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日英烈吴匡五
  陵县县志办公室
  吴匡五，原名吴观志，1915年出生在阳信县温店乡后吴家店一个农民家庭里。自7岁入本村小学，后在乐陵高小毕业又考入惠民中学。在中学读书期间，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匡五同志颇受影响。他同进步同学一道，参加示威游行和罢课斗争，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以‘共嫌”被开除学籍。之后辗转到乐陵中学就读，毕业后升入聊城后师。1937年毕业后任小学教员。
  （一）
  1938年10月，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冀鲁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在乐陵举办军政训练班，招抚流亡，培养志士。匡五同志满怀抗日救国激情，毅然弃职奔赴乐陵，经孙晓峰同志介绍参加了军政训练班学习。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训练班结业后，党组织分配匡五同志到中国冀鲁边区党委机关报《烽火报》编辑部工作。同年冬庆云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调庆云县政府任民政科长（即教育科长）。1939年春任专署民训科长。这期间，表现出其领导组织才能，受到组织的信任和重用。同年夏，冀鲁边区加强根据地建设，边区党委调他到陵县组建抗日民主政府，7月9日任陵县县长。
  （二）
  匡五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对创建和建设陵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初来陵县时，日寇在县城、凤凰店、盘河、神头、孙路环等地修了不少据点，并频繁“扫荡”。德平境内国民党曹五旅部也抢占地盘，时常与我军发生磨擦。匡五同志为开辟陵县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宣传党的抗日方针，联合各界人士，广招人才，支援抗日。在他的领导下，陵县先后组建了县、区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武装。1939年底，县大队发展到一百余人，三、四、五区政府相继建立和健全，并组建了区小队武装。他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组织群众挖地道，修交通沟，破路打狗，收藏粮食，锯电线杆割电线，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设施。给敌人活动造成极大困难。
  匡五同志自幼读书，性情温和，能歌善弹，才华过人。但没打过仗，不懂军事，临战指挥，不够大胆沉着。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中，打仗是经常的，军事斗争是主要的。党政干部都必须学会打仗和指挥战争。为了领导人民战胜敌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匡五同志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有关游击战争的军事著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并联系实际不断总结战斗中的经验教训，迅速将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沉着、勇敢的坚强战士。在那艰险的岁月里，经常是白天打仗，晚上还要数次转移，他率领县大队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常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1940年冬，日寇在滋镇、罗院、林子等地增修了据点。陵县境内据点林立，日寇大规模“扫荡”，日、伪、顽相互勾结，疯狂捕杀抗日军民，形势进一步恶化了。我八路军主力不得不暂时撤到平原、禹城、德县境内活动。陵县县大队经过数十次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伤亡甚大，曾一度只剩十几人。我县、区机关、部队已不能在本县境内活动，匡五同志满怀抗日必胜的信念，带领县区机关和县大队转移到陵县、德县边境活动。翌年春，在德县境内遇到德县、陵县、德平等七路敌人合围“扫荡”。匡五同志准确判断敌情，巧妙地带领全体人员一昼夜奔走三县边境，行程二百里，在数路敌军的空隙中穿插，使我军毫无损失。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他经常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大家一起唱《国际歌》、《延安颂》等革命歌曲，以鼓舞革命斗志。
  有一次敌人纠集德平、徽王、神头、滋镇、大王庄、孙路环六处据点的日军和伪军共几百人，将县大队包围。战斗打响后，唯东南方向没有枪声，多数人认为应向东南方突围。匡五同志认真分析了敌情后认为：东南方向没有枪声，更可能有敌人埋伏。于是他果断命令部队向西突围，当部队冲到于文林村南时，埋伏在于文林村道沟里的敌人才发现我军，但为时已晚。我军已冲出包围圈，占据了有利地形，激战一下午，日军伤亡20余人，伪军伤亡数十人，而我军仅一名战士受伤。同年冬，他又带县大队两个连到平原城东破路截车，将路轨扒掉，使日寇军车脱轨，歼灭了押车的日军几十名，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日用品。
  1941年，临邑伪县长尹寿朋部与日伪勾结，经常捕杀我抗日军民，烧杀抢掠，甚至冒充我八路军和抗日政权去办坏事。群众迫切盼望我军歼灭这股顽匪。同年夏，我军侦得尹寿朋带七、八十人住五区信家村。匡五同志和其他同志认真分析了敌情，研究了战斗计划，决定夜袭信家村，智歼尹寿朋。匡五同志选定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战士，扮作看瓜农民，夜间手提灯笼向信家村走去，另派两个班紧跟。当提灯笼的战士走近敌人岗哨时，哨兵问道：“干什么的？举起手来！”话声刚落，即被我战士击毙。战士们迅速冲入村内，由信家村地下党员带路直逼尹寿朋住处，将尹寿朋就地处决。大队遂之冲入，将敌全歼，缴获了几十枝枪和部分弹药。
  （三）
  匡五同志在革命和斗争实践中明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舍己为公，不徇私情是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也是起码的条件。他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做的。1940年春，他家乡灾荒严重，母亲步行百余里到陵县找儿子设法渡荒。匡五同志身为县长，要把母亲留下来渡过灾荒是做得到的，大家也是能够谅解的。可是他为把精力集中在革命事业上，避免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母亲住了不几天，他就劝老人回了家。同年夏，他父亲在家病逝，他忍着极大的悲痛，仍坚守工作岗位，受到人民的赞扬。
  在日常工作中，他处处注意首先为大家着想，把方便让给同志们，把困难留给自己。县政府经常随县大队活动，他又兼县大队长，政府和县大队的工作，都是他亲自研究布置。行军前周密计划，宿营后往往工作到深夜，还亲自检查岗哨，看望战士宿营情况。冬季行军多时，他就布置烧水让战士洗脚，夜里给战士盖被。由于当时环境艰苦，工作繁忙紧张，匡五同志本来很健壮的身体一天天消瘦衰弱了。一次夜行军，他半睡在马上，朦胧中策马前进，跌进沟里，头脸摔伤，第二天照常工作。同志们劝他休息几天，他却说：“为了抗战，这点伤算什么！”他平易近人，关心爱护同志，工作积极，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四）
