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1998年8月2日下午3点，山东省夏津县党史办公室里电话铃声骤起，听筒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我是1945年6月30日日本花冈劳工暴动的幸存者……”
3日下午，我们驱车左拐右转30华里，在夏津县郑保屯镇八屯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见到了这位老人。老人叫李学为，1915年生，1945年3月被日伪抓捕，5月到日本秋田县花冈镇中山寮作业场当劳工。见到我们，老人泣不成声。他说，他儿子爱看报，1998年7月24日《大众日报》周末版刊登的《我们不能再执迷不悟了》反映日本友人和中国劳工要求讨还公道的文章，儿子都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老人听了心如刀割，想起那段令人毛骨惊然的历史，他再也坐不住了，难道这种遗恨要让我们活着的和死了的人去保留吗？徘徊和犹豫只能加重自责，他要把当年日本鹿岛企业追随军国主义者掠夺残害中国劳工的罪行昭示天下，要他们偿还血债。
天降噩运
1945年3月26日上午，以卖牛血、羊血养家糊口的李学为推着独轮车到临清县去赶集，刚走到半路，就被5个日伪军截住。其中一名留大胡子的长官二话没说，一脚踢翻了独轮车，牛血撒了一地，学为弯腰去捡，身后又重重地挨了一枪托。“妈的，老子今天毙了你。”一个矮个子伪军边打边骂。他们三下五除二将他大捆大绑押进了临清监狱，无辜被抓学为一路泪水成河，家中年迈的父母还等着这点血换几个钱救命呢。在监狱里，他和10多个被抓来的难友两人一对每人被镣铐锁住一只脚，饭不让吃，水不让喝。学为又渴又饿又想家，一夜里他和难友辗转反侧，喊哑了嗓子，脚底磨出了血，喊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第二天，他们被捆绑着带上汽车，运往济南。车到高唐，趁司机修车之际，有七八名难友跳车逃跑，还没跑几步，就被伪军开枪击中血流成片，白花花的脑浆喷了一地，学为吓得当场昏了过去。车到济南，他们被押到一座密不透风的铁房子里，每天只给一个牛眼大的窝窝头充饥。在这里住了六七天，他又和各地抓来的几百名民工被押上去青岛的火车。一上火车，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几次想跳火车自杀，都被日伪军牢牢地拧住，并重重地挨了顿毒打。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颠波，他们被关押到青岛大港的劳工转运站。
海上囚笼
1945年4月18日黎明，青岛外滩黄海海面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本武装货轮“衡阳丸”号象一只巨大的乌龟伏在6号码头的海面上随波晃动，被海风撕裂了的膏药旗“呼啦啦”在船楼上翻飞，一行近600名华工每人发一套黑绿色的衣服，一块线毯，一顶帽子，在军警的棍棒驱使下，随着一片哭声登上甲板，苦难的同胞从此离开了祖国的怀抱，被逼向异国他乡，走上了悲残的劳工之路。
“衡阳丸”号尽管是一艘排水量较大的货轮，但由于这么多人与矿石、咸盐一起混装在底仓，拥挤不堪，闷热难当。汹涌的大海风高浪急，货轮忽而被推上峰尖，忽而被跌入低谷，颠簸得十分厉害，李学为这习惯于陆地上生活的农民，五脏六腑都要被倒出来。大家坐不能坐，站无法站，又想到远离家乡的亲人，个个心如刀绞，悲痛欲绝。一会儿功夫，就惹烦了甲板上的鬼子。有三四个人抡着大木棒来到仓里，嘴里呜哩哇啦地骂着，朝门口的几个哭泣者劈头盖脸一顿猛打，船舱里才渐渐平静下来。可没过多久，因晕船带来的呕吐之声又代替了刚才的哭声，空气中充满了污浊的馊臭，熏得人简直无法喘息。
