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76年，命运之神把我推上段庄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我当时22岁。那一年秋季，我们这个地区秋雨连绵，低温早霜。记得是八月下的霜，玉米根本没熟，俗话说，“肥不过六月雨，瘦不过八月霜”。历史上有名的金段庄，经过“十年动乱”，穷和乱已经在全县出了名，县委派县法院和县公安局组成工作组在这里坐阵，当时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粮。一进腊月，全村190户人家已经有70多户断粮了。我一户一户访问断粮户，不知有多少夜晚，翻来覆去不能入睡，那面黄饥瘦、明显缺乏营养的儿童；那一家人围坐在昏暗的油灯下，为柴米而啜泣的情景，使我的心碎了。我当时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如《政治经济学》、《列宁全集》、《共产党宣言》，还研究过《中国通史》，但面对现实却束手无策。有一天晚上，我翻身而起，抓着自己的头发往墙壁上碰了三下，大喊了一声“不解决段庄人吃饭的问题，我誓不为人”。当时我已结婚，大女刚刚出生，妻子吓得呆呆发愣，以为我疯了。
  好大的雪。1976年的腊月23，正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在这一天的下午，我叩开了公社王秀生书记的办公室。门开了，我发现在座的还有许万沂副书记、郭尚廷副书记，好象开什么会。“你们在开会吧？”我连忙又退回来。雪下得正紧，三个书记都出来了，他们把我让进屋里，上下打量着我，好一会没有说话。
  因为当时我实在寒酸得很，一件破棉袄，两个袖子上露着棉絮，一双球鞋前面也露着大拇指。也许正是这些感动了这几位老书记，他们静静地听着我的汇报，不时地点点头，结果，正月十五之内10万斤统销粮到户。我踏着风雪回家，天很冷，但我觉得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我心里明白，没有这10万斤统销粮，1977年的春天段庄将不知如何度过。
  1977年的春节，段庄没有一户放鞭炮的。当年我高中毕业后，研究过几天古诗，就在这一年的除夕之夜，自斟自饮，面对红烛，心潮起伏，填词一首《满江红》：除夕之夜，独对红烛夜难熬，风也潇潇，雪也潇潇……
  探索农村改革之路，我是在1977年春开始的。当时10万斤统销粮上级如期如数分到各家各户，我在正月初六就掀起春季生产高潮。当时我年轻气盛，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不管你哪个家庭哪个派，不管是横的、楞的、还是不要命的，我只知道春不种，秋不收，不收我们吃什么，谁要是不出来参加劳动，我的拳头可是六亲不认。”这一招也起了作用，只15天，段庄1000亩白茬地普浇一遍水，公社还在段庄开了现场会，表扬了我。乱了十年的段庄一时得到了安定，我好似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好景不长，2月2刚过，段庄又乱套了，劳力大部分外出，生产队长连一个人也召集不起来。一个老支部委员找到我说：“九岭啊，这样不行，10万斤统销粮看起来不少，但人们根本没钱买，你知道我正月十五之内是怎么过来的吗？只有60斤萝卜呀！”说到这里老支委已泣不成声了。这件事使我陷入了深思，是啊，分到社员手里的粮食没人买得起，拿出一半到自由市场卖掉，用那一部分差价再买另一半，这样一来，十万斤就成了五万斤，谁也能算出这个帐。生存是人的本能，为一家糊口，他们只有去下苦力，去邯郸拉煤、拉草，到济南造纸厂，全凭一个人拉车步行。当时还过黄河摆渡，有的累得半路吐了血。接连几天，我陷入痛苦地思考中。我召开了支委会，展开讨论，我问一个老支委：“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用的一人三分保本田，好使吗？”“灵得很！”是啊，三年自然灾害时，我村那年春饿死了18口，可眼下段庄已死了8口，没别的路了，分吧！我立即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议，吸收小队长和会计参加，每人2分，用自留地的名子，分好地，离开大路，也就是上级走不到的地块，统一种春玉米。要保密，亲戚家也不准走露消息。有人问：“县公安、县法院就在咱眼皮底下，他们知道了怎么办？”“我已顾不得这些了，路走到哪里算哪里，坐大牢，我去。”事情进行得异常顺利，第二天黎明各队开始活动，一天之内150亩地全部到户，半月之内苗全齐旺。