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第一章 自然环境与行政区划
  山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省份。它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地区，介于北纬34°22′－38°23′、东经114°19′－122°43′之间。东部的胶东半岛伸入渤海与黄海之间，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庙岛群岛纵列于渤海海峡，象一条海上长城，拱卫着首都北京。西部的内陆，北接河北，南连安徽、江苏，西南与河南交界。全省东西长达700余公里，南北宽400余公里，海岸线长3000多公里，面积15.3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59％。境内有雄伟壮丽的名山大川，一望无际的平原沃野，曲折绵长的海岸浅滩，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自古以来就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著称于世。
  第一节 雄伟壮丽的山河
  一、地貌
  山东自然条件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可分为中山、低山、丘陵、台地、盆地、山前平原、黄河冲积扇、黄泛平原和黄河三角洲等九种类型。全省以低山丘陵和冲积平原为主，千米以上的中山，仅有少数山头散布在低山丘陵之间，形成以山地丘陵为骨架、平原盆地交错环列其间的地形大势。平原盆地、山地丘陵和河流湖泊各占全省总面积的64％、34.9％和1.1％。山东基本是一个平原盆地与山地丘陵相间杂的省份。
  从地形上看，全省可分为四个区域。
  鲁中南低山丘陵区，位于省会济南以南，东西宽约350公里，是全省地势最高、山地面积最广的地区。主峰在千米以上的泰、鲁、沂、蒙、徂徕诸山构成全区的脊背，绵亘于该区的北部；脊背的南部，地势逐渐降低，为海拔500－600米的丘陵。这里的山峰多是山顶较平的“方山”（当地称为“崮子”，是一种独特的地貌），向有大小七十二崮之称。著名的有孟良崮、抱犊崮、东汉崮、岱崮等。丘陵的边缘则是海拔40－70米、地表倾斜的山前平原，再向外延伸就渐入坦荡的华北平原。这里土层深厚，质地肥沃，地下水源丰富，排灌方便，历来是山东旱涝保收的“粮仓”。
  胶东丘陵区，位于胶莱河以东的半岛地区，除海拔700米以上的崂山、昆嵛山、艾山等少数山峰耸立在丘陵之上外，其余大部为海拔200－300米的波状丘陵带。这里坡缓谷宽，土层较厚，三面环海，气候湿润，是著名的粮、油、鱼、果产区。全区地势，东北和西南部较高，海拔500－900米；中部最低，海拔100米左右，为断陷平原带，主要有莱阳盆地、桃村盆地等。半岛丘陵的外缘是山丘和海面接触地带，沿海散布着宽窄不一的小平原，其中以蓬（莱）、黄（县）、掖（县）滨海平原面积最大，农、渔、盐业都很发达。胶东海岸蜿蜒曲折，多优良港湾。近海还有众多的岛屿，成为大陆的自然屏障。
  胶莱平原区，位于山东内陆与胶东半岛之间，中间有潍河、胶莱河、大沽河。平原海拔50米左右，地面平坦，有许多天然堤、滩子地、洼地等。平原边缘因河流与海水作用，产生一些浅凹地，略有波状起伏；还散布着一些小丘，犹如海上的孤岛。
  鲁西北平原区，位于运河、湖带以西，泰山山脉以北，略呈半圆形，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32％。全区地表平坦低洼，湖泊河流纵横交错，整个地势由平原最高的西南部朝东北微缓倾斜，至黄河入海处海拔已不足5米。黄河三角洲，呈扇形向东北方向展开，每年向海延伸2－3公里。这里土层深厚，资源丰富，是一块有很大潜力的“新大陆”。平原区除金乡、嘉祥、梁山、无棣等局部地方有孤立山丘外，其余均为黄泛区平原，发展粮食生产有很大潜力。在鲁中山区和鲁西平原的接触带上，有一连串的湖泊，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把它同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沟通在一起，在全国交通、水利和水产上都居重要地位。
  山东境内较著名的山有泰山、崂山、沂山、蒙山，分别座落在鲁中南山地丘陵区和胶东丘陵区。
  泰山，座落在山东中部，总面积400余平方公里。主峰在泰安市城北，海拔1545米，南侧陡峭，形成1300米的相对高度，给人以拔地通天、直插霄汉的雄伟印象。
  崂山，座落在山东半岛的东南，西靠青岛市区，北接即墨县，东、南两面濒临黄海，面积300平方公里。主峰位于崂山的东南部，海拔1133米，略低于泰山主峰。崂山主峰以北的罗延山、上苑山、三标山和青岛市区的太平山、楼山、信号山、贮水山等，都是它的余脉。
  沂山，是沂蒙山主脉之一，又名小泰山、东泰山，座落在沂水县北与临朐县的交界处。主峰玉皇顶在临朐县境，海拔1032米；环绕在玉皇顶周围，屹立着29座不同姿态的奇峰，绵延百里，素有“泰山为五岳之尊，沂山为五镇（东镇沂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中镇霍山）之首”的美称。
  蒙山，又称东蒙，纵横于山东平邑、蒙阴一带，西接泰山山脉。蒙山奇峰众多，有七十二主峰、三十六洞天之说。其中龟蒙、云蒙、东蒙三座主峰，峭拔挺立，岫出天外，从东往西一字排开。
  二、河湖
  山东境内的河流众多，比较重要的有黄河、运河、沂河、沐河、徒骇河、马颊河等，分属黄河、潍河、海河和边缘水系。
  黄河，在山东属下游河段，自鲁西南东明县后双楼入境，向东北斜贯鲁西北平原，流经菏泽、泰安、聊城、济南、德州、惠民、东营等7个市地、21个县境，流程610余公里；河道上宽下窄，东明最宽处达20公里，位山以下有的不足1公里，最窄处仅300－400米。黄河径流量与中国其他江河相比，并不算多，每年平均约480亿立方米；但它的含沙量却高得惊人，平均每立方米河水含沙38公斤，最多时达650公斤，在世界各大河中居于首位。由于河道淤积，河床升高，有的地方河床高于河外平原，遂使黄河成为“地上悬河”，潜伏着极大危险。黄河历史上决口和改道极为频繁。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治黄工作，投资5.6亿元修建堤防、险口、控导工程、展宽工程和大小水库，开辟滞洪区，改变了历史上“黄河三年两决口”的状况，取得了三十六年伏秋大汛未决口的成就。随着黄河流域的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黄河旧貌变新颜，已由千年害河逐渐变成造福于人民的益河。
  山东运河，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山东的部分，纵贯整个鲁西大平原，全长560余公里，约占运河总长度（1750公里）的三分之一。山东运河，开凿于隋炀帝大业四年（六〇八年），经历了四次变迁：第一次是元朝忽必烈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开济州运河；第二次是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开会通河；第三次是明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六年）开南阳新河；第四次是明万历年间开沥河。山东运河地处北方干旱地区，自然雨水缺乏，主要依靠大汶河、泗河济给。新中国建立前，山东运河除济宁以南还保持有限数量的民间航运外，济宁以北的河段，几乎全部干涸，而且有的地段连河道眉目也看不清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山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治理运河的工程建设。东平以南，特别是济宁南北的运河，已修治一新。
  沂河、沐河，是山东省南部两条较大的河流。沂河源于鲁中南山区的鲁山，经沂水、沂南、临沂、郯城等市县及江苏省的邳县、新沂县入骆马湖。沂河全长570余公里，20公里以上的支流有10余条，皆从右岸汇入，呈不对称的树枝状水系。沐河源于临朐县的沂山，流经沂水、莒县、莒南、临沐入江苏省境，全长400余公里，在临沐县境分成新、老两条沐河。老沐河经江苏省新沂县的新沂河入海；新沐河经大沙河故道至临洪口入海州湾。沐河在山东省境内与沂河平行纵贯鲁南，主要支流有浔河、袁公河和高榆河等，偏于左岸。
  徒骇河，是鲁北平原最大排洪河系，源于河南省清丰县永顺沟，至沾化县入渤海，长410余公里。其主要支流有金线河、赵王河、苇河、七里河、赵牛河、土马河等。河口处低洼，滩地广布。马颊河也源于河南，由无棣县入渤海，长370余公里。
  小清河，源于济南诸泉，向东北至寿光羊角沟流入莱州湾，全长230余公里。小清河水文变化稳定，可常年通航木船、拖轮，是山东省境内唯一的水陆联运、河海联运的河道。
  总之，山东河流多为非常年水系，雨水多时河水多，雨水少时河水少，大旱之年则多干涸。所以山东河流能用于通航的极少。
  山东湖泊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山丘区与鲁西平原的接触带上，称为鲁西湖带，呈西北东南向。济宁以南称“南四湖”，济宁以北称“北五湖”。京杭运河自北而南从湖中穿过。另外，还有几个零星小湖泊，如济南的大明湖、章丘的白云湖、桓台的马踏湖等。
  南四湖，由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相连组成，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泊。湖身狭长，南北长126公里，东西最宽处22.5公里，最窄处3公里。在一般水位时，总面积为1240余平方公里。南四湖东依津浦铁路，西临苏鲁皖平原，南抵徐州，北达济宁。四湖之中，微山湖最大，540余平方公里，所以南四湖又通称为微山湖。湖区一般水深0.5－1米，最深处3米左右，湖底平坦，多淤泥，是重要的淡水养殖基地。湖里经济鱼类达60多种，水生植物也很丰富。
  北五湖，由马场湖、蜀山湖、南旺湖、马踏湖、东平湖组成，除东平湖常年有水外，其余各湖已成为夏季积水的洼地。东平湖位于梁山、东平、平阴三县之间，南与运河相接，北经小清河水闸与黄河相通，是古梁山泊之余部，面积约100多平方公里，夏季水盛时可达150多平方公里，一般水深1－2米，最深处3.5米。东平湖除对调节黄河水量、灌溉农田、保证京杭运河通航有重要作用外，还是一个浅水富营养型淡水湖泊。它水质肥沃，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有鱼类50种，还盛产鳖、蟹、贝、螺、菱芡等。
  三、海岸
  山东是一个沿海省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海岸北起无棣县北端的大口河，南至日照县南端的绣针河口，全长3000余公里（岛屿岸线长600余公里），占全国海岸线长的六分之一，仅次于广东省。山东海岸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沙泥平原岸，从无棣县的大口河到莱州湾东岸的虎头崖。这一线段主要由黄河冲积的泥沙质组成。二是山地港湾岸，自虎头崖到胶州湾南的棋子湾，多优良海港。三是低缓夷平岸，自棋子湾到岚山头，海岸外缘由基岩沙质堆积而成，岸线平直，海岸开阔。
  山东岛屿众多，大小共有290余个。近陆地岛屿，自北而南有桑岛、崆峒岛、养马岛、刘公岛、鸡鸣岛、海驴岛、镆鎁岛、苏山岛、宫家岛、杜家岛、黄岛、灵山岛等。离陆地稍远一点的有庙岛群岛（又称长山列岛），由4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较大的有长山岛、大黑山岛、砣矶岛、钦岛和隍城岛等。庙岛群岛南北纵列，如一串珍珠，形成出入渤海的门户，历来被称为京津咽喉，军事要地。
  第二节 自然资源
  山东大地不仅山河壮丽，而且有着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是中国重要的资源宝库之一。
  一、矿产资源
  山东的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分布广。据一九八三年统计，全省已发现97种矿产，占全国已发现矿产（150种）的64％.已探明并保有储量的矿产65种，占全国探明储量矿产（135种）的48％。其中，黑色金属矿产3种，有色金属及贵重金属矿产9种，稀有金属、分散、放射性元素及特种非金属矿产12种，燃料矿产4种，冶金辅助原料非金属矿产6种，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8种，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产22种，地下热水1种。在探明储量的矿产中，居全国前10位的矿产有33种，其中自然硫、金居第一位；金钢石、石油、石墨、菱镁矿、钴、铪居第二位；膨润土、滑石、水泥石灰岩居第三位；石膏、锆英石、重晶石、油页岩、矽藻土、珍珠岩、水泥配料（黄土、红土、页岩）居第四位；耐火粘土、沸石居第五位；云母、铝土矿、轻稀土矿居第六位；天然气、大理岩居第七位；长石、玻璃用砂（包括砂岩、石英岩等）、铁、镓、磷居第八位；水泥用凝灰岩居第九位；煤、石棉、硫铁矿居第十位。已开发利用的矿产12种，产地（或矿区）102处。主要矿产煤、石油、铁、金、金刚石、石墨、石膏、自然硫等，分布集中，产地交通方便，易于开采。
  黑色金属矿，已发现4种，其中已探明储量的有铁、钛铁矿、金红石3种。铁矿的储量最大，主要集中在鲁中及鲁中南地区，莱芜、济南、淄博等地都是本省铁矿富集区。
  有色金属矿，已探明储量的近20种，产地100多处，既有用途极广的铜、铝土、铅、锌、镍矿；也有贵重的金、银矿；还有稀有金属钼、锆、镓、铈、镧等矿和核工业原料铀矿。铜、锌、锆等储量也比较多。
  稀有金属矿，种类多，储量大，分布也比较集中，主要的有钼矿、铀矿、稀土矿。
  非金属矿，种类较齐全，有的在全国名列前茅，金刚石的储量占全国的二分之一以上。
  燃料矿产，已探明储量的燃料矿产有煤、石油、天然气和油页岩4种。
  煤炭储量约占全国煤炭地质储量的六分之一，已探明储量160多亿吨，按一九八五年的开采量计算，还可开采三百多年。山东煤炭矿区集中，原煤生产能力较大，煤炭年产量4000多万吨。煤田主要分布在鲁中山丘的北麓和西麓盆地，淄博、枣庄、肥城、新汶、莱芜等均为重要的煤炭基地。尚在建设中的兖州新煤炭矿区将成为中国重要的煤炭出口基地。
  石油、天然气储量都非常可观。石油已探明储量约占全国已探明储量的五分之一，天然气已探明储量600亿立方米左右。到一九八五年已发现几十个大油田，主要集中在东营市及其附近县、市、区。此外，还有属于中原油田开采范围的鲁西南富油区。渤海湾、莱州湾内也发现了丰富的海底石油资源。
  地下热水非常丰富，已有地下热水出露点27处。其中天然温泉17处，日出水量近9000立方米，热流量共达4.3亿大卡/日，约相当于60多吨标准燃料的含热量。
  二、生物资源
  山东属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适宜多种动植物的生长繁殖，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全省植物种类有3100多种（其中经济植物约2400种），陆栖脊椎动物440多种。
  （一）植物资源。
  首先是栽培植物。
  农作物。山东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区之一，盛产小麦、玉米、谷子、高粱、薯类等粮食作物。棉、花生、烟、麻四大经济作物，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蔬菜。山东是中国蔬菜的重要产区。蔬菜种类很多，主要有瓜类、根菜类、叶菜类、花菜类、茎菜类、果菜类、豆类等，约60多种。其中不少品种属名产蔬菜，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声誉，如胶州大白菜、福山包头大白菜、苍山大蒜、潍县青萝卜、章丘大葱、莱芜生姜等。
  林、果、桑、柞、茶。山东属温带落叶阔叶林区，林木的区系组成以华北区系林木为主体，掺杂了一些南方、北方及国外林木成份，林木资源比较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树种隶属80科、203属、615种。山东是中国温带果品的最大产区，一九八五年水果产量达42.8亿斤，约占全国水果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其中苹果、梨、桃、枣、柿、葡萄、樱桃、山楂等10多种，在全国果品生产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山东还是中国最早的蚕区之一。一九八五年全省有专用桑园22万亩，年产桑蚕茧20多万担；柞树100多万亩，产柞蚕茧12万担左右。山东自一九五九年开始引种茶树，到一九八五年全省共有茶树品种约20个，茶园4.5万亩左右，年总产茶叶约320万斤。
  其次是野生植物。
  全省野生经济植物有640余种，分属135科、392属，按其经济价值和用途可分为7大类：
  药用植物。全省已收购利用的植物药材有300种以上，主要特产中草药约70种，分布较普遍的有香附子、薄荷、丹参、乌头、何首乌等。
  油脂类植物。全省有150余种，其中含油率较高、有开发利用价值的60多种。
  淀粉糖类植物。全省约有80种，其中含淀粉40％以上的有10余种。全省每年可采到野生糖类原料数亿斤。
  芳香油类植物。全省可利用的芳香油类野生植物有65种，主要有野花椒、薄荷、香附子。
  纤维类植物。全省有野生纤维类植物134种，其中可供纺织用的重要种类有罗布麻、苎麻等。
  土农药原料植物。山东可用作土农药的野生植物有40多种，如猫儿眼草、臭椿草、丝石竹、牡蒿、飞燕草等。
  鞣质植物。全省有84种，主要有地榆、多花蔷薇、拳蓼、委陵菜等。
  淡水植物。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水生维管束植物近40种，常见的有轮叶黑藻、苦草、眼子菜、聚草、菱、芡、菰、芦苇、荇菜、莲、蒲草等。
  （二）动物资源。
  畜禽。山东是全国畜禽良种基地之一，已发现地方良种40多个。其中著名的本地良种有鲁西黄牛、渤海黑牛、德州驴、莱芜猪、济宁青山羊、鲁西寒羊、寿光鸡、微山麻鸭、五龙鹅等。
  野生动物。全省共有各类陆栖脊椎动物400多种，其中兽类50余种，两栖类8种，爬行类20余种，鸟类360余种。山东境内没有大型猛兽和草食兽，特有种类极少，中型兽类也不多，常见的只是一些小型兽类。鸟类混有部分南方类型。在动物资源中，还有多种动物性药材，其中不少属著名特产中药。
  淡水鱼类。湖泊、河流、水库、坑塘鱼类资源共有70多种，其中主要经济鱼类20多种，以鲤、鲫等鱼类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毛蟹、秀丽白虾、日本沼虾、甲鱼等。
  另外，山东海域属温带海区，温度适宜，生态环境优良。黄河等众多河流携带着大量江河淡水汇流入海，使入海口一带海域营养丰富，饵料资源充足，是一些重要经济鱼类的产卵场和索饵场。据调查，来山东沿海栖息和涸游的鱼虾类有260多种，其中捕捞价值高的重要类群有30多种；沿岸浅海和滩涂，适宜于多种贝类繁殖，出产经济贝类20多种，还有20多种经济海藻及海参、文昌鱼、头足类、海兽、海龟、海蛇等多种海生动物资源。
  第三节 人口与行政区划
  一、人口
  山东是中国人口众多、居住密集的省份之一。一九八五年底，全省有7695万人，仅次于四川、河南，居全国第三位。总人口中，男性3922万人，占51％；女性3773万人，占49％。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503人，除上海、北京、天津3市外，在全国各省（区）中，居第二位。城镇人口2215万（包括城市人口中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29.3％；乡村人口5349万，占总人口的70.7％。平原地区人口稠密，鲁西北局部平原和沿海一带的平原，每平方公里约600人；山地丘陵人口较少，鲁中南和胶东半岛的山区，每平方公里300人左右；黄河三角洲的滨海地带人口稀少，每平方公里不足200人。人口文化程度，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省受小学及小学以上文化教育的人口为4291.4万人。其中大学文化程度的26.3万人，高中文化程度的437.7万人，初中文化程度的1317.2万人。人口平均寿命一九八一年为70.23岁，其中男性68.74岁，女性71.73岁。
