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蒋耀德，山东夏津县夏津镇人。1910年9月生，1931年12月随所在国民党二十六军参加江西宁都起义后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土地革命时期曾任瑞金红军学校卫生所长，红军公略学校卫生科长。长征中先后任中央红色干部团卫生队长，红一方面军三十军卫生科长，期间曾为生命垂危的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秘书、建国后首授将军军衔的女红军李贞治好疟疾；为时任红二军团18团政委、建国后首任石油部长余秋里做截肢手术。抗战时期先后任八路军120师卫生部长，抗大总校卫生部长。曾负责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接入红区并做他的手术台第一助手两个多月。解放战争中曾任东满军区卫生部长兼兵站站长，东北军区卫生部保健处、防疫处长。建国后先后任大连市卫生局长，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领导了东北地区的伤员救治工作。在战争爆发后20天后的时间内，筹建“战伤医院”8所，收治志愿军伤员近万人。后任青海省卫生厅长、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等职。1982年离休，享受副部级待遇。在采访和整理他的革命回忆录时，我们发现了半个世纪前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察北告急！张家口地区奇异怪病流行
  1949年10月中旬末，当全国上下还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气氛之中的时候，在距首都北京西北200公里的察哈尔省省会城市张家口市及郊区，却出现了一种流行性怪病：患者发病即高烧，咳嗽，接着咔血、吐血，不少病人尚未来得及救治就很快死亡。地方政府紧急动员域内仅有的数百名老中医到发病集中地区诊病就医，但因病因不明，大家对上述罕见病症又缺少临床经验，确诊异常困难，治疗起来便显得手足无措。个别医生甚至到病区不久自己也染病不治身亡。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建国之初的张家口，地处绥、满、察交界地段，随着发病区域范围的扩大，本已趋于稳定的社会形势也开始出现反复，敌情社情变得重新复杂起来。少数敌特残余分子和反动势力不甘心灭亡，利用当时地方上缺医少药和政府尚未来得及开展大面积防治工作的机会，造谣生事，盅惑人心。什么“共产党打败百万中央军，治不了小小传染菌”、“共产党只管坐天下，不管百姓死活”等等，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另有一些神汉游医，也粉墨登场活跃起来，他们瞅准了群众普遍缺少医疗观念和愚昧迷信思想抬头的时机，四处游说、诈骗钱物，想着大发一笔灾难财。这时整个病区颇有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阵势，在当地群众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灾情逐级上报，华北卫生部迅速组建了8人的专家组即赴张家口，诊断结果不禁令人大吃一惊……
  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果断签署命令
  百公里疫区大封锁
  1949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0月27日上午7点多，太阳还没露出地平线，清冷的北风扫荡着中南海路边粗大的白杨，树梢上的残叶拍打着枝条，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开了一个通宵的政法会议，走进办公室，疲倦地伸臂畅展了一下腰背，正准备审阅一份刚出台的公告，办公厅机要处的刘秘书匆匆敲门，送来一件发自察哈尔省的绝密特急电报。大半页纸的文字虽然简洁，凝重的内容却让阅报者眉头紧蹙：“张家口地区发生鼠疫流行，医学初步鉴定为肺鼠疫，请中央从速派遣防疫和医药力量来察救助……