  1941年秋，匡五同志带县大队深入到临邑城北敌占区活动，开辟工作。9月7日，他同县大队百余人驻在苏家庙子（临邑城北），被临邑、盘河、宿安、罗院、林子五处据点的日军包围。当发现敌情时，东边季家村友军和宿安的敌人已打响。西边夏家我一小部分主力部队与盘河的敌人接触，临邑城的敌人乘汽车已至村东，罗院的敌人也从村后包抄过来，情况十分危急。匡五同志决定立即向南突围，绕道转移。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在突围中，他身先士卒，不幸负伤，子弹打中左胸下部，秘书王工一同志背起他继续突围，当晚转移到平禹县姜家村（现属平原县）时，由于匡五同志伤势过重而牺牲。时年27岁。
  为纪念吴匡五烈士，1943年经上级批准，将陵县改名为匡五县。并于1945年在三官道村建烈士陵园。由匡五县抗日民主政府暨各救国会立碑镌文，永志纪念。
  战斗的青春 闪光的年华——记优秀共产党员戚烽烈士
  韩风声
  每逢路过武城戚庄村时，公路西侧田野里的一尊一米多高的墓碑便映入我的眼帘，上写“戚烽烈士之墓”。这是哪时期的烈士……？好奇心趋使我对其家庭后人进行了访问，一本厚厚的发黄的日记我反复地翻阅着……。
  一、受党的派遣
  戚烽是位英俊且很有文才的热血青年，生于武城戚庄。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17岁。他在山东省十二中学（聊城）读书。听到日寇打进中国、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日、丢下大片国土逃跑的消息，胸中怒火燃烧。中学尚未毕业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活动，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抗日救国文章。
  1938年5月，冀南军区党组织派戚烽到武城发展抗日游击武装。他一回到家乡——武城戚庄，刚放下背包就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7月份就建立了武城县第一个抗日武装——戚庄游击小组。开始只有戚烽、戚平、小马三人，三支手枪（一只打不响），戚烽是区委书记兼任组长。
  1938年9月日寇占领武城后，烧杀抢掠，土匪杂顽也乘机捣乱，武城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戚烽目睹了日寇汉奸的暴行。决心迅速发展抗日武装，为受压迫的人民撑腰。他一方面积极地发动群众吸收贫下中农子弟，进步青年学生加入队伍，打土匪、除汉奸搞武器，一方面动员有武器的富户人家拿出武器。戚烽的父亲戚夯曾在旧政府任财政局长，为官清正，忧国忧民。日军占领武城后，他坚决拒绝到伪县政府上任，隐居故里，他说：“堂堂中国人岂能当汉奸！”戚烽见父亲有爱国正义感，就把党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的政策讲给父亲听，在戚烽的动员下，戚夯欣然表示：“家不要了也要抗日！”他毅然扔掉土地房产带着妻子徐株君参加了我党抗日队伍，并把自己私藏的一支橹子手枪交给了游击小组。把家迁到运河以西。1938年底队伍发展到20多人，6名党员。1939年3月，为发展队伍，戚烽、林绍顺、宋烈等9人来到五房头国民党顽军第八师，即张八师（师长张栋臣），打入敌内部，暗地宣传抗日，发动武装起义，不久被张八师司令部的国民党特务、参谋长王士甫察觉，密谋对其下毒手，戚烽闻讯立即通知同志们撤回戚庄。他召集分散的游击队员，把队伍拉到运河西活动，接连除掉10几个汉奸。1939年5月又扩队伍，改为冀南四分区武城独立营，戚烽任基干连指导员。他们积极展开抗日活动，割电线、破公路、除汉奸、反特、伏击日伪军，配合讨伐顽军石友三的斗争，有力地鼓舞了运河两岸人民的抗日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0年5月，武城县委、县府、公安局先后成立，戚夯任副县长。独立营改为冀南军区六分区武城县大队。军区又调来红军干部任县大队领导，戚烽任副政委（当时一元化领导，大队长和政委由县委书记和县长兼任），红军能征善战的光荣传统在县大队得到发扬。县大队又镇压了汉奸乡长戚士枝，配合正规军拔据点，炸碉堡，在运河里击沉敌人的汽艇，打得敌人恐慌不安。斗争中县大队不断壮大，发展到100多人，两个连。
  二、战斗中成长
  面对武城军民的抗日活动，敌人恨之入骨。日军在1942年4月29日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军区进行残酷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之后，小扫荡、清乡不断，经常逮捕杀害抗日干部、群众，三里一岗五里一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公路沟墙成网，据点碉堡林立，武城境内炮楼达20多处，斗争更加艰苦。但是坚强的武城军民并没被吓倒。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武城县大队在“四·二九”战斗中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与敌人周旋，从南线突围，损失较小，经休整，迅速恢复元气，戚烽等大队负责人又率队投入战斗。他们在冀南军区、县委的领导下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总结经验教训，学习毛主席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坚持游击战，使大家掌握“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游击作战原则，在恶劣的形势下，武城县大队采用不同的形式，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使敌人闻风丧胆。伪军们说：“谁不办好事，出门碰上小戚！”驻武城日军大队长中居少佐和伪县长吴寄朴十分恐慌恼怒，总想一口吞掉我县大队。戚烽和战友们也在战火中锻炼成长，县大队成了一支精明善战的队伍。
  三、日伪阴谋
  伪县长吴寄朴（31岁，武城四女寺五屯人）是个狡猾的铁杆汉奸，老牌国民党员，军统特务。他参加了励志社、复兴社、受过庐山特务训练，曾任国民党山东四区保安司令部中校参谋、德平警察局长、恩县警察所（局）长。他投靠日本人铁心反共。“四·二九”一战告密“有功”，更受日本人器重。他的狡猾在于常用我们的办法对付我们，如俘虏我党干部、战士先不杀死，反复劝降为他服务，他一面扩充伪军中队，一面施展特务本领，大搞情报网。在武城组织了特务组织——“剿共班”，40多人化装侦察，专门刺探我党政军情报。吴寄朴与中居经一番密谋后，定出二项罪恶措施，一是悬赏巨款捉拿戚烽（副政委）、杨广义（红军干部、副大队长）。二是广布特务，侦察我县大队的行踪。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特务的刺探毫无结果，吴寄朴在县衙内，天天焦虑不安地踱步子，满脸沮丧，心事重重。1942年12月26日这天，日伪特务刘年方（武城老城镇人）来到吴寄朴门前说：“武城县大队正在徐窑征粮，戚烽和戚平带队，有60多人，晚上住毛店。”吴不由地切齿说道：“好哇，总算让我盯上了。……你赶快返回，盯住，事成后我一定重重赏你。”“是！”刘年方衔令而去。吴得到这一情报后如注兴奋剂，立即电告日军驻禹城总部司令山田，请求派兵支援。
  第二天凌晨，山田纠集了禹城、恩县、武城的日军500多人，伪军800余人带着一门迫击炮，两挺重机枪，七挺轻机枪，趁着雪夜分四路悄悄向毛店进发。
  四、血战水波
  这天，副大队长杨广义（红军干部）到冀南军区开会未归，只有副政委戚烽，县大队特派员刘振亚、基干连指导员林绍顺（老城镇林楼村人）、连长戚平（戚庄人）及队员60多人住毛店。
  夜深了，风未停，又下起大雪，毛店村外游动哨兵警戒着，村东南角一间土房里仍燃着油灯，奔波了一天的战士们抱枪合衣而睡。副政委戚烽疲倦地坐在炕上在灯下习惯地写着日记：“12月27日，阴冷，副大队长杨广义去军区开会未回，县大队会议开到深夜，大家集思广益研究如何度过难关等事宜，子夜，朔风怒号，天降大雪，战士们困顿劳累，已酣然入梦，此情此景，不仅想起陆放翁‘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诗句，药用光了，仍咳嗽不止，这身体遭透了……”戚烽合上日记本，正想合目休息，忽听侦察员小刘喊“报告”，他闯进屋：“西南方发现敌情，四五百日伪军向我们开来”。戚烽命令：“继续侦察！”。他速喊醒基干连长戚平。军情紧迫，戚烽心里清楚，天要亮了，冬季的旷野，无任何屏障，不利隐蔽，敌众我寡，要突围只有借助水波的交通沟了。县大队60多人出毛店向北过杨庄，来到水波村的交通沟。天亮了，已看清四面均有敌人，知被包围了。