  山东是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外，还有回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38个少数民族，约44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0.57％。
  二、行政区划的沿革
  一九四九年八月，山东全境解放。山东省人民政府在原山东解放区行政区划的基础上，确定了全省的行政区划，设置了济南（辖11区）、青岛（辖7区）、徐州（辖6区和铜山县）、潍坊（辖5区）4个省辖市和淄博工矿特区（辖2市2县）、昌潍专区（辖9县）两个直属专区，同时设鲁中南、胶东、渤海3个行署区，下辖15个专区、4个行署区辖市、4个专区辖市。全省共140个县、3个县级办事处、1个县级特区、1个县级镇。
  一九五〇年，山东省隶属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省内行政区划发生了一次较大变化：撤销渤海、胶东、鲁中南3个行署区，并将原省辖专区、特区与行署区辖的专区合并，改置滕县、临沂、泰安、沂水、德州、惠民、淄博、昌潍、胶州、莱阳、文登等11个专区。原省辖的潍坊市属昌潍专区，烟台改为省辖市，原行署辖的新海连、济宁、德州3市分别归临沂、滕县、德州3个专区。原张店、周村2市合并为张周市，博山县城关与淄川县矿区合并为淄博市，统归淄博专区。
  一九五二年，平原省撤销，山东省界发生较大变化。原平原省的聊城、菏泽、湖西3个专区及其所辖29县，与河北省的武城、恩县、夏津、临清、馆陶5县和临清镇划入山东省；山东省的东光、吴桥、宁津、庆云、盐山、南皮6县划归河北省；徐州、新海连2市及丰县、沛县、华山、铜北、赣榆、邳县、东海7县划归江苏省。
  一九五三年撤销沂水、湖西2个专区，滕县专区更名为济宁专区，淄博专区改设淄博工矿区。
  一九五四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撤销以后，山东省改由中央直接领导。淄博工矿区改为省辖的淄博市，临清镇改设省辖的临清市，原专区所辖的潍坊、济宁、威海、德州4市改为省辖市。
  一九五五年三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更名为山东省人民委员会。
  一九五六年，撤销德州、胶州、文登3专区。
  一九五八年，山东省行政区划又一次发生较大变化。原省辖烟台、淄博2市划归所在地区的专署领导，将潍坊、济宁、威海、德州、临清5个省辖市改为专区辖市，撤销了泰安、菏泽2专区，莱阳、惠民专区分别更名为烟台、淄博专区。
  一九五九年，复置菏泽专区。
  一九六一年，撤销淄博专区，淄博、枣庄2市改为省直辖；复置惠民、泰安、德州3专区。
  一九六七年，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更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专区改为地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更名为山东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二年，设省辖东营市。
  一九八三年，为逐步过渡到市管县的行政区划体制，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山东省行政区划作了较大变动，撤销烟台、潍坊、济宁3地区，设烟台、潍坊、济宁3省辖市。
  一九八五年，改泰安地区为省辖市。
  至此，山东省共辖9个市、5个地区，包括33个市辖区、12个县级市、92个县。济南市仍为山东省人民政府驻地。
  第二章 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
  第一节 东夷人文化
  山东人民自古就在黄河下游一带生活，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创造了山东古代文明。远古时代的山东是东夷族聚居的地方，因而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文化统称为东夷人文化。
  一、最早的山东人——“沂源人”
  山东历史久远，根据考古发现，最早的山东人，可以上溯到四五十万年以前。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五日，在山东沂源县骑子鞍山东山麓的一个石灰岩裂隙中，发现了与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属同时代的、距今已有四五十万年的“沂源人”化石。这些猿人化石是：一块头盖骨，六颗牙齿，一块肱骨，一块股骨，一块肋骨，两块眉骨。另外，还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数十种。经初步研究发现，“沂源人”与“北京人”在体质上极为相似，而他们猎获的肿骨鹿、李氏野猪、巨河狸等，又恰恰是“北京人”居住区动物群中的多见动物。由此可以推想，最早的山东人是和同时代的“北京人”生活于相近似的环境之中的。
  继“沂源人”之后，山东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山东人的祖先经历了极其漫长的、艰难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两处遗址特别值得注意：一处在沂源，这是一个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这个洞是奥陶纪石灰岩中的一个溶洞，两头都有人工扩大的开口，洞内保存着大量的灰烬等堆积物。考古工作者从中采集到了一些刮削器、石片、石核以及野猪、野马、野驴等哺乳动物的化石。根据研究估计，这一遗址属于更新世晚期的一种旧石器文化，距今约有二三万年的历史。另一处在新泰县乌珠台。在这里发现了一枚人的左下臼齿，经鉴定属少年女性个体，其特征较“北京人”下臼齿进步，已达智人阶段。这处遗址亦属更新世晚期的旧石器文化，距今亦有二三万年。这个遗址发现的资料说明，在“沂源人”之后，山东人又获取了巨大的进步：打制石器的技术大大提高了，体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猿人的特征，跨入了新人（智人）阶段；社会组织形式也从原始人群的乱婚形式，经由血族群婚形式，向氏族制度过渡。这一切预示着，山东人的祖先即将告别旧石器时代，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沂源人”的发现证明，山东人是祖国大家庭中资格较老的成员之一。
  二、北辛文化阶段
  北辛文化是以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命名的，距今约七千年到六千年，属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至中期阶段。据已有资料分析，北辛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以泰山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汶河、泗水流域一带。
  北辛文化阶段，人类主要依靠打制的石斧和磨制的石铲垦地，从事农业生产。在一座属于北辛文化晚期的窑穴中，出土了少量炭化的粟类粮食。这表明古山东人生产力的提高。人们除了食用外，已有剩余粮食储存。在北辛文化各地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猪骨、兽骨，表明人类除继续进行渔猎活动外，家畜饲养已经开始。北辛文化阶段的人们，不仅学会了制作陶器，而且开始运用慢轮修整工艺；器皿类型也由简到繁、由小到大，甚至会做高50厘米、口径60厘米的大鼎。从这类大鼎的出现以及墓坑的狭小、单人葬的形式、随葬品的贫乏、矮小的4－6平方米的窝棚式住房等情形来看，北辛文化阶段的人们还过着氏族公社生活，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三、大汶口文化阶段
  一九五九年，在泰安市南部大汶口遗址发掘中，清理了133座墓葬，出土了1000余件独具风格的随葬器物，经研究确认，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大汶口文化。此后，在山东境内又相继发现了100多处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遗址，进一步展示了那个时代山东先民活动的情景。
  大汶口文化从距今约六千年开始，大约经历了近二千年的发展过程，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主要分布在汶、泗、沂、淄、潍、沐、弥诸河流域的广阔地带，南达徐淮平原，北到黄河北岸，东至山东半岛，西抵河南中部。
  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人们还过着母系社会生活，所用的石器种类较少，仅见铲、斧、磨棒等，而且加工粗糙，打制和磨制相结合；陶器类别亦较少，有粗把觚形杯，腹部微折的釜形鼎、深腹钵、三足钵等。房屋多为圆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面积仅五六平方米；墓葬多为浅穴土坑，随葬品少，并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也有男女老少埋在一起的多人二次合葬墓。到了中、晚期，情形发生了显著变化，生产已有很大发展，社会已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首先，生产工具有了进一步改进。石制工具由原先比较粗糙，变成通体磨光，穿孔装柄；有砍伐树木的石斧和清除杂草的薄而扁的石铲；出现了骨镰、蚌镰、牙镰等农具，用于收割禾穗。到了晚期，还出现了用鹿角制成的鹤嘴锄，用于中耕。农业产量提高了，储存余粮已是经常的现象。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为储存粟类粮食的建筑。
  其次，家畜饲养业有了较大发展。养猪、养狗、养牛、养羊，而以养猪最为发展。随葬品中常见猪头、猪下颚骨以及猪的四肢。经鉴定，这些猪的年龄一般都较大，而且包括种猪，说明那时人们已经掌握繁殖猪的技术。
  第三，农业与手工业开始分离。制陶业已有了红、灰、黑、白等各种颜色的陶器；在陶坯的制法上，发明了轮制法；陶器的造型丰富多样，有觚形杯、釜形鼎、钵形鼎、背壶、高柄杯等。另外，从出土的象牙雕筒、透雕蓖梳、精雕细缕的玉器以及镶嵌松石工艺看，镂雕、镶嵌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制陶和镂雕的发展，证明一支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队伍出现了。
  第四，居住条件有了改善。大汶口文化后期，已有地面房屋建筑，面积达到20平方米，墙基采用挖槽砌建，墙内立有木柱，构成木骨结构。这比矮小简陋的半地穴式建筑，技术进步，居住舒适。
  最后，出现了私有制和贫富现象。这可以从发掘的坟墓形制、大小不同，葬具和随葬品多寡优劣不同看出来。大汶口墓地有一座大墓，墓穴宏大，长4.2米多，宽3.2米多，木椁长3米，宽1.2米，安放着死者尸体。死者身上佩戴着许多玉器，木椁内外还有各种陶器等随葬品。木椁外随葬大量陶器，其中酒器有60件，并有猪头两个、鳄鱼鳞板84块。这说明死者生前有十分显赫的社会地位，占有丰富的财富，这和一般氏族成员的墓葬（小墓没有木椁，没有奢侈品），形成贫富悬殊的鲜明对比。
  四、龙山文化阶段
  龙山文化因首先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发现而得名。据科学测定，龙山文化大约在公元前二四〇〇年至公元前一九〇〇年之间。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一致，而且有两者叠压在一起的遗存。这充分说明，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是那个时代东夷人创造的一种更高水平的原始文化。
  龙山文化阶段的生产力又朝前迈进了一大步。生产工具不仅有磨制精细的石斧、石铲、石锛、石凿等，而且出现了新型的收割工具镰和长方形、半月形的双孔石刀，还有大型长方形五孔玉刀、长条形玉锛。骨制工具有铲、凿、锥、针、箭镞等。蚌器有刀、镰、铲等。陶质工具出现了纺轮、网坠、制陶工具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个别遗址中发现了少量铜制工具。制陶手工业又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精美的黑陶器物，普遍采用轮制技术。代表器物有颈腹相连带冲天流的鬶，鸟头形足的鼎，柄部有竹状突棱的浅盘豆，单把或双耳杯等。并且出现了制作精细的“蛋壳陶”，它“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充分显示了古代山东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
  龙山文化阶段的房屋建筑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出现了土台式建筑和土坯砌墙式建筑。在住房的附近，还常发现各种窑穴，形状像袋坑，底平整，显然是储存物品用的。
  龙山文化阶段，原始宗教有了发展，在遗址中发现了卜骨，当时可能出现了巫人。龙山文化年代，正是中国中原地区原始社会解体，奴隶制王朝——夏王朝建立的时期。文明时代代替了原始时代，山东先民与中原地区人民一起进入了奴隶社会。
  第二节 齐鲁古国
  一、夷夏两族关系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迄今已有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夏朝的历史，特别是夏朝前期的历史与山东地方有密切的关系。那时黄河下游地区，洪水经常泛滥成灾。为了共同和洪水作斗争，从中国西部东迁的夏族和原住在山东地方的夷族结成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联盟的首领分别由夷、夏两族轮流担任。禹治水有功，舜让其位。这种“禅让”实际上是一种氏族的民主选举制度，同时也说明各个部落的团结合作关系。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耕于历山（济南），渔雷泽（兖州），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曲阜）。可见舜出生在山东，大部分活动也在山东，属于东夷族。而禹，姒姓，系鲧之子，原为夏后氏部落首领。从“禹传子，家天下”开始，原来的部落首领联盟制就转化为国王制。与这种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氏族民主选举制也让位于世袭王位制。这种转变正是原始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权力是和利益紧密相联的。禹时，随着生产的发展，掠夺战争的发生，部落首领们的权力加强了。他们霸占了许多剩余产品，形成了贵族阶层。他们极力维护自己已经获得的政治、经济利益。禹之子启，就是借助于这种势力登上王位的。“家天下”满足了以启为代表的贵族势力的要求，却破坏了以往的政治平衡，尤其是破坏了夷夏两族的关系，引起了山东夷人的强烈反抗。夷夏两族的斗争约进行了半个世纪，夏政权也曾一度落到夷族首领有穷氏后羿和寒浞手里，后来少康复国也主要是依靠夏族在山东的势力而取得最后的成功。少康的儿子在位时，继续大兴东征之师，杀掉了潍县西南的王寿，并一直打到东海。从此以后，东夷各国、各部落才承认夏王的共主地位，称臣受爵，交纳贡赋。
  夏初夷夏之间的这场长期斗争，最后打破了以往东夷与诸夏两大势力的均衡联盟，发展成为集中统一的王权，也把各民族会融在华夏民族的大家庭之中。
  二、商汤灭夏统治中国
  夏朝自禹始建，到桀灭亡，一共传了14代、17王，四百七十一年，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六世纪之间。夏朝后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末代君主夏桀十分残暴，最后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终于被商汤所灭。
  继夏朝而起的商朝，和山东关系更为密切。可以说，它是起自山东，立足山东，进而统治中国的。据传说和记载，商的始祖契都于蕃（今山东滕县）。契的子孙相土，东逾泗水，在泰山脚下建立了东都。汤都于亳（今山东曹县）。从契到汤，传了14代，经过四百余年的发展，正好与夏朝相始终。到夏朝末年，商已经成为东方的一个势力强大的方国。
  山东不仅是汤以前商人活动的中心，而且是商朝统治势力的重要根据地。商朝不仅控制了黄河中下游一带，而且影响远抵西方的氐羌人所居地区。商代的统治区域远远超过夏代，其经济、文化水平也远远高于夏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汤到盘庚，十代二十王，共迁都5次，其中3次定都于今山东境内。自汤回到亳都后，传五代九王至太戊，均以亳作为统治全国的行政中心。仲丁以后，王室内部发生王位纷争，东南方的夷人乘机进攻商朝。迫于形势，仲丁由亳迁嚣（即隞，今河南荥阳东北），河亶甲再由嚣迁相（今河南内黄县东南）。著名商王祖乙战胜九夷，又将国都迁到庇（今山东鱼台）。为了开发东南，南庚再将国都东移至奄（今山东曲阜），后来，盘庚将国都从奄迁至殷，直到商亡，未再迁徙。由此可见，盘庚以前的三百多年间，今山东鲁西南地区一直是商朝的政治中心和统治中国的大本营。
  三、齐鲁立国八百年
  商朝晚期，连年对东南夷人用兵，商纣王又整日迷于歌舞淫乐。公元前一〇二七年，武王伐纣的大军到达离商都朝歌仅10公里的牧野。商纣王仓促应战，驱赶大批奴隶和从东南夷抓来的俘虏上阵。“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①（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第124页。）周军逼得商纣王登上鹿台，引火自焚。商朝灭亡了。
  周朝建立后，自武王始，几代国君都曾经大封诸侯，意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实现对全国的统治。为了加强周王朝对东方的控制，周封姜太公为齐侯，统治薄姑氏的土地和人民，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封周公的长子伯禽于奄国旧地，建鲁国。自此，齐国、鲁国作为东方大国，成了周王朝的两大支柱；据《国语·齐语》记载，齐国“地南至于〓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河，东至于纪酅”。大致说来，相当于今天山东境内黄河、胶济铁路和莱州湾之间的地带。姜太公到齐国后，采取了进步的政策，使齐国经济、文化获得迅速发展，成为大国。鲁国，北及泰山，东过龟山、蒙山，南沿泗水，包有凫、峄诸山，封疆特别大，成为一个代表王家镇抚徐、奄、淮夷以及僻远“海帮”的东方大国，又是一个将周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一道的“礼义之邦”。齐、鲁作为东方大国，在西周时期的社会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在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扮演了诸侯争雄中的霸主角色。
  公元前七七〇年，周平王东迁，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代，群雄争霸的乱世开始。首先站到时代前列的，是辅佐齐桓公的管仲。管仲相齐后，立即着手改革。他的改革是多方面的，涉及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成效明显，为齐国称霸诸侯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由于管仲的改革，齐国当时政通人和，遂成霸业。
