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山东及山东人民的革命斗争
  一、近代山东殖民地化过程及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自一八四〇年英国殖民者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后，山东和全国各地一样，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规定将烟台开埠，法国军队随即侵入常驻，从此便开始了帝国主义者用剑与火开辟山东殖民地的过程。山东地近京畿，控扼南北咽喉，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山东海港条件优越，为国际贸易的集散地，因而山东早就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凯觎的目标。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地包括山东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关税协议权、海关权、内河航运权等特权。传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殖民主义者可以在全省倾销商品，掠夺市场和原料，等等。外国商品象潮水般涌入，山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许多工矿纷纷破产，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外国资本在山东设厂经营，具有垄断性、畸形性、投机性和对中国民族工业的排他性。如山东东平、滨县大量引进美国棉种试种，以供青岛华新厂生产需要；南洋烟草公司在山东坊子一带种烟草，并设厂烤烟；花生的引进种植，排斥了传统的小麦、黄豆种植。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一年间，山东胶济沿线美国品种烟的种植面积指数从0.4上升到363.8，产量指数从0.4上升为359.7，提高了900倍左右。这种农产品的商品化，带有浓厚的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质，农业生产没有保证。在天灾人祸的摧残之下，山东形成恶性的流民运动，大批的青壮劳力（每年约有100余万人）迫于饥寒，不得不“闯关东”，到东北逃荒谋生。
  一八九四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其目的是推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由于李鸿章等的出卖，中国海军北洋舰队官兵虽英勇奋战，终于难免全军覆灭的厄运。日本迫使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大量割地赔款。
  甲午战争的败局，助长了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此后，他们掀起的以胁迫清政府接受政治性贷款、掠夺路矿权、强占中国领土、建立势力范围为特征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便愈演愈烈。
  德帝国主义为推行其争夺世界霸权的东进政策，早就垂涎于中国的良港美岛。德皇威廉二世大倡“黄祸论”，鼓励列强加紧对东方的侵略，以“捍卫十字架”。德国主教安治太在山东建立10个教区招诱流氓，包揽诉讼，挟制官府，搜集情报，引起当地人民的公愤，终于酿成一八九七年的曹州巨野教案。德国趁机派兵占领胶州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德占胶澳，成为引起一系列重大国际纠纷的所谓山东问题的祸源。
  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山东人民的强烈反对。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出卖山东、变山东为殖民地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山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的过程，他们组织了一次又一次气壮山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八五四年夏，鲁西兴起了幅军、捻军秘密反清活动。太平天国北伐军途经山东时，山东人民纷纷起义响应。一八五四年四月，北伐援军攻克山东临清，形成了山东农民起义的高潮。捻党于一八五三年起义，幅党也同时起义。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赖文光和张宗禹独立支持。在一八六五年曹州城的战斗中，一举歼灭僧格林沁全军。捻军在山东前后坚持斗争二十余年，给予清政府沉重打击，鼓舞了山东人民的反清斗争。
  为了反抗日、英、德等列强，山东人民表现出不可征服的革命精神。威海人民反强租斗争持续三个月之久，文登举行抗英大会，文（登）、荣（成）、威（海）人民在卧龙山痛击英国侵略者。
  德占胶澳后，山东人民反对德国侵略者霸占路矿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德国侵略者在筑路时往往焚掠村庄，挖掘墓坟，奸淫妇女，草营人命，激起人民不断反抗。一八九八年，胶州某义士约集200人借风纵火，焚毁德军营两座。一八九九年，青岛附近108村人民相约，阻止商人向青岛发卖一切食物，欲使德人绝粮而去。高密人民在孙文、李金榜领导下，集合108村，武装阻止德国人筑路，号召人民“齐心起义，共成盛举”。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早就盼望用十字架征服中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使山东成为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集中地之一。人民反帝爱国的斗争，以反教会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此起彼伏的反洋教运动。山东的巨野教案、沂州教案为其中重要事件。义和团运动则是数十年反教会斗争的总爆发，形成以农民为主体的势如暴风骤雨的反帝爱国运动。
  一八八七年，冠县梨园屯义和拳的斗争，揭开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序幕。赵三多、朱红灯等很快使义和拳在鲁西北形成燎原之势。
  山东巡抚毓贤曾多次下令禁止义和拳，但他目睹外国教会势力的猖獗，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危机，认为“时艰日亟，当以团结民心为要图”，主张开导宣抚，将义和拳改为“民间团练”，借以控制义和拳的发展。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〇年夏，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其组织目标和规模都有了新的发展。慈禧太后另立大阿哥溥〓取代光绪帝之举受到各国公使抵制，便想利用义和团以牵制洋人，承认义和团是自卫身家的合法团体。义和团借此北上发展。
  一九〇〇年春夏之交，义和团的乾字拳和坎字拳向北京、天津进发。胶莱河一带的义和团，在登、莱、青州三府打击外国侵略势力，有力地支援了京津义和团的斗争。
  不久，首先兴起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被绞杀了。但这次伟大的农民反帝运动，是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为辛亥革命开辟了道路，也为五十年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奠下了一块基石，有其伟大历史功绩。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开始执行一种新殖民主义的“保全主义”政策。清政府进一步听从洋人指挥，全国人民同清政府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一九一〇年，山东爆发了震动全国的莱阳、海阳人民抗捐抗税风暴，胶济铁路沿线人民掀起了保路护矿的斗争。这些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罪行，也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在东京创建同盟会，各省留学生多加盟入会。山东参加同盟会的留学生有徐镜心、丁惟汾等10余人。徐镜心为山东主盟人。一九〇五年，谢鸿焘等一批山东留日学生相继回国，立志建学储才，播宣学说，作为日后发难的革命基础。他们以济南、青岛、烟台为中心，从事组织工作，创办报刊，设立公学，策反军队，招纳江湖豪勇，经营辽东，劫夺官款购置军械。他们还联络立宪派丁世峄等回国，活动山东独立。武昌首义成功，形势发展一日千里，山东政局动荡。山东巡抚孙宝琦感到祸在眉睫，为顺应民心、窃取革命领导权，受袁世凯指使，玩弄假独立花招。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六日，谢鸿焘、徐镜心、王乐平等假游大明湖，集合于历下亭，议决再召集咨议局会议，改咨议局为联合保安会，领导山东独立斗争。第二天，他们推翻咨议局，宣布成立山东各界联合保安会，作为全省立法、监督、行政的最高机关，并推选夏溥泉为会长，丁佛言为秘书长，宣告成立山东临时政府。十一月十三日，全省各界联合大会开幕，宣告山东独立，并约明三事：一曰山东与清政府断绝关系，隶武昌革命军政府；二曰山东兵不出山东境；三日山东税则山东自行规定。大会推选孙宝琦为山东大总统，推五镇统制贾宾卿为副总统（后改为都督、副都督），改巡抚署为山东政府。孙宝琦奉命造反后，全省一切照旧，建官仍多旧称。袁世凯派兵南下，逼进山东；第五镇反动军官吴鼎元等联名向联合会要求取消山东独立。孙宝琦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宣告取消独立。反动军队搜捕革命党人，围攻学堂，强行没收操练枪支，解散学生军。在省城独立的同时，革命党人于十一月十二日夜在烟台举义，十三日在烟台成立军政府，刘基炎率沪军一团乘舰来山东，据蓬莱，占黄县。胡瑛依孙中山命令，率兵3000、船6艘，于一九一二年二月来烟，欲西伐济南，克复全省。革命党人还在文登、荣成、诸城发动起义。一九一三年春，山东革命失败。其后，山东革命党人举行了二次革命，即护法、护国起义，继续斗争。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山东人民的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的时机，阴谋策划吞并山东。一九一五年初，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意欲独吞中国。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日本又同段祺瑞政府举行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企图永远霸占从德国人手里夺去的胶济铁路和青岛。