  交通沟一人多深，四通八达，沟边上有群众放的零散的坯摞子，戚烽一边思索突围方法，一边警惕地观察四周，突然发现在南边麦地里几百名日伪军正端着刺刀威胁着许多群众，用群众作掩护，向我逼近，情况非常危险！
  这时戚烽果断决定：“我带两个班留下掩护，戚连长带领其他同志立即沿交通沟向西南方向突围。”
  戚平含泪望着自己的好战友、好兄弟，忍痛服从命令。
  待戚平连长带大部分人突围后，戚烽、林绍顺等人从沟里爬上来，命机枪射手戚宗路把唯一的一挺高德林造轻机枪架在东南角一道土坎上，战士们也都作好战斗准备。
  上午8时许，敌人近了，戚烽手中的驳壳枪一挥：“打！”向侵略者射击了第一发子弹。同时，机枪射手戚宗路和战士们已瞄准敌人狠狠扫射，敌人遭到突然打击，一片片倒下去。日军指挥官见此情景气得哇哇乱叫“巴格！”他一边叫着，一边拔出指挥刀，指挥一千多日伪军丢开群众，一齐向戚烽他们压过来。敌人在迫击炮、轻重机枪火力遮护下，来势很猛，炮弹在我战士们周围爆炸。戚烽见被敌人包围的群众跑散了，就命令林绍德州文史顺指导员带一部分同志向杨庄北突围；并叫刘振亚带着文件包从另一个方向设法突围出去，戚烽自己和机枪手戚宗路、排长张公平、班长谢武生带领一个班留在原地继续阻击敌人。此时，戚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沉着冷静地指挥着战士们击退敌人一次次的冲锋。敌人死伤惨重，阵地前沿横七竖八地躺着日伪军的尸体，敌人暂退下去。双方枪声一停阵地上死一般的寂静。
  戚烽站起抖抖身上的雪土，看见小周正给小王包扎断臂，有些同志牺牲了还紧握着步枪，他想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地形对我不利，生死关头已到，便说：“同志们，我们县大队为抗日救国出生入死，打了无数胜仗，现在被敌人围住了，怎么办？”“决不当孬种，和鬼子拼到底！”“好，大家节约弹药，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中午12点，敌人分5路发起了第6次冲锋，炮弹在战士们身边爆炸，子弹雨点般袭来，射手戚宗路负伤多处，腿被炸断，肠子流出，还坚持用机枪猛烈射击，后来枪管打红了，子弹也光了，他就拆零件扔掉……。
  班长谢武生负伤昏死过去……他班的战士一个个壮烈牺牲，戚烽腰部中弹，子弹也快打光了，通讯员小宋要背戚烽沿交通沟突围，戚烽坚决不肯。他把手枪（德国三透眼）、日记本、钢笔、文件交给小宋，命他立即设法突围，交给刘振亚同志。小宋犹豫：“…政委…”“服从命令，快！”小宋知道这是与政委的永诀，危急中挥泪告别。
  我们的枪声稀疏下来，敌人的枪声近了，敌人叫喊着四面围上来，50米、40米、30米……，日伪特务汉奸刘年方大喊：“戚烽，缴枪投降吧！皇军优待俘虏。”
  戚烽忍痛艰难地站起来，他黑发散乱，英俊的脸庞上满是血痕泥浆，大骂汉奸刘年方。敌人知道阵地上就剩他一人了，见他不开枪，知没子弹了，想提回去领赏，蜂拥上来，戚烽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举起步枪竭尽全力砸向一名日寇，同敌人展开肉搏，日、伪军怪叫着，几把刺刀同时刺中他，戚烽壮烈牺牲。
  与此同时，在杨庄北交通沟林指导员中弹倒进沟里。他的通信员戚宗正腹部中弹倒下，卫生员小李背上他在沟里抢救，一颗炮弹飞来两人倒在一起牺牲了。傍晚，战斗结束了，日伪军拉了三汽车鬼子尸体撤走，打扫战场时，又对我重伤战士凶残地用刀刺死，谢武生班长头部被鬼子砍了两刀昏倒在地，醒来后又装死和牺牲的战友们躺在一起，日本鬼子放出军犬嗅了三次没发现问题撤去了。天黑，突围出去的戚平连长等同志和当地群众来到戚烽牺牲的现场，见戚烽身上被刺七刀，大家含泪把烈士们的遗体用担架抬回附近村庄，通讯员小王把谢班长背到群众家疗治。
  水波血战，县大队基干连27名同志牺牲，5名同志受伤，是抗日时期连队受损失较大的一次战斗。英雄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感天地泣鬼神的悲歌。
  第二天，戚烽、林绍顺等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传遍了武城县。许多群众从几十里外赶到烈士坟地悼念。戚烽的父亲、武城县副县长戚夯听到噩耗，老泪纵横，挥笔为儿子写下了一副挽联：“对党对国对民族赤胆忠心，对父对母对人民尽忠尽孝”。戚烽牺牲时21岁。
  在全县军民为烈士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冀南军区第六分区和中共武城县委、政府追授戚烽“抗日英雄”、“党的好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许多老人和儿童也手捧松枝敬献在戚烽等烈士墓前，含泪致哀久久不离去。不久武城运河两岸流传着一首老人儿童都爱唱的歌：
  山东武城县，戚烽英名传。
  铁心为抗日，洒尽血和汗。
  中华好儿郎，宁死腰不弯。
  坚如顶天松，永立运河岸。
  注：解放后，汉奸吴寄朴、刘年方被我政府镇压
  珠峰冰雪志凌云——对王立民同志西藏工作的回顾
  蔺善宝 周庆芳 许焕玉 张洪文
  鞠传军 贾震绪 唐大荣 郭其礼
  王立民同志1926年1月生于山东省陵县滋镇乡小蔺庄，1945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陵县四区、五区金库干事，匡五县（现陵县）罗院区粮站站长，陵县政府财政科科员，渤海支前司令部西线运粮站副政治指导员，陵县政府干部科科员，陵县民政委副书记，馆陶县委书记；西藏日喀则地委监委副书记、副主任、纪委书记，自治区常委纪委委员，山东省德州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1985年4月离职休养。
  农历7月15日，在我国传统的习惯中，是人们向已故先人祭祀的日子。或许是一种巧合，正是这一天（1998年9月5日）上午10时，来自省、市、区、县和聊城市、河北省馆陶县等地的几百名同志在肃穆、低沉的哀乐声中向原行署副专员王立民同志的遗体告别。许多老同志都十分惋惜，泣不成声。事后，我们曾到他家向其夫人郝长清同志问安，嘱其节哀保重。她既悲痛又十分冷静地说，组织上对立民同志一生给了充分肯定，我感到欣慰。
  我们与王立民副专员相识是1979年5月。这年4月下旬，我们和山东大批人员一起赴藏，5月1日到达青海格尔木。王立民、郝长清夫妇到接待站迎接，并接见了德州籍的同志。次日下午长清同志又驱车赶来，将周庆芳、许焕玉、郭其礼、唐大荣等同志接到他家作客。当时王立民同志任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正厅级单位）副书记、副主任，长清同志在办事处商业服务社任书记。尽管我们与他老两口素不相识，但他们那种朴实、热情、诚恳、豪爽的话语，使我们一下子象回到了自己的家。经过近10天的颠簸，纵驰满目荒凉的柴达木盆地，在日驱八百里，口干腹饥的情况下，目睹丰盛的酒肴饭菜，都有一种千里遇亲人的感觉。立民、长清夫妇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西藏、青海的气候特点、生活条件、工作环境、风土人情等情况。立民同志深有体会地说，到西藏工作与内地难以相比，要很好注意民族政策、边境政策和军民关系。在谈到气候和生活条件时，他说既不要担心害怕，也不要无所谓，过于担心害怕会造成思想上的压力，抱无所谓态度，不注意休息，活动量过大，容易引起高原反应，落一身毛病。要沉着气，别着急，慢慢适应。他特别强调，生活上不要嫌脏怕臭，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保证不了营养，会把身体搞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藏族同胞吃的牛羊肉哪怕是生的，吃的糌巴团哪怕脏点，喝的酥油茶有些膻味，也要该吃的吃，该喝的喝。立民同志讲的很多，很具体，也很生动。这些经验都是他的切身体会，十分可贵，我们听后都感觉心里热乎乎的。