经过2天时间，大家呕吐症状有所减轻，饥渴却又象幽灵似地缠在了每个人的身上。战时的中日航线由于时常要躲避盟军飞机舰艇的轰炸袭击，走走停停，航期不定，船上鬼子对饮食和淡水控制十分严厉，所以被分成几个小队的全体劳工，只能轮流用一口铁锅蒸杂面（玉米、橡子等）饼子。一个小队一锅，一天一顿饭，每人能抢到一个牛眼大小的饼子就算万幸，有时风浪掀翻饭锅，饼子被大浪冲进海里，一天的口粮也就喂了鱼虾。船上淡水更是奇缺，常常是整天不给一口水。有的因饥渴而晕死过去，被日本人身缠矿石块抛进茫茫无际的大海。记得是上船后的第三天的晚上，附近海面发现了美国潜艇及其布设的水雷，“衡阳丸”号只得中途抛锚，等待日本军舰开道护航。有的难友借船停时机试图跳海逃生，均遭船上日军射击，生死未卜。学为因生在卫运河边，水性较好，主要是当时饿得要死，也想跳水碰碰运气。便趁着灯火管制的时间爬出船仓，船上岗哨太近没冒险，却意外发现了仓口的一个大水盆下扣了许多玉米饼子，消息传开，不大工夫，就被仓里的难友悄悄地拿了个净光。因这，第二天开船时好多难友被打，他被2个日本兵用麻绳抽得遍体鳞伤。
原来4天的航程，“衡阳丸”号在海上颠覆了18天后才于1945年5月2日停泊在日本下关码头。在这里他们履行了“入关”手续：报告自己籍贯、姓名、出生年月日等。所有衣物都被蒸煮消毒，并被强制拉去药水洗澡，推进黑色的药水池，他尚未痊愈的伤口被刺得钻心痛……
地狱生涯
第二天的上午，全体华工被推上了驶向东北方向的焖罐列车，听着车轮辗着路基“扎扎”作响，他们不时从车板缝里向外观察，看到沿途到处瓦砾成堆，草与人齐，人烟稀少，所见之人无论工场、田间、路上包括下关码头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妇女，青年男子很少，又联想到日本货船在大海上躲躲闪闪的窘境，猜测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已成强驽之末。
经过三昼夜长途奔波，列车嘶叫着推开了地狱之门秋田县花冈町（现大馆市）作业所。
花岗作业所是日本东北部的一座铜矿，归属鹿岛组（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前称）开发。至此近600名劳工被加入到1944年先期到达的390名（已被折磨致死10余人）同胞中，被监工威逼着开始了艰苦的治河、筑路等苦难深重的劳役生活。
从船上抛弃逃生念头的那天起，全船劳工唯一的希望就是早一分钟到达目的地，结束终日死神萦回的非人生活。想的是，劳工不就是卖苦力，总不能不给饭吃？不想下了火车一看，让人们吸了一口凉气，那些早来的同胞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遍身疮痴、骨瘦如柴、默默无语，两行热泪，已向他们告诉了这里的一切。
1945年5月，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盟军已逼进并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国内已进入物资极度匮乏时期。为了支持战争苟延残喘，日本企业也加紧了对在日华工敲骨吸髓地残苦压榨。他们一行近600人到达花冈时，正赶上河川改道工程进入所谓的“突贯期”（即无限期的突击干活）。每天劳工们顶着星星去上工，晚上顶着星星收工，干活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一天两顿色如红胶泥的橡子面窝头，一顿只有一小个，晚上是一碗橡子面糊糊，为了防止在工地上饿倒遭打或出现事故，大家常常饭时将窝头掰下一小块应付了事，到工地干活时实在支持不住时才舍得偷吃一口。由于这些东西无法消化，吃了往往胀肚拉稀，好多人由此转为痢疾，病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病死累死的劳工一天天在增加，开始还一尸一箱拉出去火化，后来就攒到三五个一块拉，最后火化挨不上号，不少就给埋到山坡上了事，到花冈一个多月时间，经李学为本人背出埋到山坡上的就有七人。抗战胜利回国时，他们虽然每人都背回了死者的骨灰盒，也仅仅是个样子罢了。