  为了收回胶济铁路及日本劫夺的路矿特权，山东人民掀起了反日反卖国政府的斗争，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学生爱国组织——“山东学生外交后援会”。
  一九一九年一月，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本应把德、日在山东劫夺的特权归还中国，但在英、法、日把持下，竟然认定日本侵占山东特权为合法。四月二十日，济南10余万人召开国民请愿大会，提出“惩办卖国祸首”、“废除非法密约”、“收回青岛”等主张。四月三十日，巴黎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山东议员提出《查办卖国大吏案》，山东旅京各界人士泣血呼吁不承认对山东问题的解决。这些都为五四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舆论上作了准备，并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在爱国知识分子的带动下，山东工、农、商、官绅、军警各界结成了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山东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群众一致对外争国权、争独立的民族民主运动。六月三日，北京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爱国学生，工人阶级掀起罢工高潮。六月五日，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与学生运动汇合成震动全国的三罢斗争。这些斗争又进一步激起山东人民的斗争浪潮。商界发表罢市宣言，提出两项要求：（一）惩办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二）拒绝青岛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及高徐（高密到徐州）、顺济（顺德到济南）铁路等密约。六月十八日，由山东省议会决议组成山东各界请愿团赴北京请愿。山东请愿团抵京后，即与在京山东人士召集联合会议，决定向总统府、国务院以拒签、废约、惩奸三事请愿。经与京津代表团多次请愿斗争，终于迫使徐世昌接见，并迫使徐世昌当面应允立即电令中国专使拒绝签字。在和约签字前，山东推选代表赴巴黎，向中国专使施加压力，表明山东人民反对签约的坚定立场。六月二十八日和约签字日，中国留学生率领华工围困中国专使寓所，声称有敢入会者，格杀勿论。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特别在签字日赴法华工和留学生的包围，迫使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胜利。
  山东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使世界瞩目，证明山东人民不可侮。山东学生联合会李开文在答外国记者询问山东问题时说：“山东问题一日不得合理解决，则山东学生一日不停奋斗，虽日本帝国主义者船坚炮利，军阀残酷镇压，亦不能稍夺山东学生的意志。”①（《山东文献》第1卷第1期，1975年3月台北版，第89页。）这体现了当时山东人民的革命意志与革命精神。
  五四运动引起了文化领域的反封建斗争与宣传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九一九年冬，王乐平发起组织“齐鲁通讯社”，同时设“齐鲁报社”（一九二〇年改为“齐鲁书社”），收集全国各大学、各书局出版的新书籍，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推销《新青年》、《每周评论》、《俄国革命史》等进步书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影响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一九二一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十月革命，团结了一批革命青年，逐步发展成为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一九二一年七月，王尽美、邓恩铭作为济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次年一月，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王乐平等人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勉励他们推动中国革命。
  山东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后，即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致力于开展工农运动。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成立，王尽美任支部主任委员。他们深入到津浦铁路济南机车厂、鲁丰纱厂，对工人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机车厂成立了山东第一个工人俱乐部，在淄川、博山成立了矿业工会，在济南创办了《山东劳动周刊》。他们还领导了机车厂的工人大罢工和济南理发业反抗苛捐杂税的罢工斗争。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组织。山东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丁惟汾、王乐平、王尽美等。会后，筹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共产党员王尽美等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接着将各县的平民学会改组为县党部。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北上，倡导以国民会议解决国事问题。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在北京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派人赴各地宣传。山东派王乐平、阎容德、王尽美、王少文等4人，分赴各地扩大宣传。各县国民会议促成会相继成立，王尽美奉孙中山命令，赴青岛组织国民会议促进会，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筹备会议成立大会，并通电拥护孙中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由各界国民会议共谋国事”的主张。
  由于国共两党合作，山东农民运动获得一定发展。山东派陈乐善、梁超等20人赴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时，历城、青岛、诸城、惠民、潍县、高密、鱼台等18县代表，于三月九、十两日在长清召开农民运动扩大会，讲述农民运动理论，讨论农民运动方法，研究建立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等问题。
  这时山东工人运动也有一定发展，先后建立了淄川炭矿工会、青岛纱厂工会、四方机车厂工会等。一九二五年二月八日，中共青岛市委利用胶济铁路当权派的“南北之争”，发动胶济铁路工人和四方机厂工人罢工，迫使铁路当局答应工人的全部条件。
  一九二五年四月至七月，在中共青岛市委的领导下，青岛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剥削工人、阻挠成立工会，连续爆发三次大规模的反日罢工，形成了山东新的革命潮流。它促进了山东人民的觉醒，为北伐战争作了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中国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专政。一九二八年初，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在山东击败了奉系军阀张宗昌。五月，当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进占济南时，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疯狂屠杀中国军民30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其后，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土地荒芜，农村破产，工业萧条，山东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举行“八一”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中共山东省委执行了“八七”会议决议，领导农村暴动，希望在新旧军阀交替的时期，建立北方的革命根据地，创立山东苏维埃。这些暴动，前期是反对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等旧军阀的暴动，主要有阳谷坡里暴动、高唐谷官屯暴动等，后期主要是反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等新军阀的暴动，较大的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博兴暴动、青州暴动、沂水暴动、日照暴动、苍山暴动和胶东暴动等。这些暴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它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共产党的组织在千难万险中保存发展起来，为后来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南连华中，北逼平津，与晋察冀和太行根据地成鼎足之势，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纽带，对坚持全国敌后抗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九四一年六月，鲁西地区划归冀鲁豫领导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包括津浦铁路以东山东全部及河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划分为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渤海（一九四四年一月由冀鲁边、清河两区合并而成）五大战略区，到抗战胜利，人口2400万，面积12.5万平方公里，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达50万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军民在八年抗战中共作战2.6万余次，消灭敌伪50余万人，为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创建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山东省委通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逐步建立起来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七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经一年多的恢复与整顿后在济南正式成立，黎玉任书记。