  公元前四七五年，中国进入战国时代，魏、楚、韩、秦先后变法，很快强大起来。齐国到齐威王主政时，拜邹忌为相，大胆实行改革，招贤纳士，广开言路，奖励进谏，终于大振国力、军力；在军师孙膑的指挥下，经过齐魏的桂陵和马陵之战，齐国又一次强盛起来。公元前三三四年，魏惠王率韩国和其他小国国君到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朝见齐威王，尊齐威王为王，标志着齐已代魏成为东方的霸主。公元前二八六年，齐国灭掉宋国，达到了鼎盛时期。
  鲁国在春秋时代，曾一度强盛过，但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它不作改革、不敢进取，始终处于不景气状态，在“七雄”中没有位置，于公元前二五六年为楚所灭。齐灭宋后，直接威胁到了三晋和楚，秦也感到不安。公元前二八五年，秦攻齐，取九城。第二年，由燕国乐毅率燕、秦、韩、赵、魏5国之兵伐齐，六个月中连下70余城，攻破齐都临淄。后来，虽经田单“大摆火牛阵”，打败了燕军，70余城重新克复，但齐国经此重大挫伤，元气再也恢复不起来了。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国再次攻齐时，齐一触即溃，齐王建被俘。在山东地区立国八百年的齐国最后灭亡了。
  四、秦汉以来的历史沿革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了全国，一改过去“封邦建国”制，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在山东地区设置了齐郡、琅郡、胶东郡、济北郡、东海郡、薛郡等行政单位。从此以后，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山东地区虽然有时也曾为割据势力所盘踞，但总的来说，则是属于历代封建王朝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历代王朝都很重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秦始皇一生五次出巡，其中有三次是到山东。汉刘邦封他的庶出长子刘肥为齐王，并派开国功臣曹参为齐相国。汉武帝时，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对山东地区也很重视。从西汉到东汉的四百余年间，和其他地区相比，山东在经济和文化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隋末农民大起义，山东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他们以自己的热血冲开了封建生产关系中最腐朽、最反动部分的障碍，解放了生产力。唐末黄巢的起义，又一次冲击了封建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明清两朝约五百年间，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曲曲折折，不断发展。
  山东作为一个行政区划，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山东”一名由来已久。战国时代，秦据关中，即称崤函以东的六国为关东或山东。秦汉大统一局面出现以后，山东一名开始出现广狭二义。其广义仍指崤函以东或太行山以东地区；其狭义则指与今山东大体近似的地区。山东的历史沿革，夏、商以前不详。西周、春秋时代，山东属齐、鲁、曹、滕、薛、郯及卫国。战国后期属齐，其南北各一部分属楚、赵。秦统一以后，山东分置数郡。西汉初，山东大部分地区为刘邦之子刘肥的封地。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一〇六年），初置13部州，山东分属青、兖、徐3州。东汉时，山东属青、徐、兖、豫（鲁国划归豫州）4州。三国时代的区划略同东汉。西晋初，山东分属青、徐、兖、豫（统鲁郡）、冀（统平原、乐陵）5州。晋怀帝永嘉（三〇七年至三一三年）以后，山东先后为后赵、前燕、前秦、南燕所据有。东晋安帝义熙五年（四〇九年），刘裕平南燕，复置青、兖、徐3州，后又置冀州，治历城。其后，山东地方为北魏所有。魏亡后属北齐，继又为北周所并。隋统一后，又恢复13部州，山东分属青、徐、兖、豫4州。唐贞观初，分全国为10道，河、济以南属河南道，以北属河北道。北宋改道为路，分全国为24路，山东分属京东东路、京东西路。金大定八年（一一六八年）置山东东西路统军司，治益都。至此，山东始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划。元朝分置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山东东西道宣慰司，直隶中书省，称为“腹里”。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置山东行中书省，治青州。九年，移治济南，又改置承宣布政使司，领6府、15州、89县。清朝区划大体未变，只不过府、州、县数略有增减而已。
  第三节 山东自古出英杰
  山东是中国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齐鲁文化在整个华夏文化中占居重要地位，并有代表性。它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和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
   一、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
  春秋战国以来，许多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出生于山东，下举数人。
  孔子（前五五——前四七九年），春秋时代儒家学派创始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孔子的主要政治思想是维护奴隶制的“礼”制，要求君臣父子都恪守周礼规定的名分，以严格亲疏、贵贱、尊卑、上下关系。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的学说。他把“仁”看作是人生最高的道德标准，并且提到哲学范畴来认识。他的关于“仁”的学说，后来经过历代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的继承、发挥和改装，逐步形成了以“仁政”和“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和奴役人民的思想工具。孔子还是伟大的教育家，在中国教育史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与孔子学说相对立的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墨家。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翟（约前四八〇——约前四二〇年）。
  墨子政治主张的中心是“尚贤”。他反对贵族的世袭特权，主张“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①（《墨子·尚贤中》。）“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②（《墨子·尚贤上》。）他企图打破儒家所维护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和宗法亲亲制度。墨子对于劳动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③（《墨子·非乐上》。）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果实则是不仁不义，“不与其劳而获其实”，“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①（《墨子·天志下》。）在二千多年前剥削阶级蔑视劳动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他理直气壮地宣布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竭力维护劳动者的权利，是难能可贵的。
  孔子思想的继承者是战国时代山东地区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孟子（约前三七二——约前二八九年）。他把孔子“仁”的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提出了著名的“民贵君轻”的思想，把儒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后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孟子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性善论”的人。他的这一思想，促进了后世对人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他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质，被后世许多仁人志士所效法，并发展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古代山东著名思想家中需特别一提的是春秋时代齐相管仲（？——前六四五年）。他与其他思想家不同，很重视经济，一直推行以发展工商业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建国方针，使齐国很快繁荣昌盛起来，发展成为当时的强国。管仲不愧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与管仲齐名的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前五〇〇年），是古代中国重要政治家。他规谏国君要听取不同意见，关心人民的疾苦，力行节俭，注意改革政治。他能言善辩，捍卫了国家的尊严。
  唐代著名政治家、太宗李世民的重要谋臣房玄龄（五七九——六四八年），是著名历史事件——“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者，又是唐贞观时期重大政策、方针的重要谋划者和执行者，对于唐初的社会进步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二、优秀的军事家
  山东在历史上出过无数的英雄豪杰和军事家，最著名的有孙武、孙膑和戚继光等。
  孙武是春秋时期齐国人，为吴国将军。他不仅战功卓著，而且还留下一部名垂青史、享誉中外的兵书——《孙子兵法》。该书共13篇，6000余字，内容极为丰富，揭示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对于军事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部书中，孙武探索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阐述了不少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有丰富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受到全世界的普遍赞扬。美国的军事著作称颂他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日本人推崇《孙子兵法》一书为“东方兵学的鼻祖”、“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孙武的后代、战国时期的孙膑是与孙武齐名的中国古代另一位杰出军事家。他不仅是一位屡立战功的军事指挥家，创立了名垂千古的“围魏救赵”和“马陵设伏”等光辉战例，而且是一位高超不凡的军事理论家。他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他以前的军事家的经验，结合自己指挥作战的实践，写成了《孙膑兵法》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此书共有89篇，图4卷。可惜，自隋以后亡佚不传。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发现了《孙膑兵法》残简，经整理分上、下两编，30篇，1.1万余字。《孙膑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孙武、吴起等人的军事思想，是中国古代一部不朽的军事著作。
  秦汉以后在山东的重要军事家有戚继光（一五二八——一五八七年，蓬莱人）。明朝爱国名将戚继光一生从事抗倭斗争，荡平了东南沿海倭患。他也曾戍守北疆，迫使鞑靼贵族不敢南犯，战功赫赫，是中华民族的杰出英雄。戚继光写了两部重要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受到后世军事家的重视。
  三、著名的文学家
  山东古代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文坛的第一流大作家有李清照、辛弃疾、蒲松龄等。
  李清照（一〇八四——约一一五一年），历城（今济南）人，宋代著名词人，生活在中国南北宋之交的历史大变动时代。她的作品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忧国忧民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她的文学作品的突出思想内容。她在晚年所作的《打马赋》中，还念念不忘收复国土，赶走金人。南渡以后她的词作更充满了爱国激情，叩动着每个爱国者的心弦，催人泪下，激人奋发。李清照在文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发展了婉约词，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词坛上树起了一面旗帜。
  辛弃疾（一一四〇——一二〇七年），济南人，是中国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又是文学史上一位影响很大的著名爱国词人。金兵南犯时，年仅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以无比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热忱在济南南山举起了义旗，并率领义军南归。孝宗隆兴二年（一一六四年），他写了10篇富有战斗性的论文《美芹十论》，陈述了自己的抗金主张。三年后，他又写了万言书《九议》，重申抗战主张和方略，反对议和。《十论》和《九议》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战斗精神。辛弃疾一生写了600多首词，抒发了他热望实现祖国统一的豪情壮志。他的词充满了炽热的爱国情怀，风格多样，以豪放激昂为主，但也不乏委婉清新之作。
  蒲松龄（一六四〇——一七一五年），淄川（今属淄博）人，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是以他的《聊斋志异》驰誉中外的。《聊斋志异》行世本共有491篇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光辉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现实，特别是封建科举制度，较多地描写了青年男女爱情生活，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画面，具有多方面的思想主题，内容极其丰富。他的写作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也是世界人民喜爱的中国优秀古典文学代表作之一。
  此外，西汉时期著名的词赋家东方朔，汉朝末年颇有影响的“建安七子”中的孔融、王粲、徐祯等人，在诗文上都有很深的造诣。南朝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刘勰（约四六五——五三二年），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著有《文心雕龙》50篇，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国内外文学理论界给予很高的评价。清代著名的戏剧家孔尚任（曲阜人），其代表作《桃花扇》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剧作，在清代戏剧史上独占鳌头。
  四、伟大的科学家
  山东历史上出了许多发明家、医学家、农学家，对于中国的机械学、医学和农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公输班，春秋时代的一位能工巧匠，有许多发明创造。他是鲁国人，人们常称他为鲁班。据《事物绀珠》、《物原》、《考古记》等古籍记载，鲁班发明了许多木工工具，如曲尺（又叫矩，一名鲁班尺）、墨斗、刨子、钻、凿子、铲子等。这些工具把工匠们从原始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鲁班还是一个机械发明家。他发明了磨，制造了用钥匙开的锁。他改进了车辆的构造，制成了能自动行走的木车马。他制造过借助风力飞的原始滑翔机。鲁班的发明在当时就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后人称他和墨翟等人为“机械之圣”。
  扁鹊，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姓秦，名越人，齐国勃海卢（今山东省长清县）人。他一生周游四方，为百姓治病，刻苦钻研医术，积累了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为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扁鹊在古代医学上的贡献之一，是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望（看气色）、闻（听声音）、问（问病情）、切（按脉搏）的诊断疾病的方法。扁鹊不仅是著名的医学家，也是出色的医学教育家。他的学生中，子阳、子豹、子仪等人成绩突出，后来成了著名的医学家和药学家。
  仓公（约前二〇五年——？），西汉初著名的医学家，复姓淳于，名意，临淄人。仓公在医学上最伟大的贡献是创立了“诊籍”即病历。他所写的诊籍已失传，《史记·仓公列传》中收录了他25个病历。在这些病历中，对患者的姓名、住址、职业、症状、脉象、病名、诊断、病理、治疗方式和过程，预后推断及效果等等，均详细记载。仓公创立诊籍，是在公元前二世纪，比西方创立诊籍要早数百年。
  贾思勰，北魏农学家，青州人。他的《齐民要术》一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科学名著。《齐民要术》分10卷、92篇，正文7万字，连注释11万字。该书内容非常丰富，对于粮食、油料、蔬菜、果树、桑的栽培技术，禽畜和鱼的养殖，农副产品的加工、储运，都作了详尽的论述。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同一块田上实行轮作的方法。他提倡的种植绿肥以提高地力的主张，欧洲直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才实行。《齐民要术》在生物学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贾思勰已经认识到生物和环境的联系、遗传和变异的关系。他介绍了创造新品种的经验，涉及到人工选择、人工杂交、定向培育等育种原理。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的人工选择思想是从《齐民要术》一书中受到启发的。《齐民要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在中国乃至世界农业科学史和生物史上都占有光辉的地位。