  到西藏后，在日喀则我们共同拜访了地委常委、秘书长秦加甫和组织部闫部长，后来我们还分别见到了和立民同志一起工作和生活过的徐永昌、张让三等同志。说起话来，这些同志对立民同志都赞不绝口，十分敬佩，称赞他工作积极，任劳任怨，作风正派，待人诚恳。立民同志1963年在聊城地区馆陶县（现属河北省）任县委书记，组织一声令下，他三天时间安排下四个孩子，告别了父母，与妻子一起进藏了。到1982年6月内调，在西藏工作长达20年之久，曾任日喀则地委委员、地监委副书记、仁布县委书记、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副书记、副主任等领导。他在地监委工作时，正值达赖喇嘛叛逃和中印边界反击战后不久，西藏情况相当复杂，各种矛盾蛛网交织，各种人物充分表演，各项建设百事待举。但立民同志始终头脑冷静，善于思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分为二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从不上纲上线。他十分注意团结藏汉干部群众的大多数，经他处理的案件都有根有据，有理有节。立民同志任仁布县委书记期间，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十分注意解决藏族同胞衣食住行中的实际困难。他常说，“西藏情况特殊，要用特殊办法解决西藏的问题，能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及时向县委汇报”。西藏交通不便，路途遥远，下去一趟很不容易，没有说办就办的作风，藏族同胞生产生活中的问题难以及时解决。立民同志所在的仁布县海拔4000多米，山高壁峭，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生活艰苦。开始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牦牛和马匹，他曾几次从马背上摔下来，摸摸伤处，打掉泥土，整理行装和同志们继续前进。1973年他从县到区社，因翻山越岭，道路坎坷，乘坐的北京吉普在一拐弯处翻在坡下，幸好被一块巨石挡住，虽身受伤，但保住了生命。事后他还风趣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74年西藏自治区党委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决定调王立民夫妇到格尔木办事处工作。格尔木是青海的第二大城市，是国内通往西藏最繁忙的青藏公路的中间站，西藏所需的建筑材料、生产资料、藏汉干部群众的生活用品，一半以上都从这里集中、储存、运往西藏。该处干部职工25000多人，是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六、七十年代西藏流传着“西藏形势好不好，就看汽车跑不跑”的说法。格尔木办事处可谓西藏的大后方、储备库、转运中心，也是大批汉藏干部群众进出西藏的交通枢纽，工作量很大，任务相当繁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几年里，立民同志思想解放，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各项工作开展得很好，格尔木办事处成了西藏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格尔木地处青藏高原北坡，柴达木盆地南缘，海拔近3000米，同样是高寒缺氧，空气干燥，终年无雨雪。更为困难的是，通讯条件差，办事处是西藏自治区的直属单位，各种会议、情况汇报，立民同志必须亲赴相距1300公里的拉萨，沿途要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一路都是爬在高原上，滑在冰山下，钻在云雾中，冲在峡谷里。1972年春，立民同志奉命到拉萨开会，途中汽车轮胎爆炸，车身失衡，在砾石滩上打了几个滚。他将几个受伤较重的同志安排到医院后，自己带着头上的血疱，坚持赶到拉萨参加会议。这种情况对于年过半百的他来说，是毅力的考验，意志的考验，品德的考验，归根结底是对其党性的严峻考验。而他在这种考验面前总是无所畏惧，从容不迫。
  斗转星移，日月流失，到70年代后期，立民同志已在西藏待了十几个春秋，他已由进藏时39岁的大小伙子，变成了年过半百的老同志。高血压、心脏病渐渐浸入他的肌体，与他一起进藏的结发夫人见他身体日渐消瘦，又考虑家中母亲已故，父亲年已古稀，还给他们拉扯着几个孩子，便悄悄与他商量调回内地之事。立民同志说，咱们来，是组织决定的，内调也要听从组织安排，向党提条件共产党员能张开口吗？于是他们又继续在西藏干下去。1982年立民同志已五十有七，长清同志也年过半百，组织考虑他们难以在西藏继续工作，决定调回山东。他被安排在我区任行署副专员，按照西藏的规定立民同志回来后，有半年以上的休假、疗养期。组织上已给他带回近2000元食宿费用，但他到德州地委报到之后，在没有休息、没有安排好家、暂住招待所的情况下，不顾疲劳走进了副专员办公室，担负起了他所分管的科教文卫工作，果断地将从西藏带回的上千元休养费和剩余的路费交给了行署财务。他在行署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基层，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真可谓“发奋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就这样不分昼夜地工作，超负荷地运转，使他于1983年7月7日在宁津会议期间突然瘁倒在讲台上。人们被意想不到的突发病状震惊了，幸好在座的是卫生系统的同志，经验多，处理得当，尽管是脑溢血，因抢救及时，而脱离了危险，并慢慢趋向好转。他身体一有恢复便不忘工作，对西藏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更是倍加关注。
  王专员在家是独子，他对父母百般孝敬。但为了革命工作，长期不在父母身边，进藏时干脆将自己的4个儿子留给老人照管。当时长子建军8岁，次子冠文7岁，三子陆军3岁，四子空军仅4个月。他一去就是7年，1970年初才第一次探家。72年在西藏接到母亲病故的电报，他坚持传达完自治区会议精神后再往回赶，等他回到家时母亲已埋葬了两个多月。几十年来，他舍家为国，公而忘私，将自身的利益置之度外，但他对同事、对同志诚恳、热情，对较年轻的同志更是关怀备至。由于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我们这些同志大都与他保持经常来往，对他很尊重，视他既是尊敬的领导，又是良师益友。1985年国庆节前夕，在他家聚会时，其礼同志赠立民、长清夫妇一条幅：“珠峰冰雪志凌云，喜山飞瀑壮士心，昔日风华献屋脊，而今老骥励后人”。立民同志笑了，并说过奖了。其实这决非褒奖之词，只是表达了大家的肺腑之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一生只是短暂的一瞬间，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20年却是极其漫长的岁月。立民同志在西藏工作的20年，占他生命的近三分之一，占他工作历程的二分之一，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而他在内调时，又将自己的四子王空军留在西藏部队，长期在边防哨所持枪站岗，保卫着祖国这块神圣的领土。真称上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啊！他的实际行动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立民同志，几十年来，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党的事业、为西藏建设做出的贡献，难以用文字来表达。他干得很潇洒，活得很值得，但他的日子过得一直很累很累。调回内地本应干几年工作之后，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他却很快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十几年来一直是百病缠身，难以自理，最后六、七年间，一至目不视路，足不出户，在他70岁之时，竟然应了“自己去”的俗语，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带着一颗真诚善良之心，悄悄而豪迈地走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怀着崇敬而沉痛的心情祝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安祥长眠，好好歇息。
  “王二八路”的故事——记已故原夏津县政协副主席王香亭同志
  刘承智