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关于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省委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的10条纲领。九月中旬，中共北方局在太原召开华北各省省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号召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十月三日，日军占领德州，侵入山东境内。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北方局指示，具体分析各地情况，决定按地区调配干部，实行分散领导，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会后，省委从济南转移到泰安，在徂徕山区发动群众，准备起义。各地党组织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也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集结于鲁北的日军，经短期准备后大举南犯。韩复榘的国民党第三集团军稍事抵抗即放弃山东，国民党省政府及大批地方官员也纷纷弃职潜逃，山东局势一片混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日军占领济南，不久山东大部沦陷。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国民党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指挥爱国官兵在台儿庄取得歼敌万余的重大胜利。徐州会战后，日军主力大部转向华中，留驻山东的兵力比较薄弱，又立足未稳，而国民党省政府及其军队已经溃散。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从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三八年春，中共各地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纷纷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中共山东省委与泰安县委发动徂徕山起义，宣布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洪涛任司令。冀鲁边、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夏张镇、鲁南和湖西等地也举行了起义。由于计划周密，准备充分，时机有利，这些起义都取得了成功。而且，起义发动之迅速，规模之巨大，范围之广泛，当时在全国是罕见的。山东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的这一空前壮举，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举行了威武雄壮的奠基礼。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省委：目前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工作。四月，胶东蓬莱、黄县、掖县三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八月，以三县政权为基础建立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成立北海银行），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开端。这时，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十二月改称山东分局），派郭洪涛担任省委书记。省委率领徂徕山起义建立起来的四支队从泰安经新泰、莱芜东进沂水、蒙阴，开辟了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十二月，各地起义武装统一编成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所属部队共2.4万多人。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山东人民的起义武装已由前段分散的抗日游击队发展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抗日游击兵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鉴于山东战略地位重要，并且已经开展起游击战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主力部队挺进山东。一九三八年七月，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五支队及一二九师津浦支队进抵冀鲁边乐陵、宁津地区。九月，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率旅直机关部分人员到达乐陵，将进入该地的八路军主力和当地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第二年秋，肖华所部除留少数兵力坚持冀鲁边斗争外，大部转移鲁西，为开辟鲁西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六届六中全会，重申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决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派兵去山东”的主张。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抵达山东湖西地区。一九三九年三月，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师部及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进入鲁西平原。三月四日，他们在郓城樊坝首战告捷。五月十一日，在肥城陆房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八月，在梁山歼灭日军一个大队。十月，主力挺进鲁南，创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根据地，并打开了通向滨海地区的道路。一一五师主力入鲁，对于坚持和发展山东抗日游击战争，进一步开辟和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整顿和发展山东人民抗日武装，都起了重大作用。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回师华北，增加了驻山东的兵力。国民党也调整部署，在敌后建立苏鲁战区司令部，委于学忠、沈鸿烈为正副总司令。此后，于学忠率东北军五十一、五十七两个军自苏皖北上，进入鲁中鲁南，驻扎在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地区。沈鸿烈率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自鲁北南下，到达鲁中沂鲁山区后，凭借其正统地位，极力限制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成为山东顽固势力的代表。在沈鸿烈的纵容与指使下，从一九三九年三月到八月，反共干将秦启荣在鲁中连续制造“太和”、“雪野”、“淄河”等反共军事摩擦事件，其他地区的顽固势力也加紧了反共活动。山东共产党组织由于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认识不足，因而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不够坚决有力，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也一度比较忽视。
  为了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境内的八路军各部队，一九三九年五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山东地区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六月间，徐向前、朱瑞到达鲁中地区。八月一日，第一纵队宣布成立①（1939年10月，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机关合并；1940年5月，徐向前赴延安后，第一纵队番号撤销。）。八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会议，确定了掌握山东、争取开辟苏皖边的发展方针，彻底转变了忽视政权工作的观念和纠正武装反摩擦决心不够的偏差，从此山东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八月二十三日，八路军在淄河流域向秦启荣发起大规模自卫反击斗争，胶东、清河、鲁西等地的反顽斗争也取得很大胜利。十月，郭洪涛回延安，朱瑞接任山东分局书记，在对敌顽斗争中与政权建设方面出现了新局面。到一九四〇年7月，全省已有60余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组织起来的群众达300万人。为适应根据地大发展的客观需要，山东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工农青妇及文化各界总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联合大会，于七月二十六日在沂蒙山区的青驼寺隆重召开。大会通过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成立了全省统一的民意机关——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简称省临参会）。大会制定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选举成立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省临参会、省战工会的成立，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统一的胜利完成。