  王桢，字伯善，东平人，元代杰出的农学家。他把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和勤奋钻研获得的渊博农业科学知识和大量农业科技资料加以整理，写成《王桢农书》。《王桢农书》的规模宏大，内容广泛，是中国古代又一部十分珍贵的农业百科全书。全书共有36卷，约计13.6万多字，插图300余幅，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当时和古代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和生活用具257种，并绘制了图谱306幅，图后附有文字说明。这是中国古代农书中对农具记载最完备的一部书，对于先进农具的推广起了重大作用，也为人们研究古代农具发展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王桢对印刷技术的改革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使印刷技术大大前进了一步。但这种方法因“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没有广泛应用。王桢经过反复试验，创造了木活字300多字和转轮贮字架。贮字架分韵轮和杂字轮，韵轮按音韵次序排列活字，杂字轮排列常用杂字。拣字时，只要转动韵轮或杂字轮，就可以拣到需要的字，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王桢根据这次改革印刷技术的经验，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并绘制了“活字板韵轮图”附在《王桢农书》的末尾，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系统叙述活字印刷术的重要文献。
  五、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领袖
  山东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广大农民为了挣脱沉重的枷锁，曾经不断揭竿而起，前仆后继，为反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谱写了壮丽篇章，涌现出了一批领导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
  最早的是吕母起义。吕母（？——一八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县境）人，她家是有资产数百万的富户。她是西汉末年起来反抗王莽统治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女领袖。天凤四年（一七年），首举义旗，破海曲，杀县宰，名声大震，附近的贫穷农民不断起来响应，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上万人。吕母死后，其部众部分参加樊崇起义军。
  樊崇（？——二五年），琅琊（今山东诸城县东）人，是领导西汉末年赤眉军起义的领袖。天凤五年（一八年），樊崇聚集了100多名饥饿的农民，在与海曲相接壤的莒县举行起义，转入泰山。然后，他们采取流动作战方式，转战于楚、沛、汝南、颖川，入陈留，进军濮阳，横扫千军，席卷黄淮大平原，使王莽在东方的统治完全崩溃。之后，樊崇决定分兵两路西攻长安。这时赤眉军已发展到30万人。因长安无粮，无法立足，被迫离开长安向东撤退，准备再打回山东老家。不料行至宜阳（今河南宜阳县），突然遭到刘秀伏兵袭击，义军不幸失败。樊崇、逄安等义军领袖均惨遭杀害。樊崇领导的赤眉军，前后坚持斗争达七年之久，给王莽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
  隋末，山东的农民起义，规模也很大，其代表是杜伏威的起义。杜伏威，隋代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县）人。大业七年（六一一年），为了反抗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杜伏威在他的家乡率众起义。隋朝政府集中主要兵力镇压山东、河北一带的起义军。大业九年，杜伏威率领义军转战到江淮一带，使隋朝南方重镇江都（今江苏扬州市）受到极大的威胁。大业十二年十月至十三年正月，隋炀帝亲自到江都指挥官军镇压江淮一带起义军。他所派的官军都被起义军消灭。接着杜伏威破高邮（今江苏高邮县）占历阳（今安徽和县），并分遣部将占领诸县，所至皆下，江淮之间一些起义军也争相归附。由于杜伏威和南方各起义军的重大胜利，以及河北一带的窦建德（清河漳面人，今山东武城东北）起义军和河南一带的瓦岗起义军越来越强大，到大业十三年底，隋朝所控制的地区，只剩下东都洛阳和江都及其他几座孤立城市了。隋王朝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六一八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其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所杀，隋亡。在推翻隋王朝的过程中，杜伏威领导的起义军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山东的农民起义中，最著名的是唐末黄巢大起义。黄巢（？——八八四年），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朝末年，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唐王朝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的前夜。乾符二年（八七五年）六月，黄巢聚众数千人在冤句起义。唐统治者十分恐慌，急调大军向农民军发动进攻。黄巢领导起义军，与唐军大战黄淮平原，转战大江南北，并一直打到广州。到乾符六年，队伍发展到50万人，然后，举兵北伐，于广明元年（八八〇年）十二月，攻破潼关，逼近长安。唐僖宗带领少数随从仓皇出逃，文武百官迎降于坝上。黄巢进入长安后，即皇帝位，年号金统，国号大齐。“大齐”政权建立后，黄巢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追击和彻底消灭唐僖宗为首的残余势力，使他们得到喘息和集结兵力的机会。中和元年（八八二年）四月，以凤翔节度史郑畋为首的唐军，向长安发动进攻和“围剿”。为了保存力量，中和三年五月黄巢退出长安，进入河南，坚持一年多的斗争，兵败陈州。随后又在中牟（今河南中牟）遭到李克用骑兵的袭击，只剩下千余人退入山东。唐中和四年六月十七日，黄巢退至泰山狼虎谷襄王村（今山东莱芜县境）时，身边只剩下兄弟黄邺、黄鄈及外甥林言等几个人了。黄巢见大势已去，长叹一声，悲壮自杀。黄巢全家都为农民战争献出了生命。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是继赤眉之后在山东爆发的又一次全国规模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坚持了十多年，行程万余里，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此后，较大的是宋江、唐赛儿的起义。
  宋江（？——约一一二二年），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约在宣和元年之前，宋江等36人聚众起义，活跃于山东、河北一带。相传曾在梁山泊（今山东阳谷、梁山、郓城间）驻兵。后南下攻淮阳，入楚州、海州，被知州张叔夜伏兵所败，遂降。以后事迹有二说：一说宋江降宋后曾参与镇压方腊起义；一说宋江并未受招安。
  唐赛儿，山东蒲台县（今山东滨县）人。明朝初年农民起义女领袖。明初，山东人民陷入饥寒交迫、卖妻鬻子的苦境，而官府逼债催科依然急如星火，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了。永乐十八年（一四二〇年）闰正月，唐赛儿在蒲台南边200多里的益都县境内卸石棚寨（即现在杨集、朱崖两乡的交界处）聚众数千人举行起义。她依托山寨，凭机智勇敢，打败了两次前来围剿的官军，以后转战在鲁东各地，狠狠打击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全国为之震动。
  第三章 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山东及山东人民的革命斗争
  一、近代山东殖民地化过程及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自一八四〇年英国殖民者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后，山东和全国各地一样，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规定将烟台开埠，法国军队随即侵入常驻，从此便开始了帝国主义者用剑与火开辟山东殖民地的过程。山东地近京畿，控扼南北咽喉，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山东海港条件优越，为国际贸易的集散地，因而山东早就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凯觎的目标。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地包括山东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关税协议权、海关权、内河航运权等特权。传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殖民主义者可以在全省倾销商品，掠夺市场和原料，等等。外国商品象潮水般涌入，山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许多工矿纷纷破产，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外国资本在山东设厂经营，具有垄断性、畸形性、投机性和对中国民族工业的排他性。如山东东平、滨县大量引进美国棉种试种，以供青岛华新厂生产需要；南洋烟草公司在山东坊子一带种烟草，并设厂烤烟；花生的引进种植，排斥了传统的小麦、黄豆种植。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一年间，山东胶济沿线美国品种烟的种植面积指数从0.4上升到363.8，产量指数从0.4上升为359.7，提高了900倍左右。这种农产品的商品化，带有浓厚的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质，农业生产没有保证。在天灾人祸的摧残之下，山东形成恶性的流民运动，大批的青壮劳力（每年约有100余万人）迫于饥寒，不得不“闯关东”，到东北逃荒谋生。
  一八九四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其目的是推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由于李鸿章等的出卖，中国海军北洋舰队官兵虽英勇奋战，终于难免全军覆灭的厄运。日本迫使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大量割地赔款。
  甲午战争的败局，助长了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此后，他们掀起的以胁迫清政府接受政治性贷款、掠夺路矿权、强占中国领土、建立势力范围为特征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便愈演愈烈。
  德帝国主义为推行其争夺世界霸权的东进政策，早就垂涎于中国的良港美岛。德皇威廉二世大倡“黄祸论”，鼓励列强加紧对东方的侵略，以“捍卫十字架”。德国主教安治太在山东建立10个教区招诱流氓，包揽诉讼，挟制官府，搜集情报，引起当地人民的公愤，终于酿成一八九七年的曹州巨野教案。德国趁机派兵占领胶州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德占胶澳，成为引起一系列重大国际纠纷的所谓山东问题的祸源。
  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山东人民的强烈反对。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出卖山东、变山东为殖民地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山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的过程，他们组织了一次又一次气壮山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八五四年夏，鲁西兴起了幅军、捻军秘密反清活动。太平天国北伐军途经山东时，山东人民纷纷起义响应。一八五四年四月，北伐援军攻克山东临清，形成了山东农民起义的高潮。捻党于一八五三年起义，幅党也同时起义。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赖文光和张宗禹独立支持。在一八六五年曹州城的战斗中，一举歼灭僧格林沁全军。捻军在山东前后坚持斗争二十余年，给予清政府沉重打击，鼓舞了山东人民的反清斗争。
  为了反抗日、英、德等列强，山东人民表现出不可征服的革命精神。威海人民反强租斗争持续三个月之久，文登举行抗英大会，文（登）、荣（成）、威（海）人民在卧龙山痛击英国侵略者。
  德占胶澳后，山东人民反对德国侵略者霸占路矿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德国侵略者在筑路时往往焚掠村庄，挖掘墓坟，奸淫妇女，草营人命，激起人民不断反抗。一八九八年，胶州某义士约集200人借风纵火，焚毁德军营两座。一八九九年，青岛附近108村人民相约，阻止商人向青岛发卖一切食物，欲使德人绝粮而去。高密人民在孙文、李金榜领导下，集合108村，武装阻止德国人筑路，号召人民“齐心起义，共成盛举”。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早就盼望用十字架征服中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使山东成为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集中地之一。人民反帝爱国的斗争，以反教会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此起彼伏的反洋教运动。山东的巨野教案、沂州教案为其中重要事件。义和团运动则是数十年反教会斗争的总爆发，形成以农民为主体的势如暴风骤雨的反帝爱国运动。
  一八八七年，冠县梨园屯义和拳的斗争，揭开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序幕。赵三多、朱红灯等很快使义和拳在鲁西北形成燎原之势。
  山东巡抚毓贤曾多次下令禁止义和拳，但他目睹外国教会势力的猖獗，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危机，认为“时艰日亟，当以团结民心为要图”，主张开导宣抚，将义和拳改为“民间团练”，借以控制义和拳的发展。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〇年夏，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其组织目标和规模都有了新的发展。慈禧太后另立大阿哥溥〓取代光绪帝之举受到各国公使抵制，便想利用义和团以牵制洋人，承认义和团是自卫身家的合法团体。义和团借此北上发展。
  一九〇〇年春夏之交，义和团的乾字拳和坎字拳向北京、天津进发。胶莱河一带的义和团，在登、莱、青州三府打击外国侵略势力，有力地支援了京津义和团的斗争。
  不久，首先兴起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被绞杀了。但这次伟大的农民反帝运动，是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为辛亥革命开辟了道路，也为五十年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奠下了一块基石，有其伟大历史功绩。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开始执行一种新殖民主义的“保全主义”政策。清政府进一步听从洋人指挥，全国人民同清政府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一九一〇年，山东爆发了震动全国的莱阳、海阳人民抗捐抗税风暴，胶济铁路沿线人民掀起了保路护矿的斗争。这些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罪行，也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在东京创建同盟会，各省留学生多加盟入会。山东参加同盟会的留学生有徐镜心、丁惟汾等10余人。徐镜心为山东主盟人。一九〇五年，谢鸿焘等一批山东留日学生相继回国，立志建学储才，播宣学说，作为日后发难的革命基础。他们以济南、青岛、烟台为中心，从事组织工作，创办报刊，设立公学，策反军队，招纳江湖豪勇，经营辽东，劫夺官款购置军械。他们还联络立宪派丁世峄等回国，活动山东独立。武昌首义成功，形势发展一日千里，山东政局动荡。山东巡抚孙宝琦感到祸在眉睫，为顺应民心、窃取革命领导权，受袁世凯指使，玩弄假独立花招。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六日，谢鸿焘、徐镜心、王乐平等假游大明湖，集合于历下亭，议决再召集咨议局会议，改咨议局为联合保安会，领导山东独立斗争。第二天，他们推翻咨议局，宣布成立山东各界联合保安会，作为全省立法、监督、行政的最高机关，并推选夏溥泉为会长，丁佛言为秘书长，宣告成立山东临时政府。十一月十三日，全省各界联合大会开幕，宣告山东独立，并约明三事：一曰山东与清政府断绝关系，隶武昌革命军政府；二曰山东兵不出山东境；三日山东税则山东自行规定。大会推选孙宝琦为山东大总统，推五镇统制贾宾卿为副总统（后改为都督、副都督），改巡抚署为山东政府。孙宝琦奉命造反后，全省一切照旧，建官仍多旧称。袁世凯派兵南下，逼进山东；第五镇反动军官吴鼎元等联名向联合会要求取消山东独立。孙宝琦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宣告取消独立。反动军队搜捕革命党人，围攻学堂，强行没收操练枪支，解散学生军。在省城独立的同时，革命党人于十一月十二日夜在烟台举义，十三日在烟台成立军政府，刘基炎率沪军一团乘舰来山东，据蓬莱，占黄县。胡瑛依孙中山命令，率兵3000、船6艘，于一九一二年二月来烟，欲西伐济南，克复全省。革命党人还在文登、荣成、诸城发动起义。一九一三年春，山东革命失败。其后，山东革命党人举行了二次革命，即护法、护国起义，继续斗争。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山东人民的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的时机，阴谋策划吞并山东。一九一五年初，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意欲独吞中国。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日本又同段祺瑞政府举行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企图永远霸占从德国人手里夺去的胶济铁路和青岛。