上工后半个多月的一天中午，李学为从山坡上用斗车向下运石子。装满石块的车斗，足有千余公斤，无任何动力牵引，无论空车还是满载，上坡还是下坡全靠手推肩顶。李学为因饿昏了头致使斗车出轨腰被砸伤。两个监工把他架起扔进厕所便无人过问，蛆虫爬满全身，万幸的是，路上他在船舱里曾抓了一把盐粒装进口袋。每有单个劳工来厕所，他就送一粒盐与人（当时盐也挺缺），央求给送一口窝头一碗水，三、四天时间最终挺了过来。爬回了工棚，这把盐粒帮他从死神中夺回了生命。腰伤后，作为病号尽管有了稍稍休息的权利，但口粮也减了一半，每顿只能分给一碗橡面糊糊。这样每顿饭别人盛完了桶里的糊糊，他便用一块木片在桶沿上刮呀刮呀，那“嘶嘶”作响的声音老人至今刻骨铭心。实在想弄点东西吃了，也真想弄点东西吃了。工棚的东边是一小块土豆田，碧绿鲜嫩的叶子让人馋得直流口水，但慑于监工的淫威，没人敢去动它。这天趁别人上工之际，他悄悄地爬过去，从黑土里抠出两块乒乓球大小的土豆，回工棚狼吞虎咽吃了下去。不想监工中午做菜正好挖到这棵，发现土豆被盗，让30多个病号全部将口袋翻过来，因在李学为口袋里发现了新鲜的黑土渣而被打得鼻青脸肿。就这样，劳工们在苦难中煎熬着，每个人胸中都燃烧着复仇怒火。
六卅花冈暴动
令人发指的事情再次发生了。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八路军战士薛同道因饥饿难忍悄悄到附近韩国侨民家要了点剩饭吃，被日本监工发现抓回，立遭毒打，晚上一阵急促地哨声响过，全体劳工被集合到一个空地上。监工们先是轮流用木棍、皮鞭毒打他，后竟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脚板筋，最后这位20多岁的小伙子被这群野兽活活折磨而死。薛同道事件，点燃了六卅花冈暴动的导火索。一场反压迫、反凌辱的风暴在酝酿中成熟了。以大队长耿谆（河南省襄城人）召集中小队长骨干共13人开会并秘密组织、串连、策划举行暴动，鼓动的内容大意是中国人可杀不可辱，不能再受这种苦难，要杀死日本监工，报仇雪耻；中国人历来有反抗精神，宋江起义，就是逼上梁山；祖国地大物博，日本人无力完全占领，要冲出地狱，回到祖国去抗日。这些内容在劳工中秘密传播，大家个个情绪激昂，义愤填膺，决心豁上一死，大干一场。
6月30日晚11时，花冈中山寮夜深人不静 李学为在病号房隐约听见一阵骚乱，当跑出房门，昏黄的灯影里他看见平时为监工做使役的20岁的河北劳工孟连琪将手一挥，一大群难友便象箭一样跃进了门里，继而传来了监工杀猪般的嚎叫声和“咔咔嚓嚓”的肉搏声。他跑回工房，扯了一条破毯子，抓起一把圆铁锹回来，“要回老家了，我们要回老家！”的欢呼声已响彻夜空。他摸进厨房想找点吃的东西，发现蒸笼和铁锅早已被砸得稀巴烂。
这次暴动，共打死桧森昌治、长崎辰藏、猪股清和小4个日本监工，由于外围把守不严，配合得不协调，让两个作恶多端的监工清水和福田逃跑了。这样，原计划打死汉奸和所有日本人，吃顿饱饭再去美军俘虏营和警察署夺取枪支的计划便落空了，耿大队长站在一个高坡上慷慨陈词：“我们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这次暴动，是让鬼子逼的。现在我们不求能逃生，只求爽快死，大家要拚出一条路，杀一个鬼子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大家沿着崎岖山路匆匆整队向狮子森山上撤退，月色中，见耿大队长拿一张小地图，但因地形不熟，也只能摸索前进。李学为因身体状况差，又加上鞋跑掉了，遍山的荆棘和乱石把脚扎得钻心疼，和一些病号最终落在了后面，只得钻进草丛躲避。他已累得精疲力尽，又加露水浸湿，两膝关节也疼得无法走路，裹起破线毯，头一歪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学为被同伙捅醒，他们看见前面山坡上出现了忽隐忽现的小亮点，知道是日本人在组织搜山，赶紧一路向上爬，黎明时分爬上了一个小山顶，与那里几十名难友聚在了一起。天蒙蒙亮，整个大山几个山头已被上千名日本在乡军人和警察包围。其他山头上枪声响成一片，难友们用石块和锹、镐等武器与敌人展开了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捕下山。也许日本人料到了这个较低小山头上是一些病残劳工，包围李学为他们的是三四十个持枪的日本妇女，其中一人上山谈判，称原来的企业主管理工人太苦，生活太差，地方政府已决定改选新的老板管理企业。无奈之下，他们便被带下了山。