  鼠疫，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强烈传染病，一般先在家鼠等啮齿类动物中流行，由菌蚤叮咬传染给人。轻者引起淋巴结炎，称腺型鼠疫；如病原体浸入血液，往往引起败血症或肺炎，分别称败血型鼠疫和肺鼠疫。腺型和败血型两种都是以菌蚤为媒体叮咬传播，而肺鼠疫则是一种以空气为媒体在短时间内大面积流行的特急性传染病。史料记载，1911年哈尔滨市及郊区农村曾发生一次大的肺鼠疫传染，每天死亡达数百人，半个月内死亡上万人，尸体堆积街头无人掩埋，当地居民纷纷逃离，东北大片沃土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局面。后来广东籍留英回国的伍连德医生向全国发出呼吁，并上书清政府和地方督抚强烈要求从外国聘请和从各地强征2000名医生赶赴疫区，经过一个多月的急救，蔓延势头才得以扼制。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刚刚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已经当家做主获得解放的人民，绝不会答应肆虐的疾病再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决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更何况张家口属察省省会城市，与首都北京又相距不远，如流行得不到有效控制，后果不堪设想。疫情十万火急！董老一面令刘秘书迅速将电报送周总理办公室，一面拿起了桌上的红色加密电话。经与周恩来总理通话请示之后，他以中央防疫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果断签署命令：自11月27日中午12时起，封锁张家口市区为中心方圆100公里疫区，除防疫之特需，一切交通运输暂行禁止，所有车马人畜阻绝通行。令卫生部速调遣防疫之力量赴察查明疫情，组织防疫，务求迅速扑灭疫病流行。
  张家口市及近郊疫区顿成一座孤岛。
  中央卫生部电令东北军区：火速派一个有经验的防疫队赴张家口……
  星夜出征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防疫工作也几乎从零做起。受长期战争灾难和愚昧、贫困影响，天花、脑膜炎、麻疹等疫病在全国不少地区均有流行。尤其东北的东满、西满和北满地区，日本关东军曾在此建立起2个庞大的细菌战基地，并把这种“武器”多次在城乡大量散布，致使各类疫病特别是鼠疫流行长期贻害人民。因此，当时国内防疫重点和主要防疫力量都集中在这里，疫情就是命令。疫区就是战场，危难之际，谁能横刀立马，担此重任？中央卫生部的目光自然聚集到东北军区。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一个月前。开国大典前夕，东北军区向中央打报告。要求派一批医务专家赴东北帮助工作，当时的蒋耀德同志，作为土地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又经历了雪山草地的红军老干部，完全有资格也有可能留在北京过上安定的生活。实际的情况是，正在筹建中的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也确实为他安排了房子，预留了工作职务。但他凭着对新中国防疫事业的一
  腔热情，向卫生部领导递交了一份申请书：“我是做业务工作的，希望能发挥专长，为国家几近空白的防疫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部里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可以留给有经验的原来做政治工作的同志来做，这对革命事业更有利些。如果领导认为我是胜任的，要求派我去东北疫区参加那里的防疫工作”。部里的领导为了照顾他，提出他的战友、助手和妻子谢淑贤同志可考虑留北京。他们夫妇也谢绝了：二人同去生活上更便于照顾。东北疫区业务人员太少，多去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这样，蒋耀德毅然放弃了大都市的优越生活和做“京官”的荣耀及待遇，选择了浪迹天涯的防疫工作，走马上任了东北军区保健处兼防疫处处长。
  在那里，他们夫妇二人和东北军区卫生部防疫处的十几名同志，与苏联派来的防疫队并肩战斗。哪里出现疫情，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从而使各疫区的卫生面貌大有改观，疫情难以预防扼制的被动局面被迅速扭转。他被疫区的群众奉称为“蒋神仙”，无论到哪里，都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和医生患者的尊重。