  为了收回胶济铁路及日本劫夺的路矿特权，山东人民掀起了反日反卖国政府的斗争，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学生爱国组织——“山东学生外交后援会”。
  一九一九年一月，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本应把德、日在山东劫夺的特权归还中国，但在英、法、日把持下，竟然认定日本侵占山东特权为合法。四月二十日，济南10余万人召开国民请愿大会，提出“惩办卖国祸首”、“废除非法密约”、“收回青岛”等主张。四月三十日，巴黎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山东议员提出《查办卖国大吏案》，山东旅京各界人士泣血呼吁不承认对山东问题的解决。这些都为五四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舆论上作了准备，并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在爱国知识分子的带动下，山东工、农、商、官绅、军警各界结成了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山东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群众一致对外争国权、争独立的民族民主运动。六月三日，北京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爱国学生，工人阶级掀起罢工高潮。六月五日，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与学生运动汇合成震动全国的三罢斗争。这些斗争又进一步激起山东人民的斗争浪潮。商界发表罢市宣言，提出两项要求：（一）惩办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二）拒绝青岛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及高徐（高密到徐州）、顺济（顺德到济南）铁路等密约。六月十八日，由山东省议会决议组成山东各界请愿团赴北京请愿。山东请愿团抵京后，即与在京山东人士召集联合会议，决定向总统府、国务院以拒签、废约、惩奸三事请愿。经与京津代表团多次请愿斗争，终于迫使徐世昌接见，并迫使徐世昌当面应允立即电令中国专使拒绝签字。在和约签字前，山东推选代表赴巴黎，向中国专使施加压力，表明山东人民反对签约的坚定立场。六月二十八日和约签字日，中国留学生率领华工围困中国专使寓所，声称有敢入会者，格杀勿论。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特别在签字日赴法华工和留学生的包围，迫使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胜利。
  山东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使世界瞩目，证明山东人民不可侮。山东学生联合会李开文在答外国记者询问山东问题时说：“山东问题一日不得合理解决，则山东学生一日不停奋斗，虽日本帝国主义者船坚炮利，军阀残酷镇压，亦不能稍夺山东学生的意志。”①（《山东文献》第1卷第1期，1975年3月台北版，第89页。）这体现了当时山东人民的革命意志与革命精神。
  五四运动引起了文化领域的反封建斗争与宣传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九一九年冬，王乐平发起组织“齐鲁通讯社”，同时设“齐鲁报社”（一九二〇年改为“齐鲁书社”），收集全国各大学、各书局出版的新书籍，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推销《新青年》、《每周评论》、《俄国革命史》等进步书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影响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一九二一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十月革命，团结了一批革命青年，逐步发展成为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一九二一年七月，王尽美、邓恩铭作为济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次年一月，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王乐平等人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勉励他们推动中国革命。
  山东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后，即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致力于开展工农运动。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成立，王尽美任支部主任委员。他们深入到津浦铁路济南机车厂、鲁丰纱厂，对工人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机车厂成立了山东第一个工人俱乐部，在淄川、博山成立了矿业工会，在济南创办了《山东劳动周刊》。他们还领导了机车厂的工人大罢工和济南理发业反抗苛捐杂税的罢工斗争。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组织。山东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丁惟汾、王乐平、王尽美等。会后，筹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共产党员王尽美等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接着将各县的平民学会改组为县党部。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北上，倡导以国民会议解决国事问题。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在北京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派人赴各地宣传。山东派王乐平、阎容德、王尽美、王少文等4人，分赴各地扩大宣传。各县国民会议促成会相继成立，王尽美奉孙中山命令，赴青岛组织国民会议促进会，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筹备会议成立大会，并通电拥护孙中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由各界国民会议共谋国事”的主张。
  由于国共两党合作，山东农民运动获得一定发展。山东派陈乐善、梁超等20人赴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时，历城、青岛、诸城、惠民、潍县、高密、鱼台等18县代表，于三月九、十两日在长清召开农民运动扩大会，讲述农民运动理论，讨论农民运动方法，研究建立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等问题。
  这时山东工人运动也有一定发展，先后建立了淄川炭矿工会、青岛纱厂工会、四方机车厂工会等。一九二五年二月八日，中共青岛市委利用胶济铁路当权派的“南北之争”，发动胶济铁路工人和四方机厂工人罢工，迫使铁路当局答应工人的全部条件。
  一九二五年四月至七月，在中共青岛市委的领导下，青岛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剥削工人、阻挠成立工会，连续爆发三次大规模的反日罢工，形成了山东新的革命潮流。它促进了山东人民的觉醒，为北伐战争作了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中国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专政。一九二八年初，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在山东击败了奉系军阀张宗昌。五月，当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进占济南时，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疯狂屠杀中国军民30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其后，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土地荒芜，农村破产，工业萧条，山东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举行“八一”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中共山东省委执行了“八七”会议决议，领导农村暴动，希望在新旧军阀交替的时期，建立北方的革命根据地，创立山东苏维埃。这些暴动，前期是反对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等旧军阀的暴动，主要有阳谷坡里暴动、高唐谷官屯暴动等，后期主要是反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等新军阀的暴动，较大的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博兴暴动、青州暴动、沂水暴动、日照暴动、苍山暴动和胶东暴动等。这些暴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它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共产党的组织在千难万险中保存发展起来，为后来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南连华中，北逼平津，与晋察冀和太行根据地成鼎足之势，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纽带，对坚持全国敌后抗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九四一年六月，鲁西地区划归冀鲁豫领导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包括津浦铁路以东山东全部及河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划分为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渤海（一九四四年一月由冀鲁边、清河两区合并而成）五大战略区，到抗战胜利，人口2400万，面积12.5万平方公里，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达50万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军民在八年抗战中共作战2.6万余次，消灭敌伪50余万人，为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创建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山东省委通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逐步建立起来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七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经一年多的恢复与整顿后在济南正式成立，黎玉任书记。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关于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省委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的10条纲领。九月中旬，中共北方局在太原召开华北各省省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号召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十月三日，日军占领德州，侵入山东境内。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北方局指示，具体分析各地情况，决定按地区调配干部，实行分散领导，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会后，省委从济南转移到泰安，在徂徕山区发动群众，准备起义。各地党组织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也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集结于鲁北的日军，经短期准备后大举南犯。韩复榘的国民党第三集团军稍事抵抗即放弃山东，国民党省政府及大批地方官员也纷纷弃职潜逃，山东局势一片混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日军占领济南，不久山东大部沦陷。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国民党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指挥爱国官兵在台儿庄取得歼敌万余的重大胜利。徐州会战后，日军主力大部转向华中，留驻山东的兵力比较薄弱，又立足未稳，而国民党省政府及其军队已经溃散。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从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三八年春，中共各地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纷纷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中共山东省委与泰安县委发动徂徕山起义，宣布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洪涛任司令。冀鲁边、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夏张镇、鲁南和湖西等地也举行了起义。由于计划周密，准备充分，时机有利，这些起义都取得了成功。而且，起义发动之迅速，规模之巨大，范围之广泛，当时在全国是罕见的。山东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的这一空前壮举，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举行了威武雄壮的奠基礼。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省委：目前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工作。四月，胶东蓬莱、黄县、掖县三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八月，以三县政权为基础建立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成立北海银行），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开端。这时，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十二月改称山东分局），派郭洪涛担任省委书记。省委率领徂徕山起义建立起来的四支队从泰安经新泰、莱芜东进沂水、蒙阴，开辟了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十二月，各地起义武装统一编成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所属部队共2.4万多人。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山东人民的起义武装已由前段分散的抗日游击队发展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抗日游击兵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鉴于山东战略地位重要，并且已经开展起游击战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主力部队挺进山东。一九三八年七月，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五支队及一二九师津浦支队进抵冀鲁边乐陵、宁津地区。九月，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率旅直机关部分人员到达乐陵，将进入该地的八路军主力和当地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第二年秋，肖华所部除留少数兵力坚持冀鲁边斗争外，大部转移鲁西，为开辟鲁西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六届六中全会，重申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决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派兵去山东”的主张。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抵达山东湖西地区。一九三九年三月，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师部及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进入鲁西平原。三月四日，他们在郓城樊坝首战告捷。五月十一日，在肥城陆房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八月，在梁山歼灭日军一个大队。十月，主力挺进鲁南，创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根据地，并打开了通向滨海地区的道路。一一五师主力入鲁，对于坚持和发展山东抗日游击战争，进一步开辟和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整顿和发展山东人民抗日武装，都起了重大作用。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回师华北，增加了驻山东的兵力。国民党也调整部署，在敌后建立苏鲁战区司令部，委于学忠、沈鸿烈为正副总司令。此后，于学忠率东北军五十一、五十七两个军自苏皖北上，进入鲁中鲁南，驻扎在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地区。沈鸿烈率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自鲁北南下，到达鲁中沂鲁山区后，凭借其正统地位，极力限制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成为山东顽固势力的代表。在沈鸿烈的纵容与指使下，从一九三九年三月到八月，反共干将秦启荣在鲁中连续制造“太和”、“雪野”、“淄河”等反共军事摩擦事件，其他地区的顽固势力也加紧了反共活动。山东共产党组织由于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认识不足，因而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不够坚决有力，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也一度比较忽视。