天亮以后，下起了大雨。山下共乐馆前大操场上用铁丝麻绳已围上了半人高削尖了的木栅栏。各路抓回的劳工被陆续押到，有些逃得较远的劳工被抓住由汽车运回，车上的鬼子残忍地用大皮鞋把劳工踹到车下，不少被踢摔的头破血流。耿谆等12名组织者被戴上脚镣手铐，关进花冈警察署，受尽酷刑。其他劳工身子不准歪斜，直挺挺被强迫跪在操场的泥水里反省。三天三夜不准吃喝，几名警察轮番用鞭棍抽打呵叱那些不能支撑的弱者。3天以后，他们被押回中山寮，广场上留下了100多具尸体，这些热爱祖国、渴望抗战胜利、盼望享有自由和人权的难友们，带着满腔的遗恨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心向祖国
拨开乌云见太阳。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消息终于冲破日方重重封锁传到了劳工棚，整个场院里一片沸腾。大家互相拥抱、滚打，当旗杆上升起了自己的国旗，全体劳工流出了激动欣喜的眼泪，大家又唱又跳，有人还扭起了秧歌，连许多病友也走到太阳底下，加入了庆祝行列。随着美军的接管，劳工们扔下了锹镐，解除了苦役，病友的疾病得到了医治，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不久，一个北京籍姓王的盟军翻译官来到工房，告诉了他们养好身体等待回家。
11月23日在中山寮的大场院里，劳工们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大队长耿谆流着热泪宣读祭文，向死难的同胞鞠躬致礼，场院里顿时哭声响成一片……
11月24日，531名被强掳来的幸存者和400余具装着同胞亡灵的骨灰盒，一齐从花冈登上了插满中国国旗和白幡的火车，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附记：由日本部分旅日华侨和进步人士组建的“中国人强制联行思考会”，于1994年将花冈作业所劳工名单交给了河北大学刘宝辰教授，并提供了必要的经费，请他帮助寻找国内的幸存者。8月3日下午我们与刘教授电话联系，经核对名单，李学为老人的身份被证实，他作为现已找到的第58名幸存者，已加入花冈受害者联谊会。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老人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及用工企业应对半个世纪前的事件负责，应该对劳工本人和家庭的经济损失、肉体及精神折磨给予赔偿，这笔债，绝不容抵赖！
（作者单位：夏津县委宣传部）
3日下午，我们驱车左拐右转30华里，在夏津县郑保屯镇八屯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见到了这位老人。老人叫李学为，1915年生，1945年3月被日伪抓捕，5月到日本秋田县花冈镇中山寮作业场当劳工。见到我们，老人泣不成声。他说，他儿子爱看报，1998年7月24日《大众日报》周末版刊登的《我们不能再执迷不悟了》反映日本友人和中国劳工要求讨还公道的文章，儿子都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老人听了心如刀割，想起那段令人毛骨惊然的历史，他再也坐不住了，难道这种遗恨要让我们活着的和死了的人去保留吗？徘徊和犹豫只能加重自责，他要把当年日本鹿岛企业追随军国主义者掠夺残害中国劳工的罪行昭示天下，要他们偿还血债。
天降噩运
1945年3月26日上午，以卖牛血、羊血养家糊口的李学为推着独轮车到临清县去赶集，刚走到半路，就被5个日伪军截住。其中一名留大胡子的长官二话没说，一脚踢翻了独轮车，牛血撒了一地，学为弯腰去捡，身后又重重地挨了一枪托。“妈的，老子今天毙了你。”一个矮个子伪军边打边骂。他们三下五除二将他大捆大绑押进了临清监狱，无辜被抓学为一路泪水成河，家中年迈的父母还等着这点血换几个钱救命呢。在监狱里，他和10多个被抓来的难友两人一对每人被镣铐锁住一只脚，饭不让吃，水不让喝。学为又渴又饿又想家，一夜里他和难友辗转反侧，喊哑了嗓子，脚底磨出了血，喊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第二天，他们被捆绑着带上汽车，运往济南。车到高唐，趁司机修车之际，有七八名难友跳车逃跑，还没跑几步，就被伪军开枪击中血流成片，白花花的脑浆喷了一地，学为吓得当场昏了过去。车到济南，他们被押到一座密不透风的铁房子里，每天只给一个牛眼大的窝窝头充饥。在这里住了六七天，他又和各地抓来的几百名民工被押上去青岛的火车。一上火车，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几次想跳火车自杀，都被日伪军牢牢地拧住，并重重地挨了顿毒打。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颠波，他们被关押到青岛大港的劳工转运站。