  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山东省联合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采取“一面发展、一面巩固”的方针，坚持对敌斗争，继续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以争取抗日根据地在规模上能有更大的发展。为此，一九四〇年九月，省临参会审议通过了省战工会提出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九月至十一月，省战工会召开了全省第一次行政工作会议。第二年四至六月，召开了全省财经文教大会。根据战时施政纲领确定的总体规划，省战工会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政令，对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使政权、财经、文教等各项事业都得到初步发展。但由于对改善民生的工作比较忽视，只抓了合理负担的推行，减租减息并未认真开展，因而根据地还缺乏巩固的群众基础。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所谓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总力战”的方式，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全面进攻，山东的形势急剧逆转，进入了抗战相持阶段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在山东及其周围地区驻有第三十二、五十九两个师团和第五、六、七三个独立混成旅团，总兵力约4万余人。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转化为伪军，一九四三年达18万人，居华北各省之冠。敌伪对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对沂蒙山区的扫荡空前频繁，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千人以上的扫荡25次，而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达70余次，其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就有9次之多。在战术上，日本从过去的分区扫荡发展到轮回扫荡，由分进合击发展到铁壁合围、拉网合围，专门搜寻八路军主力和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进行决战，并配合抢粮抓丁，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敌人还在抗日根据地周围大量安设据点，分散部署兵力，实行堡垒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分割与封锁。一九四二年，山东全省敌伪据点达2000余处，军用公路万余里，封锁沟墙800余里，根据地被蚕食村庄共2000余个，面积缩小三分之一。抗日根据地战略区内部各分区之间的联系相当困难，各战略区之间的交通基本断绝。在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的残酷斗争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和更紧密地依靠群众、进一步巩固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克服了太平麻痹思想，带领广大军民坚持斗争。一九四二年四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到山东检查指导工作，正确评价了几年中山东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及时指明了以后的工作任务和前进方向。在刘少奇的直接帮助下，山东分局进行了抗战四年工作总结，确定了以巩固为主、发展为辅、积蓄力量、坚持斗争为基本精神的斗争方针。从此，山东分局的工作走上了更加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这是山东工作的转折点，也是山东工作由被动转向主动的关键。
  为战胜困难，争取胜利，山东分局在积蓄力量、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积蓄力量、巩固根据地的中心环节在于进一步发动群众。经过四年工作总结，山东分局克服官僚主义，增强群众观念，牢固树立依靠基本群众的思想，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确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第一位斗争任务”。山东分局抽调300余名干部组成工作团，由朱瑞带领在滨海区莒南、临沐等县进行双减试点，短期内取得很大成绩。其他战略区的双减工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开展。在改善群众生活的基础上，工作团大量发展群众组织和农村党员，普遍开展民主文化运动，树立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进一步密切共产党同群众的联系。七月间，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保持和发扬民族气节为中心，广泛开展了公民誓约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特务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为动员翻身农民保卫家乡、支援战争，山东分局在减租减息运动初步开展起来之后，立即抓紧发展民兵、自卫团的工作。到年底，山东民兵达17万人，自卫团达82万人，鲁中沂蒙山区的民兵从八月到十二月扩大了近9倍。广大民兵和自卫团普遍组织联防，实行劳武结合，成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兵源。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二年七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山东民兵作战4825次，创造了辉煌战果，涌现出鲁中博莱县南岩村、滨海沭西县黄庄子、沐水县渊子崖等一批英雄群体和爆炸大王赵守福、于化虎、李念林等许多威震敌胆的英雄人物。
  在财政经济建设方面，按照开源节流、统收统支的原则，进行了整理田赋税收，改进合理负担，建立健全会计、审计、预决算、支粮票等制度，加强对村镇财政的管理，开展反贪污反浪费斗争，发放无息或低利贷款，救济灾民难民，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扶助农业生产等工作。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间，山东分局召开财委扩大会议，强调指出“开展全面的对敌经济斗争，用全部力量建立自力更生的基础，冲破敌人的封锁网，是丝毫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任务”，并且明确提出了以发展农业为主、发展手工业为辅的生产建设方针。从此，在继续抓紧财政工作的同时，经济工作的重心开始转向发展生产。一九四二年清河区垦荒44万亩，耕地面积较上年扩大4倍，增产粮食40万担；胶东打井、修渠等水利事业取得很大成绩；各地共发放农贷453万元（北海币，下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推动纺织手工业的发展，一九四二年成立了纺织局，当年投资200万元。各地普遍成立纺织小组，或由政府供给原料收回成品发给工资，或由群众自备原料自产自销。胶东纺纱6.5万多斤，织布25万匹，缫丝10万余两，织绸3900余匹。鲁中织布1.9万多匹，滨海织布2.2万多匹，清河做到了棉布自给有余。同时，公营工厂开始建立，军需品及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取得显著成绩。针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抢粮阴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了贸易管理，实行以货易货的政策。在边沿区加强缉私，对敌人实行反封锁，采取速收速打速藏和空室清野等办法，尽量避免粮食损失。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节约方面也取得新的成绩，一九四二年各项行政费开支较上年压缩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全年节约2000万元以上；财政状况收大于支，从而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创造了物质条件。
  在政权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山东分局及省战工会经常研究政权工作，大量培训行政人员，选调优秀干部充实政府各个部门。在各级政权的人员结构上，山东分局既认真贯彻三三制原则，坚决纠正县以上政权中共产党员过多而区村基层政权中共产党员过少的“上重下轻”现象，又通过民主运动和整理村政，切实保证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在各级政权特别是在村政权中的政治优势。在党政关系上，山东分局要求各级党委，一方面在方针政策上加强对政权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尊重政权系统的上下领导关系，切实防止以党代政、包揽行政事务。为适应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封锁的艰苦环境，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工作。据胶东、清河、鲁中、滨海四个地区统计，政府人员由1.7万多人减至1万左右，部队精简5000人。精简后脱产人员仅占根据地总人口的2.4％（低于中央规定的3％标准），机关短小精干、机动灵活，干部轻装便服，便于与敌周旋。针对根据地缩小、上下级联系不便的实际情况，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政权机关为公署（或直属专署）、县政府和村公所三级，取消乡级政权，缩小行政区域，划分小县小区，并允许各地在不违背总的方针政策的原则下，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独立解决问题，不必事事请示上级，等待批复。为了解下情，避免工作指导上的失误，中共山东分局和战工会都成立了调查研究室，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抓了整风运动和改造、整理党的农村基层支部工作。整风运动和整理支部工作的开展，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斗保垒作用，成为山东军民咬紧牙关，坚持斗争，夺取胜利的决定因素。