  在夏津县有个响亮的名字——“王二八路”，其实他的大号叫王香亭，因为他在弟兄中排行第二，又是夏津参加革命、入党最早的老前辈之一，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打鬼子、斗杂顽身经百战，是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所以人们喊“王二八路”顺了口，知道大号的人反倒不多。
  1978年，县委办公室交待我去采访王香亭同志。他高高的个子，精神矍铄，嗓音宏亮，只是患有严重的眼疾。说来也巧，此后我们同时搬进了县委家属院。他居住的三间平房同我仅一墙之隔，来往渐渐多起来。1981年我奉命主编《夏津县志》，他成为当然的顾问。他对编写县志表现出极大的热心，积极提供采访线索，座谈时带头发言。尽管他患有中风后遗症，行动不便。但是县志办召开的会议，他在孙子搀扶下，每请必到。这位革命老人传奇的经历，公而忘私的精神，实事求是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一支枪
  在一次聊天时，我对他提起听说他的“党员”是用一支枪换来的，问其是否真有此事。他沉思了一会儿，认真地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还真亏了那支枪。”
  1939年夏天，鲁西北特委组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夏津抗日武装工作团，人员只有几十人，又缺乏作战经验，在同日寇、杂顽的战斗中屡屡受挫。那时条件异常艰苦，白天行军打仗，夜晚战士们藏在庄稼地里，靠扒地瓜、掰生玉米充饥。有时战士们实在忍耐不住，便半夜三更到百姓家乞食。当老百姓知道是八路军时，便从窗口递出饼子、窝窝，有的还捎带几棵葱，或者咸菜。在一次战斗中，工作团受到了伙匪的围击，伤亡惨重，只剩下不到二十人，情绪非常低落。但王香亭把枪擦得锃明，信心十足。团长杨真问王香亭：“小二，你为什么不丢枪呢？”王香亭毫不思索地说：“枪是打鬼子的本钱，怎么能丢呢？这一仗我们是打得不好，但我们一定会越战越强！”。杨真同志拍拍香亭同志的肩膀：“小二，好样的，你知道中国共产党吗？”王香亭摇摇头。杨团长给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详细地介绍了有关党的知识。然后启发道：“你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吗？”王香亭问：“杨团长，你是共产党吗？”杨团长点点头。王香亭坚定地说：“共产党里尽是你这样的好人，这个党我算入定了！”就这样，由杨真同志介绍，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那年，他18岁。
  说到这里，他笑着说：“你看，我加入共产党，不是亏了这支枪吗？”
  “偷”南瓜
  1940年5月，抗日斗争形势极其险恶，我党活动转入地下，王香亭同志的家就成了夏津县委的落脚点。这天，县委书记纪照青（生前任湖南省人大副主任）奔波了一天没吃东西，深夜秘密来到王香亭同志的家。香亭同志的母亲见大家那疲惫的样子，就赶紧张罗做饭。她翻了米袋翻面缸，仅存的那点粮食连熬稀粥都不够。香亭同志见母亲着急的样子，忽然想起四叔田里种的南瓜已经长成了个儿，何不去“偷”些来充饥？他悄悄地直奔瓜田，连摸带摘，不长功夫摘回一口袋，给大家凑合了一顿南瓜粥。
  第二天一大早，四叔就找上门来。香亭同志想，看来，偷瓜的事被四叔知道了，这顿“克”是挨定了。原来，四叔发现地里的南瓜几乎被摘了个精光，正想发火，忽然发现地上有个“良民证”，一看照片，“偷瓜贼”正是侄子小二！四叔并未责怪侄子当“贼”，被“偷”的瓜让谁填了肚子他也猜个差不离儿。他黑虎着脸，把“良民证”往“八路”面前一扔，训斥道：“从今儿起，摘瓜白天去，挑大的，我的瓜让好人吃你四叔不是舍不得。黑灯瞎火的，还把‘良民证’丢了，难道你不想活了？”
  每当提起这件事，王香亭同志总是深情地说：“四叔是个老实巴脚的庄稼人，他知道我走的是正道儿，总是在暗中护着我。可以说，如果没有乡亲的帮助和掩护，我王二早就没命了。”
  几乎动武
  香亭同志说，“死在我枪口下的鬼子、杂顽着实不少，但对同志几乎动武只有一回。虽然有点过火，但至今我仍然觉得自己没有错。”
  1945年9月3日，八路军19团、运河支队、夏津独立团联合攻打夏津县城，激战一夜，红旗插上了夏津城头。当时规定，一切缴获集中存放，任何人不得私藏。这天，香亭同志带领几名战士巡逻，在一家仓库里发现了三缸淹鸡蛋。经盘查，是某区队战士在伪军食堂缴获的，区委书记私自做主，留下来让区队战士改善伙食。香亭同志说：“这样干不行！如果战利品都自己留下岂不乱了套？”那位书记辩解说：“同志们连日作战，都非常辛苦，难道吃个咸鸡蛋都不应该？”香亭同志说：“要讲这，别说吃鸡蛋，就是吃酒席也应该。但这是纪律，必须上缴！”。那位书记火了，拍着胸脯说：“咱俩不是一个区，再说，我是区委书记，你是武委会主任，职务还没我高，错了我负责！”
  “我看这个责你负不了，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你高，但我要对上级负责！”香亭同志寸步不让。某书记“哼”了一声，说：“不理他。”扭头就走。香亭同志见此气不打一处来，掏出手枪，吼道：“今天这个事老子管定了，你要不交公，老子毙了你！”。
  某书记连连说：“小二，别，别这样，我交，我交。”
  “这个证明不能开”
  香亭同志退休后，登门拜访的人仍然不少。接受采访、老友聊天、亲友探望他自是乐意接待，可也有些人不断给他出难题。因为退（离）休待遇牵扯到参加革命年限，而当事者尚在世的已经越来越少，有的同志找他开证明，将自己的工作时间提前，更有甚者，本来在战争年代没有参加过革命工作，也强拉硬拽，求他开假证明。这些人中，有他的老战友、老朋友、老乡亲。香亭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
  有位在外地工作的领导同志，既是他的同乡，又是当年的战友。这年，这位领导同志的爱人千里迢迢找到他，请其为她开具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证明，香亭同志认为自己对其情况不了解，未予答应，对方很恼火。之后这位领导同志亲自出马，到他家谈了好几天，香亭同志仍然不肯答应。香亭同志说：“咱们是共产党员，对组织不能说假话。你在我家，吃喝随便你，但这个证明我坚决不开！”致使这位领导同志拂袖而去。
  1998年王香亭同志因患肺癌逝世，但关于他的故事依然被人们传诵着。
  2000.6.10
  齐鲁名人——郝芸杉
  张树伟
  郝芸杉（1870—1944），名玉章。山东省齐河县孙耿街人。先生自幼聪敏，勤奋好学。青少年时期曾饱读诗书，为清朝末科举人，曾在临邑执教私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应聘到济南后期师范和女子师范任国文教员和历史教员。先生为人刚毅豪爽，热忱奔放，善于交际，活动能力强，为捍卫中医事业，使祖国中医学发扬光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将郝先生在医事活动方面的事迹概述如下：
  一、捍卫中医，身体力行。
  国民党执政当局，历来对中医采取歧视、排斥、消灭的政策。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竭力主张废止中医。1929年，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通过了余云岫、汪企张所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决议，并规定了六条具体方法，妄图消灭中医药。这一决议激起了全国中医药界和各界人士的极大反响。由于全国中医药界仁人志士的强烈抗议和各界人士的有力支持，国民党政府被迫撤销了“余汪提案”。但是歧视中医中药的现象依然存在。1934年，国民党政府通过整顿中医药界，实行名为“整顿”实为“扼杀”的政策，卫生署又颁布了“修整管理成药规则”及登记、查验等办法，企图铲除中药，因而又引起了全国医药界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郝芸杉先生关心祖国的中医药事业，为之不平，积极活动，四处联系。济南市国药界的仁人志士们，在他的倡导和联络下，纷纷抗议。由郝先生起草了“请愿书”，济南国药业公会张品三及济南各药界人士公推郝先生为代表赴南京请愿（注）。