海上囚笼
1945年4月18日黎明，青岛外滩黄海海面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本武装货轮“衡阳丸”号象一只巨大的乌龟伏在6号码头的海面上随波晃动，被海风撕裂了的膏药旗“呼啦啦”在船楼上翻飞，一行近600名华工每人发一套黑绿色的衣服，一块线毯，一顶帽子，在军警的棍棒驱使下，随着一片哭声登上甲板，苦难的同胞从此离开了祖国的怀抱，被逼向异国他乡，走上了悲残的劳工之路。
“衡阳丸”号尽管是一艘排水量较大的货轮，但由于这么多人与矿石、咸盐一起混装在底仓，拥挤不堪，闷热难当。汹涌的大海风高浪急，货轮忽而被推上峰尖，忽而被跌入低谷，颠簸得十分厉害，李学为这习惯于陆地上生活的农民，五脏六腑都要被倒出来。大家坐不能坐，站无法站，又想到远离家乡的亲人，个个心如刀绞，悲痛欲绝。一会儿功夫，就惹烦了甲板上的鬼子。有三四个人抡着大木棒来到仓里，嘴里呜哩哇啦地骂着，朝门口的几个哭泣者劈头盖脸一顿猛打，船舱里才渐渐平静下来。可没过多久，因晕船带来的呕吐之声又代替了刚才的哭声，空气中充满了污浊的馊臭，熏得人简直无法喘息。
经过2天时间，大家呕吐症状有所减轻，饥渴却又象幽灵似地缠在了每个人的身上。战时的中日航线由于时常要躲避盟军飞机舰艇的轰炸袭击，走走停停，航期不定，船上鬼子对饮食和淡水控制十分严厉，所以被分成几个小队的全体劳工，只能轮流用一口铁锅蒸杂面（玉米、橡子等）饼子。一个小队一锅，一天一顿饭，每人能抢到一个牛眼大小的饼子就算万幸，有时风浪掀翻饭锅，饼子被大浪冲进海里，一天的口粮也就喂了鱼虾。船上淡水更是奇缺，常常是整天不给一口水。有的因饥渴而晕死过去，被日本人身缠矿石块抛进茫茫无际的大海。记得是上船后的第三天的晚上，附近海面发现了美国潜艇及其布设的水雷，“衡阳丸”号只得中途抛锚，等待日本军舰开道护航。有的难友借船停时机试图跳海逃生，均遭船上日军射击，生死未卜。学为因生在卫运河边，水性较好，主要是当时饿得要死，也想跳水碰碰运气。便趁着灯火管制的时间爬出船仓，船上岗哨太近没冒险，却意外发现了仓口的一个大水盆下扣了许多玉米饼子，消息传开，不大工夫，就被仓里的难友悄悄地拿了个净光。因这，第二天开船时好多难友被打，他被2个日本兵用麻绳抽得遍体鳞伤。
原来4天的航程，“衡阳丸”号在海上颠覆了18天后才于1945年5月2日停泊在日本下关码头。在这里他们履行了“入关”手续：报告自己籍贯、姓名、出生年月日等。所有衣物都被蒸煮消毒，并被强制拉去药水洗澡，推进黑色的药水池，他尚未痊愈的伤口被刺得钻心痛……
地狱生涯
第二天的上午，全体华工被推上了驶向东北方向的焖罐列车，听着车轮辗着路基“扎扎”作响，他们不时从车板缝里向外观察，看到沿途到处瓦砾成堆，草与人齐，人烟稀少，所见之人无论工场、田间、路上包括下关码头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妇女，青年男子很少，又联想到日本货船在大海上躲躲闪闪的窘境，猜测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已成强驽之末。
经过三昼夜长途奔波，列车嘶叫着推开了地狱之门秋田县花冈町（现大馆市）作业所。
花岗作业所是日本东北部的一座铜矿，归属鹿岛组（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前称）开发。至此近600名劳工被加入到1944年先期到达的390名（已被折磨致死10余人）同胞中，被监工威逼着开始了艰苦的治河、筑路等苦难深重的劳役生活。
从船上抛弃逃生念头的那天起，全船劳工唯一的希望就是早一分钟到达目的地，结束终日死神萦回的非人生活。想的是，劳工不就是卖苦力，总不能不给饭吃？不想下了火车一看，让人们吸了一口凉气，那些早来的同胞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遍身疮痴、骨瘦如柴、默默无语，两行热泪，已向他们告诉了这里的一切。