  在武装斗争方面，山东分局加强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作战体制的建设，利用敌人占领区广而兵力不足的弱点，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广泛开展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配合强大的政治攻势，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罗荣桓根据中共中央敌进我进的方针，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提出了著名的“翻边战术”，即“敌人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则加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组织小部队、武工队深入敌占区隐蔽活动，翻过边沿区打到敌人那边去”。是年十一月，乘日军扫荡沂蒙山区、后方空虚之机，罗荣桓部署并指挥了海陵反蚕食战役，六天内连克敌伪据点16处，粉碎了敌人蚕食计划。一九四三年一月，八路军又运用“翻边战术”取得攻克郯城的重大胜利，进一步掌握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一九四二年，山东根据地不仅没有被敌人的扫荡蚕食所压垮，而且仍保持了1万多个村庄的基本区，游击区仍坚持了1.2万多个村庄。正是凭借这块坚强的阵地，山东军民坚持了斗争，积蓄了力量，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虽然山东抗日根据地处在黎明前最困难的时期，但整个抗战形势在发生变化。是年三月，以罗荣桓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新的山东军区建立，主力部队地方化，共产党一元化领导进一步加强，民主文化运动和民兵工作继续发展，各地普遍掀起拥军扩军的热潮。为争取形势的好转，山东军政委员会于三月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以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的斗争方针和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开展全面对敌斗争的具体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山东分局从五月起召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抗战五年来的工作，确定对敌斗争、经济建设、发动群众、继续整风为以后工作的四项中心任务。按照五年总结提出的“争取发展，掌握主动”的方针，八路军于六月取得清河区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重大胜利；七月，在于学忠奉命率部撤离鲁西之际，取得了与日伪争夺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南）山区战略要地的胜利，与胶东区打通了联系；在鲁中区控制了沂山山区全部和鲁山山区的一部。
  随着斗争形势的好转，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二日，山东省参议会一届二次会议胜利召开，通过了黎玉代表省战工会所作的施政报告和中共山东分局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新的施政纲领，并决定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名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会后，朱瑞调回延安，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担任。十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减租减息、大生产、拥政爱民等十大政策。山东分局立即作出相应的决定，并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对各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局部反攻和最后胜利
  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开始，山东八路军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十一月上旬，敌伪以万余兵力“扫荡”鲁中山区，八路军主力转至敌人侧后。坚持内线的鲁中军区二分区十一团八连93名战士，顽强坚守蒙阴县南北岱崮十五天，以伤8亡2的极小代价，取得毙伤敌伪300余人的重大胜利，受到山东军区的嘉奖，被授予“岱崮连”光荣称号。十一月中旬，敌集中日伪军2.6万多人对清河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清河军区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开展破袭战，内线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以“麻雀战”、“地雷战”开展反“扫荡”斗争。与此同时，为策应鲁中、清河区反“扫荡”斗争，各军区主动出击敌人。鲁南军区部队于十一月十五日在费县全歼伪军刘桂棠部1000余人，并击毙作恶多端的匪首、汉奸刘桂棠。十一月二十日，滨海军区部队攻克赣榆城，全歼伪军李亚藩部2000余人。一九四四年初，滨海部队发起石沟崖战役歼灭伪军400余人，活捉惯匪朱信斋。经过英勇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敌人对鲁中、清河区的冬季大“扫荡”被彻底粉碎。在抗日根据地军民沉重打击下，日军改变战略，逐渐收缩兵力，实行所谓重点配置兵力方针。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在津浦路东日军自行放弃和被八路军迫退的据点共260余处。第三十二师团和独立第七混成旅团南调参加豫湘桂战役，留驻山东的日军兵力仅2.5万余人，为抗战期间日军兵力最少的时期。伪军虽增至近20万人，但战斗力不强，与日军矛盾也日渐加深。趁此有利时机，山东八路军开始局部反攻，接连发起春夏秋冬四次强大攻势。在一九四四年的攻势作战中，八路军主要战斗3514次，攻克文登、荣成、栖霞、利津、乐陵、南皮、临邑、沂水、莒县等县城，攻克敌伪据点765处，迫退敌伪据点500余处，合计1200余处，占敌伪据点总数的半数以上；毙伤俘敌4880人，占敌总数六分之一；毙伤俘及瓦解伪军共6.6万多人，占伪军总数44％强；解放国土4.4万多平方公里，村庄2万余个，人口约930万。这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内五大战略区（鲁中、鲁南、胶东、滨海、渤海）也基本上连成一片，面积比一九四三年扩大了1倍。日军为确保重点，继续收缩兵力，并加紧特务活动，组织所谓三角部队专门袭扰根据地边沿地区。针对日军的新动向，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度重视边沿区的斗争，进一步加强武工队建设，警惕并打击敌人的特务活动，巩固了攻势作战的胜利成果。
  经过一九四四年冬季的大练兵运动和一九四五年春季的参军运动，山东八路军迅速壮大，素质进一步增强。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一九四五年初山东军区发布指示，确定以胶济铁路东段和临沂、费县方向为重点，向着敌人占领的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发起更大规模的战役攻势。根据这个作战意图，山东军区于四月制定了五、六、七三个月的作战计划。八路军攻势作战刚刚开始，日军为加强沿海防御、准备与美军作战，突然增兵山东，总兵力达10万人。同年从五月一日起以滨海、鲁中为重点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立即转入反扫荡作战。反扫荡胜利结束后，八路军即按原订计划继续展开攻势作战，从六月到八月上旬，共进行10余次较大战役，解放邳县、郯城、蒲台、滨海等9个县城和羊角沟、景芝、马头3个重镇，扩大解放区1万余平方公里，使胶济、陇海、津浦三条铁路暴露在八路军直接打击下，为大反攻确立了坚实的阵地。八路军的攻势作战是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配合下进行的。各地广泛进行伪属登记，教育伪属“唤子索夫”，给伪军记善恶录，这对瓦解与争取伪军起了很大作用。从一九四四年夏到一九四五年夏，山东共瓦解伪军1.3万人，争取了数支伪军反正。
  在进行局部反攻的同时，山东分局按照中共中央十大政策指引的方向，以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拥军优抗、拥政爱民、加强工商管理为重点，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全面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山东抗日根据地63％以上的村庄进行了减租减息，群众组织的人数达400万以上，各类农业生产互助组发展到9.2万余个，纺车达50万辆，织布机达8万张。滨海区参军9366人，为原计划的128％；鲁中区参军7500人，为原计划的150％，其他地区也都达到或超过原订计划。在工商管理方面，对货币斗争、贸易管理和公营工厂实行统一领导，在经济战线上向敌人展开主动进攻。一九四三年底，本币（即北海币）对法币取得压倒优势；一九四四年底，本币又对伪钞取得压倒优势，根据地大部地区成为单一的本币市场。工商局成立后，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的政策，对外贸易取消以货易货，代之以掌握重要物资、有计划地组织输出以便吸收外汇或换取根据地之必需品的政策，改善了群众生活，增加了根据地的财源。一九四四年工商管理所得收入占根据地总收入的50.02％，财政支出的43.62％是由工商收入供给的。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山东根据地共有公营工厂88个，工人1.2万余人。在大生产运动的推动下，公营工厂初步实现了从机关化到企业化的变革：每个工厂从吃公粮、用公款的机关性质转变为固定奖金、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工人的待遇也由单一的供给制转变为工资制、供给制、分红制三者的结合，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厂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并命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十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前进，接受日军投降。