郝先生持书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在抗议书中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推行“管理规则”是“阳借慎重民命之虚名，暗用铲除之毒计。”并义正词严地驳斥“规则”的荒谬规定，条列了查验、登记等办法不能实施的八项理由，在抗议书中指出：“中国成药，如至宝丹、大活络丹等，起死回生，寒热杂用，不惟非西药根据地之卫生署所能查验，即集全国大医，亦往往不能得制方之真谛，然考其历史，即在社会叠奏拯危救困之奇功，又在历朝屡经太医院署之审定，而不识国药之卫生署，再欲加以查验，未免画蛇添足，徒扰商民……，如国药之中附子、乌头、半夏、南星之类皆含毒性，故应查验，而抑知凡药皆有毒，无毒即不成药，用之得当，则砒霜、巴豆皆是以起沉疴，用之不当，则人参、鹿茸亦足以畿人命，考之古方用毒性药者，均于分两配合，含有深微之奥旨，所谓增一厘不可，减一分不能，断非该规则所定……该卫生署对于中国医学固未尝梦见，对于国医古方又安能认识……”郝先生的这份抗议书，刚劲有力，说理性强，郝先生又在南京社会上广为呼吁。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布成药管理规则暂缓施行。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委冯玉祥等81人，提议政府对于中西医应平等待遇，并拟其办法三项：（一）前经立法院议决通过之中医条例，迅速公布执行。（二）政府对于医药卫生等机关，应添设中医。（三）应准中医设立学校，当经审核通过。1936年，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医条例在案，是政府对于中西药平等待遇第一次，而二、三项尚未实行。1936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宪法草案，内含中医条例，仍未实行。1936年12月，虽经立法院第八届二次会议决定卫生署设中医委员会，尚未能包括第二项之全部。惟对中医教育问题，关系尤为重大，而迄今尚未实施。以致国内所有中医学校，因教材未列学制系统，致均未获教育部立案，而卫生署之中医审查规则，曾注明中医学校系指曾在教育部立案者而言，以致各医校毕业生，无从领得中医证书，热心中医教育之人，亦以未得教育部准予立案为憾。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全国各地中医药团体，纷纷派代表赴南京，计达50余单位。假南京市国医公会，商讨请愿办法。以人数过多，恐碍秩序，每一单位，仅派一人，分乘汽车十余辆，至中央路即行下车，并公推山东郝芸杉、上海唐吉父、杭州祝敬铭、江西吴琢之、湖南吴汉仙、广东方东浦6人为总代表，向三中全会递交“请愿书”。要求五届三中全会决议案全部施行。此次请愿，郝芸杉先生不负重望，风尘仆仆，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与总代表们同舟共济，精心谋策，终于赢得了胜利，为捍卫中医药事业，先生进行了呕心沥血的斗争，为此昼夜不懈，几忘寝食而竭尽全力，为后来的祖国医学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创办学校，培育中医人才
  郝芸杉先生，一生致力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他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消除中医受歧视的弊端，就必须促使自身强健。欲使祖国医学发扬光大，就必须加强国医的教育事业。也就是说事业要兴旺，教育必先行。有感于此，郝芸杉决心要创办国医学校。1934年，郝芸杉先生不顾国民政府的阻挠，积极主动联合当时济南中医药界著名人士张汉臣、张研岑、张品三等人，倡导筹办国医学校。他办国医专科学校的倡议发出后，便成立了由辛铸九、李伯成、张汉臣、张研岑、刘仲华、张品三、韩纯一、郝芸杉等十余人组成的董事会，由省商业会会长辛铸九任董事长，郝芸杉任校长。具体负责学校的筹备工作，在资金上，由山东省各市县中药界依约捐助方式募集捐款4000余元，做为办学基金。由于董事会积极筹备，加之各方人士的鼎力支持，经过一年的努力，筹建工作终于完成。1935年9月，“私立山东国医专科学校”正式开学。校址设在济南市舜井街舜庙后院，招收了两届共150名学生。该学校是济南市开展祖国医学教育事业最早的学校。与此同时，还创办了“国医慈善医院”（在舜井前院），为民治病作为学校的实习基地，郝芸杉任校长和院长。学校开学后，经费不足，全省中药行业又增添二厘公捐做为该校的经费补助金。为了使学生有较多的学习参考资料，郝芸杉和刘仲华先生捐出了几百部中医典籍，其中有宋版、明版的独本、秘本和珍本（该书现存于医学会图书馆，文革中损失甚重），郝先生并亲自撰写了国文教材，登台授课。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日军侵略中国，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山东国医专科学校也不例外，组织师生成立了救护队。当时，以整骨科教师杨茂芳为首，带头收集到伤科、外科验方、秘方45首，其中有接骨丹、止疼散、护心散、拨弹散等，经过学员王秀珍、梁铁民整理，汇集成册，进行刻印，发至全校师生人手一册，为抗日救护时应用。该校学员担负起抗日伤病员的救护和治疗工作。郝芸杉还动员了部分学生奔赴解放区，其中不少人已成为解放区的医疗骨干。同年11月，济南沦陷，学校被迫停办。
  私立山东国医专科学校自开办以来，前后仅存两年，所招收的两届学生因中途停办均未毕业，但培养了一批中医专业人才。学生有的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开办中医业务。建国后，这批学生，大都成为各级医药单位的中医骨干力量，为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和保障人民健康做出了贡献。
  老先生在医界德高望众，济南沦陷后，日伪欲借郝氏的威望以维持其反动统治，曾邀他出任市府秘书长，先生以为一个有骨气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岂能为虎作伥、摧眉折腰事权贵，他严词拒绝。日伪不甘罢休，三次将郝的独子郝小云逮捕，进行威逼、恫吓。郝先生毫不动摇，充分显示了他那高尚的民族气节，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捍卫国医事业的决心。1944年6月，国医慈善医院张敬轩医师被日冠拘押，郝氏不顾年高体衰，炎夏酷暑而四方奔波，全力营救，不幸中暑身亡，终年74岁。
  郝芸杉的一生，为捍卫中医、发展中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创办国医专科学校开我省祖医教育之先河，堪称近代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事活动和医事教育家，他对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所做的贡献是永远为人们所称颂的。
  八极拳初祖二世——吴钟
  庆云县政协办公室
  吴钟（1733—1823），字弘升，回族。祖籍沧州，生于庆云县严务乡后庄科（吴氏四代）。后庄科吴氏始祖吴师孟，字跃环，于明朝天启年间（380年前），由沧州迁来后庄科立户。吴钟是后庄科三代祖吴天顺之子。吴钟自幼耕读、习文、爱武。因家贫弃学务农。同时由父亲吴天顺教授武术，并取诸家之长，创立了“八极拳神枪”，为八极拳的继承、发展、创新、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因前八极拳掌门人无以考证，后诸代弟子尊吴钟为初祖二世。享誉神州，名扬中外。
  八极拳有崩撼突击，贴身进发、拳路多变之特点，竞技风格独特，在中华武林中独树一帜。
  八极拳，始于元、兴于明、盛于清，为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保江山，发挥过重要作用，故被封为“保国神拳”。
  （一）
  学无涯 遍求名师
  集诸代武艺之大成
  吴钟自幼聪慧过人、习武刻苦、志向高远、为人正直、且初具根基。于乾隆10年1月16日，其父吴天顺领13岁的小吴钟拜名师马胜标门下学艺12年。乾隆22年（1758），吴钟25岁，师父马胜标病故。吴钟悲痛之余，深感自己虽已长大成人，但武艺尚不能除暴安良，解救苦难百姓，更不能使八极拳发扬光大，于是在父亲的支持下遍贴求师告示，再求名师。