  10月27日下午，蒋耀德正在一个叫孔家窝棚的村庄组织开挖捕鼠沟，突然接到了军区卫生部的电话，饭也顾不得吃一口，便快马加鞭赶回驻地。贺诚部长（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贺诚赴京任卫生部副部长）早已焦急地等在那里。来自北京的电报称，命东北军区派一个有经验的防疫队火速赴张家口，确诊是何鼠疫并开展防疫工作。几乎随电报同时到达，卫生部领导打给贺诚部长的电话提议：若无不妥，可请蒋耀德同志挂帅。
  军区卫生部会议室里，明亮的汽灯丝丝作响。贺部长向蒋耀德传达了领导的意见。疫区就是战区，凶险异常，这是任何人都容易明白的道理。但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不辱使命。催征的战鼓频频敲响，时间已来不的半点怠慢。他二人随即共同研究了向中央汇报的初步工作方案，并从卫生部的医务干部画名册中圈定15名骨干组成了防疫队。电话紧急下达到所属各院、站、所。在等待大家的2个小时又15分钟的时间里，蒋耀德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准备了一份20分钟的科学防治鼠疫的广播讲话稿。下午4时左右，各路人马陆续赶到。贺部长给大家宣读了中央的电报命令，作了简单的行前动员，并根据业务专长，临时成立了三个科：医务科、药材科、宣传科。会尚未结束，蒋耀德的妻子谢淑贤怀着身孕，这时也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四十里的防疫点跑来，向贺部长递交了申请，要求一同赴察。贺部长考虑到老谢防疫业务熟练，就从原来的名单中撤下一名男同志，由老谢替补，担任了药材科长。傍晚5时30分，在凛冽的寒风中，16人的防疫队连同几台显微镜，一架X光机等一批药品器械登上了一列入关的蒸汽列车。
  经过近一昼夜的长途奔波，列车到达北京站，董必武副总理和正筹建中的卫生部领导接见了他们，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方案，并宣布任命蒋耀德为中央卫生部赴察哈尔省防疫总队队长。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会客室里，蒋耀德接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28日是个阴冷的天气，下午2时，披着东北征尘和冰霜的那节防疫车箱，挂在由首都发往张家口的粮菜专车上，沿着已封锁的京绥铁路向西北方向急驶……
  中苏专家分别会诊，结论相同
  张家口可以亮绿灯
  1949年初冬的张家口，市郊是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下车之后，防疫队步行一段土路，发现老鼠满地乱窜，鼠洞象蜂窝一样星罗棋布。
  蒋耀德提着背包在一块洼地里拔开草丛，数点步量了一下，100平方米内约有90多个鼠洞，前行的步子沉重了许多。
  傍晚6时30分，当防疫队的同志们到达目的地，见到察省领导时，收音机的晚新闻正在播放上午的采访讲话。
  虽经长途奔波，但大家都顾不上睡眠和休息。听完疫情汇报，蒋耀德立即安排宣传组的三名同志到礼堂去培训等在那里的防疫人员。接待办的同志要先送他去招待所休息一下，蒋耀德摆摆手，对与会的人员说：“我是第一次来察北，情况在来之前已有所了解。你们的介绍使我进一步清楚了。但我必须到处走走，多了解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当天晚上，他就来到了30里外的一个重灾村，走访患者和亡人家庭，调查发病诱因、症状、特点等。他和其他两名队员来到一户姓赵的家庭，这家因病刚刚死了男人，寡妇和两个孩子正在哭泣，光秃秃的土炕上只有一床破开了花的脏棉被。因缺少盛具，仅有的一点玉米只能堆在炕角里任老鼠啃食糟蹋，屋内鼠粪便地。蒋耀德把大衣留给赵家，又转了几家，发现各家几乎都有被疫鼠污染的粮食。赶紧与村长联系，要求配制石灰水，将全村屋墙全部粉刷，同时动员大家制做缸盖、饭罩等。他亲自和村里干部一起，到各家动员群众必须把污染粮全部集中到村公所，集中销毁。并向区乡打了要求调剂部分救济粮的报告。他和队员们利用在东北防疫区总结的灭鼠经验，组织全村200多户人家在村周围开挖了一条深3尺、宽2.5尺的捕鼠沟。夜里12时，蒋耀德和队员们提着马灯到沟边观察，发现有近百只老鼠全掉进沟内。他们将猎物捕回进行解剖化验，发现带菌疫鼠甚多，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就在第二天的清晨，村里来了两个穿戴整齐的中年人，带着几件羊毛翻里的皮袄皮裤，找到村长，说是附近来慰问防疫队的。等见到蒋耀德，其中一位留络腮胡子的把蒋耀德一个人拉进里屋，说要单独谈谈。原来这是两个投机商人。因为自27日京绥铁路封闭后，运粮渠道暂不通畅，北方地区粮价已大幅上涨。他们看到防疫队的同志们行装单薄，想用几件皮货作贿赂，将村里两千多斤污染的碎玉米贩运出去赚昧心钱。蒋耀德气愤地把几件皮衣扔出门外，喊几个群众来当场将那批粮食全部点火销毁。那两人见势不妙，只得悄悄溜走了。