十一日，山东分局和军区决定，将山东部队编成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组成五路大军，向敌人占领的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十三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黎玉任主席。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根据日蒋伪合流的新情况，发出暂不集中兵力攻夺大城市的指示。二十四日，山东分局贯彻中共中央的精神，决定首先占领中小城市及部分交通要道，继续巩固与扩大解放区。山东部队按照这一指示向敌伪展开猛烈进攻。到九月底，解放了县城46座和烟台、威海二市，歼灭伪敌6万余人。九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签署投降书，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到27万人，民兵发展到50万人，自卫团发展到150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敌作战2.6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51万多人，缴获各种枪20余万支，各种炮900多门。在抗日胜利结束时，除几座大城市和铁路沿线以外，广大地区全部获得解放，山东解放区有了极大发展，拥有人口2400万，控制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党员从抗战初期的2000多人发展到10万余人。这一切，便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粉碎其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准备了有利条件。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解放区
  抗战胜利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玩弄和平阴谋，欺骗中国人民；另一方面，疯狂准备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力量，重新建立起对全国人民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集团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斗争方针。
  一、山东解放区军事斗争的胜利
  为了反抗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山东省人民政府号召山东解放区军民迅速攻占大城市和交通线。全省抗日武装分五路向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及交通干线进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将行动方针改为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而以主要力量夺取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同月，人民武装收复烟台、淄博、台儿庄、莱芜、临朐、临淄等城，至九月十三日，光复县城43座，占领敌伪大小据点500余处，毙伤敌伪军7122名，俘敌伪军4.4万余名，缴获大量武器。到本年底，又解放县城20余处，控制津浦路260里，临枣支线60里。同时，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政府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保卫抗战的胜利，警惕内战阴谋，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而斗争。
  美帝国主义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并用军舰和飞机，把国民党军队运送到受降战线和解放区前沿，侵占战略要地。在山东，美国的目标首先是烟台和青岛。因为蒋介石的办法是关内小打，关外大打，而要向东北运送兵员物资，在陆路不通的情况下，只有依靠最靠近辽东半岛的山东烟台和青岛港。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美国军舰5艘驶抵烟台港，以查看美侨财产和日本投降为借口闯入军事要地，并派飞机在军事禁区侦察示威。十月四日，美军向烟台解放军递交通谍，要他们撤离烟台，并向美军办理“移交”手续，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地侵占烟台，建立烟台——威海基地，开辟美国运兵的海上通道。驻烟台解放军代表断然拒绝了美军的无理要求。
  烟台事件引起解放军延安总部的严正关注，叶剑英参谋长向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提出严重抗议，迫使美军离去。但美国并不甘心失败，十月十日，即《双十协定》签字同一天，美军在青岛登陆。蒋介石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下，发出“三个月到半年消灭共军”的战争叫嚣。
  为了加强自卫战争的能力，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及“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指示“东北方面主要靠山东出兵”。罗荣桓率6万主力部队4000余名干部渡海北上；中共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山东部队与新四军一部主力合编为山东野战军。这样，山东便成了解放战争的重要战略基地，和屏障华北、缓冲华中的根据地。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国民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内战。国民党依恃其经济、军事优势，采取全面进攻的作战方针。七月二十日，国民党46万军队，进攻华东区的苏皖解放区，以徐州、蚌埠、济南为中心，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战略，妄图一举侵占华东区。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山东战略计划的指示，要求山东以“着童向南”对付蒋介石的“着重向北”，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消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山东军区以胶东解放军主力对付青岛、潍县之敌，以渤海解放军对付济南之敌，以鲁中、鲁南、滨海三区主力及新四军主力全部南下，进入淮北的津浦路东地区，会同华中野战军抗击进犯之敌。在苏北，华东解放军苏北部队18个团迎击敌人，自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七战七捷，歼灭敌人6个旅5个交通大队，共5.6万多人。这是贯彻中央军委战略指导原则，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争取主动，集中主力歼灭敌人正规军作战方略的胜利。为配合华东解放军作战，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在鲁西南发起定陶战役，歼敌4个旅1.7万余人。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全面进攻达到高潮，蒋介石集团被胜利冲昏头脑，急忙召集伪国大。国民党吹嘘“两个月解决苏北军，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十二月中旬，苏北解放军在宿迁歼敌3个旅，击毙敌整编69师师长戴之奇。国民党集中25个师的优势兵力，分三路向鲁南进攻，进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企图打通津浦线，逐次消灭华东人民解放军。至十二月底，苏皖解放军主力进入山东解放区，同山东野战军会合，展开大规模的运动防御作战。
  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乱敌之战略部署，粉碎敌人对鲁南的进攻，依据中央军委指示，在陈毅、粟裕指挥下，集中华中和山东野战军27个团的兵力，发起鲁南战役。自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至二十日，经十八天战役作战，全歼敌26师、51师，俘敌师长马励武、周毓英等，共歼敌4.9万多人，收复了自停战令后被蒋军侵占的兰陵、邳县等大部分地区。
  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为了统一领导华东地区人民解放军，华中与山东的军事机关合并，正式组成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下辖胶东、鲁中、渤海、鲁南、苏中、苏北军区和滨海军分区、两广纵队，共64万余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和前委书记，下辖11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共27万余人。
  蒋介石在鲁南惨败之后，又集中53个旅共31万人从南北两线进攻华东解放区。南线8个整编师沿沂河、沐河北犯临沂，北线李仙洲3个军由明水、淄川、博山南下莱芜、新泰策应，企图同人民解放军在沂蒙山决战。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蒋介石调集20余万兵力，开始第二次进攻临沂，并令王耀武部南下增援。之后，蒋介石亲赴徐州，指挥对鲁南的会战。二月八日，华东局发出指示，动员全体军民，“粉碎蒋介石对山东的大举进攻”。华东野战军依据中央指示，采取诱敌深入，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集中兵力打其一路的方针，决定主动放弃临沂，挥戈北上，围歼莱芜一带的李仙洲集团。
  二月二十日，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战役，至二十三日共激战四天，歼敌7个整旅6万余人，俘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73军军长韩浚。人民解放军乘胜扩大战果，收复新泰、博山、掖县等13座县城及张店、周村、明水等重要市镇和车站，控制胶济线250余公里，使胶东、渤海、鲁中3个战略区再次连成一片，国民党军队只能困守济南、青岛、潍县等几个大城市和孤立据点。莱芜战役首创解放军一次歼敌7个整旅的光辉战例。之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被粉碎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发起对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决心把内战打到底。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出马，调集13个整编师为攻击主力，加上原胶济、津浦、陇海三线军队共64个师，45万余人，采取高度集中、攻击一点的方针，将其作战部队的三分之一全部投入战场，妄图一举歼灭华东解放军于沂蒙山区，以实现其占领整个山东的目的。山东解放区战局的发展，将决定能否打破蒋介石的战略进攻。因此，华东野战军采取运动战术，寻找战机，准备经过几次歼灭战，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