  一日，一自称“癞”氏的老年夫妇，来到后庄科吴钟居室一侧武场，为其练武刻苦、认真精神所感，顿生收徒授艺之念。与其交谈武艺，吴钟方知癞氏为武林高手而倾心敬慕；癞氏也识吴钟行为端正，志存高远，遂收为弟子，倾心相授。一日，师父外出访友，师母对钟曰：“汝日夜戏技，何等。”令演练之后，师母又曰：“惜尔数年苦功，而技艺尚未成功。”师母即亲自指点其奥妙，吴钟豁然贯通，武艺大有进展。师父回来观看吴钟演练后，非常惊讶。问其因，其妻据实以告。师父曰：“钟之武艺早有根基，经汝相授、艺已超我，此处不可留也。”吴钟曰：“二位老人已近晚年，不可颠沛流离。弟子愿待以亲生父母，尽孝子之心，养老送终。”“癞”氏夫妇在吴钟父子及众乡亲的苦苦挽留之下决定留下。但师父有言在先：吴钟不可在大清为官，否则为师即刻离去。钟曰：“徒谨遵师命，请恩师放心。”癞氏夫妇，分别于乾隆30年（1765）、32年（1767）先后病故，葬于后庄科村南。据后人讲，癞氏是反清复明之爱国将领的后代，清朝通缉要犯，故临终前未留下真实姓名。吴钟孝敬师父、师母轶事遂传为佳话。
  乾隆34年（1770）、吴钟37岁时，又携重资上少林寺拜志辉为师，学气功三年。以“八极拳”为体融会贯通，使吴钟的“八极拳”法又进了一步。
  吴钟离少林寺后，为继续访高人拜名师，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名山都邑。一日，到达延安北校罗寨，欲投拜名师赖魁元先生，苦于无人引见。等到赖妻寿旦之日，吴钟自备丰厚寿礼，前往祝寿，并说明拜师之意，师父感于其诚心，遂收于门下，传授武艺。
  乾隆38年（1774），钟41岁，此时武风盛行。赖氏“六合大枪”法，技艺精湛，加之赖先生善取名门派之精华，使其枪法更臻精深。吴钟学艺三年以后，一日赖氏师父对钟曰：黄河以北任汝札，黄河以南数夏家。钟问其故，师父曰：吾所授“六合大枪”法系前半路，后半路传于黄河以南夏姓，后半路更精于前半路。钟为穷技艺之究而历尽曲折，到黄河以南夏家拜师学艺，得其真传，使“六合大枪法”合而为整。
  乾隆47年（1783），赖魁元派弟子大洪（姓氏无考证，吴钟之大师兄），赠于吴钟飞遥刀和“拳谱秘诀”，并传授其研练奥妙。吴钟经刻苦研练，不久成功。从此，吴钟以“八极拳六合大枪”在武林界独树一帜，威震江湖。
  由于吴钟以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潜心精研苦练，不仅使“八极拳”法臻于完善，更兼取各派之长，融于其中，使八极拳和六合大枪法融为一体，成为集清代武林之大成者。
  （二）
  艺无境 遍寻高手
  切磋交流艺益精
  吴钟虽经多位名师多年教授，功深艺成，在江湖上颇负盛名，但他深知艺无境，从不自负。为取别人之长，克己之短，欲广泛结识武林高手，通过切磋武艺，共同进步，但由于狭隘门派观念的影响，多数见面不是恶语中伤、随及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即是大吹大擂，鄙视别人，称王称霸，老子天下第一。这大大背离了吴钟的初衷，但也使吴钟在被迫搏斗中受益匪浅，武艺精进。
  首访济南铁布衫——柳铁人，柳见吴钟到来，双手恭迎，寒喧了几句，随及摆宴接风。席间，吴钟以谦逊的姿态与其交流技艺，柳也透露了一些绝招。钟观其虽傲气凌人，但尚有一点人性。便说，弟兄们之武艺虽有门派之别，但勿敌对之分，要讲义气，共同对准恶霸、强盗，以解救百姓为宗旨……。就此三言两语，却惹怒了柳铁人，便恶语伤钟，欲挑事端。二人便以筷子代枪隔桌较量起来，最初吴钟一再忍让，比成平手，但柳欲下毒手，钟被迫伤柳一目。直至柳跪地求饶，方给其留下一条生路。
  二访南京武状元黑铁塔。此人文、武双全，拳技过人，天生神力，千斤石担戏作风舞，伸出一臂可使人作单杠盘。他知吴钟精于枪法，便提出与其比力。遂出臂于钟前，称若能屈其臂，即认输。钟出手以二指挟腕，中指一点，黑铁塔顿觉半身麻木瘫软在地，大汗淋漓，大叫：吴师手下留情，小人认输，并跪地欲拜钟为师。
  三访福建南少林（莆田少林寺）。此寺山门遍布机关，设有伤人暗器，有许多武林高手被伤害。钟手提一枪三进三出均未伤身。三次比武均胜众僧。镇寺的钦差官称吴钟“盖世无双、神枪吴钟”。
  吴的威名传至燕京（今北京），被康熙帝十四子爱新觉罗·充禵郡王知道，下书召钟进宫。二人以殳（shū古代兵器）对试，殳端涂白粉，以身着白粉定胜负。郡王频频出招，均被钟破之。钟抖殳点郡王眉间未觉，疑为魔术。钟殳端改涂面糊，重新比试，郡王凶猛似虎，如狂风暴雨，前、后、左、右向钟身点来。钟均用腾跳、躲、闪之轻功而破之。而钟用一个金鸡独立白鹤展翅式，点郡王眉毛而未觉，郡王方折服，称钟为师。留于宫中授郡王枪法和宫卫拳法，授徒150余人。由此，吴钟威震京城，御封“神枪吴钟”，并欲封其官。钟谨遵师命，借故侍奉双亲不受而辞行。仅在皇宫三年，时值乾隆45年（1781），钟48岁。
  （三）
  崇武德 匡扶正义
  侠肝义胆 名扬华夏
  吴钟潜心研练武功，但始终不忘祖训、师训，把武德作为习武、做人的根本，把扶危济困，匡扶正义作为练武的出发点和归宿，深得社会底层的爱戴和颂扬。
  一日，为改善“癞”氏师父师母的生活，去河中打鱼，半天功夫捞了足有200余斤，担回家中留足老人用的，前往海丰塔出卖。路经一村歇息时，突然来了两个地痞恶霸抢鱼，吴钟好言劝阻，二人非但不听，还蛮横动武。吴钟轻轻舞动手中扁担，即将他们打了个落花流水。庄上家族长前来讲情，设宴招待，并令其将鱼如数归还后，吴钟把鱼无赏分给了该村百姓。被该村百姓传为佳话。
  乾隆42年（1778），吴钟学艺结束告别夏姓师父回故里。一日，清晨六时许，途经河南一旷野洼地，遇上了恶霸抢亲。吴钟义愤填膺，执义阻拦，直至将他们打垮。并尾随于娶亲队伍的后面，护送出洼地至一庄头，方放心地赶自己的路。
  乾隆44年（1780）夏，一天中午时分，吴钟应邀外出会友，步行半天，口干舌燥，走到一村水坑边，欲以坑水解渴。一老翁走近忙说，此水不能饮用，客官如不嫌弃，请到我家中饮水。吴谢后随老人走到其家门口，见门已闩紧，同时听到里面老翁儿媳的哭声，老人惊呆了。吴钟料及情况不妙，便一脚将门踢开。进屋一看，一膘汉正污辱少妇，吴钟气愤之极，一脚将其踢到空中，又被屋檩反弹下来，摔倒在地，那人哎哟一声跪地求饶，并保证以后不再干坏事，方得饶恕。老人拎儿媳跪谢吴钟救危之恩，并烧茶做饭。吴钟水足饭饱，由囊中取出一锭银子放在饭桌上告辞了。
  李家寨（今乐陵县）窝有一伙武林败类，勾结当地豪门欺压百姓，巧取豪夺，无恶不作。这一带百姓很多被逼得卖儿、卖女，出外乞讨，家破人亡。成为李家寨一带百姓的一大祸害。乾隆46年（1782），一日，吴钟突然收到李家寨恶徒首领的请柬。吴钟对他们早已恨之入骨。决定如约前往，借机为百姓除害。行前商定，吴钟与李章各带一高徒前往。赴会时彼方阵势威严，刀剑如林，众恶徒排到两旁。待吴、李师徒进入客厅，杀机毕露。对方席间恶语伤人，百般挑衅。吴、李相互使了个眼色，按原订计划办。吴钟当机立断，抛桌携徒于桌底，同落于院中，这时几十把短刀同时插入桌面。吴钟胸有成竹，师徒各拿两桌腿，一用力桌腾空而起，未等敌方反应过来，吴钟师徒横扫院内、房上之敌，施展轻功，欲迅速脱离险境，众敌如狂风席卷而来挡住去路，吴、李师徒忍无可忍。李章迅速抛出二十余把飞刀刺入众敌之目。其中二人当场亡命，一人奄奄一息倒在血泊之中，其余成了独眼龙，痛得鬼哭狼嚎，迫使其首领率众恶徒跪倒在吴、李脚下，并将其敲诈来的全部财产交出来，分给了贫苦百姓。此举很快传遍了周围一带村庄。各村土豪，恶霸惊恐万状，纷纷前来向吴钟自首。并答应将自己家中余粮分给贫苦百姓。广大贫苦百姓视吴钟为救星。千恩万谢，世代不忘。
  （四）
  广授徒 代代相传
  八极拳后继有人
  吴钟历览世事险恶，外扰内患，百姓陷于水火之中，常忧心忡忡。他意识到，除恶扬善，抵御外侮，拯救百姓，单靠少数侠义之士不行，必须大力倡导武风，使百姓人人有自卫之力，除恶之功。因此决定设场授徒，传播武功。
  乾隆48年（1784），吴钟被聘为护粮运使，保粮船护漕运。船头立一大旗，上书“天下第一枪”，天下群雄无敢造次者，粮船得以自由，平安地往返于江河，码头。
  吴钟结束护粮运差后，息影于林下，落居天津南咸水沽设场收徒150余人，并义结武林三侠康大力，李章、刘三闪为金兰之好。江湖颂：吴钟的“八极拳神枪”，康大力的“棍”，李章的“贴身短打”，刘三闪的“拳”。在江湖上，吴、康、李、刘组成一门派，被颂为“武林四侠”而驰名中外。
  吴钟一生无子，中年得一女，名荣。吴荣自幼受父亲吴钟之熏陶，并接受其教授“八极拳”。吴荣为学武艺，年近30岁才嫁。吴钟为其招婿（姓名无考），吴荣之子邦安、邦宁为吴氏六代（吴氏祖谱载）。吴荣遵“八极拳”之精神，将多种拳术依“八极拳”之风格提练修正，后传至孟村镇。