  为了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境内的八路军各部队，一九三九年五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山东地区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六月间，徐向前、朱瑞到达鲁中地区。八月一日，第一纵队宣布成立①（1939年10月，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机关合并；1940年5月，徐向前赴延安后，第一纵队番号撤销。）。八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会议，确定了掌握山东、争取开辟苏皖边的发展方针，彻底转变了忽视政权工作的观念和纠正武装反摩擦决心不够的偏差，从此山东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八月二十三日，八路军在淄河流域向秦启荣发起大规模自卫反击斗争，胶东、清河、鲁西等地的反顽斗争也取得很大胜利。十月，郭洪涛回延安，朱瑞接任山东分局书记，在对敌顽斗争中与政权建设方面出现了新局面。到一九四〇年7月，全省已有60余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组织起来的群众达300万人。为适应根据地大发展的客观需要，山东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工农青妇及文化各界总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联合大会，于七月二十六日在沂蒙山区的青驼寺隆重召开。大会通过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成立了全省统一的民意机关——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简称省临参会）。大会制定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选举成立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省临参会、省战工会的成立，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统一的胜利完成。
  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山东省联合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采取“一面发展、一面巩固”的方针，坚持对敌斗争，继续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以争取抗日根据地在规模上能有更大的发展。为此，一九四〇年九月，省临参会审议通过了省战工会提出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九月至十一月，省战工会召开了全省第一次行政工作会议。第二年四至六月，召开了全省财经文教大会。根据战时施政纲领确定的总体规划，省战工会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政令，对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使政权、财经、文教等各项事业都得到初步发展。但由于对改善民生的工作比较忽视，只抓了合理负担的推行，减租减息并未认真开展，因而根据地还缺乏巩固的群众基础。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所谓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总力战”的方式，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全面进攻，山东的形势急剧逆转，进入了抗战相持阶段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在山东及其周围地区驻有第三十二、五十九两个师团和第五、六、七三个独立混成旅团，总兵力约4万余人。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转化为伪军，一九四三年达18万人，居华北各省之冠。敌伪对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对沂蒙山区的扫荡空前频繁，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千人以上的扫荡25次，而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达70余次，其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就有9次之多。在战术上，日本从过去的分区扫荡发展到轮回扫荡，由分进合击发展到铁壁合围、拉网合围，专门搜寻八路军主力和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进行决战，并配合抢粮抓丁，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敌人还在抗日根据地周围大量安设据点，分散部署兵力，实行堡垒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分割与封锁。一九四二年，山东全省敌伪据点达2000余处，军用公路万余里，封锁沟墙800余里，根据地被蚕食村庄共2000余个，面积缩小三分之一。抗日根据地战略区内部各分区之间的联系相当困难，各战略区之间的交通基本断绝。在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的残酷斗争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和更紧密地依靠群众、进一步巩固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克服了太平麻痹思想，带领广大军民坚持斗争。一九四二年四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到山东检查指导工作，正确评价了几年中山东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及时指明了以后的工作任务和前进方向。在刘少奇的直接帮助下，山东分局进行了抗战四年工作总结，确定了以巩固为主、发展为辅、积蓄力量、坚持斗争为基本精神的斗争方针。从此，山东分局的工作走上了更加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这是山东工作的转折点，也是山东工作由被动转向主动的关键。
  为战胜困难，争取胜利，山东分局在积蓄力量、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积蓄力量、巩固根据地的中心环节在于进一步发动群众。经过四年工作总结，山东分局克服官僚主义，增强群众观念，牢固树立依靠基本群众的思想，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确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第一位斗争任务”。山东分局抽调300余名干部组成工作团，由朱瑞带领在滨海区莒南、临沐等县进行双减试点，短期内取得很大成绩。其他战略区的双减工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开展。在改善群众生活的基础上，工作团大量发展群众组织和农村党员，普遍开展民主文化运动，树立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进一步密切共产党同群众的联系。七月间，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保持和发扬民族气节为中心，广泛开展了公民誓约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特务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为动员翻身农民保卫家乡、支援战争，山东分局在减租减息运动初步开展起来之后，立即抓紧发展民兵、自卫团的工作。到年底，山东民兵达17万人，自卫团达82万人，鲁中沂蒙山区的民兵从八月到十二月扩大了近9倍。广大民兵和自卫团普遍组织联防，实行劳武结合，成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兵源。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二年七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山东民兵作战4825次，创造了辉煌战果，涌现出鲁中博莱县南岩村、滨海沭西县黄庄子、沐水县渊子崖等一批英雄群体和爆炸大王赵守福、于化虎、李念林等许多威震敌胆的英雄人物。
  在财政经济建设方面，按照开源节流、统收统支的原则，进行了整理田赋税收，改进合理负担，建立健全会计、审计、预决算、支粮票等制度，加强对村镇财政的管理，开展反贪污反浪费斗争，发放无息或低利贷款，救济灾民难民，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扶助农业生产等工作。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间，山东分局召开财委扩大会议，强调指出“开展全面的对敌经济斗争，用全部力量建立自力更生的基础，冲破敌人的封锁网，是丝毫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任务”，并且明确提出了以发展农业为主、发展手工业为辅的生产建设方针。从此，在继续抓紧财政工作的同时，经济工作的重心开始转向发展生产。一九四二年清河区垦荒44万亩，耕地面积较上年扩大4倍，增产粮食40万担；胶东打井、修渠等水利事业取得很大成绩；各地共发放农贷453万元（北海币，下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推动纺织手工业的发展，一九四二年成立了纺织局，当年投资200万元。各地普遍成立纺织小组，或由政府供给原料收回成品发给工资，或由群众自备原料自产自销。胶东纺纱6.5万多斤，织布25万匹，缫丝10万余两，织绸3900余匹。鲁中织布1.9万多匹，滨海织布2.2万多匹，清河做到了棉布自给有余。同时，公营工厂开始建立，军需品及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取得显著成绩。针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抢粮阴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了贸易管理，实行以货易货的政策。在边沿区加强缉私，对敌人实行反封锁，采取速收速打速藏和空室清野等办法，尽量避免粮食损失。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节约方面也取得新的成绩，一九四二年各项行政费开支较上年压缩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全年节约2000万元以上；财政状况收大于支，从而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创造了物质条件。
  在政权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山东分局及省战工会经常研究政权工作，大量培训行政人员，选调优秀干部充实政府各个部门。在各级政权的人员结构上，山东分局既认真贯彻三三制原则，坚决纠正县以上政权中共产党员过多而区村基层政权中共产党员过少的“上重下轻”现象，又通过民主运动和整理村政，切实保证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在各级政权特别是在村政权中的政治优势。在党政关系上，山东分局要求各级党委，一方面在方针政策上加强对政权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尊重政权系统的上下领导关系，切实防止以党代政、包揽行政事务。为适应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封锁的艰苦环境，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工作。据胶东、清河、鲁中、滨海四个地区统计，政府人员由1.7万多人减至1万左右，部队精简5000人。精简后脱产人员仅占根据地总人口的2.4％（低于中央规定的3％标准），机关短小精干、机动灵活，干部轻装便服，便于与敌周旋。针对根据地缩小、上下级联系不便的实际情况，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政权机关为公署（或直属专署）、县政府和村公所三级，取消乡级政权，缩小行政区域，划分小县小区，并允许各地在不违背总的方针政策的原则下，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独立解决问题，不必事事请示上级，等待批复。为了解下情，避免工作指导上的失误，中共山东分局和战工会都成立了调查研究室，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抓了整风运动和改造、整理党的农村基层支部工作。整风运动和整理支部工作的开展，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斗保垒作用，成为山东军民咬紧牙关，坚持斗争，夺取胜利的决定因素。
  在武装斗争方面，山东分局加强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作战体制的建设，利用敌人占领区广而兵力不足的弱点，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广泛开展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配合强大的政治攻势，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罗荣桓根据中共中央敌进我进的方针，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提出了著名的“翻边战术”，即“敌人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则加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组织小部队、武工队深入敌占区隐蔽活动，翻过边沿区打到敌人那边去”。是年十一月，乘日军扫荡沂蒙山区、后方空虚之机，罗荣桓部署并指挥了海陵反蚕食战役，六天内连克敌伪据点16处，粉碎了敌人蚕食计划。一九四三年一月，八路军又运用“翻边战术”取得攻克郯城的重大胜利，进一步掌握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一九四二年，山东根据地不仅没有被敌人的扫荡蚕食所压垮，而且仍保持了1万多个村庄的基本区，游击区仍坚持了1.2万多个村庄。正是凭借这块坚强的阵地，山东军民坚持了斗争，积蓄了力量，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虽然山东抗日根据地处在黎明前最困难的时期，但整个抗战形势在发生变化。是年三月，以罗荣桓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新的山东军区建立，主力部队地方化，共产党一元化领导进一步加强，民主文化运动和民兵工作继续发展，各地普遍掀起拥军扩军的热潮。为争取形势的好转，山东军政委员会于三月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以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的斗争方针和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开展全面对敌斗争的具体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山东分局从五月起召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抗战五年来的工作，确定对敌斗争、经济建设、发动群众、继续整风为以后工作的四项中心任务。按照五年总结提出的“争取发展，掌握主动”的方针，八路军于六月取得清河区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重大胜利；七月，在于学忠奉命率部撤离鲁西之际，取得了与日伪争夺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南）山区战略要地的胜利，与胶东区打通了联系；在鲁中区控制了沂山山区全部和鲁山山区的一部。
  随着斗争形势的好转，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二日，山东省参议会一届二次会议胜利召开，通过了黎玉代表省战工会所作的施政报告和中共山东分局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新的施政纲领，并决定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名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会后，朱瑞调回延安，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担任。十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减租减息、大生产、拥政爱民等十大政策。山东分局立即作出相应的决定，并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对各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局部反攻和最后胜利