  人民解放军首战泰安。蒋介右采取密集平推、集团滚进的战法，以13个整编师约25万兵力，向新泰、蒙阴进犯。解放军则以一部正面阻击，主力则从东西两翼进攻敌人。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晨，解放军以3个纵队组成的右路兵团，直接攻击泰安孤立之敌，而以左路军监视进攻沂南、蒙阴的敌军，一举攻克泰安，全歼守敌2万人。阻击部队歼敌4000余人。接着猛插敌后，收复津浦路以西的宁阳，歼敌2000余人。首战告捷，共歼敌3万。
  继之再战孟良崮。泰蒙战役后，敌集中3个兵团17个整编师自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向鲁中山区进攻，企图压迫解放军同它在鲁中决战，或将解放军压缩到胶东狭窄地带合围聚歼。中共中央命令华东人民解放军诱敌深入，然后歼灭。为此，华东人民解放军主动放弃泰安、莱芜、蒙阴等地。蒋介石果然利令智昏，急令各部“跟踪追剿”。解放军采取中央突破、虎口拔牙的办法，集中全力歼灭中路孤立突出的74师，而阻击其两翼。74师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式装备。五月十三日，解放军在坦埠阻击该师，并将其包围穿插分割。十四日，74师回军孟良崮，企图利用其有利地形，固守待援。华东野战军为争取战机，决定在敌援兵到达前将其歼灭，经几昼夜激战，至十六日，攻下敌军据守的最后据点，全歼该师3个旅，击溃其他5个整师的增援，共歼敌3.2万人，击毙敌74师师长张灵甫。蒋介石哀叹他的“王牌师”74师被歼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华东战场的局势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转变。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不甘失败，又以32个旅24万兵力向沂蒙山进犯。敌人采取密集平推战术，18个旅齐头并进。华东野战军以大部主力（8个纵队）组成西线兵团，打入国民党统治区；而以3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坚持内线作战。七月初，为配合刘邓大军进入鲁西南，华东野战军主力分左右路军插入敌后。左路军于七月六至七日收复费县、枣庄、峄县。右路军七月八日再克泰安，并连克宁阳、肥城、东阿、平阴等县城，迫使敌军于七月十一日西撤，打破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历时三个月的重点进攻。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从东阿至濮县地段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历时一个月，共歼敌9个半旅，6.6万余人，俘敌师长2人。这次战役突破了被蒋介石吹嘘为可抵“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九月九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在菏泽沙土集歼敌1个师，随后又在曹县歼敌1个师的一部。
  一九四七年八月，国民党集结5个整编师，准备进攻胶东解放区。八月中旬，蒋介石向王耀武亲授机宜，企图由西向东将解放军山东兵团挤到海边，将华东党政机关、部队一网打尽。山东兵团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相配合，跳出包围圈穿插到外线敌后，于十月二日发起胶河战役，收复昌邑、掖县、威海，共歼敌4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对胶东的攻势。胶东大捷标志着山东战场转入了战略进攻。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至五月八日，山东兵团发动对胶济路两侧的春季攻势，攻克了张店、周村、邹平、潍县、安邱、长山、齐东、蒙阴、淄川、蓬莱、威海、新泰等17个城镇，歼敌8.5万余人，解放了除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等少数孤城之外的大片地段，山东解放区联成一片。华东的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在第二年的解放战争中，共歼敌38.9万人，解放城市53座。自五月至七月中旬，山东兵团在津浦路徐济段发动夏季攻势，共歼敌6.3万人，解放了昌潍、兖州、济宁、泰安等12座城市，华北、华东联成一片。
  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华东野战军7个纵队组成攻城兵团，另以8个纵队组成打援兵团，攻打济南。济南是津浦咽喉，是敌人东北、华北、华东三大作战集团的战略支撑点和联结枢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华东所进行的战略决战，能否联成一体、贯穿一线，关键是济南战役的成败。济南敌军为王耀武所部15个旅11万人，组成严密的防守网。人民解放军为争取时间，采取单刀直入的战术。九月十六日午夜，解放军从东西两线同时发起进攻，苦战两昼夜，敌外围阵地土崩瓦解。十九日，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压力下，敌96军军长吴化文起义，撤出战斗。蒋介石急令王耀武“缩短阵地，坚守待援”。二十二日，解放军解放商埠区，二十三日晨完成对内城包围，二十四日凌晨发起总攻击。在同守敌经过反复拉锯战后，解放军终于突破内城，占据省政府，当日晚九时结束战斗。此役歼敌11万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企图潜逃青岛，在寿光被民兵捕获。济南大捷声威所及，使据守临沂、菏泽、烟台之敌纷纷弃城逃窜。济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的序幕。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解放军解放青岛。八月，整个山东都回到人民手中。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军民共作战10907次，歼敌56.9万多人，缴获大批枪枝弹药及物资，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二、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在旧中国，山东的土地制度和由此而产生的租佃、雇佣、高利贷、赋役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这种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几乎决定着中国农村一切经济政治关系。这是山东农村生产力不发展和人民蒙受奴役剥削的根本的原因。农民为缴租赋，往往陷进高利贷的罗网之中。山东的高利贷者，一般同时又是地主、富农和商业资本家，农民借贷的期限短，利率高。抗战前，粮食借贷月利3分半，现金借贷月利2－5分，高者达9.27分。《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统计46县131家地主情况，其中68％的地主兼放高利贷。地主兼商人和高利贷者达86.3％，以经商而成为地主的有69家，可见地主、商人、高利贷是三位一体的农村剥削者。经过一九四六年减租减息和增加雇农工资，农民生活有所改善，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但是，农民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他们迫切要求土地。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已经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过渡到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了。一九四六年八月，中共华东局召开土地会议，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制定了山东实行土改的办法。
  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它本身必然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总清算。山东实行土地改革，最普遍有效的方式是清算、献田。献田中，农民从地主、汉奸手中获得的土地占20％。后期则以清算斗争为主。清算的内容，主要是反侵吞、反霸占、反隐瞒土地和对农民的开荒地收租，对过去地主恶霸在工资、负担方面对农民的克扣与转嫁则实行找工找负担。清算对象主要是封建地主和地方豪绅。清算方式则是通过忆苦对比，算地主剥削帐，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农民明白到底谁养活谁，树立农民当家做主人的思想。经过这样的阶级教育，然后召开清算讲理大会，控诉地主阶级和旧社会给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之苦，理直气壮地向地主讲理清算。在斗争中，农民提出“土地回老家”的口号，直接夺回被地主霸占的田产，找回被地主恶霸侵吞的工资和负担，迫使地主赔礼认错，将土地折价赔偿给农民。经过讲理清算，地主在农村的威信扫地，经济上、政治上受到有力打击，他们在农村被孤立了。
  地主阶级有几千年的统治农村的经验。他们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在经济上、宗族上、文化上占着很大的优势，对土地改革极端仇恨。他们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土地改革，破坏农业生产。在国民党军队侵占的地区或接敌区，地主恶霸派出特务扰乱社会，或组织武装暴乱，杀害共产党干部和积极分子，推翻地方人民政权。他们还组织地主还乡团带领蒋军进村，滥事捕杀，将农民分得的土地、粮食、农具等什物一律反攻倒算回去，造成乡村一片恐怖。