  乾隆56年（1792），吴钟59岁。孟村镇（今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文武兼备的太学生吴溁以同族亲，将吴钟请到孟村镇拜为名师。吴钟将“八极拳”法、“六合大枪”法、“气功奥妙”和“飘遥刀”器械传于吴荣、吴溁和丁孝武，即为第三世掌门人。从此“八极拳”扎根于孟村镇，并由此传播。代代相传，世世光大。现在“八极拳”已传至第七世传人吴连枝。
  吴钟为传播武艺，背井离乡，竭尽全力。钟于嘉庆24年（1820），87岁时回故里后庄科（今山东省庆云县）安度晚年。于道光2年（1823）病故，享年90岁。葬于后庄科吴氏祖坟地。
  吴钟一生致力于“八极拳”的研究、发展、传播，不仅使中华民族之优秀文化得以发扬光大，也为后人树立了爱国、爱民的榜样，其人其事，世代传颂。
  新中国建立后，“八极拳”作为我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建立了武术组织机构，传播于海内外，普及于东南亚诸国及日、美、新加坡等国家。“八极拳”已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项目之一。
  “八极拳”第七代传人吴连枝先生，曾先后多次接待香港、美国、日本等武术研究机构代表和武术爱好者，并数次应邀赴日本大阪等地讲学、授艺。
  1993年春节后，正月十五前，武林界知名人士“八极拳”传人曲伯芳先生率代表团一行十人来吴钟故乡后庄科考察。
  1994年10月初，日本国武术杂志总编辑生岛屿、著名武术家、“八极拳”研究家松田隆智率代表团一行10人，由曲伯芳一行10人陪同来后庄科考察，并在吴钟坟前举行了悼念仪式。庆云县政协拟继续搜集，挖掘吴钟史料。同时，联络国内外“八极拳”弟子为其树碑，并邀请他们前来开展学术交流，使八极拳得以发扬光大。
  （写于1999年11月）
  牟金泉先生事略
  牟琴供稿 石金生整理
  牟金泉（1900—1984）字西山，山东省陵县土桥镇人（原属德县）。父牟殿芳，母蔡氏。急公好义，忠厚传家，望重乡里。
  西山自幼聪颖异常，读书过目不忘，及长，更胆识过人，卓尔不群。其父送彼到济南第一中学就读。毕业后，复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大学教育系。时教育家雷殷先生担任北平民国大学校长兼附属中学校务。以事务丛脞，无暇顾及中学校务，亟思觅一适人选襄助。嗣以偶然机会得识西山，见他品学兼优，器识不凡，办事能力尤为卓越，乃坚邀其往兼该中学教务主任，西山以尚在求学坚辞不果，即勉强就任，雷即将中学校内一切事务全权付托，一年，校务即蒸蒸日上，声誉蜚然。
  西山早年即已服膺三民主义，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后负笈北平，更借机广为散播革命思想。1928年北伐军节节胜利，直薄北平，西山乃密召革命同志预制“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数百面，于北伐军进北平之前夕，秘遍插全城各处，致使军阀士气瓦解，革命军声势大振，西山之智勇，亦传颂一时。
  是年冬，西山与教育系同学程淑贞女士结缡，程女士出身北平世家，先世于清代历任京官，家教谨严，温婉贤淑。西山一生事业得力其内助不少。新婚期间，应乡里之邀，回德县故乡出任财政局长。适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率军经济南北上，途次德县，闻西山在北平之革命爱国事迹，特与召见，慰勉有加。
  其时全国虽曰统一，唯一切制度尚未建立，尤以地方行政为然。西山以孙中山先生的学说为依据，策订地方财税，制定税则，期使政府之财源不虞匮乏，而民团亦同时获得纾解，未及一载，政声大著，县民讴歌。熟料山东驻军石友三所属周部，移驻德县，擅自巧立名目，向地方横征暴敛。西山体恤民间疾苦，拒不从命获罪于周，被逮捕入狱，行将处死。事闻于石友三，石虽系军阀，但深佩西山之有为有守，廉洁自持，特下令释放。由此奠定了地方税务制度，使本县财政纳入正规。
  1931年，临沂县长范筑先为刷新治，求才若渴，因闻西山之为人，力请接任该县教育局长。到任后果不负所托，整顿了县教育，并致力发展职业教育与师范教育。西山尝谓国家之强弱在于教育之成败，而教育之成败系于基层教育是否健全发达。彼此后终生献身教育事业，实有其思想基础与远大抱负在焉。
  西山在临沂教育局长任内，有一插曲，其事虽小，但可见其为人。盖其时制度、教育经费独立，地方税收中若干项目特定为教育经费，由教育局直接收缴运用。其主管会计某因故潜逃，西山以职责所在，遂亲将账目逐项结清，其记忆力之强与廉洁之操守，一时传为佳话。
  1936年，范筑先调任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辖鲁西南12个县。西山亦应邀随范前往，先任专员视察室主任，不久范委其为堂邑县县长。
  七七事变后，范筑先与共产党积极合作，联合抗日，便派堂邑藉大学生、共产党员解彭年，以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政训处驻堂邑办事处干事的名义，偕政训服务员20人到达堂邑工作，组织游击队，西山大力支持，除供给给养外，并拨给步枪20余支、子弹若干，作为建立武装的基础。不久范将该部编为第六区游击第一支队，以共产党员洪涛为支队司令。与此同时，西山被委为第八支队司令。其治军有方，深得民心。虽日伪节节近逼，仍能全力拒敌，使地方一时保持了相对之安宁。
  1938年7月，范筑先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仿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法，在聊城创办了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政治干部学校，校长由范兼任，副校长和教务长分别由共产党员张郁光、齐燕铭担任。西山曾派多人去学习，并与专署秘书、共产党员姚第鸿和政训处长、共产党员张维翰都有一定的交往。
  1938年11月中旬，聊城被日军包围，范专员坚持抵抗，终因武器陈旧，粮弹皆缺，被敌攻陷。城破时，范尚巍立于城楼上顾左右曰：“西山义勇无双，知吾被围，必来驰援。”其时西山正率姜开珉团冲向聊城，且战且走，行止十里铺，终因日军强力炮火阻断，无力解围。途中闻范专员自戕殉国，悲痛不已。堂邑县亦因空虚失陷，遂率军奔朝城固守。西山每忆及此事，不胜唏嘘。
  范专员殉国后，西山仍继承遗志，率军在堂邑朝城一带农村与敌伪周旋，历经险危。抗战胜利后，西山仍以堂邑县县长空衔，闭居济南。1949年随山东省政府来台，至1950年9月正赋闲间，忽蒙台中县长冯世欣邀请担任教育科长，西山自忖与冯素昧平生，也无人介绍，骤蒙相邀，不明所以。嗣后冯县长自称乃当年临沂县师范之学生，因敬佩老局长之为人，故相邀屈就。西山素性淡泊，不计名利，苟有利于国家社会，无不竭力以赴，乃欣然就任。斯时迁台不久，地方教育百废待兴，西山乃衡夺地方情形，针对社会需要订定计划，采取各种措施，诸如建立教育制度，改革教育行政，改革学校环境等，不眠不休，全力以赴。复此县长对他敬佩有嘉，凡在教育方面的建议与计划，均于完全信任与充分支持。
  1955年调任花莲县教育科长，因见当时国校教员之升迁、调任欠缺客观标准，诸多困忧，乃研拟校长、教员升迁调动办法，倡导公开作业，公正评定原则，此项办法后为台湾省教育厅所采纳。
  1965年蒋介石指示研究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之有关制度及办法，西山参与制定。在讨论中，他的发言之中肯，见解之精辟，深获其他与会人士之赞佩，后又不畏烦难主动提出在他所在的花莲县平和国校先行实验。1966年西山已届退休年龄，但以他负责九年国教之实验无人接替，政府乃特准延长两次。
  西山子女三人，长女牟琴适浙江孙宗让先生，夫妇均系县（处）级离休干部，寓杭州市，仍担任一些社会工作，发挥余热。次女牟韵，适山东杨昭奎先生，夫妇均任教于基隆海洋学院，子牟筱山，任职于桃园新竹化工厂，均能秉持忠厚家风，而不坠乃父之志。
  西山秉性忠纯，热爱国家，利无争先，义不后人，一生任事从不计较名位，刚正不阿，无畏艰难。退休后心情宁静，恬淡自适，胸怀坦荡，身体健壮。方期亨寿期颐，不料罹患食道癌，虽经延医诊治，终无起色，他自知病重，但无忧惧之情，仍与家人及来访亲友谈笑如常。医师建议开刀，以求根治，家人恐其年迈不支，至感踌躇，他竟毅然表示一切送医师处理，并谓生死之事，无足介怀，万一不治，事后将遗体捐做医学研究，遂于1984年3月8日施行手术。惜新生能力不足，发生严重坏组现象，终至群医束手，于16日晨溘然长逝，其遗体献给高雄医学院做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