这一招还真灵，段庄又安定下来了，准备下关东的也放下了铺盖卷，人们好象看见了希望，麻木的脸上开始露出一丝笑容。是啊，多好的农民，他们十分听话，大白天在自留地里一个人也不见，只是晚上或黎明之前干这些活，并且没有一个人走露风声。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一次工作组长韩敬安同志（当时县法院民厅厅长）和我一块出去转，他故意领我去自留地方向。我发现苗头不对说：“那地方不好走，咱到别处去看看。”他坚持要去，于是我们进入了羊肠小道。真来到自留地了，事也凑巧，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正在拿一个小袋子给玉米施肥。韩厅长问：“那小孩在干什么？”那小姑娘看见我们连忙趴下了，但我们却看见了。我说：“可能在拔草。”“我看不是拔草。”“调皮的孩子，不知干什么，不管她。”韩厅长笑了笑，我们又往前走。“我怎么看这地象是一家一户的？”“哪能呀，韩厅长真会说笑话，哪能是一家一户的呀，分明是集体的吗，只不过这块长得好了点。”韩厅长只看着我笑了笑，再也没说什么。实际上韩厅长早就知道了，只是我们之间谁也不挑明罢了。
  77年麦收不久，几个队长找到我，说生产队上栽地瓜（麦茬地瓜），没钱买秧子，当时分自留地已尝过甜头，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分下去，让社员自己想办法。队上统一开垅，看上去象集体的一样就行。每人三分地，不要靠大路太近。这次连支部会也没开，更没向工作组汇报。这法子灵得很，以前，这些活最少干5天，分下去之后，两个下午就完成任务。当时几个队长为我担心，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扯了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是的，反正是豁出去了，人么站着、躺着一样长。这样每人就有半亩地在手，秋后差不多每人就能有400斤粮食，基本够吃的了，劳力在队上还能分一部分，也不违背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事实证明这一步又走对了。后来自留地被县里人走迷了路无意中发现。我差一点没进大牢，多亏了县公安局、县法院。记得石院长、孙局长、王局长都为我奔走：“九岭有缺点错误让他改就是了，撤了他，谁去段庄收拾乱摊子。”这些话真管用。段庄打派仗远近有名，没有两下子谁也不来段庄找头疼。但是他们也不清楚，自留地的背面还隐藏着一条更可怕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件事没有瞒住韩厅长。有一次韩厅长在工作组和我喝酒，他突然背过身去象背台词一样：“自留地这个问题吗，县委没有《国务院60条》大，有人竟然吃了熊心豹子胆，在法院的眼皮底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真的要坐牢的，太年轻啊，太年轻，可惜啊！”我想这下子算完了。他忽然回过身冲我一笑：“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天意如何吧！”我放心了，我知韩厅长为人耿直，不会坏我大事，但他也为我捏一把汗，他也有责任。当时我想，地是分了，听天由命吧。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我们的村民，要是当时有一个人告状，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977年一进腊月，奇迹般地听到了鞭炮声，除夕之夜，大街上张灯结彩。我绕大街一周，看到孩子们穿上新衣服，脸上带着笑容，那高高兴兴的样，忍不住热泪盈眶。望着这万家灯火，暗暗说了一句：“衣食足则知耻荣。”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村子虽小也是一个小小的世界。有人说支部书记是“小国之君”，我认为也不为过。当家人的心是黑是白百姓心中自然有杆称。一个老人对我说：“这一年你只走了两步，一步一层楼。”我对他说我还要走三步、四步，一步一层天。他所说的两步，一步是二分自留地，一步是三分“口粮田”。1978年一开春，我又每人三分春地，全部种春地瓜，当中穿种芝麻，秋种时种麦子，队上只留一少部分，不超过30亩，其余全部分到户，自种自收。1979年粮田地已全部到户，棉田地无论如何还是没有敢动。