  国民党的进攻，地主、特务的反攻倒算和屠杀干部和农民罪行，激起农民的极大反抗，各地迅速滋长起“左”倾复仇情绪，于是土改运动从和平献田和讲理清算变成了暴力夺田。鲁中南区利用战争空隙，展开了猛烈的追旧约、换新约的群众性夺田斗争，开大会庆贺土地还家；提出“参军保家”、“反蒋保田”、“保田保家”等口号。有的地方搞全乡全县的大宣誓、大游行、大参军。渤海区用大推平的办法处理土地，每人平均3－5亩，不分阶级，谁的地多就分谁的地，严重侵害了中农利益。一九四七年初，为了纠正地富手中保有较多较好的土地、浮财和解决干部多占土改果实的问题，采用了“刮大风”的宣传方式，推行了“处处点火，村村冒烟”的过左政策。一九四七年四月后，各地也开始把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如同对其土地一样一起清算，并推广了“贫雇农说了算，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一套“左”的经验。一九四七年六月，中共华东局召开了寿塔寺会议，总结一年土改的经验，着重批判了各地土地改革中干部多占土改果实、地主富农多留地等所谓富农路线和党内不纯现象。在反右倾的同时，批准了“左”倾路线。华东局发出“七一指示”，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强调雇农路线、标准成分论，并把司法等各种大权由干部手中转移到贫雇农小组手中。直到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胶东土地会议上，仍然强调“整党的目的，就是搬石头”，夸大党内不纯和土改不彻底的情况，为“左”倾路线制造根据。一九四七年七月后，各地传达寿塔寺会议精神，强调对地主要扫地出门，“对军工烈属是地主成分者，也一律扫地出门”，“群众意见怎样即怎样”；土地分配的方法是打乱平分，以全村土地平均数为基准，使土地数量和质量、远近达到平均。之后，又把冀鲁豫的“雇贫农当家”、“干部交权”等错误口号从鲁南扩展到全省。凡此种种，使中农、贫农不团结，阶级关系混乱，基本劳动群众阶层缩小，雇贫农陷入孤立。且树敌太多，使村干部和贫农脱离群众。群众恐慌，怕“富”不敢生产，不相信生产致富政策。有的人“坐吃”斗争饭，土地荒芜，杀卖牲畜，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群众普遍要求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保障人权、财权，确定地权，害怕再平分土地，害怕再搞大斗争。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春，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山东到一九四八年七月，才初步停止了“左”倾路线。此后，新区实行减租减息，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实行废除债务，同时实行生产救灾和合理负担政策。接敌区则实行反倒算、反抓丁征粮政策，只进行减租减息，一律不搞土改。在部分老区、半老区，以生产救灾为主，宣布结束土改，颁发土地证，并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乡、区、县三级人民代表会议。
  一九四八年七月，山东开始以生产救灾作为共产党、解放军的中心任务，坚决停止土地改革。一九四九年后又开始定成份、定地权，并与救灾工作、支前工作结合进行。
  土地改革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农村生产关系大革命，尽管出现了失误和一些荒唐的事，但其大方向是正确的，两年的土地改革，在山东解放区取得了伟大胜利。
  首先，土地改革使农民在经济上获得翻身解放，摆脱了对地主阶级的依附。几千年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被废除，农民获得了土地和部分生产资料。据统计，山东有74％的村庄进行了土改，有1000多万亩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基本消灭了赤贫，中农和贫农上升，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土地改革为发动群众支援战争，发展农村生产力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质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扫清了道路。
  其次，农村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农民结成了乡村中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乡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成为土改的中坚和主力军，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在广大农村中树立起来。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残余势力，把几千年统治农民的一套政权、神权、族权打垮了，地主武装被取缔消灭，封建的乡村保甲制度被摧毁，地主的各种党团、会门、宗教迷信组织被扫荡一空。地主阶级的上层建筑被打碎，代之而起的是乡村中民主政权和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建立。农民组织自己的乡村武装，保卫自己的政权和土改果实，树立起农民在乡村中的统治地位。
  其三，土地改革是农民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土地改革中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千百年来受地主愚民政策愚弄、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觉醒了。他们成为摆脱地主阶级思想支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新人，表现了巨大的历史创造性和主动性。他们控诉旧社会之苦，认识到地主阶级统治是他们受苦受难的总根源。农民视共产党、解放军为救星，跟共产党走成为社会公理和农民翻身解放的唯一出路。山东解放区在土改后盗匪绝迹，秩序井然，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新气象。
  其四，土地革命的胜利，充分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农民把解放战争看作是“保家保田保饭碗”的生死攸关的大事，看作是他们求生存谋解放的战争。他们自觉参军参战，支援前方。
  三、山东人民对全国解放战争的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它为了人民，也必然依靠人民。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援和无私贡献，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后，战场转移到山东。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集中作战，兵力在20万人以上，战争供应十分繁难艰巨。一九四七年一月，为了适应支援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华东局改组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健全了领导机构。省支前委员会下设人力、粮食、民战、政治、人民武装各部及秘书处，全权统一领导支前工作。各行署、专署、县府也都建立了支前机构，党政部门抽调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干部参加支前工作，加强对支前工作的领导。省支前委员会提出了“全面组织人力，争取支前主动，保证前方需要，节省人力，作长期打算”的工作方针，并制定了统一人力调拨、统一粮食调拨、民工使用和管理教育等制度。在组织上，将民工分为随军民工、常备民工、临时民工三种编制，经常进行阶级教育、政治教育、时事教育和军事教育。为了保证作战部队的供给，解决现代战争与交通条件落后的矛盾，创造了将军用物资和粮食按站转运的民站网组织形式。
  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直接参军参战，参加地方兵团、主力兵团，或参加民兵保卫家乡、肃清后方的残余敌人。一九四六年，在自卫反击战中，鲁中各县的民兵轮战队有1.2万人开赴前线支援作战。章丘县人民武装部参谋李玉泉率领民兵爆炸队，用地雷炸死炸伤敌人130余名。在敌占区，民兵坚持游击战，用麻雀战、地雷战，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粮食物资来源和交通运输线。广大农民在翻身之后掀起的保田地保家乡运动，使整个解放区农村沸腾起来。一九四七年，山东有两次参军热潮，胶东有18.2万人、渤海区有9.3万人、鲁中南有1.9万人。蒙山县人民在“自己的大门自己看，自己的队伍自己干”的口号感召下，掀起参军热潮，二十天中有3470名青年报名参军。莱阳赤山区有1000名民兵集体参军，成为闻名全国的“赤山营”。一九四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九年三月的第四次参军高潮中，山东又有16.8万名青年参军，其中半数补入主力部队。一九四九年有19.4万人的地方武装升入主力部队，几乎占三野总兵员的三分之一。在参军过程中，父母送儿郎，妻子送丈夫，兄弟相随上战场的事迹到处皆有。人人以当兵为荣，以前线立功为荣。许多地方父死子继，兄死弟继，为人民当兵，为求解放而战。
  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踊跃支前，以巨大的人力物力保证战争胜利。一九四七年三月，华东局和省支前委员会决定组织随军担架队和运输队。至六月，全省有常备担架10391副，建制担架3954副，分派到各部队服务。在历次战役中，都有千百万人民参加支前战勤服务。鲁南战役时，有数十万民兵、民工参战。莱芜战役中，有50万人在战地服务，有500万人参加各种后勤工作。泰安战役有随军民工7万人，有85.6万人参加战勤服务。孟良崮战役，有92万民工参加支前。在这一战役中，鲁中区有近百万妇女参加支前工作，她们完成军鞋50万双，碾米磨面6000余万斤。有大批妇女直接参加战地服务，烙煎饼，送茶饭，宣传慰劳军队，或参加送给养、送弹药、修路破路、站岗放哨、维持后方治安等战勤工作。在一九四七年二月至九月半年多的时间里，山东的常备民工有53万，临时民工256万，合计工日达12500余万个。
  济南战役时，中共中央华东局抽调近千名干部，加强支前各部门的领导，以全省的人力物力支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前，华东局提出“全力以赴”支前的号召，建立华东统一的最高支前机构华东支前委员会，在支前中起了重大作用。渡江宁沪战役前后，华东局执行“把民工队当成学校办”的方针，从山东抽调两三千名干部到江北、江淮、皖西、赣东北、皖南、苏南、浙北地区，征借粮食，组织人力，建立支前基地。
  据不完全统计，从济南战役到宁沪战役，山东共动用人力595.8万人，其中济南战役50.3万人，淮海战役225.1万人，渡江宁沪战役320.3万人。山东民工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开展立功运动。随军南下的“陈毅担架队”4500人，跋涉数千里，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无一人掉队逃跑。陈毅在评价山东人民对淮海战役的重大贡献时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总之，山东人民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