1945年5月，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盟军已逼进并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国内已进入物资极度匮乏时期。为了支持战争苟延残喘，日本企业也加紧了对在日华工敲骨吸髓地残苦压榨。他们一行近600人到达花冈时，正赶上河川改道工程进入所谓的“突贯期”（即无限期的突击干活）。每天劳工们顶着星星去上工，晚上顶着星星收工，干活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一天两顿色如红胶泥的橡子面窝头，一顿只有一小个，晚上是一碗橡子面糊糊，为了防止在工地上饿倒遭打或出现事故，大家常常饭时将窝头掰下一小块应付了事，到工地干活时实在支持不住时才舍得偷吃一口。由于这些东西无法消化，吃了往往胀肚拉稀，好多人由此转为痢疾，病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病死累死的劳工一天天在增加，开始还一尸一箱拉出去火化，后来就攒到三五个一块拉，最后火化挨不上号，不少就给埋到山坡上了事，到花冈一个多月时间，经李学为本人背出埋到山坡上的就有七人。抗战胜利回国时，他们虽然每人都背回了死者的骨灰盒，也仅仅是个样子罢了。
上工后半个多月的一天中午，李学为从山坡上用斗车向下运石子。装满石块的车斗，足有千余公斤，无任何动力牵引，无论空车还是满载，上坡还是下坡全靠手推肩顶。李学为因饿昏了头致使斗车出轨腰被砸伤。两个监工把他架起扔进厕所便无人过问，蛆虫爬满全身，万幸的是，路上他在船舱里曾抓了一把盐粒装进口袋。每有单个劳工来厕所，他就送一粒盐与人（当时盐也挺缺），央求给送一口窝头一碗水，三、四天时间最终挺了过来。爬回了工棚，这把盐粒帮他从死神中夺回了生命。腰伤后，作为病号尽管有了稍稍休息的权利，但口粮也减了一半，每顿只能分给一碗橡面糊糊。这样每顿饭别人盛完了桶里的糊糊，他便用一块木片在桶沿上刮呀刮呀，那“嘶嘶”作响的声音老人至今刻骨铭心。实在想弄点东西吃了，也真想弄点东西吃了。工棚的东边是一小块土豆田，碧绿鲜嫩的叶子让人馋得直流口水，但慑于监工的淫威，没人敢去动它。这天趁别人上工之际，他悄悄地爬过去，从黑土里抠出两块乒乓球大小的土豆，回工棚狼吞虎咽吃了下去。不想监工中午做菜正好挖到这棵，发现土豆被盗，让30多个病号全部将口袋翻过来，因在李学为口袋里发现了新鲜的黑土渣而被打得鼻青脸肿。就这样，劳工们在苦难中煎熬着，每个人胸中都燃烧着复仇怒火。
六卅花冈暴动
令人发指的事情再次发生了。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八路军战士薛同道因饥饿难忍悄悄到附近韩国侨民家要了点剩饭吃，被日本监工发现抓回，立遭毒打，晚上一阵急促地哨声响过，全体劳工被集合到一个空地上。监工们先是轮流用木棍、皮鞭毒打他，后竟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脚板筋，最后这位20多岁的小伙子被这群野兽活活折磨而死。薛同道事件，点燃了六卅花冈暴动的导火索。一场反压迫、反凌辱的风暴在酝酿中成熟了。以大队长耿谆（河南省襄城人）召集中小队长骨干共13人开会并秘密组织、串连、策划举行暴动，鼓动的内容大意是中国人可杀不可辱，不能再受这种苦难，要杀死日本监工，报仇雪耻；中国人历来有反抗精神，宋江起义，就是逼上梁山；祖国地大物博，日本人无力完全占领，要冲出地狱，回到祖国去抗日。这些内容在劳工中秘密传播，大家个个情绪激昂，义愤填膺，决心豁上一死，大干一场。
6月30日晚11时，花冈中山寮夜深人不静 李学为在病号房隐约听见一阵骚乱，当跑出房门，昏黄的灯影里他看见平时为监工做使役的20岁的河北劳工孟连琪将手一挥，一大群难友便象箭一样跃进了门里，继而传来了监工杀猪般的嚎叫声和“咔咔嚓嚓”的肉搏声。他跑回工房，扯了一条破毯子，抓起一把圆铁锹回来，“要回老家了，我们要回老家！”的欢呼声已响彻夜空。他摸进厨房想找点吃的东西，发现蒸笼和铁锅早已被砸得稀巴烂。
