比上年（下同）增长3.3％；棉花316.7万担，减产166万担，降低34％；花生1143万担，减产515.7万担，降低31％；麻类173万担，减产35万担，降低16.8％；烤烟略有增加，但也大大低于计划指标。这是贯彻“以粮为纲”、搞粮食“单打一”带来的结果。
  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较农业好，13个地市都超额完成了产值计划。主要工业品的产量90％以上完成了计划，“支农”主要产品增长幅度都在20％以上。社办工业发展迅速，一九七五年完成产值7亿元，一九七六年完成14.56亿元，增长1.8倍。队力工业一九七五年总产值约达5亿元，一九七六年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一九七五年，特别是烟台、昌潍等地区发展迅速。
  交通运输的情况也是好的。货物运输量完成17320万吨，比上年提高18.6％。其中铁路4904万吨，提高16.4％；公路11732万吨，提高19.9％。
  财政收入49.67亿元，比上年提高6％。
  虽然产品的产量和产值大部分上去了，但是规章制度毕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所以多数产品的经济技术指标较一九七五年为差，管理乱、质量低、消耗高、亏损大、事故多、设备失修的情况更趋严重。
  不少产品质量连续下降。在24种主要产品中，有13种（占54％）质量较上年下降。在纺织品中，棉纱一等一级品率，棉布入库一等品率，都连年下降，不少织布厂下机一等品率等于零。“三大件”中自行车、缝纫机的质量又有下降，手表返修率高达30％。其他生铁合格率，钢锭合格率，钢铁铸件合格率，机械加工合格率，都低于上年水平。
  消耗也在提高。据26种主要产品统计，有15种高于上年，占58％。
  亏损企业增加。不少企业不计成本，不讲核算，致使企业亏损逐月增加，一九七六年一月底亏损企业464个，三月底增加到575个，六月底增加到576个，九月底增加到626个，年底达到698个，比上年增加260个。上年亏损面占企业总数的6.7％，一九七六年增至28.11％，亏损总额达到4.59亿元，比上年增加1.13亿元，提高32.6％。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最后几个月的肆虐，搞得天怒人怨。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心在北京，可是它的广泛深厚的基础却在全国广大的干部群众之中。山东的情况同样如此。当十月二十二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一经公布.全省城乡一下子就狂欢起来。一连几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集会游行，欢呼庆贺。“四人帮”的最后垮台，标志着十年内乱的结束，这就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正确政策，调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四个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创造了基本条件。但是十年内乱，十年灾患，十年的是非颠倒，十年的经济震荡起伏所造成的严重比例失调等，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