  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开始，山东八路军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十一月上旬，敌伪以万余兵力“扫荡”鲁中山区，八路军主力转至敌人侧后。坚持内线的鲁中军区二分区十一团八连93名战士，顽强坚守蒙阴县南北岱崮十五天，以伤8亡2的极小代价，取得毙伤敌伪300余人的重大胜利，受到山东军区的嘉奖，被授予“岱崮连”光荣称号。十一月中旬，敌集中日伪军2.6万多人对清河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清河军区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开展破袭战，内线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以“麻雀战”、“地雷战”开展反“扫荡”斗争。与此同时，为策应鲁中、清河区反“扫荡”斗争，各军区主动出击敌人。鲁南军区部队于十一月十五日在费县全歼伪军刘桂棠部1000余人，并击毙作恶多端的匪首、汉奸刘桂棠。十一月二十日，滨海军区部队攻克赣榆城，全歼伪军李亚藩部2000余人。一九四四年初，滨海部队发起石沟崖战役歼灭伪军400余人，活捉惯匪朱信斋。经过英勇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敌人对鲁中、清河区的冬季大“扫荡”被彻底粉碎。在抗日根据地军民沉重打击下，日军改变战略，逐渐收缩兵力，实行所谓重点配置兵力方针。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在津浦路东日军自行放弃和被八路军迫退的据点共260余处。第三十二师团和独立第七混成旅团南调参加豫湘桂战役，留驻山东的日军兵力仅2.5万余人，为抗战期间日军兵力最少的时期。伪军虽增至近20万人，但战斗力不强，与日军矛盾也日渐加深。趁此有利时机，山东八路军开始局部反攻，接连发起春夏秋冬四次强大攻势。在一九四四年的攻势作战中，八路军主要战斗3514次，攻克文登、荣成、栖霞、利津、乐陵、南皮、临邑、沂水、莒县等县城，攻克敌伪据点765处，迫退敌伪据点500余处，合计1200余处，占敌伪据点总数的半数以上；毙伤俘敌4880人，占敌总数六分之一；毙伤俘及瓦解伪军共6.6万多人，占伪军总数44％强；解放国土4.4万多平方公里，村庄2万余个，人口约930万。这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内五大战略区（鲁中、鲁南、胶东、滨海、渤海）也基本上连成一片，面积比一九四三年扩大了1倍。日军为确保重点，继续收缩兵力，并加紧特务活动，组织所谓三角部队专门袭扰根据地边沿地区。针对日军的新动向，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度重视边沿区的斗争，进一步加强武工队建设，警惕并打击敌人的特务活动，巩固了攻势作战的胜利成果。
  经过一九四四年冬季的大练兵运动和一九四五年春季的参军运动，山东八路军迅速壮大，素质进一步增强。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一九四五年初山东军区发布指示，确定以胶济铁路东段和临沂、费县方向为重点，向着敌人占领的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发起更大规模的战役攻势。根据这个作战意图，山东军区于四月制定了五、六、七三个月的作战计划。八路军攻势作战刚刚开始，日军为加强沿海防御、准备与美军作战，突然增兵山东，总兵力达10万人。同年从五月一日起以滨海、鲁中为重点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立即转入反扫荡作战。反扫荡胜利结束后，八路军即按原订计划继续展开攻势作战，从六月到八月上旬，共进行10余次较大战役，解放邳县、郯城、蒲台、滨海等9个县城和羊角沟、景芝、马头3个重镇，扩大解放区1万余平方公里，使胶济、陇海、津浦三条铁路暴露在八路军直接打击下，为大反攻确立了坚实的阵地。八路军的攻势作战是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配合下进行的。各地广泛进行伪属登记，教育伪属“唤子索夫”，给伪军记善恶录，这对瓦解与争取伪军起了很大作用。从一九四四年夏到一九四五年夏，山东共瓦解伪军1.3万人，争取了数支伪军反正。
  在进行局部反攻的同时，山东分局按照中共中央十大政策指引的方向，以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拥军优抗、拥政爱民、加强工商管理为重点，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全面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山东抗日根据地63％以上的村庄进行了减租减息，群众组织的人数达400万以上，各类农业生产互助组发展到9.2万余个，纺车达50万辆，织布机达8万张。滨海区参军9366人，为原计划的128％；鲁中区参军7500人，为原计划的150％，其他地区也都达到或超过原订计划。在工商管理方面，对货币斗争、贸易管理和公营工厂实行统一领导，在经济战线上向敌人展开主动进攻。一九四三年底，本币（即北海币）对法币取得压倒优势；一九四四年底，本币又对伪钞取得压倒优势，根据地大部地区成为单一的本币市场。工商局成立后，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的政策，对外贸易取消以货易货，代之以掌握重要物资、有计划地组织输出以便吸收外汇或换取根据地之必需品的政策，改善了群众生活，增加了根据地的财源。一九四四年工商管理所得收入占根据地总收入的50.02％，财政支出的43.62％是由工商收入供给的。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山东根据地共有公营工厂88个，工人1.2万余人。在大生产运动的推动下，公营工厂初步实现了从机关化到企业化的变革：每个工厂从吃公粮、用公款的机关性质转变为固定奖金、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工人的待遇也由单一的供给制转变为工资制、供给制、分红制三者的结合，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厂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并命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十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前进，接受日军投降。十一日，山东分局和军区决定，将山东部队编成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组成五路大军，向敌人占领的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十三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黎玉任主席。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根据日蒋伪合流的新情况，发出暂不集中兵力攻夺大城市的指示。二十四日，山东分局贯彻中共中央的精神，决定首先占领中小城市及部分交通要道，继续巩固与扩大解放区。山东部队按照这一指示向敌伪展开猛烈进攻。到九月底，解放了县城46座和烟台、威海二市，歼灭伪敌6万余人。九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签署投降书，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到27万人，民兵发展到50万人，自卫团发展到150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敌作战2.6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51万多人，缴获各种枪20余万支，各种炮900多门。在抗日胜利结束时，除几座大城市和铁路沿线以外，广大地区全部获得解放，山东解放区有了极大发展，拥有人口2400万，控制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党员从抗战初期的2000多人发展到10万余人。这一切，便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粉碎其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准备了有利条件。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解放区
  抗战胜利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玩弄和平阴谋，欺骗中国人民；另一方面，疯狂准备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力量，重新建立起对全国人民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集团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斗争方针。
  一、山东解放区军事斗争的胜利
  为了反抗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山东省人民政府号召山东解放区军民迅速攻占大城市和交通线。全省抗日武装分五路向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及交通干线进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将行动方针改为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而以主要力量夺取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同月，人民武装收复烟台、淄博、台儿庄、莱芜、临朐、临淄等城，至九月十三日，光复县城43座，占领敌伪大小据点500余处，毙伤敌伪军7122名，俘敌伪军4.4万余名，缴获大量武器。到本年底，又解放县城20余处，控制津浦路260里，临枣支线60里。同时，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政府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保卫抗战的胜利，警惕内战阴谋，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而斗争。
  美帝国主义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并用军舰和飞机，把国民党军队运送到受降战线和解放区前沿，侵占战略要地。在山东，美国的目标首先是烟台和青岛。因为蒋介石的办法是关内小打，关外大打，而要向东北运送兵员物资，在陆路不通的情况下，只有依靠最靠近辽东半岛的山东烟台和青岛港。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美国军舰5艘驶抵烟台港，以查看美侨财产和日本投降为借口闯入军事要地，并派飞机在军事禁区侦察示威。十月四日，美军向烟台解放军递交通谍，要他们撤离烟台，并向美军办理“移交”手续，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地侵占烟台，建立烟台——威海基地，开辟美国运兵的海上通道。驻烟台解放军代表断然拒绝了美军的无理要求。
  烟台事件引起解放军延安总部的严正关注，叶剑英参谋长向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提出严重抗议，迫使美军离去。但美国并不甘心失败，十月十日，即《双十协定》签字同一天，美军在青岛登陆。蒋介石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下，发出“三个月到半年消灭共军”的战争叫嚣。
  为了加强自卫战争的能力，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及“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指示“东北方面主要靠山东出兵”。罗荣桓率6万主力部队4000余名干部渡海北上；中共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山东部队与新四军一部主力合编为山东野战军。这样，山东便成了解放战争的重要战略基地，和屏障华北、缓冲华中的根据地。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国民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内战。国民党依恃其经济、军事优势，采取全面进攻的作战方针。七月二十日，国民党46万军队，进攻华东区的苏皖解放区，以徐州、蚌埠、济南为中心，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战略，妄图一举侵占华东区。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山东战略计划的指示，要求山东以“着童向南”对付蒋介石的“着重向北”，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消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山东军区以胶东解放军主力对付青岛、潍县之敌，以渤海解放军对付济南之敌，以鲁中、鲁南、滨海三区主力及新四军主力全部南下，进入淮北的津浦路东地区，会同华中野战军抗击进犯之敌。在苏北，华东解放军苏北部队18个团迎击敌人，自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七战七捷，歼灭敌人6个旅5个交通大队，共5.6万多人。这是贯彻中央军委战略指导原则，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争取主动，集中主力歼灭敌人正规军作战方略的胜利。为配合华东解放军作战，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在鲁西南发起定陶战役，歼敌4个旅1.7万余人。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全面进攻达到高潮，蒋介石集团被胜利冲昏头脑，急忙召集伪国大。国民党吹嘘“两个月解决苏北军，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十二月中旬，苏北解放军在宿迁歼敌3个旅，击毙敌整编69师师长戴之奇。国民党集中25个师的优势兵力，分三路向鲁南进攻，进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企图打通津浦线，逐次消灭华东人民解放军。至十二月底，苏皖解放军主力进入山东解放区，同山东野战军会合，展开大规模的运动防御作战。
  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乱敌之战略部署，粉碎敌人对鲁南的进攻，依据中央军委指示，在陈毅、粟裕指挥下，集中华中和山东野战军27个团的兵力，发起鲁南战役。自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至二十日，经十八天战役作战，全歼敌26师、51师，俘敌师长马励武、周毓英等，共歼敌4.9万多人，收复了自停战令后被蒋军侵占的兰陵、邳县等大部分地区。
  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为了统一领导华东地区人民解放军，华中与山东的军事机关合并，正式组成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下辖胶东、鲁中、渤海、鲁南、苏中、苏北军区和滨海军分区、两广纵队，共64万余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和前委书记，下辖11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共27万余人。
  蒋介石在鲁南惨败之后，又集中53个旅共31万人从南北两线进攻华东解放区。南线8个整编师沿沂河、沐河北犯临沂，北线李仙洲3个军由明水、淄川、博山南下莱芜、新泰策应，企图同人民解放军在沂蒙山决战。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蒋介石调集20余万兵力，开始第二次进攻临沂，并令王耀武部南下增援。之后，蒋介石亲赴徐州，指挥对鲁南的会战。二月八日，华东局发出指示，动员全体军民，“粉碎蒋介石对山东的大举进攻”。华东野战军依据中央指示，采取诱敌深入，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集中兵力打其一路的方针，决定主动放弃临沂，挥戈北上，围歼莱芜一带的李仙洲集团。
  二月二十日，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战役，至二十三日共激战四天，歼敌7个整旅6万余人，俘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73军军长韩浚。人民解放军乘胜扩大战果，收复新泰、博山、掖县等13座县城及张店、周村、明水等重要市镇和车站，控制胶济线250余公里，使胶东、渤海、鲁中3个战略区再次连成一片，国民党军队只能困守济南、青岛、潍县等几个大城市和孤立据点。莱芜战役首创解放军一次歼敌7个整旅的光辉战例。之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被粉碎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发起对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决心把内战打到底。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出马，调集13个整编师为攻击主力，加上原胶济、津浦、陇海三线军队共64个师，45万余人，采取高度集中、攻击一点的方针，将其作战部队的三分之一全部投入战场，妄图一举歼灭华东解放军于沂蒙山区，以实现其占领整个山东的目的。山东解放区战局的发展，将决定能否打破蒋介石的战略进攻。因此，华东野战军采取运动战术，寻找战机，准备经过几次歼灭战，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
  人民解放军首战泰安。蒋介右采取密集平推、集团滚进的战法，以13个整编师约25万兵力，向新泰、蒙阴进犯。解放军则以一部正面阻击，主力则从东西两翼进攻敌人。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晨，解放军以3个纵队组成的右路兵团，直接攻击泰安孤立之敌，而以左路军监视进攻沂南、蒙阴的敌军，一举攻克泰安，全歼守敌2万人。阻击部队歼敌4000余人。接着猛插敌后，收复津浦路以西的宁阳，歼敌2000余人。首战告捷，共歼敌3万。
  继之再战孟良崮。泰蒙战役后，敌集中3个兵团17个整编师自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向鲁中山区进攻，企图压迫解放军同它在鲁中决战，或将解放军压缩到胶东狭窄地带合围聚歼。中共中央命令华东人民解放军诱敌深入，然后歼灭。为此，华东人民解放军主动放弃泰安、莱芜、蒙阴等地。蒋介石果然利令智昏，急令各部“跟踪追剿”。解放军采取中央突破、虎口拔牙的办法，集中全力歼灭中路孤立突出的74师，而阻击其两翼。74师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式装备。五月十三日，解放军在坦埠阻击该师，并将其包围穿插分割。十四日，74师回军孟良崮，企图利用其有利地形，固守待援。华东野战军为争取战机，决定在敌援兵到达前将其歼灭，经几昼夜激战，至十六日，攻下敌军据守的最后据点，全歼该师3个旅，击溃其他5个整师的增援，共歼敌3.2万人，击毙敌74师师长张灵甫。蒋介石哀叹他的“王牌师”74师被歼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华东战场的局势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转变。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不甘失败，又以32个旅24万兵力向沂蒙山进犯。敌人采取密集平推战术，18个旅齐头并进。华东野战军以大部主力（8个纵队）组成西线兵团，打入国民党统治区；而以3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坚持内线作战。七月初，为配合刘邓大军进入鲁西南，华东野战军主力分左右路军插入敌后。左路军于七月六至七日收复费县、枣庄、峄县。右路军七月八日再克泰安，并连克宁阳、肥城、东阿、平阴等县城，迫使敌军于七月十一日西撤，打破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历时三个月的重点进攻。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从东阿至濮县地段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历时一个月，共歼敌9个半旅，6.6万余人，俘敌师长2人。这次战役突破了被蒋介石吹嘘为可抵“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九月九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在菏泽沙土集歼敌1个师，随后又在曹县歼敌1个师的一部。
