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旧中国，山东的土地制度和由此而产生的租佃、雇佣、高利贷、赋役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这种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几乎决定着中国农村一切经济政治关系。这是山东农村生产力不发展和人民蒙受奴役剥削的根本的原因。农民为缴租赋，往往陷进高利贷的罗网之中。山东的高利贷者，一般同时又是地主、富农和商业资本家，农民借贷的期限短，利率高。抗战前，粮食借贷月利3分半，现金借贷月利2－5分，高者达9.27分。《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统计46县131家地主情况，其中68％的地主兼放高利贷。地主兼商人和高利贷者达86.3％，以经商而成为地主的有69家，可见地主、商人、高利贷是三位一体的农村剥削者。经过一九四六年减租减息和增加雇农工资，农民生活有所改善，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但是，农民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他们迫切要求土地。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已经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过渡到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了。一九四六年八月，中共华东局召开土地会议，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制定了山东实行土改的办法。
  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它本身必然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总清算。山东实行土地改革，最普遍有效的方式是清算、献田。献田中，农民从地主、汉奸手中获得的土地占20％。后期则以清算斗争为主。清算的内容，主要是反侵吞、反霸占、反隐瞒土地和对农民的开荒地收租，对过去地主恶霸在工资、负担方面对农民的克扣与转嫁则实行找工找负担。清算对象主要是封建地主和地方豪绅。清算方式则是通过忆苦对比，算地主剥削帐，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农民明白到底谁养活谁，树立农民当家做主人的思想。经过这样的阶级教育，然后召开清算讲理大会，控诉地主阶级和旧社会给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之苦，理直气壮地向地主讲理清算。在斗争中，农民提出“土地回老家”的口号，直接夺回被地主霸占的田产，找回被地主恶霸侵吞的工资和负担，迫使地主赔礼认错，将土地折价赔偿给农民。经过讲理清算，地主在农村的威信扫地，经济上、政治上受到有力打击，他们在农村被孤立了。
  地主阶级有几千年的统治农村的经验。他们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在经济上、宗族上、文化上占着很大的优势，对土地改革极端仇恨。他们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土地改革，破坏农业生产。在国民党军队侵占的地区或接敌区，地主恶霸派出特务扰乱社会，或组织武装暴乱，杀害共产党干部和积极分子，推翻地方人民政权。他们还组织地主还乡团带领蒋军进村，滥事捕杀，将农民分得的土地、粮食、农具等什物一律反攻倒算回去，造成乡村一片恐怖。
  国民党的进攻，地主、特务的反攻倒算和屠杀干部和农民罪行，激起农民的极大反抗，各地迅速滋长起“左”倾复仇情绪，于是土改运动从和平献田和讲理清算变成了暴力夺田。鲁中南区利用战争空隙，展开了猛烈的追旧约、换新约的群众性夺田斗争，开大会庆贺土地还家；提出“参军保家”、“反蒋保田”、“保田保家”等口号。有的地方搞全乡全县的大宣誓、大游行、大参军。渤海区用大推平的办法处理土地，每人平均3－5亩，不分阶级，谁的地多就分谁的地，严重侵害了中农利益。一九四七年初，为了纠正地富手中保有较多较好的土地、浮财和解决干部多占土改果实的问题，采用了“刮大风”的宣传方式，推行了“处处点火，村村冒烟”的过左政策。一九四七年四月后，各地也开始把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如同对其土地一样一起清算，并推广了“贫雇农说了算，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一套“左”的经验。一九四七年六月，中共华东局召开了寿塔寺会议，总结一年土改的经验，着重批判了各地土地改革中干部多占土改果实、地主富农多留地等所谓富农路线和党内不纯现象。在反右倾的同时，批准了“左”倾路线。华东局发出“七一指示”，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强调雇农路线、标准成分论，并把司法等各种大权由干部手中转移到贫雇农小组手中。直到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胶东土地会议上，仍然强调“整党的目的，就是搬石头”，夸大党内不纯和土改不彻底的情况，为“左”倾路线制造根据。一九四七年七月后，各地传达寿塔寺会议精神，强调对地主要扫地出门，“对军工烈属是地主成分者，也一律扫地出门”，“群众意见怎样即怎样”；土地分配的方法是打乱平分，以全村土地平均数为基准，使土地数量和质量、远近达到平均。之后，又把冀鲁豫的“雇贫农当家”、“干部交权”等错误口号从鲁南扩展到全省。凡此种种，使中农、贫农不团结，阶级关系混乱，基本劳动群众阶层缩小，雇贫农陷入孤立。且树敌太多，使村干部和贫农脱离群众。群众恐慌，怕“富”不敢生产，不相信生产致富政策。有的人“坐吃”斗争饭，土地荒芜，杀卖牲畜，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群众普遍要求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保障人权、财权，确定地权，害怕再平分土地，害怕再搞大斗争。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春，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山东到一九四八年七月，才初步停止了“左”倾路线。此后，新区实行减租减息，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实行废除债务，同时实行生产救灾和合理负担政策。接敌区则实行反倒算、反抓丁征粮政策，只进行减租减息，一律不搞土改。在部分老区、半老区，以生产救灾为主，宣布结束土改，颁发土地证，并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乡、区、县三级人民代表会议。
  一九四八年七月，山东开始以生产救灾作为共产党、解放军的中心任务，坚决停止土地改革。一九四九年后又开始定成份、定地权，并与救灾工作、支前工作结合进行。
  土地改革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农村生产关系大革命，尽管出现了失误和一些荒唐的事，但其大方向是正确的，两年的土地改革，在山东解放区取得了伟大胜利。
  首先，土地改革使农民在经济上获得翻身解放，摆脱了对地主阶级的依附。几千年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被废除，农民获得了土地和部分生产资料。据统计，山东有74％的村庄进行了土改，有1000多万亩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基本消灭了赤贫，中农和贫农上升，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土地改革为发动群众支援战争，发展农村生产力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质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扫清了道路。
  其次，农村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农民结成了乡村中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乡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成为土改的中坚和主力军，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在广大农村中树立起来。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残余势力，把几千年统治农民的一套政权、神权、族权打垮了，地主武装被取缔消灭，封建的乡村保甲制度被摧毁，地主的各种党团、会门、宗教迷信组织被扫荡一空。地主阶级的上层建筑被打碎，代之而起的是乡村中民主政权和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建立。农民组织自己的乡村武装，保卫自己的政权和土改果实，树立起农民在乡村中的统治地位。
  其三，土地改革是农民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土地改革中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千百年来受地主愚民政策愚弄、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觉醒了。他们成为摆脱地主阶级思想支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新人，表现了巨大的历史创造性和主动性。他们控诉旧社会之苦，认识到地主阶级统治是他们受苦受难的总根源。农民视共产党、解放军为救星，跟共产党走成为社会公理和农民翻身解放的唯一出路。山东解放区在土改后盗匪绝迹，秩序井然，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新气象。
  其四，土地革命的胜利，充分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农民把解放战争看作是“保家保田保饭碗”的生死攸关的大事，看作是他们求生存谋解放的战争。他们自觉参军参战，支援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