这次暴动，共打死桧森昌治、长崎辰藏、猪股清和小4个日本监工，由于外围把守不严，配合得不协调，让两个作恶多端的监工清水和福田逃跑了。这样，原计划打死汉奸和所有日本人，吃顿饱饭再去美军俘虏营和警察署夺取枪支的计划便落空了，耿大队长站在一个高坡上慷慨陈词：“我们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这次暴动，是让鬼子逼的。现在我们不求能逃生，只求爽快死，大家要拚出一条路，杀一个鬼子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大家沿着崎岖山路匆匆整队向狮子森山上撤退，月色中，见耿大队长拿一张小地图，但因地形不熟，也只能摸索前进。李学为因身体状况差，又加上鞋跑掉了，遍山的荆棘和乱石把脚扎得钻心疼，和一些病号最终落在了后面，只得钻进草丛躲避。他已累得精疲力尽，又加露水浸湿，两膝关节也疼得无法走路，裹起破线毯，头一歪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学为被同伙捅醒，他们看见前面山坡上出现了忽隐忽现的小亮点，知道是日本人在组织搜山，赶紧一路向上爬，黎明时分爬上了一个小山顶，与那里几十名难友聚在了一起。天蒙蒙亮，整个大山几个山头已被上千名日本在乡军人和警察包围。其他山头上枪声响成一片，难友们用石块和锹、镐等武器与敌人展开了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捕下山。也许日本人料到了这个较低小山头上是一些病残劳工，包围李学为他们的是三四十个持枪的日本妇女，其中一人上山谈判，称原来的企业主管理工人太苦，生活太差，地方政府已决定改选新的老板管理企业。无奈之下，他们便被带下了山。
天亮以后，下起了大雨。山下共乐馆前大操场上用铁丝麻绳已围上了半人高削尖了的木栅栏。各路抓回的劳工被陆续押到，有些逃得较远的劳工被抓住由汽车运回，车上的鬼子残忍地用大皮鞋把劳工踹到车下，不少被踢摔的头破血流。耿谆等12名组织者被戴上脚镣手铐，关进花冈警察署，受尽酷刑。其他劳工身子不准歪斜，直挺挺被强迫跪在操场的泥水里反省。三天三夜不准吃喝，几名警察轮番用鞭棍抽打呵叱那些不能支撑的弱者。3天以后，他们被押回中山寮，广场上留下了100多具尸体，这些热爱祖国、渴望抗战胜利、盼望享有自由和人权的难友们，带着满腔的遗恨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心向祖国
拨开乌云见太阳。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消息终于冲破日方重重封锁传到了劳工棚，整个场院里一片沸腾。大家互相拥抱、滚打，当旗杆上升起了自己的国旗，全体劳工流出了激动欣喜的眼泪，大家又唱又跳，有人还扭起了秧歌，连许多病友也走到太阳底下，加入了庆祝行列。随着美军的接管，劳工们扔下了锹镐，解除了苦役，病友的疾病得到了医治，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不久，一个北京籍姓王的盟军翻译官来到工房，告诉了他们养好身体等待回家。
11月23日在中山寮的大场院里，劳工们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大队长耿谆流着热泪宣读祭文，向死难的同胞鞠躬致礼，场院里顿时哭声响成一片……
11月24日，531名被强掳来的幸存者和400余具装着同胞亡灵的骨灰盒，一齐从花冈登上了插满中国国旗和白幡的火车，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附记：由日本部分旅日华侨和进步人士组建的“中国人强制联行思考会”，于1994年将花冈作业所劳工名单交给了河北大学刘宝辰教授，并提供了必要的经费，请他帮助寻找国内的幸存者。8月3日下午我们与刘教授电话联系，经核对名单，李学为老人的身份被证实，他作为现已找到的第58名幸存者，已加入花冈受害者联谊会。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老人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及用工企业应对半个世纪前的事件负责，应该对劳工本人和家庭的经济损失、肉体及精神折磨给予赔偿，这笔债，绝不容抵赖！
（作者单位：夏津县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