  一九四七年八月，国民党集结5个整编师，准备进攻胶东解放区。八月中旬，蒋介石向王耀武亲授机宜，企图由西向东将解放军山东兵团挤到海边，将华东党政机关、部队一网打尽。山东兵团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相配合，跳出包围圈穿插到外线敌后，于十月二日发起胶河战役，收复昌邑、掖县、威海，共歼敌4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对胶东的攻势。胶东大捷标志着山东战场转入了战略进攻。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至五月八日，山东兵团发动对胶济路两侧的春季攻势，攻克了张店、周村、邹平、潍县、安邱、长山、齐东、蒙阴、淄川、蓬莱、威海、新泰等17个城镇，歼敌8.5万余人，解放了除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等少数孤城之外的大片地段，山东解放区联成一片。华东的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在第二年的解放战争中，共歼敌38.9万人，解放城市53座。自五月至七月中旬，山东兵团在津浦路徐济段发动夏季攻势，共歼敌6.3万人，解放了昌潍、兖州、济宁、泰安等12座城市，华北、华东联成一片。
  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华东野战军7个纵队组成攻城兵团，另以8个纵队组成打援兵团，攻打济南。济南是津浦咽喉，是敌人东北、华北、华东三大作战集团的战略支撑点和联结枢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华东所进行的战略决战，能否联成一体、贯穿一线，关键是济南战役的成败。济南敌军为王耀武所部15个旅11万人，组成严密的防守网。人民解放军为争取时间，采取单刀直入的战术。九月十六日午夜，解放军从东西两线同时发起进攻，苦战两昼夜，敌外围阵地土崩瓦解。十九日，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压力下，敌96军军长吴化文起义，撤出战斗。蒋介石急令王耀武“缩短阵地，坚守待援”。二十二日，解放军解放商埠区，二十三日晨完成对内城包围，二十四日凌晨发起总攻击。在同守敌经过反复拉锯战后，解放军终于突破内城，占据省政府，当日晚九时结束战斗。此役歼敌11万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企图潜逃青岛，在寿光被民兵捕获。济南大捷声威所及，使据守临沂、菏泽、烟台之敌纷纷弃城逃窜。济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的序幕。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解放军解放青岛。八月，整个山东都回到人民手中。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军民共作战10907次，歼敌56.9万多人，缴获大批枪枝弹药及物资，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二、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在旧中国，山东的土地制度和由此而产生的租佃、雇佣、高利贷、赋役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这种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几乎决定着中国农村一切经济政治关系。这是山东农村生产力不发展和人民蒙受奴役剥削的根本的原因。农民为缴租赋，往往陷进高利贷的罗网之中。山东的高利贷者，一般同时又是地主、富农和商业资本家，农民借贷的期限短，利率高。抗战前，粮食借贷月利3分半，现金借贷月利2－5分，高者达9.27分。《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统计46县131家地主情况，其中68％的地主兼放高利贷。地主兼商人和高利贷者达86.3％，以经商而成为地主的有69家，可见地主、商人、高利贷是三位一体的农村剥削者。经过一九四六年减租减息和增加雇农工资，农民生活有所改善，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但是，农民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他们迫切要求土地。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已经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过渡到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了。一九四六年八月，中共华东局召开土地会议，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制定了山东实行土改的办法。
  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它本身必然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总清算。山东实行土地改革，最普遍有效的方式是清算、献田。献田中，农民从地主、汉奸手中获得的土地占20％。后期则以清算斗争为主。清算的内容，主要是反侵吞、反霸占、反隐瞒土地和对农民的开荒地收租，对过去地主恶霸在工资、负担方面对农民的克扣与转嫁则实行找工找负担。清算对象主要是封建地主和地方豪绅。清算方式则是通过忆苦对比，算地主剥削帐，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农民明白到底谁养活谁，树立农民当家做主人的思想。经过这样的阶级教育，然后召开清算讲理大会，控诉地主阶级和旧社会给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之苦，理直气壮地向地主讲理清算。在斗争中，农民提出“土地回老家”的口号，直接夺回被地主霸占的田产，找回被地主恶霸侵吞的工资和负担，迫使地主赔礼认错，将土地折价赔偿给农民。经过讲理清算，地主在农村的威信扫地，经济上、政治上受到有力打击，他们在农村被孤立了。
  地主阶级有几千年的统治农村的经验。他们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在经济上、宗族上、文化上占着很大的优势，对土地改革极端仇恨。他们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土地改革，破坏农业生产。在国民党军队侵占的地区或接敌区，地主恶霸派出特务扰乱社会，或组织武装暴乱，杀害共产党干部和积极分子，推翻地方人民政权。他们还组织地主还乡团带领蒋军进村，滥事捕杀，将农民分得的土地、粮食、农具等什物一律反攻倒算回去，造成乡村一片恐怖。
  国民党的进攻，地主、特务的反攻倒算和屠杀干部和农民罪行，激起农民的极大反抗，各地迅速滋长起“左”倾复仇情绪，于是土改运动从和平献田和讲理清算变成了暴力夺田。鲁中南区利用战争空隙，展开了猛烈的追旧约、换新约的群众性夺田斗争，开大会庆贺土地还家；提出“参军保家”、“反蒋保田”、“保田保家”等口号。有的地方搞全乡全县的大宣誓、大游行、大参军。渤海区用大推平的办法处理土地，每人平均3－5亩，不分阶级，谁的地多就分谁的地，严重侵害了中农利益。一九四七年初，为了纠正地富手中保有较多较好的土地、浮财和解决干部多占土改果实的问题，采用了“刮大风”的宣传方式，推行了“处处点火，村村冒烟”的过左政策。一九四七年四月后，各地也开始把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如同对其土地一样一起清算，并推广了“贫雇农说了算，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一套“左”的经验。一九四七年六月，中共华东局召开了寿塔寺会议，总结一年土改的经验，着重批判了各地土地改革中干部多占土改果实、地主富农多留地等所谓富农路线和党内不纯现象。在反右倾的同时，批准了“左”倾路线。华东局发出“七一指示”，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强调雇农路线、标准成分论，并把司法等各种大权由干部手中转移到贫雇农小组手中。直到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胶东土地会议上，仍然强调“整党的目的，就是搬石头”，夸大党内不纯和土改不彻底的情况，为“左”倾路线制造根据。一九四七年七月后，各地传达寿塔寺会议精神，强调对地主要扫地出门，“对军工烈属是地主成分者，也一律扫地出门”，“群众意见怎样即怎样”；土地分配的方法是打乱平分，以全村土地平均数为基准，使土地数量和质量、远近达到平均。之后，又把冀鲁豫的“雇贫农当家”、“干部交权”等错误口号从鲁南扩展到全省。凡此种种，使中农、贫农不团结，阶级关系混乱，基本劳动群众阶层缩小，雇贫农陷入孤立。且树敌太多，使村干部和贫农脱离群众。群众恐慌，怕“富”不敢生产，不相信生产致富政策。有的人“坐吃”斗争饭，土地荒芜，杀卖牲畜，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群众普遍要求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保障人权、财权，确定地权，害怕再平分土地，害怕再搞大斗争。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春，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山东到一九四八年七月，才初步停止了“左”倾路线。此后，新区实行减租减息，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实行废除债务，同时实行生产救灾和合理负担政策。接敌区则实行反倒算、反抓丁征粮政策，只进行减租减息，一律不搞土改。在部分老区、半老区，以生产救灾为主，宣布结束土改，颁发土地证，并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乡、区、县三级人民代表会议。
  一九四八年七月，山东开始以生产救灾作为共产党、解放军的中心任务，坚决停止土地改革。一九四九年后又开始定成份、定地权，并与救灾工作、支前工作结合进行。
  土地改革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农村生产关系大革命，尽管出现了失误和一些荒唐的事，但其大方向是正确的，两年的土地改革，在山东解放区取得了伟大胜利。
  首先，土地改革使农民在经济上获得翻身解放，摆脱了对地主阶级的依附。几千年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被废除，农民获得了土地和部分生产资料。据统计，山东有74％的村庄进行了土改，有1000多万亩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基本消灭了赤贫，中农和贫农上升，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土地改革为发动群众支援战争，发展农村生产力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质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扫清了道路。
  其次，农村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农民结成了乡村中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乡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成为土改的中坚和主力军，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在广大农村中树立起来。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残余势力，把几千年统治农民的一套政权、神权、族权打垮了，地主武装被取缔消灭，封建的乡村保甲制度被摧毁，地主的各种党团、会门、宗教迷信组织被扫荡一空。地主阶级的上层建筑被打碎，代之而起的是乡村中民主政权和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建立。农民组织自己的乡村武装，保卫自己的政权和土改果实，树立起农民在乡村中的统治地位。
  其三，土地改革是农民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土地改革中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千百年来受地主愚民政策愚弄、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觉醒了。他们成为摆脱地主阶级思想支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新人，表现了巨大的历史创造性和主动性。他们控诉旧社会之苦，认识到地主阶级统治是他们受苦受难的总根源。农民视共产党、解放军为救星，跟共产党走成为社会公理和农民翻身解放的唯一出路。山东解放区在土改后盗匪绝迹，秩序井然，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新气象。
  其四，土地革命的胜利，充分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农民把解放战争看作是“保家保田保饭碗”的生死攸关的大事，看作是他们求生存谋解放的战争。他们自觉参军参战，支援前方。
  三、山东人民对全国解放战争的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它为了人民，也必然依靠人民。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援和无私贡献，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后，战场转移到山东。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集中作战，兵力在20万人以上，战争供应十分繁难艰巨。一九四七年一月，为了适应支援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华东局改组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健全了领导机构。省支前委员会下设人力、粮食、民战、政治、人民武装各部及秘书处，全权统一领导支前工作。各行署、专署、县府也都建立了支前机构，党政部门抽调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干部参加支前工作，加强对支前工作的领导。省支前委员会提出了“全面组织人力，争取支前主动，保证前方需要，节省人力，作长期打算”的工作方针，并制定了统一人力调拨、统一粮食调拨、民工使用和管理教育等制度。在组织上，将民工分为随军民工、常备民工、临时民工三种编制，经常进行阶级教育、政治教育、时事教育和军事教育。为了保证作战部队的供给，解决现代战争与交通条件落后的矛盾，创造了将军用物资和粮食按站转运的民站网组织形式。
  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直接参军参战，参加地方兵团、主力兵团，或参加民兵保卫家乡、肃清后方的残余敌人。一九四六年，在自卫反击战中，鲁中各县的民兵轮战队有1.2万人开赴前线支援作战。章丘县人民武装部参谋李玉泉率领民兵爆炸队，用地雷炸死炸伤敌人130余名。在敌占区，民兵坚持游击战，用麻雀战、地雷战，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粮食物资来源和交通运输线。广大农民在翻身之后掀起的保田地保家乡运动，使整个解放区农村沸腾起来。一九四七年，山东有两次参军热潮，胶东有18.2万人、渤海区有9.3万人、鲁中南有1.9万人。蒙山县人民在“自己的大门自己看，自己的队伍自己干”的口号感召下，掀起参军热潮，二十天中有3470名青年报名参军。莱阳赤山区有1000名民兵集体参军，成为闻名全国的“赤山营”。一九四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九年三月的第四次参军高潮中，山东又有16.8万名青年参军，其中半数补入主力部队。一九四九年有19.4万人的地方武装升入主力部队，几乎占三野总兵员的三分之一。在参军过程中，父母送儿郎，妻子送丈夫，兄弟相随上战场的事迹到处皆有。人人以当兵为荣，以前线立功为荣。许多地方父死子继，兄死弟继，为人民当兵，为求解放而战。
  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踊跃支前，以巨大的人力物力保证战争胜利。一九四七年三月，华东局和省支前委员会决定组织随军担架队和运输队。至六月，全省有常备担架10391副，建制担架3954副，分派到各部队服务。在历次战役中，都有千百万人民参加支前战勤服务。鲁南战役时，有数十万民兵、民工参战。莱芜战役中，有50万人在战地服务，有500万人参加各种后勤工作。泰安战役有随军民工7万人，有85.6万人参加战勤服务。孟良崮战役，有92万民工参加支前。在这一战役中，鲁中区有近百万妇女参加支前工作，她们完成军鞋50万双，碾米磨面6000余万斤。有大批妇女直接参加战地服务，烙煎饼，送茶饭，宣传慰劳军队，或参加送给养、送弹药、修路破路、站岗放哨、维持后方治安等战勤工作。在一九四七年二月至九月半年多的时间里，山东的常备民工有53万，临时民工256万，合计工日达12500余万个。
  济南战役时，中共中央华东局抽调近千名干部，加强支前各部门的领导，以全省的人力物力支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前，华东局提出“全力以赴”支前的号召，建立华东统一的最高支前机构华东支前委员会，在支前中起了重大作用。渡江宁沪战役前后，华东局执行“把民工队当成学校办”的方针，从山东抽调两三千名干部到江北、江淮、皖西、赣东北、皖南、苏南、浙北地区，征借粮食，组织人力，建立支前基地。
  据不完全统计，从济南战役到宁沪战役，山东共动用人力595.8万人，其中济南战役50.3万人，淮海战役225.1万人，渡江宁沪战役320.3万人。山东民工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开展立功运动。随军南下的“陈毅担架队”4500人，跋涉数千里，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无一人掉队逃跑。陈毅在评价山东人民对淮海战役的重大贡献时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总之，山东人民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