这时段庄彻底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吃不了还可卖一部分，地瓜加工成粉条，也可卖一部分钱，劳力多的还能分到一部分。我的工作也十分顺手，还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这一段时间我狠抓了干部的素质教育，使他们廉洁奉公，不多占社员一分钱。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村的干部十几年来没一个因贪污多占犯错误的。村里也十分安定，没有一个上访告状的，甚至连打架的、骂大街的也没有。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敢说当支书十二年没喝过社员一滴酒，没贪过社员一分钱，相反哪一年也要赔进集体几百元。我自己规定：上级来人在我家吃饭一年只领一百元补贴，多了自己掏腰包，其他成员这样的补贴一分也没有。
  1979年冬，那时三中全会已开过，我开始考虑在棉田地上作文章。我想：有组织地施行承包，老百姓真能富起来，通过3年来的试验证明是一条可行之路。我是共产党员，应当把这个经验推广出去，让全公社、全县以至全国的老百姓尽快解决温饱问题。但就我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是无能为力的，必须有党委的支持，也就是最起码的一条得公开。有一天县委副书记徐士高来段庄，他是从外地调来的，来夏津后对段庄问题有些耳闻，但具体情况不甚了解，确切地说，当时关于段庄分地的情况，上头只是听到一些传闻，真实情况只有段庄人心里明白。在谈话时我发现徐书记思想开放，为寻求一条农村改革的道路，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只带一个秘书，我把真实情况全盘告诉了他，把下一步实行全盘承包的计划也告诉了他，得到他的充分肯定和赞赏。他临走时吩咐：“你充分做好准备，我向县委汇报，把你的经验推出去。”就在1979年冬天我接连开了几次支部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全部承包的问题。实际上是轻车熟路，一个月的时间关于怎样承包的一系列问题就做好了计划。
  1980年初春，县委徐士高副书记来搞责任制试点，在公社的大办公室里，召开了全体脱产干部会议，吸收33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展开了东李公社一次空前的大讨论，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承包责任制符合不符合中央精神。当时中央没有明确规定搞什么分还是包，徐书记讲：“要解放思想，如果只按中央文件办，那是照章办事，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要我们解放思想。”接着大家展开讨论，如现有的集体财产怎么办，军属五保户怎么办，收了棉花不卖给国家怎么办，不在夏津县卖怎么办……。最后竟吵成一锅粥，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有的扯着嗓子喊，有的面红耳赤，瞪着眼呲着牙。我坐在最后面的墙角里静静地听着，最后王秀生书记站起来，挥舞着双手让大家停下来，好一会儿会场才静下来。“让段庄支部书记发表一下意见，看他有没有高招。”我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个大烟斗，人们把目光都投向我，因为当时我20几岁，是全公社支部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个，在我们这个地方年轻人没有一个吸烟用大烟斗的，我赶紧放下烟斗，开始发表我的看法：“三中全会文件上有这么一条，在我国边远地区可以搞承包到组，我认为边远地区是因为贫困，也就是贫困地区可以这样做，我们是贫困地区就等于边远地区，所以说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我说完这些话，有些人觉得有些道理，我听着好象有人说了一句“对！”徐副书记喊了一声：“你接着讲。”“粮田不在计划的可以按人口平均分，国家计划这一块我们可以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人七劳三，多劳多得’，叫做承包到组，责任到人，不叫包产到户，更不叫分散单干。”“好，有道理。”徐副书记说。我接着说：“关于集体财产如大牲畜、机器什么的，可以折价卖给社员，得来的钱发展再生产，打机井什么的，机井要统一管理，保证每户使上水，这是干部的责任。”