  要确诊疫情，有了对患者及亡者家属的调查作参考，有了疫鼠的解剖化验结果作依据，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则是要死人“说话”。为此，蒋耀德披着破军毯逐户做好家属工作，与当地民工一起，用大镐刨开10厘米厚的冻土层，挖掘死者墓地，解剖尸体，做切片和细菌培养检验。按照预案，他们把调查重点放在了对“典型家庭”（即家庭人口多、但只有1—2人患病或死亡，其余安然无恙）的情况了解。29日晚，他带一个调查队走出驻地60多公里，当时天寒地冻剩下三具尸体的切片尚未采集回来，天上又飘起了雪花，郊外天黑得象锅底一样。两位随行的民工闹起了情绪，一位主张就地找个村子住下，第二天再说，另一位则主张在附近随便挖两座坟集中采集几个切片应付了事，没必要再摸黑这么没命地跑分散点。面对的是冻饿劳累了一整天的普通群众，蒋耀德没有责怪他们。他组织大家支起了帐篷，点起了带来的马灯。他和一位队员骑马跑到附近的村子里自己掏钱向当地群众买来一包豆腐干，一包花生米和半瓶烧酒。他们在旷野的黑夜里点起了熊熊篝火，大家一边暖暖身子，烤一下冻得发木的双脚，一边听老蒋讲述长征路上的故事，大家听得心里都热乎乎的。最后蒋耀德把毯子一裹站起来对大家说：疫区在封锁中，成千上万的生命正受着威胁，时间一分一秒也不能等；疫情诊断一丝一毫也不能差。几口老酒下肚，大家收起帐篷又向着新的采集点前进了。那一次采集完最后一个标本切片，已是夜里两点多。为了不打扰村里的群众，他们就在帐篷里住下。蒋耀德坚持让民工和其他队员睡在里边，自己守在门口，蜷曲在棉毯里睡下，半夜被冻醒，刺骨的朔风从帐篷的缝隙里吹进来，让人牙根子直打战……
  第二天一早，调查队准备到附近一个村子里去搭伙早餐。来到村口，他们发现村南一所房子起了大火，火势借着北风越烧越大，映红了黎明的天空。等他们气喘吁吁跑去救火，却发现周围站满了人。一个40多岁的男人抱着孩子正嚎陶大哭。经了解，这家女人刚刚染病死亡，为了防止传染，区政府已下了通知，所有疫舍将全部销毁。蒋耀德把在场的村长拉到一边，严肃地向其指出了这一错误。因为对这类疫舍的处理，完全可以用DDT灭蚤和5％的克雷沙尔溶液喷洒消毒，简单地烧毁房屋则会给群众带来很大的经济和思想负担。这方面，防疫队到达后早已做了广泛地宣传。为此，蒋耀德和一名队员在返回的路上，又专门绕道15里路，找到区政府，对他们没能落实好宣传内容，给群众造成负担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区长表示诚恳地接受意见并立即改正。就这样经过四天时间夜以继日地工作，防疫队共走访60多个村近200多个家庭，抽点解剖检验尸体50多具，最后综合各组调查和临床检验结果，结论为：疫区出现的疫情属败血型鼠疫而非肺鼠疫。这个结论因为与华北专家组上报的结果不够一致，不少参与的医生私下意见分歧很大。最后召开情况通报会，会前蒋耀德的一名助手给他打招呼说，工作都是同行同道，推翻别人前期的结论应谨慎从事，以防伤害彼此的感情。而蒋耀德当即表示，防疫工作是事关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大事，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讲一团和气，必须靠严谨的工作作风，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密的数据资料来以理服人。他在会议上代表中央防疫总队作的长篇学术报告，以详实的资料，慎密的分析和不辨的事实，赢得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最后，此结论由察北人民政府张苏主席和蒋耀德共同签署，电报董必武副总理：察哈尔省北部地区的疫情属非空气传播的败血型鼠疫，防疫及时没有大流行的可能，为此建议中央，疫区封锁可告解除。