关于棉花不卖给国家和不卖给夏津这个问题，我回答得也很风趣，我说：“这个问题不需考虑，哪里给的钱多上哪去卖，就是卖到台湾也出不了中国地盘，还可以卖给美国、日本、加拿大。”有些人笑了，很多人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做了回答，像答记者问了。最后有人问：“这样干你觉得段庄秋后向国家交多少皮棉？”“十万斤吧，我准备比去年翻一番。”我说得象讨颗烟那么轻松。在坐的都有些震惊，好大一会儿，一个人也没有吭声。县委徐士高副书记、公社王秀生书记、许万沂副书记几个人好象同时站起来：“分，坚决地分。分不开的，不会分的，让陶九岭教你们。”
  散会了，徐士高抓着我的手说：“我喜欢听京剧，今天你演了一出叫诸葛亮舌战群儒，我给你喝彩。”我只是笑了笑，说：“我无古人之风，更无诸葛亮之才，关于喝彩，秋后吧。”“好，秋后你交十万斤，我来给你开庆功大会，就这样。”也就是在这一年，东李公社全面地实行大包干，翻开了农业改革历史上新的一页。
  1980年，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我终于能甩开膀子，施展我的才华了，至于是怎样分或是怎样干的，我想现在已是俗套，不必赘言。但是有一点我需要说，这一年我掉了二十斤肉，但是秋后卖的皮棉超过了十万斤，段庄人均分配一下跃入全县第一。我笑了，哭了，同时也醉了。我没有什么语言，去描绘当时那幸福的情景和心情……
  徐士高副书记庆功来了。公社王秀生书记、许万沂副书记、郭尚廷副书记都来了，我们同席而坐，酒杯举得高高的。随之而来的是记者：新华社的、人民日报的。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县委书记刘风岐听完我的发言之后，高兴得无以言表：“好小陶啊，好小陶啊，全县学小陶啊，学小陶，小陶是何等的好啊……”。当时团县委书记房玉梅问我：“你的感想是什么？”我只说了一句：“我感动了上帝。”房玉梅叹了一口气。我们在一块当过公社团委副书记，她对我是了解的。段庄沸腾了，80年的除夕之夜，鞭炮一直到零点未停，我醉了，但不是自斟自饮的76年了，我邀来了几位支委共度这除夕之夜，良宵美酒，我欣然命笔：“曾几何时，风雨伴我走春秋，风也停了，雨也停了，风雪自此不潇潇……”
  是啊，忍饥挨饿的日子，在段庄一去不复返了。我终于胜利了，段庄人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1981年我除了深入完善我的大包干之外，主要是接待记者和作家的采访，再就是给各地介绍落实责任制的经验。1981年开始就成了鲜花盛开的日子了，《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杂志社、《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文汇报》……先后介绍和报导了段庄实行责任制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
  新闻媒介把段庄的做法迅速传遍全国各地。1980年底或是81年初，陕西省一个大代表团来我县，据说当时陕西省党委书记是山东人，听说老家实行大包干，派了3个地区的3个地委书记，30来个县委书记和报社记者，来老家取经。山东省委派一个粮食厅副厅长带领他们来夏津，县委书记用专车来段庄接我。在县委招待所的大会议室里，徐士高副书记和我接待了他们。记得开会前徐书记嘱咐我：“今天你面对的都是不小的官，不要怕，他们是来学习的，大胆地讲，讲好了，不但露夏津的脸，还给咱山东露脸。”我一笑说：“既然是来学习的，我不管官大小，都是我的学生，世界上那有老师怕学生的道理。”就这样，我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怎样分地的情况，然后就是回答他们不明白的问题。整整一个上午，他们很认真，提的问题也很具体，我一一为他们做了满意地答复。最后一个同志问：“用简单的话说，大包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1981年，段庄人均分配800元以上，段庄用上电，我买来彩电，每天晚上在大街上演，邻近村里的人们来看段庄怎样拥抱现代文明，我不必细讲。房玉梅向团省委汇报了我的情况，受到团省委的重视，孙淑义书记专程来我家看望我，并在全省青年中树我当标兵。
  1982年我赴省参加新长征突击手表彰大会，会上我第一个发言，用记者的话说，我得了这次会议的“单打冠军”，在长时间的鼓掌中我再一次向台下鞠躬谢幕。之后我在山东作巡回报告。
  1998年底