  电报内容很快转周总理并报告毛主席，为确保万无一失，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10月30日打电报给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斯大林元帅，请求派当时国际著名的苏联国家生物工程院院士拉果金来华协助复检。12月1日，拉果金院士专机到达北京，经中央领导接见后乘火车赶赴张家口疫区。苏联专家分别听取了华北专家组和防疫总队的汇报，参观了化验室，仔细研读了近百页的综合分析化验报告。之后，按照他们自己的操作方法和规程，重新走访患者，对死者内脏进行切片和病理化验。拉果金院士和他的助手们象对等自己的工作那样身着笨重的冬装，冒着风雪严寒，踏遍百里疫区，其高度的敬业精神，给中方医务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两天的工作，苏方报告给中央的最终结论与防疫队的结论完全一致。12月3日早8点，京绥铁路上，列车一嘶长鸣，张家口封锁宣告解除，疫区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秩序随即恢复正常。针对当时察北地区防疫力量薄弱、疫情尚没彻底控制的情况，蒋耀德向张苏同志建议应向中央要求，中、苏防疫队暂时留驻察省帮助工作，俟疫情缓解后再予撤回。此意见形成报告由察北人民政府电报中央，随即被批准执行。这样，中苏防疫队又一鼓作气，帮助当地政府和群众进行街道、房舍消毒，隔离病人，捕杀疫鼠和预防接种。这时随苏联专家一同前来的华北电影制片厂的两名同志，也寸步不离地和大家一起工作。蒋耀德作为中方队长，积极帮助协调与苏地方专家的关系，事事、时时、处处为摄影的同志提供各种方便，使他们顺利拍摄了5000尺的防疫情况的拷贝，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
  大约是解除封锁后的第四天，蒋耀德从野外作业刚回到驻地，通讯员小张慌慌张张报告他，老谢受伤去了医院。他截了一辆运粮的马车赶到张家口市郊医院，谢淑贤同志正在打吊针。原来她在药材科取药时，不小心碰翻了作针灸教学用的20多斤重的大铜人，正好砸伤头部，致成重症“脑震荡”。这场灾难，万幸的是身怀的女儿星星没出任何意外。老谢在医院里躺不住，要求早出院，医院领导指示她，有病就要安心休养，不要发急，病好再工作，当成任务来执行。但她还是身体没完全恢复就投入了工作，以至到老年一直留下了偏头疼的毛病。而在当时，蒋耀德牵挂更多的也是一线的防疫工作。他见没有生命危险，只在医院待了一个多小时，就把妻子交待给护士和通讯员照顾，自己毅然走到防疫培训班的讲台上去了。当别人让蒋耀德出面劝说老谢休息，他说：“全体队员都在没命地干工作，不让她参加，她于心不安”。
  中苏双方以忘我的精神，经过近一个月的奋战，最终彻底征服了这次鼠疫病魔的侵袭。为了推动群众性防疫工作，同时也为了检阅这次防疫成果，张家口市举办了全国首次预防鼠疫展览会。展览安排在一所卫生学校里，几个大房间布置陈列得十分整齐，内容也很丰富，共展出了各种文字资料图片和实物400多件，接待附近县乡及远路赶来的干部群众共计4600多人。中央卫生部还派防疫司的一位司长前来参加，并对这次防疫工作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
  12月8日由蒋耀德率领的防疫总队返回北京，董必武副总理亲切接见了他们。董老拍着蒋耀德的肩膀说：“老蒋，在首都北京，我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祝贺总队取得了防疫工作的重大胜利”。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淹没在一片掌声中。卫生部领导也对这次防疫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蒋耀德同志和他率领的防疫总队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嘉奖奖励。
  建国之初的这次防疫，是对新中国防、检疫技术实力的一次大检验。岁月悠悠，半个世纪前金戈铁马驰骋疫区的青年战士如今已入耄耋之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的力量固然是微不足道的，但蒋耀德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热爱疫区人民的拳拳之心，为新中国早期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作者单位：山东夏津县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